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一、中国之福，还是中共之福？
三个代表的理论很动人，因为它代表的对象都是叫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一个叫先进生产力，一个叫先进文化，一个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公开代表好东西，比公开代表坏东西好，比公开代表腐败好，无怪乎轻轻一笔，就在马、列、毛、邓的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也有人说，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三个代表”出世的时候，我说过，“中共下一次代表大会很可能将隆重批准这新的‘三个代表论’，并且以它为根据，对党章进行大幅度修改。”两年过去了，“三个代表”果然成了响彻中国云霄的最强音，被十六大采纳为主旋律已指日可待。我想从今天开始，再评三个代表，这是两年前初评的继续，也是为了向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六大致意。
看来真有福气，中国的三个好东西选定了同一个政党当自己的终身代表；中国共产党则本着舍我其谁的精神，当仁不让，欣然受命，慷慨赴任。消息好得叫人难以置信，真不知道这是中国的福气，还是中共的福气？换句话说，不知道这是老百姓的福气，还是领导人的福气？我的评论，主要围绕这个难题作些探讨。
“三个代表”有多种经过审定的标准文本，各种文本都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字样。其中，“始终”、“代表”、“中国”三个概念是明确的，都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始终”，为三个代表提供了无限的时间；“中国”，向三个代表奉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代表”，规定了主体和客体的名份。但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这三个最重要，最可爱的概念，却具有不确定性，虽几经包装，还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解释。我在前面提到的难题，就是被这三个概念引起的。
我的办法是把这些概念放在一边，把眼光转向赤裸裸的事实。具体的事实清楚了，抽象的理论就不难吃透了。在三个概念中，“最广大人民”的外延比“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容易触摸，应该较少争议；所以我就从中共和“最广大人民”的关系开始。我记得在中共的传统文献里，群众运动总是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三种基本形态，不过那已经是老皇历了。彼一时，此一时。工人、农民和学生现在是否继续存在于中共所说的“最广大人民”的范畴之内，也必须再考察，到大量的事实中去寻找驳不倒的答案。现在我们就从事实开始，看看历史，再看看现状。
二、三个代表心中有没有工人？
按照常理判断，工人无疑应该优先包括在三个代表所说的“最广大的人民”之内。中共是靠代表工人起家的。它一成立，就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利益奔走，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掀起工潮，不愧为工人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前，共产党只有四百来人，是个很小的党。几次大工潮（注１）造就了共产党的名声，引起了国人和孙中山的注意。应该说，是工人运动把入场券送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党执政后也给了回报，使工人得到了“领导阶级”的头衔，以及低工资的铁饭碗。不过这些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近几十年来，共产党和工人的关系早就变了。
“解放”是一条分界线。解放前，共产党惟恐世人不知道工人的痛苦；解放了，它惟恐全世界不知道它恩赐给工人的幸福。过去，为了取得工人代表的资格，它全力控诉旧社会对工人的不公。后来，为了“始终”确保工人代表的身份，它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对工人的恩德。仅仅为了塑造它代表下的工人欢乐形象，它不惜禁止媒体报道工人的痛苦。由此可以证实，它替工人谋幸福不是真的，替自己谋利益倒是真的。
共产党希望全世界明白，被它代表的中国工人从此上了天堂。可惜这不是事实。禁用“失业”的词汇，禁登失业的消息，改变不了中国失业工人明明有几千万之多的事实。除了一年一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寥寥几行以外，中国人对失业还能知道多少？报纸详尽搜集外国失业工人的不幸，至于自己的家务事，一概无可奉告。在三个代表领导下,中国已经解雇了多少工人，又有多少工厂濒临倒闭？失业工人的工龄是怎样被“买断” （注２）的？多少工人已有多长时间领不到最低生活费了？全国用了多少童工和“盲流工”？工人阶级这些生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到的侮辱和损害，同当年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 （注３）有何异同？全国矿井又发生了多少起陷落崩塌事故？哪些地方哪些行业又在爆发求生的怒潮？多少工人领袖鎯铛入狱？是谁下令封锁了他们的吼声，扼杀了他们妻子儿女的哭声？保密！统统保密！！外国不知道中国，中国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新闻，工会不发布，劳动部不发布，至于三个代表，非但自己不发布，而且严禁别人发表。由此可见，在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中，已经不再有工人容身之地了。
过去共产党教导工人说，不要跟反动的黄色工会走，工人应该组织自己的工会。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为反对吴佩孚限制工人组织工会而举行的政治性总罢工。中国工人“翻身”以后，不但失去了自己组织工会的自由（注４），而且失去了吴佩孚所无法剥夺的罢工示威的权利。工人想组织自己的工会么？那叫分裂工人阶级，必须取缔。工人想游行示威举行总罢工么？那叫暴乱，必须镇压。解放前发生工潮，第一个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通电的一定是共产党；现在发生工潮，亲手封锁消息的一定是共产党，而“走漏”消息的一定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凡是报道中国工潮的外国记者，过去个个都是可敬可亲的国际友人；今天彻底变了，个个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反动势力。到底是工人变了，记者变了，还是共产党变了？
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当年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林祥谦、施洋和几年前去世的夏衍先生，心里有工人。现在自封为代表的“代表”，嘴上唱的是“工人有力量”，心里只想“始终当代表”。为了标榜自己“代表”当得好，他们不许工人哭泣，扼杀工人呼声，直到践踏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是“始终当代表”的欲望盘踞着他们的脑袋，迷蒙了他们的心窍。代表就是权力，当了代表就能为所欲为，这就是当代表的甜头，他们就是这样“代表”工人的！至于他们怎样“代表”农民、“代表”文化、“代表”生产力，我们继续请事实说话。
三、耕者无其田的农民得到了什么？
前面谈到，中共早年是工人的忠实代表，后来变了，今天“代表”心中已难以找到工人的位置了。那么，农民的景况如何？
唱不完的“民歌”把毛主席说成是农民的爹娘，好象共产党给了农民天高地厚的恩典似的。可惜那是假“民”歌。如果说到恩德，恰恰是农民有大恩大德于共产党，而毛主席欠农民的帐则罄竹难书。
伟大领袖毛泽东身上的黄袍，是谁加上去的？同汉朝皇帝刘邦一样，同明朝皇帝朱元璋一样，同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样，都是造反的农民加上去的。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兵从哪里来？是农民替共产党当兵。军粮是谁给的？是农民白送的。千军万马住在哪里？住在农民家里。军火靠谁运？靠农民运。伤病员的担架靠谁抬？靠农民的肩膀抬。共产党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农民的大恩大德，毛泽东当不上毛主席，什么都不是。
农民为什么肯帮共产党的忙？因为共产党向农民许下了弥天大愿，它说，要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农民。农民得到了土地没有？没有。农民跟着毛委员闹革命，从湖南闹到全国，从二十年代闹到四十年代，土地仿佛“还了家”，但跟变戏法一样，一到手就没有了，“化”掉了。被谁“化”掉了？被共产党的合作化，公社化，社会主义化“化”掉了。（注５）早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前，毛主席就打定了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的主意。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主席拿什么东西教育农民？拿一切归公的社会主义原则教育农民。无怪乎社会主义的贪官污吏统统不花自己的钱，专门花老百姓的钱。无怪乎社会主义的土地不归种地人，统统归不种地的官家。从那个时候以来，四十多年了，中国农民一直过着耕者无其田的日子。农民失去的是最实际的土地，得到的是最好听的社会主义原则。据说这样一来，农民保险不吃两遍苦，不受二茬罪。据说占有土地是骯脏的，无怪乎农民清清白白，而占有土地的集体、政府、国家都至少有点不干不净。这些人“代表”农民当了主人，以主人的资格行使“批租”权，把土地“批”给大款，批给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财源滚滚而来，滚滚而去。若问“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究竟到哪里去了，只有陈希同、成克杰之类的“代表”明白，土地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至于赤贫农民，当然至今一无所有，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人所共见。
中国土地和中国农民之间的关系是被共产党曲里拐弯设计出来的，异常特殊，举世无双。一方面，共产党叫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叫国家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去；一方面，土地明明不属于农民所有；另一方面，国家又把农民死死栓在土地上；一方面，城里的累活、贱活、脏活、苦活、危险活统统靠农民干，北京离了农民只是死城一座；另一方面，进城的农民一旦被公安机关定为“盲流”，政府就有权拘押和役使。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三个代表的总代表毛泽东确实有权昂首阔步，优哉游哉，走来走去——有诗为证：“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注６）；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到，被毛泽东代表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凡是遇到抓“盲流”之类倒楣的事情，毛泽东从来没有“代表”农民受过一次罪，农民自己必须亲身承受一切，被抓，被押送，被集中，被强迫劳动，被惩罚。
这就是被“代表”的农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四、人人得到了服从共产党摆布的权利
有两件往事，出在安徽，但不限于安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情。
凤阳县有个小岗村，一九七八年人民公社时期是个生产队。全队二十户农民坚决反对人民公社制度，想分田到户，但怕挨共产党整，不敢干。活不下去的农民终于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一天深夜，秘密开会，冒着身家性命危险，背着党和政府，在自愿担当责任的合同上，按了十七个手印，外加三个图章。这个真实的故事，本来没有人知道，后来改革了，逐渐流传开来，成为美谈。可惜得很，它的意义被降低了，缩小了，局限在“统一分配还是包产到户”之中，似乎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只出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似乎自从共产党批准农民包产到户以来，农民就“解放”了，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就“解决”了，这段历史从此应该退入渔樵闲话，只供后人茶余酒后谈笑了。
小岗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意义远远超出一个村、一个县、一个省。允许不允许单干是共产党和老百姓全盘关系的缩影，涉及的问题也远远越出了公社体制、农业体制、经济体制的范围。共产党有权摆布老百姓，老百姓必须听候党摆布，处处如此，一贯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领导”是共产党的权利，“服从”是老百姓的义务。世界上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人不懂：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必须听从共产党摆布？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中国人个个都懂：违反了共产党的红头文件，就是闯了大祸，得随时准备家破人亡。世界上有公民权利的人怎么也不明白：政党凭什么权力惩罚人民？公民权被蹂躏惯了的中国人个个都明白：三个代表统治一切是中国最神圣、最普遍、最严密、最权威的制度。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第一特色！
一九七八年的问题是包产到户，小岗的农民非常幸运，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在此以前，一九五九年，安徽爆发过另一场斗争，当时的问题是公共食堂。毛泽东异想天开，决定领导农民学会吃饭。他自己呆在家里吃私饭，偏要把六亿农民赶到公共食堂里去吃公饭，但食堂里只有大锅清水汤，吃不饱。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实在看不下去，支持无为县的农民解散公共食堂，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趁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之机告了一状，毛泽东御笔钦定张恺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惨，农民惨，干部也惨：农民统统被重新赶进食堂喝西北风，同情农民回家吃饭的干部都挨了斗。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在无为县劳动，知道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怎样不顾人民死活在那里“放卫星”的，当时无为县人口一百万出头，到一九六０年，剩下不到七十万。（注７）
