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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住的是学校的宿舍，一套朝南是四间小房，北边是一个厅和厨房水房。她的一间一张小床一张小桌放了就只剩下过路的地方。她说：“轻点，她们还没起来。”她告诉我这一套间除她，还有一个印度人，一个巴西人和一个土尔其人。她拿来牛奶面包，我一摸牛奶是冷的，说：“冷牛奶吃不惯，面包我在飞机上一路吃，都要吐了。”她说：“这里牛奶很好，绝对乾净。”我说：“乾净也要煮开，要放糖。”突然觉得应该回到以前，又说：“去热了，放糖。”她不说什么去了，我发现隔了这么一年，以前的感觉还是在那里。“她热了牛奶来，我喝一口问：“糖呢？”我已经说过了要放糖。她说：“糖吃多了不好，这里的人都不怎么吃。”我说：“饿得要死了你还跟我讲营养学概论，加拿大呆一年就跟个假洋鬼子一样。”她笑了说：“糖就糖，一扯又扯出这么多，营养学，假洋鬼子！”还是去舀了一小勺糖来。我说：“不够甜，要多。”她有点奇怪地望我一眼，还是去把装糖的筒抱了来，说：“没有一满筒了，不知你够不够?”
吃了早饭她洗了碗进来，我把门轻轻闩了，似笑非笑地朝她笑笑。她马上明白了那笑的意思，也有点羞羞的起来。我的心情其实相当平静，昨夜在飞机上那样强烈地体验到的那种男人迫不急待的渴望，想象中的那样见面后的疯狂，这时却奇怪地消退了，这使我自己也难以理解。可我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在她身边坐下，右手习惯地从她肩头挽过去，徐徐下探，左手把她的脸转过来，舌尖在上面乱点几下，又在她唇边一扫。事情按照那种有些生疏了的程序徐徐展开，她平静地顺从着，并没有我预想中的热情和激动。好一会我觉得有了些意思，问她：“安全吗，今天？”她说：“最不安全的时候。要写论文要做赵教授的工作，紧张得要死，怀孕了就真的不得了。”我说：“没关系，我带了作案的工具，在箱子里。”她说：“你实在想呢那也随你，你要负责就是。”我泄了气说：“我实在想，你倒越来越会说话了！还说出负责两个字来，我是你丈夫呢。一年没见面了，见了面还跟我说这些。”她说：“不讲清楚出了问题还不是我水深火热，你们男的缩了脖子站在干岸上。去年吓成那个样子哆嗦了有半个多月你不记得啦？”我缩回手，坐在那里不再做声。她也沉默着。外面客厅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我想这样沉默下去她心里也不是滋味，于是说：“好了你去写论文去工作去，我睡觉了。”她说：“别生我的气好不？一年没见面了，见面怎么又这样？想来你就来吧，都随你”。我心里别扭着，犹豫了还是那种愿望占了上风，说：“来呢，来吧就来吧。”
事情别别扭扭不怎么对劲，完了我有些沮丧，在心里骂自己，想象中的威猛都怎么不见了！思文倒安慰我说：“你累了你太累了，休息几天精神会好些。”
她去了学校，我好久也摆脱不了那种别扭的感觉，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心想可能是分别一年，那种陌生感还没有消除，又想自己以为她现在是个什么高级人，不应该这样。裹了毯子去睡，脑海里却如有千万军马奔腾，好容易才在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集中了精力去想今后可怎么办。这件事在信中和思文讨论过多少次了，现在才感到了事情的切近。上学呢，英语水平有胡，做工呢，又没有技能。当年选来选去怎么就学了个历史学！为什么要来北美我没认真想过，我只认准一条，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都要来，我轻轻松松为什么不来？一踏上这块土地那模糊的目标马上鲜明急切起来：赚钱。呆一天就白呆了一天，就是损失。真的我们是穷怕了。我和思文结婚三年，省了两年的钱准备买彩电冰箱，她出国全花光了，还借了别人几千元。去年一年我骑着车满城的跑到处赶着上课，弄来的钱还不够买出国的东西。思文借了钱才寄给我一千美元买飞机票，我兑了人民币还别人三千，这钱原是思文叫我以后还的，借着心里不舒服我一咬牙就还了，其余刚够买那张机票。前几天她刚把借的钱还完，身上剩下还不到一百加元。她抱怨我东西带得少，其实我哪里还有钱呢。跟她解释我心里愧得慌说不出口，男人呢。
想到这里我再也躺不住，一跃而起，想到外面去看看，也许就有了什么机会。思文说丘吉尔广场就在附近，出了门我不知往那个方向走。想找个人问问，又怕那些黄头发的在心里笑我发音的奇怪。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我就上去问。他给我指了方向，问我：“刚从大陆来？”我笑了说：“你怎么就知道了？”他说：“看得出来的，台湾来的我也看得出。我从新加坡来。”走远了我把周身打量一番，把西装上下拍一拍，摸摸领结，心想，怎么我穿得不好是怎么着，就看得出我是大陆来的。我心里不快，象是受了点打击，胡思乱想着到了丘吉尔广场。

……（此处略去８００字）……

在上楼转弯的地方碰见了思文，她说：“到处找你！坐了一天飞机觉都不睡一个，不要命了！我说：“时差还没倒过来，乾脆熬到晚上，白天睡了晚上又睡不着，害得你也睡不着，你瞌睡又是最要紧的。”她又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到超级市场看看，想找工作没找到，顺便买点菜。”她说：“有病吧，刚来就找什么工作。”我说：“这里可不是在中国，呆一天就浪费掉一天，浪费一天就是国内一个月的收入，心里呆得住，怎么可能！”她笑了说：“你倒想起找工作这么轻松，这么轻松失业的人就不会一大片了，纽芬兰的失业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心里正担心着如果找了个不像样的工作她会怎么看我，趁机说：“我也不想什么像样的工作，别人都不要的给我，扫厕所我也接了。到这里这副脸就不要了，反正人都不认识。”她“嘿”的一笑说：“睡在鼓里呢，你！以为还有别人都不要的在等着你呢。上个月学校招聘一名清洁工，多少人涌上去，都抢断手！超级市场那些姑娘漂漂亮亮一个你看见了吧，还不是在收钱，工资是最低的，四块二毛五一个小时，人家还是生长在这里的。”我说：“照你一说我只有死路一条。”她说：“那不至于，至少我还有奖学金，给赵教授工作还有点钱，到加拿大来了，活还不容易。”我说：“靠你养那我还不如搓根草绳吊死算了。管它什么事，火葬场也不怕，有四块二毛五一个小时就心满意足了，人民币二十多块呢。她伸出手点着我说：“看你看你，又拿人民币来算，还要算黑市价。”我说：“那怎么算？我的理想就是赚一万加元，人民币抵得五万，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利息，一辈子就可以了。”她哈哈笑了：“你这个理想跟我说了就算了，别跟那些人说，别人在心里会笑你没志气没出息，一万加元，哟哟，好伟大的理想！早来一年的都已经有了。”我说：“一万不够多少才够呢，未必还要五万？你去年剩了多少钱，一千多！一万元要十年呢。”她说：“你以为一万元多少，几张机票钱！我们好好干一年，争取存到一万。”我说“讲相声吧，有五千我就喊上帝万岁了。”说着把胳膊伸了几伸喊了几遍”上帝万岁”。她笑得捂着肚子弯了腰蹲在地止，喘着气说：“你真的好逗，真的好幼稚好玩。都三十岁的人了！”我说：“嫌我不成熟老练是不？现在才知道后悔了吧！”她蹲在那里说：“不不！这么可笑，好玩，我天天笑还多活几年”。
吃中饭的时候赵洁来拿她家托我带的东西，我开了箱把一包东西给她，她千谢万谢去了。思文不高兴说：“总共带这点东西，还有那么多是她的。你跟她带两箱东西她心里也不会谢谢你。”我说：“你自己要我到上海去她家！”她说：“怕你买不到机票要她家帮忙。你不找她家买机票，她对我说只带双袜子，那你就只带双袜子。骗了你去塞这么一包给你，你也接了。你这个人不行就在这些地方。”我说：“做做好人也没关系，别人心里会记着。”她哧地笑一声：“你不象这个世界的人！”
吃了中饭我催她陪我找工作，她说：“绝对不行！你这几天休息，赚钱也不靠这几天。”我说：“那说好了明天！”她还是摇头。我急了说：“心里下油锅似的煎着，怎么睡得着？呆在这房子里门口到墙就是两步，跟个麻雀关在笼子里似的。”她说：“这房子我呆了一年呢，你就烦了？下午我带你去认识几个朋友，小地方中国人只有这几个，大家都熟都算是朋友。”

三

正睡着思文把我叫醒。我坐起来说：“又要我睡，睡了又叫醒我！”她说：“有人会来看你，这小地方来个人也算一件事。早上来的人下午看，这是规矩。”我说：“看人也有个规矩，到了洋人的地方规矩也是洋的。”她堵着我耳根子神秘地说：“这有个故事。”我一听有了兴头，瞌睡也跑了。她告诉我，去年化学系一个博士妻子探亲来，几个朋友上午一起去看，敲了半天门丈夫在里面说：“休息了！”几个人在门口吐着舌子挤眉弄眼，出了门哈哈大笑。以后就有了这规矩，谁家妻子丈夫来了，要留出时间让他们休息休息。
思文催我去洗脸梳头发。我说：“不装饰我也看得过去了！你丈夫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人。”她不由分说把我推到水房里。洗了脸看见她蹲在那里在我箱子里翻寻，找出一件衬衣要我换了。我说：“上午刚换了的又要我换！”她说：“这件好些。”我拗不过只好换了。刚换好就来了一群人，她轻声对我说：“背挺直些别驼着。”我过去打招呼。大家坐在客厅里，思文给我介绍他们的名字，我也都记不清，一个个都一本正经握了手。一个女的说：“林思文你今天好精神好爽气，休息好了！”说着忍不住掩了嘴笑。另一个说：“瞧她脸色挺滋润滋润的，啊？”几个男的也抿了嘴偷笑，我愣着眼只装着不懂。又问我国内的情况，我说：：还不是那样。”拣自己有兴趣的说了些。又有人问我会不会跳舞，过几天组织个舞会。我说：“跳舞我可不会。”他说：“你太太说你跳得好。”我说：“信她的呢！”思文说：“信他的呢，他是个舞迷，有一段都跳疯了。去年自由一年没人管，还不是又跳一年。”我说：“过去的事！如今三十岁都过了，还跳什么舞。”那人说：“那不！三十多岁的人瘾才重呢，旧房子失了火，扑都扑不灭！”说了一回话他们告辞，送到门口有人说：“晚上得了空到China Town来玩。”我吃一惊问：“这地方还有China Town？”思文解释说，有一套房子住的四个都是中国人，就这样叫了。
他们去了我又问思文刚才几个人谁是谁。思文告诉我戴眼镜那个又是什么博士，穿天蓝衬衣的又是什么博士。说了几个，我说：“算了算了，反正都是博士，说多了我也还是记不住。碰见是个中国人叫博士同志准没错。”思文笑一笑，不再说下去。
晚饭后思文要我到小房间里去，我说：“看看加拿大的电视节目。”她说：“你反正看不懂，有些时候我还不懂呢，说得好快！”到了房里，她说：“解完手你把水房打开一条缝，不然她们不知道里面有人没有，又不好敲门，那个印度人在抱怨了。”我说：“好，反正住不了几天要找房子了。”说着想去客厅看电视。她又拉住我说：“急什么急！你碰了外国人要说Nice to see you。”我答应了。她要我重复一遍，我重复了。她说：“别忘记了，这是基本的礼貌，不然会以为你没修养。”我说：“明白，碰上人这么来一句就证明这个人有修养了。交待完没有？我看电视去了，反正慢慢要看懂的”她说：“你去，保证三分钟你就看不下去了。”我到客厅打开电视，果然听不懂几句。思文又站在门口招手叫我去，我过去了说：“又想起什么要交待？”她把我拉到镜子面前说：“你看镜子。”说着对着镜子抿抿头发。我看不出什么，含糊地“嗯嗯”几声。她说：“你看镜子。”我说：“你老叫我看镜子，不就是个人嘛！”她说：“你看镜子，把人照得好清秀，看出来了没有？”我连忙点头说：“真把人照得好清秀，不过主要还是人清秀得好。”
她把我推了一把娇声说：“知道别人喜欢听好听的话，又是事实，就是舍不得讲一句。讲一句几句会累死了你吗？”我心里忍不住要笑，说：“我又犯错误了，又犯错误了！”说着伸了手在自己脸上刮了几下，“打这个人好不，打？现成的漂亮话都不会讲一句，又是事实！今天立下保证，以后每天讲三次，每次至少五句。”她笑了说：“要实事求是！”我说：“那当然，虽然我是学文科的，但还是担心找不到那么丰富的词来实事求这个是！那就定下来了可以翻来复去的讲，每天要三五一十五句呢。”她笑着把我推到床上，说：“跟我讲讲国内的新闻。”我说：“没有什么新闻，新闻这边的英文报纸上也有。”她说：“不听政治的，要听人的。”我点了头说：“明白了，要听名人轶事，小道消息，小市民感兴趣的东西。”她说：“嗯嗯，知道我的特点就满足我嘛！”我说：“说起来还是个留学生，下里巴巴！”她说：“这些你要保证不告诉别人，他们会在心里笑我的。”我说：“我出去走走，八点钟了天还好大亮，那么奇怪！”她说：“这里北方呢，和哈尔滨差不多就在一条线上。”我起身要走，她挡在门边说：“还没说呢，新闻。”我说：“一说北方我就忘记新闻了。刘晓庆离婚正打官司呢。”“真的？”她兴奋起来，搬椅子靠近我坐了，“说详细点，离成了没有？”我说：“详细的我都记不得了，只说刘晓庆是坐小车去的，她丈夫是骑单车去的，那一次没离成，刘晓庆说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她说：“那倒是实在的，还有谁离婚了呢？”我在她鼻子上刮一下说：“要天天有名人离婚你就高兴了。”
她嘻嘻地笑，又问我熟人的事。我忽然想起说：“胡大鹏就要去美国了，签证都拿到手了，说不定现在就到上海搞机票了。下次我们去纽约，就有个熟人。”她说：你倒说得轻松，纽约离这里几千里，这里差不多没人去过。这个鬼地方，闭都把人闭死了。明年要想办法离了这里到多伦多，加拿大繁华的就是多伦多，工作好找，离美国也近，一步就跨过去了。萧条的就是纽芬兰。”我说：“纽芬兰是世界有名的渔场，怎么会这么萧条？要不我跟了船出海打鱼，要不去剖鱼也可以。”她说：“纽芬兰渔场早就衰落了，失业的好多渔民。出海打鱼你倒是想起好浪漫，上个月吴丽曼的丈夫在一条船上找了份季节工，出海几天就在船上趴了几天，胆水都呕出来了。回来大病一场瘦得象个鬼，逢人就说有金子捡也捡不得了。赚加拿大的钱你想起好容易。”我说：“傻呆在家里也呆不住，呆几天人也呆傻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加拿大劳动人民一样有个赚钱的机会，再差再苦再累再没有面子再怎么着，加拿大人能做，我有什么说的？”她说：“钱瘾这么重，叫你学会开车来，你又不学，会开车可以到餐馆去做ｄｅｌｉｖｅｒｙ。”我说：“你以为国内学开车多容易呢，谁肯教我?”她说：“肯钻哪有办不到的事?我出国还要怎么难，不也搞成了。你我不知道，死要面子不肯求人，天下人都跑来低了头求你才好。自以为是清高，其实是无能。”
“无能”两个字刺得我一跳，气汹汹说：“嫌我无能了，你！嫌你丈夫无能了，你！”她指头一点一点地说：“看，看，看，看你自己的样子，有本事的人才不发这莫名其妙的脾气。”我看她的手指指点点的，心中的火气一下燃起来，伸手去打她的手，她让开了。我嚷道：“我来第一天你就逗我生气，这是你？”她不做声指指隔壁，示意我隔壁的人会听见。这一指倒好像有种什么不可理解的力量，我不敢再嚷。她说：“你也别生气，有能力的人到哪里也是有能力，我看你的。”我说：“别拿这话噎我，我总不会像你，一年只剩一千块钱。”她说：“我一千块钱都做什么了，你自己说。做人总要讲良心。”我“啊呀”叹一声说：“你说话还有个逻辑性没有，留学生！又扯到良心上去了。”她跟没听见一样说下去：“你这一趟来得好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跑一趟北京就完了，旅游一样。我呢，”她停一停又一句一停地说下去，“借钱担保，银行证明、移民局证明、学校证明，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北美。”她说一句，我点一下头，说：“上帝，上帝啊！”她说：“自己说！”我说：“我不是说了吗？上帝！”她说：“你说真的。”我说：“说真的？我是探亲来的，对不？我的探亲签证是附在你的学生签证上的，对不？没有你我绝对到不了这天堂，对不？这样我就得乖乖的，对不？你说！”她呆望着我，似乎很意外，一言不发，眼泪从眼角沁出。看着她我心软了，搂着她肩说：“这就哭了？值不值得嘛。”哄了半天她才破涕为笑。我牵了她的手说：“带你出去玩一下，这个地方这么奇怪，都九点了天还不黑。” 她很顺从地跟了我出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说找房子找工作的事，一会天就黑了。风从大西洋那边吹过来，在高空发出呜呜的轻微闷响。她说：“我们到China Town去看看。”我说：“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她说：“不要以为呢，博士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说：“我没有以为什么呢，我只是今天懒得去”。她说：“那你回去，我马上就会回。今天我们早点睡，你累了。”她去了我还坐在那里，看着白人学生一对对的手牵手在黑暗中走过，心里琢磨着“我们早点睡”的意味。懒懒的站起来往回走，想起那些人在国内读的大学比我差，还有本科文凭也没有的，在这里居然都混到了博士。想当年自己全省前几名考到北京，凭这一点也维持了多年的自信，现在觉得内心什么东西受了损伤。我出国之前有着心理准备，在洋人面前我头得低一点，他们的国家嘛！在自己人面前心里会有这种滋味，却是没去想过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什么呢，我的能力不要跑到加拿大来证明，我来是看世界来的，赚一把钱就跑。”这样想着心里酸酸的意思减了些，也决定了少跟他们来往。在一言一笑中把那种优越感传递过来，谁爱看呢！心里盘算着谁要在我面前做出那一副不堪的嘴脸，看我不反过来噎死他我就不姓高。
思文回来了说：“睡吧，今天我们早点睡。”我隐约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试探着说：“怎么睡呢？”她一怔，似乎对我的话有些意外，说：“你说呢，你说”。我拍了拍床说：“床这么窄，床。”她说：“要挤也能挤，不过你今天累了，要好好睡一觉。不过要挤也能挤挤。”我说：“真的是好累了，这时候才觉得。”她说：“那等会我睡地下。”我说：“地下我睡。”争了一会我让了步，她抽出床下的抽屉说：“这里好多毯子呢，你看。别人不要的，我都洗了收在这里。”看她在地上铺毯子我心里触动一下说：“要不乾脆挤一挤。”她说：“没有关系，你累了，好好睡这一晚。”她又赤着脚踩在毯子上说：“等会我就睡在这里。”我说：“等会你就睡那里，现在──”我又拍一拍床。
她铺好毯子，挨到我身边坐了，不动也不做声。我知道她的意思，说：“先抱你一下好不？”她说：“好。”就熄了灯躺了下去。我也躺下去，她把毯子拉上来将两人的头都盖了。我说：“盖什么盖。”她说：“好羞的。”我说：“羞什么羞，你把房子都封起来别人也想得出林思文昨晚干了什么勾当。”她说：“其实又没有。”她手在我身上摸索着又说：“你瘦了，怎么自己一个人还瘦了。”说着慢慢把我的汗衫推上去，我很自然地伸出一支胳膊穿过她颈下把她搂了，她把脸埋在我颈边。我说：“在西方学了一年，还是这一套，你学了什么新经验没有？”她说：“我到哪里学？”好一会她把身子移下去，把脸埋在我胸前说：“好多次我梦见自己睡在你怀窝里，醒来又没有了。”我两只手在她身上摸索，她不时轻轻哼哼几声。做着这些我心中并不激动，与我想象中的感觉有很大的距离，我只觉得作为丈夫应该如此。结婚那两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可是在去年她办理出国那几个月的焦灼和疯狂中，一切都改变了。我只以为这次出了国断了的线索就会很自然的接上，可是并没有。思文显然也察觉了什么，身体接触中传达的信息，是个什么情绪什么感觉瞒不过她。她坐起来在黑暗中把胸罩系好，内衣拉下来，说：“你累了，你今天累了。”我连连打着哈欠说：“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没一点精神了。”她摸到地上睡了，不再说话。
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呢？我倦缩在黑暗中回忆着刚才的感觉。等了一年盼了一年，第一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想为自己这种情绪找到一种解释，想来想去却想不清楚。因为太累了吗，因为舒明明吗，因为环境陌生吗？想得迷迷糊糊将要睡去，看见思文在黑暗中站起来。我问：“怎么了？”她说：“地板太硬了我睡不着，我睡隔壁去，土耳其人旅游去了，房子退了空在那里。”我答应着她就去了。她去了我心里不安，想起结婚时到黄山去旅游，在山下那一夜两人不愿分开，找到好晚才在一个偏远的招待所找到一个单间，在那张窄窄的床上挤了一夜，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披了毯子起来想把她叫回来，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心里并没有这种愿望，又摸回床上躺下，裹着毯子沉沉睡去。


