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创]芦笛：我的母亲，我的家（连载）
目录
1.母亲：一个毫无世俗“亮点”的平庸劳动妇女
2.温暖的家
3.老泰山和丈母娘
4.和母亲一起“过老年”
5.想你，小姐姐
6.我死去的哥哥
7.第一次离开母亲
8.上帝从不与我们同在
9.岳坟与祖坟
10.我几乎害死了自己的亲娘
11.拨开迷雾见青天
12.转危为安
13.冲出国门
14.又一次离开母亲
15.最后的噩梦
16.感情纽带被彻底切断
17.妻子对贫民大院的眷恋
18.历时不到两年的“背叛家庭”
19.迟到的忏悔
芦笛博客: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ludi.index.html
芦笛E-mail：ludi666_45@hotmail.com
母亲：一个毫无世俗“亮点”的平庸劳动妇女
“妈妈”是我在生命初期不教自会、本能说出的第一个词，也是世上最美好的称呼，它的使用与我的生命几乎同步开始，也永远终结于母亲再也不会答应的那一天。师长、朋友、爱侣、甚至妻子都可能有过不止一个，但“妈妈”绝对是世上独一无二、无法替换的。
犹记当初结婚，过了三天，我还是管岳母叫“阿姨”。妻子性子温和，可也忍无可忍了，下了最后通牒。于是我只好下定决心，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地叫了声“妈”。我从不欺骗自己，知道那虽然是同一个词，对不同对象叫出来时的意蕴却完全是两回事。妻子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她也知道决不可能改变我内心的认同。
爱到极处是无言。您要让我一条条列举先母具体的优点，我可能连两点都说不出来。来回来去只可能是那些抽象的形容词：“聪明”、“睿智”、“善良”、“慈爱”、“敏感”、“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坚强”、“百折不挠”、“自我牺牲”……，等等。根本就无法传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来。
母爱如同和熙的春阳，你的全身心都沉浸在它的温暖之中，但世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让你充分表达内心感受，遑论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束光线温暖了你身躯的哪一个部份。在真正伟大的事物面前，语言实在苍白无力。
遇到良母，大概是生活对一个男人的最大的褒奖，不过对他的妻子来说，未见得是什么福音。结婚后，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磨合”过程，原因很简单：从小，母亲就在我心目中代表了女人的完美形象。我是通过母亲来认识女性的。在我结婚以前，我从来以为天下的女性都像母亲那样完美无疵，世上一切的妻子和母亲们，都和我母亲一模一样。
先母生在清朝末年，被传统制度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解放”前忙于照料管理那大家庭，“解放”后又忙于流血流汗抚养儿女，直到７０岁后才有闲暇坐下来学点文化，在短短几年中便靠出类拔萃的天资，自学到了能看古典小说并能写作家信的程度。她既未投身革命，亦未写过任何作品，按世俗的价值标准，应该是一生乏善可陈，毫无“亮点”的可言。可惜我不这么看。即使是在今天，我虽然生活在正常的西方世界，我仍然对自己的童年无怨无悔，更没有丝毫自怜。如果有个时间机器能让我重活一次，那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还是要在咱们的贫民窟里长大，因为有母亲在那儿。就像魔术师一样，她用爱的接触，使得我们那悲惨阴暗的贫民窟变成了美轮美奂的宫殿。仅仅是为了这种爱，哪怕我知道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完全不同的活法，但只要能和她生活在一起，我经受过的一切艰难困苦、羞辱、骚扰、歧视、迫害，统统都是值得的。
三四岁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接受过母亲的亲吻。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拥抱过自己的母亲。如同中国大多数传统母亲那样，她从不公开表示对孩子的爱，从未使用过‘honey’，‘darling’，‘sweetheart’这些称呼。她甚至从未对我们说过一次‘我爱你’。她根本用不着这么说，正如没人会对自己这么说一样。她一生的全部目的，就是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让他们全部接受高等教育。因为被传统制度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痛恨自己做了‘睁眼瞎’，立志不让这种不幸再度降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尽管她完全明白为了实现这誓言，她将付出何等沉重惨痛的牺牲。
后来先母卧病，家里雇了小保姆照料。先母对她非常之好，哪怕是病急了对子女发脾气，也从来不曾对她疾言厉色过。先父卧病时也如此。受父母言传身教影响，我们对保姆也格外和气。兄弟姐妹之间口角倒时有发生，但绝不会轻易斥责人家。但凡我值班，总是让保姆去睡觉，我自己顶上，姐姐们更是给了她许多衣服鞋袜。最后父亲辞世，再也用不着她了，还给她发了遣散费，全家千恩万谢地送她出医院门，为她打了车，付了车费，让她回到荐头那儿去。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那伟大的母亲，她一辈子的作品，就是从孙子们用的小学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几页纸，上面用歪歪曲曲的字迹写下给儿女们的文理不通的便条和短信。她当然是一个毫无世俗“亮点”的平庸劳动妇女，既没有投身各种运动，给中国带来日后的巨大动荡，也没写下轰动全国的小说，然而她的爱却创造了许多名人根本无法梦见的奇迹。这奇迹不仅指点着所有孩子们走上人生正道，像她那样去正直而富于仁爱地生活，而且至今还在温暖他们每个人的心，激励着他们用她的榜样去教育自己的子女。正是这种爱创造出来的奇迹，使我以曾经拥有这种伟大的母亲倍感幸运和自豪，并由衷地怜悯贵族子弟一类不幸者，为此感谢上帝的恩宠，让我没有降生在那种可怕可悲可悯可怜的贵族高官家庭中。
贵族高官家庭就完全是两回事。那阵子我父母到北京来，住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我回去，母亲总是要和我抱怨：“西边那家又骂保姆了，骂了足足一天，怎么能这么对下人呢？我实在听不下去，想去劝劝，但又是人家的事，不便出头干涉。”
所谓“西边那家”乃是某大军区司令遗孀，进京猎取金龟婿，以续黄昏恋，唯一的乐趣就是拿那可怜的保姆操练。但凡她谈恋爱失意时，那保姆更是入了１８层地狱。甭说母亲听不下去，连我都是多次忍了又忍，才没冲出屋去，用再教育期间学会我的脏话破口大骂之。
其实我早在上中学时就对这些高官贵族家庭有所领教。我所在学校因为升学率最高，他们便通过权力把自己不成气的子弟塞了进去，文革爆发后自然便成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大本营。区区不幸，耳闻目睹了种种令人发指的大规模犯罪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１９６８年的一次抢劫。那时所谓“破四旧”早已过去两年了，但我校的一夥高干子弟贼心不死，竟然在武斗期间洗劫了某位同学的家。那同学他家是统战对象，逃过了１９６６年的“破四旧”，那次却终于被抢得精光。如果说以前的抢劫活动还挂着政治招牌，则那次抢劫完全是单纯的刑事犯罪，什么政治背景都没有。可因为作案的土匪全是军人子弟，当时正是他们的父亲权势薰天之际，于是土匪们便逍遥法外。有的土匪甚至还在学校里把赃物拿出来炫耀给我那位“黑崽子”同学看！
到了７０年代，我算是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了“大院”内的日常生活，立刻就被吓得目瞪口呆。我这个“破落户子弟”从小习惯的是儒家那套传统道德，家里从来充满了礼貌、温情与谦让。可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了另类生活方式，从此知道了痞子和士绅的本质差别。
例如某家人似乎天天都在吵架中度过，全家合力欺负一个倒流知青媳妇。那女的因为在城里没有户口，不得不靠卖身解决回城问题，可那家人家一时还没有办法为她安排工作，于是便把她当成全家的公仆和出气筒。婆婆总是嫌那女的饭量太大，每逢吃饭之时，便是婆婆诅咒、小姑帮腔、媳妇饮泣、儿子抗议之时，当真是乌烟瘴气。
最恶劣的是，那媳妇刚生了孩子，婆婆竟然逼她下床，在冬天去户外洗衣服。恰好儿子有事突然回家，一见那情形，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当下就指着他妈大骂：“破鞋！”我从长眼睫四人帮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婆婆如此精致地虐待儿媳，而儿子又竟然如此污秽地辱骂母亲。
另外一场活剧则让人啼笑皆非。某家儿子结婚后，嫌家具不够，便邀约了一夥人，开着公家的大卡车，声势浩大地回来抢劫父母，打开房门便让众兄弟七手八脚地往外搬东西。老太太见势不妙，立刻高喊：“救命！”同时睡在那最值钱的长沙发上，以身殉那财宝。我闻声赶去，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那儿子眼看无法再动粗的，便扬声冷笑道：“哼哼，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总会有不在家的一天！”于是便忽哨一声，招呼夥计上车，绝尘而去。那绝对是草莽英雄气慨，大概是深得家传了吧。
这种烂事看多了，我便渐渐看出点门道来，发现子弟们吵闹的主要原因无非是两条：要么是逼迫父母为自己开后门，要么是争夺财产。每逢目击这种恶心场面，我都要无限感喟地回想起我们全家是如何在大饥荒年代相濡以沫、相煦以湿的。吃饭时大家都忍着饥饿，互相推让，以致无论食物怎么少，最后总是要剩下来，须由母亲强行分配给各人。
第三家人让我最觉得心寒。那家的大女孩嫁了人，可惜丈夫在外地工作，于是女孩便天天回家，逼迫父母想法走后门，为她丈夫在城里安排工作。可惜那时老干部还未完全翻过身来，走后门还没有后来那么肆无忌惮。于是该女孩便天天和父母打闹，寻死觅活好几次，闹得乌烟瘴气。
某日她又回家吵闹，她妈实在受不了，大骂一通，摔了门就走了。女孩遂翻出一瓶“敌敌畏”来，喝了下去，然后便跑到室外翻腾打滚，足足滚平了半亩草地。该女孩的父母都不在，只有她妹妹在别家串门，于是吓坏了的邻居便跑去告诉那妹妹，不料她白眼一翻，傲然说道：“让她死了最好！跟我有什么关系！”邻居好说歹说，她才万分不情愿地去给她父母打了电话，派车来把她姐姐送到医院去抢救。此后该妹妹便以恩公自居，但凡和姐姐发生冲突，便要发狠道：“不知好歹的东西！当初真不该救你！”
就是从这些感性经验里，我才无比痛切地感受到暴发户和传统士绅的本质区别，那就是表现为道德伦理的人类美好情操的有无。由此，我无比深刻地领会了四人帮的“革命”意味着对中国传统道德以及一切文明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意识到了这给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毁灭性损失。我那“文革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社会”的坚定结论，就大致是在那一时期作出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发现暴发的痞子们虽然以“自来红”自傲，口口声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打地洞”，其实内心非常自卑，对被他们打倒“破落户”们充满艳羡，特别是稍有点文化的痞子更是如此。
那“大院”里的某户人家的女儿谈的对象就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某位“四个口袋”（当时取消军衔制，官兵制服的唯一区别就是口袋的多少。当兵的俩口袋，当官的四口袋）。我每次进那“大院”，都要看见那“四口袋”端一小椅子坐在户外，全神贯注地认真攻读毛选，让我想起当年班上那些写了雷锋式日记，专门摆在课桌上等待他人阅读的积极分子们。
后来他们没谈成，那军官便拿出一个小本子来，乃是上级因为他活学活用毛著奖给他的，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和那女的谈恋爱的每项支出，连逛公园化了几分钱买门票都记得清清楚楚，不但准确记录了日期，而且准确到了分秒。证据确凿，女方赖无可赖，只好骂骂咧咧地掏钱。我想，他花在那“变天帐”上的脑筋，一定比学习毛著的还多吧。
温暖的家
记忆中家里陶土炉子里的煤总是燃得很旺，只是不时地还冒出一两缕青烟。母亲用抹布垫着手，提住铁丝编成的两个“耳朵”，把炉子从过道上抬进了堂屋。一家人围着炉子坐了下来，一天最温馨的时刻开始了。
我望着烧得通红的煤块，望着煤块上冒起的小小的蓝色火苗，把手伸到炉子上去，热力渐渐地从手上传遍全身。我看看坐在对面的母亲，炉火把她慈祥的面容映得红红的。她也伸出手来烤着火，那手纤细而修长，线条优美，一派大家闺秀的气度。光是看那双手，你决不会想到它们其实长在一个劳动者的身上，什么活都能干。
母亲挨个地问：“怎么样？不冷了吧？”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她便满意地笑笑，站起来去拿几个白薯或包米来在火上烤着，接着讲头天晚上没讲完的故事。等到白薯发出诱人的香气来，她便用火钳把它们夹到一个盘子里凉着，然后又把它们均分成数份，顺序发给孩子们。于是我们便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把滚烫的白薯在手里倒来倒去，见缝插针地把皮撕下来。等到甜甜的白薯进肚，身上便热出了毛毛汗。这时就觉得脸上热得有些受不了了，于是就赶快用手掌挡住火炉里传来的热力，一面琢磨着为什么手掌挨得更近，却比脸更耐热，一面从心底叹了口满足的气，觉得这冬夜里温暖的火炉旁真是人间仙境，世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心满意足的幸福。
那的确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那全家围坐在小小的火炉旁言笑晏晏，天伦之乐融融泄泄，满室皆春的无数个漫长的冬夜，从此也就化作了心灵里的小小的火炉，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散发着无穷无尽的余热，温暖着我的整个内心世界。亲情的可贵，在于它不含一星半点的渣滓。既不需要苦苦追求，亦不会无端失去，更不会为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和辗转无眠的长夜。哪怕是最后死神夺走了亲人，也夺不去那永远珍藏在心的无限温馨。它就像心头长明的火苗，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总是在那儿悄悄地发出光和热，温暖着你的胸怀，却又决不会猛烈地燃烧起来，将你的心灵无情地化作一片死灰。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理想的火苗。据说火是普罗米修士从天上擅自偷下来送给人类的礼物。这个神话最充份不过地说明了人类的老祖宗早就认识到了火的重要。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万军之主”存在，火大概就是他所能恩赐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全靠着它，人类才得到了光明和温暖，甚至在北极圈内那种险恶的环境下都能生存下来，最后终于进化到了今天这个难得看见火苗的摩登时代。
