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和戴厚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她比我高一届。我入校时，适逢反右。我的一个和她同班的回族同学告诉我，戴厚英对“右派”不论口诛还是笔伐，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是上海高校有名的反右积极分子，有“小钢炮”之称。这使我一入校便对她敬而远之。这倒并不是我厌恶反右，我那时才17岁，根本不懂政治；我之所以不愿与之接近，一是她比我年长，二是她是女的，三是我对一切擅长在大庭广众振臂呼口号、张口批判人的人总是心怀畏惧。
后来我参加学校话剧团，戴厚英也是话剧团成员，但我仍不敢与之接触。有一回，排演《柜中缘》，我演淘气，她演我妈，这样我们“母子”之间就不得不发生关系了。在排戏时，我总觉得她不是慈母，即便她由衷地对我笑，也激不起我对她的亲近。她不出场时，我尚能按照角色要求，调皮捣蛋，轻松自如；她一出场与我对戏，我就内心紧张，不太自然，甚至手足无措。演出后，竟然反应奇佳，好评如潮，说我很能注意规定情境，把握人物关系，表演非常真实，这真是天晓得！若干年后，我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懂得了一些表演术，这才明白我那时的所谓真实表演，其实是将生活中对她的“情绪记忆”很自然地转移到角色上去了，表演当然真实！
1960年，在某一届（忘了）某一中（也忘了）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当然也是在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批判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戴厚英又充当炮手。我作为受教育的旁听者，与有荣矣。记得在上海作协的一楼大厅，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我虽不是受批判者，也觉得针芒在背。
戴厚英从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学研究所，每天阅读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研究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动向，然后编成文艺动态之类的报告，供给领导参考。做党的忠实文艺哨兵，这对戴厚英来说，实在是得其所哉。
一年后我也毕业了，分配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虽然我本来就与她聚散两不依，如今更可以相忘于江湖，可因为她是“文艺哨兵”，所以我总觉得我背后又多了双尖利的鹰眼。当年像我这样的写作新手，最怕的就是搞文艺批评的。尤其是大学毕业前我和姚文元在如何评价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问题上有过论争，并使我遭到全国批评家的围剿，因此这以后的我如惊弓之鸟，一见到某人是文艺批评家，就退避三舍，心有余悸。所以听说“小钢炮”戴厚英也操此批评大业，就觉得“姚文元同志”后继有人，我怎不恐惧？后来她果然研究起戏剧，还在改正了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上著文批判过江苏省话剧团的一个编剧。物伤其类，免死孤悲；板凳当柴烧，桌子见了怕。我也是编剧呀！今后我万一写戏不慎，成了“动向”，到时候，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她，立场坚定，是不会念及我们的同学之谊、“母子”之情的。
文/革中，听说戴厚英造反了，还当了小头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惊奇，认为这是她的必由之路。以后又听说她与丈夫离异，与闻捷恋爱，再以后又听说诗人自杀，她自己挨批……说实话，我也一点不同情，用上海话说，认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作”（读入声）出来的。
中国有很多忌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为死者讳，所以连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写过不少隐恶扬善的谀墓文，这是可以理解的。戴厚英如今已经“作古”，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她己经成了历史人物。面对历史就不能太情绪化，就需要冷静和真实。我之所以在她死后写出以上种种，写出她“前半生”的一鳞半爪，也决非故意隐善扬恶，而是要让今天的读者知道当年的戴厚英在我们同辈人中间所留下的真实印象，至少是给像我这类在当时落伍的一群人中留下的真实印象。
当然，80年代之后的戴厚英和此前“小钢炮”的戴厚英大不一样了。此前是一个御用的打手，此后是一个正直的作家，判若两人。
促使我对她印象的转变是她的小说《人啊，人！》和那篇著名的后记。现在我手头无书，无法摘引原文，但我忘不了我当时读后的震憾。尤其在她那篇后记中，她没有痛骂自己，博取同情，而是真诚地反省，吸取教训。她在忏悔，真诚之悔；她在流泪，心中之泪。那还是在80年代初，恶梦刚刚结束，当时有多少人能够像她那样内视反听、幡然悔悟呢？更多的人是忙于反戈一击，或洗刷自己；就是现在也仍然有比戴厚英更应该负历史责任的人还在持一贯正确的态度，对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皮厚如墙，哪怕有那么多证据、那么多证人在他面前，哪怕铁证如山，他也咬紧牙关，死不认帐，真是勇敢，真是坚强，真是英雄好汉，也真想看看他能赖到什么时光！