四

我一惊而醒，看看天已经亮透了。第一个念头想起昨天已经和思文说好，今天去职业介绍所。看看表已经七点多钟。我打开门探头一看，客厅里没人。蹑手蹑脚走到客厅，也不知道思文在左边还是右边的隔壁。轻轻咳嗽几声，也没人应。一推水房的门，推不开。我正犹豫是不是扭一扭门钮，忽然听见里面水冲得哗哗响，不知是思文还是别人。我连忙缩回房把门留着一条缝，往外面张望。半天又没动静，想起要去找工作，心中焦躁起来，打开门正想到客厅叫几声，听见水房门闩“哗啦”一响。我又退去回从门缝张望，只见那巴西姑娘穿着短裤裹着浴巾出来，从门边一晃而过。我本能地把门一拉，门关上发出一声闷响。我心里一急，完了完了，以为我在偷看呢。我似乎记起她朝门缝里望了一眼。听听外面没了动静，我出去把门留一条缝，从门边走了一遍，瞟着门缝心里计算着她刚才是否能看清我。试了一遍还不放心，记不起门缝开始留了多宽，推开一点再试一遍，心里越发不安起来。这么宽的缝，天这么亮，看得清是个男人在张望嘛！急了一阵在心里又想：“管它娘，总不会向什么人汇报说我是个流氓。”心一宽不再想这件事，又大声咳嗽几声，哼着“东方红，太阳升”，还是没动静。我在心里气起来，都什么时候了！想到刚才那巴西姑娘往左边去了，右边这一间一定是思文在里面了。我坦然地敲了门，里边问：“ｗｈｏ？”我想你还跟我吊洋腔，又用力拍几下，里面的声音呱呱说着听不明白的话。我心里一惊飞快地逃回房里，轻轻关上门。我心中充满怒气，又不敢开门，躺到床上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那个声音在客厅里抱怨着说什么，好一会才消失。过了好久，客厅电话铃响了，我跳下床，揉着眼打着哈欠开了门，看客厅没人，就跑过接了电话。是一个男人打给“Ｊｕｌｉａ”的。我高声叫：“Ｊｕｌｉａ！”门闩一响，巴西姑娘从最左边那间房出来，乳罩短裤，很坦然走过来。我心里有些慌，拿本画报来看挡了自己的视线，又忍不住把画报移开一点转了眼珠子去看。她打完电话走了，我就敲了左边隔壁那一间的门，叫道：“林思文，都八点钟了！”她睡眼惺忪打开门说：“还没睡饱。”我生气说：“说好了去职业介绍所的。我都起来一个小时了。”她说：“这里人九点钟上班。昨天来的，哪里就急成这样！我还要睡半个小时。”说着又闭了眼倒在床上。我看着她心里一恨一恨的，也没有办法，只得等着。
在去的路上，我心里想着早上的事要不要告诉思文。我不说那巴西姑娘跟她描绘那一番情形，岂不被动。我自言语骂了一句：“它妈的。”她没注意。我又骂了一句，她说：“当着别人的面可别骂娘，这里可不是中国。我倒是听惯你的了。”我说：“又抬出加拿大来压我！”她说：“看你看你，神经这么过敏。”我把话说回来：“今天早上……。”她马上问：“早上什么事？”我说：“有什么呢，好笑。”一直往前走并不说下。她说：“什么事好笑我偏要你说。”我嘿嘿笑了说：“什么呢，没什么呢。”她说：“你不说我就不走了。”我说：“下里巴巴好奇心又来了。”于是把早上的事给她说了，问她：“那巴西人不会当我是偷看她吧，可别以为中国人就那么没见过世面。”她说：“有什么呢，这。你还以为他们呢。她和男朋友做爱房门都开着一条缝，后来我提醒她，她挤着眼跟我笑呢。有时候做着在里面嗷嗷的叫，满屋子都听到。你偷看她她心里可乐。”我说：“我不是想偷看。”她说：“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半裸的外国真人你还没看过呢，好个奇也是应该的，下午你没事了到处溜溜，三点式在晒太阳你看饱的，看厌了还有更开放的，加拿大这有什么呢”。我说：“你当我就那么馋呢，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路。那年别人送我们一幅三点式的挂历，我们还不敢挂出来，记得不？”走着她看看前后没人，停下来指头点着自己面颊说：“这里亲一下”。我说：“说别人倒把你的情绪说上来了。不甘寂寞。”说着搂了她的头亲了一口。她很高兴说：“以后不要我再提示了是不？”我说：“快走，那里早就开门了。”她牵了我的手走着又问：“你喜欢我不？”我说：“都问过几百几千次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我说：“已经有几千个最后一次了。”她笑了说：“要是可以把脑袋剖开把这句话拿走就好了。”走着又说：“你还没回答我呢。”我说：“喜欢呢喜欢呢。”她说：“一点都不认真。”我说：“怎样才算认真呢你说？”我停下来，两手指交叉了抱在胸前，偏了头扭着身子说：“喜、欢、呢！这算认真不算？”她笑得直跺脚，说：“看你，看你！”又说：“反正你是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我的第六感觉你知道是最敏感的。”我听了心里一惊，拿找工作的话岔开了去。她又指着路边的景色给我看。我说：“快走快走，饭碗都没端着，有心看风景！”
职业介绍所是政府办的，工作机会的介绍都制成一张张小卡片编了号插在架子上。我和思文分头去找，能沾上一点边的，就把号码抄下来。我在心里算了一下，按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我一年扣了税只能赚八千加元，思文的奖学金和助教工作报酬加起来比我还多。看着介绍上有五六万一年的，我心里恨得痒痒。我把自己的愤怒对思文说了，她说：“凭什么你和别人去比，这是中国？和国内比你就想通了，八千加元抵几万人民币呢。要那样去比自己先气死算了，别活着做个人。”我说：“八千加元还不是用掉了，这么贵的房租。”她说：“你还想象中国房租只要几块钱一个月吧。加拿大又没邀请谁来，都是自己削尖脑袋钻来的。再怎么样，也要存一两万人民币一年吧。”我说：“找中国餐馆吧，反正四块二毛五一小时，中国餐馆还可以超工时，一天让我做十几个小时我就高兴了，做二十四小时也没什么。”她说：“华人老板太厉害了，他要榨干你的血，让你做死这条命。外国老板人道些，依法办事。”看那些卡片眼睛都看酸痛了。抄了七八个号码比较一下、确定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医院洗衣房，上通宵班，一份是郊区的中国餐馆。排了队和工作人员谈了话，她查了电脑两份工作都还在。她把电话号码抄给我们，要我们自己去联系。出了门我说：“操它娘的落到这种地步。”思文说：“早就告诉你要有精神准备。看不起这样的工作，能找到还是好事呢。”我说：“说看玩呢，其实我心里很高兴，至少路还没有绝。昨天我都有点绝望了。这是加国，不是中国，这点我还是懂的，你以为我那么不清白么?”
出了门思文问：“搭车回去？”我吃一惊问：“出租车？”她笑了说：“胆都被出租车吓虚了。这里有ｂｕｓ到丘吉尔广场。走要走一个小时呢。”我说：“多少钱一个人呢？”她说：“上车不管几站都是一块。”我说：“一块中国钱？”她说：“神经，有病吧，这里谁跟你说中国钱。”我说：“我还以为你折算成人民币呢。加拿大搭个车怎么这么贵?反正没事走回去算了，天气这么好，我一路也看看风景。”她说：“看风景!来的时候要你看你又说没心思看。尾巴一翘就知道你屙什么屎。”我回下张望着说：“真的，这天气真好。”
一路上我心情很好，把昨天思文给我的几张钞票卷成一卷，丢向空中，掉在地上又捡起来，嚷着：“喔，捡了钱。”思文说：“高力伟你还小了吧。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刚结婚，你把几百块钱丢着玩，掉了一张十块的你还不知道，还是过路的人喊醒你，你脸都吓白了。”我说：“那是的，丢十块钱我脸就吓白了！我没有钱总还看过别人手里拿过钱吧！”说着把钱又抛了几次。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白人中年男子，回头正看见我从地上把钱捡起来，走过来问“Have you picked up some money? I lost it.”我怔了一下，思文说：“It's ours. We are playing with it.”我心里想着，加拿大怎么还有这么操蛋的人！于是说：“How much is it? Tell me!”我说看把钱举起来挥舞着胳膊。思文说：“别开玩笑。”又向那人解释。那人悻悻地转身走了，我在后面喊：“I picked up some money just now. I'll keep it if nobody wants it.”那人没听见似的不回头。
我问思文：“我骂一句something wrong犯不犯法？”她说：“别玩钱了，有事跟你讲。”我说：“我玩我的。你讲你的。”她说：“你答应了我我才讲。”我说：“不讲就算了，你以为我有你那样好奇？来逗我呢。答应了才讲，你要是要我抢银行呢？”她说：“你来了，星期天晚上要请一次客。”我笑着捏了她的下巴说：“张开嘴。”她张开嘴。我说：“看看你的舌头还就是原来那一条，不知不觉着倒越耍越滑溜了！”我尖着嗓子学着她的声调说：“‘你来了，明天晚上要请一次客。’你想请谁就请谁，把我抬到前面，我可有那么大一张脸？”她说：“趁机请一请赵教授和几个朋友。”我说：“多少钱够呢？”她犹豫一下说：“五六十块差不多了。”我吓一跳说：“这里吃的那么便宜，怎么要这么多钱？”她说：“你以为买几磅猪肉塞了人家的嘴就够了？两只龙虾二十多块，两箱啤酒，加起来就五十多块了。”我说：“那没有八十一百块钱这个客就请不成！”她说：“可能八九十块就够了。”我说：“龙虾是我们这样的人吃的吗？啤酒也不用买两箱。”她说：“主要是请赵教授，他给我这份工作，一个星期有一百多块钱呢。他们海洋系几个学生都在抢，他给了我这个学民俗学的。”我说：“你长得漂亮，舌头上又涂了蜜，要是你歪瓜裂枣的斜着眼歪着嘴塌着鼻子又一脸阴麻子，看他给不给你！”她睹气说：“反正跟你讲了，这个客是要请的。”我说：“一只龙虾，一箱啤酒算了。”她说：“知道你就讲不通，太固执了。这件事就是这样定了。”我说：“咦，咦，出国一年就威风多了，什么事我问都问不得。”她说：“算了算了，刚来一天就气我。我还懒得气，气坏了我的身体。没见过男子汉这么抠的。别人都是用丈夫的钱，我用自己的钱还要沤气。”她的话激活着我心中一点什么，我一股蛮劲上来说：“什么女人男人！再说我就一个人先走了。”她不做声默默地走。
走了好久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我来打破沉默，我是男人，我不必这么小心眼。她陪我走了这么远来找工作，因为这个我也应让她一步。我心里犹豫着想开口，但又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本能力量在反抗着。以前有很多次这样的情况，都是我笑嘻嘻的先搭讪着说话和解，但今天却心里有鬼似的没有笑起来的意思。好几次笑意都荡到了脸上想开口说话，又咽了下去。我没有料到这样一件小事却在我心中激起了这样顽强的抗拒。就这样一直沉默着走回了学校，我松了一口气，淘了米放到电炉上去煮了。


