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五）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五、“解放”后的中苏关系演变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北部强邻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平等的，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当时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狼羊律”。因为马不停蹄、川流不息的内战与革命，中国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对强邻强项。
这一点在１９４５年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暴露得最突出：斯大林捏死了国府的七寸，以“把中共放出关去接收东北”作为有效的讹诈手段，使得国府不得不忍痛以战胜国、甚至是所谓“四强”之身，接受远远超过一战结束时蒙受的奇耻大辱，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大片领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邻窥伺在侧，同室操戈，当然要让人家坐收渔利。
但此时却已时移世易。自革命乱党辛亥肇祸以来，中国首次真正统一了，再也没有了可让旁人坐收渔利的内部纷争。这就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前任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客观上的优势。如果当国政治家们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本来可以是他们的大有为时代。如果说国府以内部四分五裂的弱国之身尚能作出一系列骄人的外交成就来，那么，“新”中国政府应该远远超过他们的政绩才是。
然而问题在于，我党和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不一样，它乃是由外国建立，受外国领导的一个国际宗教运动的分支，于是在它执政之后，中苏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关系，而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既是国家关系，又是党际关系；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徒关系；既是同志关系，又是教主甚至上帝与教徒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连某国天主教主教与梵帝冈教皇之间的关系都不足以比拟，根本就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
就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毛对莫斯科的态度，中共对苏联的忠诚绝对不只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如石敬唐那样挟外力以自立，它更是一种宗教上的执着。不把握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毛共对苏外交何以如此七颠八倒，莫名其妙，连起码的理性解释都无法给出来。
例如中共最反理性的一举乃是莫名其妙地反美亲苏。还没有“建国”，毛便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借庆祝中共成立２８周年之机，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向国际社会宣布“一边倒”的政策，迫不及待地加入冷战阵营一方，亲手封死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不需要过人的才智就能看出此举惊天动地的愚蠢，就连在当时也引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抨击。
如果考虑到苏美双方的态度，毛这种倒行逆施就更无法理解了。尽管美国在内战中支持国府反对中共代表的苏联，但老美从来是实用主义者，抛弃老盟友的行家里手。共军过江前，国府南迁广州，苏联大使馆也跟着前去“共赴国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试探与中共建交。尽管后来此举因受双方内部阻挠而未能实现，但美国却一直在考虑抛弃国府，接受中共。政府大员频频表态，向中共发送明确无误的信号。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国府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明确表态：“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在毛访问苏联期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开会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
次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暗示中共尽可放手攻打台湾。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仍然在毛访问苏联期间，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
１９５０年２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McConaughy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主张美国承认“新”中国。
直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迪安腊斯克还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在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并认为经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即能解决是否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因此，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如果中共不派兵入朝，中美建交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中国和美国有了外交关系，则连白痴都能看出来中国必然获得极大的外交周旋空间，让中国成为冷战双方竞相拉拢收买的奇货。
另一方面，苏联则对“新”中国、特别是毛本人满腹狐疑。据大陆媒体近年披露，毛早在１９４７年便向斯大林请求访苏，此后又多次提出类似请求，最后那次，亦即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毛甚至卑躬屈膝地给莫斯科发电报：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
一个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大部，拥有数百万军队以及数亿臣民的大国党魁，卑微到了口口声声尊斯大林为“大老板”，请求前来汇报工作，并真心希望赐予指示的地步，当真是国际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丑闻。
然而“大老板”却不为所动，毛几次请求朝见都被他拒绝了，所用的借口之拙劣，似乎是故意想让毛明白“莫斯科并不欢迎你”。这其实也是实话，斯大林认为毛不过是个“人造黄油马列主义者”，可能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对毛的“山沟沟里出的马克思主义”他深怀鄙夷和怀疑，认为毛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农民领袖，乃是中国的普加乔夫（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而根据马列教条，农民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乃是改造对象。
斯大林当然没有看错，毛确实是这种人物。但斯大林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搞的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外交。他对中共的恶感，更多的是出自于帝国主义心态。
根据蒋经国的回忆，斯大在和他会谈时曾有这么一番谈话：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这段话非常可信。斯大林是地缘政治的高手，终生经营的就是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环状的缓冲地带。他在二战前制造外蒙独立，二战后在东欧成立社会主义阵营，其真意都是把苏联的边防线往外面远远地推出去。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出现在他的南邻，必然会构成对其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如同后来越南统一后便和中国大打出手一般。为苏联的国家利益计，他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付中国，最理想的局面乃是出现南北朝。