戴厚英与这些赖帐的英雄相比，能够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是多么的不易！有一年初，在母校的一次聚会上，我又亲耳听到戴厚英对当初批判人道主义一事再次忏悔，亲眼看到她向当年她批判过的老师钱谷融先生当面道歉。我很感动。
戴厚英的真诚忏悔让我大大地改变了对她的印象。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
大概也正是这个缘故，当久无联系的戴厚英突然在1987年秋季的一天来电托我办一件事时，我就一口答应了。戴厚英当时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她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毕业，但因涉及一点“政治问题”，分配不出去，戴厚英为他联系了很多单位都无人接受，一些原先答应要的也反悔了，就如以后北京某馆收回成命不敢要余杰一样。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戴厚英想到我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认为我肯定敢要，就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毕业生的情况，我听后说：“没什么问题嘛，我要！”她很感激，还发了一通感慨，很为这个学生不平。没多久，这个学生来剧院报到。我找他面谈过一次，以后在剧院工作期间，和他又多次有过接触，他的素质和学问都属上乘，所谓“政治问题”云云不过是具有华夏特色的阵发性的神经过敏。戴厚英为这个学生奔走呼号，足见她的仗义。我对她的印象越发好了起来。
在她去世之前的10多年里，虽然我们同在上海，但我们很少见面，我只是从报章杂志和友人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些消息，知道她在认真的工作，在勤奋地写作，她的一些散文、杂文能直言无忌，深得好评；又知道她善于讲课，爱说真话，口才又极好，很受同学欢迎。我很为她高兴。但也听到一些有关她的纠纷，比如上海一二位老作家出于对她在“文/革”中造反的义愤，阻止她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她大为愤慨。有次在香港的文学讲座上，她竟离开原来的讲题，一开始就指斥这两位老作家，使得台下听众莫名奇妙，也让会议主持人极为尴尬。以后她又和瑞典的汉学家马汉茂为作品权益问题发生冲突，互相写文章攻讦，闹得飞飞扬扬。我很为她担心，觉得她太不安分，总要惹出一些事来。
戴厚英死后出版了一本新书《心中的坟》，这是她多年以前给友人的一封长信，说的是当年她和诗人闻捷的那段恋情。她以前就曾以这一段悲怆的恋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以为小说难免有虚构，而且公开发表的东西总归有所掩饰，所以我就没看这部小说。而《心中的坟》是一封根本就没想到要发表的私人信件，有很大的“保真度”，我便买来读了。我是一个晚上读完的，真的是感人至深，它让我又进一步地了解了戴厚英。
我本以为像戴厚英这样一个在“文/革”中的造反派，定然心如铁石，无情无义，不，当她得知闻捷的妻子自杀，去看守所向闻捷报告此事时，她竟然表现了深刻的同情，表现了她的善良和未泯的人性。我本以为像她这样“善于人斗”的“小钢炮”，个人感情肯定简陋、粗造，谁想到当她真正爱上之后，她比任何人都缠绵，都执着，不惜以生命去搏取。在《心中的坟》中所述说的她和闻捷的恋情和古往今来一切真挚、纯洁而又不幸的爱情一样的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我想这才是真实的戴厚英，至少是戴厚英的另外一个真实自我，而当年在政治舞台上的戴厚英只是被那个时代扭曲了的非我。
当年被扭曲的又何止戴厚英？在那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扭曲了！由此我想到她和阻止她小说出版的老作家的结怨，实在是“熔炉”之怨，双方都是那个“熔炉”的受害者，都是伟大“炉手”的牺牲品。我想学佛之后的戴厚英应该大彻大悟，怨气全消。
“文/革”已奄忽50年，在几乎已把这段国耻遗忘的今天，在权力者越来越强行让人民失忆的今天，再读《心中的坟》，真是感慨无穷。戴厚英的这本书不光是为了纪念死去的恋人，也是她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文/革”也成了一座坟，也深深埋在人们的心中，为的是永不忘记，永不再扭曲。
综观戴厚英的一生，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她是顺应那个时代的。即使她和闻捷恋情非常不幸，她也只是把它视为个人的不幸，视为命运中的偶然；所以尽管不幸，她还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因此那时的她也基本上可以得到那个体制的认同，自己也并未因和闻捷的恋爱而受到严厉的处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戴厚英的难能可贵是她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她颠覆的是旧我，并未抵牾于新政；她只是反思，并无反骨。她依然“相信群众相信党”，可奇怪的是她却往往得不到党的认同，从对她小说《人啊，人！》的批判，到她去安徽赈灾竟有人“陪同”，甚至一直到死后能否发布死讯，她都没能得到她最想得到的理解和信任。她不反党，可党总是反她，真令人心酸，心痛。最令人悲伤的是，当她的脑袋经过几十年的折腾终于长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却又给一个歹徒砍下了！(注)悲也夫戴厚英！悲也夫，人啊人！
1996年9月原稿 2007、8、4略改。
