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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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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专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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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三十七期 ——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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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4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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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标题新闻】 方励之等呼吁：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中国人权
⒉【社会纪实】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⒊【志与愿】 走出浪漫——写在“六．四”五周年前夕 马 岩
⒋【京片子】 兵哥 冬 冬
⒌【烛光泪】 “六·四”五周年感言 蒋培坤
⒍【港人夜话】 崇高与卑微 颜纯钩
⒎【民运动态】 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严 明
⒏【评 论】 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⒐【历史一页】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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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等呼吁：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时间：１９９４年６月４日中午１２：００正◇
□ 中国人权供稿 （Human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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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天安门前的“卡廷”
廿八中学墙外土坑里，
究竟埋有多少像Ｗ一样的人？
一个十九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死得太惨了，尸体就埋在天安门附近第廿八中学
墙外的土坑里。他的名字叫ＷＸ。
遇难前，他刚结束“军训”，而且与“解放军”交上了朋友，还准备和战士们一
起联欢呢；可是，他死了，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时身上依然穿着“
军训”时穿的那一身军服。他是那样地喜爱那一身没有领章的军服啊！
在中国历史上那个使千百万人无法安睡的夜晚，ＷＸ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不能
在家里呆着；他要投入到改变中国历史的洪流中去。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随着坦克
、装甲车一起开进北京城的戒严部队，同他在军训中结交的战士朋友们都是一样的“
人民解放军”。
那天晚上，他戴上头盔，背上相机，骑车离家而去。临行前，他告诉母亲，他要
记录下真实的镜头，作为历史的见证，也为了伸张正义。他一路骑车尾随东进的戒严
部队行进到南长街南口，也许正在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和庆幸呢；可是他再一次举
起相机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随着光灯的闪亮射中了他的头部。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扼杀
了，在那短短的刹那之间。在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他使尽全身力气用手指打
出了一个“Ｖ”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友谊：有用欢乐的笑声联结起来的友谊，也有
用悲痛的泪水凝结而成的友谊。而我同这位死难者的母亲的友谊，不仅是用泪水，而
且是用两位年轻人的鲜血凝成的。她是我同“六·四”受难者群体建立起来的第一个
患难之交。
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九月。当时我正苦苦地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健康状况很
糟，几乎不能下床。一天，ＺＸＸ和她先生来看我。她讲述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显
得很平静，看得出来，她是为了不把我的悲痛勾起来，硬是把自己的悲痛深深地压在
了心底。
她告诉我，她儿子中弹倒地后，并没有立即死去。据目击者说，当时正好有一辆
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护人员火速上前抢救，却被戒严部队阻止。Ｗ在血液中躺了将近
两个小时，他的生命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失的。他用生命换来的照相底片连同相机
被搜走了，后来连尸体也不知去向。在以后的日子裹，家人和朋友们找了北京数十家
医院，一直到六月十四，才在西城的一家小医院护国寺医院发现Ｗ的尸体，可是遗体
己经腐烂、长蛆了。原来，在六月四日凌晨，有一批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的尸体被
戒严部队匆匆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廿八中墙外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当时正值夏季，不几
天，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因Ｗ生前穿的是军
服，被疑为军人，遂转移到那家医院了，总算保留了尸体。遗体火化时，还从公安局
开了一个“外出死亡”的证明，否则不准火化。
已经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过去了，可历史是无情的，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心悸
却又无法使人缄口的谜，到什么时候人们都会问：在廿八中的墙外，当时究竟挖了几
个土坑，每个坑裹埋了多少具尸体？也许目击者不敢再提起，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目
击者，时间长了，它成了中国的“卡廷”。但是，相信历史留下的谜，历史总会解开
的。
我要感谢这位母亲。我至今记着她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为了死去的儿子，我
们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是的，我们为生者活着，更为死者活着。她的爱子离她而去
了，她却把母爱留给了人间。快五年了，她同我一起，一家一家寻访遇难者亲属，给
那些孤苦无依者送去被世俗的冷酷无情地侵蚀着的却仍然是那样炽热的爱。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爱是比杀戮更强大的！
● 留在骨灰盒前的小纸条
她宁可放弃八百元抚恤金，也不愿在丈夫“正常死亡”书上签字：
一九九○年清明节过后的一天，我的朋友ＺＸＸ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那是她在
清明节给在“六·四”惨案中死去的儿子扫墓时从儿子骨灰盒前捡到的。可惜这张纸
条没有能保存下来，我依稀还记得纸条上写着：ＸＸ的母亲，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
“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
意，请与我联系。最后是她留下的姓名、单位、电话。
自从我与ＺＸＸ相识以来，我们就决定要寻找在“六·四”劫难中失去亲人的同
命运者。也许是心灵的感应，现在居然有人向我们走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可以想
见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尚处于公安
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
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我按照她提供的电话号码，很快和她取得了联系。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信，从她
浸透着血和泪的来信中我知道了一切：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老三届”的。丈夫父母早
逝，下有弟妹，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
曾费尽周折，直到卅六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比他小六岁，也是靠自
己的奋斗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四日凌晨，他得知外面开枪，
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想不到
，这么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长安街公安部门口的街头了。那
是一颗达姆弹，整个膀胱被炸得粉碎。他是与死神搏斗了两天才死去的，临终时深怀
歉意地对妻子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儿子才五岁。
他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走了。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她总觉
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
，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ＸＸ公墓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
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八百元抚
恤金，但要她在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
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八百元，仅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
辱的弱者再一次受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她住区
的片警还常去她家“关照”：
“今年‘六·四’去扫墓了吗？”
“去了。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罗。”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透，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讪讪地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
半会儿能翻得了的。”这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
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我认识这母子俩已经四年了。每逢寒假，妈妈都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
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找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
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
● 失之交臂
三日晚上Ｘ要去唤回学生，却饮弹木樨地，留下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子
某大学一位名叫ＸＸ的青年教员于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饮弹木樨地，身后留下一对
刚刚出生的孪生子。这一消息曾在那场劫难过后广为流传。人们关注着这对孪生子和
他们年轻妈妈的命运。有传闻说，这对孪生子中的一个已经夭折。这更引发起人们的
同情和忧虑。
我儿子在那场劫难中离我而去了，我难于接受这个事实；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难
于接受的。那位年轻的母亲，那对刚刚出生的遗孤，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下
决心要找到他们。但我当时困于病榻，不能行动。我托人打听、寻找，很长时间也是
杳无音信。
话说一转眼到了九三年一月份，我尝试着给那所大学的一位我并不很熟悉的教师
拨通了电话，求她帮助寻找，也是没有抱多大希望。真是意想不到，不几天，她就告
诉了我那位年轻妈妈的姓名和住址。她不敢直接去死者生前单位询问，而是以给死者
遗孀“做媒”为托词，从她居住的住宅楼管理人员那里打听来的，我这才知道，她叫
ＬＸＸ，住ＸＸ楼西层。
当天下午，我让女儿去找Ｌ，因不知道她的房间号码，她敲开了几家邻居的门。
邻居告诉了Ｌ住的房间，并说他们上午还曾见到过Ｌ，但听说她就要回湖南老家去了
。那天寒风凛冽，我女儿俳徊于Ｌ的住宅楼周围，等待了一个下午也不见Ｌ的纵影。
后来才知道，Ｌ于上午就离开学校启程回湖南了。真可谓失之交臂啊！
等到寒假一过，我女儿和我先生又一起去找她，但房门锁着。从她的一位邻居同
时也是Ｘ生前的同事那里获悉，Ｌ短期内不会返京了，她的一对孪生子在Ｘ出事后一
直寄居在湖南外祖父母家。从Ｘ的这位同事那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会找
不到Ｌ的下落。
原来，Ｌ在北京的一所中专任教，她住的是Ｘ所在学校分配给Ｘ的房子。Ｘ死后
，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淮透露Ｘ的遇难经过以及她作为遇难者家属的身分；不
准她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在校内继续居住。三年多来，她就是这样隐名埋姓，深
居简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
感谢那位邻居告诉了我Ｌ在湖南老家的通信地址，他是偷偷地把地址写在一张小
纸片上的，为了不自找“麻烦”。我很遗憾。这三年时间里，我们离得那么近，可我
居然没有能找到她；现在她离得那么远了，也就只得从头找起。
我立即给她湖南老家去信。没有过几天她回信了。从信中得知，她接到我信的当
天，正好动身去深圳特区，因此信是从深圳寄来的。她父亲嘱咐过她的，到深圳后第
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丁老师”写信。
现在我面前摆着两张珍贵的照片。
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中Ｘ从医院接回Ｌ母子三人在湖南家里的合影，夫妻俩一
人抱着一个刚出世的小宝宝。妻子在欣喜中略带分娩后的疲惫，丈夫在满足中充满着
自信。是的，这个小家庭是美满的，这种美满还只是刚刚开头呢。
Ｘ出生在湘黔边界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十六岁就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廿
岁便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妻子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族姑娘。他俩是同乡，从相知、
相爱到结婚生子，是那样的幸运，好像一切都是老天按他们的愿望安排的。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小两口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天，Ｘ就离家返
京了。在Ｘ的心目中，有一件事是比小家庭的温暖更为重要的，那就是从四月中旬开
始的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他所在的学校正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以后的事情大家
是可以想见的。六月三日夜里，他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桥头遇难了，他是担心他的学
生发生意外而去召唤学生回校的。现实竟如此残酷，残酷得叫人不忍听闻。
那第二张照片，我几乎不忍目睹了。那是穿着一模一样童装的一对小兄弟，已经
四岁了。四年来，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外祖父母为不幸的女儿分忧，含
辛茹苦地挑起了抚养这对遗孤的重担。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对小兄弟中的老大，出
生时因脑窒息而导致脑瘫，刚生下来时好好的，后来症状越来越明，几年来到处求诊
求药，至今仍无多大好转。这个劫后遗留下来的小生命成了亲人们心里沈重的疙瘩，
也成了我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我多么想去看望这对小兄弟啊，可几次产生这个念头几次都打消了。湘西离北京
太远了，我己失去了远行的能力。使我欣慰的是，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三，我从长途电
