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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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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与回忆特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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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第12期 （一） ——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 出版）
本期分两个文件（cm9301y1.gb 和 cm9301y2.gb）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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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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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编者的话】
⒉【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上） 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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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戴晴这个名字，对广大读者来说，大概并不陌生。本刊第二十一期、四十期等曾刊登介绍戴晴的专文，最近戴晴还接受了本刊记者朱高秋的独家采访。
《也谈春夏之交》一文，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详尽的事实，记述了那一历史性学生运动期间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王超华也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她由于参加民运被通缉，并亲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她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民运。
承蒙戴晴和王超华女士向本刊提供本文，特出增刊，以飨读者。
《华夏文摘》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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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上）
戴 晴
（一）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我是在当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总书记辞世的消息的。
那天，我陪台湾一家杂志总编辑到北京饭店去见前中共中央对台办负责人汪锋，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命的副局长陶斯亮。亮亮是我从小的同学。她一见到我就说：“德平爸爸……。今天早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是一个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总书记长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相互间谈到小伙伴的父亲时，并不用总书记、总司令等公称，也象山里或海边的孩子一样呼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没说。不但汪锋先生顺利见过了，甚至接下来的某些娱乐活动看起来也都照常进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在他们的官邸开的一个告别派对，我们就都去了。照常开逗、照常跳舞、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总觉得心头有些异样。虽然这里用不上诸如“五色无主”这类字眼儿，但笑着的脸与紧抽着的心总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说是两个人的，也差不多是两个魂的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路东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现在，他去了。按照“中国特色”，以他所处的地位，尚属“英年早逝”的年龄。
那天春意融融，没有人哭。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但就算他们知道了，以我的判断，中国的老百姓也再不会为任何一名政坛人物哭了。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把政坛人物奉为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化身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我无法化解掉心头的梗噎。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种内恫，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历来轻新生而重丧葬，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为守旧派所控驭，新派为了“革命”的目的这时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须想想本世纪初湖南的革命先锋怎么为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大开祭坛。
我总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之重丧葬其实是找个口实寻个通道，舒泄他们憋在心里的尤怨与愤懑。他们要么忍着，一旦爆发准在送葬的时候。
可年轻人已经不大想忍了。与世界在精神及物质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评使他们对这个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和才干的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冲动。中国的年轻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说他们过于激烈、不懂克制与忍让则无疑是最不恰当的评价。
然而“耀邦”去世了，这唯一的看来对他们还有几分理解与容忍的长辈，这唯一一个觉得自由与人性还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们以年轻人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与率真认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为了他们而遭贬抑最后郁闷身亡的。他们觉得对他不住。他们扯起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这种条幅。他们快要忍不住、要喊出点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没这么激烈。这是一批小有名气者或者小小得意者，过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国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小日子。我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样知道了那死讯，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着——也许有人出于对政治的绝望，但大多数人恐怕更倾向于远远地绕开那随时都会引爆的地雷。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惜命，而是我们都太疲倦了。而且谁都知道，如果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无非一片废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那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他抓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人。
“X他个祖宗，戴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X他个祖宗！”
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
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后他基本上与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等着警察抓他。6月4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
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6月4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
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伙互认铁哥们儿。
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后来听说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
（二） 四月十九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果然，学生们上街了。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胡德平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大禹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
大约在27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要发言么？”我问。
“那当然。”他说。
“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的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
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他有那么多显赫与才华横溢的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零。
说说路东明事件？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第二，在这一个案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伟国不依不饶。
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份半民间报纸；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
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4月19日的座谈会。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被点名批判的依据。
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U型，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
她预感到什么了？
应邀者阵容空前：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式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33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
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当党员也有二十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
我这时已经有点忍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象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3次。
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事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
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略”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总书记是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那只能说明一个现实：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
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来。
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
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开火了。
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章立凡。他对我的唐突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的后代。
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记下一笔。
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
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14日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
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之手。温文尔雅的章公子呢？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
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到高潮。当时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
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
《4·26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
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
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这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出了他开明的一面。
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
这可真是正中下怀。
《4·26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
但在1989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柄。
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
“谁主办？”我问。
“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
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
“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
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
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的。
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名声与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我瞄住一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
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
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她何尝不知道我们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high tea要从3∶00开到6∶00，时间是极具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9∶00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
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的包遵信。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开明呢？
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
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了。
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
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著名这著名那的，我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
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著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
她除了将“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认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苦。
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
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
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随便谈谈的题目；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铁嘴钢牙”的来打圆场了。
“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
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守：“你说呢？”
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著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了关键作用？”
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作了工作。大家。”
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
“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
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量。
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329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自四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
“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
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
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
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但我认为他此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中共中央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号在，就值得。
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居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
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
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阎明复先生已跨出车门。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下了印象。
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失了。
1989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
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其次。
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竟是冷淡又疲倦。
“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1981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居心。
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新闻界也轻得多。
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
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说：“‘戴晴，你在哪里？’”
