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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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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七周年专刊 ◆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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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九十一期 ——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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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期《华夏文摘》献给“六·四”中被屠杀、被伤害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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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6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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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记 念】 不要忘却的祭念 小 林
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吾尔开希
⒉【人 物】 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 尹 进
清与晨 丁子霖
勇敢的播音员李丹 曾慧燕
⒊【见 证】 本樨地、复兴门阻截战目击记 一北京同胞
兰州三日记 大卫·哈雷思
中国最需要的是爱 死 者
⒋【情 思】 十分之一秒的情结 老 槁
⒌【杂 感】 让我们讲一点人性 秋 纯
也谈“六·四” 小 朱
记住“六·四”？忘却“六·四”？ 力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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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却的祭念
·小 林·
每年六四的凌晨，我的电子表都会提醒我又是一年了。其实，又哪里用得着被
电子表提醒呢？早早的我们都会知道那一天快到了，是啊，七年了……我们经过了
这样长久的思考，究竟从那场运动中学到了什么经验？吸取了怎样的教训？
七年了，难道七年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天哪！我被柴玲给骗了”吗？
七年前那广场上的市区里的百万人群竟然都是上当的人了？
七年了，难道七年的体会竟然是悲哀自我理想主义的破灭？七年前那广场上的
市区里的百万人群难道都是理想主义者吗？
七年了，难道七年的成长还要使我们不断地纠缠着当时某些学运成员的一句话
一个行为来否定那个运动吗？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些孩子……
七年了，难道我们的讨论依然要避开那个事件的中心——大屠杀，而去过分地
追究某些梢枝末叶的细节？
七年了！难道自认满腹经伦的人竟然会说出时间会忘记一切！？
有人试图忘却，却也写出点东西来证明了自己依然挂怀，虽然那是想让大家面
对时间放弃记忆的努力。
我不曾忘记那段历史，也不怕流眼泪，我一遍又一遍地重看当年我录下的近５
０个小时的电视新闻，将那事件的经纬——虽然只是表面现象——牢牢地、刻骨铭
心地印记。努力地排除时间的风化、后人有意无意的曲解。
忘却，使我们失去无数宝贵的经验、深刻的教训。忘却，使我们不断重演往日
的错误和悲剧，忘却，我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们民族的敌人。想要我们忘却的
人，我们可以用古今中外最尖刻、最严厉的话来痛斥他。
我的同胞、我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七年前，在我们的祖国曾经有过一场完全
自发的运动，参加的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警察、记者
、各界知名人士……，他们手无寸铁，却被当局用军队屠杀、镇压，死伤者数目在
七年后的今天依旧不详。
一九九六年六月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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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吾尔开希·
几年以来，流亡异乡，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双亲，虽然自从八九年
底开始就和他们保持着电话，通信联络，也从未忘记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
乡给父母亲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总是恳求他们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
告诉他们，远方的儿子一切平安。但这一切并不能弥补不能见面的痛苦。去年夏天
在台湾结婚，大喜日子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家里通了电话，听着我老母亲在电话的另
一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的心中充满悲伤。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亲居然不能
参加，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梦中都已描绘过无数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亲接出国的努力，我已持续了好几年了，至今仍无法如愿。去年（九四
年）年底，我父亲因心脏病不得不来北京阜外医院，准备进行开心手术，我几乎控
制不住自己情绪，几天几夜，我卧不成寐，泪水在半夜浸湿我的枕头，这几年以来
和家人联络的情形有如电影画面，映现在我脑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学运刚刚开始，还未成任何气候，我与几个朋友秘密筹划借
胡耀邦丧礼的机会，把学运组织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后短短二十个小
时之内，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当时从新疆来北京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的我的父
亲，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员随我父亲一道到北师大阻止我的行动，全市学生的誓
师大会将于晚九时举行。那漫长的九个小时，我一方面处理着各种复杂的准备工作
，一方面不断转移，从一个学生宿舍到另一个，每一分钟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
躲避的是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亲生父亲呀！九点钟，当我站在北师大讲台上向聚集
在那里的六万名大学同学宣布：“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民间政治组织成立”时，我
立时被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所围绕，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我却能听
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儿子！”我惊异地寻声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就
好，知道就好。”我的父亲站在讲台脚下，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
之间老了十岁，脸痛苦地扭曲着，我的心口一阵剧痛，我似乎感觉到那是父亲的心
，也在剧痛。
那个晚上，我和我的同伴汇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结的学生，浩浩荡荡，约
八万多人走向天安门。我在街道上，我在广场，我在人民会堂前，声嘶力竭地哭喊
自由，我不敢想父亲那张脸，更不敢想，父亲是怎样从师大回到他的住处的，他一
定哭了。
父亲是具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翻译过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
多位共产主义“伟人”的著作，给毛泽东作过翻译。文革期间，被毫不留情地整肃
，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几乎瘫痪。他没有瘫痪，也保住了很多医生都宣布保不住了的
腿，甚至最后扔掉了拐杖，令医生啧啧尔奈。我知道，他是靠了从我奶奶那里承袭
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靠了他从小作放牛娃至后来一生从未放弃的勇敢与命运对抗
的精神，重新站起来的。这种精神，曾鼓舞我从小就不怕强势，从高中时代就向强
权挑战。那时，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后。我父亲的乐观勇敢使我在学运开始时勇敢
地站出来，并没有太大的顾虑；作好了蹲大狱的准备，其它的，有我爸爸。可是当
我在师大讲台上看到父亲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
站在强权的对面，现在他老了，当他的儿子要站在强权面前时，作父母的天性使他
害怕，使他宁愿屈就于他对抗了一生的强权，全为保护他的儿子。现在是我站出来
保护他的时候了，而我却使他担惊受怕。
学运如火如荼地延续了五十天。这期间，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
香港的几个记者，刚好在场。当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深深地为这一场伟大的运动
而骄傲，我看到我父亲的头高高地昂起，他也为他的儿子在骄傲吧！
更多的是担心，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抱住我，老泪纵横，说：“你不知道他们
呀！你不知道这社会的复杂与恐怖”。
我绝食五天时，我母亲从新疆来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来的。她见
到我时，我正在医院，听说我妈妈要来，我洗了个澡。我已不记得上次洗澡是什么
时候，每天在广场横爬滚打的我们，几乎已全都变了又脏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妈妈
见到我的样子一定很难过，我的脸色早已毫无任何血色，绝食已使我牙龈和嘴唇都
变得惨白，我向护士要了一杯热水，忍着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脸上略带
红润。
母亲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抚摸我的脸，彷佛我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一岁。她
从护士手中接过一碗我一直拒绝喝的稀饭，以沉稳却是不容置疑的态度，坚决地说
：“从我得知你绝食到现在，我已绝食三天半了。”然后就像我小时生病时一样，
把一汤匙稀饭递到我嘴边。我默默地张开了嘴，和着母亲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来第
一口食物。
“六·四”屠杀之后那一两天，我百般努力让我父母得知我没有倒下，在近乎
绝望的情绪中，通过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亲带给我这样一个口信：“只要你活
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活着等着与你见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亲说这话时
的表情，这句话至今鼓舞着我，为我的理想，为和父母亲的再次见面而奋斗。
流亡的这几年，和父母通话时也经历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辞闪烁，到前不久的
一通电话，父亲畅所欲言的变化。
在那通电话中，我与父亲讨论中国的发展，他很虚心地问我：“国内很多人仍
然认为，如果中国变成民主了，会天下大乱，也许会象台湾立法院打架一样乌烟瘴
气，你们怎么回答？”
“爸爸，你记不记得学运初起时，北京市党委叫你到师大来劝阻我？”
“当然记得。”
“你为什么来阻止我？”
父亲想了想，说：“恐惧，怕你经历牢狱之灾，甚至被暗杀也不是不可能。”
“对，后来，你告诉我只要活着，几十年后见面也没问题时，你害怕吗？”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时，才能不死。”
“可后来在听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们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儿子，我们在恐惧中熬了四十天。”
“我们后来在通话时，你还说些不要反政府之类的话，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怕要监听。”
“我的朋友去看你时，你总是要大家说话小声是为什么？”
“邻居如果听到，会害怕与我们来往。”
“如果你们可以出来看我，这里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我又没钱，你们也要从
头学英语，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国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出我们所争取的，那就是一个人人可以
免于恐惧的社会。”
父亲沉默许久，用激动的语气说出了他这几年在电话中最无惧的一句话：“祝
你们争取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的努力早日成功。”
□ 原载：《世界周刊》，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６日 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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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凡人小事