话里听到这对小兄弟稚嫩的声音。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外公外婆一定是知道我在遥远
的北京想念着他们，特地让这对小兄弟给我拜年的。
□ 原载【世界日报】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廿一、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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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浪漫——写在“六·四”五周年前夕
·马 岩·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的，可开口后却总是无言。但毕竟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每次细细咀嚼品味的时候，不免在心中激起一阵波澜。忘却是不可能的。记住的却只
是苍白。
还在牢房里享受苦难的朋友和那些仍在京城里摇旗呐喊的斗士，已在淡出朦胧的
舞台。曾经是滚滚的洪流，已经从大地上渐渐消失。连回忆都显得多余。
但那枪口闪出的灿烂的火花和脚下踏过的殷红的鲜血，却是我心中洗不掉的印记
，时时侵袭我麻木的神经。让我在颂扬圣主英明的时候，抚摸心中的疤痕。
虽然我苦难的蚁众，不会因为民主女神的佑护而更生。那闷睡百年的雄狮，却是
在惊悸中寻找生存。浪漫的人们，是在期待中构筑着幻想和希望的。翘首的企盼，决
不是枪声。
历史不会由假设而重新排演。黄土地的主人已经在焚烧的萨拉热窝和溃败的苏俄
帝国的映照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脚跟。浪漫已在苦难中嚼尽。圣主的余生，重新点燃了
沉寂的油灯。舍身追求的变化，似乎在翻手间完成了。在这纷陈之中，当年浪漫的人
们，又开始了另一种浪漫，死人的鲜血，成了书写光明的墨汁。
但我却无法忘却那些冤魂。纵使那些弹头没有射向我的胸膛，它们的呼啸早已划
破了我的心灵。但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只能在这里说一声，
愿他们安息吧！
愿这段历史不要重演！
□ 选自ＡＣＴ（F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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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哥
·冬 冬·
“六·四”，谁最不是东西人人心里有数。今儿个侃侃兵哥。
说这大兵开进京城，气得肝儿颤。烦，一开始就烦一帮帮和平绿，人挨人挤车里
。问他们啥，是啥不懂。开始那松，可怜得大伙送吃送喝的。我心直难受，这主儿，
打谁啊？
那叫撮火，这是后来明白的。让兵哥兵弟受受苦忍忍气，回头一拱火，一眼红，
看小孩，老太太都和见越南兵似的。开开杀戒，祭祭枪。孙子吧、浑吧？这是带兵的
浑，换句话说，披上军皮，拿手枪的比拿长枪的坏，这不拿枪，光练嘴的更浑。
说说“六·四”以后。
第一烦的，就是给部队送西瓜的街道干部。跟孝敬皇军似的，点头哈腰的。想当
年，没汉奸，抗日还用八年？他就有这么路人。骂民运人士是汉奸的，你再想想。
第二就是这兵。那天去买烟，来一对儿。老远晃过来。前面那蹬车，开着怀，板
儿带挂脖子上，后面那一样，板儿带捏手里。到地儿，问：“你这希尔顿是啥价？”
摊主吓的：“哦操，那什么老总，不要钱。”这种事多了。特让人腻歪。那时候，谁
想听拉大栓的声儿，半夜您就认哪拽块石头。就听夸夸的大栓响，“干什么的”之类
的可算开眼了。可算是眼见啥叫鬼子进村了。再有就是开卡车采购，到哪买空哪儿。
老觉着有人问我，说：“冬冬，你丫是不是中国人。”您说哪？我啄磨着我还是
。看护照是，听话音儿也是，也为国家操心，也想国家富强，去年闹帝国就差点让人
向爱尔兰扔原子弹。后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不问问说：“李鹏，你是不是中国人
？”不敢？
人说冬冬，那都是历史啦，你还提它干吗？讲一笑话：说大清朝，一什么官儿，
请洋人。来上菜的小厮摔了碗。“奴才，拉下去砍了！”洋人差点儿尿了，说是，这
真生，说砍就砍。洋人不惯中餐，摔了碗。“没，没事儿。”洋人心里有数了，不是
对我。
提提萧宾，两万！那时“洋人”也说两万。萧先生十年。
看看中国人是不是奴才！这事不提，明儿不定又是谁。这叫碴儿！作中国老是留
着独裁专治，蔑视生灵这么个碴儿。
服了，老舍似的，当歌德派？你等人找碴儿。谁不爱提“六·四”一边看着。
□ 选自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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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五周年感言
·蒋培坤·
“六·四”惨案五周年了。这五年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
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所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
去年六月份，我和我太太丁子霖女士一起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谴责了五年
前的那场大屠杀，批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所持的人权观点，由此我受到我
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当局的行政处分。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但给目前
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个信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
不允许存在不同声音的，那怕这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当然，这也是一个警告，对那些
“不安份”的人们的警告。
也许生活在西方的人对人权问题过于敏感，过于认真，在中国极其平常的一件侵
犯人权的事例，居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年１２月１９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我
和我太太因接受外台采访受处分一事播放了该台中文部主任米歇尔给我们的一封回信
，信中说：“您两位的来信使我感到震惊：您两位的儿子，好端端的一个中学生，８
９年在木樨地被镇压的枪弹打死，而继母亲丁子霖女士之后，父亲蒋培坤先生，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美学研究所所长，因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今年秋天
也受到当局的惩处，被免去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并被停止招收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这么一件涉及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少的读书人的命运的大事，怎么我们没有在中国的报
刊上看到过一个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国和欧洲，必然会成为重大的新闻。尤其
令人不解的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可以亲自跑到西雅图会见柯林顿，怎么一个中
国公民就不能会见美国记者呢？怎么他就不能表达自己的见解，怎么就要因此丧失工
作的机会呢？”
是的，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实！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允许官方授意或与官方观
点保持一致的言论，尽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宪法”里写得明明白白
。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存在着智力
劳动、靠诠释官方意识形态谋生的人，即所谓“脑力劳动者”（承邓小平抬举，把知
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此知识分子曾经高兴了好一阵子）。他们并不体
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不代表社会的良知，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批判力量。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的最大成功，莫过于对人的灵魂的箝制和戕害；这种文化居然成
地把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欲望和情感、没有自己思想和语言、只是为自身以外的目的
活着的非生命存在物——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奴役和人格侮辱以至于麻木。一
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稍具一点点良知，稍稍保持一点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各种各样的厄运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尤其是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命运。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中国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改
变，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表达了与政府、与官方意识形
态不同的见解，仍然受到各种方式的惩罚，包括超法律的所谓行政处罚——顺便说一
句，中国政府对于那些因良心或言论获罪的人，除了把他们投入监狱外，更多地采取
超越法律的行政处罚手段，包括所谓背靠背的“内部审查”、强迫当事人“说清楚”
、写自我检查、认错、悔过等等。这是最使知识分子感到屈辱的处罚方式，尤其是对
于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来说。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在过去几十年岁月
里，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堪于这种屈辱而绝望他谋乃至选择了自杀。中国的当政者
深知，要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莫甚于施以“诛心”之术。
在以往的人生历程中，我同很多人一样，也不过是靠自己的智力谋生而已，而且
虔诚地信奉马列主义，虔诚地相信马列先哲们构造的天国理想；只是因为生性善良（
在共产党的天下，善良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见不得太多的虚伪，太多
的血污，才没有被铸造成一个共产党人。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但到
头来得到的报应居然是最大的不幸。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难以逃脱的。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信念；做
为一个人，总得讲点人性，讲点人道，总得尊重自己和别人做人的权利。这对我这样
的人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觉醒吧！因为多少年来，社会生活中真正属于“人”的
东西实在太少了，而人性被扭曲、被异化甚至非人性的、兽性的东西又见得太多。因
此，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全部学术活动，我所写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呼唤人性的
复归。我天真地期盼着人们能变得善良一些，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少一点仇恨，多
一点爱。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五年前的那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人民共和国的政
府居然会向人民子弟兵下令朝自己的人民开枪，而且开了枪还宁可相信是橡皮子弹而
不是真枪实弹，而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真枪实弹会穿透自己未成年的儿子的心脏。愚
昧呵！麻木呵！迂腐呵！还能说什么呢？十年启蒙，良知被唤醒了，却仍然是那样的
不谙世事；空谈什么人性、人道，人家可是用机枪坦克说话的！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
我所面对的真实，然而又是那样的千真万确，真确得就像出现在幻梦中的那样。
由此我想到，什么时候人们能走出那用欺骗和谎言堆砌成的世界，面对世界的真
实呢？然而，这很难，确实很难。五年前的今天，人们目睹了那殷红的血的真实；五
年后的今天，那殷红的血色似乎黯淡、隐匿了。人们的记忆确乎有一种极性，它不情
愿去回想那令人心碎的往事，宁愿生活在虚幻的安乐之中，否则，生活未免太沉重了
；何况，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关押，其余的人未必都有切肤之
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罪恶总是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不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吧。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谁也不会期望一夜之间能在中国大地上出
现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期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至少政府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制约，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权不等于人权，
人权除公民权外，还包括人的自然权利）能不受到任意的践踏。近年来海内外都有一
些有识之士着手探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路或蓝图，这不是没有
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是为迎接未来中国的一种学习和探索吧；但是，我认为，在当今
的中国，当务之急是逐步形成和壮大民间力量，通过持久的艰苦的努力，以争取中国
的人权和公民权在观念和立法上早日达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并得到切实的实行
。这也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这是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为此
而付出的代价再大也是值得的。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一个社会，但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如果每个人
面对强权不再惧怕、不再畏缩，而且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同类的权利而抗争，那么，不
仅“六·四”那样的人间惨剧有可能不再发生，而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能会加快
。
这就是我在“六·四”五周年前夕想到的，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仅此而已。
我为死者祈祷，为生者祝福！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世界周刊】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二日星期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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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与卑微
·颜纯钩·
一次与朋友吃饭聊天，忘记谈什么事了，我说现在中国人两个眼睛盯着钱，世纪
末，再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了，罗孚先生即时纠正我，说：那内地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呢
？
我知道自己失言了，有理想抱负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只不过越来越少就是。
一个人心里，总有崇高与卑微两个对立面，人总在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摇摆，有时
会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怕冒险犯难都在所不辞，有时却又会以为以一己之力，
不可能影响社会的整体面貌，还是将小日子过得美满一点更加现实。
当然，这种崇高与卑微的对立，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已故林风眠先生，
既能画很唯美的小品，又能在六四期间画《噩梦》那样惊心动魄的大作品。因为客观
环境不同了，人的思想感情也有不同。
同时，崇高与卑微又与每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低有关。同样是画家，有以清宫沉沦
腐朽的美赚大钱的，也有像高尔泰那样，企图以个人卑微的呼号动摇衰朽的老宅，而
那种野狼似的狐寂，又带着沉重的悲壮之感。
但大多数人心里的崇高之感，是常常埋没于日常的生活挣扎中，人们没有太多余
的情感分配给崇高，他们只能卑微地生活，求取一点卑微的乐趣，而每隔一段长时间
，他们心底的崇高感，会给某种客观机缘唤醒，那时卑微的人会来一次崇高“大发作
