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不知是不是上年纪，近来我有一股写作的冲动。
小时候，觉着五十多岁的人就算是老人了，不想一不留神自己也年过半百好几年了。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经历的事都打上了这个时代印记，见证了这段历史发展，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
我想写一些东西，但不知该给这些东西们起个什么名。暂且先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吧。在一大堆想写的人和事中，最先跃出的是这位吴厅长，前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放暑假后就没开学，大人们好像也都特别忙，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小鸟无人管束，自由飞翔。马路旁的电线杆上不知什么时候都装上了大喇叭，播放着雄壮的，听一遍就会唱的革命歌曲（不像现在的歌听几十遍也学不会）。广播员用高亢的嗓音喊着：“...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 那时文革主要还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开展。江苏省委及时抛出四个活靶子暂时阻止了大批判的烈火向上燃烧。他们是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省委宣传部长陶白和省哲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
我们居住的厅长大院还算平静。这是一个国民党溃退时官宦人家留下的大院，三幢别致的西式楼房配上三个漂亮的大花园，园艺工人定期把院子里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时我儿时的天堂。尽管当时南京的天气闷热难当，我们这些自由的小鸟们天天在院子里捉迷藏，打游击玩得天昏地暗。
八月五日早晨刚起床就感觉不对。厅长们，厅长夫人们，保姆们还有各家的年长子女们聚集在院子里，大家低声议论着 什么， 气氛压抑，紧张。我钻入人群探个究竟。“吴厅长去世了，还有他的爱人。”不知是谁在说。“太惨了。”“这些学生们太...”人们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说。过了一会儿人群渐渐散去。回到家中我问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说：“南师的学生批斗吴厅长和他的爱人，把他们打死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家里死一般的寂静。父亲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就更不愿说什么， 我也不敢再问。外面烈日当头，可我感觉天空不再晴朗，一场暴风雨正在向我们这个昨天似乎还很宁静的大院袭来，向我们家庭袭来。
在随之而来的“红八月”中，全国发生多起暴力致死人事件，教师被打死，学生被打死，干部被打死，工人被打死。八月十八日红司令登上天安门，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更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此后血雨腥风席卷神州达十年之久，学生暴力致死吴厅长夫妇事件是一个前奏。
后来造反派不让我们在那个大院住下去了，我们举院搬入一个曾是民政厅残废军人收容所的小院中。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下乡了。后来我的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后来复课闹革命，我进了中学。
一九七零年初，省文教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召集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组织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学习《敦促杜聿铭投降书》，鼓动我们给在干校的父母写信，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吴厅长的儿子吴小石跟我分在一组。上面开大会，我们开小会。吴小石一遍遍对我们说：“我爸爸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一点事都没有。”说这话时他眼里充满悲哀和无奈。我在想他这几年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吴小石比我大几岁，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孩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统帅外逃摔死在蒙古的荒凉草原上，文革形势开始逆转。那时我已进了工厂。七二年后，政策明显宽松下来。父亲从干校回来的次数多了，每次在家呆的时间也长了些。差不多七四年初的时候，父亲从干校搬回了南京，闲赋在家。我们还是住在收容所的小院里。我们家的住房是一间库房改造而成，冬冷夏热。每逢夏天，南京天气酷热，房间里下半夜两三点仍像炕房一样，无法入睡。所以到了傍晚，我们就在房前的水泥地上浇上水，冲冲热气，再把小桌子凳子躺椅搬出来，在外面吃饭乘凉。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最好时间。这么多年来父亲和我难得能像这样长时间的在一起聊天，也因为他看我长大懂事了所以和我谈起了他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年代的跨度也很大，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发生在吴厅长夫妇身上的惨剧。在写这篇短文前，我在因特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了一篇王友琴写的《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描述了这一惨剧。我的记忆和此大致相同。
六六年八月三日晚上，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伙学生闯进吴厅长的家，他们本来是冲着吴厅长的夫人李敬仪来的。李当时是南师的干部处处长。学生们要带李到学校让她交出干部的档案，李拒绝。吴厅长正好在家，一个西瓜打开 刚吃了几口。吴厅长知道他夫人身体不好，下楼来关心了几句。学生中有人认出了吴厅长并知道他是省委抛出的大批判对象。学生们不由分说揪住吴厅长夫妇去学校开批斗会。吴厅长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气闷热加上两位老人身体不好，他们被人推推搡搡没走多远就休克了。学生们架着拖着他们往学校去。有学生说他们装死，从路边居民家中弄来凉水浇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也没能把他们浇醒。学生把他们拖上主席台，两位老人瘫坐在台上，昏迷不醒。就这样批判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省委的人赶到。省委的人把他们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两位老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八月五日双双去世。南师的这些学生们把八月三日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八三师”。
这段历史离我们渐渐远去，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想起或关心在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那个闷热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场集体暴力狂欢中也很难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我很想知道的是这些“八三师”的小将们，现在都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每年八月三日这一天会不会在心里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忏悔呢？
吴天石，原名毓麟，笔名史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江苏南通市人。早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9年，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书，积极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投身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著有《教育书简》，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小时候，觉着五十多岁的人就算是老人了，不想一不留神自己也年过半百好几年了。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经历的事都打上了这个时代印记，见证了这段历史发展，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