问题可以变，制度至今没有变。只要存在着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是空话，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一九五九 年，党摆布你怎么吃饭：在家里吃饭，还是到食堂吃饭。一九七八年，党摆布你怎么干活：集体干，还是单干。今天你必须服从党摆布的事情包括：候选人和当选人是等额还是差额，生娃娃是一个还是两个，走路的范围只限于农村还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开恩扩大到某些城市，什么礼拜准许你做，什么礼拜不准你做，哪些气功书你可以看，哪些气功书不准你看（注8）。至于明天怎么摆布你，不用问，明天自会通知你，你无条件服从就是了。总而言之，三个代表日理万机，天天都在忙着研究怎么摆布你，连怎么活法都摆布得无微不至了。既然三个代表肯履行摆布一切的义务，中国农民和城里的老百姓当然统统有福了，人人都得到了一个名叫“一切服从党摆布”的权利。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和农民结盟，答应让农民和工人一样“翻身作主人”。什么是翻身作主人？“一切服从党摆布”就是翻身作主人！
五、被镇压的六·四最有资格代表人民
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对付国民党的基本手段。但学生毕竟和工农不同，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他们起着双重作用：既是本阶层之中的敏感和勇敢的先行者，又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有理智有同情心的沟通者和代言人。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学生的向背历来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无论在过去国民党的还是现在共产党的高压政治下，都是如此。凡是能够使学生团结奋起的主题，一定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集结在天安门前和平请愿的学生，以及在其他地方用各种方式表达声援之情的所有的人，已经最可信地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悲壮的民意测验：当今之世，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结束专制，实行民主，铲除腐败。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和平请愿，受到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几十万人民解放军的血腥镇压。被镇压的不仅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而且是全中国的民意，是民主和宪法。有人说，镇压早就被遗忘了。真的被遗忘了吗？因镇压而受难的人没有遗忘，因镇压而得利的人没有遗忘，反对镇压的人不会遗忘，拥护镇压的人也不敢遗忘。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中国人，只要他们长大后仍然生活在专制和腐败的制度下，只要他们能够透过狭窄的天窗望得见一丝自由的光明，他们就不可能“遗忘”这个全民族的悲剧。
迄今仍在替“六·四”镇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的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代表不了工人，代表不了农民，代表不了学生的人，有什么资格自封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刘少奇在华中局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向我吹牛皮，说他自己会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亲，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兄弟，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涂。我问他：‘你是人家的儿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会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能做一个好人呢？’”刘少奇的结论是那个人在吹牛皮，因为做一个好人不是空的。这个故事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今的三个代表，它不代表工人，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学生，却说自己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既然“最广大的人民”是空的，可见“代表”是假的。
玩魔术得用障眼法转移目标。说空话的人喜欢玩弄概念，叫你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具体声称自己代表什么群体的什么利益，弄不好会原形毕露；笼统宣布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伟大，又轻巧，空葫芦一个，叫人莫测高深。
六、谁当得了“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书报检查官？
什么是先进文化？是党八股,文字狱？红宝书，天天读？是聚宝盆，颜如玉？黄粱梦，凌烟阁？是坦克声，志士血？万岁歌，断肠曲？是鸦雀无声的齐天乐，还是皇帝身上那件妙不可言的新衣服？
什么是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惟我独尊的正宗，是罪该万死的异端？是高于一切的孤峰，是低容百川的大洋？是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和礼，荀子的解蔽？是佛陀的慈悲，基督的爱？是理性的论辩和宽容，还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斗争哲学？
宣布自己“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人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无异把自己宣布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以往三千多年（注９）和以后百千万年的中国文化居然被区区一个政党“始终代表”掉了，这种话是严肃的吗？这种承诺是实现得了的吗？
说难真难，说容易也极容易。想承担这个史无前例的责任，只消在党国机构中设置成千上万个书报检查官（注１０）就行了。这种书报检查官好找吗？好找！不是说“外行领导内行”吗？专门找些不读书的、聪明伶俐、会看领导眼色的就行了。领导说“一边倒”，被苏联米丘林“推翻”的摩尔根遗传学说想必危害中国安全。领导说“三峡要上”，不符合领导意图的数据和论证无疑是异端邪说。军阀统治下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的鲁迅，能在中宣部的宽容下纪念六四吗？采访过中国红军的斯诺，能获准采访天安门母亲吗？幸亏《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写于一八四二年的普鲁士王国，如果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同志会遭到什么命运？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准能在领导的眼色和书报检查官的《先进文化前进指南》里找得到。
２００２年７月，中国以“内部问题”为理由，要求以色列删除预定在中国展出的爱因斯坦生平图片文字说明的三项内容：一，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二，他支持成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三，他曾被要求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这个举措是破译“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钥匙：人类历史所形成的事实，必须按照中国领导人处理“内部问题”的口径，重新加以剪裁和塑造。信息和知识的命运，取决于能不能符合于这些领导人解决当前内部问题的需要，顺之者允许留存，逆之者必须删掉。
所谓“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始终坚持书报检查制度的同义语。除了制造文字狱的超人，谁都不可能拥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能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是跟华国锋斗争时不得不高举的旗帜；“书报检查官是审判真理的法官”——这是必须始终与四项原则共存亡的实践。凡是怕老百姓知道的事实和理论，统统是妖魔文化，必须在国门之内和领空之上完全彻底歼灭掉。这样，领导才有权威，稳定才压得倒一切，全党全国必须誓死捍卫之。一切文化，无论中外，先进不先进，允许不允许和中国老百姓见面，必须由书报检查官说了算。这种制度，跟农民进城必须经公安批准的制度一样，都是“三个代表”设计出来的先进制度。
我诚然不知道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我知道，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是文化的生命。因此，我确实知道，只有愚民政策才需要千篇一律的文化和万无一失的检查制度。我确实知道：焚书坑儒一定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异端裁判所一定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字狱、锄毒草、打右派、横扫牛鬼蛇神一定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你说呢？
七、被别人代表的文化一定是没有生命的化石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两个时期，计划文化时期和市场文化时期，无论哪个时期，书禁和报禁（现在又加上了网禁）始终规定着中国一切文化生存的方向。上上下下都有宣传部，谋臣似雨，目光如炬，手下的研究所，出版社，制片厂，电视台，干扰波，防火墙，以及学校，剧团，文联，书店，都配备了站岗放哨的人，守土有责。在如此严密的侦察防御体系下居然还能如火如荼繁荣发达的党国文化，其“先进性”可想而知。卖座的也许是能使满朝文武笑得合不拢嘴的快活文化，最正宗的无疑是主旋律文化，装模作样的面子文化，指鹿为马的骗子文化，催人健忘的麻醉文化。白热狂想曲的主旋律正在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第一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至上，业已偃旗息鼓；第二主旋律是社会主义至上，渐渐黯然淡出；第三主旋律是惟我独尊的国家至上，眼下正在锣鼓喧腾。下一个主题是什么？不知道，也不必问，反正一切行动听指挥，遵从三个代表指引的方向去抢占阵地就是了。
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指引方向，国家就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实现民族复兴了吗？也许希特勒有这种本领，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纪录。
中国确曾有过文化昌明的黄金时代，至少两次。一次是古代，春秋战国，群雄鼎立，忙于合纵连横，征伐攻战，谁都没有精力去代表“先进”文化和打击“落后”文化，使诸子百家得到了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可能，出现了几百年的争鸣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身受其益，因而被称为有灿烂文明的古国之一。后来，统一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把九十九家打杀，把一家捧杀。这两个智商不低的外行，想以帝王之尊“代表”中国文化，都没有成功，千年之后，百代之下，被毛泽东评为“略输文采”，不够风流。
第二次是半个世纪以前。辛亥革命后，皇帝不中用了。战乱频仍。除了民族战争，还有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和政党战争，争霸的人全力以赴抓枪杆子，使文化好不容易又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持续时间虽然不到四十年，意义甚为重大，她发扬了诸子百家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精神，打开了夜郎头上的井盖，使中国人望到了现代文明的新天地。饮水思源，今天的火种大多是那个时候的普罗米修斯从西方取来的。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晓得，毛泽东统一天下，四海为家，他当了家长。他是一位无所不晓的“风流人物”，亲自出马“代表”文化。他认为，文化同打仗一样，是战线，是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于是攻克和确保文化阵地的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他的政党身上。这个政党，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修炼了锄毒草的全套功夫，年年锄，月月锄，乐此不疲。毛泽东发明的群众性、业余性、大张旗鼓的锄毒草运动，正在通过书报检查官之手，发展成为高技术、高密度、全天候的洗脑消毒监督专业网，官方的说法叫“警钟长鸣”。
文化是活的，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微弱如小草，即使被压在石板底下，也会自己追求光明，自己辨认方向，不消别人“代表”。被书禁、报禁、网禁代表方向的“先进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实在猜不出来，估计是些没有生命的化石。
八、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互相寄生
三个代表当中，意味最深长的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只有书呆子才会到经典里去查答案。那种答案是死的。活的答案应该“下海”去找。市井中人都能根据亲身体会告诉你：先进生产力就是“大款（注１１）。凡是有头有脸的中国大款，没有一个说自己不是“生产力”的，更没有一个说自己不“先进”的。一省，一市，一县，乃至一镇，都有被党政领导搂在怀里的纳税大户，他们是党政领导的衣食父母,理所当然是本省本市本县本镇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句官场的文言，翻成商场的白话，无非是“代表大款的利益”，如此而已，未必有更深刻、更崇高的哲理。
近五十年的新中国史是一部党政官僚机构膨胀史。这也难怪，因为共产党担负着领导一切、监管一切这个空前沉重而且越来越沉重的任务，老百姓的一切都得请党和政府安排和批准，政府的一切又得请共产党指示和监督。清朝中叶的龚自珍有感于官僚之多，发出过“五倍金元十倍明” （注１２）的浩叹，其实和今天比，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中国有几万个中共党委机关和政府机关：全国，除了中央政府机关，还有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几十个省市的政府机关之上，存在着指挥它们操作的几十个中共省市委机关；几千个县政府机关上面，有几千个中共县委机关；几万个乡镇政府机关上面，有几万个中共乡镇党委机关。共产党机关的干部，从党中央到乡党委，谁也不靠党费吃饭，统统吃纳税人的饭，老百姓的饭。国民党执政时，基层政权在县；共产党执政后，基层政权在乡。大跃进之前，一个乡养活脱产干部一个到几个（注１３）已经不胜负担，现在一个乡的脱产干部数以百计。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干部的固定工资靠国库，附加的各种补贴却靠自筹，后者超过前者，越肥的地方超过越多，依仗的无非是“先进生产力”。县乡纳税大户的贡献和赞助，关系到当地干部的收入，也是当地党政机关各种额外开销的来源。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互相离不开，形成了官商一体，权钱一家的新局面。
