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三）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五）东北化为代理战场
本节列举的史实主要来源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所得，主要参考文献是杨奎松教授的《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 以及张盛发先生的《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 》，部分参考Short所著《Mao: a Life》。具有史识性质的评论则基本是本人的观点。
前文已经说过，国府之所以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威胁要把中共放进东北去。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国府忍痛牺牲了外蒙和东北的部分主权，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承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文规定，只有国府才有权接受日本投降和接收东北的中国主权。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有关受降的一号命令也重申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就连中共此后和国府签订的停战协定也承认只有国府才有权接收东北，后来美国调处国共冲突，东北地区从来没有列在调处范围内。
因此，从法理上来说，中共根本就无权进入东北。如果有关各方：苏联、国民政府、中共严格按照自己签订的协议办事，则苏军应该在占领东北后三个月内，把东北全境交还给国民政府，不让中共势力渗透进去。对这一点，斯大林不但作了书面承诺，而且多次亲口向中国代表团保证过。
但问题是中共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可以争夺天下了。早在１９４４年老毛就雄心勃勃地表示，一定要从蒋介石手里“把中国拿下来”。
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靠苏联帮助。毛曾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在七大报告中，他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甚至把自己的脑袋都押上去了：“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正因为此，抗战一结束，他就准备大打出手，和国民党争天下。８月１４日，蒋介石致电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断然拒绝，斥之为“完全是欺骗”，下令全党磨刀霍霍，准备与国府大打出手，不仅要保住已经控制的大部分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域，而且准备在苏联帮助下占领东北。
前文已经说过，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建设成东亚第一流的重工业基地，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地域，又三面被苏联和外蒙包围。而中共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因此，在毛看来，“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一旦进入东北，中共就可以实现其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有了和苏联直接接壤的根据地，飞机坦克大炮就会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获得推翻国府必需的“技术条件”。
毛的这番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东北乃是必争之地，谁争到了东北，谁也就争到了中国，因此，只要能争到那风水宝地，就算把关内所有根据地丢了也不在乎。此中厉害，国民党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才会在和苏联谈判中力争把“只有国府才能接收东北”写进条约去。
但东北究竟落在谁手里，不是毛或蒋可以作主的，根据“谁出钱谁点菜”的狼羊－点菜律，只有斯大林才能说了算。
平心而论，对如何处理东北问题乃至如何最有利地使用中共这个驯服工具，斯大林并没有始终一致的政策，前后颇为摇摆不定，流露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作风。但不管具体方针怎么随着局势修整，他的帝国主义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也高度一致，那就是：“东北必须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严禁第三国染指”。他曾把这战略目标明确无误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在中共执政后，他还特地把这一条写进了和后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因此，使用中共这战略工具的方式和程度，自然也就根据这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而变动。如果斯大林觉得能够通过国府和平达到这个目的，则他就会勒紧????的缰绳。如果他觉得国府妨碍他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放出来乱咬一气；如果他paranoia发作，怀疑美国垂涎满州，而国府成了美国????，则他就不但要把????放出来，还要把????武装到牙齿，鼓励????不顾一切，只管大咬便是。
这就是苏联及其????中共在其东北战略上的一波三折，它其实反映了苏联谋求独霸东北的帝国主义政策与美国“门户开放”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冲突过程。总的趋势和二战后冷战的发生和加剧大气候变化相一致。于是，斯大林的东北战略计划也就从初期的“准备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变成“把国军堵在关内，让中共占据满州”，又变成中期的“中共与国府平分东北”，一直演变直到后期的“全力装备中共并鼓励中共放手和国府大打，争取抢到尽可能多的地盘”。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主子的意图，凡有重大战略计划都事先请示莫斯科，得到批准后才敢行事。于是我党争夺东北的步骤也就按上述四部曲演变：从“遵命与国府和平谈判”变到“把国军堵在关外”，再变到“与国府在东北建立南北朝”，最后才是“放手和国军大打，力争最多地盘”。历史上还从未见过代理人如此忠实执行主子意图的代理战争，其高保真程度堪称镜像。
代理战争的另一方则是美国。但和过去的日本不同，美国并无帝国主义野心，既不想在中国掠夺领土，谋求势力范围，享受特权，更不愿意在中国死人流血，谋求的不过是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而已。说穿了，美国不过是斯大林的假想敌，而国民党亦非他想像中的“美国????”。
