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二） ◆
◆ ◆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第二十期·上 ——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出版）
————————————————————————————————————
⒈【作者简介】
⒉【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⒊【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上） 张伯笠
————————————————————————————————————
【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
【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
【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
本期责任编辑： 吴 放（美 国） <cnd-cm@cnd.org/>gt;
本期 校对： 徐名扬（澳大利亚）＜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郑列东（美 国） <cnd-help@cnd.org/>gt;
网络技术维护： 林楚生（美 国） <cnd-info@cnd.org/>gt;
《华夏文摘》主编： 张 名（美 国） <cnd-manager@cnd.org/>gt;
《ＣＮＤ》总编： 林 玮（美 国） <cnd-manager@cnd.org/>gt;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PSUVM.PSU.EDU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MPSU-L FIRST LASTname
订阅（或停订）HZ版文摘请寄： LISTSERV@UWAVM.U.WASHINGTON.EDU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MUWA-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华夏文摘》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下里巴人 XLBR（2.0） ◎严永欣、赵三平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来稿与日常编务
————————————————————————————————————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二） ◆
◆ ◆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第二十期·上 ——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出版）
————————————————————————————————————
⒈【作者简介】
⒉【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⒊【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上） 张伯笠
————————————————————————————————————
【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
【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
【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
本期责任编辑： 吴 放（美 国） <cnd-cm@cnd.org/>gt;
本期 校对： 徐名扬（澳大利亚）＜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郑列东（美 国） <cnd-help@cnd.org/>gt;
网络技术维护： 林楚生（美 国） <cnd-info@cnd.org/>gt;
《华夏文摘》主编： 张 名（美 国） <cnd-manager@cnd.org/>gt;
《ＣＮＤ》总编： 林 玮（美 国） <cnd-manager@cnd.org/>gt;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PSUVM.PSU.EDU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MPSU-L FIRST LASTname
订阅（或停订）HZ版文摘请寄： LISTSERV@UWAVM.U.WASHINGTON.EDU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MUWA-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华夏文摘》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下里巴人 XLBR（2.0） ◎严永欣、赵三平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来稿与日常编务
————————————————————————————————————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