——记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
·尹进·
没有小人物就不会有名人，有名人才会显出小人物。参加八九民运的有成千上
万的人，被抓进牢房的有十二万人。而名人是有数的几个人，大多数的都是无名小
卒。因为他们当初本没有想成为名人，或者说只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使他们卷入这
场洪流之中。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重视名人，而并不注意小人物。因为小人物的影响和价值
无法和名人相比。
一个负责处理到台湾寻求政治避护的官员就坦诚说过：我们认为的民运人士就
是柴玲、吾尔开希，别人都够不上。
一个刊物发消息，大标题加花边报导某民运名人在狱中被打，下边小标题没花
边报导某民运小人物惨死狱中。
这就是名人与小人物在常人眼中的位置。
我在大赦国际的一次会上说：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今后能更多的关心那些不被人
注意的小人物，因为你们的一句话一封信可能就改变他们的整个命运。
为了曾和我同命运的小人物，我写下了以下这些凡人小事：
◆ 小县城里的大新闻
他叫任建民，是山西省保德县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里从事个体运输业发家
致富，他有机会自费上了太原工业大学。“六·四”大屠杀后，在回学校的路上，
他偶然碰到因受通缉，正在逃亡的他的一个老师，小任毫不犹豫地把老师带到自己
哥哥的家，保德县城，一处僻静的院落。他告诉老师哪里也不要去，这个院子不会
有人来，非常保险。
回到学校后，电视上已公开通缉他的老师，小任写信告诉老师省城的情况，并
一再嘱咐，哪里也不要去。可他的老师不听劝阻，跑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抗
议，那时早已人人自危，竟然还有人敢找上门来，北京市公安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
抓人后通知山西省公安厅，一听还是个通缉犯，如获至宝。
老师被押回山西后，关押在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至今也没弄清，究竟是谁暴露了小任一家。
小任的哥哥和父亲一起被县公安局抓获，在抄家时发现了小任给他老师的那封
信，小任当即被逮捕。在交了六千块钱罚款后，老父亲被放了，但小任的哥哥被押
到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一关就是六个月。保德县是个很小的县，最著名的出过一个
叫马玉涛的歌唱家，这么一折腾，小任一家竟成了全县著名的包庇“反革命”的—
—“名人”。直到１９９０年７月，小任被关押一年后，以包庇罪，判处免予刑事
处罚才被释放。
在八九民运之初，山西各个高校校长都表过态，只要在任一天绝不从自己手中
开除任何一个学生，基于这种情况，小任没有因此被开除，只是耽误了一年的课不
得不蹲了班。
这件事情对这位老师的打击是最大的，可他又是百口难辩。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这位老师的妈妈收到山西监狱当局的一个通知，说这位老师
因患精神病绝食而死。
可小任一家会原谅这位老师么？而这位老师自己能原谅自己么？
可老师为了谁？小任一家又为了谁？
◆ 一句口号，两年囚
她叫孙丽艳，刚刚十八岁，是太原市煤气化公司幼儿园的临时老师，那天太原
电视台播出一条消息，说她领人在山西省委门前呼喊反动口号被当场抓获。她是山
西八九民运中第一个被抓获的“坏人”。从电视上能听到的反动口号只有一句话：
“邓小平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报导这条新闻的记者是我的朋友，我打电话对他说：你吃错药了！
我给《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和当局交涉一下，把
孙丽艳给放了，因为这句反动口号早已被学生们喊破天啦，怎么放在这个小姑娘身
上便成了反动口号？他也深表同感，说山西鬼子尽胡来。可惜，孙丽艳没被放，随
后我也被抓进去了。我们竟然成了“黄埔一期的同学”（政治犯对太原公安局看守
所的戏称）。
孙丽艳说什么也没用，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劳动教养两年。
我被转到劳教农场后，一个小痞子神彩飞扬地给我讲诉了当时的情况。那天，
在山西省委门前观看学生游行，马路对面有人领着喊口号，有人提议这面找一个人
领着喊。小痞子和他的同伙们就推举孙丽艳领着喊，孙丽艳不喊，小痞子们就借此
在他身上乱摸乱抓占便宜，她没办法只好告饶：你们别碰我，我喊。
刚喊了一句，便被摄入镜头。
于是她就跨入了“动乱分子”的行列。
出狱后，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
◆ 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为证
他叫高旭，是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他是山西大学声援团的
小头目。“六·四”之夜撤离天安门广场后，有个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
被戒严部队抓获。他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
“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他们成了“人民子弟兵”泄愤的
靶子。
之后，又把他们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
用水浇醒。次日又转到秦城。在北京以反革命暴乱收审三个月后，山西省公安厅把
高旭押回山西。山西公安厅又接着审，“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
，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子。
一日，他疼得忍不住向看守要药，但看守所值班的大夫不知道跑到何处去了，
而看守嫌他喊的麻烦，罚他头顶墙，他不服从，看守就用木板凳打他。我当时看不
忿和看守吵起来。看守姓陈，我为他起个外号叫陈大郎，传说文革时因押送一个政
治犯，在火车上被政治犯灌醉，政治犯脱逃，而他被送到劳改队下了五年煤窑。从
此，他最恨政治犯。
我问他：“你凭什么打人？”
他回答：“他一个劲喊报告。”
“你们监规规定有事喊报告，他有什么错？”
“他喊上没完。”
“他在北京被打坏，这看守所谁不知道，他头疼忍不住，为什么不能喊？”
“你别闹事啊！小心给你戴铐子。”
“你知道我的脚镣你们是怎么求我卸的么？戴可以，但你别再求我卸……”
僵持到最后，他怕激怒所有政治犯，叫来了所长，交涉结果决定给高旭去看病
。
不几天，高旭被释放了。
到毕业分配时，学校说高旭犯过了错误，一定要把他分配回他的原籍山西省襄
汾县。高旭是学计算机的，回到县里就得改行，岂不是白学。他找山西省“双清办
”的人谈，你们没有判我，就是无罪；你们不否认反腐败要民主是错的，我就没错
。
最后，他还是被留在了省城三益计算机公司。
不久《山西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象高旭这样犯过错误的大学生，党仍没
抛弃他，把他分配到重要岗位。
高旭看后哭笑不得的说：“我没差点死在人民大会堂那根大柱子上，还，党没
抛弃我？！”
这只是我摘取的几个８９民运小人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
他叫李福发，太原钢铁公司的工人，因为发动工人声援学生被判处７年有期徒
刑；
他叫秦怀庆，是个农民，因为写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
他叫李树平，是太原钢铁公司的经济警察，因为张贴揭露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
传单，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他叫刘贵平，山西省大宁县一中的老师，因为对“六·四”大屠杀不满，写了
一张大字报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司法厅有一个干部给山西大学高自联捐了两千块钱，被开除公职；
太原运输四公司一个工人因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被收审关押６个月；
冶金部第１３建设公司一个干部基于义愤，在报纸的李鹏头上写了一句：打倒
共产党。被收审半年；
太原师专的校长因为请一个“六·四”见证人在学校介绍“六·四”屠杀情况
被撤职；
山西财经学院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断了腿；
山西省大宁县党史办副主任，因反对镇压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委党校、山西省社科院和山西人民出版社数名党员被开除、被处份；
……
不会有人为他们讴歌，因为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参加八九民运他们基于良知
，没有想得到什么。今天由于参加八九民运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们全在默默地忍
受，而且无怨无悔或者有怨无悔。
朋友，当我们面对这些无名凡人，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想一想那些为了一张绿卡不择手段的人们，
想一想那些为了私利不惜玷污“六·四”鲜血的人们，
我们更应该景仰他们——无名的凡人。
□ 寄自瑞典＜shansu@algone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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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与晨
·丁子霖·
这是“六·四”惨案中留下的一对遗孤，因为是在清晨坠地的，就以出生时的
时辰命名，姐姐叫Ｗ清，妹妹叫Ｗ晨。父亲遇难时，小姐妹才八个月。
Ｗ家是工人家庭，四世同堂。小姐妹的父亲是司机，母亲是炊事员：爷爷是电
工，奶奶是纺织女工；再上面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太奶奶。爷爷奶奶都退休了，在
家照看两个小孙女。三间简陋的小平房，被包围在密集的高层楼群之间，显得低矮
局促，但院子里很整洁，房间里的家杂摆放得有条不紊。
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家底层平民家庭。谁都想不到，最初向我提供线索的竟是
几位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归国探亲时，偶尔从昔日的友人处得知，北京有个工人遇
难时留下了一对出生仅八个月的孪生女。留学生回居留国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
，我牢牢记在心里，心想一定要找到他们；但当时既不知道死者的遗孀、遗孤姓甚
名谁，也不知道她们家住何处。
偌大的北京城，要找到她们，无异于海底捞针。我定居来北京已经四十多年了
，但一直在机关和学校工作，很少与北京的普通市民接触、交往，要寻找到她们就
更难了。我知道在“六·四”遇难者之中，很多的是北京的普通民众；我也能想像
，属于这个阶层的遇难亲属一定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我常常想起一位留学生
说过的话：天下哪有比北京普通民众再好的老百姓啊！在八九年的那场运动中，他
们倾其所能支援大学生，所作牺牲是巨大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声援；大学生
绝食，他们送衣送水；军队进城了，他们去堵截；军队开枪了，他们以肉体抵挡…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我更有责任去寻找他们，同他们建立联系，一起来医治那
场杀戮留下的创伤。但是，几年来，我和我的朋友对这个受难群体的寻访遇到很多
困难，虽然作出了努力，却进展不大。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听那一对遗孤的下落。通过各种关
系，我们首先找到了遗孤的大伯子，也就是死者的哥哥。他与他弟弟都是司机。但
他不愿向我们提供死者父母、遗孀、遗孤的情况，说是提起这事怕家人伤心，说家
人也不愿与外界联系。我们也就不再勉强。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打听到了死者遗孀的工作单位，可当我们找到
那个单位时，才知道她已调到别的单位去了。多亏好些热心人的帮助，我们又几经
周折，辗转打听到了遗孀新调的工作单位，好不容易才同她取得了联系。
遗孀叫ＨＸＸ，在她所在单位当食堂炊事员。谈话间我们得知，她与她的丈夫
从小青梅竹马，在同一个居民院里长大，中学毕业后无力继续上学，丈夫当了司机
，她当了炊事员。八九年丈夫遇难时，她才廿四岁，现在还不到三十。她给人的印
象很好，俊俏、文静、见腆、贤淑，至今没有改嫁。多年来，劫后的艰难、困苦，
将这个弱女子磨练成了强者。丈夫死了，无钱在公墓买地安葬，把骨灰埋在了京郊
一家农民亲戚的自留地里。丈夫在世时，家里有一个顶梁柱，日子过得还不差。丈
夫死后，收入减少大半，除了出宅另过的大伯子稍有补贴外，全家六口四代人仅靠
公公婆婆的退休金和她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但她
从无怨言，默默地坚持着，除了伺候公婆，精心抚育着Ｗ清Ｗ晨小姐妹。也有人劝
她改嫁的，但她与死去的丈夫感情太深，总觉得同别的男人过不到一块。再说公婆
老了也需要她照顾。
如今，Ｗ清Ｗ晨快上小学了，她说生活上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以后还会
好一些。她担心的是小姐妹一上学，会有另外的操心事，尤其是对孩子的教育。她
说她丈夫在世时很爱这两个女儿，把她们当做宝贝。她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我一直想见到这对孪生女。在我一再要求下，前不久，小Ｈ把姐妹俩带到了我
家里。好可爱的小女孩啊！天真、活泼，看不出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可她
们已经失去了父爱。小Ｈ对我说，姐妹俩知道自己有个父亲，也知道父亲已经死了
，而且似乎也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但她们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的爸爸，包括爷爷
奶奶和自己的母亲。我见到过不少这样的遗孤，他（她）们都是早早就懂事的。
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却突然破碎了。我真不知道，当这对小姐妹将来长大
了，政府部门、有关当局怎么向她们交代。
□ 摘自《“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丁子霖著），海生植字
※※※※※※※※※※※※※
勇敢的播音员李丹
·曾慧燕·
（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六月四日，在北京电台以英语播出屠城真相）