然而火也是可怕的。第一次对此有切身体验，是上高三的事。那时我住校。一晚睡到半夜，忽然被人叫起，说是附近的商店失火，要大家赶快去救。等我们跑到那儿，只见粗大的火柱从商店临街的窗子里喷薄而出冲向天穹，直有十来米高。我二话不说，抢过了消防队员手上的水龙头，默念着毛主席语录就往大门里的熊熊火海里冲，立刻就被四周的烈火包围，连头发衣服都烤焦了。等到把楼下的火扑灭了，我和同志们又冒着浓烟，踏着摇摇欲坠的烧枯了的楼梯往上面冲。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看见一个浑身烧得精光的女人躺在地板上。我上去抱起了她，却发现烤熟了的皮肤随手片片而下。那一瞬间，我恨透了火，是它用如此残忍、如此令人恶心的方式过早地结束了一个年青的生命。
后来却又格外能享受火给人带来的温暖了。那时在遥远的山村插队，南国风云不测，大雨说来就来。等到跑到田埂上披上油布，身上已经湿得差不多了。待到收工回去时，汗水混着没蒸干的雨水浸透了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说不出的难受。等到一头扑回农舍，便迫不及待地擦着火柴，点燃一束稻草送进炉膛去。看着那小小的火苗渐渐地蔓延开来，还没等到热力幅射到身上，心里就已经觉得舒坦了许多。一时间，只觉得这世上只要有一把火能驱去寒气，暖人身躯，活着也就不完全是受罪。等到身体渐渐暖和过来了，却又痴痴地想起了那无数个和家人拥炉夜话的温暖冬夜来。想到泪水盈盈欲滴时，便在心里默默地发誓：哪怕就光是为了家里那小小的温暖的火炉，我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打破了头也要挣扎回去！
出国后，火苗成了稀罕的东西，轻易是见不着了。等到后来上了网，却又惊喜地发现这中文论坛虽然有着许多肮脏，却也是一个能解乡愁的去处。对于一个漂泊天涯、故乡“梦魂一日走千回”的游子，与其说这些小小的网站如同沙漠里的一泓泓解渴的清泉，莫如说它们像一团团温暖的火苗。我想，这大概就是允许自由思维任意驰骋的中文论坛的努力方向吧──永远作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火苗，但决不点燃残暴地烧毁一切造物的燎原大火。
老泰山和丈母娘
准确地说，我是个革命女婿。我被娘子打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发现彼此很有共同语言。才见第二面，我鉴于以前谈恋爱的教训，有意和她讲政治，看看她的价值观和我有无本质区别，喜出望外地是，我们越谈越投机，对社会的基本观点都一样，当然她一个妇道人家，绝对没我深刻。不过一个女的能这样，而且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难得之至了。
后来我意外发现原来她是红崽，极度upset（紧张），因为从中学时代起，我就知道高干子女的德行。她很难受，跟我说，出身不可选择，道路是自己选择的，那又不是她的错。我们原来一直没让双方家里知道，到此地步，我便毅然决定深入虎穴，看看她家的人怎么样，结果老丈母也倒罢了，老泰山完全是个手不释卷的读书人，交谈之下，竟然比我还渊博，于是我才算放下心来。
我那泰山老大人乃是最正统、最纯洁的共产党人，别说搞那些歪门邪道，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他太太生了几个孩子，他从不到医院去看，完全投身在那些开不完的烂会，搞不完的烂运动中。他有时在家办公，我那姨妹做好饭去请他吃，他竟然说：还没到下班时间呢！结婚后，我和他聊天，难免要露出真实面目来。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他岂有听不出来的？我还记得华主席拨乱反正，老爷子很乐观，我跟他说，没戏，当初新中国建立时，帝国主义就预言我们没本事搞好经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人家的英明。老爷子非常upset，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过去是路线不对嘛，现在改过来就会好的嘛！我说，这不都拨乱反正两年了么？一年20亿赤字，这就是大见成效？老爷子被我憋得脸红筋胀，实在反感可又无法反驳，因为我说的全是官方报纸报道的事实。于是长叹一声，起来就出去了，再不跟我说话。
后来我发现这么干很不妥当。老爷子是真心为我着急，觉得我犯了严重思想错误，非常危险，但他这人非常仁厚，不会大义灭亲，去揭发举报我，但又为我真诚地担忧，却又不是我的对手，没法说服我，于是便处于忧心忡忡之中，愁得不得了。我觉得自己这么做很残忍。再说，我跟他说那些事干嘛？他一生献给了一个反动黑暗的烂事业，临到老来，我去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清楚自己一生流血流汗，被国民党抓去上酷刑，其实是辛辛苦苦地祸国殃民，甭说他没法接受，即使我说服了他，那不是更残忍，让人家怎么活下去？
一旦想明白了这点后，我便再不跟他谈政治了。即使有时他主动跟我谈起国事，我也只会顺着他老人家说。他发现了我的变化，非常高兴地跟他女儿说：看来我跟你说的起作用了，我上次告诉你，小伙子思想有问题，要你多帮助他。现在看来他确实被挽救过来了。太太把这话告诉我，让我笑得几乎昏过去。
婚后许久，我和丈母娘关系都很紧张。她老人家一点都不喜欢我，当初根本不同意她女儿和我这黑崽子谈。在她女儿不顾反对嫁给我之后，她又迅即发现我的无数毛病，实在不明白她女儿是中了什么邪。我这人天性高傲，心地敏感，人家对我的态度如何，不用开口我也心头雪亮，从不想去讨好巴结不喜欢我的人，哪怕那人是我太太的母亲也罢。
但孩子降生后，她老人家的态度旦夕之间就转变了，对我不但再无敌意，而且非常和蔼可亲，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沾了孩子的光：老人家非常疼爱外孙，所以难免爱屋及乌，捎带连他爹也不再憎恶了。太太总算从夹板罪中解放出来，只顾心花怒放还来不及，岂还会去追究其中原因？直到几年前，老太太才对女儿披露了秘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再讨厌他了么？那天你生孩子，我赶到医院去看你，见他在产房门外掉了魂一样转悠，我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听见，跟认不得人似的。每次听见产妇在里面大叫起来，他都要吓得一哆嗦，其实叫的是不是你根本也就不知道。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干脆跑到外面去爬树，想从那上面看个究竟。从那阵起，我就知道你没嫁错人。这人毛病再多也没关系，心好。我生你们几个，你爹从来就没去医院看过我，每次都是时候到了我自己去医院，三天后自己起来抱着孩子坐公车回家……”
然而论原始心地，我那泰山大人胜我万倍。他老人家之所以如此，证明了思想改造的伟大胜利。老泰山不去医院探望照料自己生产的太太，乃是因为整个投身到革命工作里去了，如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爷爷一般。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哪怕妻子难产，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姜还是老的辣，丈母娘还真没看错人。和“解放”以后的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样，我们结婚成家后都是男女双方分担一切的，无论是养家糊口还是带孩子都这样。
不仅如此，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对教育孩子，我比老婆子操心多了。我后来才明白知道，把孩子带到国外来真是个错误，小时还无所谓，等到成了“挺能杰儿（teenager，十几岁的青少年）”，能把你逼得上吊。这儿的孩子眼高手低，毫不尊重父母，跟我们当年完全是两回事，到了青春期那反叛心理还特别强烈，说他两句他就横眉立眼地跟你吵，吵完了他就往外跑，不回家。不知有多少次我半夜三更开着车冒着鹅毛大雪到处去火车站什么的找孩子，因为雪厚路滑，几次差点出了事故。而老婆子在家里呼呼大睡，根本也就不操心。我们家的分工是我负责操心担心，太太负责开心散心。
最后那孩子干脆撒谎逃学，逃了整整一学期，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最后是学校把我找去。我一听急了眼：都快中学毕业了，这么个整法还如何上大学？当下也不作声，等孩子冒充放学回来时，我不动声色地把门从里面锁了起来，抓住他一顿暴打，打得他浑身青紫，惨不忍睹。好在他毕竟还有中国根，并没有彻底鬼化，所以没有动手反抗，完全是单向输入性的。那就是我唯一一次打孩子。
打了那小祖宗可闯了大祸了，孩子都还没啥，太太回来不饶了，扑上来要和我拼命。NND，我TMD愿意么我？我不难受么我？难道那不也是我的孩子，是她的孤雌胎生？可你还能怎么办？难道把老婆也打进去，作全能冠军？于是吵得乌烟瘴气，最后闹到几乎要离婚，反倒是孩子出来打躬作揖，说他再也不敢了，求我们别离婚了。他毕竟不知道，哪有那么容易离婚的？无非是气头上互相威胁而已，其实什么P用都没有，双方也都知道这点，就孩子不知道。
所以，女人最可恨的一条就是不知厉害，专门作滥好人，逼得丈夫去作恶人。刘少奇同志为党背黑锅，我为孩子的前途下毒手作恶人。不能不承认，虽然孩子佯作不计较状，那事毕竟不可逆地伤害了彼此的感情，而如果太太不窝里反起来，起码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和我疯也似地吵，恐怕也不至于那么糟糕。
好在老祖宗的“棒头出孝子”当真是真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此前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义，软硬兼施，好话歹话说了几集装箱，什么用处都没有，最后狗急跳墙，人急武斗，一顿打就此解决了问题。孩子总算在毕业前夕非常及时地改邪归正，擦着竿子跳过了龙门，进了大学。如果不是我那顿暴打，那竿子肯定就让他撞下来了。所以阿，就算是他恨我终生，我也认了罢。
和母亲一起“过老年”
节日似乎只为青少年存在，随着年龄增加，生活情趣也日趋淡薄。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许多土的和洋的节日，心里从来就没有昔日的兴奋和欢乐，唯一的感觉似乎就是：“唉，又老了一年！”接着屈原的诗句就要再次浮上心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于是残存的那点节日情绪也就烟消云散。
今天是大年初五了罢？直到今天才想起来写点关于春节的回忆，可见老来情怀之恶。
我的童年有一大半是在５０年代过的，彼时中国还保留了许多传统社会的民俗，逢年过节便生动地表现出来。在我的家乡，春节叫“老年”，相对于阳历的“新年”而言。在孩子心目中，那乃是一年之中最令人兴奋的欢乐时刻。
儿童似乎只知道寻欢作乐，情感世界中似乎只有以往欢乐的记忆以及对未来欢乐的期待。不用说重大的节日，哪怕是母亲决定率全家去看一场戏，事前也要让我兴奋好多天，天天搬着指头算日子，好不容易熬到到了那个欢乐的时刻，走进剧场，看见丝绒大幕，心就已经醉了。待到锣鼓响起，穿着大红大绿行头的演员上场时，就更是恍惚置身仙境，每个演员都美得跟天仙似的，小心眼里只觉得那就是美与欢乐的极致。
平时如此，“过老年”就更不用说了。在我的童年，那是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连大人都煞有介事。年前许久，母亲便忙着筹措，为孩子们缝制新装。家境贫寒，买不起新衣服，全家的衣着从头到脚，包括鞋袜在内，都是母亲自制的。一直到我快２０岁了，兄姐们都参加了工作，家庭经济改善之后，我才穿上买来的衣服鞋袜。因为孩子众多，“老年”还远着呢，母亲便开始忙活了，下了班第一件事就是在缝纫机上忙碌。到现在我一闭眼，就能看见她老人家伏在缝纫机上的样子，偶尔转过来叫我：“来帮我穿针，妈妈老了，眼睛看不清了。”
年前三四天，母亲便开始大扫除，将肮脏黑暗的贫民窟尽量收拾得像个人住的地方。她把桌椅都拖到小天井里去刷洗一通。有时还弄点旧报纸，把天花板裱一下。然后再将买来的“紫土”化在水里，用来刷板壁（木板作的墙壁）。于是家徒四壁，刷的跟天安门城墙一样。这情景现在想来怪怪的，当时却再寻常不过了──那时油漆根本就还没普及呢，至少是在贫寒民居之中。
除夕那天，母亲照例要煮上一大锅“年菜”，把青菜、白菜、土豆、粉条等等熬在一起，炖得很熟，几乎有点像鬼子水煮蔬菜那么烂。然后再把买来的猪头拿出来，在火上燎去残存的鬣毛，用菜刀刮得干干净净，此时家里便弥漫着烧猪肉的焦香，让我大咽馋唾。
猪头肉乃是我儿时吃的主要肉类。那原因很简单──便宜。由此培养了我对猪头肉的终生爱好。我一直以为猪头肉乃头等佳肴，直到后来在工厂里请客，我郑而重之地端上饭店里买来的猪头肉，指望着哥儿们喜出望外的欢呼，不料那群家伙却纷纷作出严重受辱的深仇大恨状，我这才知道原来那是上不了席面的东西。
于是大家就有了一年最丰盛的年夜饭。饭后大夥拥炉闲话，嚼着母亲劈好的甘蔗，直到夜深。这叫作“守岁”。听母亲说，谁守得越晚，谁的寿命就会最长。
那甘蔗也是早就买来放在门后的。儿时馋得要死，营养又不足，没等到年夜，我和小哥哥早就下嘴了。记得有一次我把甘蔗中间的一段全啃空了，只留下一面甘蔗皮，让完整的那面冲外放着，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到年夜时母亲去拿那甘蔗切，一拿起来便随手断为两截。母亲一看就知道不是小哥哥就是我干的好事，但毕竟是除夕，她只是笑笑，摇了摇头就算了。这反倒让我很难受，觉得真挨上一顿打心里还要好受些。
我平时从来是９点上床，年夜却能破例合法熬夜，还有甘蔗可吃，其兴奋可知。可惜毕竟是孩子，在炉旁最先昏昏睡去的就是我。于是母亲就把我轻轻唤醒，让我上床睡觉，最后还忘不了嘱咐我一声：“明天是大年初一，千万不敢跟小哥哥打架吵嘴，否则一年四季都要打闹，啊？”
睡觉前，母亲还要把一捆柴禾拿出屋外去。次日一早第一件事就是开门把它拿进来。这是非常古老的风俗习惯，那是取“财”的谐音，意为“开门进财”。自49年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母亲早就不存什么幻想了。她之所以一直在这么做，大概还是出于对古老习俗的下意识尊重吧。
梦里也惦着过年，次日一早我就醒了，睁眼一看，新衣服早就整整齐齐地放在被子上。我急急地穿起来，觉得那绒布作里的新棉衣特别特别的豪华。绒布软软地贴在肌肤上，那感觉不是一般的爽，大概贵人们穿貂裘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
大家早就起来了，都在等我这瞌睡虫。乱腾了一阵，大家在堂屋里便按年龄排好雁序，给双亲磕头拜年，随着便依次上去领压岁钱，每人都是一元人民币（５０年代初是一万元，后来改为一元），那相对财富的占有量，大概跟如今在国外打中了六合彩也差不多。
我是个守财奴转世，那一元钱捏在手上舍不得花，常常到了下半年还分文未动。小哥哥的性格则完全跟我相反，没几天便把那钱花得干干净净。此后一年内，他的心思基本都动在怎么花言巧语把我的钱骗过去。不过我虽然智商没他的一半，这点自卫觉悟还是有的。记忆里他好像没怎么成功过，如果他胆敢恃强抢夺，我立刻就向母亲举报，害得他吃上一顿“条子面”，恨我恨得牙痒痒的又一筹莫展。
拜完年，大夥儿便上街去。城南有条街，是专门卖年货的，一色青石板路面，两旁的建筑全是两层或三层的传统铺面，雕梁画栋，非常儒雅文明，有点像北京琉璃厂那带。平时主要是卖文房四宝、古旧书籍、字画花鸟等等，此时街道上却摆满了年货摊，主要卖的是儿童玩具。