当然斯大林也不完全是想入非非，美国当时确实对苏联战后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深为不满，苏联把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不容第三国染指，自然违反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要引来他们的反弹。
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府。面对苏联这种自己无力抗拒的强敌，国府自然只能使出传统的“以夷制夷”手段来，动辄向美国呼救，请美国出来打抱不平。这种事干多了，当然要引发并加重斯大林的怀疑，认定如同中共是他的忠实????一样，国民政府乃是杜鲁门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就是这场代理战争的先天劣势，美国对国府毫无好感，二战之后国民厌战心理严重，不久便大幅度裁军，对国府的支援完全是半心半意，除了外交干涉，顶多只能给点物质援助，而这只能加重斯大林的疑心病，坚定其通过中共这个战略工具间接回击美国的意志，等到后来斯大林看穿美国其实不会派兵到中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后，便更是肆无忌惮了。
下面简介一下上述“四部曲”的展开过程。
第一部曲便是斯大林压中共和谈，中共领袖被迫屈服。
和国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斯大林觉得已经通过外交手段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后院，便决定暂时闲置中共这工具，敦促他们和国府合作。
８月１４日，日本才宣布投降，蒋介石便立即发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去谈判。毛当即回电拒绝，蒋介石又发电邀请，如是者三，却接连被毛拒绝了两次，第三次毛却同意了，何故？
原来斯大林闻讯后，立刻接连给毛发了两次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最后这句话含有的威胁，毛绝对不会听不出来，于是只得遵照主子指示，“与蒋介石进行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到重庆和蒋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
这就是我党宣传的“伟大领袖为了和平，不顾危险，深入虎穴，毅然前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真相。记得当年中学语文教科书还有篇马屁作品，题为《挥手之间》。全国人民都给这些宣传欺骗了，他们不知道，不仅毛是让斯大林逼着去重庆谈判的，而且此事对正准备放手抢夺天下的毛的万丈雄心是个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几乎精神崩溃，过后病了很长时间，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理，直到美国宣布由马歇尔调处国共争端的好消息传来，才使他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政治病不药而愈。
就连斯大林都知道他此举给????的打击，曾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承认：“（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斯大林当时确想促进中共与国府的合作，并没有在一开头就想把????放出来恶咬一气。
但不久问题便发生了，首先是毛在此前已经下令华北共军大举出关。虽然斯大林知道这是违反协议的，但他不光是帝国主义国家领袖，还是国际共运教皇，如果以武力悍然制止“兄弟党”扩张，必然要陷入意识形态困境。因此，此期虽然发生了苏军驱赶和防止部分土共进入关外的事件，华北土共还是大量渗透了进去，这部分是因为苏联下层官兵不明领袖意图而自发表现了“阶级感情”和“国际主义精神”，部分也是因为斯大林没有给苏军下死命令，命他们不惜一切防止土共渗入。
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不久就和国府发生冲突。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东北地区，苏军还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省。国府因此抗议苏联违约。苏军只好撤出，但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把三省交给了八路军，还向接管的共军保证，如果他们抵挡不住国军，可以退到外蒙去。
最后，苏联占领军便和土共达成了协议：共军可以大量出关，但不得打出八路的旗号，只能打“自治联军”的旗号。中共不得在大城市建立政权，但可放手在农村建立政权，苏军绝不干涉。总而言之，中共爱怎么发展都行，但不能让国民党抓不到把柄。用苏联大使的话来说就是“能做不能说”。
这当然只是大致图景，各地苏军表现并不一样，例如大连苏军将领要求八路只得在乡村发展，而驻山海关的苏军则公开欢迎八路，并表示尊重八路在那儿建立的政权，甚至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就这样，哪怕是在初期，虽然在个别地区发生苏军驱赶八路的事件，中共仍在苏联默许放纵下大举进入东北，控制了农村和内地小城市，收编了大量伪军，发了第一笔战争财。用中共地方领袖的话来说便是：“目前红军主要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农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极易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开展条件极为有利。”
此期为期很短，接着便进入了“把国军堵在关外，让中共独霸东北”的第二期。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０日，美军在天津登陆，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斯大林，使他决定把????放出来。根据杨奎松教授介绍：
【十月三日，刚刚来到沈阳的一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驻东北苏军高级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并对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表示赞赏。但他认为中共目前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明确主张中共应在山海关一带部署十五万主力部队，并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十万兵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当东北局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时，驻东北苏军将领当即同意向中共提供三万支步枪，一百挺机枪和十五门炮。而到了第二天，即十月四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示，在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很明显，那人乃是斯大林的密使，传达的信息透露，斯大林已经抛弃了原订的“和平方针”，下定决心彻底践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把“美国????”关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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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五）东北化为代理战场