五

不知是谁先突破了那一层沉默的屏障，到了吃饭时我们又跟没事一样了。
我用调羹敲着饭碗说：“给你说个好笑的故事想不想听？”她马上抬头问：“哪个电影明星的故事？”我说：“古时候人的故事。”她低头去吃饭，说：“那你说。”我说：“古时候有Ａ和Ｂ两个人──”她马上打断我说：“一听就是在造谣。”我说：“古时候有甲和乙两个人吵起来了，甲说四七二十四，乙说四七二十八。争不清楚争到县太爷那里。县太爷扔下签来叫差人打乙三十板。乙叫屈说，我对了怎么打我？县太爷说，他说四七二十四，你还和他争，不打你就打谁？”思文听了直乐，又说：“你就是那个四七二十四。”我说：“那县太爷要打你三十板。要不我代替县太爷打算了。”她一撇嘴说：“四七二十四还想打别人。”饭后我催思文打电话问工作的事，她问我先问哪一个，我毫不犹豫的说：“当然是医院。”她说：“上通晚的班你可想好。”我说：“通晚的班更好，我一个人把事做完就算了，不要看见谁。”电话打过去，那边说要男的，思文说是自己丈夫找工作，他现在出去了。放下电话思文说：“要你去看看，去不去？”我说：“就我一个人去？”她说：“那个人讲话飞快，你听不懂的。只好我陪你去。”我坐着不动。她说：“怕什么呢，你怕？了不起了白跑一趟。”我说：“白跑一趟倒没事，不知道别人心里会怎么想，话都说不清楚听不明白，找工作！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你要想这是寻官不到秀才在的事，又不挖你一块肉。”我说：“去了去了！死就死活就活，人到了加拿大还要脸干什么。”
快走到医院了思文说：“话没听懂你别回答，由我来说。”我说：“那不一下就露底了？”她说：“有什么办法，要你练好口语，你又不听我的。”我说；“这几个月写论文，哪有时间。到北京去火车上我还带个小录音机听九百句呢。这里人讲话都那么奇怪，跟外国人似的。”她在我胳膊上用力一捏说：“还说别人奇怪，不说自己只会说ＡＢＣ，又有道理！”站在医院门口她又教了我几句口语，我跟她念了几遍，说：“记着了。”
进了医院的办公室，桌边一个红头发的中年女人跟个高大的年轻人说什么。思文碰碰我的手说：“找工作的，要他回去听消息。”我说：“是不是我那份工作？”她说：“不知道。”我拉了拉她的手指指门说：“算了，没戏的。”说着想退出去。她一把攥紧了我的手，站着不动，眼睛看着那个女人微笑。那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女人站起来送了几步，很热情地握手，说“See you later.”然后坐回到电脑旁，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说：“I want to find a job in the laundry.”她一指桌上一迭表格说：“Fill in this table.”又抵头去打字。我在桌子下摊一摊手，思文手轻轻摇一摇，朝桌上的表格微微一努嘴。我拿一份表退到门边沙发上去填，几个看不懂的地方，思文背对着桌子，挡住了那女人的视线给我指点。交了表女人要我们回去听消息，我转身就想走，思文对我一使眼色，又跟她描述我怎么能干，工作认真，力气大，随时可加班等等。那人把电脑打得飞快，不时抬头说一两句。后来有点不耐烦了，停下来对思文说：“I hate to tell you……”下面的话我听得有点模糊，意思却还明白。她在说很多加拿大人都没有工作，这份工作是不可能给你的。最后拉长声调说了一声“Ｏｋ？”
思文道一声谢和我出来。我阴沉着脸，心里反复念着“I hate to tell you”这句话。思文说：“这有什么呢，想一下就找到工作怎么可能？”我说：“没有就算了，放那些狗屁干什么！就因为我不是白人？”思文说：“要想得通，人家自己的国家嘛。”我说：“那这不是种族歧视吗？怎么加拿大也有种族歧视？”她说：“白人心里都有那么一点意思，表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其实这也不奇怪，你自己看黑人看白人心里的味道就不同是不？我来了一年，也很少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她是不耐烦说漏了嘴。”我说：“照这么说我找工作更是一片黑暗见不着曙光了。”她说：“你急什么急，你！昨天才来的。两个月找到了你福大命大。”我说：“两个月不又等于丢掉几千万把块钱了。”她跺着脚说：“又拿中国钱算，什么时候把你脑筋中的那根筋抽掉才好。”我说：“两个人出国钱都用得光光的了，我只想捞点回来。走投无路找中国餐馆算了，洋人他总不会用中国的菜刀。老板再厉害，我反正只用两只手跟他做事，第三只手暂时还没长出来。”她说：“找中国餐馆算了！好轻松哟！起码你要作碰壁三十次的准备。”我说：“那加拿大对我就太残酷了。昨天早上我想着这里还跟天堂一样呢。”她说：“放宽了心你只管放宽了心，加拿大怕只怕来不了，来了不怕没有活路。”
思文牵了我的手在街上一路指指点点看过去。我说：“怎么你现在变成牵手了，以前你都是挽着我胳膊走的，那样我感觉自然一些。”她说：“加拿大没有挽胳膊的，你看哪里有挽男人胳膊的？”我四下张望了说：“倒也是，这里男女平等，手牵手最公平，谁也不依附着谁，你这倒学会了，别的又不学会。”她把我的手一捏说：“流氓分子。”
走在异国八月的阳光下我感到了舒适，风从大西洋那边吹来，皮肤爽爽的。我抖擞着精神去看街景，觉得一切都有些怪怪的不那么自然。象走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上。我把这种感觉对思文讲了，她说：“刚来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我指着来往的小车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就买了一辆。”她说：“什么说不定，这还说不定？肯定的！还有房子，也是肯定的。”我说：“你这么大的野心我压力就大了。”她笑了说：“先不跟你讲这些，现在你胆就虚着，再一吓非破裂了不可。”
走着我忽然注意到一家小小的书店，橱窗里陈列的杂志色彩艳丽，富于刺激。我停下来指着对思文神秘地说：“看，看。”这时我又注意到书店门口挂着纸牌，写着“Ａｄｕｌｔ ｏｎｌｙ”思文说：“想看就进去看一下，故意问什么。”我说：“既然到加拿大来了，什么都见识见识，也算增长知识。”她说：“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知道？增长知识！”我说：“走，走。”她说：“下次又一个人来看是吧？想见识就见识一下，我可没拦着你。”我说：“我一个人不敢进去，你带我进去。你自己一个人参观过没有？”她说：“到书店我没看过，我一个女的怎么好意思，里面都是男的。”我说：“你还狡辩，没进去过怎么知道都是男的。”她说：“有人告诉我。杂志别人拿给我看过，这我承认。”我说：“一起进去。”就一起进去了。里面一个女人懒洋洋守在柜台边，几个男人慢吞吞地翻着杂志。没想到里面的杂志还放浪得多，一切人间存在着的都用彩色大特写镜头拍下来，男男女女堆在一起的。一些封面特别刺激而放浪的用塑料袋袋了，在画面关键之处贴上一枚价格标签。这些画面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些可以翻阅的我没勇气去翻。我看着那些杂志对思文努嘴，使眼色，她也不理我。浏览一圈我浑身开始燥热，头皮也一刺一刺的发炸，周身热血涌流。我一看思文不见了，就走到外面。她说：“看就看饱一次，我心里不会说你，有什么呢？”我说：“你怎么不看？”她说：“没意思。”我牵了她的手说“走。”她说：“门口那些东西你看见没有呢？”我说：“要有的都有了，还能有什么呢？”她说：“进门柜台对面的橱柜里，我都吓了一跳”。她这一说，我又好奇着推了门进去，先望着柜台，再把脸慢慢转过去，瞟一眼看见一些塑料的模拟器官，头发“刷”地一下几乎要立起来，心里恶心着马上转过脸去，不敢再看一眼，推了门出去。我对思文说：“加拿大怎么这么流氓呢？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到会流氓到这种地步。”她说：“自己看了又说别人流氓。这还不算，还是照片，真人都有。”我问：“脱衣舞？”她说：“下次要他们带你去看，一根纱都不带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听他们讲的。”我警觉起来问：“他们到底是男是女？男的跟你讲这些，没安好心！”她说：“上次一起包饺子，他们说我听到了。”我追问说：“上次拿杂志给你看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又多心了，女的！”我站着不走，指了她说：“说真的！”她说：“是赵洁不信你去问她。”我说：“是男的呢肯定别有用心，拿本杂志跑来说见识见识，试探着就打开一个缺口。你没上过他们的当吧？”她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傻瓜瓜！”我嘿嘿笑了说：“不这样想才真傻瓜瓜呢！这样的世道谁放心谁。第一个不放心的就是我，我得去考证考证。”她说：“你还不放心我，谁放心你，你们这些男人，什么好东西呢？”我说：“人到了地球这一面，什么都翻了个跟头。这里一个男人跟几个女人有感情上的来往，是人性允许的。”她说：“那你想跟几个？”我说：“九个就算了，相信不？”她说：“相信。那以后对我来说你就是第一个。”我乐得拍腿笑说：“你是女的！”她说：“刚才还说男女平等呢。”又说：“感情上的来往，这说法倒妙得紧，还带了几根纱。看看你舌头也还就是原来那一条，不知不觉着倒越耍越滑溜了。”

我忙换了话题说：“那些人一根纱都不带，怎么好意思呢？她们出去总会碰到熟人。”她说：“问我我问谁去？下次你进去了问她们自己。你想长你那个见识，要他们带你去看。里面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身材好得很呢。”我说：“那她们怎么不嫁个有钱的人，要干这个？”她说：“下次你进去了你问她们自己。她们也是工作，自食其力，政府批准了要收税的。”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去看。”她说：“看不看随便你。跟别人你别说我不要你去。”我说：“思想很解放啊！”她说：“别故意奉承我，奉承也没有用。你想找女朋友我可绝对不答应。”我夸张地笑起来说：“我，找女朋友？我一个穷光蛋，跟个落水狗也差不多了，找女朋友！”她说：“谁跟你笑。在这里我知道你没什么戏，我说在中国。我一年不在，谁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我心里一跳，偷眼去看她的脸色，倒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她说：“还调查我呢，我经得起调查你经得起不？”我笑了说：“要不要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开赴大陆？”她撇一撇嘴说：“别跟我打哈哈，你有什么事迟早我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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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找工作又没有成功，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找份工作的困难性大大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以下略去１６００字）……

离九点钟还有两个小时，一个人呆在小房间里实在乏味。我忽然想起是不是趁她没准备搜寻搜寻，说不定从哪个角落摸出一封信一张条子一点蛛丝马迹，这里这么多博士生都是优秀青年，这一年谁保得准？我翻了抽屉没找到什么，又揭开毯子去看那床单，仔细看了也没有什么，心里想着床单也许是我来之前刚换过的，犹豫着是不是揭了床单再看。正想着忽然觉得非常惭愧，一个男子汉做这些事太猥琐了点，站在那里脸上就烧热起来。走到客厅里，那巴西姑娘和一个男人搂着在看电视，我一低头就开门走到了外面。七点多钟了外面亮亮光光的和下午三点钟一样，这提醒着我，自己现在是在北方。家里那张地图的轮廓浮现出来，那上面一条纬线从圣约翰斯拉到了哈尔滨附近。又想起爸爸妈妈的老态，送我上火车时那颤颤巍巍忧心忡忡的样子，这才是几天以前的事情却恍如隔世。
在清风里我漫无目地缓缓走着。我知道自己是在时间里行走，它正迅速地离我而去。它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人有了这点感悟，就扼杀了自己的幸福，与痛苦结下了永恒的姻缘。我想象着自己正存在于一百年一万年之前或之后，我就在那时的天地间缓缓走着。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时间深处化为乌有。这样想着我蠕动着嘴角给了自己一个嘲笑。大西洋吹来的风挟着一点温热抚过我的面颊，一方小小的池塘上两只鹅娴静地浮着，几只野鸭在鹅的周围转来转去。远处高速公路上，无穷无尽的小轿车贴着地平线移动。我在草坪上躺下，感到了太阳留在草中的温暖气息，还有难以捉摸的那一丝草的清香。我望着天空，白云一朵朵如镶在蓝色天幕上，似乎不动，看久了又发现它们在移动，在改变着形状，在大西洋上飘过来，缓缓地向西边向纽芬兰岛深处飘去。我久久地望着这片天空，觉得它高得有些奇怪有些陌生。我凝神仔细去体会这种陌生的感觉，想把这种感觉抓住了用语言表示出来。这种感觉飘来飘去模模糊糊似有似无，我一次次努力使它变得清晰，结果归于失败。我实在也说不出这高得奇怪而陌生的天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知躺了有多久，周围房子里的灯一间一间亮了起来。我忽然一惊而起，看看表已经九点多钟，这时候天还没有黑透。
通电话的结果又给了我一次打击。老板娘说，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周薪二百二十块钱。我向她指出如果这样一小时的工资不到三块钱，提醒她政府法定的最低工资是四块二毛五。她说：“包吃包住呢，吃两餐饭一天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还想讨价还价，话没说完她就打断我说：“那就是这样，No bargain。家家中国餐馆都是这样。”我抓着电话筒怔了一会，那边忽然又传来一句：“想好没有？”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按时间收费的长途，也没有回答就挂上了。
回到小房间里，我摸黑倒在床上，头脑中一片麻木，又象有无数小斑点跳动着布满了那黑暗的空间。我感到了心脏跳动的节奏，应和这节奏，心中不断地跳动着“怎么办”这三个字。倦意涌了上来，心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被倦意所覆盖……忽然灯一亮，我睁开眼看见思文站在床前。她说：“睡着了？”我说：“不知道，几点钟？”她说：“十一点。”我说：“那可能睡了一下。”她说：“睡了一定要盖东西，这里晚上冷。”我扯过毯子盖了。她又问：“电话打通了？”我这才记起打电话的事，心里觉得窝囊，说：“问是问了一下，太远了，工资又低。”她说：“早就跟你讲，不要抱希望，碰上了就碰上了。”说了一会我说：“我还想睡。”她不做声，眼睛若有所询地望着我。我明白那意思，却一点心情也没有，只装作不懂。她说：“那我隔壁睡去了。”却站着不动。我把身子往里面挪一挪说：“要不你睡这里，挤着睡。”她又说：“那我隔壁睡去了。”我迷糊着眼说：“今天还是好累，没有精神。”她马上说：“那你睡吧，我也去了。”说着关了灯，门一晃，客厅里一束灯光射进来，马上又消失了。

七

星期天还是照着思文的意思请了客。我越是找不到工作就越是想省下每一块钱，但终于拗不过思文，一切按她的主意办了。那天下午我提着两箱啤酒跟在她后面，垂头丧气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嘴里忍不住嘀咕几句。她回过头来说：“男子汉，男子汉！心放宽点就不行？都窄成一条缝了，几十块钱的事，有什么老嘀嘀咕咕的呢，老太婆！”我说：“听了你的还不可以？现在什么事都听你的了。”她说：“那你还麻雀喳喳的念个不停。”我说：“我才念了两句。”她说：“跟你说要生我的气现在就生完，可别到了晚上还是这阴沉沉的脸，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样了呢。看到了什么他们一回去马上就打电话都通知到了，第二天人人见了面就有了话题。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嗯”了一声。她又说：“你心里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谁一定要听谁的，谁对就听谁的。你刚来有些事又不清楚，我是对的就照我办，有什么呢。”我说：“买都买了，还要怎样呢。”
两人忙了一下午把菜一份份备好，只等人都来了就炒。思文又去问了同屋的两个姑娘，请她们早点做饭。巴西姑娘出去了，印度姑娘就在厨房做起来，满屋子都飘着咖喱味儿。
赵教授迟迟不来，思文打电话去他家问了，也不在家。思文拿了啤酒要另外几个人先喝着。魏力过几天就要去哈利法克斯读博士，一个劲地鼓动我们搬到他那间房去住，说那里便宜。思文说：“离学校太远了点，冬天在风里雪里走半个小时才到学校，又那么大个上坡。”魏力说：“七九年开始，到我那间房是第六代大陆留学生了，有人走了总有人接上来，可别在我手里断了。你们去了是第七代，交了班我就安心了。”我听说便宜就有了兴趣，魏力说：“两个人住才两百二十五块，还怎么便宜呢。”思文说：“贫民窟还能不便宜。”
这时一个人兴冲冲进来，思文给我介绍是海洋系老李。我老朋友似的一本正经跟他握了手。他把手中的一封信摇得“哗哗”响，对思文说：“你看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思文问什么事他说：“刚从渥太华开会回来，纽约又来了信，要我去开会，又要准备大会报告，你看，你看，刚回来的！”思文拿了啤酒给他喝说：“好事呀！”他喝着啤酒说：“手里的研究放不下来！”思文敷衍着去了厨房，老李又挪到我身边坐了，告诉我自己手中那个分子工程的研究项目最近有了突破性进展，又叹息关键性的突破是出自他的构想，成果却主要归了老板。我说：“那太不公平了！”他说：“就是，就是！”又抱怨那看不见的种族岐视，中国人很难独立地主持研究项目，总依附了别人。思文从厨房出来把话岔开，他转个弯又回到了原来的题目，满嘴的术语听得我似懂非懂。我看见他这样固执，心里涌上来一种恶毒的冲动。我朝他那边探了探身子，特别关心似的问：“生物方面有没有诺贝尔奖呢？不好意思我连这个都不清白。”他说：“有医学生理学奖。”我说：“也包括你那个分子工程吧？”他警觉起来摇摇头说：“不包括不包括。”我叹息一声说：“那太可惜了，这又不公平，不然明年你就是世界名人了。人在这世上活着，大半也是为了名是不是？”他把身子往后一缩，斜着身子望着我脸上，想研究出我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特别真诚地又好奇地望着他，等他回答，心里却幻现出一张脸挤着眼睛在嘿嘿地笑。也许我脸上的真诚过份了点，他似乎品咂出一点意味，这并不是什么好话，口里嗫嚅着：“这嘛，这嘛……”我忽然一拍手，恍然大悟说：“有有有！牛满江就得了诺贝尔奖的，他是搞分子工程的不？”魏力在一旁说：“老李呢，没得说的！”他涨红着脸说：“开玩笑，开玩笑。”思文从厨房探出头问：“谁来帮帮忙？”他马上站起来说：“我来我来！”放下啤酒瓶去了。魏力对我眨着眼朝他的背影努嘴一笑，我不笑也不搭话，把头偏开了去。
赵教授来了，大家站起来表示客气。我注意到老李头向另一边偏着点，坐着不动拿本杂志看着，不一会思文开始上菜，两只龙虾切成几大块，红红的炒了一大盘。斟啤酒的时候我看那满桌的菜，没有那盘龙虾还真撑不起场面。思文举了杯说：“高力伟你讲一句，大家到这里都是欢迎你来。”我也举了杯说：“欢迎我来，欢送魏力走，大家干了这杯。”思文说：“高力伟你忘记赵教授啦！”说着把杯举向赵教授，“您到我们这宿舍来，真是寒舍生辉！” 我连忙说：“感谢感谢！”又怕不能传达对他的谢意，我敬了赵教授三次酒，“感谢”也念了几十次。我看龙虾就那么十几块，心里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自己也夹一块过来吃，从没吃过的东西。看见老李夹了一块又一块，心里恨恨的做不得声。还剩两块思文夹一块给赵教授，我马上伸过筷子把最后一块夹过来。吃了又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这一块就抵我国内几天的工资？
说说笑笑大家吃完了饭，又听赵教授讲自已征服北美的经历。我尽了做主人的责任伸直脖子认真去听。他说起二十多年前自已刚从台湾来的时候，出海捕过龙虾，餐馆洗过盘子。又说起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委员会的什么委员，经常在渥太华等地飞来飞去，东海岸每年捕杀海豹的数量都要由他批准，因此他从来不轻易说Ｙｅｓ和Ｎｏ。几个人听得入神，脸上生出兴奋的神色，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但我的野心却一点也没被激发起来，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只有老李在一边看他的杂志，嘴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说：“都听多少遍了。”不时轻轻抽动一下嘴角，不屑似地哼哼几声。我凑到他身边悄悄说：“是你们系教授呢。”他又哼出一声说：“怕什么，又不是我老板。”说着手放下去翘一翘大拇指说：“我老板。”又翘一翘小指头，“他。”我本来觉得吃饭前噎他厉害了点，毕竟是客人。心里悬悬的过意不去，凑过来想委婉地陪个小心，见他气还这么盛，也就算了。
赵教授走了气氛更加活跃，几个人抢着说话报告最新动态。一个说，赵洁这个月打了七个长途回上海，联系她先生来的事，电话帐单来了却不肯认帐，气得她同屋的加拿大姑娘跑到电讯公司查了电话号码是打到上海的，她这才付了钱。一个说，小刘为了一个月省Ｓｈａｒｅ电话那五块钱，对同屋的人申明自己不用电话，要打电话了跑到我这里来打。可老有电话找他，最后不好意思还是出钱了。说完故事又评论说：“看看同胞们都做些什么事，我脸上都臊得发烧。他宿舍我可没勇气去，见了他的同屋我脸上都挂不住。同胞们被人看不起呢，也不要都说是种族岐视。”又一个说：“要听真正的最新动态啊……”说一半又不说了，说：“晚了吧，该回去了。”思文把门堵了说：“你说，不说今天不能走。”他又说：“要听真正的最新动态啊……这才算真正的新闻呢。”有人说：“什么神神秘秘的东西，羞羞怯怯半天也说不出来。”思文说：“你今晚可喝了我两瓶啤酒的！”那人说：“都记着了！我刚好是喝了两瓶。林思文的东西可不是吃了就吃了的，都记本子上。”思文说：“不讲也随你，反正讲了才能回去。”那人说：“看在两瓶啤酒份上我这就讲了，再开瓶啤酒给我，喝着讲着，有情绪。这新闻不说三瓶啤酒，三十瓶也抵得。”
喝口啤酒伸直了脖子“咕噜”一声吞了，压低声音说：“知道不，文静上星期又换男朋友了。”一圈人情绪马上调动起来，催问那男的又是谁，这消息又是怎么传出来。那人详细报告了。那男的我没见过。有人说：“文静有句名言大家知道不，她说这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孩子，潇洒着活到四十岁就去自杀。”别人插话说：“活到四十岁她哪里就舍得去死，”说着扮个鬼脸，“起码要活到四十九。”大家轰地笑了，都伸直了身子，头一起向后仰去。我笑得打跌说：“都还是留学生博士生呢。”马上有人说：“留学生也是人嘛，博士生也是人嘛。”那人说：“这算什么名言，还有一句才算真正的名言呢。我这可不是听传说来的，是不转弯听她前面男朋友说来的。她说──”顿一顿说，“两位女士到厨房里去一分钟好不好？不去？反正我今天有点醉了，就着说句醉话。她说，听着了，枕边的话！她说，男人呢，怎么对她好爱她说好听的话都没有用，要把男人的本事拿出来，真满足了她才行。”大家又轰笑起来，直了身子头往后仰去。思文拉着另一个女士的手说：“看这些男人，看这些男人！”那女士说：“这男的是谁，也太缺德了，占了便宜还外往炫耀。”魏力说：“你这个论点就不对了，封建！男女平等，谁占谁的便宜呢。来加拿大都几年了，封建思想还没肃清，一冒就出来了。”又催那人招出那男人的名字。那人说：“我醉是有点醉了，机密我还是知道泄露不得的。”大家掰着手指数着文静有过的男朋友，一边说：“一定是这个了。”“一定是那个了。”那人一概摇头说：“别套别套，套也套不出。我这里说了明天他不掐死我！你们愿意我被掐死？”一共数出来七个，听了这话又把两个走了的刨去，再刨去文静的白人老板，在那四个里面猜来猜去定不下来。有人说：“这七个是公开的还有秘密的要进一步考证。说不定这屋里就有一两个。”互相指着鼻子说：“下个被考证出来的就是你了。”又嘻笑一回，都说文静还算是个女中豪杰，她那样想了，就那样做了，她居然就敢。喝光了啤酒，一个个舌头醉里打着滚说：“你喝醉了。”“你自己才喝醉了。”醉意朦胧离去。