”，将他们一点点的崇高积聚起来，如江河汇流，沛然莫之能御。
这就是“六·四”时北京人的集体政治大疯狂，以及当时香港人的无眠无休，为
国呼号的原因。
事情过去，激情慢慢沉淀，崇高感又退位给卑微的日子。人们总得生活，总得在
卑微的生活中求取卑微的快乐，甚至免不了跟着世俗的世道一起庸俗，但这不等于人
们心底的崇高感消失无踪了，那些崇高感只不过像以往那样，又深深埋藏，等待另一
次机缘的激发。
只要崇高感不死，理想主义也不会死，很多人向钱看了，也还有少数人默默坚持
，而这少数人，是照亮漫长阴晦之路的火花。
人年轻时充满理想，也容易为崇高的追求冲动，年纪渐长，渐渐世故，思想的锐
角也不免磨损，能保有年轻时的理想主义直到年老的，当然少之又少，但崇高感与美
感一样，是人生最值得保有的感情，可以暂时掩藏，却不应让它泯灭。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中港散文】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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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严 明·
在那场惨案过去已经整整五年了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你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大亨还是普通的学生、学者或是“打工仔”，都将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为那场惨案的受害者们做些什么？
去年年底，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在各自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分别作
出决议：决定联合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据此，在今年元旦前夕，一
个全球性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由包括海外和
中国大陆的十一位委员组成，盛雪女士任主任，杜智富先生任协导，严明先生任秘书
长。十一位委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委员
会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根据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考虑，拟定了自己的工
作目标。这些目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调查“六·四”死伤者的真实数目，名单，及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的现状。
二、给予“六·四”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以抚恤。
三、调查事件的真相和屠杀的责任者。
目前，委员会已初步掌握了百余名六四屠杀中的死伤人员名单，以及他们遇难时
的情况。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六·四”屠杀中受害者的状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
一、在“六·四”遇难者比较集中的几个地区，如：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木
樨地一带、西单及六部口地区，死难者绝大部分是被子弹射杀，而且这些死难者多数
并不是在与军队的对峙中被杀，而是死于中共军队丧失理智的滥杀和盲目的扫射。用
中共自己的话说：他们多数是死于“误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
生陈来顺，就是六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
死亡的。再如：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六月三日深夜在民族
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又如：北京
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六月三日夜间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却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
，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二、军队毫无人性，阻止人们对中弹者进行抢救，致使部分本有生还希望的伤者
不治身亡。同时，屠杀手段残忍，直至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使遇难者成为“肉酱
”。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六月四日凌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军队不
准救护队抢救，致使这位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在三小时后死亡。北京五十七中学高三
学生叶伟航六月四日凌晨在木樨地时，被军队的一阵扫射击中，右肩、右胸各中一弹
未死，惨无人道的士兵又对他的右后脑补射一枪致死。六月四日凌晨，西长安街六部
口地段，一辆疯狂的坦克车竟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走在队
伍前面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于坦克车的铁
轮之下，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了双腿，成了终身残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坦克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
全身数处中弹却大难不死，成了中共暴行的活见证。
三、屠杀并不仅限于从六月三日晚间至六月四日晨的十几个小时之内。六月四日
以后，军队的疯狂屠杀仍然在持续，而且地点也不限于天安门广场和市中心一带。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六月五日本已购得返回成都家中的火车票，下午
两点钟左右行至南池子南口，穿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
遭士兵扫射，一梭子弹从其背后穿透胸膛，当即身亡。六月七日夜晚十一时左右《村
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一起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安等几
人转身要跑，立遭士兵扫射，安基与同行的王姓青年当场被射杀，同行的两位女青年
因跪地求饶才免一死。某中专学生宋秋剑六月七日白天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
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
已成残废。
中共军队的士兵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残暴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只能说
明一个问题：他们得到了上司明确的指令与可以随意开枪的授权。而熟悉中共军队体
制的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统治者，是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敢于下这
样的命令的。由于中共体制的严密控制，“‘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这方面的
调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许，了解这其中的真相还需要时
间。
今年年初，“六·四”屠杀中的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女士从中国大陆传来
信息：“六·四”惨案近五年来，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们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
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反而时
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
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
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
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面对丁子霖女士的真切呼吁，“‘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深感责任重大。委
员会自年初开始便已着手进行筹款工作。在这里，委员会愿意再次呼吁各界伸出援手
，向“六·四”受难者群体献上一份爱。“‘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愿意代各界
人士转达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关怀与问候，妥善处理各种慰问信件及捐款，每
笔捐款都将由国内收款人开具收据。“‘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联系地址是：
131 BLOOR ST.
SUITE 200，BOX 331
TORONTO，ONTARIO
CANADA M5S 1R8
捐款支票抬头请写：F.D.C CANADA，并请注明系“六·四”捐款。
□ 原载【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六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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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当年抗议中共“六·四”屠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今天应以什么方式回国？是悔
过下跪，还是保持尊严？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当年曾慷慨激昂参加过抗议中共屠杀
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以及离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现在考
虑回家乡探视，以及怎样回去。旅居普林斯顿的一批“六·四”后逃离大陆的学生学
者还为此专门开了“笑着回家”的会议。
无论是因为思念家人，还是要办厂经商，回国都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但是，我认为回家的条件，既不是笑着回家，也不是哭着回家，而应该是有尊严地
回家。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些学生学者回家的方式，却为人们有尊严地回家制造了障
碍。
● 向暴政下跪
较早回国的是前《人民日报》编辑徐刚。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四”逃离
中国大陆后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该年底，徐刚以“民运精英”的身份与一
批民运人士一起访问了台湾，受到相当的礼遇与关照，他的照片和访问记也在当地媒
体上几次刊出。
后来，他悄悄地回国了。
去年九月，当韩东方回国被拒后，中共公安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韩东方
要回国可以，但要按照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刚怎样悔改的，外人并不得知
。但地处北京、消息并不闭塞的徐刚至今并没否认中共官方这种说法。
徐刚回国后，迅速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九九三年二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梦巴黎”的报告文学。徐刚在法国获庇护后，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法国政府还按中
国异议人士身份给了他经济补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却把洋溢着自由精神的法兰
西首都巴黎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中国
人，都过着只为赚钱、受人歧视的卑贱生活。作者在文中还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
法国来干什么？”“他们有病，吃错了药！”
● 用尊严交换通行证
中共公安部发言人说的另两人为在美国创办过抗议“六·四”屠杀的“‘六·四
’之声电台”的负责人李三元，和曾参加过民阵成立大会、并参与撰写过民阵宣言的
原《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他们对中共这种说法的反应与徐刚的沉默不同，都很动感
情地分别对报界表示，他们不曾“悔过”。但同时也承认，在回国前，曾主动与中共
驻美领馆联系过，解释自己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回国纯为探亲访友，投资做生
意。仅仅做了一点解释，中共为什么就认为是悔过了呢？双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差距怎
么这么大？
问题不是出在解释的内容上，而是这种解释的对象与表白行动本身。一个曾较深
地涉入过海外民运的学生或学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表白，因为民
运组织之间的内斗，或捐款用途不当等等原因，退出民运组织，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
关系，恐怕不会引起什么歧议。但是他要向曾抗议过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海外的代表机
构——中共领馆主动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说软儿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的全
部意义在于，你承认这个政权的权威性，在它面前低下头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认为
这是一种“悔过”。
向中共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本身，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行为，同
时，也等于否定了参加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当然，或许他们在心里仍唾弃中共政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只因回家心切而表
面上“汇报”。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严廉价地交换一张回国的通
行证？四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用撕得粉碎的尊严拼贴出了数不尽的“思想汇报
”，那份屈辱还没有受够吗？
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公民的基
本权利。没有规定要事先请示领馆，先做些说明、解释、表白。为什么要开这种先例
？难道今天我们在海外还要不顾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汇报”才能过海关吗？
● 站着死与跪着生
曾担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在民阵、民联合并
会议上还报名竞选理事的作家张郎郎去年九月回国的方式“更高级”。他不是找中共
驻外使馆，而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戴晴与中共高层穿针引线，“打点”安排，直接写信
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澄清、表白自己已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在进关时，虽遭公
安人员留下问话，但有惊无险，毕竟经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
桌上。
这些表白的人，有的长期享用过民运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运新闻上不断有大名
出现，有的以民运人士身份访问台湾，得到关照与礼遇。如果这些人都与民运没有关
系，那么什么人与民运有关系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也没什么，只不过为了回国，说点软话，做点表白。但是
这种中国人习惯并麻木的用尊严交换利益的行为必须停止！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塑造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呢？
“六·四”事件时，一些知识分子被逮捕，有些人写了悔过书。在那种高压摧残
下屈辱地低头悔过，人们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谅解。但人们对那些在同样的条件下，
不屈服，不认罪，不悔过的人，给予更高的崇敬。中国早有古语，“宁可站着死，绝
不跪着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没有“站”在中共的监狱中遭精神与
肉体的摧残有要死的危险，更没有不给中共领馆下跪就无法生存的悲惨，为什么要主
动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无论是回大陆经商投资，探亲访友或仅仅为了“风光”一番，都应该抬着头、理
