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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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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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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第二十期·下 ——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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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下） 张伯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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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下）
张伯笠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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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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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第二十期·下 ——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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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下） 张伯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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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下）
张伯笠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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