八

和思文天天买了报纸来看，在外面跑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在魏力走的那天，我们搬到鲜水街的那幢房里去了。魏力说：“这我走就把心给放下来了，传了六代的香火没有断在我手里，你们将来搬走也传给新来的人。”
又指着请上贴的夏、春、秋、冬四幅山水日历画说：“还是七九年的，都这么多年了。画的主人的名字都没人知道了。”我说：“怎么就知道是大陆人，说不定是台湾香港人。”魏力指一处圈了的日期的小字说：“打电话作的记号，简体字。”我凑近看了是“上海长途，三分钟”几个字，于是说：“将来有人修留学生史，这就是文物了。”
学校附近实在找不到便宜点的思文才答应搬去的，搬去之前还抱怨我不肯耐心点好好找。我问她怎么学校附近房子就贵了这么多，她说：“这是夏天，到冬天你就知道了，这么深的雪，”说着在膝盖上划一下，“这么大的风，”说着晃一晃身子，“人都会吹跑去。去年我从教室到宿舍，都是弯了腰退着走回去的。”我问她学校有没有小套间租，她说：“有的，一室一厅，五百块一个月你住不住？”我一吐舌子说：“别吓我，我胆子小。”她说：“文静就自己一个人住了一套，她想得开。”我说：“跟她比，她活四十岁就算了，一年是一年。”她说：“学生总有有钱的，加拿大学生很多两个人同居了租一套，到下个学期男朋友女朋友又换人了，不算奇怪。他们不像我们几块钱也算着要省。我们的留学生靠奖学金养了老婆孩子，还开辆破车，还有钱存到银行去，外国学生没人相信，都说难以想象。”我说：“中国人生存能力是强，穷惯了嘛！”
鲜水街到纽芬兰大学要走半个小时，是凯塞琳开了小车为我们搬的家。凯塞琳是思文系里的助理教授，思文叫她小老师。我看着她一点都不小，快四十岁了。偷偷问了思文才知道比我大不了两岁。于是我也叫她小老师，她听了一脸的高兴。思文告诉我说：“小老师最善解人意，每次来看我都戴着我送给她的景泰蓝手镯，提着蜡染的手提袋。”我一看果然是的，偷偷的笑。凯塞琳一边开车一边问：“Are you talking about me？”我吃一惊，怎么外国人也这么善于察颜观色。我用英语说：“你听不懂中文，怎么知道我们在谈论你？”她说：“I know”。我对思文说：“可见世界上人心都是相通的。”思文翻译给她听了，她连连点头说：“I think so。”我又说：“在国内只以为西方人自行其是，看来并不是这样。”说了要思文翻译给她听，思文说：“你讲话也要看人看场合。”思文用了家乡的口音讲这句话，似乎这就可以隐匿得更深一些。几口箱子和一些饮具分两次运完的，第一次我抱一只捡来的黑白电视机坐在前排，第二次后排塞满了，思文就坐在我身上。小老师说：“Each time Gao has something on him。”乐得我和思文笑个不止。搬完了思文留她吃晚饭，她一口应了。又问能不能把她丈夫麦克也叫来。思文说：“Of course。”她马上就打了电话。做菜的时候思文说：“外国人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凯塞琳是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博士，麦克是旅馆烤面包的，想不到吧？”我说：“那她丈夫还不是个出气筒，怎么活下来的？”思文说：“我看也挺好。”我趁机说：“要是中国人，这做丈夫的要倒血霉了，别在的阳世上做个什么人了。”思文警惕地望我一眼说：“你这是说谁呢？”我说：“说那些得了势的中国太太呢，当然你是例外。你不例外那还有谁例外！”说着麦克来了，提着一个巧克力蛋糕，凯塞琳把蛋糕提得高高地说：“Mike made it, Mike made it。”吃饭的时候麦克问我到加拿大这几天什么事情最感到新奇，我心里想：“最新奇的就是你的后脑勺那根辨子，跟中国清代男人一样。”又不知说了他会不会不高兴，于是说：“最奇怪的是那么大墓场就在市中心，总是给人一个提醒，不怕伤了每天来来往往的活人的心吗？”思文译给他们听，他们一齐笑了。
他们去了我问思文：“这里算不算贫民窟呢，这么脏的地毯。”她说：“也许就算，谁知道呢。”我说：“有电炉、暖气、热水和冰箱，在中国也算好的了。”她说：“你又拿中国来打比，你现在站在加拿大土地上，你知道不？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嫉妒你，可你呢，身在福中不知福。要不怎么大家都想往这里跑，来了就不想走？”我说：“那得谢谢你，让我跌到福窝里了。”她说：“要换了别人的丈夫会这样想，你心里无动于衷。”我说：“电炉呢，暖气呢，有了也就这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说：“没有也就那回事，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个总统皇帝，亿万富翁也就这回事，也不会长生不老，所以跟当个讨饭的也一样，埋到那坟场都是一样，大家都公平了，对不？”说着微笑着望着我。我说：“咦，看不出啊，留了一年学，想得多了！进步了！”她说：“天下事什么不是有了也就这回事，可没有就不行！死了皇帝和叫花子也没有区别，活着时这点区别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所有的一切了。很多东西你不到加拿大来就不会有。”我说：“你现在假洋鬼子样的！”她笑了说：“人家是好你也不想承认，以为这就卫护了你心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是吗？我还不知道你！”我说：“要崇洋你去崇好了，只是别沾了个洋字屁也是香的。还起了个名字叫玛丽呢，你知道玛丽是谁，是《霓红灯下的哨兵》中的那个女特务！”她倒在床上笑得直滚，上气不接下气说：“高力伟，你真的逗死人，真的可爱真的好玩。跟了你我真的会多活几年。”说着爬起来抱着我的头吻了一下。我说：“严肃点，什么可爱，好玩，以为你是幼儿园的阿姨吧！”她又笑着倒在床上，双手在空中乱抓乱舞。笑完了又喘着气说：“你记错了，那个女特务是曲曼莉，不是玛丽。”我说：“那证明你还不是女特务。”她又乐得从床上跳起来，笑着嚷着来抓我的脸，“这一年你怎么学油了，看我不撕掉你的嘴。”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九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一夜没睡。睡下去才知道那张席梦思的弹簧完全松了。睡着睡着两个人都往中间滑。思文说：“也不知魏力和他太太这两年怎么睡的。”我说：“这床都睡过六代留学生了，多少对人在上面干过一些什么事、它能不松吗？它的历史使命早完成了，现在是超期服役。”思文说：“要算也可以算文物了，和那几张画一样有历史意义。”我在黑暗中搂了她说：“两个人又滚到一起来了，这是天意，不知你现在有情绪没有？”她说：“你今天搬东西累了，明天好不？”我说：“好容易有了一点情绪，你还推来推去，我也不一定要，只要你以后别怪我没有热情。”她说：“今天不安全，过这几天就好了。”我说：“随你。”说着想把手抽回来，她用脖子压住了不放。我说：“怎么啦？我瞌睡了。”她凑在我身边说：“抱一下也不行吗？”声音轻柔不胜娇羞。我说：“抱有什么意思，抱得我有了情绪你又不肯来，害得我自己睡不着。”她说：“你要来就来。”我说：“什么叫你要来就来，算了！”她说：“光是抱一抱不行吗？你总是叫我不满足。”我说：“你总是无法满足。”她说：“我不是，我不是。”我说：“你不是不是，你是是。”她说：“不肯抱就算了。只有我们，一年没见面，倒好像天天在一起呆了一辈了都厌烦了。”我说：“这怎么怪我，我说要来你自己不肯。”她说：“你只知道来，来！除了这个总还有点别的内容。”我想也是，这几天竟没说过几句亲热的话，平平淡淡就过来了。我想来想去想想出一句好听又显得自然的话，想来想去却想也想不出来。“我爱你”呢，太做作了，“亲爱的”呢，又太肉麻了。
正为嘴笨生自己的气，情急之中突然冒上来一句就说：“其实这一年我真的很想你呢。”这话我自己听去也空空洞洞，觉得言不由衷，幸亏在黑暗的掩护下她看不见我的表情，不然以她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会要当场揭穿我的做作了。我正担心着她会不会察觉我话语中的虚伪，克服着心里那种莫名其妙的力量的阻拦，鼓起勇气，准备她提出疑问我就以坚定的口气坚持下去，忽然感到她的头往我肩头靠拢，一只手也慢慢摸索过来，犹犹豫豫似乎在克服着心里的羞怯，终于停到了我的胸前轻柔地触摸。这温情的举动使我感到了惭愧，也有点难以接受。心想女人真是感情的动物，一句好听的话就把她的判断力瓦解掉了。我正想再补充说点什么以巩固她的印象，听见她在我耳边说：“是真的天天想我啦，你没骗我吧？”语气中并没有一丝怀疑，而是想催促着我把那句话再复述一次，而其中所包含的娇羞，我相信一个近三十岁的女人只有在黑暗的掩盖下才有勇气表露出来。我忽然感到，思文，这个女人，我的妻子，虽然整天的在外面冲锋陷阵，精明强干咄咄逼人，但内心依然非常软弱。这种软弱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快感。

这些天来，我心中的自卑越来越浓厚，在她面前也越来越没有勇气表露出男人的自信，越来越依仗那种执拗来掩饰内心的虚弱。现在忽然觉得，生活中居然还有一个人在感情上需要我，在这天涯海角，我存在的意义还可以得到一种渺小的证实。在这一瞬间，我内心的自卑消逝了，用胳膊把她搂得更紧，直到她发出几声轻轻的呻唤，似乎这样就能够更充份地证实了自己作为男人的力量。她陶醉地把头贴着我的肩，呼吸有点急促吹得我耳根子痒痒的，在黑暗中听得清清楚楚。这时，我心里有一种自责，无论如何，思文对我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我却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想探究她是否在这一年中有着什么阴私。而且，她直到今天还生活在占有我全部感情的幻觉之中，她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名义上属于她的东西已经有人在分享，甚至有了喧宾夺主的意味。在白天，她那种精干引起了我不可抗拒的反感，现在，却又觉得她有些可怜。毕竟那种气度，也是被沉重的外在压力逼出来的，在这异国它乡你不关心自己就没有人关心你。我这时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出国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多么大的损伤。可她现在正沉醉在征服北美的梦幻之中，对这一点毫无意识。也许，我得强迫着自己调整了心理状态，去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妻子的形像。
正想着思文的头在我肩头动了一下，含含糊糊说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嘿，女人撒娇起来连话也说不利索了！我在心里暗暗发笑，似乎在黑暗中看见了自己的笑脸。我忍着笑，我知道一笑她就会把羞怯全撒了回去。我凑在她耳边尽可能轻柔地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好不好嘛。”我在语气中掺入了一点玩笑似的温柔，为了给她的娇憨一种鼓励。她果然领悟了这种鼓励，舌子含在口中几乎说不清话：“问你呢，你刚才讲的话是真的？”我吃了一惊，在心里重复着：“你刚才讲的话是真的吗？”我刚才一直想着自己的心事，哪里讲了什么话呢。
我在心里紧张地思索一遍，想不起自己讲了什么话，值得她来反问，又疑心自己心里想着的什么，被她用一种难以说明的方式偷听了去。我试探着说：“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话，你问的是哪一句？”她把蜷缩在我怀中的身子一伸腿一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说：“这你都不知道，可见你不是认真说的。你说这一年天天想我！”我没料到她这半天没有做声，是一直在想着这句话，而且被改造成“天天想我”了。我心里惭愧着，含糊其辞地说：“我讲的话句句都是真的。”但思文不放过我，说：“不说句句话，后面的话我都没听清楚，我只问这一句。”我这时很恨自己还没有修养到睁了眼说瞎话也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程度，被催逼着说出漂亮的话，感到非常痛苦。每逢遇到有这种必要性的时候，我心中总有一种本能的力量在抗拒，以维护内心的骄傲。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它除了说明自己的不成熟再也不能说明什么，但却很难克服这种内心的反抗。现在思文又在催逼着我，我如果滔滔不绝说出一大篇动听的话，她也不会有什么怀疑，或者一边表示着不相信一边就全盘接受了。但这些动听的话即使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也不愿因为迎合别人的欢心而说出来，特别当这个人是我的妻子。我掩饰着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睡吧，我瞌睡了。”她把我一推说：“最不喜欢听这句话！”我笑了说：“瞌睡了都不准，都快两点钟了。”她说：“你还没回答我呢，回答了我就让你睡。”我心里暗笑女人真是奇怪，多听一遍就过瘾了还是怎么的呢。于是说：“我说的话每句都是真的，当然那句话也是真的。”为了自己内心的骄傲，我绕了个弯子回答她，又生怕她会不满意，非要我把原话重复一遍。
我在心里作好了妥协的准备，打算她再追问就放弃这种含蓄的抵抗。不料她很满足地说：“好，就相信你了。我最喜欢的是别人喜欢我，最不喜欢的是别人不喜欢我。别人喜欢我我才喜欢他，别人不喜欢我我就不喜欢他。我喜欢不喜欢一个人主要看他喜欢不喜欢我。”我忍着了笑，对着黑暗伸伸舌头做做鬼脸，说：“那你这个人没有原则。”她马上说：“那你说谁有原则？人都这样。”我说：“人都这样。要是人只有原则没有偏见人都不是人了，而且人的偏见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这是理解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她说：“那你对我有没有偏见？”我说：“那当然有，不然我怎么喜欢你不喜欢别人？”她说：“我怎么就没怎么感到你喜欢我？”我意识到这又是个扯不清的话题，避开了说：“今天月亮好，都照到屋里来了──好啦，我睡了啊。”说着向另一侧转了身子，把毯子拉紧。她把我的身子掰过来，把我的手从她颈下拉过去绕到胸前安放好，轻轻拍一拍，似乎对那只手作了某种暗示性的交待。我只装作不懂，手停在那上面却一动不动。她又按一按我的手背，让我体会那一团柔软。我的手这才盘旋起来。这时她把身子滑下去用头抵了我的胸说：“那我再问你，你是怎么想我的？”我暗暗叫苦，这问来问去没个完了。我说：“怎么想你？还是放到心里想。总不能向世界宣布说，我想着林思文呢。那不合适吧。你问也问得太奇怪了。”她也意识到问得没有道理，却仍不放过了我，说：“我再问你一句，真的是最后一句了。”说完又不往下说，等我催促她。我偏不催，故意出几口粗气又打起鼾来，她一推我说：“装什么傻，你又不打鼾的。”我说：“那你快说，我真的眼睛也睁不开了。”说着夸张着打了个哈欠，把手从她胸前移开，想从她颈下抽出来。
她压紧了我的手，又把它放回去说：“问了这一句就让你睡去。你说真的，不准说假的，这一年有别人到我们房里去过没有？”我又在暗中一笑说：“有啊，好多人去过，胡大鹏也去过。我们打牌还打过通宵呢。一年没去过人那怎么可能？”她说：“别扯，有别的女的去过没有？”我说：“别的女的，让我想想，哦，隔壁马老师爱人来借过餐票，对门方老师爱人还来借过拖把。”她在我胳膊上一拧说：“讲真的不，不讲真的我又用大劲了。”我恍然大悟说：“搞半天你问的是莉妹子！”我们把第三者都叫做莉妹子，“让我想一想──想清楚了，有莉妹子来过，这一年十多个都不止。”她把手用力一拧说：“你说真的，不说我又用大劲了。”我“哎哟”一声说：“轻点轻点，我说真的你又要揪痛我的肉，逼我说假的！没有呢！”她松了手说：“假的是没有真的那就肯定是有了。你告诉我她是谁。其实这一年你一个人在家里很寂寞的，有也可以理解是不？你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吃醋的人。真的她是谁呢，长得漂亮不？漂亮还好，不漂亮我都没面子了。”我嘿嘿笑了说：“林思文呢，你当我真的瞌睡糊涂了是不？”我尖了嗓子学她的声音：“有也是可以理解的，你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吃醋的人。”她又要拧我，嚷着：“你说真的，你说真的！”我说：“说真的我倒要问你，你是为自己在这里有了莉伢子造舆论吗？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寂寞的，有也可以理解是不？真的他是谁呢，漂亮还好，不漂亮我都没面子了。”她说：“放不得心的只有男人！一个个都是花心花肠子花脚猫。”我说：“那文静是男人还是女人？”她说：“好啊，你把我去比她！”伸了手又要拧我，我抓住了说：“再拧我的神经兴奋了，这一晚又没有了。我怎么会有莉妹子，我只有你。”说着这话我心里想起舒明明，惭愧着夹在这中间，两方面都在迫不得已的背叛。思文松开手说：“这还差不多，好，你睡吧。”她说着在我肩上亲出一声脆响，转了身过去说：“我睡了你别动我，要是明天做事没有精神，那我要怪你。”
在黑暗中我睁了眼，呆望着天花板的一片漆黑。偶尔有车从门前马路上驶过，车轮擦地的沙沙声听得真真切切。一束街灯从窗帘的缝隙中射进来，在玻璃茶几上幽幽地泛着淡白的光。我想着舒明明在地球的那一面是不是睡了，马上又省悟到现在是国内的白天。来了这么些天，我没给她写信，我们之间的事就这么完了，又何必再去招惹。再说我也不知道她回信寄到哪里才不至于泄露了秘密。我极力想回忆起她的面容，却怎么也想不清晰。我感到有点恐惧，这么熟悉的人，这才二十多天，怎么会呢？我又想着如果地球可以打个洞，是不是可以用一根绳子吊到那一面去。我在北方她在南方，而且又不是在正对面，这个洞得斜着打。我考虑着怎样在头脑中那个想象的地球上打这个洞，角度该怎么倾斜，想来想去越想越不明白，头脑里丫丫叉叉的象架着许多树枝。这时突然象有一道电光掠过我心中，一下子把舒明明的面影照得如此生动如此清晰。我想象着舒明明那小巧的身影正慢悠悠地走在我房子前面那条林荫道上，手里提着那只缀着蓝色小碎花的布袋，眼睛痴痴迷迷的望着前面的路口，我就在那里等她。互相看见了交换了眼神，却又装着不认识，我推了单车，她就跟在我后面走。到了僻静之处，我跨上单车脚点了地，也不往后看，感到她在后面坐上了，猛地蹬一下就飞驶起来，她的一手只就抓住了我的衣角。
正想着思文轻轻叫一声：“高力伟。”我吓了一跳，闭上眼不动，她又轻叫几声，把身体往我这边靠一点，我还不动。她又靠近一点，贴近了轻轻碰我，见还是没反应，坐起来把电灯打开。我含糊地哼哼几声，用手遮了灯光。她说：“人总是往中间滚，这个席梦思要不得了。”我叫她下了床，把装书的纸盒一掀，书都倒在地毯上，把纸盒折起来塞到席梦思中间，试一试果然好得多。我说：“下次去捡一张好的来。”重新睡下，她推着我说：“睡不着。”我说：“别想那么多就睡着了。”她说：“好，不过我还要问你最后一句话。”我说：“Ｍｙ　Ｇｏｄ！都有十几个最后一句了。要是明天做事没精神，那就要怪你。”她说：“我只问你，你到底还喜不喜欢我？”我说：“都问过多少次了。这傻问题我再不回答了。”她说：“跟你说认真的你别绕来绕去。我刚才睡在这里想这件事，想也想不明白。”我说：“我是喜欢你呢，不喜欢跟你结婚干什么？”她马上说：“那是以前，我问的是现在。”我说：“天，天！要我怎么说！”她冷静地说：“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她说：“你来有这么多天了，我没有觉得你喜欢我，我觉得你变掉了。我等待了又等待，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才来问你。”我想，女人的直感你想骗也骗不过。我说：“思文你抱怨我我也不为自己辨护，到了这里我心情一点都不好。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窝囊，我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自信都没有，这叫我怎么有心情？真的我没有心情，没有心情。”说着我鼻子一酸，声音也颤抖了。她一只手慢慢地摸到我脸上，又摸我眼边有没有泪，说：“我理解你，力伟，我理解你。我实在忍不住了才问一句，你没变心就好，就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惹你不高兴。我没想到这一点，现有我放心了，睡吧，天都快要亮了。天四点钟就会亮了。”