历史将会记住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华民族的“国殇日”。
历史也将记住这个人：当代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
任李丹。
“邪恶要想赢得胜利所需要的就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但这位勇敢的中国记
者面对恐怖却没有沉默。”一位在北京“六·四”惨案之夜，及时录下李丹那段以
非凡的勇气自撰播出的广播稿的外国记者如此表示。
当晚，李丹在工作岗位现场直播英语新闻时，向全世界的英语听众报导了中共
军队杀害市民和学生的暴行，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
成谜。
且让我们记下李丹这篇碧血丹心、舍生取义的广播稿全文：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
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
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
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
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
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
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当这位勇敢的播音员读完上述广播稿时，电台马上换成另一名播音员的声音。
而这历史性的一瞬间，被英国国家广播公司（ＢＢＣ）捕捉到了，而且记录下来，
并在播送有关新闻时，把这“最真实的声音”重播一遍，使蒙在鼓里的大陆老百姓
确知在北京发生了甚么事情。
笔者在“六·五”大游行时，从留学生手中获得这份广播的文字资料，大家还
不知道这位勇士的名字。一位留学生激动地对笔者表示，你一定要报导这位记者的
事迹，我们不能让他没没无闻。他太了不起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位“无名英雄”的名字。为了突破新闻封锁而于六月九
日在美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在第三期郑重推荐“当代中国最勇敢的人”，其
中最勇敢的记者正是李丹。（该报还选出最勇敢知识份子——刘晓波；最勇敢的中
国青年——长安街上集身
阻挡十八辆坦克的王维林。）
□ 摘自《百姓杂志》一九六期，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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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血案中最悲壮一页
——本樨地、复兴门阻截战目击记
·一北京同胞·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戒严令颁布的第十五天。此时北京市内气温达摄氏卅度。市民的激愤情绪似乎
比气温还高。一切迹象表明，事态已经白热化，人们议论纷纷，认定今晚上半夜军
队可能实施血腥镇压计划，事实正是如此，只是人们把时间估计错了。正当人们聚
集在街头议论时，集结在西郊万寿路一带的各军、兵种大院内戒严部队的所有车辆
、坦克、装甲车的马达正在轰鸣。
机械化部队出动
北京夏令时间廿一时许，各军队大院的大门一齐打开，由数百辆卡车、装甲车
、坦克、指挥车、通讯车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开始驰上万寿路大街，由西向东朝天安
门广场方向开进。出动的部队以北京军区廿七军为主力，这支部队号称是杨尚昆的
嫡系，有杨家将之称，是国内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为这次镇压行动该军装备了
催泪瓦斯，并配属了防暴警察部队。这支部队接到的命令极其强硬：务必于二十二
时到达天安门广场，驱散请愿学生，并接管广场。如遇抵抗，坚决镇压，违令者军
法处置。
隆隆的坦克履带声辗碎了北京夏夜的宁静。镇压部队在市民惊讶和愤怒的目光
中疾驰而过。不难发现，车上的士兵个个紧握枪技，杀气腾腾。市民们很快从惊愕
中恢复过来，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人民军队不许镇压人民！”、“法西斯！”
，“到广场去，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手无寸铁组成人墙
车队行至公主坟，绕过大转盘，就是直通西长安街的复兴大街，手无寸铁的市
民在这里自发地建立了西长安街的第一条阻截线。西长安街阻截战，是这次北京大
屠杀最激烈，最悲壮的一页。
市民们纷纷捡起石块投向军车，有几个小伙子拆除了路边铁栏，挥舞着铁栏条
冲进车队中，毫无惧色地抽击着坦克和装甲车。对这些钢铁怪物来说，此举近乎唐
吉诃德冲向风车。然而，这里没有丝毫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军车挺进
速度显著放慢。车队后部的防暴警察，跳下车辆，开始追打路旁市民。有几辆军车
刹车不及，首尾相撞。
杀人烧车者是军人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撞坏的车辆被焚烧，而放火的却是一些车队里的军人。车
队在行驶中不断受到道路两侧市民的砖石袭击。军队向市民开枪了。人们早已预料
到这种结果，却没想到这么轻易地就对市民开枪，似乎开枪的人不加思索，似乎军
队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也许是空爆弹？”“对，听说他们带了不少橡皮弹
头。”市民们正在疑惑，一个青年右臂中弹，另一位中年妇女手按腹部，仅“哼”
了一声便栽倒了。周围群众想上前搀扶，又一个点射打来，金属弹头在水泥地上溅
起火花，尖叫声在市民头上呼啸而过，鲜血抹去了最后一丝疑惑和犹疑。“好的，
这帮家伙动真的了！”军队开枪的消息迅速传开，市民愤怒情绪急剧上升。
木樨地，几百名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中迎面排开，堵住了军队开进的道路。
此时军人也已下车，排成队形与群众队伍对峙。在“军队回军营去！”“不准镇压
学生！”的口号声中，军队开始慢慢逼近。群众手中的石块雨点般飞出，军队队形
一时大乱，有些士兵不知所措，抱着头四处乱钻。凶神般的军队竟如不堪一击，群
众大为兴奋，在一片“冲啊”的呐喊声中向军人队列冲去。军队潮水般地后退了几
十米，士兵也用石块向群众投掷。几经拉锯之后，军队又悍然向群众队伍射击。学
生后撤到木樨地，用几辆横放的公共汽车组成的防线后，一辆小卡车开足马力倒车
将一辆燃烧的小卡车撞翻，使部队不能轻易搬开。深夜，尽管枪声不绝，每个窗户
都有人在有节奏地喊：“法西斯！法西斯！”“土匪！土匪！”军队胡乱朝居民楼
开枪，不少居民就这样在家中被打死。大街两侧一、二层楼的窗户上遍布弹洞，连
燕京饭店、民族饭店的玻璃也被打碎。
肆无忌惮随意开枪
市民们在路上又接连设置了几道用燃烧的汽车组成的火障。军队此时已完全抛
开了任何顾忌，肆无忌惮地随意向两侧围观群众开枪，甚至追到楼房之间和胡同里
枪杀人，被杀死的包括不到十岁的儿童和八十多岁的老人。仅笔者就亲眼看到二十
多人死伤，一具尸体横在路中，未来得被群众撤下，已失去人性的军人竟像没看见
似的从尸体上踩过。
阻迟军队达四小时
西单路口设置了最大一个汽车火障。军队以坦克为先导向前冲击，约一个营的
坦克在西长安街上高速横冲直撞，数千名军人随后跟进。
四日晨一时五十分，镇压大军兵临天安门广场。
由于学生和市民自发的截击行动，军队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近四个小时到达天安
门广场，这四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赢得的，这不能不
使人对北京群众产生由衷的敬意！
伟大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在西长安街的阻截战中，表现了极大的民主热情和献
身精神。有许多学生任枪声四起，手握民主大旗面对逼近的军队岿然不动；有许多
青年人单身冲向军队队伍，以死相拼；有一位青年记者高叫：“我是摄影记者，我
不怕！”骑着自行车直冲至军队前面，大拍特拍，并奇迹般地生还。在木樨地军民
对峙时，有一位老工人只身从市民队伍中径直走入军队，想与军人讲讲道理，不料
却被拉入军队中，拳脚相加，然后推倒在路边。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这场名副其实的北京大屠杀中，市民和学生死伤的数以万
计。仅复兴医院就有四十多具尸体，有一北京老人说：“我这辈子见过许多军阀，
经历过北洋军，国民党军和日本兵进城，却从未见过这样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的军
队。”不但北京，不但在过去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难找到这样的军队，以及
指挥这种军队的“最高统帅”。
□ 原载《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海生植字
※※※※※※※※※※※※※
兰州三日记
·大卫·哈雷思·
（王震译）
（原编者按：大卫·哈雷思（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ｒｉｓ）是澳洲学者作家，应聘
兰州大学，目击兰州“六·四”事件，以下是他的目击记。）
六月四日，星期日，半夜两点左右，我被校园里的骚乱声惊醒。扩音器大吼大
叫，五千名学生有的号哭，有的怒骂，学生的电台爆响出“义勇军进行曲”。
惊慌之下，我一时竟无理解扩音器传达过来的最新消息——坦克车在天安门广
场辗压学生，爆弹横飞，装甲运兵车起火燃烧……杨家军正在屠杀学生和市民。
我的天！有多少我的学生在那边？
、 悲恸学生涌上街头
半夜三点，数千名激愤、悲恸的学生涌上兰州街头，有几名冲向火车站。异样
的昏黄色灯光笼罩着空旷的校园。
天亮时，兰州彷佛陷入休克状态。路障阻塞着各大交叉路口，在那里学生向成
群的市民广播最新消息。
每隔一小时，透过电话和短波收音机，我们聆听屠杀的恐怖细节。已知的已有
六名我们的学生惨遭毒手，另有四十名受伤。兰州城停止呼吸了，市民茫然眩眼的
踱着，人们的心头涓涓地滴着鲜血。
工人和学生聚在街头开紧急会议。今天会有个危险的夜晚，军队绝不会容忍学
生占领火车站。因为兰州是通往大西北的战略要冲，天色渐晚时，有一队士兵抵达
火车站——位于大学的南边大约一公里处。
下午五点半，校长胡济德教授（译音）步行到火车站参加学生的行列。
我的爱人同志克里斯汀从阿德雷（澳洲Ａｄｅｌａｉｄｅ）来电话，告诉我她
所听到的最新消息，我把这些消息送到新艺术大楼里的兰州大学自治会总部。
大楼的入口由六名学生松散的守卫着，大厅里约有十五名学生挤成一团，大声
念着他们即将传送到街头上去的最新消息。
我登上楼走进三一四教室，一位年青女士立刻抢去我手里的纸片，一屁股坐下
激动地译成中文。
她的钢笔尖不时划破纸面，涂出潦草的方块字。她边写边说：“我很累！前晚
只睡两小时，我愤怒得睡不着。”突然，她脸上浮现困惑的表情：“我怎么啦？我
的身体不出汗？”
她已经把生命豁出去了，如果李鹏赢了，最轻微的后果是她将和所有的大学绝
缘，而且失业，她的将来一片坎坷。
这个政府正在铲除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
晚上十点半，在新艺术大楼，有一群“敢死队”正准备出发到火车站与军队对
抗。三十名队员都各自留下遗书给他们的双亲，每个人头上都缠着一条白布，以红
笔写着“敢死队”三字，以及他们的学号，以便牺牲之后认尸。
“我不愿意活在一个不自由的中国。”一名学生对我说：“我们打算要求士兵
不要对兰州人民开枪，我们开口时可能就被射杀，我们不是第一个为中国而死的。
”
外面下雨了，有些“敢死队”员以透明塑胶布罩头，从透明的双层玻璃门我看
到一部载家具的货车抵达。
这些年青人一边高呼口号互相鼓舞，一边冲过雨阵爬上货车。有个七十多岁的
老兵擎着一面红旗领着他们上车：“假如我们的孩子们必须赴死，那我就必须和他
们同进退。”车门迅即关上。
当我们既紧张又焦虑地在总部等待时，市民陆续不断的送来各种礼物：扩音麦
克风、铺盖、食物，还有一部影印机。
“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一无所成。”一个学生如此对我说。
一位捐出四部短波收音机的男士说：“学生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未来，我们
的孩子。所有的人民都站起来了。”
全中国的电话接线单位都拒绝罢工——并非对政府效忠，而是协助学生建立通
讯网。十一点四十分，我们接到广州电话传来一长串消息，它告诉我们残暴的廿七
军官兵临阵脱逃的细节，这些官兵包括杨尚昆子、婿旗下的军官。它还声称驻北京
的其他部队——估计是卅六军或卅八军——拒绝对学生开枪。
“现在中国有希望了！”一位年青女士一边说，一边紧抓双手，交织着恐惧和
空妄的期待。
提心吊胆怕被攻击
无奈所有的信息都是从谣言机转化出来的，我开始提心吊胆，生怕大学会在今
夜被攻击，发生在天安门的野蛮暴行使莫名的恐惧似乎随时可能成真。
我走到天水路去遥望灯火通明的火车站，一切都很平静，但是我的心脏紧扣着
恐惧感震颤。
清晨一时，学生们欢呼着回来了。部队指挥官答应绝不对这个城市施暴，他将
命令部队撤退渡过黄河，驻扎到兰州北部。
学生们了解到一大群旅客正被困在铁路线上，于是把火车站交还给一小队士兵
。
危机过去了，我回到外宾住的楼房，大门已经上锁，我只好爬上排水管，穿进
我的房间。
六月五日星期一是个“告全国同胞”的日子，政府公开声称天安门扫荡战是镇
压反革命暴徒的第一场胜仗。
各国齐声谴责暴行
短波收音机传来世界各国的谴责、抗议。兰州的学生们穿梭在这个三十公里的
狭长城市，把六月四日的恐怖屠杀细节传播给街头的市民和工厂里的工人。
我骑车穿绕市区，学生们管制着所有交叉路口，仍然没有一点警察或士兵的踪
影。一个学生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警察。”
横夸黄河的三座桥梁挤着数千人，形成一堵人墙阻挡着军队。
一队追悼行列从大学那里出现，缓慢地行进。在行列中我很惊异的发现一些过
去坚决反对示威的死硬派教职员也昂着阔步的喊着口号加入，不久前他们曾经企图
迫学生队伍走回教室。
领头掌旗的说：“如果我们不哭，还有谁会哭？”
市场上的疏菜价格仍很平稳，学生在市场巡逻，如果有人企图抬高价格，学生
们不露声色地要他把货免费送给顾客。
尽管如此，在医学院附近的一商店，已经有人为了食盐、奶粉、面粉而发生斗
殴。暴徒混在柜台前面的人群中，人们互相拉扯，就打了起来。一种困身围城的心
态开始浮现了。
学生领袖们访问了水、电供应设施及食物运输等重要的服务性单位，要求工人
们不要罢工。他们报告说李鹏下令发给炼钢厂和大型石油化工厂没有参加罢工的工
人每人一百元人民币。此外还保证只要这一周内不罢工，每人再加发一百元，很多
工人接受了这种贿赂。
在这种“自治”型态下，这个城市似乎很平静。看起来漠不关心的人们，有的
上街购物，有的游览风光，但是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的话，他们是在设法隐藏恐惧感
。
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上看不到播音员的脸，也听不到声音，只有一排排文字－
－因为政府无法信任播音员不会利用表情或音调巧妙地透露真相，短波广播则被干
扰。
六月六日星期二，我接到阿德雷九号电视台新任董事彼得·麦唐纳的电话。记
者狄纳·柯罗宁要我谈谈兰州的情况，他们愿意在每天与我联系时也同时把西方的
最近消息提供给我。
按照目前官方和军方的规定，我的陈述是违法的。省长已经公开声明：任何外
国人与学生交谈、夹在群众中、参加集会、摄影或有其他任何“混水摸鱼”行径都