我们那阵子的玩具跟现在完全不同，好像基本上是以男孩为销售对象，品种也很有限，就花脸、关刀、鞭炮那么几项，唯一男孩女孩都有兴趣的玩具好像只有两种，一种是万花筒，这大概谁都知道，就不用介绍了。另一种是玻璃制的半圆球，底部是压成平面的玻璃膜，一端有个细细的玻璃管。如果你吮住那管子一吹一吸，半圆球底部那薄薄的玻璃膜便来回振动，发出清脆的“蓬蓬”声。因此之故，那玩具便名叫“蓬蓬”。这玩意非常柔脆，稍微用力过度就会破裂，寿命非常之短，大概半衰期也就半小时吧。所以大人一般不轻易同意买，总是跟你说：“蓬蓬，现时买了现时送。”这是当地的民谣。记忆里，我好像只拥有过两三个蓬蓬，尽管我舍不得吹，那寿命似乎还是都没超过半天。不用说，小哥哥的就更短了，当真是现买现送。
花脸和关刀则属于耐用消费品。所谓“花脸”，就是硬纸板作的面具，通常作成传统戏剧人物的模样。《射雕英雄传》上老顽童周伯通就玩过这玩意，一会冒充判官，一会儿装成小鬼，让沙通天等人吃尽苦头。我却从没见过判官、小鬼的花脸儿，只戴过关公、赵云一类的面具，想来是49年后政府禁止迷信活动，判官小鬼之类的面具不许再做了吧。
顾名思义，关刀当然是关公用的青龙偃月刀。那是木头作的，形状就跟小人书上画的关刀一样，两面各雕了一条凸起的张牙舞爪的龙，龙头附近嵌了一块小园镜子，大概那就是所谓“青龙偃月”吧。刀面刷的是银粉漆，刀柄则刷的是朱红色的油漆。
戴上关公的面具，捋一把五绺长须，再举起关刀来晃上几下，嘴里吼着自编“京剧”，再吆喝一声：“小奴才，带马来！”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了不起，天下更无一事不可为，直到后脑勺吃了一记“栗爆”，回头看见小哥哥狰狞的笑脸，这才骤然从梦里跌回现实，带着哭声叫道：“妈！小哥哥又打我，他成心一年四季打闹！”
从年货街回来，便是自由活动时间，此时我和小哥哥便去放买来的鞭炮。和关刀、花脸儿一样，那全是大人掏钱买来的，不用我们动用压岁钱。因为家里穷，买的都不是别人放的“电光火炮”，而是爆炸力低下的劣等鞭炮。那爆炸声大概只相当于鬼子开圣诞派对时用的拉炮。现在想来，那时的鞭炮大概都是用老祖宗发明的国货黑色火药，只有所谓“电光火炮”搀了点黄色火药吧。不管怎么说，反正那时的鞭炮声远没有后来的响，也从没听说谁炸坏了眼睛。
因为是毫无危险的劣质火炮，我和小哥哥便能把鞭炮捏在手上放。那乐趣真是无穷无尽，鞭炮响过后，我手里高擎着剩下的鞭炮屁股，自豪得跟堵枪眼的黄继光也差不多。
那鞭炮中有不少是引线松了的，这时你再去点，它就不会爆炸，只会从引线那端喷出火来，喷上一阵子就完事。开头我们非常丧气，但不久小哥哥就发现可以用这种“蛐蛐炮”喷出来的火焰在地上画画，于是我俩又沉浸在这种新游戏之中，比赛谁画的圈更圆。
如今回首往事，我不能不惊奇于那时的玩具之简单原始，而那时的孩子的娱乐要求又那么容易满足。就说那“蓬蓬”吧，到底有什么乐趣可言？跟电子游戏相比到底算什么？可那阵哪个孩子的小心眼不给迷得迷迷登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玩具越来越复杂，可孩子们的欢乐似乎也越来越淡薄。在我印象里，我孩子似乎从来没享受过我童年时代的一半欢乐。
元稹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或许是吧，但它起码不适用于贫贱孩子，因为我们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悲哀的。西方文明追逐的是无尽的物质享受，可惜这并不意味着心灵的欢乐。我的童年生活还带着深重的传统痕迹，玩的玩具基本上都是古人玩过的那些。大概古人也那么欢乐，至少要比现代人烦恼少得多吧。如果文明能够隔离的话，传统生活方式才是中国人的最适生活方式。外来强势文明粉碎了这种最适生活方式，乃是敝民族最大的悲哀。
玩够了，大人便来叫回去吃饭。吃的都是剩饭剩菜，新年这天，风俗规定不能另作新饭菜，吃的都是热过的旧饭菜。那理由是“年年有余”，去年的饭菜多到吃不完，一直遗留到今年来。特别是前文说过的“年菜”，按规矩吃的天数越多越好，因为那说明去年的结余非常之多，多到今年狠劲吃都吃不完，其实也就是讨个吉利。这风俗似乎说明传统社会的普遍贫穷，以致“年年有余”竟然成了全民全心全意追求的共同目标。
另一个规矩则是新年这天不能往外倒水，脏水都得存在家里，要等到初三才能倒出去，那也是图个吉利，生怕倒水把财运倒走了。这些讲究实在没意思。例如那年菜，吃到后来都酸了，就连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也甩头，可奇怪的是也不见谁食物中毒拉肚子。那阵子的孩子皮实，根本就没现在这些“小皇帝”宝贝娇气。
欢乐了一天，夜幕降临时早已疲倦已极，加上头晚又熬了夜，于是早早地便上了床，入睡前满足地叹一口气，心想：“要是天天都过年，那该有多好！” 我死去的哥哥
我上面本来还有个哥哥叫育才，生于40年代初期。三岁时，奶妈带他到厨房去。厨子和奶妈打情骂俏，拉扯起来，奶妈挣扎之下，把灶上正炖着的滚汤撞了下来，劈头盖脸地浇在小孩身上，把他活活烫死了。出了这种大事，先父先母虽然痛心之极，但也没有责罚祸首，甚至没有解雇他们，仍然如常善待之。反倒是他俩自觉无颜以对东家，不辞而别了。
至于为何不惩罚那厨子和奶妈，别说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网友想不通，连我在毛时代都想不通。记得我问母亲，那完全是过失杀人，就算不送去坐牢，也该当成重大事故处理吧？母亲说，你不知道，那厨子和奶妈家里都不宽裕，全靠他们出来做事维持一家生计。要去打官司有什么难的？可人家必然要倾家荡产。如果抓去坐牢，那两家人的生计就断绝了。这不是活活坑了两家人么？人家上有老，下有小，这种孽作不得，要坑出许多人命来。孩子死了，你就是再怎么惩罚他们，也活不回来了。这种心态，根本就不是现代人可以想见的。
至于说那阵子的孩子多，不金贵，确实也是事实。我们小时候都是采用放羊方式长大的。不管上哪儿去都是自己步行，无论多远都如此。但那并不意味着母爱会被稀释。我那夭折的小哥哥据说长得眉清目秀，非常聪明，据母亲说乃是男孩里最聪明的，而且早慧，嘴特别甜。不难想像这种可爱的男孩一旦夭折给双亲带来的巨大悲痛。一直到我10多岁，母亲还时时跟我们念叨，提起他的名字，说起他的轶事来，都很难过。
这种事要发生在今天，父母肯定得接受心理治疗。其实“旧”社会也有这套，那就是相信那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家的习惯是，孩子生下来都要抱着去算命。偏偏那算命先生预言我那夭折的哥哥的命运说得很准确，说这孩子很不容易领大，如果能活过7岁去，则将来前途无量，但能否养大则在未定之天。为此还开出了补救方策，说必须去拜一个干爹，越穷越好，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以后就按那名字叫那孩子，这样即能欺骗阎王，错把他当成穷人家的孩子，不会因为仇富心理提前把他召去了(按，这是我在这儿插科打诨。过去都信这套，所以才会把独子取名为“狗剩”什么的，有的几世单传的男孩还扎耳朵眼，以此欺骗阎王，让其误认为是女孩，不因“仇男心理”把他弄走)。
先母依计行事，便找了个叫花子，给了他一张大面额钞票，让他做那孩子的干爹，并请他给孩子取名。那乞丐平空从天上掉下一笔财来，喜出望外，立刻就用脏手给我那哥哥摩顶受戒。乞丐能有什么文化，能想出什么名字来？他琢磨半天，说，我今天遇财了，这孩子就叫“遇财”吧。
说来也巧，母亲为所有的孩子都算过命，除了那“育才”同志，没谁的判词说过养不大或难养的，唯独育才同志有这么个命。所以他不幸夭折后，母亲虽然悲恸欲绝，总算还是有个安慰----那是命中注定的，本来就养不大。
我父母待下人可真是没说的。一次我和父母上街，碰上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头。见到我父母，立刻就迎上来，没口子连连向我父母道歉，说：“二叔二婶，我老张不是人，实在没脸见您二位。您二位当年对我这么好，我这辈子再没见过比您二位更仁厚的人了。可刚解放那阵子，我糊涂油蒙了心，听那些工作组的鬼话，以为您二位剥削了我，在斗争会上带头胡说八道，作了大孽......”
接下来他便破口大骂，说农村现在怎么怎么一塌糊涂，他又怎么怎么挨饿，60年大饥荒年月又怎么怎么九死一生。吓得我父母再不敢跟他说话，匆匆道别了。
过后我问母亲那人是谁，她告诉我那人原来是咱们家的“帮工”(过去似乎不叫仆人，比较客气，称为“帮工”，似乎比现在称仆人为保姆还更客气些)，就是她经常给我们讲起的老张。
我一听就傻了眼，这“老张”同志乃是母亲给我们讲的故事里的一个主角，好像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他会一见我父母就沉痛忏悔，好像过去还参加斗争过我父母似的？我于是问：“那他怎么还会斗争你们？”母亲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奇怪？那阵子就那样。所有的帮工、奶妈都给组织去学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最后就是斗争会。这种事很自然。这老张不说，我都根本就忘了。”
我问：“怎么这位‘穆仁智’不管你们叫‘老爷太太’，却叫‘二叔二婶’？”
母亲笑起来，说：“你别胡说八道的，人家老张土改时划的成分是贫农，什么穆仁智！他也不是管家，我们家根本也就没管家。他是个帮工，不过让他带着下面的人，算是个工头吧。什么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咱们家不来那套，折福！他叫我们‘二叔二婶’是跟着孩子的口气叫，就跟我叫你爹‘他爹’一样。他管你哥哥姐姐们都叫小名，跟我们一样，从没叫过‘少爷小姐’，我不许他们这么叫。这么叫小孩子，折了他们的福！” 第一次离开母亲
60年代末，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终于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要走，母亲请了一天假，陪我上公园去。她知道我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以后能和我见面的日子不多了，而公园里是最安全的讲话地方。
初冬的公园里杳无人迹，我们大概是里面唯一的“游客”。冒著凛洌的寒风，母亲和我在湖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下来。她开始嘱咐我一切要注意的事，要我答应她一定在那个遥远、陌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乡村照料好自己。等到她穷尽了我可能会遇到的一切危险和麻烦，传授给我所有必备的生活常识之后，就再也忍耐不住，捂著脸呜咽起来。泪水溢出了她的手掌，大滴大滴地落在裤子上。
“你知道，”她断断续续地啜泣著说，“我一直盼著你进大学。有时候，日子过得那麽艰难，连我自己都要怀疑你爸和我能不能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大学里去。好容易盼到你高中快毕业了，你的哥姐也上了大学，我这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想等你进了大学，你的哥姐也毕业了，他们会帮助我供你上学的，你上大学看来是再也不成问题了。眼看我的责任是尽到了，死了也可以闭眼了。我怎麽也没想到、怎麽也没想到他会不许学生上学！……”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也默默无语，泪眼模糊地望著那在寒风中瑟缩著的光光的柳条。冬日无力的太阳把它们染成了淡淡的黄色，湖面上薄冰的反光又给它们镀上了金边。这还是母亲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不满，尽管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她还是不敢指名道姓说怨恨的对象。明知身处安全之地，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本能地望望四周，目之所及，望不到一个人影，远处依稀传来高音喇叭断断续续的喧嚷。
沉默良久，母亲突然爆发了，她抬起头来遥望著云蔼模糊的天边，绝望地喊出：
“为什麽一天好日子都不让我们过？为什麽就不让你清清静静、消消停停地过一天？没一天让你停下来喘口气，没一天不让你把心提到嗓子眼，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先是反右，接著又是大跃进，然后又是饿饭年，最后又是这个什麽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乾脆连学生也不准上学要送去充军！学生倒底犯了什麽法？我们又犯了什麽法？为什麽就硬是非不让你闲著，非要隔三差五地来折腾你？我们只是普通小百姓，只想安安静静地过点自己的小日子，也没招谁惹谁的，倒底是犯了哪家的王法，该当这麽收拾你？从古到今哪见过这种世道！当政只管自个享福就行了，非要一日三遍打地拿老百姓开心！……”
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透过浓密的夜色，我打量著我们的贫民窟中那熟识的一切，只觉得跟它们实在是难分难舍。时钟打过两点半，我依然毫无睡意。蓦地，如同一脉清泉汨汨涌出，一首诗自然地汪在心里，我披衣下床找出纸笔，在手电的照耀下写出：
慈母春晖，手足深意，一一记取心头。怅文章憎命，夙志难酬。故土情亲难舍，游子意，堪比东流！哭无泪，此情脉脉，此恨悠悠。
幽愁。可堪五斗，早遍觅陵源，欲入扁舟。叹一席难与，茫茫神州。渺渺他生难卜，惟恨此生蛮荒休。伤情处，迢迢道中，血泪相流！
写完后我又念了一遍，把纸条藏在枕下，叮嘱自己次日一定记住把它烧了，随即沉沉入睡。
次日到学校去登记出发的车次，心里仍然郁郁。我没精打采地加入了登记的长龙，心想，在这种时代，大约人家枪毙你前也得让你先去排队登记吧，恐怕还免不了要咬破指头，用鲜血写下“请毙书”，磕头如捣蒜地哀求人家开恩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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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从不与我们同在
１９６９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母亲受人诬陷，遭到迫害。我为此从农村逃跑回来，小姐姐也利用探亲假特地赶回来。饶是两人机灵多智，在那种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的整人运动面前，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所可做的，也就是长吁短叹，日坐愁城而已。
后来小姐姐假满要走了，母亲好容易请准了假，得以回家一天。她老人家从来坚强，便提议到郊外风景区去散散心，算是为小姐姐送行。于是三人便出发，还把照相机也拿上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压抑的一次“郊游”：三人都心事重重，三人都强颜欢笑，生怕自己的低沉情绪影响了别人，而三人都是玲珑剔透的主，又早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超越于语言的默契，于是对彼此的情绪和心事都心照不宣，让那气氛格外沉重。
公园里游客稀少──那本在运动高潮中，根本也就没谁有时间或是心思上那儿去。大殿的门紧闭，记忆中自６６年起就没开过。母亲四顾无人，便贴着我们的耳朵低声说：
“我想去拜拜菩萨，求菩萨保佑我逢凶化吉，免得连累你们终生。”
我和小姐姐对望了一下，都觉得危险太大，再说，殿门紧锁，又怎么个跪拜法？
过了一会儿，照例是小姐姐想出了点子，她低声说：“到后面去。”