中国的官商一体，根源在于官场对市场的支配权，这是毛泽东遗传下来的祖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万变不离其宗，党的领导始终稳稳坐在台上钓鱼。没有这种官场支配市场的先天基因，不可能形成市场对官场的依赖关系。而前面指出的官场对市场的依赖，更使官商难分难解，到了互相寄生的程度。
姑且退一大步，假设中国没有陈希同，没有成克杰，没有远华案，没有中国银行案，假设共产党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个个是雷锋，是焦裕禄，假设大款的全部进贡统统归入了财政部的大金库和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注１４），没有一个钱中饱私囊，假设真的出现了这种求之不得纯洁美丽的前提，难道官商一体就“正常”了，“不腐败”了？
事实上，在油水归公的“正常”情况下，进行这种权钱交易就更加明目张胆，更加肆无忌弹。本乡的纳税大户如果用土火药做焰火花炮，支持土火药就是三个代表的当务之急，本乡的政策必须向土火药倾斜。本县的纳税大户如果造假酒假烟假药，支持造假酒假烟假药就是三个代表的当务之急，本县的政策必须向假酒假烟假药倾斜。本市最大的纳税大户如果搞走私，支持走私就是三个代表的当务之急，本市的政策必须向走私倾斜。这些道理，都是生而知之，无师自通的。凡是大款拜托党政领导高抬贵手的，统统都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土地批租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优惠贷款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践踏劳动法、环境法、合同法、专利法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发布假新闻，制造假证明，替大款保驾护航，包打官司，哪一条不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对于纳税大户的要求，哪一条不应该百分之百支持，百分之百满足？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在“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题目下做得天衣无缝，问心无愧。所以，即使亿万神州尽舜尧，官商一体仍然是腐败、腐败、更腐败的制度。
三个代表，各有千秋。“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是句空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是句谎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大款的要求，倒是句真话，可惜和老百姓无关，那是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的婚礼进行曲。在从上到下提倡“办实事”的声浪中，遇到替大款办实事，总是觉悟最高，劲道最足，空话最少，落实最快。这是有目共睹的政绩，不应该抹煞。
九、谁来代表被排斥在先进生产力之外的弱势群体？
我们已经大退了一步，假设中国领导人个个是雷锋；现在姑且再大退一步，假设中国是个没有官商一体的古典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由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到底算不算人民和国家之福？
听起来好得很，想一想糟得很。奥林匹克委员会不代表整个体育运动，只代表金牌得主，行吗？教育部只代表博士后，把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置之脑后，行吗？难道中国可以和先进生产力划等号吗？连喜欢放空炮的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中国落后。经济落后是中国向联合国缴纳会费所以如此之低、加入ＷＴＯ的条件所以如此之宽的根据。新中国的历代领导核心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落后这个论断。非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的汪洋大海。“领导一切”的党宣布自己的职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准备把汪洋大海置于何地？
“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不要求发展”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要发展，非先进的生产力也要发展。先进不先进，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见分晓。它们之间在资源和市场上的矛盾，应该靠竞争解决，不应该把三个代表的好恶喜怒作为砝码加上去。它们之间的纠纷，也不应该靠三个代表解决，而应该靠大公无私的法律解决。在三个代表的偏袒和倾斜下，先进生产力越快乐，非先进生产力越痛苦。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连乒乓球裁判员都不应该做，何况是领导一切的最高绝对权力？在一党统治制度下，不管什么东西，不管坏得象文化大革命还是好得象生产力，一旦由党充当代表，一定左右逢源，无法无天；一旦被党遗弃，一定从此濒于灭绝。党的倾斜必然损害后进，揠苗助长必然毁掉先进，这实际上是两头落空政策。新中国这种由共产党导演出来的教训，无论在计划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时期，何止千万！
严重的后果是分裂社会。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制度，安排谁搞先进生产力，不安排谁搞先进生产力，都由从中央到支部的共产党作主。占有先进生产力的是少数人，无法占有先进生产力的是多数人。现在，有幸占有先进生产力的人上升为天之骄子，被排除在先进生产力之外的人则沦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负责领导一切的三个代表却宣布只有先进生产力才是自己的“亲骨肉”，至于非先进生产力，对不起，请原谅，从今以后，不代表了。和不同生产力相结合的各阶层被一分为二：代表的和不代表的，岂不令人震惊！
一个普通人，喜欢先进，不喜欢不先进，那是他的感情和嗜好，别人管不着。当政者应该多少懂点国家的道理，对国家有点责任感。金字塔的尖顶是好看的，比塔体和塔基好看，但是这些作为塔的本体和基础的大众人才、适用技术、传统产业，偏偏是国计民生的来源。当强者和富者鸡犬升天的时候，谁来代表束手待毙的弱势群体？九亿农村居民该走什么门道才高攀得上先进生产力？从夕阳企业里下岗的失业职工，有几个能侥幸登上高精尖的先进生产力殿堂重新就业？今天的日子没法过，明天的出路在哪里，子孙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种社会，稳定得了吗？能凝聚吗？维持得下去吗？
十、和专制政治水火不相容的政党制、代表制
前面我请事实说话。事实告诉我们：中共起家时确实代表过工人，但它早就变了，不再把工人疾苦放在心上了。中共靠农民打赢了仗，夺到了政权，可是农民至今仍然处在社会的底层，没有财产权、政治权，连人身权也没有，处处低人一等。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学生为主力的长达五十天的和平示威，行使宪法理应保障的公民权，表达了反腐败、要民主的全民诉求，被共产党的几名元老调动几十万军队镇压了。镇压人民的人怎么配代表广大人民！共产党掌权以来，一贯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制造文字狱，扼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置弱势群体于不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名，实行官场支配市场的官商一体制度。由此可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这些都是事实。但理论家弄惯了理论，不太看得起事实，未必听得进去。那么好吧，为了启蒙，我也来讲点道理--统统都是粗浅的常识。
“代表”这个范畴，在多元社会里产生，在政党政治中起作用。社会存在着多种成分，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他们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互相依存，不能分裂，分裂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少数因为离不开多数，只能服从多数。多数也因为离不开少数，只能保护少数。各种群体，通过各自的政党和代表，除了在共同约定的宪章和法律的基础上讨价还价之外，别无选择。一切政党和代表，谁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依法发出各自的呼声，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的作用，是如实承认和具体解决多元社会中各种成分间的矛盾，使全社会各种力量在相互制衡中运行。这是政党政治的起源。
政党和代表都是民主的产物，民主的工具。从纳粹和法西斯可以知道，以专制为目的或手段的政党是假政党。从“基地”的拉登可以知道，以垄断和排他为特征的代表是假代表。对于政党和代表，垄断是遮羞布，竞争是照妖镜。政党和代表的真假好坏，靠民主筛选。中国共产党如果有兴趣当真代表，不想当假代表，就得允许竞争，不应该害怕和压制竞争。合格的执政党和合格的领袖，应该在竞争中上台和下台。执政的过程，应该是面对监督、接受挑战的过程。所谓“领导党”和“被领导党”，是笑话；“一代出一个”终身领袖，也是笑话。这种常识，中国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懂了。当时的谚语“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短短十六个字，概括了政党政治的ＡＢＣ，反映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所已经达到的共识。可惜的是，尽管毛泽东起初也拥护过这十六个字，后来却自甘堕落，和千奇百怪的帝王思想同流合污了。
“朕即国家”是法国太阳王的历史，党即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在民主制度下，党和国家是两码事，执政党和国家也是两码事。党可以代表左派，代表无产者，但国家绝对不可以搞什么“反右派斗争”或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至少在中国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是犯法的，因为神圣不可违反的《宪法》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左派和右派，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是合法公民，都受国家保护。国家的作用在于公正，对全体公民，不分阶级成份和思想倾向，必须一视同仁地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权益。只代表部份公民而不代表全体公民的“国家”，不配称为国家。一切合法政党必须依法活动。执政党的义务是执行不偏不倚的国家职能，这是它的第一天职。执政党必须依法实施政策，政策可以偏左，法律必须执中，否则国将不国。违反法律，对执政党来说，是自掘坟墓，自甘堕落为非法党，自甘被国民唾弃。动不动讲立场，动不动讲“站在哪一边”，那叫斗争哲学，不是法律行为，不是国家行为。跷跷板那种玩意儿，小孩子可以玩，国家怎么能“站在这一边”，或“站在那一边”？所以在民主政治下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党国一体化的专制制度下就成了大问题。
实行政党制、代表制，本来是好事。但政党制、代表制和专制政治之间水火不相容。以党治国应该结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有志于始终代表好东西的政党，不应该不懂这些常识。
十一、秦始皇的国和巴金的家，有没有代表都是它
毛病不出在“代表”上，毛病出在一党专制这个根本制度上。有一党专制在，别说三个代表，三千代表又能有什么用？
明明是多元社会，硬要把一党专制作为特色，就费解了。明明搞一元化领导，偏要玩“代表”的把戏，更费解了。
巴金先生笔下的家，由高老太爷实行一元化领导，老太爷自己就是一切。少爷服从老爷，老爷服从老太爷，全家听老太爷的话，照老太爷指示办事，做老太爷的好孙子，岂不“吉”了！
秦始皇缔造的天下也不承认多元。东西南北中，士农工商官，天子的利益就是三十六郡的利益，天子的要求就是各色人等的方向。说到代表，秦始皇就是总代表。他决定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就是先进文化的方向。他批准了皇宫的图样，盖阿房宫就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他要消灭六国，发动杀人盈野的战争就是一切老百姓（包括敌我双方，生者死者，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内）的根本利益。哪怕脆弱的统一仅仅维持了短命的十二年，哪怕十三年后天下重新大乱，虽然万骨已枯，毕竟一帝功成，后世自有想当皇帝和愿当奴仆的人跑来烧香磕头，歌功颂德。千百万老百姓家破人亡都是鸡毛蒜皮，唯独始皇帝的独裁经验是永垂不朽的大道理：民众服从官僚，小官服从大官，全国服从皇帝，皇帝领导一切，实行领导支配下的服从，服从基础上的领导——你看，秦王朝虽然不幸“二世而亡”，却替中国创立了两千年奴役的基本制度。中国已经有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特色”，还要那劳什子“代表”干什么！
如果真的允许各种成分各有各的利益，设想一下四川高家：觉新代表自己娶了梅表姊，鸣凤代表自己嫁了觉慧，年轻人代表自己远走高飞出去寻找真理，老太爷代表自己蹲在家里安度残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岂不是好？无奈这样一来，置老太爷的权威于何地？置天、地、君、亲、师这五项基本原则于何地！
再设想一下秦始皇，如果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和平统一，三十六郡直选代表，成立合众国，召开代表大会，大家七嘴八舌，按照宪政原则和民主程序决定国家大事，哪里还会有暴政的悲剧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失笑：怎么能要求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实行现代社会的代表制？的确，这是我百分之百虚构的神话。但天天出现在中国人眼前的，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真实的“人间”：两千年后的中国，早已推翻了帝制的中国，现在仍然号称共和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政党的中国，居然还不承认多元社会制度和多元政治制度，居然还在誓死捍卫一党专制！碰上这种时代错误，处在这种制度下，“代表”能有什么意义？所以，在一党专制下讲“代表”，好比草台班子演黄粱梦，虽然号称重头戏，毕竟是“粉墨春秋”，难入正史，当不得真。
十二、新时代未见诞生，旧时代正在咽气