属犯罪行为，那些违犯这种恢复公共秩序法令的人，后果自负。
下午四点，大约两千名罢工的工人高呼支持学生反政府的口号，来到大学里聆
听学生的新闻广播。他们来自炼钢厂、七四三七兵工厂，以及瓦斯工厂。
但是，来自同样工厂的其他工人则找学生领袖谈话，他们表示他们要的是钱和
食物，而不是学生们所要求的改革。
蛮狠善战部队抵达
这天晚上我被极端的恐惧感所笼罩，又有新的部队抵达兰州。他们来自武威地
区、蛮狠善战的哥萨克和裕固等少数民族，他们多半不会讲中文，而且传统上一直
与汉族为敌，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回教徒，这个政府打算利用种族和宗教矛盾来达到
镇压的目的。
学生们手忙脚乱地赶印以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传单，乞求他们不要开枪，也以
他们的方言制作录音带，准备用手提播音器播放。谣传说这些士兵除了军队的宣传
材料以外，不准读报、看电视、听收音机。
他们听到的是学生私刑士兵、捣毁车辆，还威胁要摧毁这个社会，学生是人民
的公敌，必须彻底消灭这种反革命暴徒。
紧张气氛一小时一小时地上涨，现在的“敢死队”已拥有三百多名学生准备死
守学校大门，抵抗军队。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离开兰州，有些回家——虽然安全的城市已经不多。有
些跑到乡间寓藏在农民家里，企图继续斗争下去。
这个晚上首度爆发“巷战”。企图前往火车站的一些学生被一大群“小太保”
包围了，于是大学生们不得不违反“非暴力”的公约，冲出校门以暴力为他们的同
学解围。一个上气不接下气、情绪亢奋的学生说：“我们抓到了十五个小太保，把
他们通通交给警察，他们都是火车站附近军校的学生。”
这次“巷战”可能正是军队所要的——用来做为“恢复秩序”的藉口。
星期二深夜，我访问了几位天安门大屠杀现场的见证人，把他们目击的事实记
录到我的日记本上。发生在六月四日的无情、疯狂、残忍、惨无人道的暴行使我相
信如果军队开进学校，我就毫无安全可言。
我开始打包，明天一早我得设法弄一张到广州的最近班机机票——假如飞机还
飞的话。
□ 原载《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１９８９年６月
１７日
海生植字
※※※※※※※※※※※※※
中国最需要的是爱
·死者·
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有其质朴善良的一面。“六、四”前后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质
朴善良表现得超乎寻常。笔者在当时的北京目睹了几幕感人的情景：
⑴北京的交通状况在“六、四”前后超乎寻常地好，交通纠纷降至了最低点。
一向在交通纠纷中爱吵架、骂街甚至大打出手的北京人在那一段时间都表现了极大
的涵养和友善，骑车撞着了，挤汽车碰着了，大家相视一笑，化干戈为玉帛。学生
在广场上挨饿，北京人的心被感动了，他们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大动肝火。
⑵学生在广场绝食的那些天，正值初夏，烈日炎炎。广场上人山人海，而恰恰
有一天多的时间广场停水。学生领袖向北京市民求援，很快捐款、饮料如潮水般涌
向广场。北京市民有的用饮料瓶灌满了自己烧的凉开水送到广场，当时笔者有点担
心：万一有人用不乾净的瓶子，不卫生的水，或者在水里下点毒，那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笔者多虑了，尽管平时有人干些缺德害人的事，诸如制造假药、假酒、假
牛奶，但这一时期，北京市民的良知被唤醒了，没有人对学生使坏心眼儿，学生没
有因为饮用了市民送来的水而发生健康问题。
⑶北京有些蹬三轮平板车的个体户，称作“板儿爷”的，笔者以前一向很看不
惯这伙人。他们拉货时特别会讨价还价，蹬车上路是横冲直撞没人敢惹，没事时就
靠在路边大树下，一瓶二锅头（酒），一包花生米，边吃边喝边骂大街。正是这伙
“板儿爷”在“六、四”那晚冒着被枪弹击中的危险，蹬车冲在最前面救护学生。
笔者至今难忘他们广场上抢出受伤的学生飞速运往医院的情景，那蹬车的速度超出
了常人的体力，简直是一种机器的速度。一路上他们表现了少有的温柔，每至转弯
处总要连声叮嘱：“抓住！转弯，挺着点儿，快到了”。那晚，笔者看到了他们粗
野外表下包藏着的善良的心。
⑷“六、四”广场流血之夜，北京各大小医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大批
伤员，几乎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处理枪伤的经验，但他们凭着爱心加班加点地
尽全力抢救伤员，那一时期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医疗水平也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笔
者的一位朋友被打穿膝盖，打断了神经，经医生手术后，恢复特别快，这是这所医
院建国以来做得最成功的一次神经再接手术，其原因是早期处理得当。更为感人的
是，当部队要检查医院时，一些医护人员为保护伤员，主动毁掉他们的病历并将伤
员转移到其他科的病房之中。
后记：本文用“死者”做笔名，有三个原因。一是我永远怀念那些六四时死去
的无辜者，他们为我们献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我们却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一点点
事情（当我站在那些尸体前时，是这么想）。二是我自己应该死去，但却还活着（
我身旁不到一米处有一人倒下）。我应该被囚，却得到自由。我要使自己记住这一
点。三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旧的自我还没完全死去。追求彻底的死，才能得到完
全的生。
（本文作者来自北京，现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 摘自：“中国最需要的是爱”，原载《海外校园》第四期，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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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秒的情结
·老槁·
五年前，我和内子到北京旅行，住在马甸，也许是马店，一个据说是高射炮部
队开设的旅馆。
高射炮部队为什么开旅馆，老实说，我不知道。
但那时，一切宽松，气氛很好。电视上播着“改革就在你的身边”，人们说话
也很随便，不必压低嗓子，先看清四面八方再开口。
在北京住的那家旅馆，一切尚可。有餐厅，一定要按时按候去吃，菜肴丰足，
口味平平，但招呼大致满意。最少比沿途所见所遇的一连串晚娘面孔，要好得多多
。
我那时居美已将近二十年。出外居停，到处叨扰，手心就会发痒，要给小费，
已成习惯。不给则耳鸣心悸，浑身欠打。
给小费，是有悖社会主义原则的。违背原则，等于和党中央对立，搞不好归入
敌我矛盾，非同小可，这点与今天不同。硬要违例，算是冒险，帽子可大可小，后
果自负。
住了一个星期，行将离去。
人都是有情的，我和内子，对周围一切，自然都有点依依不舍。
当招待小姐最后端上那壶茶，我看四下无人注意，经理的柜台，又被那小姐的
身影挡住。说时迟，那时快，我态度从容，但疾如闪电般把口袋中两张美钞，捏成
一团，塞进了那位小姐的毛衣口袋。
那位小姐冷不及防，本能地伸手入袋，四目交投之际，我情深款款，她表情惊
愕。
言语在此，已是无用。我只有用手紧按了一下她的手，时间大约十分之一秒。
摄影是我的职业和爱好，对快门速度，我有绝对把握。
人生的境界，有很多时候，瞬间即是永恒。就人与人间的大爱而言，只见一义
，不见生死的真情，甚至往往会超乎国家民族层面之上，无以名之，就叫做人性的
流露吧。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和内子提着行李，离开房间，要去赶往西安的飞机。在
餐厅门口，经理和若干职员伫立相送。那位小姐则双眼红肿，显然刚刚哭过，看见
我内子，突然趋前，抓着内子的手，表情激动情深款款，反令我们惊愕不已。
我们回美不久，惊震寰宇的八九民运便发生了。
那阵子，中国人的血，没有不沸腾的。
我们一家，和其他很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去参加了几次集会和游行，瞻仰
过柴玲、吾尔开希和其他风云人物的丰采，还捐过一些钱，买过一二十件各式各样
的民运汗衫，这些汗衫，到现在我还天天穿着，尚未完全穿破。
人生和世事，就像汪洋一样，有短暂的动静起止，有长期的因果显伏。我这个
杂乱无章的故事，如果不是还有下面的一段，大概早就该结束了。
就在这当口，邮局送来一张通知，说我有一个包裹，从澳洲寄来的，叫我去领
。
我曾在台湾住了好些年，习惯了一天四次的邮递服务，对美国的邮政，一向不
敢恭维。没想到秃顶老鹰，还另有它的一套。我们近年搬了几次家，辗转沟壑，居
然让它把一张通知，确切送达。
只是，我连想都不必想便可确定，我根本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在澳洲。
一夜冥想，第二天一大早，我开车到邮局，的确领到了一个包裹，上面件人也
的确是我。
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件女用毛衣，白底红花，上面是一大片红心。过几天便是
情人节，这显然是情人节的礼物。包裹里面还夹着这样的一封信：
高先生、高太太：这封信我想写了好几年了，到今天终于了却心愿。但不知道
会不会到达你们手中。
我就是你们在北京所住的ｘｘ宾馆的服务员，你们临走时曾在我口袋里冒险塞
了四十元，这事我一直没有忘记，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我父母双亲都在“文革”中被斗死去，只有我和弟弟相依为命。你们来北京时
，我们的日子仍旧很艰苦，我没能继续受教育，因为我要全力供我弟弟进大学。你
们给我的四十元，那时不无小补，为此我深深感激。高先生捏住我的手的一刹那，
我像碰触到了整个人类善良的心。
你们夫妇来自海角天涯，与我素昧平生，但你们甘冒风险，只为了表达那一点
点人性的温暖情怀，这点我将终生铭记不忘。但就在你们走后不久，一九八九年六
月的第四天，我亲爱的弟弟为阻挡进城的坦克，在木樨地附近中弹，第二天不治死
亡。我也因此被连累，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在一九九○年辗转来到澳洲，开始身不
由己的漂泊生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最重感情的民族，人与人间，同胞与同胞间，就是一个情
字。不幸，在过去这些苦难的年代，人人被迫，彼此冷漠，走向无情。我父母双亡
，弟弟夭殇，他读的是历史，最后竟把自己融进了我们共和国近代史中最不忍卒读
的一页。就我们家而言，我是这一个悲惨世界剩下来的唯一“活口”，痛定思痛，
我有义务要把我亲眼所见的一切，为历史作一个诚实的见证。历史有时会像罗生门
一样暧昧，但亦不无时无刻不在驻足沈思，不会永远昏睽糊涂。
我现在白天上学读书，傍晚就在一家印刷厂上班，生活安定。这里中国人很多
，我虽然孤单，但不寂寞，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过去三年，我拚命学英文，也
读了很多书，最近，开始用英文写作。我的文笔，只求真实，至于辞句优美与否，
已是余事。过去，我只是祖国大江大湖中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但经过大风大浪的
不断磨练，我已立定志向，奔向浩瀚的海洋。
你们走后，我从宾馆柜台抄下了你们的住址，本来早就应该提笔道谢的。你们
美国有感恩节，但我不知道是那一天。二月十四日是情人节，这儿满街都有应景的
东西卖。当年，高先生往我口袋塞钱的时候，可能是太急忙，钞票中揉进了一张友
谊商店的女用毛衣发票，我一直都保全着，那上面的尺码，我想是高太太的，我特
别按照这个尺码，买了一件，来表达我对你们用任何笔墨口舌都无法表达的心意。
个人间的情感，有时而尽，但一个民族，经历过共同的苦难，同胞与同胞间的爱，
都不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可以形容的。我在这里永远为你们祈福。 Ｘ霞敬上
回到家里，我把这封信，又前后读了两遍，心中若有所得也若有所失。加州近
来气候反常，连月阴雨，帘外雨潺潺，音响中传来的是萧邦的波兰舞曲，如泣如诉
。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世界副刊》，１９９５．４．１１－１２－１３
海生植字，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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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感】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让我们讲一点人性
·秋纯·
（一）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在一个世界文明摇篮之一的国度中，产生一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
权，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看并非光彩之笔。现在，我们的黩武主义又进步
了。在我们的民族骄子大学生、留学生中，连做流氓都变成可以公开宣称的荣耀了
。从“痞子文学”里抄来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豪言壮语，于是，官方对同
胞的恃强凌弱，对百姓的肆意鱼肉，竟都合情合理起来。
反正受凌辱被鱼肉的不是自己，反正倒霉受难的是人家。
比如，我们的民族义士们在台湾大概是一无亲人二无家产的。打起仗来他们是
没有后顾之忧的，当然可以高谈阔论爱国主义、民族大义。关于中国要统一，美国
日本在围堵我们的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头头是道，就是不设身处地问一句，如果
自己的家在台湾，是不是有对导弹恐怖主义叫声“向我开炮”的勇气。我们的谋略
家们纵论天下时，政治经济，军事历史，面面俱到，唯独不知将数千万同胞的身家
性命和人格自尊置于何地。
当受害的可能是自己时呢？比如党和政府号召我们学成早日回国，我们就都是
犹犹豫豫的。不知这时，我们的爱国豪情和民族气节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这时，
我们计较的是不是一些个人得失。如果是的话，将心比心，我们不要去强求别人只
顾国家不顾小家好不好？
再比如，我们都是些骄骄之子，有的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有的是霍普金斯大
学的博士后，还有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未来法学博士。敝人国内单位中贪官污吏们
的暴取豪夺，损不到他们的毫毛。他们大概也不大去街市，市场上商贩公商警察三
位一体的坑蒙拐骗，他们也就眼不见为净。于是大可超脱地评论说，改革吗，腐败
是难免的，我们要看经济发展的主流。
但是，轮到我们自己付这个改革的代价时，比如回国一次，被真的流氓“斩”
得血淋带滴回来，就不说“我们的国家在往好的方向”了。这时，对比起在美国的
生活经历，也很生动形象，滔滔不绝。将心比心，当流氓欺负为难别人，有什么可
洋洋得意无尚光荣的呢？
我们有句古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二）又一次人性危机？
革命形势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看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六·四”七周年专刊 ◆