我想写一些东西，但不知该给这些东西们起个什么名。暂且先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吧。在一大堆想写的人和事中，最先跃出的是这位吴厅长，前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放暑假后就没开学，大人们好像也都特别忙，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小鸟无人管束，自由飞翔。马路旁的电线杆上不知什么时候都装上了大喇叭，播放着雄壮的，听一遍就会唱的革命歌曲（不像现在的歌听几十遍也学不会）。广播员用高亢的嗓音喊着：“...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 那时文革主要还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开展。江苏省委及时抛出四个活靶子暂时阻止了大批判的烈火向上燃烧。他们是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省委宣传部长陶白和省哲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
我们居住的厅长大院还算平静。这是一个国民党溃退时官宦人家留下的大院，三幢别致的西式楼房配上三个漂亮的大花园，园艺工人定期把院子里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时我儿时的天堂。尽管当时南京的天气闷热难当，我们这些自由的小鸟们天天在院子里捉迷藏，打游击玩得天昏地暗。
八月五日早晨刚起床就感觉不对。厅长们，厅长夫人们，保姆们还有各家的年长子女们聚集在院子里，大家低声议论着 什么， 气氛压抑，紧张。我钻入人群探个究竟。“吴厅长去世了，还有他的爱人。”不知是谁在说。“太惨了。”“这些学生们太...”人们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说。过了一会儿人群渐渐散去。回到家中我问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说：“南师的学生批斗吴厅长和他的爱人，把他们打死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家里死一般的寂静。父亲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就更不愿说什么， 我也不敢再问。外面烈日当头，可我感觉天空不再晴朗，一场暴风雨正在向我们这个昨天似乎还很宁静的大院袭来，向我们家庭袭来。
在随之而来的“红八月”中，全国发生多起暴力致死人事件，教师被打死，学生被打死，干部被打死，工人被打死。八月十八日红司令登上天安门，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更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此后血雨腥风席卷神州达十年之久，学生暴力致死吴厅长夫妇事件是一个前奏。
后来造反派不让我们在那个大院住下去了，我们举院搬入一个曾是民政厅残废军人收容所的小院中。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下乡了。后来我的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后来复课闹革命，我进了中学。
一九七零年初，省文教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召集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组织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学习《敦促杜聿铭投降书》，鼓动我们给在干校的父母写信，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吴厅长的儿子吴小石跟我分在一组。上面开大会，我们开小会。吴小石一遍遍对我们说：“我爸爸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一点事都没有。”说这话时他眼里充满悲哀和无奈。我在想他这几年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吴小石比我大几岁，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孩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统帅外逃摔死在蒙古的荒凉草原上，文革形势开始逆转。那时我已进了工厂。七二年后，政策明显宽松下来。父亲从干校回来的次数多了，每次在家呆的时间也长了些。差不多七四年初的时候，父亲从干校搬回了南京，闲赋在家。我们还是住在收容所的小院里。我们家的住房是一间库房改造而成，冬冷夏热。每逢夏天，南京天气酷热，房间里下半夜两三点仍像炕房一样，无法入睡。所以到了傍晚，我们就在房前的水泥地上浇上水，冲冲热气，再把小桌子凳子躺椅搬出来，在外面吃饭乘凉。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最好时间。这么多年来父亲和我难得能像这样长时间的在一起聊天，也因为他看我长大懂事了所以和我谈起了他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年代的跨度也很大，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发生在吴厅长夫妇身上的惨剧。在写这篇短文前，我在因特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了一篇王友琴写的《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描述了这一惨剧。我的记忆和此大致相同。
六六年八月三日晚上，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伙学生闯进吴厅长的家，他们本来是冲着吴厅长的夫人李敬仪来的。李当时是南师的干部处处长。学生们要带李到学校让她交出干部的档案，李拒绝。吴厅长正好在家，一个西瓜打开 刚吃了几口。吴厅长知道他夫人身体不好，下楼来关心了几句。学生中有人认出了吴厅长并知道他是省委抛出的大批判对象。学生们不由分说揪住吴厅长夫妇去学校开批斗会。吴厅长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气闷热加上两位老人身体不好，他们被人推推搡搡没走多远就休克了。学生们架着拖着他们往学校去。有学生说他们装死，从路边居民家中弄来凉水浇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也没能把他们浇醒。学生把他们拖上主席台，两位老人瘫坐在台上，昏迷不醒。就这样批判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省委的人赶到。省委的人把他们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两位老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八月五日双双去世。南师的这些学生们把八月三日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八三师”。
这段历史离我们渐渐远去，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想起或关心在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那个闷热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场集体暴力狂欢中也很难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我很想知道的是这些“八三师”的小将们，现在都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每年八月三日这一天会不会在心里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忏悔呢？
吴天石，原名毓麟，笔名史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江苏南通市人。早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9年，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书，积极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投身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著有《教育书简》，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