十

这天思文去了学校，我在房子里闲得无聊，懒洋洋地在街上走。我毫无感觉地走过了许多街道，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想起应该回去了。对走过来的路我完全没有印象，就在路边的草地上坐下来，拿出地图查看，原来已经走了这么远，都快到港口了。我乾脆再往前走，去看看大西洋。到了港口才知道这是一个海湾，对面的山遮挡了那波涛的一望无际。我靠在水泥栏杆上看下面的船只在卸货，吆喝声一阵阵传来。北方的太阳温和地照在我身上，有了一点醉薰薰的感觉。我解开衬衣敞着怀对着太阳，海风吹鼓着衣襟哗哗地响。我忽然想起了阿Ｑ，靠着墙根在太阳下捉着虱子，在嘴中咬得毕剥的响，身上也麻酥酥痒起来，心里知道不会有那小动物，仍在肩上背上摸索了一回。又想起那个太阳就是这个太阳，永远照耀人间却永远无动于衷，这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可笑。我摸索着身上想着阿Q如果真有其人，他再也想不到，在几十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同一个太阳下，会有我这么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年他肚子饿着在末庄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都走过去并不想要，原来是他知道那都不属于他，正像我刚才走过那些挂着Help wanted招牌的小店，却木然地走过并不想进去问一声，知道那都不属于我。我在心里把阿Ｑ当作了一个朋友，又想起去年自己写的那篇论文对这个朋友的批评太严厉太苛刻了一点，无可奈何的人总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正想着忽然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看是个长着雀斑的白人小孩，他伸着一只手望了我说：“Give me some money。”我觉得可笑，我自己正恨不得跟别人讨点钱呢。我摇摇手说：“No money，I'm poor。”他仍固执地伸了手。我咬着牙做了一副凶狠的嘴脸，又张大了嘴望空中咬一口，把他吓得一退，飞快地转身逃跑，逃到安全的地方又回头来望我。我在心里一笑，摸一摸口袋还有一些硬币，又招手叫他过来。他迟疑着走到离我几步的地方，眼盯紧了我随时准备跑开。我手伸进口袋把硬币捞在手心，仔细摸一摸把两个二毛五一枚的弹出去，把那些五分一分的掏出来，手掌合起来摇得哗哗的响，又把右手捏成一个空心拳头，再把那些钱摇得哗哗的响，伸向了他。他走上来在我拳头下伸了小手。我让硬币一枚一枚地从手缝中漏下去，每漏下去一枚停顿一下，去享受那一声轻微的脆响，心里有着一种痒痒的快意。有一枚二毛五的漏到他手中我才看见，伸了左手想抓回来，小孩把手一捏拢，捅到口袋去了。我摇一摇拳头还响着，他又伸了手。最后几个我拖延着，他以为没有了手想缩回去我又漏下去一枚，最后我手中空了仍在他手心上悬着，他等着见没有动静，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慢慢张开拳头朝他一笑说：“No more。”他说声“Thanks”，就马上跑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计算着刚才大概送出去了有一块钱，有点后悔起来，但又觉得一块钱也值得，到底还是值得的。

（以下略去１８００字）……

我正策划着怎么把发豆芽这件事好好做一下，这天思文回来兴冲冲地说：“今天有好消息，真的好消息。”我问她她不肯说，要我猜。我说：“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豆芽有人要了。”她还要我猜。我想着是不是奖学金有希望了，却说：“别弯弯绕了，你！”她说：“你只管往最好的方面去猜，胆子大一点。”我心想，你弯弯绕我也绕弯弯，于是说：“那一定是家里有信来了。”她摇头得意地笑。我猜来猜去就是不猜奖学金的事，她自己忍不住了说：“奖学金得了！”我问：“你见到逊克利尔啦？”她说：“见了！”逊克利尔是历史系主任。这些日子思文一直与逊克利尔联系，总是告诉他说，高力伟就会来加拿大了，却不让我出面，怕一见面我的英语露了底就没有希望了。在国内时我按历史系的需要设计了课程，编造了成绩单，又在杂志上找一篇论文请别人翻译了自己抄一遍，把中文原文上别人的署名用自己的名字贴了，复印后作了技术处理再复印一遍，毫无痕迹，然后几样东西一起寄出，得了录取通知。没料到现在奖学金也有了。思文说；“逊克利尔一见我就说，keep smile ，我知道奖学金有了，马上告诉他你昨天已经来了。明天陪你去见他。”我沉默不语。她问：“又怎么呢？”我说：“我的英语出不得场还是出不得场。结结巴巴的英语也讲不来倒敢去见他，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我已经说了，你的口语不好，读和写没有问题。”我说：“那又能骗几天，暴露是迟早的事。外国人他再也想不到，成绩单和论文还可以编造，连文凭是造出来的还不知多少，我至少还有文凭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她说：“现在都定下来了，你再出面也不怕了。”我说：“我心里畏怯，压力好大。别人在心里笑呢，这种水平还读研究生！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她说：“你呢，你呢！你那张脸是什么脸，倒比总统的脸还威武些！你那么多自信都到哪里去了，恨不得就吹口气把你吹起来。反正人都不认得，你怕什么怕！”我说：“我跟自己心里说，不怕，不怕，可还是怕，这是没办法的事。”
她生了气说：“跟你搞好了现成的还不敢上阵，那现在连我都要靠你这个男子汉怎么办？”我心里一动，象有什么东西要拼着冲出来，又象被什么压住了，吸一口大气把闷气强压下去。她说：“出国，拿到奖学金，别人拼了半条命才得得到呢，你倒是坐在这里就有了。好多人要他少活十年他也会愿意！生在福中要知福。”我说：“好怕听不懂课，丢了中国人的脸。”她说：“别想着自己就代表了中国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英语不行不会学吧！万一拿个文凭也好向国内交待，万一不行了退出来再找工作，就当是拿了钱学几个月英语，进语言学校还要交钱呢。”我心里沮丧得要命，豁出去说：“明天一定去，坚决彻底去！大不了不要我，会死人呀！”思文笑了说：“看，看，这个人！要你去读书又不是要你去上刑场，有那么可怕吗？”我说：“只是我又欠你的了。”她上来捂了我的嘴说：“你我是什么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她就在我身边。我想一把搂了她，含蓄地表现一下感激，可心里那鬼鬼怪怪的力量在反抗着。她顺势在我腿上坐下来，搂了我的脖子撒娇着说：“只要喜欢我就什么都有了。”我抱了她倒象抱了什么，别别扭扭着很不自然。她凑在我身边说：“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应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下子我想起二十年前，文革中学校不上课，我和另一个孩子去捡玻璃卖钱，有一天看见一整块玻璃碎在地上，欢呼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都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想着思文仰了脸问我：“又怎么呢？”我掩饰着搂紧了她，在她肩头一下一下拍着。她闭了眼一动不动。看看她的脸，我想，不知别的男人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没了心理优势就没了情绪？现在我是死鱼一条了。有什么办法，我想活，可活得起来吗？

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Ｙｅｓ。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乾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小蜂子爬在蜂窝上嗡嗡的响。手中的书看不下成句的话，心里沮丧着悲哀着，脸上仍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明白自己纸老虎的本相越来越难以掩饰，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自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第二天思文一走我又出了门。在门口我停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慷慨，自己激动着似乎有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勇气。骑车到了一家大的中国餐馆门口，那勇气又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讨钱。自己一无所长，老板凭什么要你？还没有进门我就预想到了失败的结局，这几天的忙碌使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算一算我已经跑了二十几个地方了。我把单车停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走，想等到中午看看这餐馆生意怎么样，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有用，昨天还敢问一问呢，今天这都怕了。可骂完了还是没有用，不敢还是不敢，真没有办法。我想着如果它生意好，马虎一点凑合着也许就要我了。我又恨自己戴付眼镜不象个能做事的样子。到了午餐的时间，进去的客人不多，我心里凉了半截，每一个过路的人我都盯着他，希望他进去。又把自己的目光想象成一双无形的爪子，每一个从那门边路过的人被这爪子那么轻轻一拎就进去了。餐期快过去了，我越过马路从餐馆的窗下走过，窗帘遮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发现最边上的窗帘张开了一条缝，便凑在那里朝里面看。还没得太清楚，发现一个应待小姐端着盘子停在那里，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我。我马上往旁边一躲，绕一个大圈子越过马路，跨上单车飞踩。回头看时，那小姐正站到了门口朝这边张望。

十二

完全绝望了。明天是注册的最后一天，我不得不回过头来认真考虑去读书的问题。无论怎么说服自己，我也不能消除内心那种恐惧感，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英语我完全没有信心，发音也经常是奇奇怪怪，生硬着经常被别人模仿调笑，没有办法。平时话都听不明白说不明白，能听懂课吗？可惜逊克利尔不知道我那论文是怎么问世的。我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那一付狼狈的样子：低了头夹着书包走进教室，不敢看老师也不敢看同学，瞥见靠墙有一个空位，就溜了过去。至少墙的一面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往那儿一坐浑身就冒出汗来，脸上发烧，不知老师讲些什么，却紧盯了书掩饰着。想到这些我身上潮起了汗。但回过头去想找工作的绝望，想起那六千元奖学金，我又有了勇气。除了交学费，我的奖学金也够我们俩过最俭朴的生活了，思文的奖学金和助教收入可以存下来，这样一年的辛苦艰难也有一点结果，否则苦就白苦了。我在心里把读书当作一个缓冲阶段，一旦有了工作机会，就不读了。这样想着我打定了主意。：“管它妈的娘的，丢脸怕什么！面子是有钱人的奢侈，轮得到我操这个□心吗？”
我想要思文来提及去注册的事，这样至少对自己走投无路的窘境还有一点遮掩。但她回来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我心里气愤着，甚至有点恨她。我知道自己这样是毫无道理的，却无法消除那种愤恨。我感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隐约的对立，似乎是在进行着一场意志的角力。闷闷地吃了晚饭，我更加觉得她的沉默是一种预设的姿态，想找一个借口来找她一点麻烦。吃完饭我把汤勺一丢，“咣当”一声在碗里跳着发出一声脆响，然后看了她会有什么表示。出乎我的意料，思文毫无反应，默默洗了碗上楼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在楼梯上一步步走上去，感到了一阵羞辱，一种轻蔑，恨不得拖了她下来逼迫她和自己吵一架。我上了楼，她伏在桌子上看书却并不抬头看我一眼。我捧了英语书靠在床上去看，好久好久，眼睁睁的一片模糊。终于我坚持不住，装着漫不经心地问：“这几天要报到了吧？”说了马上知道自己装得并不很像。她说：“注册？我今天已经注册了。”接下来又是沉默，并不提到明天是最后一天。我意识到她是打定了主意要我折了腰，自己把问题提出来。我把书放下一点，目光越过书去观察她的侧影，忽然觉得她并不是像我既定概念中的那么漂亮，甚至有点丑，举动中也有着一种说不明白的不顺眼不对头之处。我惊异自己为什么结婚几年来从没意识到这一点。当她的头一动，我马上把书举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她又把打字机打得“啪啪”的响，我想到这声音妨碍了我看书，正可以作了一个生气的理由，心中象捞着一根稻草正想生气，她却又停了。我准备着只等响声一起，就毫不迟疑马上发作。一口气停在喉咙里随时准备冲出来，等了半天却没有动静，心里恨得痒痒的。我鼓着气，想象着自己是关在铁栏中的一只狮子，四面奔突也冲不出这拘禁的樊笼，只好伏在那里，竖起头上的鬃毛，发出低沉的吼声，眼睛四面搜寻，肌肉紧张着做好了不易察觉的进攻姿态，一旦发现目标就奋力扑了上去。
快睡觉的时候来了一个找思文的电话，她通话后忽然转换了话题问对方注册了没有，又提到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我知道她这是给我一个侧面的提醒，启发着我主动去问她这件事。我心里赌气地想，你想要我去注册我偏不去又怎么样？又一想这是跟谁赌气呢，不是跟钱赌气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别无选择。想清楚这一点我决定妥协了。明天注册还得她陪了我去，我怕搞不清程序又怕听不明白别人的意思。这样想着心里又有了那种豁出去以后视死如归的慷慨，不管她对这样一个低能的丈夫有什么想法，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关系。我想象中浮现出一个古雅的瓷瓶，上面那暗红色花纹的立体感真真切切，往墙上一碰，就粉碎了落在地上。我耳边似乎听到了那一声清脆的响声，嘴角便也浮了一丝刻毒而残忍的微笑。
我想着怎么开口。我感到了内心那种顽强的抵抗。我记起有一年春天到河边去游泳，河水很凉，我在岸边犹豫了很久，先用脚去水里探了探水温，又掬了几捧擦在胸前微微瑟缩着，并没有去下最后的决心，不知怎么一来便一跃入水。在水中马上就获得了那种安全感，意识到水中并没有那么可怕，先前的犹豫简直毫无必要毫无意义。这样想着就知道了自己现在的内心挣扎也毫无意义。下了决心我心里轻松起来，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问：“你今天注册人多不多？”她侧过脸来说：“要排队，明天人就少了。”她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把话题转到我身上来。我知道她在心里已经暗暗设计好了，哪怕我给自己铺下了一级台阶，她也不接续着，要我自己一直铺下去。我在心里骂了一句“它妈的”，又问：“那我呢？”我顿顿看她仍不接口，马上又说下去，“那我明天下午去可以不？”她说：“下午人更少办得快。”我启发着说：“办手续麻烦不？”说着我心里想，你还装傻我就硬着头皮自己去了。她说：“还是我带你去吧，怕你说不清楚。”我说：“好好，你带我去。”我把“带”字咬得很重，她笑了说：“又咬文嚼字了，陪你去，陪你去不行吗？睡吧”。
睡下去的时候她在毯子那边伸过手来轻轻拉了我胳膊一下，示意我主动靠近她。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意，心想，也轮到我来装傻了，想不到这么快我就有了机会。我熄了灯就侧过身，背对了她一声不吭。她的手在我肩上轻轻触摸了一下，犹豫着又缩回去了。我心里好笑着想，你自己再铺两级台阶我再接续下去，等了好久却再不见动静。我又有点于心不忍，轻轻哼哼几声又咳嗽几声，等她来问“睡着没有感冒没有”，她却也一声不吭，看她倔着我也就算了。
我睡了好久总也睡不着，身上却渐渐潮起了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近来变得有些陌生，今天却出其不意地袭来。我想置之不理仍闭了眼去睡，心里却象有轻柔的波涛一波一波拍着似的痒痒。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咳嗽几声，又叫了一声“思文”，没有反应。我想她是睡着了，于是把身体往床边挪挪离她远点，一只手往身下轻轻移动，头脑里也随着生出一些难以告人的幻象（以下略去２００字）……。
思文说：“有个ｗｉｆｅ在身边你还这样！”我想不到思文也明白这种男人的秘密，惭愧得无地自容，含糊地哼出几声说：“瞌睡了瞌睡了。”思文听着我话语中的恳求，也不再深究，只是说：“下次可再别这样！”我蜷缩着不动，夸张着呼吸声假装睡着。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十三