◆ （四） ◆
◆ ◆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九十一期 ——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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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期《华夏文摘》献给“六·四”中被屠杀、被伤害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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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6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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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记 念】 不要忘却的祭念 小 林
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吾尔开希
⒉【人 物】 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 尹 进
清与晨 丁子霖
勇敢的播音员李丹 曾慧燕
⒊【见 证】 本樨地、复兴门阻截战目击记 一北京同胞
兰州三日记 大卫·哈雷思
中国最需要的是爱 死 者
⒋【情 思】 十分之一秒的情结 老 槁
⒌【杂 感】 让我们讲一点人性 秋 纯
也谈“六·四” 小 朱
记住“六·四”？忘却“六·四”？ 力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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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却的祭念
·小 林·
每年六四的凌晨，我的电子表都会提醒我又是一年了。其实，又哪里用得着被
电子表提醒呢？早早的我们都会知道那一天快到了，是啊，七年了……我们经过了
这样长久的思考，究竟从那场运动中学到了什么经验？吸取了怎样的教训？
七年了，难道七年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天哪！我被柴玲给骗了”吗？
七年前那广场上的市区里的百万人群竟然都是上当的人了？
七年了，难道七年的体会竟然是悲哀自我理想主义的破灭？七年前那广场上的
市区里的百万人群难道都是理想主义者吗？
七年了，难道七年的成长还要使我们不断地纠缠着当时某些学运成员的一句话
一个行为来否定那个运动吗？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些孩子……
七年了，难道我们的讨论依然要避开那个事件的中心——大屠杀，而去过分地
追究某些梢枝末叶的细节？
七年了！难道自认满腹经伦的人竟然会说出时间会忘记一切！？
有人试图忘却，却也写出点东西来证明了自己依然挂怀，虽然那是想让大家面
对时间放弃记忆的努力。
我不曾忘记那段历史，也不怕流眼泪，我一遍又一遍地重看当年我录下的近５
０个小时的电视新闻，将那事件的经纬——虽然只是表面现象——牢牢地、刻骨铭
心地印记。努力地排除时间的风化、后人有意无意的曲解。
忘却，使我们失去无数宝贵的经验、深刻的教训。忘却，使我们不断重演往日
的错误和悲剧，忘却，我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们民族的敌人。想要我们忘却的
人，我们可以用古今中外最尖刻、最严厉的话来痛斥他。
我的同胞、我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七年前，在我们的祖国曾经有过一场完全
自发的运动，参加的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警察、记者
、各界知名人士……，他们手无寸铁，却被当局用军队屠杀、镇压，死伤者数目在
七年后的今天依旧不详。
一九九六年六月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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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吾尔开希·
几年以来，流亡异乡，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双亲，虽然自从八九年
底开始就和他们保持着电话，通信联络，也从未忘记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
乡给父母亲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总是恳求他们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
告诉他们，远方的儿子一切平安。但这一切并不能弥补不能见面的痛苦。去年夏天
在台湾结婚，大喜日子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家里通了电话，听着我老母亲在电话的另
一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的心中充满悲伤。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亲居然不能
参加，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梦中都已描绘过无数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亲接出国的努力，我已持续了好几年了，至今仍无法如愿。去年（九四
年）年底，我父亲因心脏病不得不来北京阜外医院，准备进行开心手术，我几乎控
制不住自己情绪，几天几夜，我卧不成寐，泪水在半夜浸湿我的枕头，这几年以来
和家人联络的情形有如电影画面，映现在我脑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学运刚刚开始，还未成任何气候，我与几个朋友秘密筹划借
胡耀邦丧礼的机会，把学运组织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后短短二十个小
时之内，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当时从新疆来北京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的我的父
亲，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员随我父亲一道到北师大阻止我的行动，全市学生的誓
师大会将于晚九时举行。那漫长的九个小时，我一方面处理着各种复杂的准备工作
，一方面不断转移，从一个学生宿舍到另一个，每一分钟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
躲避的是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亲生父亲呀！九点钟，当我站在北师大讲台上向聚集
在那里的六万名大学同学宣布：“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民间政治组织成立”时，我
立时被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所围绕，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我却能听
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儿子！”我惊异地寻声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就
好，知道就好。”我的父亲站在讲台脚下，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
之间老了十岁，脸痛苦地扭曲着，我的心口一阵剧痛，我似乎感觉到那是父亲的心
，也在剧痛。
那个晚上，我和我的同伴汇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结的学生，浩浩荡荡，约
八万多人走向天安门。我在街道上，我在广场，我在人民会堂前，声嘶力竭地哭喊
自由，我不敢想父亲那张脸，更不敢想，父亲是怎样从师大回到他的住处的，他一
定哭了。
父亲是具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翻译过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
多位共产主义“伟人”的著作，给毛泽东作过翻译。文革期间，被毫不留情地整肃
，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几乎瘫痪。他没有瘫痪，也保住了很多医生都宣布保不住了的
腿，甚至最后扔掉了拐杖，令医生啧啧尔奈。我知道，他是靠了从我奶奶那里承袭
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靠了他从小作放牛娃至后来一生从未放弃的勇敢与命运对抗
的精神，重新站起来的。这种精神，曾鼓舞我从小就不怕强势，从高中时代就向强
权挑战。那时，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后。我父亲的乐观勇敢使我在学运开始时勇敢
地站出来，并没有太大的顾虑；作好了蹲大狱的准备，其它的，有我爸爸。可是当
我在师大讲台上看到父亲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
站在强权的对面，现在他老了，当他的儿子要站在强权面前时，作父母的天性使他
害怕，使他宁愿屈就于他对抗了一生的强权，全为保护他的儿子。现在是我站出来
保护他的时候了，而我却使他担惊受怕。
学运如火如荼地延续了五十天。这期间，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
香港的几个记者，刚好在场。当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深深地为这一场伟大的运动
而骄傲，我看到我父亲的头高高地昂起，他也为他的儿子在骄傲吧！
更多的是担心，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抱住我，老泪纵横，说：“你不知道他们
呀！你不知道这社会的复杂与恐怖”。
我绝食五天时，我母亲从新疆来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来的。她见
到我时，我正在医院，听说我妈妈要来，我洗了个澡。我已不记得上次洗澡是什么
时候，每天在广场横爬滚打的我们，几乎已全都变了又脏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妈妈
见到我的样子一定很难过，我的脸色早已毫无任何血色，绝食已使我牙龈和嘴唇都
变得惨白，我向护士要了一杯热水，忍着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脸上略带
红润。
母亲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抚摸我的脸，彷佛我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一岁。她
从护士手中接过一碗我一直拒绝喝的稀饭，以沉稳却是不容置疑的态度，坚决地说
：“从我得知你绝食到现在，我已绝食三天半了。”然后就像我小时生病时一样，
把一汤匙稀饭递到我嘴边。我默默地张开了嘴，和着母亲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来第
一口食物。
“六·四”屠杀之后那一两天，我百般努力让我父母得知我没有倒下，在近乎
绝望的情绪中，通过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亲带给我这样一个口信：“只要你活
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活着等着与你见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亲说这话时
的表情，这句话至今鼓舞着我，为我的理想，为和父母亲的再次见面而奋斗。
流亡的这几年，和父母通话时也经历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辞闪烁，到前不久的
一通电话，父亲畅所欲言的变化。
在那通电话中，我与父亲讨论中国的发展，他很虚心地问我：“国内很多人仍
然认为，如果中国变成民主了，会天下大乱，也许会象台湾立法院打架一样乌烟瘴
气，你们怎么回答？”
“爸爸，你记不记得学运初起时，北京市党委叫你到师大来劝阻我？”
“当然记得。”
“你为什么来阻止我？”
父亲想了想，说：“恐惧，怕你经历牢狱之灾，甚至被暗杀也不是不可能。”
“对，后来，你告诉我只要活着，几十年后见面也没问题时，你害怕吗？”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时，才能不死。”
“可后来在听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们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儿子，我们在恐惧中熬了四十天。”
“我们后来在通话时，你还说些不要反政府之类的话，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怕要监听。”
“我的朋友去看你时，你总是要大家说话小声是为什么？”
“邻居如果听到，会害怕与我们来往。”
“如果你们可以出来看我，这里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我又没钱，你们也要从
头学英语，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国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出我们所争取的，那就是一个人人可以
免于恐惧的社会。”
父亲沉默许久，用激动的语气说出了他这几年在电话中最无惧的一句话：“祝
你们争取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的努力早日成功。”
□ 原载：《世界周刊》，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６日 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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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凡人小事
——记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
·尹进·
没有小人物就不会有名人，有名人才会显出小人物。参加八九民运的有成千上
万的人，被抓进牢房的有十二万人。而名人是有数的几个人，大多数的都是无名小
卒。因为他们当初本没有想成为名人，或者说只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使他们卷入这