于是我们便绕到了庙后。仔细察看了四周，毫无人影，母亲便留在后门那儿，我和小姐姐一人把住一端放哨，以防有人从庙前绕过来发现。确定无人前来之后，我和小姐姐便对母亲点点头，母亲便对着被棂门隔开的观世音菩萨恭敬地作揖，然后跪了下来，口中默默祷告着。
我一面紧张地监视着庙前的动静，一面抽空迅速地回顾母亲，见此情景，只觉得五内崩摧：母亲虽然也“迷信”，但从来不是那种虔诚的佛教徒，常常跟我们说，只要作人好就行了，信不信教并不是很重要。她老人家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会作出那种绝望的事来。不仅如此，就连我这丝毫不相信祈祷的作用的人，在那一瞬间，也情不自禁地和母亲一道默祷，巴不得冥冥之中真有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施无边法力，把我们拔出这无边苦海。无害于任何人的草民，竟会被逼到这种可悲地步，当真是欲哭无泪！
就是因为这点感悟，我才在后来看日本肥皂剧《血疑》时，为主角的母亲因为她害了白血病，到处求神拜佛而触动旧创，泫然欲涕。或许，无神论者们会居高临下地讥笑老妇的愚蠢，而我看见的却是慈母的眷眷爱心。
此后我这个怀疑主义者又多次向上苍绝望地祷告，特别是在母亲临终的床前，可是我的祷告从来就没用，无论上帝是谁，是耶和华，是耶稣，是佛陀，是穆罕默德，是玉皇大帝，他从来不和我们同在。岳坟与祖坟
（一）岳坟
早就从母亲口中听说了岳爷爷。母亲不识字，却是我一生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她过目过耳不忘，凡是听过的故事、看过的戏曲都能整本整本地背出来。四五岁时，我就从她那儿听到了岳飞、牛皋、杨再兴、岳云，还有那万恶的金兀术、秦桧和王氏。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大鹏金翅鸟，什么女土蝠等等。前者据母亲说是一种鸟，后者是什么她也不知道。“疯僧扫秦”那首诗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什么“缚虎容易纵虎难，东窗毒计胜连环。哀哉彼妇施长舌，使我伤心肝胆寒。”母亲能琅琅背出它来，象背诵“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守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似的一字不错，然而意思却只知道个大概其。连母亲尚且如此，何况是幼小的我？
后来读《说岳全传》，看得小小的心灵中充满了爱和恨。虽然女土蝠是什么玩意儿仍然没弄清楚（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何等怪物），故事却倒记得滚瓜烂熟。那首无比拙劣的诗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还解释给母亲听。只是不学无术，愣要去纠错母亲的正确：“妈，您以前讲错了，那是金兀树，不是金兀筑！”母亲淡淡地笑笑：“是吗？妈不象你，小时没机会识文断字，还不是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听，讲错了也难免。不过，人家可都是说金兀筑啊，从没听见过谁说金兀树。要不，你去请教一下老师？”
不敢去问老师。吃饱了撑的，去捋那虎须？为看旧小说，老师早就骂过我多少次，说我思想有问题，还敢送上门去？那反正是算术的术字，没听说过有谁念“算筑”的。
岳爷爷惨死在风波亭，这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风波亭在哪儿？在临安。临安在哪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小孩只对人物和故事感兴趣，对地理没兴趣。知道岳飞的坟在杭州，还是上初二的事。那时从《古代诗歌选》中读到抗清英雄张苍水的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素手分三席，
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年素车东浙路，
怒涛岂必属鸱夷！
和当年的《说岳》一样，这诗让我热泪横溢。书上介绍说，岳飞的坟在杭州西湖畔，从此就牢牢地记住了。西湖可是个好地方啊，同一本诗选上就有苏东坡描写西湖的诗，说它跟西施一样的美。英雄长眠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中，真是得其所哉。幼小的心灵感到一丝慰籍，朦胧地觉得那是祖国对她亏待了的儿子所作的最起码的弥补。
文革大串连，说是去交流革命经验，对我来说却完全是免费旅游。记不得是陶铸同志还是周总理说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去游山玩水也不错，起码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嘛！听到这话，我玩得就更加理所当然了。为革命而玩，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那天从苏堤上一路走过去，只觉得眼前展开了一幅山水长卷，真是步步有景，移步换景。连地名都叫得格外好听，什么平湖秋月，花港观鱼……让人想起《红楼梦》上那些精致的玩意儿来。大观园是个花园，这可是个城市。整个城市成了花园，走了那么些地方还真没见过。
出了花港观鱼，觉得有些累，便到堤上的亭子去歇息。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公共汽车站牌，发现下面有一站是岳坟。岳坟！我怎么忘了这事！那一瞬间，张煌言的诗句又涌上心来，我立刻拔步疾走，再也不觉得疲倦。
门口就是常见的那种大庙。只是大门紧闭，门头横挂着块红布标，上写“杭州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我走过去，见许多学生正从庙门旁边的一个墙缺中爬进去。我跟着人群绕到庙后，却哪里也不见岳爷爷的坟。突然，不知谁嚷出声来：“天啊！我们就站在坟上！”
人群立刻骚动起来，象潮水似地哗哗后退。我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随着人群后退，等到闪出了一块空地来，地下才现出了一块巨大的圆形的黄土，坦荡如砥，那新鲜的黄色和周遭苍黑的土壤的交界显得格外明晰。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岳坟已给铲平，铲得这么光滑，大概是用推土机干的。而我刚刚就踏在英雄的忠骨上，走过来走过去，走了至少十来分钟的时间！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喉头发紧，仿佛吞下了一打蜘蛛，恶心得直想吐。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生前因为打败民族的敌人给活活绞死，死后几百年还让无数人在遗骸上恣意践踏。岳爷爷究竟犯了什么罪，活该让人生前死后地这般作践他？！
我不敢相信，我没法相信。我惶急地在那後院里走来走去，百倍注意脚下的土色，想再找出一个墓址来。史载岳飞是和岳云、张宪一起被害的，兴许我刚才踩过的墓是别人的？
然而那儿就那么一个黄色的圆形，再也找不到另外的墓址了。在院子角落里，我找到了一块躺在长草中的巨大墓碑，上写“宋岳鄂王墓”，是方正厚重的颜体，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名家的手笔。看来那是再也不会错了，我真的，真的践踏了英雄的忠骨，那个四五岁时母亲就给我一晚一晚地讲述的英雄的忠骨。
许多学生挤在正庙的后墙上，用圆珠笔、水笔在粉墙上写下各种强烈抗议。我也拔出笔来，想加入那拥挤的行列，转念一想又黯然作罢：难道写下几句愤怒的话语，就能赎回那卑劣的罪行？
直到今天，我仍然希望我看见的那块墓碑是假的，岳爷爷其实并没有埋在那里，没埋在我那肮脏的脚一度践踏过的黄土下。岳坟与祖坟
（二）祖坟
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祖父。不光我没见过，弟兄姐妹们谁都没见过。大家还没生出来，他老人家就遽尔作古了。那年头的人寿命短。不过祖父逝世时还在中年，正是春秋鼎盛之时。即使按那时的标准，这仙逝也过于遽尔了些。据说那时老家正闹时疫，祖父悬壶济世，忙着治病救人，结果自己染上了瘟疫，不幸去世。
祖父长的什么样，谁也不知道。那时照相术在内地还不普及，一般人不敢去随便照相，怕那是鬼子发明出来的勾魂术。记得小时候有位守旧的长辈严肃告诫我，不能随便去照相。那玩意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照一次三魂七魄就给摄去了一小部份。这当然也不能说毫无道理，起码适用于Ｘ－射线摄影。远在鬼子们发现Ｘ－射线副作用前，老祖宗们就英明地预见到了照相的副作用，可见国学之浩瀚渊深，不是现代人可以管窥蠡测的。
我不但不知道祖父长的什么样，连老家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父亲从来不提老家，母亲偶尔在和孩子们闲聊时提起，还常被他不耐烦地打断。儿童的心灵是最敏感的。从小我就本能地知道，老家以及父亲那边的亲戚们都是一个不宜提起的话题。如果你要缠着大人问这方面的事，一定没好果子吃。
等到大了些，才渐渐知道原来父亲那边的亲戚们“成份太高”。刚听到这句话时很是纳闷：“高”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考分高不是好事么？为什么“成份高”就成了坏事，连提都不能提？那时我还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我在海外和一位台胞聊天，讲起往事时习惯性地检讨了一句：“我家庭出身太差。”他问明我家原来是干什么的后，惊讶地说：“这出身很好呀！”让我愣了好半天。
后来回去，才发现当年之“高”者，现在不但不再丢人，反倒成了一桩得意事。一次去赴宴，和一位刚从老家出来的从弟坐在一起。他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光荣家史教育，说咱们这家族如何如何了不起，尽出“成份高”的人。直讲得他满面红光，神采飞扬，让我暗自疑惑那“成份高”是否也和酒精的度数高一样，中人即醉。
可惜彼时非此时，彼时“成份高”也就是“劣度高”的同义语，于是父亲绝口不提老家，不提他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是个孤儿似的。他是我唯一见过的没有乡愁的人。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从来不表露乡愁的人。哪怕对自家孩子，他也紧紧闭住心扉，把无限乡思与深沉的骨肉情锁在里面。直到后来我自己做了游子，日日生活在无边乡愁中，才依稀想象出父亲那紧闭的心扉之后该是什么模样。一个人竟然活到连公开怀念家乡和亲人都不敢的地步，那是什么世道，决不是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的。
只有那么两次，我听见父亲说起老家。一次在大跃进中。一天晚饭后，父亲跟母亲淡淡地说了一句：
“孩子来信说，公社让迁坟，说死人不能跟活人争地……”
母亲愣住了，半天才问：“迁哪儿去？”
“不知道，他没说，只是说，他会办好的，让我们不用担心……”
话没讲完，他便捡起扔在床上的报纸，埋头于大好消息中去了，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我半夜起来小解时，看见烟头在他床前闪闪发亮。第二天我收拾房间，倒出去满满一碟子烟头。
另外一次在文革中。一天母亲和我们聊闲天，讲到家乡的风景时，忍不住说了句：
“什么时候能回去再看一眼就好了……”
父亲本来在看报，闻声立刻抬起头来打断了母亲：“怎么？你不怕被人家斗死？”
扔下这么一句后，他短促地笑了一声，那笑声乾得跟刨花似的，接着就把头又埋进报纸，专心体会中央精神去了。
这“成份高”不但成了父亲和他家人的原罪，也成了遗传的原罪。“黑烙印”像真的烙印一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成了我一生驱之不去的阴影。文革大串连时我走南闯北，哪儿都跑过来了，但就没敢回父亲的老家去。那倒不是怕被人家斗死──那儿根本没人知道我这小辈姓甚名谁。那完全就是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射：潜意识里早就设下了那个禁区，你就是犯梦游症时也只会绕着那个地方走。
三中全会开过后，黑五类给摘了帽子，再没有“阶级敌人”了。以前母亲断断续续讲过的老家的湖光山色，此时便翩然来到眼底，挠得人心头痒痒的。终于，一个暑假，我和哥哥商定，借他出差之机，我俩结伴同行，上父亲的老家去，看看那从小就给笼罩在神秘的云雾里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听说我们要回老家去，父亲只说了声：“是吗？好啊，去吧。”脸上却一如既往地淡淡的。不过母亲告诉我，烟灰碟的产量又骤然增加了。于是我便郑重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还乡团。
那一瞬间，父亲那浑浊的老眼中闪出了奇特的光芒，旋即又暗淡下来。他几次张口欲说什么，但又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脸上的表情复杂到难以言状。半晌，他才喃喃地说：“不，我不回去。人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个，回去有什么意思？”
临行那晚，我和哥哥都睡在家里。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们叫起来了，怕我们误了车。我打着呵欠看看表，整整早了四个钟头。但父亲不由分说，一迭连声地赶我们出门。临出门，他又把我俩叫了回去。他反复地使劲搓着双手，脸上泛着兴奋的潮红，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我和哥哥正待明确请示那指示的具体精神，却听得他一字一句地说：
“到了那儿后，让堂兄带着你们去上你爷爷的坟，代我向你爷爷好好磕几个头。记住了吗？”
他略带焦灼地看着我俩，先盯着哥哥看，待他答应后又盯着我看。我本来早在他话一出口时便答应过一次，此时只好又高声答应着，一边重重地点头。父亲还不放心似的，又轮流问了一遍，再次得到响亮的证实，这才放我们出门。刚要走，他又把我们再次叫了回去，抓住哥哥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你跟你爷爷……，唔，你跟爷爷说，我、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就没有、就没有去看过他老人家一次……”
他低下头去，半天没再说一个字。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放开了哥哥的手，说：
“去吧，别误了火车。见了爷爷什么都不用说了，他老人家知道……他老人家明白……”
堂兄特地上火车站来接我们。一见面，没寒暄上几句，哥哥便把上坟的事提了出来。临行前那一幕在我和哥哥心里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忆中，我们还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动情。
堂兄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难以确定含义的表情。但他立刻就满脸堆笑，连说没问题，既然回家来了，当然要拜见祖先。我们就是不说这事，他也不会忘记的。
几天后，堂兄就带我们去上坟去了。我们起了个大早，提着头天准备下的钱纸、香烛和供品，走了十多公里的公路，接着就沿着一条小路上山。晌午时分，到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目录