这么着我也算个留学生了。联谊会主席老宋拿着驻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寄来的调查表格要我登记，我还不好意思，心里觉着别扭。看他也并没有嘲笑的意思，就在写着我名字的那一行把自己的情况写了。从“留学生”这个词儿想到别人，总还有几分神秘几分崇高，想到自己却只是几分滑稽几分荒谬。我正经也是个留学生了，这真太可笑了。我在自己脸上抓摸了几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看镜子照了自己的脸，嘴里喃喃着：“留学生，留学生了。”心里直想笑。
我从此在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度日。英语太差，又没有感情上的投入，度日如年地活在这天地之间。我尽量少选课，但至少要选两门。（以下略去６００字……）

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混在众人中间还能够暂时地逃避，社会发展史这课可真要了我的命了。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威尔逊教授就隔着桌子给我上课，有时在黑板上画画写写。每当他讲着笑了起来，我并没听懂也傻子似的跟着笑，点头，表示对他的笑有所理解。我觉得自己是个不成材的演员。这个美国来的教授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对我蹩脚的英语也表示了理解。每星期两次我经历着心灵的煎熬，每上完一次课我都如释重负，想到下一次课还要隔几天，心里就充溢着一种巨大的幸福，我可以暂时地逃避了。每次去上课我想起教授有了我这样一个学生，在心里无可奈何地叹气，就有了赴刑场的感觉。征得了他的同意我用小录音机把讲课内容录下来，拿回去要思文翻译了给我听。这样我在思文面前也做不出有志气的样子。我隐约地感到了一种现实原则在我们夫妻之间也同样在起作用，一个男人，他不能征服世界，就不可能征服女人。我不愿承认它想反抗想挣扎，却又觉得那将是徒劳无益。我心里感激着她，但却羞于将这种感情表露出来。而且，这种感激并不掺揉着爱的体验。
这期间有一个发现使我心里小小地快乐了一阵子。那天上完历史分析方法的课，我去厕所坐在那里看见三面隔板都写满了污言秽语，还有一些不堪的画。以前我总是撒了尿就走了，没有注意到这些。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想着，干吗要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那些白人学生一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然其实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他们的杰作。这样想着我似乎恢复了一点自信。我把那些句子都仔细读了，在心里翻译成中文，明白了天下的人原来都是一般心思。突然发现了几个中文字“五号雅座”我就笑了。走了出来我只记得了一句：“感谢上帝，发明了爱滋病，杀死同性恋者。”以后我看见他们，心里自卑起来，就想起那些话那些画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这种令人沮丧的生活持续着，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凄凉。有几次我半夜里睡不着，蹑手蹑脚摸索着下了床在楼下的公用客厅里呆坐。周围一片浓黑一片寂静，黑暗中象有什么东西沉沉的压下来。我想象着自己是困在一口很深的枯井里，四周都是黑暗，洋溢着潮湿的瘴气，不时闪现出厉鬼狰狞的面孔，不时又传来一两声似人似鬼的嘻嘻之声，又似有什么人在一个隐秘的角落轻轻诉说轻轻叹息，使我毛骨悚然遍体冰凉。我抬起头，穿越那浓厚沉重的黑暗，望见了枯井顶上小小的一方光亮。那是天空是解救之所在是我的一线希望。我悲切地跪在湿润的枯井深处，向着天空徒然地伸出双手，天空中那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却忽略了这黑洞洞的深处，目光木然地从这井口边扫过。我从想象中惊醒过来果真遍体冰凉。我抚着自己的胳膊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想着，这就是世界的一个遥远的渺小的角落，这就是无尽时间之流的某一个瞬间，这就是在这个角落这个瞬间呼吸着的我。

十四

我们住的地方也许就是所谓的贫民窟了。（以下略去１７００字……）

过了几天在一个周末的中午，那两个警察又来了。我正在厨房做饭，他们自己推了门进来问：“Does Lin Siwen live here?”我拍拍自己的胸说：“My wife, my wife!”警察诡秘地一笑，指指门外。我跟他们说不清楚，把电炉拧关了说：“My wife is upstairs!”警察象是吃了一惊，交换一个眼色，我用英文的调儿喊着“思文，思文”跑上楼去。思文跑出来，警察也跟上楼来。思文跟他们谈了一阵，才明白有人ｓｈｏｐｌｉｆｔｉｎｇ被逮住了，自称是林思文，住在这里。思文冲到楼下隔了玻璃车窗看见警车后面坐着的是赵洁。警察问她可认识这个人，我在一边悄声要思文说“不认识”，思文不理我，马上告诉警察说认识这个人，是纽芬兰大学的学生。警察把赵洁放出来，赵洁说要解手了，拉着思文的手上楼去，说了好一会又下来。思文下楼时慢一步，告诉我赵洁已经哭着给她道歉了。赵洁装着不懂英文，警察问什么她都摇头。警察要带她去警察局，请思文去做翻译。赵洁恳求她不要跟去，我也拉拉她的衣袖要她别去。思文等赵洁进了警车，把我的手甩开说：“干什么呢！以为做了好人她会惦你的恩吧。一个人再没有用至少也得能保了自己！”钻进了车子。到了晚上思文才回来。她告诉我，赵洁在商店偷了一支口红一瓶洗发香波，被老板发现，问她三次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付钱了，她都否认，只好打电话叫了警察。在警察局她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住址，最后告诉她不说就要在警察局过夜了，她才说了。为了这八块钱的东西，赵洁还要在两个星期后上法庭，警察已经请了自己去做翻译。
吃了晚饭思文兴奋着开始打电话。我说：“你答应了赵洁保密的，放她一马算了。”她说：“她偷东西冒我的名我还替她保密！傻瓜也没有那么傻！”她搬张椅子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每一个要好的人，最后又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完了，思文说：“高力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别人都骑到你头上来屙粪了你还做好人，做好人也要看对谁！”
我说：“你自己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把刀，今天你又多一把刀了。”她说：“好人啊，看着你可怜呢，好人！这世界人自己没有几拳几爪可怎么活！”
这时电话铃又一个接一个响起来，那些间接听到消息的人不满足，打电话过来追问细节种种。思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复述详细过程，打完电话已经十一点多钟，我说：“你舌头起茧了没有，我耳朵听了十多二十遍可真听起茧来了。”
这件事当晚就在纽芬兰大学几十个留学生中传遍了。大家愤怒着也满意着，异口同声地责骂赵洁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留学生的脸，同时又为能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给平寂单调的日子带来一点活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人又把赵洁打了国际长途拒绝交钱的故事拿出来重新传播，还有人补充说，有一次赵洁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在门口拦了几个白人帮忙抬回去，说是只有几步路，路上几次说快了快了，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使那几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几天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最新进展，对“上法庭”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事件兴奋不已。一星期后思文收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请她在某一天去法庭当翻译，并告知了报酬的多少。到了那天早上，赵洁突然打了电话来说，开庭已经取消。思文马上打了电话去警察局询问，得知开庭如期举行。她马上换了衣服就走，一边说：“跟我耍小聪明！以为我是谁吧！我不奉陪到底那我还算个人！”我说：“关你什么事呢，你就是好奇！不管这闲事心里就痒抓抓的吗！”她也不理我，把两块面包涂了黄油果酱，急急地骑车走了。从法庭回来她有些失望，说，有个华人牧师帮赵洁出了主意，要她说当时手里拿了伞，把东西塞在口袋里，加上考试昏了头，忘记了。法庭竟倾向于同意这种解释，等第二次开庭再作结论。然后补充说：“加拿大的法官太蠢了，so foolish!”我说：“那下次你又去，又好了奇又报了仇又赚了翻译费。”她说：“懒得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第二次开庭的情况无人知晓。

十五

对那天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料到，然而发生了。事后回想起来，我仍然疑惑为什么那样一件小事会在自己心中产生那样绝望的感觉，人常常会连自己也难以理解。和思文结婚这几年来，我们争吵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认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感到两人之间已经不可理喻已经无可奈何。我还常常有意制造一些小小矛盾，使平静如镜的生活湖面也有轻微的碧波荡漾。如有时她要我陪着上街，我偏说不想去，一定要听她诉说别人的丈夫多么有耐心，外面天气多么好，商店的东西多么诱人，直到她拉下脸来，我才恩赐般的姗姗起程。又有时她要我到她家去，我马上说前不久刚刚去过，等她说尽好话作出种种许诺，我才勉强同意。哪怕是她出国之前发生过几次真正的争吵，我也不觉得自己就丧失了主动，因此也不必认真。然而这一次，我却产生了真正的无奈之感，随之也对她产生了一点厌恶性反感。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心灵的轻轻一动，就预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方向。那天晚上，思文说要准备写论文了，要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资料找给她。我很高兴地说：“你快写，明年离开这个地方。你快写叫你外婆奶奶也做得。”她说：“外婆奶奶，我不喜欢听！”
我说：“一高兴忘记就把你叫老了，叫你小姑娘你喜欢听不？”我从箱子里把资料找给她。我在国内的时候她写信给我，要我从三个可能方向去为她的论文找资料。她所列的方向都很狭窄，我花了十多天在图书馆反复查找，复印了二三十篇文章。她接了资料吃一惊似的说：“这么一点，我以为有多少呢！”她说着比划了一个厚厚一摞的手势。我说：“你列出的方向，要找的我全部找了，几十年前的杂志都翻到了。”她拿了资料在灯下一篇篇翻看，我坐到床上去看《历史分析方法》。她把那些资料翻得哗哗的响，脸色越来越难看，我用书挡了脸装作没看见。突然她把那些资料往地上一扫，站起来说：“Garbage,garbage, all garbage！”我放下书看着她不做声，撇嘴嘲讽地望着她。她更加生气，跺着脚去踩那些资料，又踢得到处都是，然后双手搂起来抓成一团，塞到字纸篓里。
我感到非常意外，这不是我认识的林思文，我无法回避心里涌动着的那种疏生的感觉。我又感到了一个男人在不能过一种有自信的生活时的悲哀，这悲哀迅速地化作一种抗拒的心理冲动。到加拿大来这些日子，我在屡屡碰壁之后，已经在心里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承认了现实的冷酷，任何一件事在尚未开始之前我就准备接受否定的结果，只有对思文我不是这样想的。毕竟她是我的妻子，我在心里很难以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两人的关系，也没有任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至少她可以理解，我的能力不必在这个社会得到证明。现在我觉得现实又以不动声色的冷漠向我逼近了一步。
我默然望着她，把她的举动看作一种表演，平静中带着一点忧伤一点嘲讽。她怒气冲冲地望着我，用挑战的眼光回答我的冷漠。我不动声色，心想，她一点都不傻，她能够理解我目光中的冷漠和轻蔑。我知道她在期待着我的反击，这样她的怒气的进一步爆发就有了足够的动力。我偏不生气。对视了一会，我乾脆把目光转开了去，又开了门准备下楼去。她挡到门口，把门用力一拉，压得我手指生痛。我火气一冲，点着了似的要燃烧起来。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又压了下去。我从容地走到字纸篓边，弯了腰想把那些资料捡起来。她象终于发现了挑战的方向，冲过来推开我，把套在字纸篓上的塑料袋扎起来，“蹬蹬”地跑下楼，丢到垃圾桶里去。我抱了头坐在椅子上，脑中空空洞洞一片麻木。她也坐在那里，怔怔地望了灯出神。桌上的小闹钟合着心脏跳动的拍节，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斜了眼去偷看她，觉得她是另一个人与我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我的妻子我却毫无办法。这事情何其荒谬又何其现实，荒谬得难以理解又现实得无法摆脱。人世间一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两个最亲近的人却相距最遥远最难沟通最难理解。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呵欠涌上来，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开了门走下楼去。和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冷落她，也折磨自己，我在这含蓄的报复中感到了快意。窗外几个小孩敲着窗子，鼻子贴在玻璃上，举着手中的啤酒瓶，想问我有啤酒瓶没有。我对他们做个吓人的鬼脸，他们也对我吐舌头做鬼脸。我又嘻嘻地笑，他们也做了笑脸。我拉上窗帘，他们又敲一敲玻璃，走了。我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把思文丢掉的塑料袋打开，把资料拿出来，压在沙发下面。三楼的那对少年男女从外面逍遥回来，安妮嘻哈着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躺在沙发上。我说，学你丈夫的，吵架了就在这里过夜。两人爆发出一阵大笑。男的说，今晚我们不能吵了，再吵我只能睡地毯了，“So dirty!”说着两个搂抱着上楼去了。
半夜的时候，我被一只冰冷的手触醒了。朦朦中看见思文站在那里。我又闭了眼装睡，她说：“都看见你眉毛动了。”我忍不住要笑，说：“别吵，我睡得好好的又被你吵醒了。”她说：“上楼去，这会着凉的。”我说：“着了凉也不关你的事，我自己凉自己的。”她说：“不关我的事，谁带你去看医生呢？跟你说好的，你就别再固执。”我还赌气说：“你以为我是小孩子，你拍拍左边我就左边走，拍拍右边我就右边走。”她说：“你躺在这里，我也睡不着。你不生气了好不？你生病了买药又要花几十几百块钱呢！”我说：“我身子骨棒，病在我身上扎不住。”她说：“跟我充什么好汉！”说着把我用力一拉。我起来跟她上楼说：“把我瞌睡吵醒了。”她说：“说什么都没有用，求你也没有用，一说要花钱剜你的肉你就怕了。”我挣开她的手说：“那我还睡回去。”她一把拖住我，笑着说：“高力伟，你好玩，真的很好玩。”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思文不在了。我走出去，听见厨房里有琐细的声音。我轻轻走下几级楼梯，弯腰探头一看，思文正在垃圾桶里翻找。我心里好笑，故意弄出点响声，又把楼梯踩得“咚咚”响走下去。她马上回到电炉边，从冰箱里拿了牛奶去煮。我说：“干什么呢？”她说：“煮牛奶。今天早上吃牛奶麦片粥好不？”我望了窗外说：“哦，煮牛奶，牛奶在垃圾桶里。”
她不好意思笑笑说：“那些资料呢，你捡到哪里去了，我想再看它一看。”
“还看什么，Garbage, all garbage.”
“你是男子汉胸怀就宽广点，跟我这样的人认什么真生什么气呢，你知道我一气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这倒是你的新脾气，在加拿大培养起来的，你别急，马上我就会适应了。昨天还是有收获，起码我知道了，你一生起气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高力伟你不要太敏感，我是，是心里着急，只想赶快写完论文离开这鬼地方。你不也想早走？”
我说：“你急找我生气，我急又找谁，找逊克利尔成吗？──资料在沙发底下。”
喝着麦片粥她又说：“明年你真的准备走？”
我说：“跟你开玩笑呢！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经病也难说。”
“书你也不读了？”
“读？读个鬼屁！奖学金能骗多久骗多久暂时就这么骗着。”
“那太可惜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要后悔只后悔到这鬼屁地方来了。心呢，天天下油锅一样，煎也煎焦了。要不挖出来你看看，真的焦了。”
她笑了用勺敲着碗说：“吃不下了吃不下了！这么说是我害了你了！”
“别的都算了，你把论文快点写完就是做了善事积了德。我恨不得今天就到多伦多去。”
“那你不走！”
“要是我英语好有手艺，我不走？那么大的城市，好恐怖的。”
她说：“不是放不下我呀？”
“放不下你，你气得我好！”
“你个男子汉呢，记仇记这么久！”
说着丢了碗把头伏在我大腿上说：“这次我不对，你胸怀好宽广，原谅了我这一次，我下次改正好不？”我看着她的后脑勺心里挺不自然，又没想到她会这样，含糊着说：“好，好，好啦，好啦。”她侧了头仰起脸说：“你真的原谅我没有你说清楚。”我说：“好好好，就这样了。我洗碗去。”她抬起身子说：“你说清楚一句话，就让你去了。”我说：“我本没往心里去，这些小事我还放在心上？你一定要我说，我反而就不说了。这你是知道我的。”
她说：“变得好倔个人！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下次再提昨天的事，你就不是男子汉。”
“绝对的，绝对。你现在又记得我是男子汉了。再别说什么男子汉男子汉，太羞人了。这三个字，我都担当不起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十六