直气壮地回去。如果那个政府象对待韩东方一样无理地阻挡它的公民回国的话，中国
的知识分子是谴责唾弃这么蛮横无理的政府，还是向它妥协？可不可以用人类最宝贵
的尊严去和这样的政府交换一纸这么廉价的入境卡？
● 不能炫耀耻辱
当中共当局宣称按某某“悔改模式”办时，有的当事人对中共如此说辞非常愤怒
。这说明他还有尊严感，他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识分
子的尊严。但有人通过给中共权贵写信的方式回国，出来后还津津有味地将这一过程
合理化（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一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
遇”），并委屈：我都低头了他们还找我麻烦。他还没认识到写信本身的耻辱。
如果是用给中共高层写信表白自己不是民运人士的方式得以进大陆，这种方式被
认为是合理而不被指责的话，那不等于承认中共的蛮横无理也是合法的了吗？这种与
中共背后交易的的回国行为，不就成了并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为参加过民主
运动的学人争取回国时效仿的榜样了吗？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行为准则、道德
标准？还有没有值得尊崇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
也许有人侥幸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没人知道。这里且不从道义上评价，仅就这个
行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证中共会永远保密吗？中共最大的特点是“无信”。它
公布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证明这种无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证这
个政权永存不垮吗？共产东德崩溃，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很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过
的无耻而自杀；其三，即使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想做一个人，能不为这心灵中曾
有过的耻辱而难受吗？
● 灵魂无法再站立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些表白并不是真心的，是糊弄中共，为蒙混过关而已。中
共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很多人
的悔过、检查并非出于真心。但为什么中共至今还坚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这种形
式。即使你不是出于真心，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把共产党的语言重复一遍，就等于承认
了他们的权威性，在这种权力面前低头了。中共要的就是你们得在我面前当孙子，不
管你心中服不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内心深处
不认同他们，但仍逼迫人们写检查，写认识，让你重复党报的语言。因为你这样做了
之后，你的尊严也就随之抵押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民运人士入境后，在向公安人员说软话，以图“蒙混”时
，中共要录像、录音。他们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让你有在这
个政权的裤裆下钻过的记录，使你的灵魂再无法高贵，以后再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中共
暴政挑战。
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恰恰是这种挑战，这种说“不”的尊严。近读意大利女记者
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这位蔑视权贵、厌恶权力的世界知名记者写道，她看到
过的人类最美丽的景观是在希腊的一个山坡上，上面刻着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不
”。它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人们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纳粹的上校们几次用白灰
将字母涂抹掉，但很快，随着雨水和阳光，这三个字母又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深为赞
美地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这三个字母仍在那里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存在着，体现
着人类不屈服于强权、暴力和摧残的尊严。
●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最近，诗人贝岭宣称他“不喜欢民运”的讲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从美国返回深
圳印刷《倾向》杂志，被当地公安人员叫去问话。返回到香港后，他马上对报界发表
讲话说，“我并不是一个民运人士，我也不喜欢民运。”
贝岭的话是有代表性的。现在在报上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似乎成了一种时
髦。当然，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当民运人士或不当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当了，去
从事别的事业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宣称一下？是讲给谁听？如果是想用这
种表白获得中共给予回国的“便利”，这实在是功利得让人鄙视。
“民运”是什么？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即
使对这种争取人的解放、恢复人的尊严的运动不直接参与，也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个民运人物，或哪个民运组织，但说从不喜欢这种民主运动，那
么难道是在一直喜欢专制运动吗？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宣称者曾以“民运精英”
的身份获得过上万美元的生活与学习资助；现在他主编的《倾向》杂志又是由波士顿
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全部出资的；而且他回国手持的“绿卡”，实际上是“六·四
”死难者的鲜血染成的“红卡”。办着这样背景的杂志，拿着这种性质的绿卡，宣称
不喜欢民运，问心是否有愧？
诗人更应体现个人精神的独立性，对政府、权力的蔑视。但中国的诗人、作家们
历来向那个专制政权低头，不看重尊严、人格等知识人最宝贵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当
年曾很轻蔑地称知识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今天，毛泽东已死了十七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要做毛，做皮，怎么就不
能做骨头？！
● 有尊严地回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于责怪这些表白解释者，这一切不怨他们，都是中共政权
给逼出来的，是中共太可恶。当然，是中共可恶。但面对这种可恶，是据理力争，还
是出卖尊严？是群体反抗，还是群体下跪？中共并没有张贴出告示要海外学人做完“
思想汇报”才能回国，这些人的主动表白解释行为不是在为那些想要尊严地回国的人
设置出一个障碍吗？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领馆打电话，都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
是运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这种“可恶”就可能后退、改变。四十
年来，中共的哪一样改变是人们下跪的结果？正相反，每一点改革进步都是人们抗争
得来的。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我们维护了人的尊严的不可践踏、不可侮辱性。因为“人
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和捍卫
自己的尊严的时候，大家才可能都尊严地回家。
□ 摘自【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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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首都各界５．１７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北京，千千万万颗心悬系在天安门广场。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近百个小时过去了，在饥渴与烈日的煎熬下，
在悲愤的情绪中，绝食的学生已有一千多人晕倒。
人体绝食的警戒线是三天，超过，就可能会以生命为代价。
“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万万千千的人从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呼唤。
一场浩大的，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终于在五月十七日爆发！
● 首都抖动了
整个首都抖动了。上午起，一支支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街。东迄建国门
立交桥，西至复兴门外，十里长街变成了人的潮涌，旗的海洋。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汽车上，挂着醒目的条幅——“陈景润关心绝食学生”
，它表达出知识界的一片爱心。游行队伍中，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大成郑重地说：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记入中国史册！”
游行队伍中有钢铁工人、建筑工人、邮电工人、电子工人、机电工人、汽车工人
……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大字书写着：“工人阶级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
农民也来了。北京密云县的农民刘大爷告诉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几
天看电视，知道学生在遭罪，太可怜，我就出来了。”
佛教徒们也举着标语走进了广场，他们上前慰问学生，更望各界“慈悲为怀”
。
“东北在呐喊！”——来自沈阳的大学生打着横幅出现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
！”——上海的大学生代表走上了长安街。天津、河北、河南、浙江……许许多多的
外地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香港学联的代表携带着各校的捐款，也来到广场中心绝
食同学的面前。
“救救学生、真诚对话”；“反对腐败，铲除官倒”；“癌症不除，国无宁日”
……游行的人们大声发出响亮的呼喊，也公开表达出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与希冀
。
“人道”！中国革命博物馆高大建筑上飘扬着的写有这两个大字的旗帜，道出了
广场上人们的心声。
● 人民的心愿
从早到晚，数百万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数不清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尽管必
不可免地带来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纵观整个游行活动，却是队伍严整，秩序
井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和事故。
下午六时三十分，东长安街，工人队伍仍然络绎不绝向天安门进发。“北京汽车
制造厂”、“北京印染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
公司”……工人们亮出自己的厂名，高声呼出自己的心声：“我们工人来了！”“向
学生致敬！”他们是刚刚下班，来不及脱下工作服，便加入了游行声援队伍的行列。
在崇文门北街，北京市焦化厂的工人走下班车，展开旗帜，打出标语，迅速组成
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们是从京郊三十里外的工人下班回城的，不奔家，不吃饭，喊着
口号向天安门进发了。一位工人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没有煤气烧
了，只能下班赶来游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十路、二十路公共汽车的调度和司乘人员说：“我
们这两路车都经过天安门广场，学运一个月来，出车是受到了影响，也耽误了一些乘
客赶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听到多少怨言，而且没有发生一次伤人和死人的交通事故
。”
在大北窑四路汽车站，约有二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等车。游行队伍中有人向他们
呼喊：“对不起，耽误你们乘车了！”回答是：“不怪你们，我们理解。”一位拎黑
色提兜的妇女说得更有意味：“我是为游行助威的，只不过站在了站牌下。”
● 母亲在流泪
面对着奄奄一息的学生，人们再也忍不住了，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是生命垂危的
癌症患者，也前往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北京三露厂几十位聋人职工举着写有“聋哑人支持你们”的横幅，默默地、比比
画画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绝食学生队伍面前，他们掏出了表达自己心意的字条
：“同学们：你们的运动是正义的！你们的所有要求正是我们聋人多少年来想要说但
无法说的话，因此，我们聋人的内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支持你们。我们无法用语言表
达我们的心意，只好将我们通过劳动换来的钱送给你们，请收下我们的这点心意吧！
”
整整一天，广场上不断广播着各党派、团体、机关和个人的声援信。此时，绝食
指挥部的广播站正在播放解放军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写来的慰问信，信中深情地说：“
同学们已经五天没有进食，许多人晕倒了，我们对此万分难过，时刻都在挂念着你们
。同学们，党心、军心、民心都向着你们，胜利属于你们，未来属于你们！”
中午，烈日炎炎。游行者挥汗如雨。
建国门至东单的街头，一些国营或集体餐馆、冷饮点的师傅们，以及住在邻近的
一些家庭主妇们，自动抬出茶桶，提出水壶，拿出冰糕、冷饮，免费供应路过的游行
队伍。
一群小孩子捧着茶壶茶碗，一边义务递茶送水，一边高喊：“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你们辛苦了！”
● 绝食还在继续
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使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及声援的学生感到极大欣慰。
记者问一位支撑着坐起来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绝食的罗仕剑同学：“人民大众已
经行动起来了，你们是否考虑需要结束绝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我认为光
是人民觉醒还不够，还希望党的领导能拿出行动来，和人民站到一起。我不希望党和
人民脱离，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我们还要绝食到底！”另一位叫金国善的同学
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谌容的文章说：“作为一位母亲，她的心情我们可以理
解，我的母亲也会这么说的，但是要我们结束绝食做不到。绝食是有明确目的的，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
罗仕剑还告诉记者，五月四日曾收到父母从湖南老家寄来的信，要他回家。昨天
他在绝食现场给爸爸、妈妈回了一封信，随信寄去了一张报导学生运动的报纸，说明
“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他相信父母在理解了儿子的行动之后，一定会支持他们的。
中央戏剧学院有十二名绝食学生十六日上午开始绝水。在他们一旁立着舞美系同
学制作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裸体的母亲在祈求“救人”。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痛
苦地告诉记者：“最危险的是他们这几个人，如果再这样脱延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
凌晨二时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的老教授慕百锁闻讯赶来看望绝水成员之一的
儿子慕锋。慕百锁指着东侧第三个躺着的学生说：“那就是我的儿子。”这时，慕锋
也艰难地抬起头望着白发发苍苍的父亲，父子相互挥了挥手。
“我现在很激动，不能说出什么。我只告诉儿子，要听医生的话。”慕百锁对记
者说：“我和老伴都不愿意孩子死去，我只有两个孩子啊！但我觉得为争取民主，献
出儿子值得！”
中央美院副教授吴小昌，本来是看望儿子的，可他也决定从今天起开始绝食。他
说：“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有胆量和勇气。我在这里感受到，一
切都是这样美好和高尚！”
时至深夜，游行还在继续，绝食还在继续。