注：1996年8月25日下午，作家戴厚英在其上海的住处被她中学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峰谋财杀害。
同时被害的，还有戴的侄女戴惠。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后来我参加学校话剧团，戴厚英也是话剧团成员，但我仍不敢与之接触。有一回，排演《柜中缘》，我演淘气，她演我妈，这样我们“母子”之间就不得不发生关系了。在排戏时，我总觉得她不是慈母，即便她由衷地对我笑，也激不起我对她的亲近。她不出场时，我尚能按照角色要求，调皮捣蛋，轻松自如；她一出场与我对戏，我就内心紧张，不太自然，甚至手足无措。演出后，竟然反应奇佳，好评如潮，说我很能注意规定情境，把握人物关系，表演非常真实，这真是天晓得！若干年后，我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懂得了一些表演术，这才明白我那时的所谓真实表演，其实是将生活中对她的“情绪记忆”很自然地转移到角色上去了，表演当然真实！
1960年，在某一届（忘了）某一中（也忘了）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当然也是在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批判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戴厚英又充当炮手。我作为受教育的旁听者，与有荣矣。记得在上海作协的一楼大厅，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我虽不是受批判者，也觉得针芒在背。
戴厚英从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学研究所，每天阅读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研究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动向，然后编成文艺动态之类的报告，供给领导参考。做党的忠实文艺哨兵，这对戴厚英来说，实在是得其所哉。
一年后我也毕业了，分配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虽然我本来就与她聚散两不依，如今更可以相忘于江湖，可因为她是“文艺哨兵”，所以我总觉得我背后又多了双尖利的鹰眼。当年像我这样的写作新手，最怕的就是搞文艺批评的。尤其是大学毕业前我和姚文元在如何评价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问题上有过论争，并使我遭到全国批评家的围剿，因此这以后的我如惊弓之鸟，一见到某人是文艺批评家，就退避三舍，心有余悸。所以听说“小钢炮”戴厚英也操此批评大业，就觉得“姚文元同志”后继有人，我怎不恐惧？后来她果然研究起戏剧，还在改正了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上著文批判过江苏省话剧团的一个编剧。物伤其类，免死孤悲；板凳当柴烧，桌子见了怕。我也是编剧呀！今后我万一写戏不慎，成了“动向”，到时候，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她，立场坚定，是不会念及我们的同学之谊、“母子”之情的。
文/革中，听说戴厚英造反了，还当了小头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惊奇，认为这是她的必由之路。以后又听说她与丈夫离异，与闻捷恋爱，再以后又听说诗人自杀，她自己挨批……说实话，我也一点不同情，用上海话说，认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作”（读入声）出来的。
中国有很多忌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为死者讳，所以连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写过不少隐恶扬善的谀墓文，这是可以理解的。戴厚英如今已经“作古”，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她己经成了历史人物。面对历史就不能太情绪化，就需要冷静和真实。我之所以在她死后写出以上种种，写出她“前半生”的一鳞半爪，也决非故意隐善扬恶，而是要让今天的读者知道当年的戴厚英在我们同辈人中间所留下的真实印象，至少是给像我这类在当时落伍的一群人中留下的真实印象。
当然，80年代之后的戴厚英和此前“小钢炮”的戴厚英大不一样了。此前是一个御用的打手，此后是一个正直的作家，判若两人。
促使我对她印象的转变是她的小说《人啊，人！》和那篇著名的后记。现在我手头无书，无法摘引原文，但我忘不了我当时读后的震憾。尤其在她那篇后记中，她没有痛骂自己，博取同情，而是真诚地反省，吸取教训。她在忏悔，真诚之悔；她在流泪，心中之泪。那还是在80年代初，恶梦刚刚结束，当时有多少人能够像她那样内视反听、幡然悔悟呢？更多的人是忙于反戈一击，或洗刷自己；就是现在也仍然有比戴厚英更应该负历史责任的人还在持一贯正确的态度，对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皮厚如墙，哪怕有那么多证据、那么多证人在他面前，哪怕铁证如山，他也咬紧牙关，死不认帐，真是勇敢，真是坚强，真是英雄好汉，也真想看看他能赖到什么时光！
戴厚英与这些赖帐的英雄相比，能够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是多么的不易！有一年初，在母校的一次聚会上，我又亲耳听到戴厚英对当初批判人道主义一事再次忏悔，亲眼看到她向当年她批判过的老师钱谷融先生当面道歉。我很感动。