1.母亲：一个毫无世俗“亮点”的平庸劳动妇女
2.温暖的家
3.老泰山和丈母娘
4.和母亲一起“过老年”
5.想你，小姐姐
6.我死去的哥哥
7.第一次离开母亲
8.上帝从不与我们同在
9.岳坟与祖坟
10.我几乎害死了自己的亲娘
11.拨开迷雾见青天
12.转危为安
13.冲出国门
14.又一次离开母亲
15.最后的噩梦
16.感情纽带被彻底切断
17.妻子对贫民大院的眷恋
18.历时不到两年的“背叛家庭”
19.迟到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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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E-mail：ludi666_45@hotmail.com
母亲：一个毫无世俗“亮点”的平庸劳动妇女
“妈妈”是我在生命初期不教自会、本能说出的第一个词，也是世上最美好的称呼，它的使用与我的生命几乎同步开始，也永远终结于母亲再也不会答应的那一天。师长、朋友、爱侣、甚至妻子都可能有过不止一个，但“妈妈”绝对是世上独一无二、无法替换的。
犹记当初结婚，过了三天，我还是管岳母叫“阿姨”。妻子性子温和，可也忍无可忍了，下了最后通牒。于是我只好下定决心，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地叫了声“妈”。我从不欺骗自己，知道那虽然是同一个词，对不同对象叫出来时的意蕴却完全是两回事。妻子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她也知道决不可能改变我内心的认同。
爱到极处是无言。您要让我一条条列举先母具体的优点，我可能连两点都说不出来。来回来去只可能是那些抽象的形容词：“聪明”、“睿智”、“善良”、“慈爱”、“敏感”、“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坚强”、“百折不挠”、“自我牺牲”……，等等。根本就无法传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来。
母爱如同和熙的春阳，你的全身心都沉浸在它的温暖之中，但世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让你充分表达内心感受，遑论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束光线温暖了你身躯的哪一个部份。在真正伟大的事物面前，语言实在苍白无力。
遇到良母，大概是生活对一个男人的最大的褒奖，不过对他的妻子来说，未见得是什么福音。结婚后，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磨合”过程，原因很简单：从小，母亲就在我心目中代表了女人的完美形象。我是通过母亲来认识女性的。在我结婚以前，我从来以为天下的女性都像母亲那样完美无疵，世上一切的妻子和母亲们，都和我母亲一模一样。
先母生在清朝末年，被传统制度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解放”前忙于照料管理那大家庭，“解放”后又忙于流血流汗抚养儿女，直到７０岁后才有闲暇坐下来学点文化，在短短几年中便靠出类拔萃的天资，自学到了能看古典小说并能写作家信的程度。她既未投身革命，亦未写过任何作品，按世俗的价值标准，应该是一生乏善可陈，毫无“亮点”的可言。可惜我不这么看。即使是在今天，我虽然生活在正常的西方世界，我仍然对自己的童年无怨无悔，更没有丝毫自怜。如果有个时间机器能让我重活一次，那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还是要在咱们的贫民窟里长大，因为有母亲在那儿。就像魔术师一样，她用爱的接触，使得我们那悲惨阴暗的贫民窟变成了美轮美奂的宫殿。仅仅是为了这种爱，哪怕我知道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完全不同的活法，但只要能和她生活在一起，我经受过的一切艰难困苦、羞辱、骚扰、歧视、迫害，统统都是值得的。
三四岁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接受过母亲的亲吻。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拥抱过自己的母亲。如同中国大多数传统母亲那样，她从不公开表示对孩子的爱，从未使用过‘honey’，‘darling’，‘sweetheart’这些称呼。她甚至从未对我们说过一次‘我爱你’。她根本用不着这么说，正如没人会对自己这么说一样。她一生的全部目的，就是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让他们全部接受高等教育。因为被传统制度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痛恨自己做了‘睁眼瞎’，立志不让这种不幸再度降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尽管她完全明白为了实现这誓言，她将付出何等沉重惨痛的牺牲。
后来先母卧病，家里雇了小保姆照料。先母对她非常之好，哪怕是病急了对子女发脾气，也从来不曾对她疾言厉色过。先父卧病时也如此。受父母言传身教影响，我们对保姆也格外和气。兄弟姐妹之间口角倒时有发生，但绝不会轻易斥责人家。但凡我值班，总是让保姆去睡觉，我自己顶上，姐姐们更是给了她许多衣服鞋袜。最后父亲辞世，再也用不着她了，还给她发了遣散费，全家千恩万谢地送她出医院门，为她打了车，付了车费，让她回到荐头那儿去。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那伟大的母亲，她一辈子的作品，就是从孙子们用的小学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几页纸，上面用歪歪曲曲的字迹写下给儿女们的文理不通的便条和短信。她当然是一个毫无世俗“亮点”的平庸劳动妇女，既没有投身各种运动，给中国带来日后的巨大动荡，也没写下轰动全国的小说，然而她的爱却创造了许多名人根本无法梦见的奇迹。这奇迹不仅指点着所有孩子们走上人生正道，像她那样去正直而富于仁爱地生活，而且至今还在温暖他们每个人的心，激励着他们用她的榜样去教育自己的子女。正是这种爱创造出来的奇迹，使我以曾经拥有这种伟大的母亲倍感幸运和自豪，并由衷地怜悯贵族子弟一类不幸者，为此感谢上帝的恩宠，让我没有降生在那种可怕可悲可悯可怜的贵族高官家庭中。
贵族高官家庭就完全是两回事。那阵子我父母到北京来，住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我回去，母亲总是要和我抱怨：“西边那家又骂保姆了，骂了足足一天，怎么能这么对下人呢？我实在听不下去，想去劝劝，但又是人家的事，不便出头干涉。”
所谓“西边那家”乃是某大军区司令遗孀，进京猎取金龟婿，以续黄昏恋，唯一的乐趣就是拿那可怜的保姆操练。但凡她谈恋爱失意时，那保姆更是入了１８层地狱。甭说母亲听不下去，连我都是多次忍了又忍，才没冲出屋去，用再教育期间学会我的脏话破口大骂之。
其实我早在上中学时就对这些高官贵族家庭有所领教。我所在学校因为升学率最高，他们便通过权力把自己不成气的子弟塞了进去，文革爆发后自然便成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大本营。区区不幸，耳闻目睹了种种令人发指的大规模犯罪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１９６８年的一次抢劫。那时所谓“破四旧”早已过去两年了，但我校的一夥高干子弟贼心不死，竟然在武斗期间洗劫了某位同学的家。那同学他家是统战对象，逃过了１９６６年的“破四旧”，那次却终于被抢得精光。如果说以前的抢劫活动还挂着政治招牌，则那次抢劫完全是单纯的刑事犯罪，什么政治背景都没有。可因为作案的土匪全是军人子弟，当时正是他们的父亲权势薰天之际，于是土匪们便逍遥法外。有的土匪甚至还在学校里把赃物拿出来炫耀给我那位“黑崽子”同学看！
到了７０年代，我算是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了“大院”内的日常生活，立刻就被吓得目瞪口呆。我这个“破落户子弟”从小习惯的是儒家那套传统道德，家里从来充满了礼貌、温情与谦让。可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了另类生活方式，从此知道了痞子和士绅的本质差别。
例如某家人似乎天天都在吵架中度过，全家合力欺负一个倒流知青媳妇。那女的因为在城里没有户口，不得不靠卖身解决回城问题，可那家人家一时还没有办法为她安排工作，于是便把她当成全家的公仆和出气筒。婆婆总是嫌那女的饭量太大，每逢吃饭之时，便是婆婆诅咒、小姑帮腔、媳妇饮泣、儿子抗议之时，当真是乌烟瘴气。
最恶劣的是，那媳妇刚生了孩子，婆婆竟然逼她下床，在冬天去户外洗衣服。恰好儿子有事突然回家，一见那情形，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当下就指着他妈大骂：“破鞋！”我从长眼睫四人帮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婆婆如此精致地虐待儿媳，而儿子又竟然如此污秽地辱骂母亲。
另外一场活剧则让人啼笑皆非。某家儿子结婚后，嫌家具不够，便邀约了一夥人，开着公家的大卡车，声势浩大地回来抢劫父母，打开房门便让众兄弟七手八脚地往外搬东西。老太太见势不妙，立刻高喊：“救命！”同时睡在那最值钱的长沙发上，以身殉那财宝。我闻声赶去，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那儿子眼看无法再动粗的，便扬声冷笑道：“哼哼，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总会有不在家的一天！”于是便忽哨一声，招呼夥计上车，绝尘而去。那绝对是草莽英雄气慨，大概是深得家传了吧。
这种烂事看多了，我便渐渐看出点门道来，发现子弟们吵闹的主要原因无非是两条：要么是逼迫父母为自己开后门，要么是争夺财产。每逢目击这种恶心场面，我都要无限感喟地回想起我们全家是如何在大饥荒年代相濡以沫、相煦以湿的。吃饭时大家都忍着饥饿，互相推让，以致无论食物怎么少，最后总是要剩下来，须由母亲强行分配给各人。
第三家人让我最觉得心寒。那家的大女孩嫁了人，可惜丈夫在外地工作，于是女孩便天天回家，逼迫父母想法走后门，为她丈夫在城里安排工作。可惜那时老干部还未完全翻过身来，走后门还没有后来那么肆无忌惮。于是该女孩便天天和父母打闹，寻死觅活好几次，闹得乌烟瘴气。
某日她又回家吵闹，她妈实在受不了，大骂一通，摔了门就走了。女孩遂翻出一瓶“敌敌畏”来，喝了下去，然后便跑到室外翻腾打滚，足足滚平了半亩草地。该女孩的父母都不在，只有她妹妹在别家串门，于是吓坏了的邻居便跑去告诉那妹妹，不料她白眼一翻，傲然说道：“让她死了最好！跟我有什么关系！”邻居好说歹说，她才万分不情愿地去给她父母打了电话，派车来把她姐姐送到医院去抢救。此后该妹妹便以恩公自居，但凡和姐姐发生冲突，便要发狠道：“不知好歹的东西！当初真不该救你！”
就是从这些感性经验里，我才无比痛切地感受到暴发户和传统士绅的本质区别，那就是表现为道德伦理的人类美好情操的有无。由此，我无比深刻地领会了四人帮的“革命”意味着对中国传统道德以及一切文明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意识到了这给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毁灭性损失。我那“文革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社会”的坚定结论，就大致是在那一时期作出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发现暴发的痞子们虽然以“自来红”自傲，口口声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打地洞”，其实内心非常自卑，对被他们打倒“破落户”们充满艳羡，特别是稍有点文化的痞子更是如此。
那“大院”里的某户人家的女儿谈的对象就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某位“四个口袋”（当时取消军衔制，官兵制服的唯一区别就是口袋的多少。当兵的俩口袋，当官的四口袋）。我每次进那“大院”，都要看见那“四口袋”端一小椅子坐在户外，全神贯注地认真攻读毛选，让我想起当年班上那些写了雷锋式日记，专门摆在课桌上等待他人阅读的积极分子们。
后来他们没谈成，那军官便拿出一个小本子来，乃是上级因为他活学活用毛著奖给他的，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和那女的谈恋爱的每项支出，连逛公园化了几分钱买门票都记得清清楚楚，不但准确记录了日期，而且准确到了分秒。证据确凿，女方赖无可赖，只好骂骂咧咧地掏钱。我想，他花在那“变天帐”上的脑筋，一定比学习毛著的还多吧。
温暖的家
记忆中家里陶土炉子里的煤总是燃得很旺，只是不时地还冒出一两缕青烟。母亲用抹布垫着手，提住铁丝编成的两个“耳朵”，把炉子从过道上抬进了堂屋。一家人围着炉子坐了下来，一天最温馨的时刻开始了。
我望着烧得通红的煤块，望着煤块上冒起的小小的蓝色火苗，把手伸到炉子上去，热力渐渐地从手上传遍全身。我看看坐在对面的母亲，炉火把她慈祥的面容映得红红的。她也伸出手来烤着火，那手纤细而修长，线条优美，一派大家闺秀的气度。光是看那双手，你决不会想到它们其实长在一个劳动者的身上，什么活都能干。
母亲挨个地问：“怎么样？不冷了吧？”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她便满意地笑笑，站起来去拿几个白薯或包米来在火上烤着，接着讲头天晚上没讲完的故事。等到白薯发出诱人的香气来，她便用火钳把它们夹到一个盘子里凉着，然后又把它们均分成数份，顺序发给孩子们。于是我们便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把滚烫的白薯在手里倒来倒去，见缝插针地把皮撕下来。等到甜甜的白薯进肚，身上便热出了毛毛汗。这时就觉得脸上热得有些受不了了，于是就赶快用手掌挡住火炉里传来的热力，一面琢磨着为什么手掌挨得更近，却比脸更耐热，一面从心底叹了口满足的气，觉得这冬夜里温暖的火炉旁真是人间仙境，世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心满意足的幸福。
那的确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那全家围坐在小小的火炉旁言笑晏晏，天伦之乐融融泄泄，满室皆春的无数个漫长的冬夜，从此也就化作了心灵里的小小的火炉，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散发着无穷无尽的余热，温暖着我的整个内心世界。亲情的可贵，在于它不含一星半点的渣滓。既不需要苦苦追求，亦不会无端失去，更不会为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和辗转无眠的长夜。哪怕是最后死神夺走了亲人，也夺不去那永远珍藏在心的无限温馨。它就像心头长明的火苗，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总是在那儿悄悄地发出光和热，温暖着你的胸怀，却又决不会猛烈地燃烧起来，将你的心灵无情地化作一片死灰。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理想的火苗。据说火是普罗米修士从天上擅自偷下来送给人类的礼物。这个神话最充份不过地说明了人类的老祖宗早就认识到了火的重要。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万军之主”存在，火大概就是他所能恩赐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全靠着它，人类才得到了光明和温暖，甚至在北极圈内那种险恶的环境下都能生存下来，最后终于进化到了今天这个难得看见火苗的摩登时代。