场洪流之中。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重视名人，而并不注意小人物。因为小人物的影响和价值
无法和名人相比。
一个负责处理到台湾寻求政治避护的官员就坦诚说过：我们认为的民运人士就
是柴玲、吾尔开希，别人都够不上。
一个刊物发消息，大标题加花边报导某民运名人在狱中被打，下边小标题没花
边报导某民运小人物惨死狱中。
这就是名人与小人物在常人眼中的位置。
我在大赦国际的一次会上说：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今后能更多的关心那些不被人
注意的小人物，因为你们的一句话一封信可能就改变他们的整个命运。
为了曾和我同命运的小人物，我写下了以下这些凡人小事：
◆ 小县城里的大新闻
他叫任建民，是山西省保德县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里从事个体运输业发家
致富，他有机会自费上了太原工业大学。“六·四”大屠杀后，在回学校的路上，
他偶然碰到因受通缉，正在逃亡的他的一个老师，小任毫不犹豫地把老师带到自己
哥哥的家，保德县城，一处僻静的院落。他告诉老师哪里也不要去，这个院子不会
有人来，非常保险。
回到学校后，电视上已公开通缉他的老师，小任写信告诉老师省城的情况，并
一再嘱咐，哪里也不要去。可他的老师不听劝阻，跑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抗
议，那时早已人人自危，竟然还有人敢找上门来，北京市公安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
抓人后通知山西省公安厅，一听还是个通缉犯，如获至宝。
老师被押回山西后，关押在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至今也没弄清，究竟是谁暴露了小任一家。
小任的哥哥和父亲一起被县公安局抓获，在抄家时发现了小任给他老师的那封
信，小任当即被逮捕。在交了六千块钱罚款后，老父亲被放了，但小任的哥哥被押
到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一关就是六个月。保德县是个很小的县，最著名的出过一个
叫马玉涛的歌唱家，这么一折腾，小任一家竟成了全县著名的包庇“反革命”的—
—“名人”。直到１９９０年７月，小任被关押一年后，以包庇罪，判处免予刑事
处罚才被释放。
在八九民运之初，山西各个高校校长都表过态，只要在任一天绝不从自己手中
开除任何一个学生，基于这种情况，小任没有因此被开除，只是耽误了一年的课不
得不蹲了班。
这件事情对这位老师的打击是最大的，可他又是百口难辩。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这位老师的妈妈收到山西监狱当局的一个通知，说这位老师
因患精神病绝食而死。
可小任一家会原谅这位老师么？而这位老师自己能原谅自己么？
可老师为了谁？小任一家又为了谁？
◆ 一句口号，两年囚
她叫孙丽艳，刚刚十八岁，是太原市煤气化公司幼儿园的临时老师，那天太原
电视台播出一条消息，说她领人在山西省委门前呼喊反动口号被当场抓获。她是山
西八九民运中第一个被抓获的“坏人”。从电视上能听到的反动口号只有一句话：
“邓小平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报导这条新闻的记者是我的朋友，我打电话对他说：你吃错药了！
我给《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和当局交涉一下，把
孙丽艳给放了，因为这句反动口号早已被学生们喊破天啦，怎么放在这个小姑娘身
上便成了反动口号？他也深表同感，说山西鬼子尽胡来。可惜，孙丽艳没被放，随
后我也被抓进去了。我们竟然成了“黄埔一期的同学”（政治犯对太原公安局看守
所的戏称）。
孙丽艳说什么也没用，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劳动教养两年。
我被转到劳教农场后，一个小痞子神彩飞扬地给我讲诉了当时的情况。那天，
在山西省委门前观看学生游行，马路对面有人领着喊口号，有人提议这面找一个人
领着喊。小痞子和他的同伙们就推举孙丽艳领着喊，孙丽艳不喊，小痞子们就借此
在他身上乱摸乱抓占便宜，她没办法只好告饶：你们别碰我，我喊。
刚喊了一句，便被摄入镜头。
于是她就跨入了“动乱分子”的行列。
出狱后，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
◆ 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为证
他叫高旭，是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他是山西大学声援团的
小头目。“六·四”之夜撤离天安门广场后，有个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
被戒严部队抓获。他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
“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他们成了“人民子弟兵”泄愤的
靶子。
之后，又把他们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
用水浇醒。次日又转到秦城。在北京以反革命暴乱收审三个月后，山西省公安厅把
高旭押回山西。山西公安厅又接着审，“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
，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子。
一日，他疼得忍不住向看守要药，但看守所值班的大夫不知道跑到何处去了，
而看守嫌他喊的麻烦，罚他头顶墙，他不服从，看守就用木板凳打他。我当时看不
忿和看守吵起来。看守姓陈，我为他起个外号叫陈大郎，传说文革时因押送一个政
治犯，在火车上被政治犯灌醉，政治犯脱逃，而他被送到劳改队下了五年煤窑。从
此，他最恨政治犯。
我问他：“你凭什么打人？”
他回答：“他一个劲喊报告。”
“你们监规规定有事喊报告，他有什么错？”
“他喊上没完。”
“他在北京被打坏，这看守所谁不知道，他头疼忍不住，为什么不能喊？”
“你别闹事啊！小心给你戴铐子。”
“你知道我的脚镣你们是怎么求我卸的么？戴可以，但你别再求我卸……”
僵持到最后，他怕激怒所有政治犯，叫来了所长，交涉结果决定给高旭去看病
。
不几天，高旭被释放了。
到毕业分配时，学校说高旭犯过了错误，一定要把他分配回他的原籍山西省襄
汾县。高旭是学计算机的，回到县里就得改行，岂不是白学。他找山西省“双清办
”的人谈，你们没有判我，就是无罪；你们不否认反腐败要民主是错的，我就没错
。
最后，他还是被留在了省城三益计算机公司。
不久《山西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象高旭这样犯过错误的大学生，党仍没
抛弃他，把他分配到重要岗位。
高旭看后哭笑不得的说：“我没差点死在人民大会堂那根大柱子上，还，党没
抛弃我？！”
这只是我摘取的几个８９民运小人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
他叫李福发，太原钢铁公司的工人，因为发动工人声援学生被判处７年有期徒
刑；
他叫秦怀庆，是个农民，因为写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
他叫李树平，是太原钢铁公司的经济警察，因为张贴揭露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
传单，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他叫刘贵平，山西省大宁县一中的老师，因为对“六·四”大屠杀不满，写了
一张大字报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司法厅有一个干部给山西大学高自联捐了两千块钱，被开除公职；
太原运输四公司一个工人因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被收审关押６个月；
冶金部第１３建设公司一个干部基于义愤，在报纸的李鹏头上写了一句：打倒
共产党。被收审半年；
太原师专的校长因为请一个“六·四”见证人在学校介绍“六·四”屠杀情况
被撤职；
山西财经学院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断了腿；
山西省大宁县党史办副主任，因反对镇压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委党校、山西省社科院和山西人民出版社数名党员被开除、被处份；
……
不会有人为他们讴歌，因为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参加八九民运他们基于良知
，没有想得到什么。今天由于参加八九民运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们全在默默地忍
受，而且无怨无悔或者有怨无悔。
朋友，当我们面对这些无名凡人，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想一想那些为了一张绿卡不择手段的人们，
想一想那些为了私利不惜玷污“六·四”鲜血的人们，
我们更应该景仰他们——无名的凡人。
□ 寄自瑞典＜shansu@algone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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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与晨
·丁子霖·
这是“六·四”惨案中留下的一对遗孤，因为是在清晨坠地的，就以出生时的
时辰命名，姐姐叫Ｗ清，妹妹叫Ｗ晨。父亲遇难时，小姐妹才八个月。
Ｗ家是工人家庭，四世同堂。小姐妹的父亲是司机，母亲是炊事员：爷爷是电
工，奶奶是纺织女工；再上面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太奶奶。爷爷奶奶都退休了，在
家照看两个小孙女。三间简陋的小平房，被包围在密集的高层楼群之间，显得低矮
局促，但院子里很整洁，房间里的家杂摆放得有条不紊。
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家底层平民家庭。谁都想不到，最初向我提供线索的竟是
几位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归国探亲时，偶尔从昔日的友人处得知，北京有个工人遇
难时留下了一对出生仅八个月的孪生女。留学生回居留国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
，我牢牢记在心里，心想一定要找到他们；但当时既不知道死者的遗孀、遗孤姓甚
名谁，也不知道她们家住何处。
偌大的北京城，要找到她们，无异于海底捞针。我定居来北京已经四十多年了
，但一直在机关和学校工作，很少与北京的普通市民接触、交往，要寻找到她们就
更难了。我知道在“六·四”遇难者之中，很多的是北京的普通民众；我也能想像
，属于这个阶层的遇难亲属一定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我常常想起一位留学生
说过的话：天下哪有比北京普通民众再好的老百姓啊！在八九年的那场运动中，他
们倾其所能支援大学生，所作牺牲是巨大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声援；大学生
绝食，他们送衣送水；军队进城了，他们去堵截；军队开枪了，他们以肉体抵挡…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我更有责任去寻找他们，同他们建立联系，一起来医治那
场杀戮留下的创伤。但是，几年来，我和我的朋友对这个受难群体的寻访遇到很多
困难，虽然作出了努力，却进展不大。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听那一对遗孤的下落。通过各种关
系，我们首先找到了遗孤的大伯子，也就是死者的哥哥。他与他弟弟都是司机。但
他不愿向我们提供死者父母、遗孀、遗孤的情况，说是提起这事怕家人伤心，说家
人也不愿与外界联系。我们也就不再勉强。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打听到了死者遗孀的工作单位，可当我们找到
那个单位时，才知道她已调到别的单位去了。多亏好些热心人的帮助，我们又几经
周折，辗转打听到了遗孀新调的工作单位，好不容易才同她取得了联系。
遗孀叫ＨＸＸ，在她所在单位当食堂炊事员。谈话间我们得知，她与她的丈夫
从小青梅竹马，在同一个居民院里长大，中学毕业后无力继续上学，丈夫当了司机
，她当了炊事员。八九年丈夫遇难时，她才廿四岁，现在还不到三十。她给人的印
象很好，俊俏、文静、见腆、贤淑，至今没有改嫁。多年来，劫后的艰难、困苦，
将这个弱女子磨练成了强者。丈夫死了，无钱在公墓买地安葬，把骨灰埋在了京郊
一家农民亲戚的自留地里。丈夫在世时，家里有一个顶梁柱，日子过得还不差。丈
夫死后，收入减少大半，除了出宅另过的大伯子稍有补贴外，全家六口四代人仅靠
公公婆婆的退休金和她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但她
从无怨言，默默地坚持着，除了伺候公婆，精心抚育着Ｗ清Ｗ晨小姐妹。也有人劝
她改嫁的，但她与死去的丈夫感情太深，总觉得同别的男人过不到一块。再说公婆
老了也需要她照顾。
如今，Ｗ清Ｗ晨快上小学了，她说生活上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以后还会
好一些。她担心的是小姐妹一上学，会有另外的操心事，尤其是对孩子的教育。她
说她丈夫在世时很爱这两个女儿，把她们当做宝贝。她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我一直想见到这对孪生女。在我一再要求下，前不久，小Ｈ把姐妹俩带到了我
家里。好可爱的小女孩啊！天真、活泼，看不出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可她
们已经失去了父爱。小Ｈ对我说，姐妹俩知道自己有个父亲，也知道父亲已经死了
，而且似乎也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但她们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的爸爸，包括爷爷
奶奶和自己的母亲。我见到过不少这样的遗孤，他（她）们都是早早就懂事的。
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却突然破碎了。我真不知道，当这对小姐妹将来长大
了，政府部门、有关当局怎么向她们交代。
□ 摘自《“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丁子霖著），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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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播音员李丹
·曾慧燕·
（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六月四日，在北京电台以英语播出屠城真相）
历史将会记住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华民族的“国殇日”。
历史也将记住这个人：当代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