永远领导一切的一党统治制度，是政党制度的异化，皇权制度的变种。皇权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了，找不到真龙天子的躯壳借尸还魂，只好附在政党身上。它在专制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早已到达“史无前例”的尽头。它把多元社会塞在一元领导的框子里，把社会关系简单化了。它使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领导和服从的关系，别的关系都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它只允许一个声音——党的声音，只满足一个要求——党的要求，只实现一个利益——党的利益。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三个代表的新理论？
但是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出现了新的行情，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盛时代夺到政权的。当时它和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一样，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马列主义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要说代表，它当时有资格代表那三样东西。那时行情不错。五十年来，形势大变。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都遇到了无法回避和无法回答的挑战。
对某些领导人来说，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其实无所谓，因为他们历来只靠党的领导吃饭，不靠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吃饭。可是，一党统治的大厦，全靠这三根支柱在硬撑场面。旧的支柱撑不住了，如果没有新的支柱替代，一党统治的舞台就坍塌了。
斯大林虽然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拐弯抹角写在苏联宪法的一个定语从句之中，却没有找到说得出口的理由（注１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堂而皇之写在宪法序言上的，还陈列了两条似乎存在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既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用这两条天大的理由，证明中国应该永远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势力范围。近来颇有人主张修改宪法，一党领导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姑且遵照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也不去论说“打天下者坐天下”到底算 “毛泽东思想”还是 “朱元璋思想”。如果有人问你，取得了胜利的“民主”究竟藏在什么地方，被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又在哪里，这两只据说早就被好猫抓在手里的大“老鼠”，你能把它们拿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两大根据一起落空，你叫一党统治到哪里去觅地自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托梁换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显然是挽救一党专制的最后一着。新老三个代表之间，又继承，又发展。新三个代表的智商相当高：你怀疑社会主义，总不能怀疑“先进生产力”吧！不相信马列主义，总该相信“先进文化”吧！共产党代表不了具体的工农大众，总能代表抽象的“最广大人民”吧！老三个代表年老体衰，无法返老还童，新三个代表总能长生不老吧！这样，一党统治就能在新三件的理论基础上与时俱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有人说三个代表开辟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确正在创造自己的新时代。但是新时代不可能来自三个代表。在三个代表那里，我看到的全景是：枯藤老树昏鸦，夕阳冉冉西下。
有人说新三个代表竖立了里程碑，我认为很有见地。新三个代表的提出，确实标志着旧时代正在中国咽气，现在处在方死未生之际。
十三、实至名归的贵人党、富人党、强人党
好心的朋友知道我在评论三个代表，对我提出忠告，怕引来大祸。我想了以后，回答道：谢谢您了，随他去吧！
有朋友告诉我：三个代表的惊人之笔，不在解放生产力，不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文明，更不在代表人民群众——这些话，讲来讲去，一代不如一代；三个代表之所以开创新时代，新就新在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来如此！！容我补充——这是最后一篇，第十三篇。
不过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到今天，吸收资本家入党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造反靠穷人，是天经地义；掌权靠强者，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事情，古已有之，不是创造。朱元璋本是无业游民，打江山时离不开穷人。他当上明太祖后，俨然真命天子，哪能再和破破烂烂的老朋友厮混？
有人觉得奇怪：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怎么可以容得资本家入党？又是资本家，又是共产党，非驴非马，成何体统？
世界上非驴非马的东西有的是，不成体统的东西也有的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朱元璋一阔脸就变，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朱元璋变得，为什么共产党变不得？
即使在过去，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资本家。中共一大到七大的党章，都不禁止资本家入党。那个时候，共产党缺钱，资本家有钱，资本家的钱对共产党有用，为什么拒绝他们入党？
八大前出现了新情况。中共已经全面完成了“剥夺剥夺者”的任务。资本家被剥夺光了，没有钱了，因此没有用了。一九五六年，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才对“入党条件”破天荒第一次加上了“不剥削他人”的限制。有些老左派理论家，年纪虽大，见识不广，以为“我党一贯”不准资本家入党。其实，“我党一贯”以党的实利为重，谁对党有用就允许谁入党，谁对党无用就禁止谁入党，比一窍不通的老左派高明多了。
非但今后需要有钱人源源不断向党输送新血液，而且老血液中早就有了人所共知的暴发户。一部分著名的共产党员，及其终身伴侣，嫡传子孙，下海弄潮，“白”手起家，早已变成红色富豪，革命大款，这种靠革命特权发财的寄生虫难道还少吗？真的把这些人统统开除出去，党的公开分裂势必难以避免。既然党的利益离不开红色资本家，可见向红色资本家开门是非常顺乎党心、合乎党理的事情。至于“红色”不“红色”，当然以承认不承认党的绝对权力为试金石。反对一党专制的资本家是绝对不准入党的。因此，向拥护一党专制的红色资本家招手丝毫不意味着党对领导一切这个根本制度的动摇。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时候到了，领导一切的共产党需要公开承认既成事实，宣布自己是主宰中国的贵人党、富人党、强人党了。道理就这么简单，不值得大惊小怪。
有人预期，红色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将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演变的开始。我看这种与虎谋皮的预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暴发户们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他们到底在搞民主还是在搞专制？陈希同也罢，成克杰也罢，有权的也罢，有钱的也罢，所以发财，所以掌权，靠的都是红色专制，专制是这伙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个代表的理论开辟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时代，在绝对权力的感召下入党的红色资本家不可能是政治改革的动力。
我的评论到此结束。
注 释：
（注１）影响最大的，有１９２２年的香港海员总罢工，和１９２３年的京汉铁路总罢工。海运和铁路干线的瘫痪引起全国瞩目。
（注２）“买断工龄”是中国一劳永逸对付失业工人的新办法。经领导批准，由工厂发给工人一笔数额不等的钱，工人只要收下这笔钱，等于从来没有做过工，从此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保障，工厂对他不再负任何责任。
（注３）“包身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些纺织厂的工头到农村中去招募女工，由工头付一笔“包身费”给农户，由农户出“包身契”给工头；农户的女儿就被工头领到上海，在工头的支配下做工，被称为“包身工”。她们在“包身契”所规定的年限（一般为三年）内，由工头发生活费，但必须把工资交给工头。夏衍先生当时曾效法恩格斯，深入贫民窟，写了一篇关于《包身工》的报告，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发表。
（注４）中共认为，组织工会乃是中共一党的专利，绝对不是工人自己的权利。只有接受中共领导的工会才可以称为“工人自己的工会”。凡是不接受中共领导的“自发”工会，过去统统是黄色工会，即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北洋军阀、封建把头、国民党的御用工具；现在统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这是中国在对外谈判中坚决不和世界接轨的争端之一。
（注５）就全国范围而言，土地改革结束于一九五三年春天，而农业合作化完成于一九五六年春天。所以，在中国大陆，农民统共享受了三年耕者有其田的日子。
（注６）这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第一所所长郭沫若的史诗，题目就叫《主席走遍全国》，作于一九五八年，发表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写一篇新的史诗：《主人走遍全国》。
（注７）“放卫星”是中国大陆一九五八年报道农业奇迹的专用名词。发源地可能是河北徐水县，是献给毛泽东看的，后来正如彭德怀所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湖北，安徽，相继捷报频传。当时我在安徽无为县官镇乡的镇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和我们毗邻的社，在省委的授意下，夤夜组织几百名劳动力，把十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秘密“（合）并（移）栽”到一亩地上，五天以后，敲锣打鼓，在这一亩地上挥镰收割，恭请省委、地委、县委三级联合工作组莅临摄影验收，放了一颗“水稻亩产五千斤”的卫星，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腹部。这个神话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村工作的阴暗面：共产党的省委有本领像做戏那样弄虚作假，被揭发后有脸皮公然文过饰非。安徽高产的谎言直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才在高级领导机关中半遮半掩揭穿，但这个省在大跃进神话中活活饿死的几百万人再也不能复生了。
（注8）不准你看的，当然包括法轮功的书在内。炼功的人，主要是无钱求医买药而渴望治病健身的穷苦人，包括农民和失业职工，其中许多是老人和病人。书的内容主张以真挚、善良和宽容的心境修身养性，但有两条理由使它被判决为邪教。一条理由：因为一九九九年有一万名练功者以静坐半天的和平方式参加请愿，恳求中共中央允许他们练功，不要取缔他们。请愿结束后，场地干干净净，没有垃圾遗弃，如此秩序井然，使共产党自叹不如，足以证明法輪功是党的心腹大患。另一条理由：因为在几千万名练功者中出现了自杀的人，历年累计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百万分之一，由此也足以判决法轮功不可能不是邪教。我不知道依法治国是根据同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比方说，在中国，凡病人、党员、市民、国民的自杀率达到同等水平者，该卫生部、该政党、该城市、该国是否同样应该被判决为邪部、邪党、邪市、邪国，予以取缔？——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率（而且是被该党迫害致死的自杀率）无不高出这个比例几倍乃至几十倍，以致从来没有公布过。
（注９）中国的成文史，从甲骨文算起，是三千多年。常有人说中国“五千年”文化，但“五千年”显然不是指成文史，也不象是以出土文物为根据的史前文化，有点像是故事传说史。
（注１０）书报检查官名声太臭，因此不可能设置以此为名的职称。但实际执行书报检查任务的官多如牛毛。官有大有小，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在业余书报检查官中，有天大的官，如决定封杀剧本《海瑞罢官》的毛泽东，决定封杀电影《苦恋》的邓小平，都是这种业余性的书报检查官。
（注１１）“大款”是中国的新词汇，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专指从那个时候以来出现的新富豪，他们大多是凭借官场势力而摇身变成的暴发户。虽然常常被称为“白手起家”，实际上黑手起家者居多。
（注１２）见龚自珍一八三九年写的《己亥杂诗》第六十四首。翻成白话是：“本朝在册的官员象茅草那样越来越多，相当于金代元代官员的五倍，明代官员的十倍；读书人的责任是把历史的轨迹留给后人知道，所以我写了两篇关于职官制度的著作。”这两篇著作都失传了，但龚自珍的感慨当是以研究成果作为根据的，决非泛泛而发。
（注１３）乡干部的建制，全国没有统一规定。大跃进之前，我到过的乡（华东，华北，西北），所配脱产干部从一个到五个不等。中南和西南不可能多于此数。东北不详。
（注１４）财政部的大金库，指国库；来源是税收、国债和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动用国库的权力属于党委和政府。党政机关的小金库，归党和政府下属的部、司、局、厅、处、科所有；来源是这些单位自己“创造的收入”（简称“创收”，包括：机关办公司的利润，“挂靠”单位的纳贡，以及办公过程中的“好处费”和“罚款”等）；动用小金库的权力属于各该单位的首长。
（注１５）关于中国共产党笼罩一切的领导地位，中国宪法在序言中堂而皇之，直言不讳。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拐弯抹角存在于苏联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第十章第一二六条的一个定语从句( attributive clause)之中，显得忸忸怩怩。原文虽然拖泥带水，但考虑到早已绝版成为孤本，不妨照抄如下：
“第一二六条 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职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