然而火也是可怕的。第一次对此有切身体验，是上高三的事。那时我住校。一晚睡到半夜，忽然被人叫起，说是附近的商店失火，要大家赶快去救。等我们跑到那儿，只见粗大的火柱从商店临街的窗子里喷薄而出冲向天穹，直有十来米高。我二话不说，抢过了消防队员手上的水龙头，默念着毛主席语录就往大门里的熊熊火海里冲，立刻就被四周的烈火包围，连头发衣服都烤焦了。等到把楼下的火扑灭了，我和同志们又冒着浓烟，踏着摇摇欲坠的烧枯了的楼梯往上面冲。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看见一个浑身烧得精光的女人躺在地板上。我上去抱起了她，却发现烤熟了的皮肤随手片片而下。那一瞬间，我恨透了火，是它用如此残忍、如此令人恶心的方式过早地结束了一个年青的生命。
后来却又格外能享受火给人带来的温暖了。那时在遥远的山村插队，南国风云不测，大雨说来就来。等到跑到田埂上披上油布，身上已经湿得差不多了。待到收工回去时，汗水混着没蒸干的雨水浸透了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说不出的难受。等到一头扑回农舍，便迫不及待地擦着火柴，点燃一束稻草送进炉膛去。看着那小小的火苗渐渐地蔓延开来，还没等到热力幅射到身上，心里就已经觉得舒坦了许多。一时间，只觉得这世上只要有一把火能驱去寒气，暖人身躯，活着也就不完全是受罪。等到身体渐渐暖和过来了，却又痴痴地想起了那无数个和家人拥炉夜话的温暖冬夜来。想到泪水盈盈欲滴时，便在心里默默地发誓：哪怕就光是为了家里那小小的温暖的火炉，我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打破了头也要挣扎回去！
出国后，火苗成了稀罕的东西，轻易是见不着了。等到后来上了网，却又惊喜地发现这中文论坛虽然有着许多肮脏，却也是一个能解乡愁的去处。对于一个漂泊天涯、故乡“梦魂一日走千回”的游子，与其说这些小小的网站如同沙漠里的一泓泓解渴的清泉，莫如说它们像一团团温暖的火苗。我想，这大概就是允许自由思维任意驰骋的中文论坛的努力方向吧──永远作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火苗，但决不点燃残暴地烧毁一切造物的燎原大火。
老泰山和丈母娘
准确地说，我是个革命女婿。我被娘子打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发现彼此很有共同语言。才见第二面，我鉴于以前谈恋爱的教训，有意和她讲政治，看看她的价值观和我有无本质区别，喜出望外地是，我们越谈越投机，对社会的基本观点都一样，当然她一个妇道人家，绝对没我深刻。不过一个女的能这样，而且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难得之至了。
后来我意外发现原来她是红崽，极度upset（紧张），因为从中学时代起，我就知道高干子女的德行。她很难受，跟我说，出身不可选择，道路是自己选择的，那又不是她的错。我们原来一直没让双方家里知道，到此地步，我便毅然决定深入虎穴，看看她家的人怎么样，结果老丈母也倒罢了，老泰山完全是个手不释卷的读书人，交谈之下，竟然比我还渊博，于是我才算放下心来。
我那泰山老大人乃是最正统、最纯洁的共产党人，别说搞那些歪门邪道，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他太太生了几个孩子，他从不到医院去看，完全投身在那些开不完的烂会，搞不完的烂运动中。他有时在家办公，我那姨妹做好饭去请他吃，他竟然说：还没到下班时间呢！结婚后，我和他聊天，难免要露出真实面目来。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他岂有听不出来的？我还记得华主席拨乱反正，老爷子很乐观，我跟他说，没戏，当初新中国建立时，帝国主义就预言我们没本事搞好经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人家的英明。老爷子非常upset，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过去是路线不对嘛，现在改过来就会好的嘛！我说，这不都拨乱反正两年了么？一年20亿赤字，这就是大见成效？老爷子被我憋得脸红筋胀，实在反感可又无法反驳，因为我说的全是官方报纸报道的事实。于是长叹一声，起来就出去了，再不跟我说话。
后来我发现这么干很不妥当。老爷子是真心为我着急，觉得我犯了严重思想错误，非常危险，但他这人非常仁厚，不会大义灭亲，去揭发举报我，但又为我真诚地担忧，却又不是我的对手，没法说服我，于是便处于忧心忡忡之中，愁得不得了。我觉得自己这么做很残忍。再说，我跟他说那些事干嘛？他一生献给了一个反动黑暗的烂事业，临到老来，我去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清楚自己一生流血流汗，被国民党抓去上酷刑，其实是辛辛苦苦地祸国殃民，甭说他没法接受，即使我说服了他，那不是更残忍，让人家怎么活下去？
一旦想明白了这点后，我便再不跟他谈政治了。即使有时他主动跟我谈起国事，我也只会顺着他老人家说。他发现了我的变化，非常高兴地跟他女儿说：看来我跟你说的起作用了，我上次告诉你，小伙子思想有问题，要你多帮助他。现在看来他确实被挽救过来了。太太把这话告诉我，让我笑得几乎昏过去。
婚后许久，我和丈母娘关系都很紧张。她老人家一点都不喜欢我，当初根本不同意她女儿和我这黑崽子谈。在她女儿不顾反对嫁给我之后，她又迅即发现我的无数毛病，实在不明白她女儿是中了什么邪。我这人天性高傲，心地敏感，人家对我的态度如何，不用开口我也心头雪亮，从不想去讨好巴结不喜欢我的人，哪怕那人是我太太的母亲也罢。
但孩子降生后，她老人家的态度旦夕之间就转变了，对我不但再无敌意，而且非常和蔼可亲，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沾了孩子的光：老人家非常疼爱外孙，所以难免爱屋及乌，捎带连他爹也不再憎恶了。太太总算从夹板罪中解放出来，只顾心花怒放还来不及，岂还会去追究其中原因？直到几年前，老太太才对女儿披露了秘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再讨厌他了么？那天你生孩子，我赶到医院去看你，见他在产房门外掉了魂一样转悠，我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听见，跟认不得人似的。每次听见产妇在里面大叫起来，他都要吓得一哆嗦，其实叫的是不是你根本也就不知道。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干脆跑到外面去爬树，想从那上面看个究竟。从那阵起，我就知道你没嫁错人。这人毛病再多也没关系，心好。我生你们几个，你爹从来就没去医院看过我，每次都是时候到了我自己去医院，三天后自己起来抱着孩子坐公车回家……”
然而论原始心地，我那泰山大人胜我万倍。他老人家之所以如此，证明了思想改造的伟大胜利。老泰山不去医院探望照料自己生产的太太，乃是因为整个投身到革命工作里去了，如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爷爷一般。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哪怕妻子难产，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姜还是老的辣，丈母娘还真没看错人。和“解放”以后的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样，我们结婚成家后都是男女双方分担一切的，无论是养家糊口还是带孩子都这样。
不仅如此，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对教育孩子，我比老婆子操心多了。我后来才明白知道，把孩子带到国外来真是个错误，小时还无所谓，等到成了“挺能杰儿（teenager，十几岁的青少年）”，能把你逼得上吊。这儿的孩子眼高手低，毫不尊重父母，跟我们当年完全是两回事，到了青春期那反叛心理还特别强烈，说他两句他就横眉立眼地跟你吵，吵完了他就往外跑，不回家。不知有多少次我半夜三更开着车冒着鹅毛大雪到处去火车站什么的找孩子，因为雪厚路滑，几次差点出了事故。而老婆子在家里呼呼大睡，根本也就不操心。我们家的分工是我负责操心担心，太太负责开心散心。
最后那孩子干脆撒谎逃学，逃了整整一学期，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最后是学校把我找去。我一听急了眼：都快中学毕业了，这么个整法还如何上大学？当下也不作声，等孩子冒充放学回来时，我不动声色地把门从里面锁了起来，抓住他一顿暴打，打得他浑身青紫，惨不忍睹。好在他毕竟还有中国根，并没有彻底鬼化，所以没有动手反抗，完全是单向输入性的。那就是我唯一一次打孩子。
打了那小祖宗可闯了大祸了，孩子都还没啥，太太回来不饶了，扑上来要和我拼命。NND，我TMD愿意么我？我不难受么我？难道那不也是我的孩子，是她的孤雌胎生？可你还能怎么办？难道把老婆也打进去，作全能冠军？于是吵得乌烟瘴气，最后闹到几乎要离婚，反倒是孩子出来打躬作揖，说他再也不敢了，求我们别离婚了。他毕竟不知道，哪有那么容易离婚的？无非是气头上互相威胁而已，其实什么P用都没有，双方也都知道这点，就孩子不知道。
所以，女人最可恨的一条就是不知厉害，专门作滥好人，逼得丈夫去作恶人。刘少奇同志为党背黑锅，我为孩子的前途下毒手作恶人。不能不承认，虽然孩子佯作不计较状，那事毕竟不可逆地伤害了彼此的感情，而如果太太不窝里反起来，起码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和我疯也似地吵，恐怕也不至于那么糟糕。
好在老祖宗的“棒头出孝子”当真是真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此前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义，软硬兼施，好话歹话说了几集装箱，什么用处都没有，最后狗急跳墙，人急武斗，一顿打就此解决了问题。孩子总算在毕业前夕非常及时地改邪归正，擦着竿子跳过了龙门，进了大学。如果不是我那顿暴打，那竿子肯定就让他撞下来了。所以阿，就算是他恨我终生，我也认了罢。
和母亲一起“过老年”
节日似乎只为青少年存在，随着年龄增加，生活情趣也日趋淡薄。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许多土的和洋的节日，心里从来就没有昔日的兴奋和欢乐，唯一的感觉似乎就是：“唉，又老了一年！”接着屈原的诗句就要再次浮上心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于是残存的那点节日情绪也就烟消云散。
今天是大年初五了罢？直到今天才想起来写点关于春节的回忆，可见老来情怀之恶。
我的童年有一大半是在５０年代过的，彼时中国还保留了许多传统社会的民俗，逢年过节便生动地表现出来。在我的家乡，春节叫“老年”，相对于阳历的“新年”而言。在孩子心目中，那乃是一年之中最令人兴奋的欢乐时刻。
儿童似乎只知道寻欢作乐，情感世界中似乎只有以往欢乐的记忆以及对未来欢乐的期待。不用说重大的节日，哪怕是母亲决定率全家去看一场戏，事前也要让我兴奋好多天，天天搬着指头算日子，好不容易熬到到了那个欢乐的时刻，走进剧场，看见丝绒大幕，心就已经醉了。待到锣鼓响起，穿着大红大绿行头的演员上场时，就更是恍惚置身仙境，每个演员都美得跟天仙似的，小心眼里只觉得那就是美与欢乐的极致。
平时如此，“过老年”就更不用说了。在我的童年，那是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连大人都煞有介事。年前许久，母亲便忙着筹措，为孩子们缝制新装。家境贫寒，买不起新衣服，全家的衣着从头到脚，包括鞋袜在内，都是母亲自制的。一直到我快２０岁了，兄姐们都参加了工作，家庭经济改善之后，我才穿上买来的衣服鞋袜。因为孩子众多，“老年”还远着呢，母亲便开始忙活了，下了班第一件事就是在缝纫机上忙碌。到现在我一闭眼，就能看见她老人家伏在缝纫机上的样子，偶尔转过来叫我：“来帮我穿针，妈妈老了，眼睛看不清了。”
年前三四天，母亲便开始大扫除，将肮脏黑暗的贫民窟尽量收拾得像个人住的地方。她把桌椅都拖到小天井里去刷洗一通。有时还弄点旧报纸，把天花板裱一下。然后再将买来的“紫土”化在水里，用来刷板壁（木板作的墙壁）。于是家徒四壁，刷的跟天安门城墙一样。这情景现在想来怪怪的，当时却再寻常不过了──那时油漆根本就还没普及呢，至少是在贫寒民居之中。
除夕那天，母亲照例要煮上一大锅“年菜”，把青菜、白菜、土豆、粉条等等熬在一起，炖得很熟，几乎有点像鬼子水煮蔬菜那么烂。然后再把买来的猪头拿出来，在火上燎去残存的鬣毛，用菜刀刮得干干净净，此时家里便弥漫着烧猪肉的焦香，让我大咽馋唾。
猪头肉乃是我儿时吃的主要肉类。那原因很简单──便宜。由此培养了我对猪头肉的终生爱好。我一直以为猪头肉乃头等佳肴，直到后来在工厂里请客，我郑而重之地端上饭店里买来的猪头肉，指望着哥儿们喜出望外的欢呼，不料那群家伙却纷纷作出严重受辱的深仇大恨状，我这才知道原来那是上不了席面的东西。
于是大家就有了一年最丰盛的年夜饭。饭后大夥拥炉闲话，嚼着母亲劈好的甘蔗，直到夜深。这叫作“守岁”。听母亲说，谁守得越晚，谁的寿命就会最长。
那甘蔗也是早就买来放在门后的。儿时馋得要死，营养又不足，没等到年夜，我和小哥哥早就下嘴了。记得有一次我把甘蔗中间的一段全啃空了，只留下一面甘蔗皮，让完整的那面冲外放着，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到年夜时母亲去拿那甘蔗切，一拿起来便随手断为两截。母亲一看就知道不是小哥哥就是我干的好事，但毕竟是除夕，她只是笑笑，摇了摇头就算了。这反倒让我很难受，觉得真挨上一顿打心里还要好受些。
我平时从来是９点上床，年夜却能破例合法熬夜，还有甘蔗可吃，其兴奋可知。可惜毕竟是孩子，在炉旁最先昏昏睡去的就是我。于是母亲就把我轻轻唤醒，让我上床睡觉，最后还忘不了嘱咐我一声：“明天是大年初一，千万不敢跟小哥哥打架吵嘴，否则一年四季都要打闹，啊？”
睡觉前，母亲还要把一捆柴禾拿出屋外去。次日一早第一件事就是开门把它拿进来。这是非常古老的风俗习惯，那是取“财”的谐音，意为“开门进财”。自49年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母亲早就不存什么幻想了。她之所以一直在这么做，大概还是出于对古老习俗的下意识尊重吧。
梦里也惦着过年，次日一早我就醒了，睁眼一看，新衣服早就整整齐齐地放在被子上。我急急地穿起来，觉得那绒布作里的新棉衣特别特别的豪华。绒布软软地贴在肌肤上，那感觉不是一般的爽，大概贵人们穿貂裘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
大家早就起来了，都在等我这瞌睡虫。乱腾了一阵，大家在堂屋里便按年龄排好雁序，给双亲磕头拜年，随着便依次上去领压岁钱，每人都是一元人民币（５０年代初是一万元，后来改为一元），那相对财富的占有量，大概跟如今在国外打中了六合彩也差不多。
我是个守财奴转世，那一元钱捏在手上舍不得花，常常到了下半年还分文未动。小哥哥的性格则完全跟我相反，没几天便把那钱花得干干净净。此后一年内，他的心思基本都动在怎么花言巧语把我的钱骗过去。不过我虽然智商没他的一半，这点自卫觉悟还是有的。记忆里他好像没怎么成功过，如果他胆敢恃强抢夺，我立刻就向母亲举报，害得他吃上一顿“条子面”，恨我恨得牙痒痒的又一筹莫展。