任李丹。
“邪恶要想赢得胜利所需要的就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但这位勇敢的中国记
者面对恐怖却没有沉默。”一位在北京“六·四”惨案之夜，及时录下李丹那段以
非凡的勇气自撰播出的广播稿的外国记者如此表示。
当晚，李丹在工作岗位现场直播英语新闻时，向全世界的英语听众报导了中共
军队杀害市民和学生的暴行，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
成谜。
且让我们记下李丹这篇碧血丹心、舍生取义的广播稿全文：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
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
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
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
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
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
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当这位勇敢的播音员读完上述广播稿时，电台马上换成另一名播音员的声音。
而这历史性的一瞬间，被英国国家广播公司（ＢＢＣ）捕捉到了，而且记录下来，
并在播送有关新闻时，把这“最真实的声音”重播一遍，使蒙在鼓里的大陆老百姓
确知在北京发生了甚么事情。
笔者在“六·五”大游行时，从留学生手中获得这份广播的文字资料，大家还
不知道这位勇士的名字。一位留学生激动地对笔者表示，你一定要报导这位记者的
事迹，我们不能让他没没无闻。他太了不起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位“无名英雄”的名字。为了突破新闻封锁而于六月九
日在美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在第三期郑重推荐“当代中国最勇敢的人”，其
中最勇敢的记者正是李丹。（该报还选出最勇敢知识份子——刘晓波；最勇敢的中
国青年——长安街上集身
阻挡十八辆坦克的王维林。）
□ 摘自《百姓杂志》一九六期，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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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血案中最悲壮一页
——本樨地、复兴门阻截战目击记
·一北京同胞·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戒严令颁布的第十五天。此时北京市内气温达摄氏卅度。市民的激愤情绪似乎
比气温还高。一切迹象表明，事态已经白热化，人们议论纷纷，认定今晚上半夜军
队可能实施血腥镇压计划，事实正是如此，只是人们把时间估计错了。正当人们聚
集在街头议论时，集结在西郊万寿路一带的各军、兵种大院内戒严部队的所有车辆
、坦克、装甲车的马达正在轰鸣。
机械化部队出动
北京夏令时间廿一时许，各军队大院的大门一齐打开，由数百辆卡车、装甲车
、坦克、指挥车、通讯车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开始驰上万寿路大街，由西向东朝天安
门广场方向开进。出动的部队以北京军区廿七军为主力，这支部队号称是杨尚昆的
嫡系，有杨家将之称，是国内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为这次镇压行动该军装备了
催泪瓦斯，并配属了防暴警察部队。这支部队接到的命令极其强硬：务必于二十二
时到达天安门广场，驱散请愿学生，并接管广场。如遇抵抗，坚决镇压，违令者军
法处置。
隆隆的坦克履带声辗碎了北京夏夜的宁静。镇压部队在市民惊讶和愤怒的目光
中疾驰而过。不难发现，车上的士兵个个紧握枪技，杀气腾腾。市民们很快从惊愕
中恢复过来，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人民军队不许镇压人民！”、“法西斯！”
，“到广场去，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手无寸铁组成人墙
车队行至公主坟，绕过大转盘，就是直通西长安街的复兴大街，手无寸铁的市
民在这里自发地建立了西长安街的第一条阻截线。西长安街阻截战，是这次北京大
屠杀最激烈，最悲壮的一页。
市民们纷纷捡起石块投向军车，有几个小伙子拆除了路边铁栏，挥舞着铁栏条
冲进车队中，毫无惧色地抽击着坦克和装甲车。对这些钢铁怪物来说，此举近乎唐
吉诃德冲向风车。然而，这里没有丝毫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军车挺进
速度显著放慢。车队后部的防暴警察，跳下车辆，开始追打路旁市民。有几辆军车
刹车不及，首尾相撞。
杀人烧车者是军人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撞坏的车辆被焚烧，而放火的却是一些车队里的军人。车
队在行驶中不断受到道路两侧市民的砖石袭击。军队向市民开枪了。人们早已预料
到这种结果，却没想到这么轻易地就对市民开枪，似乎开枪的人不加思索，似乎军
队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也许是空爆弹？”“对，听说他们带了不少橡皮弹
头。”市民们正在疑惑，一个青年右臂中弹，另一位中年妇女手按腹部，仅“哼”
了一声便栽倒了。周围群众想上前搀扶，又一个点射打来，金属弹头在水泥地上溅
起火花，尖叫声在市民头上呼啸而过，鲜血抹去了最后一丝疑惑和犹疑。“好的，
这帮家伙动真的了！”军队开枪的消息迅速传开，市民愤怒情绪急剧上升。
木樨地，几百名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中迎面排开，堵住了军队开进的道路。
此时军人也已下车，排成队形与群众队伍对峙。在“军队回军营去！”“不准镇压
学生！”的口号声中，军队开始慢慢逼近。群众手中的石块雨点般飞出，军队队形
一时大乱，有些士兵不知所措，抱着头四处乱钻。凶神般的军队竟如不堪一击，群
众大为兴奋，在一片“冲啊”的呐喊声中向军人队列冲去。军队潮水般地后退了几
十米，士兵也用石块向群众投掷。几经拉锯之后，军队又悍然向群众队伍射击。学
生后撤到木樨地，用几辆横放的公共汽车组成的防线后，一辆小卡车开足马力倒车
将一辆燃烧的小卡车撞翻，使部队不能轻易搬开。深夜，尽管枪声不绝，每个窗户
都有人在有节奏地喊：“法西斯！法西斯！”“土匪！土匪！”军队胡乱朝居民楼
开枪，不少居民就这样在家中被打死。大街两侧一、二层楼的窗户上遍布弹洞，连
燕京饭店、民族饭店的玻璃也被打碎。
肆无忌惮随意开枪
市民们在路上又接连设置了几道用燃烧的汽车组成的火障。军队此时已完全抛
开了任何顾忌，肆无忌惮地随意向两侧围观群众开枪，甚至追到楼房之间和胡同里
枪杀人，被杀死的包括不到十岁的儿童和八十多岁的老人。仅笔者就亲眼看到二十
多人死伤，一具尸体横在路中，未来得被群众撤下，已失去人性的军人竟像没看见
似的从尸体上踩过。
阻迟军队达四小时
西单路口设置了最大一个汽车火障。军队以坦克为先导向前冲击，约一个营的
坦克在西长安街上高速横冲直撞，数千名军人随后跟进。
四日晨一时五十分，镇压大军兵临天安门广场。
由于学生和市民自发的截击行动，军队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近四个小时到达天安
门广场，这四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赢得的，这不能不
使人对北京群众产生由衷的敬意！
伟大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在西长安街的阻截战中，表现了极大的民主热情和献
身精神。有许多学生任枪声四起，手握民主大旗面对逼近的军队岿然不动；有许多
青年人单身冲向军队队伍，以死相拼；有一位青年记者高叫：“我是摄影记者，我
不怕！”骑着自行车直冲至军队前面，大拍特拍，并奇迹般地生还。在木樨地军民
对峙时，有一位老工人只身从市民队伍中径直走入军队，想与军人讲讲道理，不料
却被拉入军队中，拳脚相加，然后推倒在路边。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这场名副其实的北京大屠杀中，市民和学生死伤的数以万
计。仅复兴医院就有四十多具尸体，有一北京老人说：“我这辈子见过许多军阀，
经历过北洋军，国民党军和日本兵进城，却从未见过这样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的军
队。”不但北京，不但在过去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难找到这样的军队，以及
指挥这种军队的“最高统帅”。
□ 原载《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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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三日记
·大卫·哈雷思·
（王震译）
（原编者按：大卫·哈雷思（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ｒｉｓ）是澳洲学者作家，应聘
兰州大学，目击兰州“六·四”事件，以下是他的目击记。）
六月四日，星期日，半夜两点左右，我被校园里的骚乱声惊醒。扩音器大吼大
叫，五千名学生有的号哭，有的怒骂，学生的电台爆响出“义勇军进行曲”。
惊慌之下，我一时竟无理解扩音器传达过来的最新消息——坦克车在天安门广
场辗压学生，爆弹横飞，装甲运兵车起火燃烧……杨家军正在屠杀学生和市民。
我的天！有多少我的学生在那边？
、 悲恸学生涌上街头
半夜三点，数千名激愤、悲恸的学生涌上兰州街头，有几名冲向火车站。异样
的昏黄色灯光笼罩着空旷的校园。
天亮时，兰州彷佛陷入休克状态。路障阻塞着各大交叉路口，在那里学生向成
群的市民广播最新消息。
每隔一小时，透过电话和短波收音机，我们聆听屠杀的恐怖细节。已知的已有
六名我们的学生惨遭毒手，另有四十名受伤。兰州城停止呼吸了，市民茫然眩眼的
踱着，人们的心头涓涓地滴着鲜血。
工人和学生聚在街头开紧急会议。今天会有个危险的夜晚，军队绝不会容忍学
生占领火车站。因为兰州是通往大西北的战略要冲，天色渐晚时，有一队士兵抵达
火车站——位于大学的南边大约一公里处。
下午五点半，校长胡济德教授（译音）步行到火车站参加学生的行列。
我的爱人同志克里斯汀从阿德雷（澳洲Ａｄｅｌａｉｄｅ）来电话，告诉我她
所听到的最新消息，我把这些消息送到新艺术大楼里的兰州大学自治会总部。
大楼的入口由六名学生松散的守卫着，大厅里约有十五名学生挤成一团，大声
念着他们即将传送到街头上去的最新消息。
我登上楼走进三一四教室，一位年青女士立刻抢去我手里的纸片，一屁股坐下
激动地译成中文。
她的钢笔尖不时划破纸面，涂出潦草的方块字。她边写边说：“我很累！前晚
只睡两小时，我愤怒得睡不着。”突然，她脸上浮现困惑的表情：“我怎么啦？我
的身体不出汗？”
她已经把生命豁出去了，如果李鹏赢了，最轻微的后果是她将和所有的大学绝
缘，而且失业，她的将来一片坎坷。
这个政府正在铲除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
晚上十点半，在新艺术大楼，有一群“敢死队”正准备出发到火车站与军队对
抗。三十名队员都各自留下遗书给他们的双亲，每个人头上都缠着一条白布，以红
笔写着“敢死队”三字，以及他们的学号，以便牺牲之后认尸。
“我不愿意活在一个不自由的中国。”一名学生对我说：“我们打算要求士兵
不要对兰州人民开枪，我们开口时可能就被射杀，我们不是第一个为中国而死的。
”
外面下雨了，有些“敢死队”员以透明塑胶布罩头，从透明的双层玻璃门我看
到一部载家具的货车抵达。
这些年青人一边高呼口号互相鼓舞，一边冲过雨阵爬上货车。有个七十多岁的
老兵擎着一面红旗领着他们上车：“假如我们的孩子们必须赴死，那我就必须和他
们同进退。”车门迅即关上。
当我们既紧张又焦虑地在总部等待时，市民陆续不断的送来各种礼物：扩音麦
克风、铺盖、食物，还有一部影印机。
“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一无所成。”一个学生如此对我说。
一位捐出四部短波收音机的男士说：“学生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未来，我们
的孩子。所有的人民都站起来了。”
全中国的电话接线单位都拒绝罢工——并非对政府效忠，而是协助学生建立通
讯网。十一点四十分，我们接到广州电话传来一长串消息，它告诉我们残暴的廿七
军官兵临阵脱逃的细节，这些官兵包括杨尚昆子、婿旗下的军官。它还声称驻北京
的其他部队——估计是卅六军或卅八军——拒绝对学生开枪。
“现在中国有希望了！”一位年青女士一边说，一边紧抓双手，交织着恐惧和
空妄的期待。
提心吊胆怕被攻击
无奈所有的信息都是从谣言机转化出来的，我开始提心吊胆，生怕大学会在今
夜被攻击，发生在天安门的野蛮暴行使莫名的恐惧似乎随时可能成真。
我走到天水路去遥望灯火通明的火车站，一切都很平静，但是我的心脏紧扣着
恐惧感震颤。
清晨一时，学生们欢呼着回来了。部队指挥官答应绝不对这个城市施暴，他将
命令部队撤退渡过黄河，驻扎到兰州北部。
学生们了解到一大群旅客正被困在铁路线上，于是把火车站交还给一小队士兵
。
危机过去了，我回到外宾住的楼房，大门已经上锁，我只好爬上排水管，穿进
我的房间。
六月五日星期一是个“告全国同胞”的日子，政府公开声称天安门扫荡战是镇
压反革命暴徒的第一场胜仗。
各国齐声谴责暴行
短波收音机传来世界各国的谴责、抗议。兰州的学生们穿梭在这个三十公里的
狭长城市，把六月四日的恐怖屠杀细节传播给街头的市民和工厂里的工人。
我骑车穿绕市区，学生们管制着所有交叉路口，仍然没有一点警察或士兵的踪
影。一个学生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警察。”
横夸黄河的三座桥梁挤着数千人，形成一堵人墙阻挡着军队。
一队追悼行列从大学那里出现，缓慢地行进。在行列中我很惊异的发现一些过
去坚决反对示威的死硬派教职员也昂着阔步的喊着口号加入，不久前他们曾经企图
迫学生队伍走回教室。
领头掌旗的说：“如果我们不哭，还有谁会哭？”
市场上的疏菜价格仍很平稳，学生在市场巡逻，如果有人企图抬高价格，学生
们不露声色地要他把货免费送给顾客。
尽管如此，在医学院附近的一商店，已经有人为了食盐、奶粉、面粉而发生斗
殴。暴徒混在柜台前面的人群中，人们互相拉扯，就打了起来。一种困身围城的心
态开始浮现了。
学生领袖们访问了水、电供应设施及食物运输等重要的服务性单位，要求工人
们不要罢工。他们报告说李鹏下令发给炼钢厂和大型石油化工厂没有参加罢工的工
人每人一百元人民币。此外还保证只要这一周内不罢工，每人再加发一百元，很多
工人接受了这种贿赂。
在这种“自治”型态下，这个城市似乎很平静。看起来漠不关心的人们，有的
上街购物，有的游览风光，但是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的话，他们是在设法隐藏恐惧感
。
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上看不到播音员的脸，也听不到声音，只有一排排文字－
－因为政府无法信任播音员不会利用表情或音调巧妙地透露真相，短波广播则被干
扰。
六月六日星期二，我接到阿德雷九号电视台新任董事彼得·麦唐纳的电话。记
者狄纳·柯罗宁要我谈谈兰州的情况，他们愿意在每天与我联系时也同时把西方的
最近消息提供给我。
按照目前官方和军方的规定，我的陈述是违法的。省长已经公开声明：任何外
国人与学生交谈、夹在群众中、参加集会、摄影或有其他任何“混水摸鱼”行径都
属犯罪行为，那些违犯这种恢复公共秩序法令的人，后果自负。
下午四点，大约两千名罢工的工人高呼支持学生反政府的口号，来到大学里聆