午夜，在热潮中翻滚了多日的天安门广场，飘起了细细的小雨。广场上，气温明
显下降。但是，人心中的热潮是否降温了呢？一位身体虚弱的绝食学生说：“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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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 第三十七期 ——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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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4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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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标题新闻】 方励之等呼吁：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中国人权
⒉【社会纪实】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⒊【志与愿】 走出浪漫——写在“六．四”五周年前夕 马 岩
⒋【京片子】 兵哥 冬 冬
⒌【烛光泪】 “六·四”五周年感言 蒋培坤
⒍【港人夜话】 崇高与卑微 颜纯钩
⒎【民运动态】 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严 明
⒏【评 论】 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⒐【历史一页】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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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等呼吁：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时间：１９９４年６月４日中午１２：００正◇
□ 中国人权供稿 （Human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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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天安门前的“卡廷”
廿八中学墙外土坑里，
究竟埋有多少像Ｗ一样的人？
一个十九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死得太惨了，尸体就埋在天安门附近第廿八中学
墙外的土坑里。他的名字叫ＷＸ。
遇难前，他刚结束“军训”，而且与“解放军”交上了朋友，还准备和战士们一
起联欢呢；可是，他死了，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时身上依然穿着“
军训”时穿的那一身军服。他是那样地喜爱那一身没有领章的军服啊！
在中国历史上那个使千百万人无法安睡的夜晚，ＷＸ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不能
在家里呆着；他要投入到改变中国历史的洪流中去。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随着坦克
、装甲车一起开进北京城的戒严部队，同他在军训中结交的战士朋友们都是一样的“
人民解放军”。
那天晚上，他戴上头盔，背上相机，骑车离家而去。临行前，他告诉母亲，他要
记录下真实的镜头，作为历史的见证，也为了伸张正义。他一路骑车尾随东进的戒严
部队行进到南长街南口，也许正在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和庆幸呢；可是他再一次举
起相机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随着光灯的闪亮射中了他的头部。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扼杀
了，在那短短的刹那之间。在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他使尽全身力气用手指打
出了一个“Ｖ”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友谊：有用欢乐的笑声联结起来的友谊，也有
用悲痛的泪水凝结而成的友谊。而我同这位死难者的母亲的友谊，不仅是用泪水，而
且是用两位年轻人的鲜血凝成的。她是我同“六·四”受难者群体建立起来的第一个
患难之交。
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九月。当时我正苦苦地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健康状况很
糟，几乎不能下床。一天，ＺＸＸ和她先生来看我。她讲述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显
得很平静，看得出来，她是为了不把我的悲痛勾起来，硬是把自己的悲痛深深地压在
了心底。
她告诉我，她儿子中弹倒地后，并没有立即死去。据目击者说，当时正好有一辆
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护人员火速上前抢救，却被戒严部队阻止。Ｗ在血液中躺了将近
两个小时，他的生命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失的。他用生命换来的照相底片连同相机
被搜走了，后来连尸体也不知去向。在以后的日子裹，家人和朋友们找了北京数十家
医院，一直到六月十四，才在西城的一家小医院护国寺医院发现Ｗ的尸体，可是遗体
己经腐烂、长蛆了。原来，在六月四日凌晨，有一批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的尸体被
戒严部队匆匆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廿八中墙外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当时正值夏季，不几
天，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因Ｗ生前穿的是军
服，被疑为军人，遂转移到那家医院了，总算保留了尸体。遗体火化时，还从公安局
开了一个“外出死亡”的证明，否则不准火化。
已经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过去了，可历史是无情的，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心悸
却又无法使人缄口的谜，到什么时候人们都会问：在廿八中的墙外，当时究竟挖了几
个土坑，每个坑裹埋了多少具尸体？也许目击者不敢再提起，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目
击者，时间长了，它成了中国的“卡廷”。但是，相信历史留下的谜，历史总会解开
的。
我要感谢这位母亲。我至今记着她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为了死去的儿子，我
们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是的，我们为生者活着，更为死者活着。她的爱子离她而去
了，她却把母爱留给了人间。快五年了，她同我一起，一家一家寻访遇难者亲属，给
那些孤苦无依者送去被世俗的冷酷无情地侵蚀着的却仍然是那样炽热的爱。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爱是比杀戮更强大的！
● 留在骨灰盒前的小纸条
她宁可放弃八百元抚恤金，也不愿在丈夫“正常死亡”书上签字：
一九九○年清明节过后的一天，我的朋友ＺＸＸ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那是她在
清明节给在“六·四”惨案中死去的儿子扫墓时从儿子骨灰盒前捡到的。可惜这张纸
条没有能保存下来，我依稀还记得纸条上写着：ＸＸ的母亲，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
“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
意，请与我联系。最后是她留下的姓名、单位、电话。
自从我与ＺＸＸ相识以来，我们就决定要寻找在“六·四”劫难中失去亲人的同
命运者。也许是心灵的感应，现在居然有人向我们走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可以想
见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尚处于公安
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
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我按照她提供的电话号码，很快和她取得了联系。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信，从她
浸透着血和泪的来信中我知道了一切：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老三届”的。丈夫父母早
逝，下有弟妹，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
曾费尽周折，直到卅六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比他小六岁，也是靠自
己的奋斗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四日凌晨，他得知外面开枪，
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想不到
，这么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长安街公安部门口的街头了。那
是一颗达姆弹，整个膀胱被炸得粉碎。他是与死神搏斗了两天才死去的，临终时深怀
歉意地对妻子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儿子才五岁。
他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走了。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她总觉
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
，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ＸＸ公墓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
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八百元抚
恤金，但要她在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
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八百元，仅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
辱的弱者再一次受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她住区
的片警还常去她家“关照”：
“今年‘六·四’去扫墓了吗？”
“去了。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罗。”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透，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讪讪地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
半会儿能翻得了的。”这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
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我认识这母子俩已经四年了。每逢寒假，妈妈都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
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找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
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
● 失之交臂
三日晚上Ｘ要去唤回学生，却饮弹木樨地，留下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子
某大学一位名叫ＸＸ的青年教员于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饮弹木樨地，身后留下一对
刚刚出生的孪生子。这一消息曾在那场劫难过后广为流传。人们关注着这对孪生子和
他们年轻妈妈的命运。有传闻说，这对孪生子中的一个已经夭折。这更引发起人们的
同情和忧虑。
我儿子在那场劫难中离我而去了，我难于接受这个事实；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难
于接受的。那位年轻的母亲，那对刚刚出生的遗孤，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下
决心要找到他们。但我当时困于病榻，不能行动。我托人打听、寻找，很长时间也是
杳无音信。
话说一转眼到了九三年一月份，我尝试着给那所大学的一位我并不很熟悉的教师
拨通了电话，求她帮助寻找，也是没有抱多大希望。真是意想不到，不几天，她就告
诉了我那位年轻妈妈的姓名和住址。她不敢直接去死者生前单位询问，而是以给死者
遗孀“做媒”为托词，从她居住的住宅楼管理人员那里打听来的，我这才知道，她叫
ＬＸＸ，住ＸＸ楼西层。
当天下午，我让女儿去找Ｌ，因不知道她的房间号码，她敲开了几家邻居的门。
邻居告诉了Ｌ住的房间，并说他们上午还曾见到过Ｌ，但听说她就要回湖南老家去了
。那天寒风凛冽，我女儿俳徊于Ｌ的住宅楼周围，等待了一个下午也不见Ｌ的纵影。
后来才知道，Ｌ于上午就离开学校启程回湖南了。真可谓失之交臂啊！
等到寒假一过，我女儿和我先生又一起去找她，但房门锁着。从她的一位邻居同
时也是Ｘ生前的同事那里获悉，Ｌ短期内不会返京了，她的一对孪生子在Ｘ出事后一
直寄居在湖南外祖父母家。从Ｘ的这位同事那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会找
不到Ｌ的下落。
原来，Ｌ在北京的一所中专任教，她住的是Ｘ所在学校分配给Ｘ的房子。Ｘ死后
，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淮透露Ｘ的遇难经过以及她作为遇难者家属的身分；不
准她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在校内继续居住。三年多来，她就是这样隐名埋姓，深
居简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
感谢那位邻居告诉了我Ｌ在湖南老家的通信地址，他是偷偷地把地址写在一张小
纸片上的，为了不自找“麻烦”。我很遗憾。这三年时间里，我们离得那么近，可我
居然没有能找到她；现在她离得那么远了，也就只得从头找起。
我立即给她湖南老家去信。没有过几天她回信了。从信中得知，她接到我信的当
天，正好动身去深圳特区，因此信是从深圳寄来的。她父亲嘱咐过她的，到深圳后第
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丁老师”写信。
现在我面前摆着两张珍贵的照片。
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中Ｘ从医院接回Ｌ母子三人在湖南家里的合影，夫妻俩一
人抱着一个刚出世的小宝宝。妻子在欣喜中略带分娩后的疲惫，丈夫在满足中充满着
自信。是的，这个小家庭是美满的，这种美满还只是刚刚开头呢。
Ｘ出生在湘黔边界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十六岁就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廿
岁便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妻子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族姑娘。他俩是同乡，从相知、
相爱到结婚生子，是那样的幸运，好像一切都是老天按他们的愿望安排的。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小两口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天，Ｘ就离家返
京了。在Ｘ的心目中，有一件事是比小家庭的温暖更为重要的，那就是从四月中旬开
始的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他所在的学校正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以后的事情大家
是可以想见的。六月三日夜里，他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桥头遇难了，他是担心他的学
生发生意外而去召唤学生回校的。现实竟如此残酷，残酷得叫人不忍听闻。
那第二张照片，我几乎不忍目睹了。那是穿着一模一样童装的一对小兄弟，已经
四岁了。四年来，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外祖父母为不幸的女儿分忧，含
辛茹苦地挑起了抚养这对遗孤的重担。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对小兄弟中的老大，出
生时因脑窒息而导致脑瘫，刚生下来时好好的，后来症状越来越明，几年来到处求诊
求药，至今仍无多大好转。这个劫后遗留下来的小生命成了亲人们心里沈重的疙瘩，
也成了我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我多么想去看望这对小兄弟啊，可几次产生这个念头几次都打消了。湘西离北京
太远了，我己失去了远行的能力。使我欣慰的是，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三，我从长途电
话里听到这对小兄弟稚嫩的声音。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外公外婆一定是知道我在遥远
的北京想念着他们，特地让这对小兄弟给我拜年的。