那一阵子思文每天伏在桌子上看那些资料。她说：“高力伟，我怎么办？材料都看完了我也不知道写什么。”我说：“别看你是留学生，你的思维能力我一点都不佩服。”她说：“那你帮帮我。”我说：“民俗学我听都没听说过，我怎么懂！我开口都是胡说八道。”她说：“那你胡说八道我听听。”我说：“你不能写纯理论的题目，这你没有优势，承认不？”她说：“这是事实。”我说：“今天倒挺谦虚的。还有，你不能用北美的资料去做文章，这你也没有优势，承认不？”她说：“我才来一年多，北美我知道多少呢。”我说：“承认就好，那你说怎么办？”她说：“那我用这里学的理论分析中国的事情。你一说我心里就清楚了，我题目也有个方向了。”
她又伏到那里去看那些材料。到了晚上忽然拍了桌子说：“有了有了！”说着拿了一篇给我看，是分析中国现代离婚状况的历史变迁的。我说：“这也算民俗学吗？”她说：“算的算的，我把它转一下就变成我的论文了。”我说：“硕士论文，混一混就过去了。”她说：“至少要保证拿到文凭。我自己写一点，这上面抄一点，再到图书馆抄一点。我最会抄了，别人不查对原书看根本看不出痕迹。谁会那么勤快找原书查对？几次作业都是这样得了Ａ。”我说：“这篇论文还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她说：“你答应我了你又提它，你不是男子汉。”我说：“那就把我的脑袋剖开把那件事拿走好不？她说：“今天我再向你赔一次礼好不好？”说完诡秘一笑。
她把桌子让给我看书。有些单词我带的小词典查不到，就用她的《新英汉词典》。她说：“这多不方便，读研究生没本正经词典。要你家再寄一本来。”我说：“值得寄吗，豆腐盘成肉价钱！”她说：“说起钱又触到你的痛神经了。”我望她一眼，她不再说话。过一会她扔了手上的书说：：今天早点睡好吗？”我说：“才十点钟呢，十点钟！”她说：“你就今天一次早点睡不行吗？”我在心里笑着，嘿，倒撒起来娇来了。于是说：“睡觉的时间也要由你决定。”
我从水房回来，她已经睡到毯子里去了。我说：“这么快就睡了！”她把毯子拉到眼睛下面，只露出双眼追随着我，一声不吭。我说：“我再看几分钟书引一引瞌睡来。”一边把衣服脱了，钻到毯子里看书。偶然瞟她一眼，她望着我，眼神好奇怪。我说：“把鼻子嘴巴露到外面！里面有香气吧。”她不做声把毯子退到脖子处裹紧，眼睛依然望了我。
我用眼角去瞟她，想起自己很多次在灯下观察她的侧影，她现在也观察我了，只是不知她想什么。恐怕她看久了，也发现了我的毛病。又想着还不至于，自己鼻子长得直，还经常跟她开玩笑说是“国标的”，以前的侧影相张张都成功。看她眼神怪怪的，想问一句，马上又觉得没意思，搞不好又引出“喜欢不喜欢”这种永无休止的令人难堪的话题。在这世上有很多男人，他们对婚姻生活已经麻木疲惫甚至厌倦，在内心渴望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艳遇再次激发起如火的热情；但他们在妻子永无休止的追问中，仍然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千百遍不厌其烦地回答那些毫无意义的追问。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被追问着说出那些缠绵的话，就会感到心里受了损伤。我觉得那些花言巧语说了出去虚伪透顶可笑之至，飘在空气中有一种金属般空洞的轻响。虽然我也明白，那些话尽管已经重复千百遍，在妻子的耳中却永葆青春。我内心那种执着的清高，阻止着我违背自己的意志去逢迎他人。有时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偶尔说了几句，脸上就热烘烘地发烧。
我打着哈欠说：“好瞌睡了。”马上又意识到这话说漏了嘴，又说了她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于是默默熄了灯，一片浓黑马上布满了四壁。在黑暗中我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在夜的掩护下，我可以自由地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在睡觉之前经常有这种期待，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忽然听到了一阵沉重的吸气声，渐渐地化成了一阵抽泣。我吃了一惊，翻身去摸思文的脸，湿漉漉的一片，显然她已经默默地哭了好久。我把左手伸到她脖子底下去搂她，心忽地“咚”地一跳，我的右手顺着她的肩膀一直摸了下去，天啊，原来她赤裸着身子躺在这里，而我却根本没有去碰她一下！
我身子挨了过去说：“思文，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怎么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原谅我好吗原谅这一次，你胸怀宽广。”我说得语无伦次，回答我的是一声突然迸发出来的恸哭。她哭着用力把我推开，我又用力挨了过去，把她的头搂过来，去吻她的唇。她竭力闪避着，我胳膊搂紧了她的头，舌子想抵开她的嘴唇。她的牙齿紧紧咬着，无论如何也不张开，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反抗声。她又两只手撑着把我推开，双脚也弯曲了抵住我的身体，我想用力突破她的抵抗，她双手狠命一推说：
“不要碰我！”一边大口的喘息。
我还想挨过去，她的指甲掐入了我的胳膊，我感到了一阵尖刻的刺痛。我忍了痛说：“思文，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就混蛋这唯一的一次。我心情不好，做什么都没有情绪，这是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没有。”
我不知她在哭泣中是不是听明白了我的话，她在黑暗中冷冰冰地说：“高力伟你不要碰我，说了不要碰就不要碰，碰了我只会感到不舒服。”她说着松开双手。
一股凉意倏地在我心中划过，我身子哆嗦一下。在这冷峻声音的沉重压力下，我只好放弃了靠近的努力。她坐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内衣。我伸手开了灯让她看得清些，她在灯光亮的那一瞬间用衣服遮了胸说：“关灯。”见我不动，她又用更严厉的声音说：“关灯！”我只好把灯关了。她穿好衣服说：“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呢。”我说：“思文，你一定要听我说──”她打断我的话：“算了，你也不必解释，那都是多余的，还可以说是滑稽可笑的。我知道你的心。你来这么久了，我再怎么迟钝也明白了。”我说：“我承认的确是在逃避，但不是为了别的。我情绪太压抑了，没有心情，在情绪压抑的时候没有心情就只好逃避。这是真的，你别想得太多。”她很平静地说：“睡吧，明天还有事呢，我不怨你，真的我一点都不怨你。”
我还想解释什么，但就是想不出一两句有力的话来。如果我是一个善于矫饰的人，也许还可以在她心中维持更长久一些的幻觉。我知道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接受对方首先是一种生理性的接受，排拒也首先是一种生理性的排拒。这种接受和排拒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明，力量却异常地强大。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到加拿大以后我对她渐渐地有了这样一种排拒，这是我心中秘不示人的结婚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当她生气起来，眼角皱纹的线条一道一道清清楚楚，在我心中就引起这样一种感觉。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以前对这一点没有一点意识？我内心有一种很执着的心理定势，促使着我接受一个柔弱的而不是强干的女性。女性的柔弱在我心中激起一种怜爱，这种怜爱又会化为强大的心理动力，我在荫庇了对方的同时证实着自己。而强干的女性则总是不断地证明着我的无能，使我感到自己的多余感到沮丧。这种心理好奇怪，我自己也在心里给自己以严厉的批评，却是徒劳无益。后来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说明的本能，也许在我一生中已经无法改变。
月亮升起来了，冷冷的圆圆的嵌在窗柜里。天边的圆月使我产生了昏眩的遐想。在这岁月长河的某一天，我为什么会在天涯海角遥望着他乡明月？为什么这样一个遥远的女人会睡在我身边？这一切是不是有着什么永恒的神秘意义？好像隔着茫远的空间和悠长的岁月，宇宙中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轻轻诉说。我在寂静中感到了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影子的迫近。

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Ｈｕｓｂａｎｄ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ｈｕｓｂａｎｄ。”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份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１０００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份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偷偷移了胳膊看着夜光表，是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中等了约有十分钟，她还是一动不动象一尊塑像。我眯着眼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只裹了一件单衣。我缩在毯子里顿时感到一阵凉意，心里震颤着，再也没有力量坚持，再也无法装作无动于衷。我咳嗽几声，轻轻翻了几次身，又睡意蒙蒙地呻吟几声，她还是一动不动。我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睡觉了，半夜了。”说了几遍她还是象塑像一样在黑暗中沉默。我支起身子，用力把她按下去，说：“有点蠢吧！”她说：“睡不着。”还想坐起来。我伸了胳膊搂了她说：“有什么心事睡下来想，要感冒了发烧了好些罢！你是最爱惜身体的人呢。”她呜呜地哭起来，哭着就气喘吁吁身体抖动。我说：“你还在想那天的事情呀？算了，连我都忘记了。”她缩在我怀中说：“你没有忘记，你记仇，你心里记仇。”我说：“我真的没放在心上，谁老放在心上呢，不就是打了几下吗，这点小事。”她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知道那些空空泛泛的话再也含混不过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好难好难的啊！同心协力还应付不了，还要互相折磨。我们心里苦了在流泪滴血有谁会知道呢？加拿大好是好，但不是对我们的好，特别是我，人都是个废人了。我们还是按原来想的。赚点钱，生个儿子是加拿大公民，给他多留一条路，你再拿了学位，回去算了，好不？”她止了哭说：“好。”又说“那你不记我的仇了？”我说：“不记。”她说：“要是你得健忘症还好些。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多心，我只是没有耐心。外面压力这么大，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我没有耐心你原谅我一点，心里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别跟我计较，你是男子汉心怀宽广。在这茫茫的世界你再不理解我还有谁理解我呢。我抱了好大的希望，苦苦等一年把你等来，谁知又是这样，我有什么想头？”说着又哭起来，肩在我胳膊中一耸一耸抖动。我感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摸了她的头说：“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很好，去学校之前说：“高力伟，那天是我不对，是我犯了错误，你真的不记我的仇好不？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了。”又羞涩地笑起来。我说：“好好，我忘都忘了你还老是提起！”她说：“知道你是男子汉胸怀海一样辽阔，怎么会跟我这样的人计较呢。”我说：“别拍我的马屁，拍也没有用，我不要你说好听的，下次别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不会了，哪里还会呢，我又不是疯子。”她去了，我心里惆然若失。这种感觉如此明显地在心中凸出来一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把所有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来由。我乾脆抛开了去，拿起教科书一句一句的读下去，但那种感觉依然在意识的边缘飘荡，让人感到它的阴影。我放下书，下楼从冰箱里取了一听可乐来喝。在嘴唇触到冰凉的可乐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我在深心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机会，一个通向解脱的起点，而现在这个机会却失去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了一种懊恼，怨恨着自己没有足够硬的心肠把冷漠坚持下去。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产生了分手这样可怕的想法，而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现在本能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这想法连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在寂寞的时候，我常常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觉得在深心自己也看不清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来审视。我想了好久，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有些男人在结婚以后，会因为生活的平淡缺乏预期的浪漫而对妻子失望，这也许并不因为妻子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对平淡感到厌倦。他们在深心渴望着奇迹，有时单独赶赴舞会，想有意料不到的艳遇使乏味的日子富于新鲜的刺激。在思文出国以后，当舒明明以稚气的崇拜昏头昏脑地闯入我的生活时，我没有拒绝这种热情。在惶惑中我安慰自己，想着这并没有超出人性允许的胡度。对舒明明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最后的距离，这不是因为有多么道德，而是没有勇气承担那么沉重的良心责任。好多次我在激动中想做那种我渴望着而又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那种畏惧就提醒着我就此止步。我还不至于为了追求刺激的渴念去凿沉家这条小船。舒明明好几次对我说：“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我坦白地告诉她，我不能那样做，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勇气。我心里喜欢着她，又觉得自己虚伪透顶。到加拿大之后，我想着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近来我又开始了有意识的回忆。在自己的想象中，我已经把和舒明明在一起的情景温习过许多遍了，那些平平淡淡琐琐细细的事情，忽然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每次与思文发生冲突之后，对过去的回想就特别活跃，舒明明的幻象就更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怯生生的羞涩，那迷迷惘惘的询问眼神，使我的心感到快意的安慰。这样的安慰我从思文那里也曾得到过，但现在已经很遥远，出国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我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在现实中得不到，就到回忆中去寻找。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舒明明那小鸟依人般的身影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执着地在我心中闪现。犹豫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字不提，这时我明白了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明白之后更加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我怕她造成幻觉而作前途渺茫的等待，那样会害了她对她太不公平。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念一个人就越是不敢表达。人真的是很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到了那一点，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把它看成了幸福的全部。在这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面，我想起舒明明那信赖的轻轻一点头，那求助的微微一笑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生活恩泽。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连我自己也看不透也说不清楚，难道因为这些我竟动了离婚的念头？在这种种回想的映衬下，思文的种种优越都失去了色彩。在国内时，听见别人说思文是女性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心里还很得意，觉得她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在这里，当其它留学生，还有她的老板等人众口一辞这样说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沮丧。我总觉得这些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你高力伟配不上她。那天去化学系一个博士家里玩，他太太对我说：“高力伟你真是幸运，有了这样的太太还有什么可complain的呢？”我当时点头微笑称是，心里却是一声苦笑。人有时对自己就是不理解也看不透。为什么离婚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这么强烈，我说不出充份的理由。这是一种直感，我相信这种直感一定有着充份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充份的理由。

十九

纽芬兰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几乎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冬天就来了。
（以下略去３０００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二十

　　我要思文从化学系搞来一个温度计，用桶在水房里接了冷水热水兑在一起，测了水温，把上次买的绿豆分一半泡了，又把房子里的电暖气开大一些。过一天绿豆吐出一点小小的白芽。我把绿豆倒入那只塑料大桶中，用湿毛巾压好，每天从水房提了温水浇几次。水流到底下一个大桶里，快满了就舀出来提到水房倒了，一天几次。晚上把水准备好，半夜也起来浇一次，怕烧坏了。豆芽一天天长上来，四天后竟长满了一桶。我抽了几根看了，长长的一根根，白嫩嫩脆生生的惹人爱。我说：“好了。”便和思文把塑料桶抬到水房里，闩上门，在浴池放了半池水，把豆芽倒进去，再一把一把捞起来，这样洗掉绿豆壳儿。洗了两遍洗乾净了，有一大桶，称了有四十多磅。我心里高兴着，多搞几桶就来钱了。

　　我给顾老板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以下略去２５０字）

　　回去我把钱掏出来给思文看，她也很高兴，又耽心我误了学习。我说：“学习学不学都行，钱可不是赚不赚都行。”她又说，赵教授已经通知了她，到明年一月助教工作就没有做了。我说：“刚可以多赚几块钱，又一个洞，豆芽的钱也填不满。不过也好，舍了那点钱你论文就快马加鞭了。早点到多伦多去赚是一样的。”她说：“不做了也好，做了我心里好紧张的，生怕一点没做好。”我说：“下个星期豆芽再多发一桶，什么地方有那种大桶呢？”她说：“学校教学楼有，有些都空在那里。”我说：“那今晚去拿一两个来。”她说：“还是买吧。”我说：“拿一个算了，买一个也要到超级市场跑一趟，还远些。今晚没有机会拿到，买也要买一两个。”她犹豫一下同意了。说：“十点钟你到赵教授实验室来找我，十点钟以后教室里就没有人了。”

　　晚上我骑了车到赵教授实验室找她，她说：“我有点怕。”我说：“怕什么呢，我真的当这是偷，我又不去拿了。我只当家里没有垃圾桶，顺手拿一个。”她说：“如果碰了人问你，你就说，I think it useless. ”她要我复述一遍，我又复述了。她说：“有人了我就唱歌。”我说：“干什么呢这么紧张，自已吓自己吧。有人来了又怎么样，我当他的面也拿了。”她说：“小心，去吧。”

　　上了楼我查看了教室都空着，便熄了走廓里的灯，教室里的灯射到走廓来，静静的反而有了一种紧张气氛。我轻声自言自语壮胆说：“自己吓自己呀。”又把灯开了，心里反而坦然起来。我提了两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倒到另一只桶里去，又把两只桶叠起来拎着。

　　快走到转弯的地方思文忽然站在那里唱起了歌，背对着我一只手在后面摇着。我马上把桶靠墙放了，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踱着步。一对男女学生牵着手下楼，望也没望这边一眼。下了楼我拎了桶在前面走，她推着单车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马路上她跟上来了，我说：“进了安全地带了。赵洁为了八块钱上了法庭，这两只桶要三十块钱呢。”她说：“那不一样。”我也笑了说：“那不一样。”我要她上车，她说：“风这么大，又拿这么大两个桶，会吹倒的。”我说：“我骑车你还怕，你搭我的车也有几年了，出过事没有？”她说：“出事还用两次！”却一边在车后坐了，一只手拎了两只桶。我骑起来，她说：“小心啊，两条命！”我说：“死也不是你自个去死。”后面来的小车经过我们的时候都放慢了速度，鸣着喇叭小心地开过。有辆小车开得很慢经过，一个妇女摇下车窗说：“Too dangerous, be careful! ”思文说：“我还是下来。”我踩得更快说：“外国人命要紧，没有事也说危险。他们又没有骑过单车，知道什么。”

　　这一次发出来的豆芽有七十多磅。我和思文在水房里洗了半个上午。听见三楼有人下来，脚步声在水房门口徘徊，知道有人等着解手，我急得汗都出来。外面的人等不及了敲了，我们又不敢开门怕他进来看见这种场面。

　　匆匆洗完一遍，听听外面人走了，开了门赶快把豆芽抬到自己房里。等啤酒老倌解了手，再抬进去洗一遍，俩人累得直喘，怕水房占得太久，别人不高兴了报告了房东。洗完后思文翻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有两家超级市场要我们一袋袋装好，拿去试试。我又临时去买了塑料袋，一磅一袋装好。下午我送过去，有的说包装还不行，有的说质量差点，总还是接受了。最后剩下十几磅，我说：“算了，留着自己吃，这个星期不要买小菜了。”思文不肯，又抓起电话去联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餐馆要十磅。我说：“我送去了，你在家做饭。”她说：“反正今天是没心看书了，一起去吧，当它是散步。”在地图上找到位置，俩人一起送过去。谁知走起来比想象的远得多，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拿了八块钱又往回走，思文说：“脚又走痛了。”我说：“这八块钱坐出租车回去不知够不够？”她说：“来得这么苦的钱，真的舍不得用。”走到半路她说：“肚子饿痛了。”我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她说：“我饿不得，饿了头就发晕。”花一块钱买了一包炸土豆片。我说：“俩人跑这一趟赚了七块钱。”她说：“肚子饿痛了那没办法。”

　　回到家一算，得了六十多块钱，除了成本赚了五十块钱。思文拿着钱呆呆地看了一会，忽然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呢，你买土豆片我又没有说你。”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怎么我又得罪你了？”她用衣袖擦着泪说：“下次别发豆芽了好不？”我说：“好不容易找一条缝能赚几块钱，又不搞了！”她说：“两个人忙这一整天，那几天天天要浇水还不算，半夜还要起来，算起来两块钱一个小时也没有。我想起我们自己，真的好可怜啊。国内的亲戚朋友，只以为这里有钱捡，我妈妈知道我们这样，真的会哭的。我们有苦也说不出来。”我说：“有办法谁愿这样？没有办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天有好办法了我们按那个办法去做，现在没有办法还是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做。”她说：“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我说：“一大袋绿豆还剩几十磅呢，吃得完不？扔了它不？你不想搞你就不搞，我反正要搞。”她说：“你反正不会听我的，我也没抱希望说服了你。没有办法。”


二十一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裸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乾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ＴＩＭＥＳ》来看。上面报导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份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I 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


二十二

　　现在我能够以平静的心情对待思文，但要说到爱，却仍难爱起来。我没有办法勉强自己的感情，仿佛那是被鬼而不是被我自己控制着，说是说不明白的。生活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但那一层阴影却再也难以拂去。

