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万古云霄一羽毛（修改稿）（一）

──先总统蒋公冥诞百二十周年祭


芦笛


一、迟来的缅怀


10月31日是先总统蒋公冥诞一百二十周年，我竟然是从国内网上知道的。大陆有人到台湾旅游，专访慈湖蒋公陵寝，贴出了有关照片，并惊叹陵寝竟然朴素如许。文后贴了大约上百个跟帖，有赞有贬。

赞者多是大陆网友，光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大约就有十几份。或曰蒋公平生律己甚严，廉洁自持，堪为后世楷模，更令如今几乎刮穿了地壳的当道者愧死；或引唐德刚语录，盛赞蒋公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民族英雄，在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忧外患时还能安内攘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寇，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或称蒋公在抗战胜利后毅然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等等，等等；

骂者多是台独分子，那套台独八股，洪哲胜早在网上翻来覆去播放到滑了牙，无非是“外来政权”实行的“白色恐怖”如何如何可怕。值得注意的是，骂者中也有大陆网友，却多是恨蒋公心慈手软，一味行妇人之仁，导致我党崛起，陷神州于万劫不复，实为民族千古罪人；也有人指出，蒋并不是什么民主领袖，到台湾后实行一党专制，并最终造成子承父业的局面，并不值得美化歌颂，云云。

看了国内舆情，心中感喟万千。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无限欣慰：历史人物形象不是我党可以一手遮天、任意强奸民意随心所欲塑造的。套句鬼子的话：我党可以在一时愚弄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愚弄一部分人，但绝无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愚弄所有的人。党宣传机器日以继夜地疯狂运转半世纪，以妖魔化蒋公为最大任务，但最终人民还是开始觉醒了，开始半公开地从心底迎回当初被他们真诚唾弃的蒋公。

蒋公当然不是完人，甚至也不是国民党过去吹捧的那个伟大的民主领袖，但我深信他至少能像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在人民心中留下不朽的丰碑，而这绝不是窃国自逞的奸雄毛泽东辈可以梦见的。正如党朋阿随和咱老百姓（真）反复承认的那样，今日我党在道义上已经彻底破产，沦落到了只能靠所谓“狼羊－点菜律”来招募支持者、嘲笑反对派，以致“蒋介石逃到小岛上去”竟尔成了他们“论证”共产党上台合理的“科学依据”。一个堂堂大国执政党居然混到奉“拳大即是爷，有奶便是娘，强权乃公理，二奶即二娘”的无耻市侩哲学为实际党章兼国教的地步，该有多悲哀！如果这也能当成“宇宙运行规律”，那我建议这些同志郑重上书国务院，申请将岳坟铲平，改为秦桧宗祠，将岳飞、岳云、张宪等人塑为跪像，跪在秦丞相和王夫人面前──毕竟，被人以谋反罪绞死的“耻辱”，似乎要比全身而退，逃到小岛上更甚不是？

第二个感慨是，大陆同胞的反应虽褒贬不一，但都从不同角度上说出了我过去的心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心路轨迹。

在７０年代初的地下读书运动中，我从官方出版物包括毛选中基本猜出了中国现代史的大致真相，于是把蒋公从中共设置的茅房里捞了出来，加以美化，日夜痛悔中国的历史在４９年作了急转弯，就此堕入黑洞。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最黑暗的年代，日日夜夜萦绕在我心头的便是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但后来年齿稍长，理性便逐步取代了激情。我首先从神坛上搬下了龟孙中山，将其扔进自制茅房里去，接着又严厉审视近现代史上诸人。最后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只有三位同志：先总统袁公世凯，先总统蒋公介石以及先总设计师邓公小平。这三个人值得肯定，都在于他们是保守的维新派，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其中老袁没有革命乱党背景，所以政治上最开明，政治作风最正派。老蒋次之，而老邓更等而下之，其所以如此，乃是本人被革命污染的程度决定的。但在实际政绩中，蒋公以领导抗战胜利而终将名垂千古，说是“万古云霄一羽毛”，似乎也不过分。