□ 原载【世界日报】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廿一、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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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浪漫——写在“六·四”五周年前夕
·马 岩·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的，可开口后却总是无言。但毕竟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每次细细咀嚼品味的时候，不免在心中激起一阵波澜。忘却是不可能的。记住的却只
是苍白。
还在牢房里享受苦难的朋友和那些仍在京城里摇旗呐喊的斗士，已在淡出朦胧的
舞台。曾经是滚滚的洪流，已经从大地上渐渐消失。连回忆都显得多余。
但那枪口闪出的灿烂的火花和脚下踏过的殷红的鲜血，却是我心中洗不掉的印记
，时时侵袭我麻木的神经。让我在颂扬圣主英明的时候，抚摸心中的疤痕。
虽然我苦难的蚁众，不会因为民主女神的佑护而更生。那闷睡百年的雄狮，却是
在惊悸中寻找生存。浪漫的人们，是在期待中构筑着幻想和希望的。翘首的企盼，决
不是枪声。
历史不会由假设而重新排演。黄土地的主人已经在焚烧的萨拉热窝和溃败的苏俄
帝国的映照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脚跟。浪漫已在苦难中嚼尽。圣主的余生，重新点燃了
沉寂的油灯。舍身追求的变化，似乎在翻手间完成了。在这纷陈之中，当年浪漫的人
们，又开始了另一种浪漫，死人的鲜血，成了书写光明的墨汁。
但我却无法忘却那些冤魂。纵使那些弹头没有射向我的胸膛，它们的呼啸早已划
破了我的心灵。但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只能在这里说一声，
愿他们安息吧！
愿这段历史不要重演！
□ 选自ＡＣＴ（F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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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哥
·冬 冬·
“六·四”，谁最不是东西人人心里有数。今儿个侃侃兵哥。
说这大兵开进京城，气得肝儿颤。烦，一开始就烦一帮帮和平绿，人挨人挤车里
。问他们啥，是啥不懂。开始那松，可怜得大伙送吃送喝的。我心直难受，这主儿，
打谁啊？
那叫撮火，这是后来明白的。让兵哥兵弟受受苦忍忍气，回头一拱火，一眼红，
看小孩，老太太都和见越南兵似的。开开杀戒，祭祭枪。孙子吧、浑吧？这是带兵的
浑，换句话说，披上军皮，拿手枪的比拿长枪的坏，这不拿枪，光练嘴的更浑。
说说“六·四”以后。
第一烦的，就是给部队送西瓜的街道干部。跟孝敬皇军似的，点头哈腰的。想当
年，没汉奸，抗日还用八年？他就有这么路人。骂民运人士是汉奸的，你再想想。
第二就是这兵。那天去买烟，来一对儿。老远晃过来。前面那蹬车，开着怀，板
儿带挂脖子上，后面那一样，板儿带捏手里。到地儿，问：“你这希尔顿是啥价？”
摊主吓的：“哦操，那什么老总，不要钱。”这种事多了。特让人腻歪。那时候，谁
想听拉大栓的声儿，半夜您就认哪拽块石头。就听夸夸的大栓响，“干什么的”之类
的可算开眼了。可算是眼见啥叫鬼子进村了。再有就是开卡车采购，到哪买空哪儿。
老觉着有人问我，说：“冬冬，你丫是不是中国人。”您说哪？我啄磨着我还是
。看护照是，听话音儿也是，也为国家操心，也想国家富强，去年闹帝国就差点让人
向爱尔兰扔原子弹。后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不问问说：“李鹏，你是不是中国人
？”不敢？
人说冬冬，那都是历史啦，你还提它干吗？讲一笑话：说大清朝，一什么官儿，
请洋人。来上菜的小厮摔了碗。“奴才，拉下去砍了！”洋人差点儿尿了，说是，这
真生，说砍就砍。洋人不惯中餐，摔了碗。“没，没事儿。”洋人心里有数了，不是
对我。
提提萧宾，两万！那时“洋人”也说两万。萧先生十年。
看看中国人是不是奴才！这事不提，明儿不定又是谁。这叫碴儿！作中国老是留
着独裁专治，蔑视生灵这么个碴儿。
服了，老舍似的，当歌德派？你等人找碴儿。谁不爱提“六·四”一边看着。
□ 选自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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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五周年感言
·蒋培坤·
“六·四”惨案五周年了。这五年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
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所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
去年六月份，我和我太太丁子霖女士一起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谴责了五年
前的那场大屠杀，批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所持的人权观点，由此我受到我
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当局的行政处分。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但给目前
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个信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
不允许存在不同声音的，那怕这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当然，这也是一个警告，对那些
“不安份”的人们的警告。
也许生活在西方的人对人权问题过于敏感，过于认真，在中国极其平常的一件侵
犯人权的事例，居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年１２月１９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我
和我太太因接受外台采访受处分一事播放了该台中文部主任米歇尔给我们的一封回信
，信中说：“您两位的来信使我感到震惊：您两位的儿子，好端端的一个中学生，８
９年在木樨地被镇压的枪弹打死，而继母亲丁子霖女士之后，父亲蒋培坤先生，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美学研究所所长，因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今年秋天
也受到当局的惩处，被免去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并被停止招收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这么一件涉及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少的读书人的命运的大事，怎么我们没有在中国的报
刊上看到过一个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国和欧洲，必然会成为重大的新闻。尤其
令人不解的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可以亲自跑到西雅图会见柯林顿，怎么一个中
国公民就不能会见美国记者呢？怎么他就不能表达自己的见解，怎么就要因此丧失工
作的机会呢？”
是的，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实！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允许官方授意或与官方观
点保持一致的言论，尽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宪法”里写得明明白白
。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存在着智力
劳动、靠诠释官方意识形态谋生的人，即所谓“脑力劳动者”（承邓小平抬举，把知
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此知识分子曾经高兴了好一阵子）。他们并不体
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不代表社会的良知，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批判力量。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的最大成功，莫过于对人的灵魂的箝制和戕害；这种文化居然成
地把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欲望和情感、没有自己思想和语言、只是为自身以外的目的
活着的非生命存在物——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奴役和人格侮辱以至于麻木。一
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稍具一点点良知，稍稍保持一点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各种各样的厄运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尤其是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命运。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中国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改
变，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表达了与政府、与官方意识形
态不同的见解，仍然受到各种方式的惩罚，包括超法律的所谓行政处罚——顺便说一
句，中国政府对于那些因良心或言论获罪的人，除了把他们投入监狱外，更多地采取
超越法律的行政处罚手段，包括所谓背靠背的“内部审查”、强迫当事人“说清楚”
、写自我检查、认错、悔过等等。这是最使知识分子感到屈辱的处罚方式，尤其是对
于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来说。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在过去几十年岁月
里，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堪于这种屈辱而绝望他谋乃至选择了自杀。中国的当政者
深知，要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莫甚于施以“诛心”之术。
在以往的人生历程中，我同很多人一样，也不过是靠自己的智力谋生而已，而且
虔诚地信奉马列主义，虔诚地相信马列先哲们构造的天国理想；只是因为生性善良（
在共产党的天下，善良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见不得太多的虚伪，太多
的血污，才没有被铸造成一个共产党人。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但到
头来得到的报应居然是最大的不幸。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难以逃脱的。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信念；做
为一个人，总得讲点人性，讲点人道，总得尊重自己和别人做人的权利。这对我这样
的人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觉醒吧！因为多少年来，社会生活中真正属于“人”的
东西实在太少了，而人性被扭曲、被异化甚至非人性的、兽性的东西又见得太多。因
此，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全部学术活动，我所写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呼唤人性的
复归。我天真地期盼着人们能变得善良一些，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少一点仇恨，多
一点爱。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五年前的那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人民共和国的政
府居然会向人民子弟兵下令朝自己的人民开枪，而且开了枪还宁可相信是橡皮子弹而
不是真枪实弹，而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真枪实弹会穿透自己未成年的儿子的心脏。愚
昧呵！麻木呵！迂腐呵！还能说什么呢？十年启蒙，良知被唤醒了，却仍然是那样的
不谙世事；空谈什么人性、人道，人家可是用机枪坦克说话的！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
我所面对的真实，然而又是那样的千真万确，真确得就像出现在幻梦中的那样。
由此我想到，什么时候人们能走出那用欺骗和谎言堆砌成的世界，面对世界的真
实呢？然而，这很难，确实很难。五年前的今天，人们目睹了那殷红的血的真实；五
年后的今天，那殷红的血色似乎黯淡、隐匿了。人们的记忆确乎有一种极性，它不情
愿去回想那令人心碎的往事，宁愿生活在虚幻的安乐之中，否则，生活未免太沉重了
；何况，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关押，其余的人未必都有切肤之
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罪恶总是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不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吧。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谁也不会期望一夜之间能在中国大地上出
现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期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至少政府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制约，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权不等于人权，
人权除公民权外，还包括人的自然权利）能不受到任意的践踏。近年来海内外都有一
些有识之士着手探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路或蓝图，这不是没有
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是为迎接未来中国的一种学习和探索吧；但是，我认为，在当今
的中国，当务之急是逐步形成和壮大民间力量，通过持久的艰苦的努力，以争取中国
的人权和公民权在观念和立法上早日达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并得到切实的实行
。这也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这是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为此
而付出的代价再大也是值得的。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一个社会，但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如果每个人
面对强权不再惧怕、不再畏缩，而且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同类的权利而抗争，那么，不
仅“六·四”那样的人间惨剧有可能不再发生，而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能会加快
。
这就是我在“六·四”五周年前夕想到的，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仅此而已。
我为死者祈祷，为生者祝福！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世界周刊】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二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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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与卑微
·颜纯钩·
一次与朋友吃饭聊天，忘记谈什么事了，我说现在中国人两个眼睛盯着钱，世纪
末，再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了，罗孚先生即时纠正我，说：那内地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呢
？
我知道自己失言了，有理想抱负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只不过越来越少就是。
一个人心里，总有崇高与卑微两个对立面，人总在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摇摆，有时
会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怕冒险犯难都在所不辞，有时却又会以为以一己之力，
不可能影响社会的整体面貌，还是将小日子过得美满一点更加现实。
当然，这种崇高与卑微的对立，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已故林风眠先生，
既能画很唯美的小品，又能在六四期间画《噩梦》那样惊心动魄的大作品。因为客观
环境不同了，人的思想感情也有不同。
同时，崇高与卑微又与每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低有关。同样是画家，有以清宫沉沦
腐朽的美赚大钱的，也有像高尔泰那样，企图以个人卑微的呼号动摇衰朽的老宅，而
那种野狼似的狐寂，又带着沉重的悲壮之感。
但大多数人心里的崇高之感，是常常埋没于日常的生活挣扎中，人们没有太多余
的情感分配给崇高，他们只能卑微地生活，求取一点卑微的乐趣，而每隔一段长时间
，他们心底的崇高感，会给某种客观机缘唤醒，那时卑微的人会来一次崇高“大发作
”，将他们一点点的崇高积聚起来，如江河汇流，沛然莫之能御。
这就是“六·四”时北京人的集体政治大疯狂，以及当时香港人的无眠无休，为
国呼号的原因。
事情过去，激情慢慢沉淀，崇高感又退位给卑微的日子。人们总得生活，总得在
卑微的生活中求取卑微的快乐，甚至免不了跟着世俗的世道一起庸俗，但这不等于人