拜完年，大夥儿便上街去。城南有条街，是专门卖年货的，一色青石板路面，两旁的建筑全是两层或三层的传统铺面，雕梁画栋，非常儒雅文明，有点像北京琉璃厂那带。平时主要是卖文房四宝、古旧书籍、字画花鸟等等，此时街道上却摆满了年货摊，主要卖的是儿童玩具。
我们那阵子的玩具跟现在完全不同，好像基本上是以男孩为销售对象，品种也很有限，就花脸、关刀、鞭炮那么几项，唯一男孩女孩都有兴趣的玩具好像只有两种，一种是万花筒，这大概谁都知道，就不用介绍了。另一种是玻璃制的半圆球，底部是压成平面的玻璃膜，一端有个细细的玻璃管。如果你吮住那管子一吹一吸，半圆球底部那薄薄的玻璃膜便来回振动，发出清脆的“蓬蓬”声。因此之故，那玩具便名叫“蓬蓬”。这玩意非常柔脆，稍微用力过度就会破裂，寿命非常之短，大概半衰期也就半小时吧。所以大人一般不轻易同意买，总是跟你说：“蓬蓬，现时买了现时送。”这是当地的民谣。记忆里，我好像只拥有过两三个蓬蓬，尽管我舍不得吹，那寿命似乎还是都没超过半天。不用说，小哥哥的就更短了，当真是现买现送。
花脸和关刀则属于耐用消费品。所谓“花脸”，就是硬纸板作的面具，通常作成传统戏剧人物的模样。《射雕英雄传》上老顽童周伯通就玩过这玩意，一会冒充判官，一会儿装成小鬼，让沙通天等人吃尽苦头。我却从没见过判官、小鬼的花脸儿，只戴过关公、赵云一类的面具，想来是49年后政府禁止迷信活动，判官小鬼之类的面具不许再做了吧。
顾名思义，关刀当然是关公用的青龙偃月刀。那是木头作的，形状就跟小人书上画的关刀一样，两面各雕了一条凸起的张牙舞爪的龙，龙头附近嵌了一块小园镜子，大概那就是所谓“青龙偃月”吧。刀面刷的是银粉漆，刀柄则刷的是朱红色的油漆。
戴上关公的面具，捋一把五绺长须，再举起关刀来晃上几下，嘴里吼着自编“京剧”，再吆喝一声：“小奴才，带马来！”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了不起，天下更无一事不可为，直到后脑勺吃了一记“栗爆”，回头看见小哥哥狰狞的笑脸，这才骤然从梦里跌回现实，带着哭声叫道：“妈！小哥哥又打我，他成心一年四季打闹！”
从年货街回来，便是自由活动时间，此时我和小哥哥便去放买来的鞭炮。和关刀、花脸儿一样，那全是大人掏钱买来的，不用我们动用压岁钱。因为家里穷，买的都不是别人放的“电光火炮”，而是爆炸力低下的劣等鞭炮。那爆炸声大概只相当于鬼子开圣诞派对时用的拉炮。现在想来，那时的鞭炮大概都是用老祖宗发明的国货黑色火药，只有所谓“电光火炮”搀了点黄色火药吧。不管怎么说，反正那时的鞭炮声远没有后来的响，也从没听说谁炸坏了眼睛。
因为是毫无危险的劣质火炮，我和小哥哥便能把鞭炮捏在手上放。那乐趣真是无穷无尽，鞭炮响过后，我手里高擎着剩下的鞭炮屁股，自豪得跟堵枪眼的黄继光也差不多。
那鞭炮中有不少是引线松了的，这时你再去点，它就不会爆炸，只会从引线那端喷出火来，喷上一阵子就完事。开头我们非常丧气，但不久小哥哥就发现可以用这种“蛐蛐炮”喷出来的火焰在地上画画，于是我俩又沉浸在这种新游戏之中，比赛谁画的圈更圆。
如今回首往事，我不能不惊奇于那时的玩具之简单原始，而那时的孩子的娱乐要求又那么容易满足。就说那“蓬蓬”吧，到底有什么乐趣可言？跟电子游戏相比到底算什么？可那阵哪个孩子的小心眼不给迷得迷迷登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玩具越来越复杂，可孩子们的欢乐似乎也越来越淡薄。在我印象里，我孩子似乎从来没享受过我童年时代的一半欢乐。
元稹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或许是吧，但它起码不适用于贫贱孩子，因为我们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悲哀的。西方文明追逐的是无尽的物质享受，可惜这并不意味着心灵的欢乐。我的童年生活还带着深重的传统痕迹，玩的玩具基本上都是古人玩过的那些。大概古人也那么欢乐，至少要比现代人烦恼少得多吧。如果文明能够隔离的话，传统生活方式才是中国人的最适生活方式。外来强势文明粉碎了这种最适生活方式，乃是敝民族最大的悲哀。
玩够了，大人便来叫回去吃饭。吃的都是剩饭剩菜，新年这天，风俗规定不能另作新饭菜，吃的都是热过的旧饭菜。那理由是“年年有余”，去年的饭菜多到吃不完，一直遗留到今年来。特别是前文说过的“年菜”，按规矩吃的天数越多越好，因为那说明去年的结余非常之多，多到今年狠劲吃都吃不完，其实也就是讨个吉利。这风俗似乎说明传统社会的普遍贫穷，以致“年年有余”竟然成了全民全心全意追求的共同目标。
另一个规矩则是新年这天不能往外倒水，脏水都得存在家里，要等到初三才能倒出去，那也是图个吉利，生怕倒水把财运倒走了。这些讲究实在没意思。例如那年菜，吃到后来都酸了，就连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也甩头，可奇怪的是也不见谁食物中毒拉肚子。那阵子的孩子皮实，根本就没现在这些“小皇帝”宝贝娇气。
欢乐了一天，夜幕降临时早已疲倦已极，加上头晚又熬了夜，于是早早地便上了床，入睡前满足地叹一口气，心想：“要是天天都过年，那该有多好！” 我死去的哥哥
我上面本来还有个哥哥叫育才，生于40年代初期。三岁时，奶妈带他到厨房去。厨子和奶妈打情骂俏，拉扯起来，奶妈挣扎之下，把灶上正炖着的滚汤撞了下来，劈头盖脸地浇在小孩身上，把他活活烫死了。出了这种大事，先父先母虽然痛心之极，但也没有责罚祸首，甚至没有解雇他们，仍然如常善待之。反倒是他俩自觉无颜以对东家，不辞而别了。
至于为何不惩罚那厨子和奶妈，别说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网友想不通，连我在毛时代都想不通。记得我问母亲，那完全是过失杀人，就算不送去坐牢，也该当成重大事故处理吧？母亲说，你不知道，那厨子和奶妈家里都不宽裕，全靠他们出来做事维持一家生计。要去打官司有什么难的？可人家必然要倾家荡产。如果抓去坐牢，那两家人的生计就断绝了。这不是活活坑了两家人么？人家上有老，下有小，这种孽作不得，要坑出许多人命来。孩子死了，你就是再怎么惩罚他们，也活不回来了。这种心态，根本就不是现代人可以想见的。
至于说那阵子的孩子多，不金贵，确实也是事实。我们小时候都是采用放羊方式长大的。不管上哪儿去都是自己步行，无论多远都如此。但那并不意味着母爱会被稀释。我那夭折的小哥哥据说长得眉清目秀，非常聪明，据母亲说乃是男孩里最聪明的，而且早慧，嘴特别甜。不难想像这种可爱的男孩一旦夭折给双亲带来的巨大悲痛。一直到我10多岁，母亲还时时跟我们念叨，提起他的名字，说起他的轶事来，都很难过。
这种事要发生在今天，父母肯定得接受心理治疗。其实“旧”社会也有这套，那就是相信那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家的习惯是，孩子生下来都要抱着去算命。偏偏那算命先生预言我那夭折的哥哥的命运说得很准确，说这孩子很不容易领大，如果能活过7岁去，则将来前途无量，但能否养大则在未定之天。为此还开出了补救方策，说必须去拜一个干爹，越穷越好，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以后就按那名字叫那孩子，这样即能欺骗阎王，错把他当成穷人家的孩子，不会因为仇富心理提前把他召去了(按，这是我在这儿插科打诨。过去都信这套，所以才会把独子取名为“狗剩”什么的，有的几世单传的男孩还扎耳朵眼，以此欺骗阎王，让其误认为是女孩，不因“仇男心理”把他弄走)。
先母依计行事，便找了个叫花子，给了他一张大面额钞票，让他做那孩子的干爹，并请他给孩子取名。那乞丐平空从天上掉下一笔财来，喜出望外，立刻就用脏手给我那哥哥摩顶受戒。乞丐能有什么文化，能想出什么名字来？他琢磨半天，说，我今天遇财了，这孩子就叫“遇财”吧。
说来也巧，母亲为所有的孩子都算过命，除了那“育才”同志，没谁的判词说过养不大或难养的，唯独育才同志有这么个命。所以他不幸夭折后，母亲虽然悲恸欲绝，总算还是有个安慰----那是命中注定的，本来就养不大。
我父母待下人可真是没说的。一次我和父母上街，碰上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头。见到我父母，立刻就迎上来，没口子连连向我父母道歉，说：“二叔二婶，我老张不是人，实在没脸见您二位。您二位当年对我这么好，我这辈子再没见过比您二位更仁厚的人了。可刚解放那阵子，我糊涂油蒙了心，听那些工作组的鬼话，以为您二位剥削了我，在斗争会上带头胡说八道，作了大孽......”
接下来他便破口大骂，说农村现在怎么怎么一塌糊涂，他又怎么怎么挨饿，60年大饥荒年月又怎么怎么九死一生。吓得我父母再不敢跟他说话，匆匆道别了。
过后我问母亲那人是谁，她告诉我那人原来是咱们家的“帮工”(过去似乎不叫仆人，比较客气，称为“帮工”，似乎比现在称仆人为保姆还更客气些)，就是她经常给我们讲起的老张。
我一听就傻了眼，这“老张”同志乃是母亲给我们讲的故事里的一个主角，好像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他会一见我父母就沉痛忏悔，好像过去还参加斗争过我父母似的？我于是问：“那他怎么还会斗争你们？”母亲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奇怪？那阵子就那样。所有的帮工、奶妈都给组织去学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最后就是斗争会。这种事很自然。这老张不说，我都根本就忘了。”
我问：“怎么这位‘穆仁智’不管你们叫‘老爷太太’，却叫‘二叔二婶’？”
母亲笑起来，说：“你别胡说八道的，人家老张土改时划的成分是贫农，什么穆仁智！他也不是管家，我们家根本也就没管家。他是个帮工，不过让他带着下面的人，算是个工头吧。什么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咱们家不来那套，折福！他叫我们‘二叔二婶’是跟着孩子的口气叫，就跟我叫你爹‘他爹’一样。他管你哥哥姐姐们都叫小名，跟我们一样，从没叫过‘少爷小姐’，我不许他们这么叫。这么叫小孩子，折了他们的福！” 第一次离开母亲
60年代末，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终于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要走，母亲请了一天假，陪我上公园去。她知道我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以后能和我见面的日子不多了，而公园里是最安全的讲话地方。
初冬的公园里杳无人迹，我们大概是里面唯一的“游客”。冒著凛洌的寒风，母亲和我在湖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下来。她开始嘱咐我一切要注意的事，要我答应她一定在那个遥远、陌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乡村照料好自己。等到她穷尽了我可能会遇到的一切危险和麻烦，传授给我所有必备的生活常识之后，就再也忍耐不住，捂著脸呜咽起来。泪水溢出了她的手掌，大滴大滴地落在裤子上。
“你知道，”她断断续续地啜泣著说，“我一直盼著你进大学。有时候，日子过得那麽艰难，连我自己都要怀疑你爸和我能不能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大学里去。好容易盼到你高中快毕业了，你的哥姐也上了大学，我这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想等你进了大学，你的哥姐也毕业了，他们会帮助我供你上学的，你上大学看来是再也不成问题了。眼看我的责任是尽到了，死了也可以闭眼了。我怎麽也没想到、怎麽也没想到他会不许学生上学！……”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也默默无语，泪眼模糊地望著那在寒风中瑟缩著的光光的柳条。冬日无力的太阳把它们染成了淡淡的黄色，湖面上薄冰的反光又给它们镀上了金边。这还是母亲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不满，尽管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她还是不敢指名道姓说怨恨的对象。明知身处安全之地，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本能地望望四周，目之所及，望不到一个人影，远处依稀传来高音喇叭断断续续的喧嚷。
沉默良久，母亲突然爆发了，她抬起头来遥望著云蔼模糊的天边，绝望地喊出：
“为什麽一天好日子都不让我们过？为什麽就不让你清清静静、消消停停地过一天？没一天让你停下来喘口气，没一天不让你把心提到嗓子眼，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先是反右，接著又是大跃进，然后又是饿饭年，最后又是这个什麽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乾脆连学生也不准上学要送去充军！学生倒底犯了什麽法？我们又犯了什麽法？为什麽就硬是非不让你闲著，非要隔三差五地来折腾你？我们只是普通小百姓，只想安安静静地过点自己的小日子，也没招谁惹谁的，倒底是犯了哪家的王法，该当这麽收拾你？从古到今哪见过这种世道！当政只管自个享福就行了，非要一日三遍打地拿老百姓开心！……”
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透过浓密的夜色，我打量著我们的贫民窟中那熟识的一切，只觉得跟它们实在是难分难舍。时钟打过两点半，我依然毫无睡意。蓦地，如同一脉清泉汨汨涌出，一首诗自然地汪在心里，我披衣下床找出纸笔，在手电的照耀下写出：
慈母春晖，手足深意，一一记取心头。怅文章憎命，夙志难酬。故土情亲难舍，游子意，堪比东流！哭无泪，此情脉脉，此恨悠悠。
幽愁。可堪五斗，早遍觅陵源，欲入扁舟。叹一席难与，茫茫神州。渺渺他生难卜，惟恨此生蛮荒休。伤情处，迢迢道中，血泪相流！
写完后我又念了一遍，把纸条藏在枕下，叮嘱自己次日一定记住把它烧了，随即沉沉入睡。
次日到学校去登记出发的车次，心里仍然郁郁。我没精打采地加入了登记的长龙，心想，在这种时代，大约人家枪毙你前也得让你先去排队登记吧，恐怕还免不了要咬破指头，用鲜血写下“请毙书”，磕头如捣蒜地哀求人家开恩毙了你。
文章提交者：芦信韵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上帝从不与我们同在
１９６９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母亲受人诬陷，遭到迫害。我为此从农村逃跑回来，小姐姐也利用探亲假特地赶回来。饶是两人机灵多智，在那种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的整人运动面前，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所可做的，也就是长吁短叹，日坐愁城而已。
后来小姐姐假满要走了，母亲好容易请准了假，得以回家一天。她老人家从来坚强，便提议到郊外风景区去散散心，算是为小姐姐送行。于是三人便出发，还把照相机也拿上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压抑的一次“郊游”：三人都心事重重，三人都强颜欢笑，生怕自己的低沉情绪影响了别人，而三人都是玲珑剔透的主，又早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超越于语言的默契，于是对彼此的情绪和心事都心照不宣，让那气氛格外沉重。
公园里游客稀少──那本在运动高潮中，根本也就没谁有时间或是心思上那儿去。大殿的门紧闭，记忆中自６６年起就没开过。母亲四顾无人，便贴着我们的耳朵低声说：
“我想去拜拜菩萨，求菩萨保佑我逢凶化吉，免得连累你们终生。”
我和小姐姐对望了一下，都觉得危险太大，再说，殿门紧锁，又怎么个跪拜法？
过了一会儿，照例是小姐姐想出了点子，她低声说：“到后面去。”