中国宪法和苏联宪法的两种笔法，代表着两种心态，都有点意思，耐人寻味。（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三个代表的理论很动人，因为它代表的对象都是叫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一个叫先进生产力，一个叫先进文化，一个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公开代表好东西，比公开代表坏东西好，比公开代表腐败好，无怪乎轻轻一笔，就在马、列、毛、邓的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也有人说，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三个代表”出世的时候，我说过，“中共下一次代表大会很可能将隆重批准这新的‘三个代表论’，并且以它为根据，对党章进行大幅度修改。”两年过去了，“三个代表”果然成了响彻中国云霄的最强音，被十六大采纳为主旋律已指日可待。我想从今天开始，再评三个代表，这是两年前初评的继续，也是为了向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六大致意。
看来真有福气，中国的三个好东西选定了同一个政党当自己的终身代表；中国共产党则本着舍我其谁的精神，当仁不让，欣然受命，慷慨赴任。消息好得叫人难以置信，真不知道这是中国的福气，还是中共的福气？换句话说，不知道这是老百姓的福气，还是领导人的福气？我的评论，主要围绕这个难题作些探讨。
“三个代表”有多种经过审定的标准文本，各种文本都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字样。其中，“始终”、“代表”、“中国”三个概念是明确的，都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始终”，为三个代表提供了无限的时间；“中国”，向三个代表奉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代表”，规定了主体和客体的名份。但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这三个最重要，最可爱的概念，却具有不确定性，虽几经包装，还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解释。我在前面提到的难题，就是被这三个概念引起的。
我的办法是把这些概念放在一边，把眼光转向赤裸裸的事实。具体的事实清楚了，抽象的理论就不难吃透了。在三个概念中，“最广大人民”的外延比“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容易触摸，应该较少争议；所以我就从中共和“最广大人民”的关系开始。我记得在中共的传统文献里，群众运动总是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三种基本形态，不过那已经是老皇历了。彼一时，此一时。工人、农民和学生现在是否继续存在于中共所说的“最广大人民”的范畴之内，也必须再考察，到大量的事实中去寻找驳不倒的答案。现在我们就从事实开始，看看历史，再看看现状。
二、三个代表心中有没有工人？
按照常理判断，工人无疑应该优先包括在三个代表所说的“最广大的人民”之内。中共是靠代表工人起家的。它一成立，就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利益奔走，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掀起工潮，不愧为工人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前，共产党只有四百来人，是个很小的党。几次大工潮（注１）造就了共产党的名声，引起了国人和孙中山的注意。应该说，是工人运动把入场券送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党执政后也给了回报，使工人得到了“领导阶级”的头衔，以及低工资的铁饭碗。不过这些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近几十年来，共产党和工人的关系早就变了。
“解放”是一条分界线。解放前，共产党惟恐世人不知道工人的痛苦；解放了，它惟恐全世界不知道它恩赐给工人的幸福。过去，为了取得工人代表的资格，它全力控诉旧社会对工人的不公。后来，为了“始终”确保工人代表的身份，它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对工人的恩德。仅仅为了塑造它代表下的工人欢乐形象，它不惜禁止媒体报道工人的痛苦。由此可以证实，它替工人谋幸福不是真的，替自己谋利益倒是真的。
共产党希望全世界明白，被它代表的中国工人从此上了天堂。可惜这不是事实。禁用“失业”的词汇，禁登失业的消息，改变不了中国失业工人明明有几千万之多的事实。除了一年一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寥寥几行以外，中国人对失业还能知道多少？报纸详尽搜集外国失业工人的不幸，至于自己的家务事，一概无可奉告。在三个代表领导下,中国已经解雇了多少工人，又有多少工厂濒临倒闭？失业工人的工龄是怎样被“买断” （注２）的？多少工人已有多长时间领不到最低生活费了？全国用了多少童工和“盲流工”？工人阶级这些生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到的侮辱和损害，同当年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 （注３）有何异同？全国矿井又发生了多少起陷落崩塌事故？哪些地方哪些行业又在爆发求生的怒潮？多少工人领袖鎯铛入狱？是谁下令封锁了他们的吼声，扼杀了他们妻子儿女的哭声？保密！统统保密！！外国不知道中国，中国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新闻，工会不发布，劳动部不发布，至于三个代表，非但自己不发布，而且严禁别人发表。由此可见，在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中，已经不再有工人容身之地了。
过去共产党教导工人说，不要跟反动的黄色工会走，工人应该组织自己的工会。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为反对吴佩孚限制工人组织工会而举行的政治性总罢工。中国工人“翻身”以后，不但失去了自己组织工会的自由（注４），而且失去了吴佩孚所无法剥夺的罢工示威的权利。工人想组织自己的工会么？那叫分裂工人阶级，必须取缔。工人想游行示威举行总罢工么？那叫暴乱，必须镇压。解放前发生工潮，第一个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通电的一定是共产党；现在发生工潮，亲手封锁消息的一定是共产党，而“走漏”消息的一定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凡是报道中国工潮的外国记者，过去个个都是可敬可亲的国际友人；今天彻底变了，个个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反动势力。到底是工人变了，记者变了，还是共产党变了？
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当年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林祥谦、施洋和几年前去世的夏衍先生，心里有工人。现在自封为代表的“代表”，嘴上唱的是“工人有力量”，心里只想“始终当代表”。为了标榜自己“代表”当得好，他们不许工人哭泣，扼杀工人呼声，直到践踏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是“始终当代表”的欲望盘踞着他们的脑袋，迷蒙了他们的心窍。代表就是权力，当了代表就能为所欲为，这就是当代表的甜头，他们就是这样“代表”工人的！至于他们怎样“代表”农民、“代表”文化、“代表”生产力，我们继续请事实说话。
三、耕者无其田的农民得到了什么？
前面谈到，中共早年是工人的忠实代表，后来变了，今天“代表”心中已难以找到工人的位置了。那么，农民的景况如何？
唱不完的“民歌”把毛主席说成是农民的爹娘，好象共产党给了农民天高地厚的恩典似的。可惜那是假“民”歌。如果说到恩德，恰恰是农民有大恩大德于共产党，而毛主席欠农民的帐则罄竹难书。
伟大领袖毛泽东身上的黄袍，是谁加上去的？同汉朝皇帝刘邦一样，同明朝皇帝朱元璋一样，同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样，都是造反的农民加上去的。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兵从哪里来？是农民替共产党当兵。军粮是谁给的？是农民白送的。千军万马住在哪里？住在农民家里。军火靠谁运？靠农民运。伤病员的担架靠谁抬？靠农民的肩膀抬。共产党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农民的大恩大德，毛泽东当不上毛主席，什么都不是。
农民为什么肯帮共产党的忙？因为共产党向农民许下了弥天大愿，它说，要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农民。农民得到了土地没有？没有。农民跟着毛委员闹革命，从湖南闹到全国，从二十年代闹到四十年代，土地仿佛“还了家”，但跟变戏法一样，一到手就没有了，“化”掉了。被谁“化”掉了？被共产党的合作化，公社化，社会主义化“化”掉了。（注５）早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前，毛主席就打定了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的主意。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主席拿什么东西教育农民？拿一切归公的社会主义原则教育农民。无怪乎社会主义的贪官污吏统统不花自己的钱，专门花老百姓的钱。无怪乎社会主义的土地不归种地人，统统归不种地的官家。从那个时候以来，四十多年了，中国农民一直过着耕者无其田的日子。农民失去的是最实际的土地，得到的是最好听的社会主义原则。据说这样一来，农民保险不吃两遍苦，不受二茬罪。据说占有土地是骯脏的，无怪乎农民清清白白，而占有土地的集体、政府、国家都至少有点不干不净。这些人“代表”农民当了主人，以主人的资格行使“批租”权，把土地“批”给大款，批给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财源滚滚而来，滚滚而去。若问“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究竟到哪里去了，只有陈希同、成克杰之类的“代表”明白，土地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至于赤贫农民，当然至今一无所有，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人所共见。
中国土地和中国农民之间的关系是被共产党曲里拐弯设计出来的，异常特殊，举世无双。一方面，共产党叫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叫国家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去；一方面，土地明明不属于农民所有；另一方面，国家又把农民死死栓在土地上；一方面，城里的累活、贱活、脏活、苦活、危险活统统靠农民干，北京离了农民只是死城一座；另一方面，进城的农民一旦被公安机关定为“盲流”，政府就有权拘押和役使。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三个代表的总代表毛泽东确实有权昂首阔步，优哉游哉，走来走去——有诗为证：“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注６）；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到，被毛泽东代表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凡是遇到抓“盲流”之类倒楣的事情，毛泽东从来没有“代表”农民受过一次罪，农民自己必须亲身承受一切，被抓，被押送，被集中，被强迫劳动，被惩罚。
这就是被“代表”的农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四、人人得到了服从共产党摆布的权利
有两件往事，出在安徽，但不限于安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情。
凤阳县有个小岗村，一九七八年人民公社时期是个生产队。全队二十户农民坚决反对人民公社制度，想分田到户，但怕挨共产党整，不敢干。活不下去的农民终于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一天深夜，秘密开会，冒着身家性命危险，背着党和政府，在自愿担当责任的合同上，按了十七个手印，外加三个图章。这个真实的故事，本来没有人知道，后来改革了，逐渐流传开来，成为美谈。可惜得很，它的意义被降低了，缩小了，局限在“统一分配还是包产到户”之中，似乎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只出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似乎自从共产党批准农民包产到户以来，农民就“解放”了，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就“解决”了，这段历史从此应该退入渔樵闲话，只供后人茶余酒后谈笑了。
小岗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意义远远超出一个村、一个县、一个省。允许不允许单干是共产党和老百姓全盘关系的缩影，涉及的问题也远远越出了公社体制、农业体制、经济体制的范围。共产党有权摆布老百姓，老百姓必须听候党摆布，处处如此，一贯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领导”是共产党的权利，“服从”是老百姓的义务。世界上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人不懂：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必须听从共产党摆布？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中国人个个都懂：违反了共产党的红头文件，就是闯了大祸，得随时准备家破人亡。世界上有公民权利的人怎么也不明白：政党凭什么权力惩罚人民？公民权被蹂躏惯了的中国人个个都明白：三个代表统治一切是中国最神圣、最普遍、最严密、最权威的制度。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第一特色！
一九七八年的问题是包产到户，小岗的农民非常幸运，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在此以前，一九五九年，安徽爆发过另一场斗争，当时的问题是公共食堂。毛泽东异想天开，决定领导农民学会吃饭。他自己呆在家里吃私饭，偏要把六亿农民赶到公共食堂里去吃公饭，但食堂里只有大锅清水汤，吃不饱。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实在看不下去，支持无为县的农民解散公共食堂，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趁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之机告了一状，毛泽东御笔钦定张恺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惨，农民惨，干部也惨：农民统统被重新赶进食堂喝西北风，同情农民回家吃饭的干部都挨了斗。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在无为县劳动，知道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怎样不顾人民死活在那里“放卫星”的，当时无为县人口一百万出头，到一九六０年，剩下不到七十万。（注７）