下面我作为一个被蒋介石抛弃在大陆，受了为台独分子与台湾土共分子都无从想象的将近４０年煎熬的遗民，心平气和地讲述一下我对蒋公的评价，敬候参与严肃讨论的网友砸砖。


二、时代背景

评价历史人物之难，在于今人常常忘记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人的认知水平，用现代价值观去对丝毫不具备现代觉悟的历史人物作简单的道德批判，或以今日之价值观大义凛然声讨之，或无视历史人物的真实精神境界，将其拔高美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伟人。此类典型错误，我已经在《史可法的选择》中解剖过了，强调指出如今盛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乃是后世从西洋舶来的，古人彻底缺乏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只懂君臣大义，不知所谓“民族大义”。传统社会只有忠臣，没有现代所谓“民族英雄”。用这些西式观点去对彻底缺乏此类觉悟的古人作简单的道德褒贬，乃是比较荒唐的智力笑话。

但这是不是说，今人评论古人必须彻底放弃现代视角，什么道义批判都不能作？倘若此，则世上也就只有发掘、考证、陈述史实的史学家，没有依据这些史实作出评判的史评家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关键在于把握好评判的标准。具体来说，应该在尊重历史人物的真实精神世界和时代限制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行为对国计民生以及对社会进步（亦即趋向于西方文明模式的进化）的影响，来臧否这些人物。

据此标准，窃以为，在评价蒋公的平生事迹时，有几个事实必须牢记在心：

１）从晚清直到现代，除了宋教仁庶几近之外，中国（现代台湾不计）从未出过民主政治家，也没有几个人对西方民主有起码的了解（尤其是如今所谓海外民运人士）。

２）从晚清直到抗战，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外患而非内忧，内部危机其实是外来文明冲击引起落后的东土文明传统信念的土崩瓦解，说到底还是外患使然。特别是在２０年代以后，中国面临着被苏日两国瓜分肢解的现实危险，而强弱对比使得中国国脉如丝，命在旦夕。中华民族立国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险恶的局面。

３）国民的共识和急迫愿望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在后期则是抗击日苏直接发动或通过其代理人发动的侵略战争，救亡图存，并不是实行西式民主，更不是王怡辈于今加以美化歌颂的“联省自治”。此所以为如今许多学者扼腕不已的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趋向必然发生。

４）基于这最大的危机，立志救国的各路神仙根据西方提供的模式，开出了不同的方子：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日中共一样，主张“四个坚持”，在保持现体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技术。此类主张为甲午战争结局粉碎；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一般人只知道康梁特别是后者是立宪派首领，却不知从袁世凯直至继任的北洋军阀们其实都根据德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的榜样，一度认定实行宪政乃是富国强兵的正道）；孙中山等人主张暴力革命，建立共和国；孙文之余脉共产党人则堕入魔道，认定“走俄国人的路”乃是富强的速成方。方子虽然各不相同，但鹄的都是“富国强兵，洗雪国耻”，与实行民主毫不相干。

５）当时无论朝野无任何人有起码的公民意识（包括权利意识与契约精神），全都是“见拳头而罗拜，视规则如婊子”的“狼羊律”信徒（于今尤甚，sigh）。很明显，要在这种崇拜权势和实力、藐视规则的野蛮国家推行本质是社会契约的民主宪政，根本没有可行性。

６）因此，当时中国唯一能争取到的社会转型的最适方式，便是君主立宪制，利用人民绝对服从君主的思维惯性，靠虚君的权威去推行宪政。只有在遵守社会契约成了全民本能之后，才能考虑政府甚至国家元首由民选产生，否则只会欲速不达，“走向反面”，使得社会越发失去实行宪政的可能，而这不幸就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事。

承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客观的读者不难看出，辛亥革命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孙文等革命乱党在民国成立前后犯下的滔天大错（不说是大罪吧）有三：