本节列举的史实主要来源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所得，主要参考文献是杨奎松教授的《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 以及张盛发先生的《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 》，部分参考Short所著《Mao: a Life》。具有史识性质的评论则基本是本人的观点。
前文已经说过，国府之所以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威胁要把中共放进东北去。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国府忍痛牺牲了外蒙和东北的部分主权，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承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文规定，只有国府才有权接受日本投降和接收东北的中国主权。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有关受降的一号命令也重申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就连中共此后和国府签订的停战协定也承认只有国府才有权接收东北，后来美国调处国共冲突，东北地区从来没有列在调处范围内。
因此，从法理上来说，中共根本就无权进入东北。如果有关各方：苏联、国民政府、中共严格按照自己签订的协议办事，则苏军应该在占领东北后三个月内，把东北全境交还给国民政府，不让中共势力渗透进去。对这一点，斯大林不但作了书面承诺，而且多次亲口向中国代表团保证过。
但问题是中共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可以争夺天下了。早在１９４４年老毛就雄心勃勃地表示，一定要从蒋介石手里“把中国拿下来”。
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靠苏联帮助。毛曾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在七大报告中，他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甚至把自己的脑袋都押上去了：“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正因为此，抗战一结束，他就准备大打出手，和国民党争天下。８月１４日，蒋介石致电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断然拒绝，斥之为“完全是欺骗”，下令全党磨刀霍霍，准备与国府大打出手，不仅要保住已经控制的大部分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域，而且准备在苏联帮助下占领东北。
前文已经说过，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建设成东亚第一流的重工业基地，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地域，又三面被苏联和外蒙包围。而中共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因此，在毛看来，“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一旦进入东北，中共就可以实现其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有了和苏联直接接壤的根据地，飞机坦克大炮就会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获得推翻国府必需的“技术条件”。
毛的这番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东北乃是必争之地，谁争到了东北，谁也就争到了中国，因此，只要能争到那风水宝地，就算把关内所有根据地丢了也不在乎。此中厉害，国民党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才会在和苏联谈判中力争把“只有国府才能接收东北”写进条约去。
但东北究竟落在谁手里，不是毛或蒋可以作主的，根据“谁出钱谁点菜”的狼羊－点菜律，只有斯大林才能说了算。
平心而论，对如何处理东北问题乃至如何最有利地使用中共这个驯服工具，斯大林并没有始终一致的政策，前后颇为摇摆不定，流露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作风。但不管具体方针怎么随着局势修整，他的帝国主义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也高度一致，那就是：“东北必须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严禁第三国染指”。他曾把这战略目标明确无误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在中共执政后，他还特地把这一条写进了和后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因此，使用中共这战略工具的方式和程度，自然也就根据这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而变动。如果斯大林觉得能够通过国府和平达到这个目的，则他就会勒紧????的缰绳。如果他觉得国府妨碍他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放出来乱咬一气；如果他paranoia发作，怀疑美国垂涎满州，而国府成了美国????，则他就不但要把????放出来，还要把????武装到牙齿，鼓励????不顾一切，只管大咬便是。
这就是苏联及其????中共在其东北战略上的一波三折，它其实反映了苏联谋求独霸东北的帝国主义政策与美国“门户开放”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冲突过程。总的趋势和二战后冷战的发生和加剧大气候变化相一致。于是，斯大林的东北战略计划也就从初期的“准备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变成“把国军堵在关内，让中共占据满州”，又变成中期的“中共与国府平分东北”，一直演变直到后期的“全力装备中共并鼓励中共放手和国府大打，争取抢到尽可能多的地盘”。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主子的意图，凡有重大战略计划都事先请示莫斯科，得到批准后才敢行事。于是我党争夺东北的步骤也就按上述四部曲演变：从“遵命与国府和平谈判”变到“把国军堵在关外”，再变到“与国府在东北建立南北朝”，最后才是“放手和国军大打，力争最多地盘”。历史上还从未见过代理人如此忠实执行主子意图的代理战争，其高保真程度堪称镜像。
代理战争的另一方则是美国。但和过去的日本不同，美国并无帝国主义野心，既不想在中国掠夺领土，谋求势力范围，享受特权，更不愿意在中国死人流血，谋求的不过是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而已。说穿了，美国不过是斯大林的假想敌，而国民党亦非他想像中的“美国????”。
当然斯大林也不完全是想入非非，美国当时确实对苏联战后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深为不满，苏联把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不容第三国染指，自然违反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要引来他们的反弹。