听学生的新闻广播。他们来自炼钢厂、七四三七兵工厂，以及瓦斯工厂。
但是，来自同样工厂的其他工人则找学生领袖谈话，他们表示他们要的是钱和
食物，而不是学生们所要求的改革。
蛮狠善战部队抵达
这天晚上我被极端的恐惧感所笼罩，又有新的部队抵达兰州。他们来自武威地
区、蛮狠善战的哥萨克和裕固等少数民族，他们多半不会讲中文，而且传统上一直
与汉族为敌，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回教徒，这个政府打算利用种族和宗教矛盾来达到
镇压的目的。
学生们手忙脚乱地赶印以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传单，乞求他们不要开枪，也以
他们的方言制作录音带，准备用手提播音器播放。谣传说这些士兵除了军队的宣传
材料以外，不准读报、看电视、听收音机。
他们听到的是学生私刑士兵、捣毁车辆，还威胁要摧毁这个社会，学生是人民
的公敌，必须彻底消灭这种反革命暴徒。
紧张气氛一小时一小时地上涨，现在的“敢死队”已拥有三百多名学生准备死
守学校大门，抵抗军队。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离开兰州，有些回家——虽然安全的城市已经不多。有
些跑到乡间寓藏在农民家里，企图继续斗争下去。
这个晚上首度爆发“巷战”。企图前往火车站的一些学生被一大群“小太保”
包围了，于是大学生们不得不违反“非暴力”的公约，冲出校门以暴力为他们的同
学解围。一个上气不接下气、情绪亢奋的学生说：“我们抓到了十五个小太保，把
他们通通交给警察，他们都是火车站附近军校的学生。”
这次“巷战”可能正是军队所要的——用来做为“恢复秩序”的藉口。
星期二深夜，我访问了几位天安门大屠杀现场的见证人，把他们目击的事实记
录到我的日记本上。发生在六月四日的无情、疯狂、残忍、惨无人道的暴行使我相
信如果军队开进学校，我就毫无安全可言。
我开始打包，明天一早我得设法弄一张到广州的最近班机机票——假如飞机还
飞的话。
□ 原载《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１９８９年６月
１７日
海生植字
※※※※※※※※※※※※※
中国最需要的是爱
·死者·
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有其质朴善良的一面。“六、四”前后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质
朴善良表现得超乎寻常。笔者在当时的北京目睹了几幕感人的情景：
⑴北京的交通状况在“六、四”前后超乎寻常地好，交通纠纷降至了最低点。
一向在交通纠纷中爱吵架、骂街甚至大打出手的北京人在那一段时间都表现了极大
的涵养和友善，骑车撞着了，挤汽车碰着了，大家相视一笑，化干戈为玉帛。学生
在广场上挨饿，北京人的心被感动了，他们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大动肝火。
⑵学生在广场绝食的那些天，正值初夏，烈日炎炎。广场上人山人海，而恰恰
有一天多的时间广场停水。学生领袖向北京市民求援，很快捐款、饮料如潮水般涌
向广场。北京市民有的用饮料瓶灌满了自己烧的凉开水送到广场，当时笔者有点担
心：万一有人用不乾净的瓶子，不卫生的水，或者在水里下点毒，那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笔者多虑了，尽管平时有人干些缺德害人的事，诸如制造假药、假酒、假
牛奶，但这一时期，北京市民的良知被唤醒了，没有人对学生使坏心眼儿，学生没
有因为饮用了市民送来的水而发生健康问题。
⑶北京有些蹬三轮平板车的个体户，称作“板儿爷”的，笔者以前一向很看不
惯这伙人。他们拉货时特别会讨价还价，蹬车上路是横冲直撞没人敢惹，没事时就
靠在路边大树下，一瓶二锅头（酒），一包花生米，边吃边喝边骂大街。正是这伙
“板儿爷”在“六、四”那晚冒着被枪弹击中的危险，蹬车冲在最前面救护学生。
笔者至今难忘他们广场上抢出受伤的学生飞速运往医院的情景，那蹬车的速度超出
了常人的体力，简直是一种机器的速度。一路上他们表现了少有的温柔，每至转弯
处总要连声叮嘱：“抓住！转弯，挺着点儿，快到了”。那晚，笔者看到了他们粗
野外表下包藏着的善良的心。
⑷“六、四”广场流血之夜，北京各大小医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大批
伤员，几乎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处理枪伤的经验，但他们凭着爱心加班加点地
尽全力抢救伤员，那一时期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医疗水平也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笔
者的一位朋友被打穿膝盖，打断了神经，经医生手术后，恢复特别快，这是这所医
院建国以来做得最成功的一次神经再接手术，其原因是早期处理得当。更为感人的
是，当部队要检查医院时，一些医护人员为保护伤员，主动毁掉他们的病历并将伤
员转移到其他科的病房之中。
后记：本文用“死者”做笔名，有三个原因。一是我永远怀念那些六四时死去
的无辜者，他们为我们献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我们却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一点点
事情（当我站在那些尸体前时，是这么想）。二是我自己应该死去，但却还活着（
我身旁不到一米处有一人倒下）。我应该被囚，却得到自由。我要使自己记住这一
点。三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旧的自我还没完全死去。追求彻底的死，才能得到完
全的生。
（本文作者来自北京，现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 摘自：“中国最需要的是爱”，原载《海外校园》第四期，海生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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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秒的情结
·老槁·
五年前，我和内子到北京旅行，住在马甸，也许是马店，一个据说是高射炮部
队开设的旅馆。
高射炮部队为什么开旅馆，老实说，我不知道。
但那时，一切宽松，气氛很好。电视上播着“改革就在你的身边”，人们说话
也很随便，不必压低嗓子，先看清四面八方再开口。
在北京住的那家旅馆，一切尚可。有餐厅，一定要按时按候去吃，菜肴丰足，
口味平平，但招呼大致满意。最少比沿途所见所遇的一连串晚娘面孔，要好得多多
。
我那时居美已将近二十年。出外居停，到处叨扰，手心就会发痒，要给小费，
已成习惯。不给则耳鸣心悸，浑身欠打。
给小费，是有悖社会主义原则的。违背原则，等于和党中央对立，搞不好归入
敌我矛盾，非同小可，这点与今天不同。硬要违例，算是冒险，帽子可大可小，后
果自负。
住了一个星期，行将离去。
人都是有情的，我和内子，对周围一切，自然都有点依依不舍。
当招待小姐最后端上那壶茶，我看四下无人注意，经理的柜台，又被那小姐的
身影挡住。说时迟，那时快，我态度从容，但疾如闪电般把口袋中两张美钞，捏成
一团，塞进了那位小姐的毛衣口袋。
那位小姐冷不及防，本能地伸手入袋，四目交投之际，我情深款款，她表情惊
愕。
言语在此，已是无用。我只有用手紧按了一下她的手，时间大约十分之一秒。
摄影是我的职业和爱好，对快门速度，我有绝对把握。
人生的境界，有很多时候，瞬间即是永恒。就人与人间的大爱而言，只见一义
，不见生死的真情，甚至往往会超乎国家民族层面之上，无以名之，就叫做人性的
流露吧。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和内子提着行李，离开房间，要去赶往西安的飞机。在
餐厅门口，经理和若干职员伫立相送。那位小姐则双眼红肿，显然刚刚哭过，看见
我内子，突然趋前，抓着内子的手，表情激动情深款款，反令我们惊愕不已。
我们回美不久，惊震寰宇的八九民运便发生了。
那阵子，中国人的血，没有不沸腾的。
我们一家，和其他很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去参加了几次集会和游行，瞻仰
过柴玲、吾尔开希和其他风云人物的丰采，还捐过一些钱，买过一二十件各式各样
的民运汗衫，这些汗衫，到现在我还天天穿着，尚未完全穿破。
人生和世事，就像汪洋一样，有短暂的动静起止，有长期的因果显伏。我这个
杂乱无章的故事，如果不是还有下面的一段，大概早就该结束了。
就在这当口，邮局送来一张通知，说我有一个包裹，从澳洲寄来的，叫我去领
。
我曾在台湾住了好些年，习惯了一天四次的邮递服务，对美国的邮政，一向不
敢恭维。没想到秃顶老鹰，还另有它的一套。我们近年搬了几次家，辗转沟壑，居
然让它把一张通知，确切送达。
只是，我连想都不必想便可确定，我根本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在澳洲。
一夜冥想，第二天一大早，我开车到邮局，的确领到了一个包裹，上面件人也
的确是我。
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件女用毛衣，白底红花，上面是一大片红心。过几天便是
情人节，这显然是情人节的礼物。包裹里面还夹着这样的一封信：
高先生、高太太：这封信我想写了好几年了，到今天终于了却心愿。但不知道
会不会到达你们手中。
我就是你们在北京所住的ｘｘ宾馆的服务员，你们临走时曾在我口袋里冒险塞
了四十元，这事我一直没有忘记，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我父母双亲都在“文革”中被斗死去，只有我和弟弟相依为命。你们来北京时
，我们的日子仍旧很艰苦，我没能继续受教育，因为我要全力供我弟弟进大学。你
们给我的四十元，那时不无小补，为此我深深感激。高先生捏住我的手的一刹那，
我像碰触到了整个人类善良的心。
你们夫妇来自海角天涯，与我素昧平生，但你们甘冒风险，只为了表达那一点
点人性的温暖情怀，这点我将终生铭记不忘。但就在你们走后不久，一九八九年六
月的第四天，我亲爱的弟弟为阻挡进城的坦克，在木樨地附近中弹，第二天不治死
亡。我也因此被连累，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在一九九○年辗转来到澳洲，开始身不
由己的漂泊生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最重感情的民族，人与人间，同胞与同胞间，就是一个情
字。不幸，在过去这些苦难的年代，人人被迫，彼此冷漠，走向无情。我父母双亡
，弟弟夭殇，他读的是历史，最后竟把自己融进了我们共和国近代史中最不忍卒读
的一页。就我们家而言，我是这一个悲惨世界剩下来的唯一“活口”，痛定思痛，
我有义务要把我亲眼所见的一切，为历史作一个诚实的见证。历史有时会像罗生门
一样暧昧，但亦不无时无刻不在驻足沈思，不会永远昏睽糊涂。
我现在白天上学读书，傍晚就在一家印刷厂上班，生活安定。这里中国人很多
，我虽然孤单，但不寂寞，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过去三年，我拚命学英文，也
读了很多书，最近，开始用英文写作。我的文笔，只求真实，至于辞句优美与否，
已是余事。过去，我只是祖国大江大湖中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但经过大风大浪的
不断磨练，我已立定志向，奔向浩瀚的海洋。
你们走后，我从宾馆柜台抄下了你们的住址，本来早就应该提笔道谢的。你们
美国有感恩节，但我不知道是那一天。二月十四日是情人节，这儿满街都有应景的
东西卖。当年，高先生往我口袋塞钱的时候，可能是太急忙，钞票中揉进了一张友
谊商店的女用毛衣发票，我一直都保全着，那上面的尺码，我想是高太太的，我特
别按照这个尺码，买了一件，来表达我对你们用任何笔墨口舌都无法表达的心意。
个人间的情感，有时而尽，但一个民族，经历过共同的苦难，同胞与同胞间的爱，
都不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可以形容的。我在这里永远为你们祈福。 Ｘ霞敬上
回到家里，我把这封信，又前后读了两遍，心中若有所得也若有所失。加州近
来气候反常，连月阴雨，帘外雨潺潺，音响中传来的是萧邦的波兰舞曲，如泣如诉
。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世界副刊》，１９９５．４．１１－１２－１３
海生植字，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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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感】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让我们讲一点人性
·秋纯·
（一）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在一个世界文明摇篮之一的国度中，产生一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
权，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看并非光彩之笔。现在，我们的黩武主义又进步
了。在我们的民族骄子大学生、留学生中，连做流氓都变成可以公开宣称的荣耀了
。从“痞子文学”里抄来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豪言壮语，于是，官方对同
胞的恃强凌弱，对百姓的肆意鱼肉，竟都合情合理起来。
反正受凌辱被鱼肉的不是自己，反正倒霉受难的是人家。
比如，我们的民族义士们在台湾大概是一无亲人二无家产的。打起仗来他们是
没有后顾之忧的，当然可以高谈阔论爱国主义、民族大义。关于中国要统一，美国
日本在围堵我们的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头头是道，就是不设身处地问一句，如果
自己的家在台湾，是不是有对导弹恐怖主义叫声“向我开炮”的勇气。我们的谋略
家们纵论天下时，政治经济，军事历史，面面俱到，唯独不知将数千万同胞的身家
性命和人格自尊置于何地。
当受害的可能是自己时呢？比如党和政府号召我们学成早日回国，我们就都是
犹犹豫豫的。不知这时，我们的爱国豪情和民族气节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这时，
我们计较的是不是一些个人得失。如果是的话，将心比心，我们不要去强求别人只
顾国家不顾小家好不好？
再比如，我们都是些骄骄之子，有的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有的是霍普金斯大
学的博士后，还有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未来法学博士。敝人国内单位中贪官污吏们
的暴取豪夺，损不到他们的毫毛。他们大概也不大去街市，市场上商贩公商警察三
位一体的坑蒙拐骗，他们也就眼不见为净。于是大可超脱地评论说，改革吗，腐败
是难免的，我们要看经济发展的主流。
但是，轮到我们自己付这个改革的代价时，比如回国一次，被真的流氓“斩”
得血淋带滴回来，就不说“我们的国家在往好的方向”了。这时，对比起在美国的
生活经历，也很生动形象，滔滔不绝。将心比心，当流氓欺负为难别人，有什么可
洋洋得意无尚光荣的呢？
我们有句古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二）又一次人性危机？
革命形势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看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