问题可以变，制度至今没有变。只要存在着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是空话，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一九五九 年，党摆布你怎么吃饭：在家里吃饭，还是到食堂吃饭。一九七八年，党摆布你怎么干活：集体干，还是单干。今天你必须服从党摆布的事情包括：候选人和当选人是等额还是差额，生娃娃是一个还是两个，走路的范围只限于农村还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开恩扩大到某些城市，什么礼拜准许你做，什么礼拜不准你做，哪些气功书你可以看，哪些气功书不准你看（注8）。至于明天怎么摆布你，不用问，明天自会通知你，你无条件服从就是了。总而言之，三个代表日理万机，天天都在忙着研究怎么摆布你，连怎么活法都摆布得无微不至了。既然三个代表肯履行摆布一切的义务，中国农民和城里的老百姓当然统统有福了，人人都得到了一个名叫“一切服从党摆布”的权利。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和农民结盟，答应让农民和工人一样“翻身作主人”。什么是翻身作主人？“一切服从党摆布”就是翻身作主人！
五、被镇压的六·四最有资格代表人民
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对付国民党的基本手段。但学生毕竟和工农不同，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他们起着双重作用：既是本阶层之中的敏感和勇敢的先行者，又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有理智有同情心的沟通者和代言人。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学生的向背历来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无论在过去国民党的还是现在共产党的高压政治下，都是如此。凡是能够使学生团结奋起的主题，一定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集结在天安门前和平请愿的学生，以及在其他地方用各种方式表达声援之情的所有的人，已经最可信地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悲壮的民意测验：当今之世，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结束专制，实行民主，铲除腐败。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和平请愿，受到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几十万人民解放军的血腥镇压。被镇压的不仅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而且是全中国的民意，是民主和宪法。有人说，镇压早就被遗忘了。真的被遗忘了吗？因镇压而受难的人没有遗忘，因镇压而得利的人没有遗忘，反对镇压的人不会遗忘，拥护镇压的人也不敢遗忘。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中国人，只要他们长大后仍然生活在专制和腐败的制度下，只要他们能够透过狭窄的天窗望得见一丝自由的光明，他们就不可能“遗忘”这个全民族的悲剧。
迄今仍在替“六·四”镇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的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代表不了工人，代表不了农民，代表不了学生的人，有什么资格自封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刘少奇在华中局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向我吹牛皮，说他自己会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亲，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兄弟，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涂。我问他：‘你是人家的儿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会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能做一个好人呢？’”刘少奇的结论是那个人在吹牛皮，因为做一个好人不是空的。这个故事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今的三个代表，它不代表工人，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学生，却说自己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既然“最广大的人民”是空的，可见“代表”是假的。
玩魔术得用障眼法转移目标。说空话的人喜欢玩弄概念，叫你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具体声称自己代表什么群体的什么利益，弄不好会原形毕露；笼统宣布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伟大，又轻巧，空葫芦一个，叫人莫测高深。
六、谁当得了“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书报检查官？
什么是先进文化？是党八股,文字狱？红宝书，天天读？是聚宝盆，颜如玉？黄粱梦，凌烟阁？是坦克声，志士血？万岁歌，断肠曲？是鸦雀无声的齐天乐，还是皇帝身上那件妙不可言的新衣服？
什么是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惟我独尊的正宗，是罪该万死的异端？是高于一切的孤峰，是低容百川的大洋？是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和礼，荀子的解蔽？是佛陀的慈悲，基督的爱？是理性的论辩和宽容，还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斗争哲学？
宣布自己“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人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无异把自己宣布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以往三千多年（注９）和以后百千万年的中国文化居然被区区一个政党“始终代表”掉了，这种话是严肃的吗？这种承诺是实现得了的吗？
说难真难，说容易也极容易。想承担这个史无前例的责任，只消在党国机构中设置成千上万个书报检查官（注１０）就行了。这种书报检查官好找吗？好找！不是说“外行领导内行”吗？专门找些不读书的、聪明伶俐、会看领导眼色的就行了。领导说“一边倒”，被苏联米丘林“推翻”的摩尔根遗传学说想必危害中国安全。领导说“三峡要上”，不符合领导意图的数据和论证无疑是异端邪说。军阀统治下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的鲁迅，能在中宣部的宽容下纪念六四吗？采访过中国红军的斯诺，能获准采访天安门母亲吗？幸亏《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写于一八四二年的普鲁士王国，如果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同志会遭到什么命运？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准能在领导的眼色和书报检查官的《先进文化前进指南》里找得到。
２００２年７月，中国以“内部问题”为理由，要求以色列删除预定在中国展出的爱因斯坦生平图片文字说明的三项内容：一，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二，他支持成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三，他曾被要求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这个举措是破译“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钥匙：人类历史所形成的事实，必须按照中国领导人处理“内部问题”的口径，重新加以剪裁和塑造。信息和知识的命运，取决于能不能符合于这些领导人解决当前内部问题的需要，顺之者允许留存，逆之者必须删掉。
所谓“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始终坚持书报检查制度的同义语。除了制造文字狱的超人，谁都不可能拥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能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是跟华国锋斗争时不得不高举的旗帜；“书报检查官是审判真理的法官”——这是必须始终与四项原则共存亡的实践。凡是怕老百姓知道的事实和理论，统统是妖魔文化，必须在国门之内和领空之上完全彻底歼灭掉。这样，领导才有权威，稳定才压得倒一切，全党全国必须誓死捍卫之。一切文化，无论中外，先进不先进，允许不允许和中国老百姓见面，必须由书报检查官说了算。这种制度，跟农民进城必须经公安批准的制度一样，都是“三个代表”设计出来的先进制度。
我诚然不知道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我知道，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是文化的生命。因此，我确实知道，只有愚民政策才需要千篇一律的文化和万无一失的检查制度。我确实知道：焚书坑儒一定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异端裁判所一定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字狱、锄毒草、打右派、横扫牛鬼蛇神一定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你说呢？
七、被别人代表的文化一定是没有生命的化石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两个时期，计划文化时期和市场文化时期，无论哪个时期，书禁和报禁（现在又加上了网禁）始终规定着中国一切文化生存的方向。上上下下都有宣传部，谋臣似雨，目光如炬，手下的研究所，出版社，制片厂，电视台，干扰波，防火墙，以及学校，剧团，文联，书店，都配备了站岗放哨的人，守土有责。在如此严密的侦察防御体系下居然还能如火如荼繁荣发达的党国文化，其“先进性”可想而知。卖座的也许是能使满朝文武笑得合不拢嘴的快活文化，最正宗的无疑是主旋律文化，装模作样的面子文化，指鹿为马的骗子文化，催人健忘的麻醉文化。白热狂想曲的主旋律正在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第一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至上，业已偃旗息鼓；第二主旋律是社会主义至上，渐渐黯然淡出；第三主旋律是惟我独尊的国家至上，眼下正在锣鼓喧腾。下一个主题是什么？不知道，也不必问，反正一切行动听指挥，遵从三个代表指引的方向去抢占阵地就是了。
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指引方向，国家就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实现民族复兴了吗？也许希特勒有这种本领，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纪录。
中国确曾有过文化昌明的黄金时代，至少两次。一次是古代，春秋战国，群雄鼎立，忙于合纵连横，征伐攻战，谁都没有精力去代表“先进”文化和打击“落后”文化，使诸子百家得到了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可能，出现了几百年的争鸣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身受其益，因而被称为有灿烂文明的古国之一。后来，统一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把九十九家打杀，把一家捧杀。这两个智商不低的外行，想以帝王之尊“代表”中国文化，都没有成功，千年之后，百代之下，被毛泽东评为“略输文采”，不够风流。
第二次是半个世纪以前。辛亥革命后，皇帝不中用了。战乱频仍。除了民族战争，还有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和政党战争，争霸的人全力以赴抓枪杆子，使文化好不容易又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持续时间虽然不到四十年，意义甚为重大，她发扬了诸子百家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精神，打开了夜郎头上的井盖，使中国人望到了现代文明的新天地。饮水思源，今天的火种大多是那个时候的普罗米修斯从西方取来的。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晓得，毛泽东统一天下，四海为家，他当了家长。他是一位无所不晓的“风流人物”，亲自出马“代表”文化。他认为，文化同打仗一样，是战线，是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于是攻克和确保文化阵地的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他的政党身上。这个政党，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修炼了锄毒草的全套功夫，年年锄，月月锄，乐此不疲。毛泽东发明的群众性、业余性、大张旗鼓的锄毒草运动，正在通过书报检查官之手，发展成为高技术、高密度、全天候的洗脑消毒监督专业网，官方的说法叫“警钟长鸣”。
文化是活的，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微弱如小草，即使被压在石板底下，也会自己追求光明，自己辨认方向，不消别人“代表”。被书禁、报禁、网禁代表方向的“先进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实在猜不出来，估计是些没有生命的化石。
八、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互相寄生
三个代表当中，意味最深长的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只有书呆子才会到经典里去查答案。那种答案是死的。活的答案应该“下海”去找。市井中人都能根据亲身体会告诉你：先进生产力就是“大款（注１１）。凡是有头有脸的中国大款，没有一个说自己不是“生产力”的，更没有一个说自己不“先进”的。一省，一市，一县，乃至一镇，都有被党政领导搂在怀里的纳税大户，他们是党政领导的衣食父母,理所当然是本省本市本县本镇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句官场的文言，翻成商场的白话，无非是“代表大款的利益”，如此而已，未必有更深刻、更崇高的哲理。
近五十年的新中国史是一部党政官僚机构膨胀史。这也难怪，因为共产党担负着领导一切、监管一切这个空前沉重而且越来越沉重的任务，老百姓的一切都得请党和政府安排和批准，政府的一切又得请共产党指示和监督。清朝中叶的龚自珍有感于官僚之多，发出过“五倍金元十倍明” （注１２）的浩叹，其实和今天比，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中国有几万个中共党委机关和政府机关：全国，除了中央政府机关，还有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几十个省市的政府机关之上，存在着指挥它们操作的几十个中共省市委机关；几千个县政府机关上面，有几千个中共县委机关；几万个乡镇政府机关上面，有几万个中共乡镇党委机关。共产党机关的干部，从党中央到乡党委，谁也不靠党费吃饭，统统吃纳税人的饭，老百姓的饭。国民党执政时，基层政权在县；共产党执政后，基层政权在乡。大跃进之前，一个乡养活脱产干部一个到几个（注１３）已经不胜负担，现在一个乡的脱产干部数以百计。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干部的固定工资靠国库，附加的各种补贴却靠自筹，后者超过前者，越肥的地方超过越多，依仗的无非是“先进生产力”。县乡纳税大户的贡献和赞助，关系到当地干部的收入，也是当地党政机关各种额外开销的来源。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互相离不开，形成了官商一体，权钱一家的新局面。