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府。面对苏联这种自己无力抗拒的强敌，国府自然只能使出传统的“以夷制夷”手段来，动辄向美国呼救，请美国出来打抱不平。这种事干多了，当然要引发并加重斯大林的怀疑，认定如同中共是他的忠实????一样，国民政府乃是杜鲁门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就是这场代理战争的先天劣势，美国对国府毫无好感，二战之后国民厌战心理严重，不久便大幅度裁军，对国府的支援完全是半心半意，除了外交干涉，顶多只能给点物质援助，而这只能加重斯大林的疑心病，坚定其通过中共这个战略工具间接回击美国的意志，等到后来斯大林看穿美国其实不会派兵到中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后，便更是肆无忌惮了。
下面简介一下上述“四部曲”的展开过程。
第一部曲便是斯大林压中共和谈，中共领袖被迫屈服。
和国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斯大林觉得已经通过外交手段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后院，便决定暂时闲置中共这工具，敦促他们和国府合作。
８月１４日，日本才宣布投降，蒋介石便立即发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去谈判。毛当即回电拒绝，蒋介石又发电邀请，如是者三，却接连被毛拒绝了两次，第三次毛却同意了，何故？
原来斯大林闻讯后，立刻接连给毛发了两次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最后这句话含有的威胁，毛绝对不会听不出来，于是只得遵照主子指示，“与蒋介石进行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到重庆和蒋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
这就是我党宣传的“伟大领袖为了和平，不顾危险，深入虎穴，毅然前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真相。记得当年中学语文教科书还有篇马屁作品，题为《挥手之间》。全国人民都给这些宣传欺骗了，他们不知道，不仅毛是让斯大林逼着去重庆谈判的，而且此事对正准备放手抢夺天下的毛的万丈雄心是个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几乎精神崩溃，过后病了很长时间，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理，直到美国宣布由马歇尔调处国共争端的好消息传来，才使他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政治病不药而愈。
就连斯大林都知道他此举给????的打击，曾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承认：“（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斯大林当时确想促进中共与国府的合作，并没有在一开头就想把????放出来恶咬一气。
但不久问题便发生了，首先是毛在此前已经下令华北共军大举出关。虽然斯大林知道这是违反协议的，但他不光是帝国主义国家领袖，还是国际共运教皇，如果以武力悍然制止“兄弟党”扩张，必然要陷入意识形态困境。因此，此期虽然发生了苏军驱赶和防止部分土共进入关外的事件，华北土共还是大量渗透了进去，这部分是因为苏联下层官兵不明领袖意图而自发表现了“阶级感情”和“国际主义精神”，部分也是因为斯大林没有给苏军下死命令，命他们不惜一切防止土共渗入。
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不久就和国府发生冲突。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东北地区，苏军还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省。国府因此抗议苏联违约。苏军只好撤出，但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把三省交给了八路军，还向接管的共军保证，如果他们抵挡不住国军，可以退到外蒙去。
最后，苏联占领军便和土共达成了协议：共军可以大量出关，但不得打出八路的旗号，只能打“自治联军”的旗号。中共不得在大城市建立政权，但可放手在农村建立政权，苏军绝不干涉。总而言之，中共爱怎么发展都行，但不能让国民党抓不到把柄。用苏联大使的话来说就是“能做不能说”。
这当然只是大致图景，各地苏军表现并不一样，例如大连苏军将领要求八路只得在乡村发展，而驻山海关的苏军则公开欢迎八路，并表示尊重八路在那儿建立的政权，甚至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就这样，哪怕是在初期，虽然在个别地区发生苏军驱赶八路的事件，中共仍在苏联默许放纵下大举进入东北，控制了农村和内地小城市，收编了大量伪军，发了第一笔战争财。用中共地方领袖的话来说便是：“目前红军主要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农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极易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开展条件极为有利。”
此期为期很短，接着便进入了“把国军堵在关外，让中共独霸东北”的第二期。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０日，美军在天津登陆，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斯大林，使他决定把????放出来。根据杨奎松教授介绍：
【十月三日，刚刚来到沈阳的一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驻东北苏军高级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并对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表示赞赏。但他认为中共目前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明确主张中共应在山海关一带部署十五万主力部队，并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十万兵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当东北局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时，驻东北苏军将领当即同意向中共提供三万支步枪，一百挺机枪和十五门炮。而到了第二天，即十月四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示，在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很明显，那人乃是斯大林的密使，传达的信息透露，斯大林已经抛弃了原订的“和平方针”，下定决心彻底践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把“美国????”关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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