们心底的崇高感消失无踪了，那些崇高感只不过像以往那样，又深深埋藏，等待另一
次机缘的激发。
只要崇高感不死，理想主义也不会死，很多人向钱看了，也还有少数人默默坚持
，而这少数人，是照亮漫长阴晦之路的火花。
人年轻时充满理想，也容易为崇高的追求冲动，年纪渐长，渐渐世故，思想的锐
角也不免磨损，能保有年轻时的理想主义直到年老的，当然少之又少，但崇高感与美
感一样，是人生最值得保有的感情，可以暂时掩藏，却不应让它泯灭。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中港散文】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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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严 明·
在那场惨案过去已经整整五年了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你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大亨还是普通的学生、学者或是“打工仔”，都将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为那场惨案的受害者们做些什么？
去年年底，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在各自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分别作
出决议：决定联合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据此，在今年元旦前夕，一
个全球性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由包括海外和
中国大陆的十一位委员组成，盛雪女士任主任，杜智富先生任协导，严明先生任秘书
长。十一位委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委员
会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根据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考虑，拟定了自己的工
作目标。这些目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调查“六·四”死伤者的真实数目，名单，及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的现状。
二、给予“六·四”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以抚恤。
三、调查事件的真相和屠杀的责任者。
目前，委员会已初步掌握了百余名六四屠杀中的死伤人员名单，以及他们遇难时
的情况。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六·四”屠杀中受害者的状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
一、在“六·四”遇难者比较集中的几个地区，如：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木
樨地一带、西单及六部口地区，死难者绝大部分是被子弹射杀，而且这些死难者多数
并不是在与军队的对峙中被杀，而是死于中共军队丧失理智的滥杀和盲目的扫射。用
中共自己的话说：他们多数是死于“误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
生陈来顺，就是六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
死亡的。再如：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六月三日深夜在民族
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又如：北京
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六月三日夜间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却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
，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二、军队毫无人性，阻止人们对中弹者进行抢救，致使部分本有生还希望的伤者
不治身亡。同时，屠杀手段残忍，直至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使遇难者成为“肉酱
”。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六月四日凌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军队不
准救护队抢救，致使这位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在三小时后死亡。北京五十七中学高三
学生叶伟航六月四日凌晨在木樨地时，被军队的一阵扫射击中，右肩、右胸各中一弹
未死，惨无人道的士兵又对他的右后脑补射一枪致死。六月四日凌晨，西长安街六部
口地段，一辆疯狂的坦克车竟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走在队
伍前面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于坦克车的铁
轮之下，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了双腿，成了终身残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坦克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
全身数处中弹却大难不死，成了中共暴行的活见证。
三、屠杀并不仅限于从六月三日晚间至六月四日晨的十几个小时之内。六月四日
以后，军队的疯狂屠杀仍然在持续，而且地点也不限于天安门广场和市中心一带。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六月五日本已购得返回成都家中的火车票，下午
两点钟左右行至南池子南口，穿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
遭士兵扫射，一梭子弹从其背后穿透胸膛，当即身亡。六月七日夜晚十一时左右《村
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一起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安等几
人转身要跑，立遭士兵扫射，安基与同行的王姓青年当场被射杀，同行的两位女青年
因跪地求饶才免一死。某中专学生宋秋剑六月七日白天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
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
已成残废。
中共军队的士兵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残暴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只能说
明一个问题：他们得到了上司明确的指令与可以随意开枪的授权。而熟悉中共军队体
制的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统治者，是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敢于下这
样的命令的。由于中共体制的严密控制，“‘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这方面的
调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许，了解这其中的真相还需要时
间。
今年年初，“六·四”屠杀中的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女士从中国大陆传来
信息：“六·四”惨案近五年来，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们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
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反而时
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
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
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
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面对丁子霖女士的真切呼吁，“‘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深感责任重大。委
员会自年初开始便已着手进行筹款工作。在这里，委员会愿意再次呼吁各界伸出援手
，向“六·四”受难者群体献上一份爱。“‘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愿意代各界
人士转达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关怀与问候，妥善处理各种慰问信件及捐款，每
笔捐款都将由国内收款人开具收据。“‘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联系地址是：
131 BLOOR ST.
SUITE 200，BOX 331
TORONTO，ONTARIO
CANADA M5S 1R8
捐款支票抬头请写：F.D.C CANADA，并请注明系“六·四”捐款。
□ 原载【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六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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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当年抗议中共“六·四”屠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今天应以什么方式回国？是悔
过下跪，还是保持尊严？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当年曾慷慨激昂参加过抗议中共屠杀
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以及离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现在考
虑回家乡探视，以及怎样回去。旅居普林斯顿的一批“六·四”后逃离大陆的学生学
者还为此专门开了“笑着回家”的会议。
无论是因为思念家人，还是要办厂经商，回国都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但是，我认为回家的条件，既不是笑着回家，也不是哭着回家，而应该是有尊严地
回家。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些学生学者回家的方式，却为人们有尊严地回家制造了障
碍。
● 向暴政下跪
较早回国的是前《人民日报》编辑徐刚。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四”逃离
中国大陆后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该年底，徐刚以“民运精英”的身份与一
批民运人士一起访问了台湾，受到相当的礼遇与关照，他的照片和访问记也在当地媒
体上几次刊出。
后来，他悄悄地回国了。
去年九月，当韩东方回国被拒后，中共公安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韩东方
要回国可以，但要按照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刚怎样悔改的，外人并不得知
。但地处北京、消息并不闭塞的徐刚至今并没否认中共官方这种说法。
徐刚回国后，迅速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九九三年二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梦巴黎”的报告文学。徐刚在法国获庇护后，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法国政府还按中
国异议人士身份给了他经济补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却把洋溢着自由精神的法兰
西首都巴黎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中国
人，都过着只为赚钱、受人歧视的卑贱生活。作者在文中还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
法国来干什么？”“他们有病，吃错了药！”
● 用尊严交换通行证
中共公安部发言人说的另两人为在美国创办过抗议“六·四”屠杀的“‘六·四
’之声电台”的负责人李三元，和曾参加过民阵成立大会、并参与撰写过民阵宣言的
原《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他们对中共这种说法的反应与徐刚的沉默不同，都很动感
情地分别对报界表示，他们不曾“悔过”。但同时也承认，在回国前，曾主动与中共
驻美领馆联系过，解释自己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回国纯为探亲访友，投资做生
意。仅仅做了一点解释，中共为什么就认为是悔过了呢？双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差距怎
么这么大？
问题不是出在解释的内容上，而是这种解释的对象与表白行动本身。一个曾较深
地涉入过海外民运的学生或学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表白，因为民
运组织之间的内斗，或捐款用途不当等等原因，退出民运组织，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
关系，恐怕不会引起什么歧议。但是他要向曾抗议过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海外的代表机
构——中共领馆主动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说软儿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的全
部意义在于，你承认这个政权的权威性，在它面前低下头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认为
这是一种“悔过”。
向中共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本身，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行为，同
时，也等于否定了参加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当然，或许他们在心里仍唾弃中共政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只因回家心切而表
面上“汇报”。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严廉价地交换一张回国的通
行证？四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用撕得粉碎的尊严拼贴出了数不尽的“思想汇报
”，那份屈辱还没有受够吗？
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公民的基
本权利。没有规定要事先请示领馆，先做些说明、解释、表白。为什么要开这种先例
？难道今天我们在海外还要不顾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汇报”才能过海关吗？
● 站着死与跪着生
曾担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在民阵、民联合并
会议上还报名竞选理事的作家张郎郎去年九月回国的方式“更高级”。他不是找中共
驻外使馆，而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戴晴与中共高层穿针引线，“打点”安排，直接写信
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澄清、表白自己已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在进关时，虽遭公
安人员留下问话，但有惊无险，毕竟经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
桌上。
这些表白的人，有的长期享用过民运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运新闻上不断有大名
出现，有的以民运人士身份访问台湾，得到关照与礼遇。如果这些人都与民运没有关
系，那么什么人与民运有关系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也没什么，只不过为了回国，说点软话，做点表白。但是
这种中国人习惯并麻木的用尊严交换利益的行为必须停止！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塑造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呢？
“六·四”事件时，一些知识分子被逮捕，有些人写了悔过书。在那种高压摧残
下屈辱地低头悔过，人们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谅解。但人们对那些在同样的条件下，
不屈服，不认罪，不悔过的人，给予更高的崇敬。中国早有古语，“宁可站着死，绝
不跪着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没有“站”在中共的监狱中遭精神与
肉体的摧残有要死的危险，更没有不给中共领馆下跪就无法生存的悲惨，为什么要主
动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无论是回大陆经商投资，探亲访友或仅仅为了“风光”一番，都应该抬着头、理
直气壮地回去。如果那个政府象对待韩东方一样无理地阻挡它的公民回国的话，中国
的知识分子是谴责唾弃这么蛮横无理的政府，还是向它妥协？可不可以用人类最宝贵
的尊严去和这样的政府交换一纸这么廉价的入境卡？
● 不能炫耀耻辱