第一、在清廷退让到愿意“虚君共和”、实行宪政并任命了责任内阁之后还要坚持成立民国。宋教仁不但拒绝了袁世凯的招安，还扬言要派出死士源源北上，刺杀袁世凯，吓得袁乖乖屈服，使得中国就此错过了化辛亥革命为英国式光荣革命的良机。

第二、首开卖身投靠外国人，以主权、资源甚至领土换取外国资助推翻本国政敌，为外国主子打控制中国的代理战争的滥觞。这在孙氏乃一以贯之的终身实践，堪称生命不息，卖国不止。

根据近人研究，早在甲午战败，中国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乘机在广州策动武装暴乱，为此数度前往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

1911年孙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以上据杨奎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

1915年1月日本大隈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袁世凯在陆军总长汇报与日开战必输无疑之后，想尽办法挫败日本的野心。他一面故意将日本的要求泄露出去（恰与今日中共秘密签约卖国形成鲜明对照），以便国内外舆论抨击日本，引起列强干涉，并坚定表示：“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一面对日方要求逐条作了批示，或严词驳回：“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指示外长：“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或采取拖延战术：“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或稍作让步敷衍之：“（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探情报，贿赂议员，发起弹劾大隈内阁。

在袁公的努力下，最后签订的文本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多被袁破坏。袁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虽是流氓手段，但积弱之至的中国既不可能凭实力硬抗，又无望于列强主持公道，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些流氓手段还真奏效了，不但购地租地成了一纸空文，其他条款也悉数落空。日本人自己就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日本“顾问”们也承认：“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就连继任首相寺内正毅也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即使如此，袁公仍引此事为奇耻大辱。签订条约后，他给全国官吏下了秘密文告，要全国军民牢记这一国耻，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在未来洗雪这一国耻。他甚至毫不隐瞒自己的失败，令人写了一本《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上据《五四运动述实》）

然而孙中山听到这消息后，却竟然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次年３月，孙中山派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成立了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所谓“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才被中央政府（亦即所谓北洋政府）招降改编为国军（以上据杨奎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

1917年，中国政府内部发生是否对德宣战的政策争议，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得到德国政府两百万银元的秘密资助。孙用这些钱贿买海军将领和部分国会议员，引诱他们南下，成立非法的“护法军政府”，公开分裂国家，打响军阀混战第一枪。

1923年，孙与苏俄特使越飞发表共同宣言，从此卖身投靠苏联人，接受苏俄巨额军事援助，打响了苏日瓜分控制中国的代理战争的第一枪。

孙氏这种“为革命卖国”的无耻实践，使得“石敬瑭主义”成了一种光荣行为甚至时尚，各式各样的野心家诸如冯玉祥、盛世才和共产党人等竞相效法，加重了民族危机。

第三、在民国成立后，孙文等人拒绝把自己改造为西方式忠诚的反对派，不顾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竟以袁主持善后借款以及宋教仁被杀案为借口，悍然发动武装叛乱（所谓“二次革命”），堕落为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军阀，打响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以暴力践踏游戏规则、籍武力解决政见分歧的军阀战争第一枪。在此榜样的感召下，不仅为辛亥革命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军阀以及反革命军阀从此开始拥兵自雄，武装割据，就连袁世凯都从自身经历中痛苦地领会到：“作尊重规则的君子即寸步难行，当挥舞拳头的流氓则通行无阻”，逐渐放弃对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尊重，动用实力甚至流氓手段去实现削减各省民军、整顿社会乱局、使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的正当目的，由此形成了至今遗祸无穷的“拳头强过规则”的“反规则”。

因此，推原祸始，孙文才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把“狼羊律”变成了中国国教的第一人。这传统由我党承先启后、发扬光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使得今日中国统治者陷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永恒困境中，从根本上堵死了由统治者作出实质性让步、进行和平改革的可能。

下文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对蒋公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略作评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