这或许就是苏联大使馆和国府共赴国难，誓同生死，一道搬迁到广州去的原因。反正国际学术界一直是这么解释。直到最近才有国内学者提出新见解，认为斯大林并不反对毛统一中国，苏联大使与国府共存亡的姿态其实是作给中共看的，那意思是提醒他们“建国”后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论苏联的动机是什么，这姿态应该让中共寒冬饮冷水，点滴在心头。然而毛泽东就是不改愚忠到了这个地步，他不但还没“建国”就毅然宣布一边倒，而且在登基不久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苏联去为斯大林祝寿。据说他走得如此匆忙，只带上了几个秘书，连外长和签订条约必须的专家一概都未带上。到了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只让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而他此前曾不惜纡尊降贵地到车站送返国述职的纳粹德国大使于前，到车站亲迎前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于后，和后来他轻慢“新”中国元首的举止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照。
这在当时便引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当时中共整理的“内参”就搜集了种种民间批评。这些批评普遍认为毛此举丢了国家的面子，按传统惯例，双方国家元首应该在边境会面，哪有一国元首为给另一国元首祝寿万里迢迢跑去朝见的？批评者们还记起了斯大林亲迎日本外相的往事，更认为中国如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国一般。后来毛在苏联竟然待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这在国际外交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更是让国内外谣诼万端，众说纷纭。
这还不足奇，有趣的是，祝寿活动不久后，毛就从苏联媒体中消失了。斯大林把他晾在别墅里不理他，让毛大发雷霆，骂道：他每天只有两件事可做，吃饭和拉屎。毛消失不见，引起了西方大量谣言。西方盛传毛被斯大林软禁了，美国人还言之凿凿地说中共已经把东北和新疆割让给了苏联。当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突然软化下来，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其中，他一改“不签新约”的初衷，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毛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
因此，是西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才使得斯大林最终在签约问题上让了步，同意毛将周恩来召来谈判签约，为国家争回一点权益。
毛就是再愚蠢，至此也该悟出了斯大林态度突然改变的原因。可他就是死也不懂，硬要和自己过不去，剥夺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1950年1月13日，当他还在莫斯科时，就批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故意以此举动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美方对此提出抗议，决定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此反应，毛完全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特地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苏方，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这种种倒行逆施，难道可以找出个理性的解释来？毛的怪诞举动，就连小市民的水平都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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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北部强邻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平等的，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当时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狼羊律”。因为马不停蹄、川流不息的内战与革命，中国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对强邻强项。
这一点在１９４５年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暴露得最突出：斯大林捏死了国府的七寸，以“把中共放出关去接收东北”作为有效的讹诈手段，使得国府不得不忍痛以战胜国、甚至是所谓“四强”之身，接受远远超过一战结束时蒙受的奇耻大辱，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大片领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邻窥伺在侧，同室操戈，当然要让人家坐收渔利。
但此时却已时移世易。自革命乱党辛亥肇祸以来，中国首次真正统一了，再也没有了可让旁人坐收渔利的内部纷争。这就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前任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客观上的优势。如果当国政治家们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本来可以是他们的大有为时代。如果说国府以内部四分五裂的弱国之身尚能作出一系列骄人的外交成就来，那么，“新”中国政府应该远远超过他们的政绩才是。
然而问题在于，我党和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不一样，它乃是由外国建立，受外国领导的一个国际宗教运动的分支，于是在它执政之后，中苏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关系，而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既是国家关系，又是党际关系；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徒关系；既是同志关系，又是教主甚至上帝与教徒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连某国天主教主教与梵帝冈教皇之间的关系都不足以比拟，根本就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
就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毛对莫斯科的态度，中共对苏联的忠诚绝对不只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如石敬唐那样挟外力以自立，它更是一种宗教上的执着。不把握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毛共对苏外交何以如此七颠八倒，莫名其妙，连起码的理性解释都无法给出来。
例如中共最反理性的一举乃是莫名其妙地反美亲苏。还没有“建国”，毛便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借庆祝中共成立２８周年之机，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向国际社会宣布“一边倒”的政策，迫不及待地加入冷战阵营一方，亲手封死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不需要过人的才智就能看出此举惊天动地的愚蠢，就连在当时也引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抨击。
如果考虑到苏美双方的态度，毛这种倒行逆施就更无法理解了。尽管美国在内战中支持国府反对中共代表的苏联，但老美从来是实用主义者，抛弃老盟友的行家里手。共军过江前，国府南迁广州，苏联大使馆也跟着前去“共赴国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试探与中共建交。尽管后来此举因受双方内部阻挠而未能实现，但美国却一直在考虑抛弃国府，接受中共。政府大员频频表态，向中共发送明确无误的信号。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国府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明确表态：“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在毛访问苏联期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开会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