当中共当局宣称按某某“悔改模式”办时，有的当事人对中共如此说辞非常愤怒
。这说明他还有尊严感，他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识分
子的尊严。但有人通过给中共权贵写信的方式回国，出来后还津津有味地将这一过程
合理化（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一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
遇”），并委屈：我都低头了他们还找我麻烦。他还没认识到写信本身的耻辱。
如果是用给中共高层写信表白自己不是民运人士的方式得以进大陆，这种方式被
认为是合理而不被指责的话，那不等于承认中共的蛮横无理也是合法的了吗？这种与
中共背后交易的的回国行为，不就成了并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为参加过民主
运动的学人争取回国时效仿的榜样了吗？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行为准则、道德
标准？还有没有值得尊崇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
也许有人侥幸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没人知道。这里且不从道义上评价，仅就这个
行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证中共会永远保密吗？中共最大的特点是“无信”。它
公布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证明这种无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证这
个政权永存不垮吗？共产东德崩溃，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很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过
的无耻而自杀；其三，即使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想做一个人，能不为这心灵中曾
有过的耻辱而难受吗？
● 灵魂无法再站立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些表白并不是真心的，是糊弄中共，为蒙混过关而已。中
共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很多人
的悔过、检查并非出于真心。但为什么中共至今还坚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这种形
式。即使你不是出于真心，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把共产党的语言重复一遍，就等于承认
了他们的权威性，在这种权力面前低头了。中共要的就是你们得在我面前当孙子，不
管你心中服不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内心深处
不认同他们，但仍逼迫人们写检查，写认识，让你重复党报的语言。因为你这样做了
之后，你的尊严也就随之抵押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民运人士入境后，在向公安人员说软话，以图“蒙混”时
，中共要录像、录音。他们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让你有在这
个政权的裤裆下钻过的记录，使你的灵魂再无法高贵，以后再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中共
暴政挑战。
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恰恰是这种挑战，这种说“不”的尊严。近读意大利女记者
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这位蔑视权贵、厌恶权力的世界知名记者写道，她看到
过的人类最美丽的景观是在希腊的一个山坡上，上面刻着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不
”。它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人们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纳粹的上校们几次用白灰
将字母涂抹掉，但很快，随着雨水和阳光，这三个字母又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深为赞
美地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这三个字母仍在那里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存在着，体现
着人类不屈服于强权、暴力和摧残的尊严。
●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最近，诗人贝岭宣称他“不喜欢民运”的讲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从美国返回深
圳印刷《倾向》杂志，被当地公安人员叫去问话。返回到香港后，他马上对报界发表
讲话说，“我并不是一个民运人士，我也不喜欢民运。”
贝岭的话是有代表性的。现在在报上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似乎成了一种时
髦。当然，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当民运人士或不当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当了，去
从事别的事业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宣称一下？是讲给谁听？如果是想用这
种表白获得中共给予回国的“便利”，这实在是功利得让人鄙视。
“民运”是什么？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即
使对这种争取人的解放、恢复人的尊严的运动不直接参与，也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个民运人物，或哪个民运组织，但说从不喜欢这种民主运动，那
么难道是在一直喜欢专制运动吗？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宣称者曾以“民运精英”
的身份获得过上万美元的生活与学习资助；现在他主编的《倾向》杂志又是由波士顿
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全部出资的；而且他回国手持的“绿卡”，实际上是“六·四
”死难者的鲜血染成的“红卡”。办着这样背景的杂志，拿着这种性质的绿卡，宣称
不喜欢民运，问心是否有愧？
诗人更应体现个人精神的独立性，对政府、权力的蔑视。但中国的诗人、作家们
历来向那个专制政权低头，不看重尊严、人格等知识人最宝贵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当
年曾很轻蔑地称知识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今天，毛泽东已死了十七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要做毛，做皮，怎么就不
能做骨头？！
● 有尊严地回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于责怪这些表白解释者，这一切不怨他们，都是中共政权
给逼出来的，是中共太可恶。当然，是中共可恶。但面对这种可恶，是据理力争，还
是出卖尊严？是群体反抗，还是群体下跪？中共并没有张贴出告示要海外学人做完“
思想汇报”才能回国，这些人的主动表白解释行为不是在为那些想要尊严地回国的人
设置出一个障碍吗？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领馆打电话，都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
是运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这种“可恶”就可能后退、改变。四十
年来，中共的哪一样改变是人们下跪的结果？正相反，每一点改革进步都是人们抗争
得来的。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我们维护了人的尊严的不可践踏、不可侮辱性。因为“人
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和捍卫
自己的尊严的时候，大家才可能都尊严地回家。
□ 摘自【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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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首都各界５．１７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北京，千千万万颗心悬系在天安门广场。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近百个小时过去了，在饥渴与烈日的煎熬下，
在悲愤的情绪中，绝食的学生已有一千多人晕倒。
人体绝食的警戒线是三天，超过，就可能会以生命为代价。
“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万万千千的人从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呼唤。
一场浩大的，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终于在五月十七日爆发！
● 首都抖动了
整个首都抖动了。上午起，一支支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街。东迄建国门
立交桥，西至复兴门外，十里长街变成了人的潮涌，旗的海洋。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汽车上，挂着醒目的条幅——“陈景润关心绝食学生”
，它表达出知识界的一片爱心。游行队伍中，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大成郑重地说：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记入中国史册！”
游行队伍中有钢铁工人、建筑工人、邮电工人、电子工人、机电工人、汽车工人
……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大字书写着：“工人阶级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
农民也来了。北京密云县的农民刘大爷告诉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几
天看电视，知道学生在遭罪，太可怜，我就出来了。”
佛教徒们也举着标语走进了广场，他们上前慰问学生，更望各界“慈悲为怀”
。
“东北在呐喊！”——来自沈阳的大学生打着横幅出现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
！”——上海的大学生代表走上了长安街。天津、河北、河南、浙江……许许多多的
外地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香港学联的代表携带着各校的捐款，也来到广场中心绝
食同学的面前。
“救救学生、真诚对话”；“反对腐败，铲除官倒”；“癌症不除，国无宁日”
……游行的人们大声发出响亮的呼喊，也公开表达出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与希冀
。
“人道”！中国革命博物馆高大建筑上飘扬着的写有这两个大字的旗帜，道出了
广场上人们的心声。
● 人民的心愿
从早到晚，数百万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数不清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尽管必
不可免地带来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纵观整个游行活动，却是队伍严整，秩序
井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和事故。
下午六时三十分，东长安街，工人队伍仍然络绎不绝向天安门进发。“北京汽车
制造厂”、“北京印染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
公司”……工人们亮出自己的厂名，高声呼出自己的心声：“我们工人来了！”“向
学生致敬！”他们是刚刚下班，来不及脱下工作服，便加入了游行声援队伍的行列。
在崇文门北街，北京市焦化厂的工人走下班车，展开旗帜，打出标语，迅速组成
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们是从京郊三十里外的工人下班回城的，不奔家，不吃饭，喊着
口号向天安门进发了。一位工人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没有煤气烧
了，只能下班赶来游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十路、二十路公共汽车的调度和司乘人员说：“我
们这两路车都经过天安门广场，学运一个月来，出车是受到了影响，也耽误了一些乘
客赶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听到多少怨言，而且没有发生一次伤人和死人的交通事故
。”
在大北窑四路汽车站，约有二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等车。游行队伍中有人向他们
呼喊：“对不起，耽误你们乘车了！”回答是：“不怪你们，我们理解。”一位拎黑
色提兜的妇女说得更有意味：“我是为游行助威的，只不过站在了站牌下。”
● 母亲在流泪
面对着奄奄一息的学生，人们再也忍不住了，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是生命垂危的
癌症患者，也前往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北京三露厂几十位聋人职工举着写有“聋哑人支持你们”的横幅，默默地、比比
画画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绝食学生队伍面前，他们掏出了表达自己心意的字条
：“同学们：你们的运动是正义的！你们的所有要求正是我们聋人多少年来想要说但
无法说的话，因此，我们聋人的内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支持你们。我们无法用语言表
达我们的心意，只好将我们通过劳动换来的钱送给你们，请收下我们的这点心意吧！
”
整整一天，广场上不断广播着各党派、团体、机关和个人的声援信。此时，绝食
指挥部的广播站正在播放解放军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写来的慰问信，信中深情地说：“
同学们已经五天没有进食，许多人晕倒了，我们对此万分难过，时刻都在挂念着你们
。同学们，党心、军心、民心都向着你们，胜利属于你们，未来属于你们！”
中午，烈日炎炎。游行者挥汗如雨。
建国门至东单的街头，一些国营或集体餐馆、冷饮点的师傅们，以及住在邻近的
一些家庭主妇们，自动抬出茶桶，提出水壶，拿出冰糕、冷饮，免费供应路过的游行
队伍。
一群小孩子捧着茶壶茶碗，一边义务递茶送水，一边高喊：“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你们辛苦了！”
● 绝食还在继续
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使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及声援的学生感到极大欣慰。
记者问一位支撑着坐起来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绝食的罗仕剑同学：“人民大众已
经行动起来了，你们是否考虑需要结束绝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我认为光
是人民觉醒还不够，还希望党的领导能拿出行动来，和人民站到一起。我不希望党和
人民脱离，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我们还要绝食到底！”另一位叫金国善的同学
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谌容的文章说：“作为一位母亲，她的心情我们可以理
解，我的母亲也会这么说的，但是要我们结束绝食做不到。绝食是有明确目的的，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
罗仕剑还告诉记者，五月四日曾收到父母从湖南老家寄来的信，要他回家。昨天
他在绝食现场给爸爸、妈妈回了一封信，随信寄去了一张报导学生运动的报纸，说明
“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他相信父母在理解了儿子的行动之后，一定会支持他们的。
中央戏剧学院有十二名绝食学生十六日上午开始绝水。在他们一旁立着舞美系同
学制作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裸体的母亲在祈求“救人”。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痛
苦地告诉记者：“最危险的是他们这几个人，如果再这样脱延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
凌晨二时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的老教授慕百锁闻讯赶来看望绝水成员之一的
儿子慕锋。慕百锁指着东侧第三个躺着的学生说：“那就是我的儿子。”这时，慕锋
也艰难地抬起头望着白发发苍苍的父亲，父子相互挥了挥手。
“我现在很激动，不能说出什么。我只告诉儿子，要听医生的话。”慕百锁对记
者说：“我和老伴都不愿意孩子死去，我只有两个孩子啊！但我觉得为争取民主，献
出儿子值得！”
中央美院副教授吴小昌，本来是看望儿子的，可他也决定从今天起开始绝食。他
说：“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有胆量和勇气。我在这里感受到，一
切都是这样美好和高尚！”
时至深夜，游行还在继续，绝食还在继续。
午夜，在热潮中翻滚了多日的天安门广场，飘起了细细的小雨。广场上，气温明
显下降。但是，人心中的热潮是否降温了呢？一位身体虚弱的绝食学生说：“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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