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中央对话，并立即有1031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代签进去了。
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在统战部会议室新闻界人士与胡启立见面。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1031人的代表联系一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
“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
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一句：“我X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恳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至暂时的三审权；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倒并不想办，我受不起这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部也完全由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能否给他们一点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人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对这样的报纸，主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boy-girl-boy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
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外报采访；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但站在政府的立场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的骄傲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都没有细细品尝。
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
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他作校友为耻，开除了他的校籍。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绝食开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4月27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瑶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行动的组织者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
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仅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6月4日以后，她丢下5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她坚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30年，一定是一名职业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
（六） 五月十四日 广场斡旋
我回到家时，已近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
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即化名撰写长篇批判文章《动乱“记者”戴晴》作者之一），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
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120万份掉到不足70万份（1989年秋天，革命“左”派张常海超龄接任总编辑以来，《光明日报》已成为全国发行量下跌最历害的报纸之一，两年来，已降至30万份上下），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
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他后来成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1990年1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有没有陶铠？”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1989年4月到6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
“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
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她那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由于化名撰文和其他优秀表现，陶铠由评论部主任升任总编室主任，另一名作者刘志达由总编室主任助理升任总编室副主任；几乎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的文艺部主任秦晋、理论部主任张义德、政经部主任李树喜均被罢免）。
13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
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2∶00，十人左右，《著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
“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 马列所所长 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 文学所所长 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 哲学所 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 政治学所前所长 研究员 严家其
社科院 历史学所 副研究员 包遵信 （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
福建省社科院 院长 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1987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剩下了他的学问。）
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
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话里苦劝了他有10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
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
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
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
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
1983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在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而有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
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让他扑了一个空（这就是山西作家郑义到北京来召集的知识份子日坛公园聚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决定了所谓《知识界5.16宣言》）。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
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9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
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
5月14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第二西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意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12个人一下子点了9个，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而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
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
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台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
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这类事顶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王超华。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会？”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回答我；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
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
“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
“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我那年虽然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来就来吧！”陶铠说。
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著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著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5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交，即所谓著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温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温又找严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广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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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与回忆特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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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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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第12期 （一） ——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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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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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编者的话】
⒉【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上） 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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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戴晴这个名字，对广大读者来说，大概并不陌生。本刊第二十一期、四十期等曾刊登介绍戴晴的专文，最近戴晴还接受了本刊记者朱高秋的独家采访。
《也谈春夏之交》一文，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详尽的事实，记述了那一历史性学生运动期间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王超华也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她由于参加民运被通缉，并亲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她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民运。
承蒙戴晴和王超华女士向本刊提供本文，特出增刊，以飨读者。
《华夏文摘》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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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上）
戴 晴
（一）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我是在当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总书记辞世的消息的。
那天，我陪台湾一家杂志总编辑到北京饭店去见前中共中央对台办负责人汪锋，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命的副局长陶斯亮。亮亮是我从小的同学。她一见到我就说：“德平爸爸……。今天早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是一个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总书记长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相互间谈到小伙伴的父亲时，并不用总书记、总司令等公称，也象山里或海边的孩子一样呼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没说。不但汪锋先生顺利见过了，甚至接下来的某些娱乐活动看起来也都照常进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在他们的官邸开的一个告别派对，我们就都去了。照常开逗、照常跳舞、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总觉得心头有些异样。虽然这里用不上诸如“五色无主”这类字眼儿，但笑着的脸与紧抽着的心总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说是两个人的，也差不多是两个魂的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路东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现在，他去了。按照“中国特色”，以他所处的地位，尚属“英年早逝”的年龄。
那天春意融融，没有人哭。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但就算他们知道了，以我的判断，中国的老百姓也再不会为任何一名政坛人物哭了。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把政坛人物奉为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化身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我无法化解掉心头的梗噎。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种内恫，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历来轻新生而重丧葬，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为守旧派所控驭，新派为了“革命”的目的这时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须想想本世纪初湖南的革命先锋怎么为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大开祭坛。
我总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之重丧葬其实是找个口实寻个通道，舒泄他们憋在心里的尤怨与愤懑。他们要么忍着，一旦爆发准在送葬的时候。
可年轻人已经不大想忍了。与世界在精神及物质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评使他们对这个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和才干的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冲动。中国的年轻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说他们过于激烈、不懂克制与忍让则无疑是最不恰当的评价。
然而“耀邦”去世了，这唯一的看来对他们还有几分理解与容忍的长辈，这唯一一个觉得自由与人性还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们以年轻人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与率真认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为了他们而遭贬抑最后郁闷身亡的。他们觉得对他不住。他们扯起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这种条幅。他们快要忍不住、要喊出点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没这么激烈。这是一批小有名气者或者小小得意者，过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国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小日子。我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样知道了那死讯，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着——也许有人出于对政治的绝望，但大多数人恐怕更倾向于远远地绕开那随时都会引爆的地雷。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惜命，而是我们都太疲倦了。而且谁都知道，如果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无非一片废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那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他抓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人。
“X他个祖宗，戴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X他个祖宗！”
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
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后他基本上与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等着警察抓他。6月4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
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6月4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
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伙互认铁哥们儿。
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后来听说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
（二） 四月十九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果然，学生们上街了。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胡德平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大禹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
大约在27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要发言么？”我问。
“那当然。”他说。
“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的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
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他有那么多显赫与才华横溢的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零。
说说路东明事件？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第二，在这一个案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伟国不依不饶。
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份半民间报纸；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