次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暗示中共尽可放手攻打台湾。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仍然在毛访问苏联期间，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
１９５０年２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McConaughy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主张美国承认“新”中国。
直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迪安腊斯克还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在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并认为经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即能解决是否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因此，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如果中共不派兵入朝，中美建交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中国和美国有了外交关系，则连白痴都能看出来中国必然获得极大的外交周旋空间，让中国成为冷战双方竞相拉拢收买的奇货。
另一方面，苏联则对“新”中国、特别是毛本人满腹狐疑。据大陆媒体近年披露，毛早在１９４７年便向斯大林请求访苏，此后又多次提出类似请求，最后那次，亦即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毛甚至卑躬屈膝地给莫斯科发电报：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
一个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大部，拥有数百万军队以及数亿臣民的大国党魁，卑微到了口口声声尊斯大林为“大老板”，请求前来汇报工作，并真心希望赐予指示的地步，当真是国际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丑闻。
然而“大老板”却不为所动，毛几次请求朝见都被他拒绝了，所用的借口之拙劣，似乎是故意想让毛明白“莫斯科并不欢迎你”。这其实也是实话，斯大林认为毛不过是个“人造黄油马列主义者”，可能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对毛的“山沟沟里出的马克思主义”他深怀鄙夷和怀疑，认为毛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农民领袖，乃是中国的普加乔夫（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而根据马列教条，农民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乃是改造对象。
斯大林当然没有看错，毛确实是这种人物。但斯大林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搞的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外交。他对中共的恶感，更多的是出自于帝国主义心态。
根据蒋经国的回忆，斯大在和他会谈时曾有这么一番谈话：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这段话非常可信。斯大林是地缘政治的高手，终生经营的就是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环状的缓冲地带。他在二战前制造外蒙独立，二战后在东欧成立社会主义阵营，其真意都是把苏联的边防线往外面远远地推出去。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出现在他的南邻，必然会构成对其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如同后来越南统一后便和中国大打出手一般。为苏联的国家利益计，他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付中国，最理想的局面乃是出现南北朝。
这或许就是苏联大使馆和国府共赴国难，誓同生死，一道搬迁到广州去的原因。反正国际学术界一直是这么解释。直到最近才有国内学者提出新见解，认为斯大林并不反对毛统一中国，苏联大使与国府共存亡的姿态其实是作给中共看的，那意思是提醒他们“建国”后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论苏联的动机是什么，这姿态应该让中共寒冬饮冷水，点滴在心头。然而毛泽东就是不改愚忠到了这个地步，他不但还没“建国”就毅然宣布一边倒，而且在登基不久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苏联去为斯大林祝寿。据说他走得如此匆忙，只带上了几个秘书，连外长和签订条约必须的专家一概都未带上。到了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只让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而他此前曾不惜纡尊降贵地到车站送返国述职的纳粹德国大使于前，到车站亲迎前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于后，和后来他轻慢“新”中国元首的举止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照。
这在当时便引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当时中共整理的“内参”就搜集了种种民间批评。这些批评普遍认为毛此举丢了国家的面子，按传统惯例，双方国家元首应该在边境会面，哪有一国元首为给另一国元首祝寿万里迢迢跑去朝见的？批评者们还记起了斯大林亲迎日本外相的往事，更认为中国如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国一般。后来毛在苏联竟然待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这在国际外交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更是让国内外谣诼万端，众说纷纭。
这还不足奇，有趣的是，祝寿活动不久后，毛就从苏联媒体中消失了。斯大林把他晾在别墅里不理他，让毛大发雷霆，骂道：他每天只有两件事可做，吃饭和拉屎。毛消失不见，引起了西方大量谣言。西方盛传毛被斯大林软禁了，美国人还言之凿凿地说中共已经把东北和新疆割让给了苏联。当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突然软化下来，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其中，他一改“不签新约”的初衷，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毛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
因此，是西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才使得斯大林最终在签约问题上让了步，同意毛将周恩来召来谈判签约，为国家争回一点权益。
毛就是再愚蠢，至此也该悟出了斯大林态度突然改变的原因。可他就是死也不懂，硬要和自己过不去，剥夺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1950年1月13日，当他还在莫斯科时，就批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故意以此举动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美方对此提出抗议，决定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此反应，毛完全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特地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苏方，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这种种倒行逆施，难道可以找出个理性的解释来？毛的怪诞举动，就连小市民的水平都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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