于是我们便绕到了庙后。仔细察看了四周，毫无人影，母亲便留在后门那儿，我和小姐姐一人把住一端放哨，以防有人从庙前绕过来发现。确定无人前来之后，我和小姐姐便对母亲点点头，母亲便对着被棂门隔开的观世音菩萨恭敬地作揖，然后跪了下来，口中默默祷告着。
我一面紧张地监视着庙前的动静，一面抽空迅速地回顾母亲，见此情景，只觉得五内崩摧：母亲虽然也“迷信”，但从来不是那种虔诚的佛教徒，常常跟我们说，只要作人好就行了，信不信教并不是很重要。她老人家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会作出那种绝望的事来。不仅如此，就连我这丝毫不相信祈祷的作用的人，在那一瞬间，也情不自禁地和母亲一道默祷，巴不得冥冥之中真有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施无边法力，把我们拔出这无边苦海。无害于任何人的草民，竟会被逼到这种可悲地步，当真是欲哭无泪！
就是因为这点感悟，我才在后来看日本肥皂剧《血疑》时，为主角的母亲因为她害了白血病，到处求神拜佛而触动旧创，泫然欲涕。或许，无神论者们会居高临下地讥笑老妇的愚蠢，而我看见的却是慈母的眷眷爱心。
此后我这个怀疑主义者又多次向上苍绝望地祷告，特别是在母亲临终的床前，可是我的祷告从来就没用，无论上帝是谁，是耶和华，是耶稣，是佛陀，是穆罕默德，是玉皇大帝，他从来不和我们同在。岳坟与祖坟
（一）岳坟
早就从母亲口中听说了岳爷爷。母亲不识字，却是我一生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她过目过耳不忘，凡是听过的故事、看过的戏曲都能整本整本地背出来。四五岁时，我就从她那儿听到了岳飞、牛皋、杨再兴、岳云，还有那万恶的金兀术、秦桧和王氏。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大鹏金翅鸟，什么女土蝠等等。前者据母亲说是一种鸟，后者是什么她也不知道。“疯僧扫秦”那首诗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什么“缚虎容易纵虎难，东窗毒计胜连环。哀哉彼妇施长舌，使我伤心肝胆寒。”母亲能琅琅背出它来，象背诵“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守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似的一字不错，然而意思却只知道个大概其。连母亲尚且如此，何况是幼小的我？
后来读《说岳全传》，看得小小的心灵中充满了爱和恨。虽然女土蝠是什么玩意儿仍然没弄清楚（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何等怪物），故事却倒记得滚瓜烂熟。那首无比拙劣的诗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还解释给母亲听。只是不学无术，愣要去纠错母亲的正确：“妈，您以前讲错了，那是金兀树，不是金兀筑！”母亲淡淡地笑笑：“是吗？妈不象你，小时没机会识文断字，还不是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听，讲错了也难免。不过，人家可都是说金兀筑啊，从没听见过谁说金兀树。要不，你去请教一下老师？”
不敢去问老师。吃饱了撑的，去捋那虎须？为看旧小说，老师早就骂过我多少次，说我思想有问题，还敢送上门去？那反正是算术的术字，没听说过有谁念“算筑”的。
岳爷爷惨死在风波亭，这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风波亭在哪儿？在临安。临安在哪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小孩只对人物和故事感兴趣，对地理没兴趣。知道岳飞的坟在杭州，还是上初二的事。那时从《古代诗歌选》中读到抗清英雄张苍水的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素手分三席，
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年素车东浙路，
怒涛岂必属鸱夷！
和当年的《说岳》一样，这诗让我热泪横溢。书上介绍说，岳飞的坟在杭州西湖畔，从此就牢牢地记住了。西湖可是个好地方啊，同一本诗选上就有苏东坡描写西湖的诗，说它跟西施一样的美。英雄长眠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中，真是得其所哉。幼小的心灵感到一丝慰籍，朦胧地觉得那是祖国对她亏待了的儿子所作的最起码的弥补。
文革大串连，说是去交流革命经验，对我来说却完全是免费旅游。记不得是陶铸同志还是周总理说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去游山玩水也不错，起码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嘛！听到这话，我玩得就更加理所当然了。为革命而玩，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那天从苏堤上一路走过去，只觉得眼前展开了一幅山水长卷，真是步步有景，移步换景。连地名都叫得格外好听，什么平湖秋月，花港观鱼……让人想起《红楼梦》上那些精致的玩意儿来。大观园是个花园，这可是个城市。整个城市成了花园，走了那么些地方还真没见过。
出了花港观鱼，觉得有些累，便到堤上的亭子去歇息。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公共汽车站牌，发现下面有一站是岳坟。岳坟！我怎么忘了这事！那一瞬间，张煌言的诗句又涌上心来，我立刻拔步疾走，再也不觉得疲倦。
门口就是常见的那种大庙。只是大门紧闭，门头横挂着块红布标，上写“杭州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我走过去，见许多学生正从庙门旁边的一个墙缺中爬进去。我跟着人群绕到庙后，却哪里也不见岳爷爷的坟。突然，不知谁嚷出声来：“天啊！我们就站在坟上！”
人群立刻骚动起来，象潮水似地哗哗后退。我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随着人群后退，等到闪出了一块空地来，地下才现出了一块巨大的圆形的黄土，坦荡如砥，那新鲜的黄色和周遭苍黑的土壤的交界显得格外明晰。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岳坟已给铲平，铲得这么光滑，大概是用推土机干的。而我刚刚就踏在英雄的忠骨上，走过来走过去，走了至少十来分钟的时间！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喉头发紧，仿佛吞下了一打蜘蛛，恶心得直想吐。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生前因为打败民族的敌人给活活绞死，死后几百年还让无数人在遗骸上恣意践踏。岳爷爷究竟犯了什么罪，活该让人生前死后地这般作践他？！
我不敢相信，我没法相信。我惶急地在那後院里走来走去，百倍注意脚下的土色，想再找出一个墓址来。史载岳飞是和岳云、张宪一起被害的，兴许我刚才踩过的墓是别人的？
然而那儿就那么一个黄色的圆形，再也找不到另外的墓址了。在院子角落里，我找到了一块躺在长草中的巨大墓碑，上写“宋岳鄂王墓”，是方正厚重的颜体，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名家的手笔。看来那是再也不会错了，我真的，真的践踏了英雄的忠骨，那个四五岁时母亲就给我一晚一晚地讲述的英雄的忠骨。
许多学生挤在正庙的后墙上，用圆珠笔、水笔在粉墙上写下各种强烈抗议。我也拔出笔来，想加入那拥挤的行列，转念一想又黯然作罢：难道写下几句愤怒的话语，就能赎回那卑劣的罪行？
直到今天，我仍然希望我看见的那块墓碑是假的，岳爷爷其实并没有埋在那里，没埋在我那肮脏的脚一度践踏过的黄土下。岳坟与祖坟
（二）祖坟
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祖父。不光我没见过，弟兄姐妹们谁都没见过。大家还没生出来，他老人家就遽尔作古了。那年头的人寿命短。不过祖父逝世时还在中年，正是春秋鼎盛之时。即使按那时的标准，这仙逝也过于遽尔了些。据说那时老家正闹时疫，祖父悬壶济世，忙着治病救人，结果自己染上了瘟疫，不幸去世。
祖父长的什么样，谁也不知道。那时照相术在内地还不普及，一般人不敢去随便照相，怕那是鬼子发明出来的勾魂术。记得小时候有位守旧的长辈严肃告诫我，不能随便去照相。那玩意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照一次三魂七魄就给摄去了一小部份。这当然也不能说毫无道理，起码适用于Ｘ－射线摄影。远在鬼子们发现Ｘ－射线副作用前，老祖宗们就英明地预见到了照相的副作用，可见国学之浩瀚渊深，不是现代人可以管窥蠡测的。
我不但不知道祖父长的什么样，连老家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父亲从来不提老家，母亲偶尔在和孩子们闲聊时提起，还常被他不耐烦地打断。儿童的心灵是最敏感的。从小我就本能地知道，老家以及父亲那边的亲戚们都是一个不宜提起的话题。如果你要缠着大人问这方面的事，一定没好果子吃。
等到大了些，才渐渐知道原来父亲那边的亲戚们“成份太高”。刚听到这句话时很是纳闷：“高”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考分高不是好事么？为什么“成份高”就成了坏事，连提都不能提？那时我还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我在海外和一位台胞聊天，讲起往事时习惯性地检讨了一句：“我家庭出身太差。”他问明我家原来是干什么的后，惊讶地说：“这出身很好呀！”让我愣了好半天。
后来回去，才发现当年之“高”者，现在不但不再丢人，反倒成了一桩得意事。一次去赴宴，和一位刚从老家出来的从弟坐在一起。他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光荣家史教育，说咱们这家族如何如何了不起，尽出“成份高”的人。直讲得他满面红光，神采飞扬，让我暗自疑惑那“成份高”是否也和酒精的度数高一样，中人即醉。
可惜彼时非此时，彼时“成份高”也就是“劣度高”的同义语，于是父亲绝口不提老家，不提他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是个孤儿似的。他是我唯一见过的没有乡愁的人。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从来不表露乡愁的人。哪怕对自家孩子，他也紧紧闭住心扉，把无限乡思与深沉的骨肉情锁在里面。直到后来我自己做了游子，日日生活在无边乡愁中，才依稀想象出父亲那紧闭的心扉之后该是什么模样。一个人竟然活到连公开怀念家乡和亲人都不敢的地步，那是什么世道，决不是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的。
只有那么两次，我听见父亲说起老家。一次在大跃进中。一天晚饭后，父亲跟母亲淡淡地说了一句：
“孩子来信说，公社让迁坟，说死人不能跟活人争地……”
母亲愣住了，半天才问：“迁哪儿去？”
“不知道，他没说，只是说，他会办好的，让我们不用担心……”
话没讲完，他便捡起扔在床上的报纸，埋头于大好消息中去了，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我半夜起来小解时，看见烟头在他床前闪闪发亮。第二天我收拾房间，倒出去满满一碟子烟头。
另外一次在文革中。一天母亲和我们聊闲天，讲到家乡的风景时，忍不住说了句：
“什么时候能回去再看一眼就好了……”
父亲本来在看报，闻声立刻抬起头来打断了母亲：“怎么？你不怕被人家斗死？”
扔下这么一句后，他短促地笑了一声，那笑声乾得跟刨花似的，接着就把头又埋进报纸，专心体会中央精神去了。
这“成份高”不但成了父亲和他家人的原罪，也成了遗传的原罪。“黑烙印”像真的烙印一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成了我一生驱之不去的阴影。文革大串连时我走南闯北，哪儿都跑过来了，但就没敢回父亲的老家去。那倒不是怕被人家斗死──那儿根本没人知道我这小辈姓甚名谁。那完全就是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射：潜意识里早就设下了那个禁区，你就是犯梦游症时也只会绕着那个地方走。
三中全会开过后，黑五类给摘了帽子，再没有“阶级敌人”了。以前母亲断断续续讲过的老家的湖光山色，此时便翩然来到眼底，挠得人心头痒痒的。终于，一个暑假，我和哥哥商定，借他出差之机，我俩结伴同行，上父亲的老家去，看看那从小就给笼罩在神秘的云雾里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听说我们要回老家去，父亲只说了声：“是吗？好啊，去吧。”脸上却一如既往地淡淡的。不过母亲告诉我，烟灰碟的产量又骤然增加了。于是我便郑重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还乡团。
那一瞬间，父亲那浑浊的老眼中闪出了奇特的光芒，旋即又暗淡下来。他几次张口欲说什么，但又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脸上的表情复杂到难以言状。半晌，他才喃喃地说：“不，我不回去。人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个，回去有什么意思？”
临行那晚，我和哥哥都睡在家里。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们叫起来了，怕我们误了车。我打着呵欠看看表，整整早了四个钟头。但父亲不由分说，一迭连声地赶我们出门。临出门，他又把我俩叫了回去。他反复地使劲搓着双手，脸上泛着兴奋的潮红，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我和哥哥正待明确请示那指示的具体精神，却听得他一字一句地说：
“到了那儿后，让堂兄带着你们去上你爷爷的坟，代我向你爷爷好好磕几个头。记住了吗？”
他略带焦灼地看着我俩，先盯着哥哥看，待他答应后又盯着我看。我本来早在他话一出口时便答应过一次，此时只好又高声答应着，一边重重地点头。父亲还不放心似的，又轮流问了一遍，再次得到响亮的证实，这才放我们出门。刚要走，他又把我们再次叫了回去，抓住哥哥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你跟你爷爷……，唔，你跟爷爷说，我、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就没有、就没有去看过他老人家一次……”
他低下头去，半天没再说一个字。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放开了哥哥的手，说：
“去吧，别误了火车。见了爷爷什么都不用说了，他老人家知道……他老人家明白……”
堂兄特地上火车站来接我们。一见面，没寒暄上几句，哥哥便把上坟的事提了出来。临行前那一幕在我和哥哥心里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忆中，我们还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动情。
堂兄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难以确定含义的表情。但他立刻就满脸堆笑，连说没问题，既然回家来了，当然要拜见祖先。我们就是不说这事，他也不会忘记的。
几天后，堂兄就带我们去上坟去了。我们起了个大早，提着头天准备下的钱纸、香烛和供品，走了十多公里的公路，接着就沿着一条小路上山。晌午时分，到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