戴厚英的真诚忏悔让我大大地改变了对她的印象。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
大概也正是这个缘故，当久无联系的戴厚英突然在1987年秋季的一天来电托我办一件事时，我就一口答应了。戴厚英当时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她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毕业，但因涉及一点“政治问题”，分配不出去，戴厚英为他联系了很多单位都无人接受，一些原先答应要的也反悔了，就如以后北京某馆收回成命不敢要余杰一样。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戴厚英想到我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认为我肯定敢要，就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毕业生的情况，我听后说：“没什么问题嘛，我要！”她很感激，还发了一通感慨，很为这个学生不平。没多久，这个学生来剧院报到。我找他面谈过一次，以后在剧院工作期间，和他又多次有过接触，他的素质和学问都属上乘，所谓“政治问题”云云不过是具有华夏特色的阵发性的神经过敏。戴厚英为这个学生奔走呼号，足见她的仗义。我对她的印象越发好了起来。
在她去世之前的10多年里，虽然我们同在上海，但我们很少见面，我只是从报章杂志和友人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些消息，知道她在认真的工作，在勤奋地写作，她的一些散文、杂文能直言无忌，深得好评；又知道她善于讲课，爱说真话，口才又极好，很受同学欢迎。我很为她高兴。但也听到一些有关她的纠纷，比如上海一二位老作家出于对她在“文/革”中造反的义愤，阻止她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她大为愤慨。有次在香港的文学讲座上，她竟离开原来的讲题，一开始就指斥这两位老作家，使得台下听众莫名奇妙，也让会议主持人极为尴尬。以后她又和瑞典的汉学家马汉茂为作品权益问题发生冲突，互相写文章攻讦，闹得飞飞扬扬。我很为她担心，觉得她太不安分，总要惹出一些事来。
戴厚英死后出版了一本新书《心中的坟》，这是她多年以前给友人的一封长信，说的是当年她和诗人闻捷的那段恋情。她以前就曾以这一段悲怆的恋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以为小说难免有虚构，而且公开发表的东西总归有所掩饰，所以我就没看这部小说。而《心中的坟》是一封根本就没想到要发表的私人信件，有很大的“保真度”，我便买来读了。我是一个晚上读完的，真的是感人至深，它让我又进一步地了解了戴厚英。
我本以为像戴厚英这样一个在“文/革”中的造反派，定然心如铁石，无情无义，不，当她得知闻捷的妻子自杀，去看守所向闻捷报告此事时，她竟然表现了深刻的同情，表现了她的善良和未泯的人性。我本以为像她这样“善于人斗”的“小钢炮”，个人感情肯定简陋、粗造，谁想到当她真正爱上之后，她比任何人都缠绵，都执着，不惜以生命去搏取。在《心中的坟》中所述说的她和闻捷的恋情和古往今来一切真挚、纯洁而又不幸的爱情一样的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我想这才是真实的戴厚英，至少是戴厚英的另外一个真实自我，而当年在政治舞台上的戴厚英只是被那个时代扭曲了的非我。
当年被扭曲的又何止戴厚英？在那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扭曲了！由此我想到她和阻止她小说出版的老作家的结怨，实在是“熔炉”之怨，双方都是那个“熔炉”的受害者，都是伟大“炉手”的牺牲品。我想学佛之后的戴厚英应该大彻大悟，怨气全消。
“文/革”已奄忽50年，在几乎已把这段国耻遗忘的今天，在权力者越来越强行让人民失忆的今天，再读《心中的坟》，真是感慨无穷。戴厚英的这本书不光是为了纪念死去的恋人，也是她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文/革”也成了一座坟，也深深埋在人们的心中，为的是永不忘记，永不再扭曲。
综观戴厚英的一生，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她是顺应那个时代的。即使她和闻捷恋情非常不幸，她也只是把它视为个人的不幸，视为命运中的偶然；所以尽管不幸，她还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因此那时的她也基本上可以得到那个体制的认同，自己也并未因和闻捷的恋爱而受到严厉的处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戴厚英的难能可贵是她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她颠覆的是旧我，并未抵牾于新政；她只是反思，并无反骨。她依然“相信群众相信党”，可奇怪的是她却往往得不到党的认同，从对她小说《人啊，人！》的批判，到她去安徽赈灾竟有人“陪同”，甚至一直到死后能否发布死讯，她都没能得到她最想得到的理解和信任。她不反党，可党总是反她，真令人心酸，心痛。最令人悲伤的是，当她的脑袋经过几十年的折腾终于长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却又给一个歹徒砍下了！(注)悲也夫戴厚英！悲也夫，人啊人！
1996年9月原稿 2007、8、4略改。
注：1996年8月25日下午，作家戴厚英在其上海的住处被她中学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峰谋财杀害。
同时被害的，还有戴的侄女戴惠。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