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4月19日的座谈会。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被点名批判的依据。
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U型，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
她预感到什么了？
应邀者阵容空前：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式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33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
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当党员也有二十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
我这时已经有点忍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象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3次。
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事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
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略”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总书记是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那只能说明一个现实：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
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来。
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
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开火了。
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章立凡。他对我的唐突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的后代。
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记下一笔。
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
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14日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
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之手。温文尔雅的章公子呢？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
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到高潮。当时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
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
《4·26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
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
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这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出了他开明的一面。
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
这可真是正中下怀。
《4·26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
但在1989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柄。
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
“谁主办？”我问。
“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
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
“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
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
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的。
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名声与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我瞄住一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
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
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她何尝不知道我们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high tea要从3∶00开到6∶00，时间是极具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9∶00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
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的包遵信。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开明呢？
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
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了。
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
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著名这著名那的，我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
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著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
她除了将“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认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苦。
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
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
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随便谈谈的题目；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铁嘴钢牙”的来打圆场了。
“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
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守：“你说呢？”
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著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了关键作用？”
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作了工作。大家。”
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
“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
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量。
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329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自四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
“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
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
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
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但我认为他此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中共中央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号在，就值得。
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居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
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
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阎明复先生已跨出车门。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下了印象。
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失了。
1989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
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其次。
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竟是冷淡又疲倦。
“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1981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居心。
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新闻界也轻得多。
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
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说：“‘戴晴，你在哪里？’”
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中央对话，并立即有1031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代签进去了。
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在统战部会议室新闻界人士与胡启立见面。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1031人的代表联系一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
“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
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一句：“我X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恳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至暂时的三审权；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倒并不想办，我受不起这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部也完全由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能否给他们一点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人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对这样的报纸，主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boy-girl-boy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
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外报采访；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但站在政府的立场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的骄傲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都没有细细品尝。
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
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他作校友为耻，开除了他的校籍。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绝食开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4月27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瑶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行动的组织者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
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仅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6月4日以后，她丢下5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她坚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30年，一定是一名职业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
（六） 五月十四日 广场斡旋
我回到家时，已近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
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即化名撰写长篇批判文章《动乱“记者”戴晴》作者之一），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
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120万份掉到不足70万份（1989年秋天，革命“左”派张常海超龄接任总编辑以来，《光明日报》已成为全国发行量下跌最历害的报纸之一，两年来，已降至30万份上下），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
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他后来成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1990年1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有没有陶铠？”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1989年4月到6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
“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
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她那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由于化名撰文和其他优秀表现，陶铠由评论部主任升任总编室主任，另一名作者刘志达由总编室主任助理升任总编室副主任；几乎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的文艺部主任秦晋、理论部主任张义德、政经部主任李树喜均被罢免）。
13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
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2∶00，十人左右，《著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
“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 马列所所长 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 文学所所长 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 哲学所 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 政治学所前所长 研究员 严家其
社科院 历史学所 副研究员 包遵信 （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
福建省社科院 院长 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1987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剩下了他的学问。）
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
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话里苦劝了他有10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
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
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
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
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
1983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在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而有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
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让他扑了一个空（这就是山西作家郑义到北京来召集的知识份子日坛公园聚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决定了所谓《知识界5.16宣言》）。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
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9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
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
5月14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第二西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意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12个人一下子点了9个，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而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
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
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台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
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这类事顶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王超华。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会？”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回答我；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
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
“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
“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我那年虽然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来就来吧！”陶铠说。
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著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著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5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交，即所谓著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温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温又找严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广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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