中国的官商一体，根源在于官场对市场的支配权，这是毛泽东遗传下来的祖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万变不离其宗，党的领导始终稳稳坐在台上钓鱼。没有这种官场支配市场的先天基因，不可能形成市场对官场的依赖关系。而前面指出的官场对市场的依赖，更使官商难分难解，到了互相寄生的程度。
姑且退一大步，假设中国没有陈希同，没有成克杰，没有远华案，没有中国银行案，假设共产党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个个是雷锋，是焦裕禄，假设大款的全部进贡统统归入了财政部的大金库和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注１４），没有一个钱中饱私囊，假设真的出现了这种求之不得纯洁美丽的前提，难道官商一体就“正常”了，“不腐败”了？
事实上，在油水归公的“正常”情况下，进行这种权钱交易就更加明目张胆，更加肆无忌弹。本乡的纳税大户如果用土火药做焰火花炮，支持土火药就是三个代表的当务之急，本乡的政策必须向土火药倾斜。本县的纳税大户如果造假酒假烟假药，支持造假酒假烟假药就是三个代表的当务之急，本县的政策必须向假酒假烟假药倾斜。本市最大的纳税大户如果搞走私，支持走私就是三个代表的当务之急，本市的政策必须向走私倾斜。这些道理，都是生而知之，无师自通的。凡是大款拜托党政领导高抬贵手的，统统都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土地批租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优惠贷款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践踏劳动法、环境法、合同法、专利法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发布假新闻，制造假证明，替大款保驾护航，包打官司，哪一条不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对于纳税大户的要求，哪一条不应该百分之百支持，百分之百满足？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在“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题目下做得天衣无缝，问心无愧。所以，即使亿万神州尽舜尧，官商一体仍然是腐败、腐败、更腐败的制度。
三个代表，各有千秋。“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是句空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是句谎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大款的要求，倒是句真话，可惜和老百姓无关，那是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的婚礼进行曲。在从上到下提倡“办实事”的声浪中，遇到替大款办实事，总是觉悟最高，劲道最足，空话最少，落实最快。这是有目共睹的政绩，不应该抹煞。
九、谁来代表被排斥在先进生产力之外的弱势群体？
我们已经大退了一步，假设中国领导人个个是雷锋；现在姑且再大退一步，假设中国是个没有官商一体的古典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由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到底算不算人民和国家之福？
听起来好得很，想一想糟得很。奥林匹克委员会不代表整个体育运动，只代表金牌得主，行吗？教育部只代表博士后，把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置之脑后，行吗？难道中国可以和先进生产力划等号吗？连喜欢放空炮的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中国落后。经济落后是中国向联合国缴纳会费所以如此之低、加入ＷＴＯ的条件所以如此之宽的根据。新中国的历代领导核心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落后这个论断。非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的汪洋大海。“领导一切”的党宣布自己的职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准备把汪洋大海置于何地？
“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不要求发展”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要发展，非先进的生产力也要发展。先进不先进，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见分晓。它们之间在资源和市场上的矛盾，应该靠竞争解决，不应该把三个代表的好恶喜怒作为砝码加上去。它们之间的纠纷，也不应该靠三个代表解决，而应该靠大公无私的法律解决。在三个代表的偏袒和倾斜下，先进生产力越快乐，非先进生产力越痛苦。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连乒乓球裁判员都不应该做，何况是领导一切的最高绝对权力？在一党统治制度下，不管什么东西，不管坏得象文化大革命还是好得象生产力，一旦由党充当代表，一定左右逢源，无法无天；一旦被党遗弃，一定从此濒于灭绝。党的倾斜必然损害后进，揠苗助长必然毁掉先进，这实际上是两头落空政策。新中国这种由共产党导演出来的教训，无论在计划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时期，何止千万！
严重的后果是分裂社会。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制度，安排谁搞先进生产力，不安排谁搞先进生产力，都由从中央到支部的共产党作主。占有先进生产力的是少数人，无法占有先进生产力的是多数人。现在，有幸占有先进生产力的人上升为天之骄子，被排除在先进生产力之外的人则沦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负责领导一切的三个代表却宣布只有先进生产力才是自己的“亲骨肉”，至于非先进生产力，对不起，请原谅，从今以后，不代表了。和不同生产力相结合的各阶层被一分为二：代表的和不代表的，岂不令人震惊！
一个普通人，喜欢先进，不喜欢不先进，那是他的感情和嗜好，别人管不着。当政者应该多少懂点国家的道理，对国家有点责任感。金字塔的尖顶是好看的，比塔体和塔基好看，但是这些作为塔的本体和基础的大众人才、适用技术、传统产业，偏偏是国计民生的来源。当强者和富者鸡犬升天的时候，谁来代表束手待毙的弱势群体？九亿农村居民该走什么门道才高攀得上先进生产力？从夕阳企业里下岗的失业职工，有几个能侥幸登上高精尖的先进生产力殿堂重新就业？今天的日子没法过，明天的出路在哪里，子孙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种社会，稳定得了吗？能凝聚吗？维持得下去吗？
十、和专制政治水火不相容的政党制、代表制
前面我请事实说话。事实告诉我们：中共起家时确实代表过工人，但它早就变了，不再把工人疾苦放在心上了。中共靠农民打赢了仗，夺到了政权，可是农民至今仍然处在社会的底层，没有财产权、政治权，连人身权也没有，处处低人一等。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学生为主力的长达五十天的和平示威，行使宪法理应保障的公民权，表达了反腐败、要民主的全民诉求，被共产党的几名元老调动几十万军队镇压了。镇压人民的人怎么配代表广大人民！共产党掌权以来，一贯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制造文字狱，扼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置弱势群体于不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名，实行官场支配市场的官商一体制度。由此可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这些都是事实。但理论家弄惯了理论，不太看得起事实，未必听得进去。那么好吧，为了启蒙，我也来讲点道理--统统都是粗浅的常识。
“代表”这个范畴，在多元社会里产生，在政党政治中起作用。社会存在着多种成分，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他们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互相依存，不能分裂，分裂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少数因为离不开多数，只能服从多数。多数也因为离不开少数，只能保护少数。各种群体，通过各自的政党和代表，除了在共同约定的宪章和法律的基础上讨价还价之外，别无选择。一切政党和代表，谁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依法发出各自的呼声，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的作用，是如实承认和具体解决多元社会中各种成分间的矛盾，使全社会各种力量在相互制衡中运行。这是政党政治的起源。
政党和代表都是民主的产物，民主的工具。从纳粹和法西斯可以知道，以专制为目的或手段的政党是假政党。从“基地”的拉登可以知道，以垄断和排他为特征的代表是假代表。对于政党和代表，垄断是遮羞布，竞争是照妖镜。政党和代表的真假好坏，靠民主筛选。中国共产党如果有兴趣当真代表，不想当假代表，就得允许竞争，不应该害怕和压制竞争。合格的执政党和合格的领袖，应该在竞争中上台和下台。执政的过程，应该是面对监督、接受挑战的过程。所谓“领导党”和“被领导党”，是笑话；“一代出一个”终身领袖，也是笑话。这种常识，中国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懂了。当时的谚语“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短短十六个字，概括了政党政治的ＡＢＣ，反映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所已经达到的共识。可惜的是，尽管毛泽东起初也拥护过这十六个字，后来却自甘堕落，和千奇百怪的帝王思想同流合污了。
“朕即国家”是法国太阳王的历史，党即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在民主制度下，党和国家是两码事，执政党和国家也是两码事。党可以代表左派，代表无产者，但国家绝对不可以搞什么“反右派斗争”或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至少在中国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是犯法的，因为神圣不可违反的《宪法》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左派和右派，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是合法公民，都受国家保护。国家的作用在于公正，对全体公民，不分阶级成份和思想倾向，必须一视同仁地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权益。只代表部份公民而不代表全体公民的“国家”，不配称为国家。一切合法政党必须依法活动。执政党的义务是执行不偏不倚的国家职能，这是它的第一天职。执政党必须依法实施政策，政策可以偏左，法律必须执中，否则国将不国。违反法律，对执政党来说，是自掘坟墓，自甘堕落为非法党，自甘被国民唾弃。动不动讲立场，动不动讲“站在哪一边”，那叫斗争哲学，不是法律行为，不是国家行为。跷跷板那种玩意儿，小孩子可以玩，国家怎么能“站在这一边”，或“站在那一边”？所以在民主政治下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党国一体化的专制制度下就成了大问题。
实行政党制、代表制，本来是好事。但政党制、代表制和专制政治之间水火不相容。以党治国应该结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有志于始终代表好东西的政党，不应该不懂这些常识。
十一、秦始皇的国和巴金的家，有没有代表都是它
毛病不出在“代表”上，毛病出在一党专制这个根本制度上。有一党专制在，别说三个代表，三千代表又能有什么用？
明明是多元社会，硬要把一党专制作为特色，就费解了。明明搞一元化领导，偏要玩“代表”的把戏，更费解了。
巴金先生笔下的家，由高老太爷实行一元化领导，老太爷自己就是一切。少爷服从老爷，老爷服从老太爷，全家听老太爷的话，照老太爷指示办事，做老太爷的好孙子，岂不“吉”了！
秦始皇缔造的天下也不承认多元。东西南北中，士农工商官，天子的利益就是三十六郡的利益，天子的要求就是各色人等的方向。说到代表，秦始皇就是总代表。他决定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就是先进文化的方向。他批准了皇宫的图样，盖阿房宫就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他要消灭六国，发动杀人盈野的战争就是一切老百姓（包括敌我双方，生者死者，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内）的根本利益。哪怕脆弱的统一仅仅维持了短命的十二年，哪怕十三年后天下重新大乱，虽然万骨已枯，毕竟一帝功成，后世自有想当皇帝和愿当奴仆的人跑来烧香磕头，歌功颂德。千百万老百姓家破人亡都是鸡毛蒜皮，唯独始皇帝的独裁经验是永垂不朽的大道理：民众服从官僚，小官服从大官，全国服从皇帝，皇帝领导一切，实行领导支配下的服从，服从基础上的领导——你看，秦王朝虽然不幸“二世而亡”，却替中国创立了两千年奴役的基本制度。中国已经有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特色”，还要那劳什子“代表”干什么！
如果真的允许各种成分各有各的利益，设想一下四川高家：觉新代表自己娶了梅表姊，鸣凤代表自己嫁了觉慧，年轻人代表自己远走高飞出去寻找真理，老太爷代表自己蹲在家里安度残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岂不是好？无奈这样一来，置老太爷的权威于何地？置天、地、君、亲、师这五项基本原则于何地！
再设想一下秦始皇，如果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和平统一，三十六郡直选代表，成立合众国，召开代表大会，大家七嘴八舌，按照宪政原则和民主程序决定国家大事，哪里还会有暴政的悲剧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失笑：怎么能要求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实行现代社会的代表制？的确，这是我百分之百虚构的神话。但天天出现在中国人眼前的，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真实的“人间”：两千年后的中国，早已推翻了帝制的中国，现在仍然号称共和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政党的中国，居然还不承认多元社会制度和多元政治制度，居然还在誓死捍卫一党专制！碰上这种时代错误，处在这种制度下，“代表”能有什么意义？所以，在一党专制下讲“代表”，好比草台班子演黄粱梦，虽然号称重头戏，毕竟是“粉墨春秋”，难入正史，当不得真。
十二、新时代未见诞生，旧时代正在咽气
永远领导一切的一党统治制度，是政党制度的异化，皇权制度的变种。皇权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了，找不到真龙天子的躯壳借尸还魂，只好附在政党身上。它在专制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早已到达“史无前例”的尽头。它把多元社会塞在一元领导的框子里，把社会关系简单化了。它使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领导和服从的关系，别的关系都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它只允许一个声音——党的声音，只满足一个要求——党的要求，只实现一个利益——党的利益。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三个代表的新理论？
但是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出现了新的行情，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盛时代夺到政权的。当时它和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一样，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马列主义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要说代表，它当时有资格代表那三样东西。那时行情不错。五十年来，形势大变。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都遇到了无法回避和无法回答的挑战。
对某些领导人来说，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其实无所谓，因为他们历来只靠党的领导吃饭，不靠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吃饭。可是，一党统治的大厦，全靠这三根支柱在硬撑场面。旧的支柱撑不住了，如果没有新的支柱替代，一党统治的舞台就坍塌了。
斯大林虽然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拐弯抹角写在苏联宪法的一个定语从句之中，却没有找到说得出口的理由（注１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堂而皇之写在宪法序言上的，还陈列了两条似乎存在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既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用这两条天大的理由，证明中国应该永远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势力范围。近来颇有人主张修改宪法，一党领导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姑且遵照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也不去论说“打天下者坐天下”到底算 “毛泽东思想”还是 “朱元璋思想”。如果有人问你，取得了胜利的“民主”究竟藏在什么地方，被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又在哪里，这两只据说早就被好猫抓在手里的大“老鼠”，你能把它们拿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两大根据一起落空，你叫一党统治到哪里去觅地自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托梁换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显然是挽救一党专制的最后一着。新老三个代表之间，又继承，又发展。新三个代表的智商相当高：你怀疑社会主义，总不能怀疑“先进生产力”吧！不相信马列主义，总该相信“先进文化”吧！共产党代表不了具体的工农大众，总能代表抽象的“最广大人民”吧！老三个代表年老体衰，无法返老还童，新三个代表总能长生不老吧！这样，一党统治就能在新三件的理论基础上与时俱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有人说三个代表开辟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确正在创造自己的新时代。但是新时代不可能来自三个代表。在三个代表那里，我看到的全景是：枯藤老树昏鸦，夕阳冉冉西下。
有人说新三个代表竖立了里程碑，我认为很有见地。新三个代表的提出，确实标志着旧时代正在中国咽气，现在处在方死未生之际。
十三、实至名归的贵人党、富人党、强人党
好心的朋友知道我在评论三个代表，对我提出忠告，怕引来大祸。我想了以后，回答道：谢谢您了，随他去吧！
有朋友告诉我：三个代表的惊人之笔，不在解放生产力，不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文明，更不在代表人民群众——这些话，讲来讲去，一代不如一代；三个代表之所以开创新时代，新就新在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来如此！！容我补充——这是最后一篇，第十三篇。
不过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到今天，吸收资本家入党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造反靠穷人，是天经地义；掌权靠强者，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事情，古已有之，不是创造。朱元璋本是无业游民，打江山时离不开穷人。他当上明太祖后，俨然真命天子，哪能再和破破烂烂的老朋友厮混？
有人觉得奇怪：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怎么可以容得资本家入党？又是资本家，又是共产党，非驴非马，成何体统？
世界上非驴非马的东西有的是，不成体统的东西也有的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朱元璋一阔脸就变，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朱元璋变得，为什么共产党变不得？
即使在过去，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资本家。中共一大到七大的党章，都不禁止资本家入党。那个时候，共产党缺钱，资本家有钱，资本家的钱对共产党有用，为什么拒绝他们入党？
八大前出现了新情况。中共已经全面完成了“剥夺剥夺者”的任务。资本家被剥夺光了，没有钱了，因此没有用了。一九五六年，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才对“入党条件”破天荒第一次加上了“不剥削他人”的限制。有些老左派理论家，年纪虽大，见识不广，以为“我党一贯”不准资本家入党。其实，“我党一贯”以党的实利为重，谁对党有用就允许谁入党，谁对党无用就禁止谁入党，比一窍不通的老左派高明多了。
非但今后需要有钱人源源不断向党输送新血液，而且老血液中早就有了人所共知的暴发户。一部分著名的共产党员，及其终身伴侣，嫡传子孙，下海弄潮，“白”手起家，早已变成红色富豪，革命大款，这种靠革命特权发财的寄生虫难道还少吗？真的把这些人统统开除出去，党的公开分裂势必难以避免。既然党的利益离不开红色资本家，可见向红色资本家开门是非常顺乎党心、合乎党理的事情。至于“红色”不“红色”，当然以承认不承认党的绝对权力为试金石。反对一党专制的资本家是绝对不准入党的。因此，向拥护一党专制的红色资本家招手丝毫不意味着党对领导一切这个根本制度的动摇。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时候到了，领导一切的共产党需要公开承认既成事实，宣布自己是主宰中国的贵人党、富人党、强人党了。道理就这么简单，不值得大惊小怪。
有人预期，红色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将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演变的开始。我看这种与虎谋皮的预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暴发户们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他们到底在搞民主还是在搞专制？陈希同也罢，成克杰也罢，有权的也罢，有钱的也罢，所以发财，所以掌权，靠的都是红色专制，专制是这伙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个代表的理论开辟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时代，在绝对权力的感召下入党的红色资本家不可能是政治改革的动力。
我的评论到此结束。
注 释：
（注１）影响最大的，有１９２２年的香港海员总罢工，和１９２３年的京汉铁路总罢工。海运和铁路干线的瘫痪引起全国瞩目。
（注２）“买断工龄”是中国一劳永逸对付失业工人的新办法。经领导批准，由工厂发给工人一笔数额不等的钱，工人只要收下这笔钱，等于从来没有做过工，从此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保障，工厂对他不再负任何责任。
（注３）“包身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些纺织厂的工头到农村中去招募女工，由工头付一笔“包身费”给农户，由农户出“包身契”给工头；农户的女儿就被工头领到上海，在工头的支配下做工，被称为“包身工”。她们在“包身契”所规定的年限（一般为三年）内，由工头发生活费，但必须把工资交给工头。夏衍先生当时曾效法恩格斯，深入贫民窟，写了一篇关于《包身工》的报告，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发表。
（注４）中共认为，组织工会乃是中共一党的专利，绝对不是工人自己的权利。只有接受中共领导的工会才可以称为“工人自己的工会”。凡是不接受中共领导的“自发”工会，过去统统是黄色工会，即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北洋军阀、封建把头、国民党的御用工具；现在统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这是中国在对外谈判中坚决不和世界接轨的争端之一。
（注５）就全国范围而言，土地改革结束于一九五三年春天，而农业合作化完成于一九五六年春天。所以，在中国大陆，农民统共享受了三年耕者有其田的日子。
（注６）这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第一所所长郭沫若的史诗，题目就叫《主席走遍全国》，作于一九五八年，发表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写一篇新的史诗：《主人走遍全国》。
（注７）“放卫星”是中国大陆一九五八年报道农业奇迹的专用名词。发源地可能是河北徐水县，是献给毛泽东看的，后来正如彭德怀所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湖北，安徽，相继捷报频传。当时我在安徽无为县官镇乡的镇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和我们毗邻的社，在省委的授意下，夤夜组织几百名劳动力，把十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秘密“（合）并（移）栽”到一亩地上，五天以后，敲锣打鼓，在这一亩地上挥镰收割，恭请省委、地委、县委三级联合工作组莅临摄影验收，放了一颗“水稻亩产五千斤”的卫星，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腹部。这个神话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村工作的阴暗面：共产党的省委有本领像做戏那样弄虚作假，被揭发后有脸皮公然文过饰非。安徽高产的谎言直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才在高级领导机关中半遮半掩揭穿，但这个省在大跃进神话中活活饿死的几百万人再也不能复生了。
（注8）不准你看的，当然包括法轮功的书在内。炼功的人，主要是无钱求医买药而渴望治病健身的穷苦人，包括农民和失业职工，其中许多是老人和病人。书的内容主张以真挚、善良和宽容的心境修身养性，但有两条理由使它被判决为邪教。一条理由：因为一九九九年有一万名练功者以静坐半天的和平方式参加请愿，恳求中共中央允许他们练功，不要取缔他们。请愿结束后，场地干干净净，没有垃圾遗弃，如此秩序井然，使共产党自叹不如，足以证明法輪功是党的心腹大患。另一条理由：因为在几千万名练功者中出现了自杀的人，历年累计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百万分之一，由此也足以判决法轮功不可能不是邪教。我不知道依法治国是根据同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比方说，在中国，凡病人、党员、市民、国民的自杀率达到同等水平者，该卫生部、该政党、该城市、该国是否同样应该被判决为邪部、邪党、邪市、邪国，予以取缔？——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率（而且是被该党迫害致死的自杀率）无不高出这个比例几倍乃至几十倍，以致从来没有公布过。
（注９）中国的成文史，从甲骨文算起，是三千多年。常有人说中国“五千年”文化，但“五千年”显然不是指成文史，也不象是以出土文物为根据的史前文化，有点像是故事传说史。
（注１０）书报检查官名声太臭，因此不可能设置以此为名的职称。但实际执行书报检查任务的官多如牛毛。官有大有小，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在业余书报检查官中，有天大的官，如决定封杀剧本《海瑞罢官》的毛泽东，决定封杀电影《苦恋》的邓小平，都是这种业余性的书报检查官。
（注１１）“大款”是中国的新词汇，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专指从那个时候以来出现的新富豪，他们大多是凭借官场势力而摇身变成的暴发户。虽然常常被称为“白手起家”，实际上黑手起家者居多。
（注１２）见龚自珍一八三九年写的《己亥杂诗》第六十四首。翻成白话是：“本朝在册的官员象茅草那样越来越多，相当于金代元代官员的五倍，明代官员的十倍；读书人的责任是把历史的轨迹留给后人知道，所以我写了两篇关于职官制度的著作。”这两篇著作都失传了，但龚自珍的感慨当是以研究成果作为根据的，决非泛泛而发。
（注１３）乡干部的建制，全国没有统一规定。大跃进之前，我到过的乡（华东，华北，西北），所配脱产干部从一个到五个不等。中南和西南不可能多于此数。东北不详。
（注１４）财政部的大金库，指国库；来源是税收、国债和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动用国库的权力属于党委和政府。党政机关的小金库，归党和政府下属的部、司、局、厅、处、科所有；来源是这些单位自己“创造的收入”（简称“创收”，包括：机关办公司的利润，“挂靠”单位的纳贡，以及办公过程中的“好处费”和“罚款”等）；动用小金库的权力属于各该单位的首长。
（注１５）关于中国共产党笼罩一切的领导地位，中国宪法在序言中堂而皇之，直言不讳。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拐弯抹角存在于苏联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第十章第一二六条的一个定语从句( attributive clause)之中，显得忸忸怩怩。原文虽然拖泥带水，但考虑到早已绝版成为孤本，不妨照抄如下：
“第一二六条 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职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
中国宪法和苏联宪法的两种笔法，代表着两种心态，都有点意思，耐人寻味。（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