　　好几次我突破内心的抵抗，让内心的骄傲在那种游戏的口吻和掩护下，对她做出亲热的举动，玩笑似地说着亲热话：“林妹妹什么事又不高兴呢？《红楼梦》里那个林妹妹是世界上第二喜欢生气的人，第一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其实她心里没有生气呢，你以为她心胸那么狭窄吧。”说了就去拉她的手，在她的手心搔搔几下。又抱了她说：“大家来看啦，高力伟和她太太好亲热呢，就是他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思文把其中的矫作看得透彻。她温和地抗拒着我，把我轻轻推开。我说：“又不理我！又不理我！你猜是你不理我我急些还是我不理你你急些，你自己猜吧！”她淡然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我象被揭了衣服，赤裸裸地站在人面前一样羞愧。尴尬地笑一声说：“你这样对我，你以为我脸皮有多厚呢？只有九寸可没有一尺那么厚，我还想给自己的自尊心留一寸余地呢。算了算了，可是你说出来的，以后别怪我。”她说：“是我说的。说了又怎样，可不说又怎样？我要的是真的，不掺水的。别以为自己的自尊心是西瓜，别人的是芝麻。”在茫茫暮色中，她的表情平静如水，让我感到恐惧。我猜不透究竟她已是心如死灰，还是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爆发。

　　幸好我们都很忙。思文忙着写论文，上选修课，还要帮赵教授工作。我除了上课，看书，做作业，还要时时耳朵塞了小耳机提高听力。其它时间我就弄我的豆芽，一个星期也能赚五十多元，比我的奖学金也少不了多少。星期天我去华文学校上两节课，教那些华人小孩“人手口，牛马走”，也有二十块钱。忙能够使人暂时地忘记烦恼，痛苦也要在时间中去体验。

　　有一天中午思文问我：“我们现在钱有多少了？”我说：“三千来块吧。”她问：“什么时候可以到一万块呢？”我说：“明年五、六月吧。看起来一年一万块的目标可以实现。”她说：“我想求你一件事。”我想，嘿，她倒学乖了！转念又一想，她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要打这钱的主意了。想着心中警惕起来，本能地想去保护那点钱。于是我收了脸上的笑意说：“什么求不求的，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赚。”她说：“那也有你赚的在里面。

　　我是这样想，我想把这些钱拿了，再找谁借几千块钱，凑齐一个一万块，买一张ｍｏｎｅｙ　ｏｒｄｅｒ寄给思华去，只周转一个来回，办了签证马上寄回来，她现在快申请到护照了。”我问：“借钱要付利息不呢？”她说：“那是要付的，这是在加拿大。”我说：“真的我倒不是舍不得钱，的确你妹妹来了毫无意义，白白地劳民伤财。”她说：“那不关你的事，你不用着这个急。”这件事我本来觉得不合适，她又口口声声说“不关我的事”，我心中的抵触更加强烈。我说：“不关我的事，你倒是说得好听！我们还是夫妻不呢？”她烦躁起来说：“你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你也不听，只要是我说的就一定不听，对也不听！”我说：“可惜你从来没错过。”她说：“我没有精神跟你喷口水，这样固执的人天下少有，舌子讲枯了也没有用。对你这样的人只有──”我马上说：“杀一刀。”她说：“杀一刀也杀不出血来。我找了那么多年找一个人，到底还是误会了，想起来心里一抽一抽的痛。”我说：“那还来得及消除这个误会。”她说：“消除就消除，我舍不得！你吓我吗？我怕！以后再跟你嗦那些这些，现在道理不跟你讲，就算你是积德，做一次好事好不？”我说：“我没有做过一次好事，好吧？”她说：“那也可以这样说，你还以为你是谦虚吧。”我不做声，想起了那天计划好了要改变她，现在该怎么办？看起来要相安无事只有什么事都听她的，在大事情上她一定要坚持的，不会妥协，只有我退让。我心中怎么也服不下去，坐在那里细眯了眼不做声。她过来扯我的手说：“别又想装无赖装过去，存折拿来。”我用力把她的手甩开。她睁大了眼说：“那天医生跟你讲了，我现在情绪不正常是正常现象，你记得不？”我说：“知道自己不正常就是正常。你倒是想威胁我是吗？不要为自己瞎胡闹找理由。”她说：“我威胁你是吗？我心里其实怕是吗？”说着靠拢一步，把拳头虚晃一下。我吓得一让，笑了说：“又来了又要来了。又还想打人吧！”她晃一晃拳说：“我是看你值得打才打的，到哪天我恐怕自己打也没情绪打了。”我说：“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吧，瞎胡闹。”没料到她真的一拳打过来，落在我肩上，说：“我瞎胡闹了！”说着又打过来。我用手拦了她说：“打不得了，再打不得了，再打就会出事了！”

　　她哪又肯听，边打边说：“打，打！就是要打！对你这样固执的人就是要打，你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对你除了打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一边拦她，嚷道：“打我还要我喜欢你！”她说：“你不喜欢我就要打！”我说：“打一个人还要一个人喜欢她！”她说：“一个人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我开了门想跑出去，她用脚把门抵了，又打过来。我迎面抓住她两只手，她说：“你松不松？不松我数三下！一、二、三！”我还不松，她弯了腰一口咬住我的手背，我痛得叫一声松了手，说：“我跟你说，再打就会出事的，到时候别怪我！”她边打边说：“出事怕什么，要离就离，以为谁稀罕你！还在想着自己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吧！”她追得我满屋子跑，我东窜西窜几次想打开门跑出去都被她堵住。这样窜着我感到了羞耻，一股倔劲上来站住说：“你打，你打，反正你现在打人是打惯了。”她扑上来又打几下，说：“我还懒得打了，今天够了。”说着坐在椅子上喘气。我看着她，冷笑几声，冷笑着声音渐渐增大，突然，莫名其妙地，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住了笑我把手拍得“叭叭”响说：“打得好，打得好！”说着开了门说：“太好了，太好了！”慢慢走下楼去。

　　一出了门就被强劲的风裹住，我哆嗦一下，想上去加件衣服，想想又算了，到厨房里把房东搞卫生穿的塑料雨衣披了。站在门口我歪了嘴朝空中笑一声，自己也不明白是嘲笑还是苦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过去。

　　走了不远忽然听见思文在后面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忙躲到人家的门边，看见她在风中艰难地走着，一边叫着急急地过去了，头发在风中一飘一飘的。我又往回走，心中非常平静，没有激动也没有伤痛，只是手足沉沉的有些迟顿。我沿了街慢慢地走，街上没有人，人都被大风吹到屋子里去了。阳光带着一丝温热在大风中照出一个明朗的白天。走了很久我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折回去又不知怎么走到没有到过的街道上去了。忽然听到肚子“咕咕”一阵响，记起还没吃午饭，摸摸口袋有几个硬币，掏出来一只一只数了，有一块多钱。在路边的小杂货店买了两个面包，边走边咬，不知道有什么味道，真跟嚼蜡一样。心想可以骗肚子就算了，勉强塞进去几口。想冷静地考虑一下与思文的关系，想一会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又觉得毫无意义，乾脆抛开了不想。我对自己这种平静感到奇怪，想着大概是习惯了。面包还剩下一个实以难在下咽，就丢到路边，心想过一会就会有路过的狗叼走了，又想加拿大的狗可能不吃面包，要吃肉，刚才只买一个就好了。忽然我抬起头，发现自己面前是坡侧的那一片墓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二十三

　　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墓地的全貌。

　　墓地四周被铁丝网圈着，高高低低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墓碑一层一层斜斜地排下去，一直到坡底，大概有几千个，在太阳之下显得格外沉寂。风吹着落叶在墓碑间滚动，发出簌簌的轻响，又有几片被卷着向空中飘去。枯草在风中摇晃。几只白色海鸥停在碑顶一动不动，又有几只在墓地上空盘旋，渐飞渐低，发出嘶哑的叫声停到墓碑上。我慢慢绕了过去，往下走，我记得马路那边坡侧有一张铁丝网的门。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经过墓地，心中一动，又奇怪这么大一片墓地却在城市中心。每天经过，好几次想进去看看，但忙忙碌碌把这件事淡忘了，经过时也不再注意。我绕到门边，马路对面的枫林完全落叶，黑色枝杆铁似的举向空中。小车在马路上来来往往。我从铁丝网门中走进去，里面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我沿了一条小路往里面走，枯叶在脚下发出轻微的断裂之声。这些墓碑高的有一人多高，矮的只齐膝盖。一个大理石的墓碑两米多高，我伸出指头在上面一按，马上感到了那光滑的质感，一种冰凉的感觉传过来。手指移开在碑面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指纹印，一圈一圈的看得清清楚楚。我仔细去读上面刻的碑文，在心里翻译过来。这个男人１８３６年生于圣约翰斯。１９０５年死去，生前曾经做过二十多年的市政府议员。又一个墓碑只有腰那么高，石质碑的下端生着绿苔。碑前放着一束花，已经枯萎，乾枯的花朵还显出最后的残红，在风中颤抖。碑面没有尘埃，显然不久前有人清擦过了。我在墓前蹲下去看碑文，这是一个女人的墓碑，她死去也已经有四十年了。我惊奇地发现碑文上记载着她生前竟是纽芬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心跳起来，怕是自己看错了，又一行一行看一遍，在心里翻译着，的确如此。

　　我努力去想象四十年前的历史学系是什么样子，不知系图书室中可还有她的一部著作？一种空漠而怅然的感觉在心中涌动。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来清擦献花，难道是她女儿？我想象着四十年前的那个风华正茂的金发少女，如今已成白发老妪。几十年只是时间的一瞬，但把一个少女变成老妇人却已经足够。她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就在不久前，她颤巍巍地走过这条小路，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也许，不久以后，她也将告别人世，这个墓碑将永远地被人遗忘。在这个墓碑前我停了好久，看那凹进去的碑文轮廓依然清晰。我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了一点什么，突然发出几声自己也不明白的“嘿嘿”冷笑，那声音空洞洞的使我自己打个冷颤。我默默穿过整个墓地，然后沿着尽头的小路向上走。墓地最上端是一道石砌的矮墙，我顺着矮墙往回走，一边检阅似地俯瞰整个墓地。我走了十几步，忽然发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大西洋的一角。我坐在矮墙上，凝望着眼前的一切。在凝神中我听到一种沉闷的隐约声响，这种声音我开始也听到了却没有注意，这时忽然领悟到了可能是大西洋的涛声。我静下心来侧了耳仔细辩别，终于确认了这是真的。

　　太阳渐渐偏西，大西洋的波涛在疲惫的阳光下远远地闪着万点鳞光。我，一个孤独的异乡旅人，在这遥远的地方，沉默地望着墓地、太阳、波涛。海鸥们在碑顶断续地发出悲戚的叫声，人死去真的还不如一只鸟呢。面对这大片墓碑，生命的有限性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象墓碑表面一样有着真实的质感。如果不是有这么大一片墓场作证，我很难想象在这么偏远的世界一角，也有那么多人曾经在时间里存在，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成长、奋斗、成功，然后，寂然而逝，在时间之流中化为乌有。曾经存在过的全部痕迹，就是这一座墓碑，这静穆的矗立就是生命的凝结。来了，又去了，如此而已。

　　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虚空残酷掩盖着抹杀着一切，使伟大的奋斗目标，剧烈的人生创痛，最后都归于虚无。一个人一旦理解了时间，他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使伟大变成渺小，骄傲变成悲哀，使少年的意气风发变成老年的沉默不语，使一切意义变得意义模糊，唯有它永恒存在。它以寂然的平和把许多趾高气扬的人都打败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了一种公平，一点安慰。从小我就在内心强烈地感到历史深处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使我有一种模糊的使命感，觉得自己这生命存在的重要。在这一片墓碑面前，生命的短暂渺小无可掩饰地显示着本来面目，我感到了那些幻想的虚妄。一个人当他成熟到能够明白自己在时空坐标中的人生定位，他就再也没有勇气骄傲。这时我觉得自己与这些长眠于地下的异国人有了一种精神感应，他们并不像我以前设想的那样，在对生命的迟顿麻木中混混沌沌度过一生。他们与还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唯一区别只是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之中，他们已经被岁月漫不经心地轻轻掩盖。眼前的岁月显得重要，这只是现在还存在着的生命的感受，时间在均匀地冷漠地移动，它并不理会这些。

　　历史以不动声色的沉默，掩盖了这些逝者的奋斗足迹，他们的伟大和荣光。只有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才能体会到历史的无奈，前人其实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哪怕是自己吧，就这么回到历史中去，其实了并不能真的就做点什么，真的不能。一切尖锐的呼唤和强悍的突入，都将幻化到那漫无边际的广阔和不动声色的绵长之中去。我想象着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早已长眠在地下，和这些墓中人呆在一起。也还会有人来这里作哀伤的凭吊。并惊异地发现一块刻有中国人名字的墓碑。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洞悉了一切世事的秘密，参透了生死。生与死、痛苦与欢乐、伟大与渺小、成功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爱与恨……扭结着、渗透着、汇聚掺揉、相互激荡，直至最后的界限渐渐消失。我忽然有了一种滑稽感，为什么名和利会象木偶后面的提线人，用苍白的双手操纵了人世间的一切。

　　太可笑了真的太可笑了。就在历史这一瞬间，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在沸腾着，喧嚣着，上海街头人头涌动，华尔街笑语喧哗。同时，非洲丛林大象在安详地散步，暗处的猎人已经悄悄伸出枪口；北京机场飞机正在升空，送别的亲人向一闪而过的飞机招手；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正在敲定决定世界面貌的最后计划；好莱坞一座豪华住宅中曾红极一时的明星正与爱滋病作最后的博斗。这一切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过去……而我，一个异乡的旅人，在这偏远的人间一角，正默然凝视着这一片墓地。没有什么景观能够更强有力地启发人们的心灵，在它面前你的心无法回避。这时，我体验到了一种不清晰的感悟，一种强烈而意义暧昧的冲动，浩荡邃远，汹涌澎湃，深不可测，它象一条大鱼在水中游动，我屏心静气想抓住它。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大鱼的脊背和鳍翅，看到了它在阳光下闪烁的鳞光，在水中游动卷起的旋涡。可是，当我快要抓住它的那一刻，它又倏然而逝。生命的感觉千聚万汇激起越奔涌却无法表达，使人痛切地感到了人类语言的苍白。一遍又一遍，我竭力在心中挖掘，却是徒劳无益，徒劳无益。

　　我在冥想中忘记了时间。似乎在一刹那间，太阳已经西沉，遥遥地透着殷红，大西洋的一角在夕阳中一片金光闪动，北风在高空呜咽，海鸥低翔，衰草颤动，墓碑排列着整齐的方阵，在金色阳光的点染下，庄严肃穆，雄伟悲凉。历史上一定曾有过无数象这样在北风夕阳中伫立的瞬间，在那些瞬间先人们也曾无限悲凉地感受到了这所有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岁月如雪山般纷然崩塌，千万年历史象几页书一样被轻轻翻过。

　　就这么简单地，历史在我眼裸呈着，一片宁静的惨烈。我感到了一种神圣的召唤，想象着自己迎着夕阳飘过去，在大海上飘逸如飞，履水无痕，前面是岛屿，冰山。我在岛屿冰山之间飞驰，刀光一闪，剑影一飞，刀光剑影中开拓出一片纯净的天地。那里没有忧虑没有烦恼直至永恒。于是在凛冽的北风中杖剑立于天地之间，凝视着夕阳中浩渺的一片金光闪动，嘴角浮出沉静的微笑。这样想着我缓缓站起来，以一种压抑的平静凝望着眼前的一切，似乎在等待着一个最后的宣判。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象无尽时间之流中的电光一闪，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追寻最后的意义，那电光一闪的瞬间就是终极的意义。人不是为了承受苦难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没有绝对的价值，苦难使苦难的意义化为乌有。在时间之流中每一个生命都那么微不足道，却又是生命者意义的全部。时间的伟大和冷漠无情使人只有站在个体生命的基点上去体验世界，他别无选择。时间象太阳的黑子，把一切都吸摄了去，而不留下一点痕迹。站在那里我感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正从容地、沉静而执着地向我逼近。隔着茫远的空间和悠远的岁月，我似乎听到了宇宙间那个苍老的声音。

　　我迎看夕阳走过去，许多逝去圣人的身影浮在夕阳那端，孔子、屈原、曹雪芹……高峨冠博带，面孔模糊，一个一个向我飘来。我想象着圣人们的步态，把手操在背后，挺直了身子，从容地一步一步地走着，塑料雨衣擦得嚓嚓地响，心里满意着自己的姿式。走到铁丝网门边我忽地打了一个冷颤，我突然意识到在风中已经呆得太久，浑身冰凉。这种冷的感觉使我回到了现实，刚才的万端思绪象一个飘忽的梦忽然逝去。我心情沉重起来，想到了思文，想到了中午那一幕。北风呼啸，野旷天低，夕阳宁静地在地平线上射出最后的光，在天边点染出一片绚丽。我沉默地走着，我心里明白自己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回家。我的心猛地一紧，想起了出来已经有几个小时，不知思文可给豆芽浇了水？心中焦急着加快了脚步，恐怕会烧坏这个星期的几十块钱又没有了。走着我去想象那些圣人们是否也曾面临只属于他自己的平凡琐细的苦恼，如此卑微却无法超脱？路边那远远近近的一幢幢别墅式的房子与我都没有关系，属于我的只有鲜水街的那一间。我实在太冷也太饿了，无论如何，那是我在这大千世界的唯一归宿。

　　
二十四

　　凛冽的风从更遥远的北方带来了雪，一夜之间世界变成了一片纯白。早上我下楼去开门门已经被雪堵住，推了半天又踢了几脚，还是打不开。安妮从楼上下来，站在我身后“咯咯”的笑。我说：“I can stay at home for a whole day. No problem.”就趴在窗口看外面的雪景。安妮烧了一壶开水，从门缝中倒下去，一推门开了，就站在门口笑，显出少女天真的神态，又上楼去换了雪靴，出门去了。我站到门口看雪，雪又下起来了，越下越紧，被风扯着在空中横飞连街对面的房子也看不分明。铲雪车在门口马路上隆隆开过，车后就撒下一些大颗粒的盐来。思文从楼上下来说：“又呆了，又在心里抒情吧，可早饭还没吃呢。”

　　那天回家以后，思文问我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也找不到。我说：“看坟去了。”她没听明白也不追问，说：“高力伟，是我错了，是我不对──”我打断她说：“是我不对，下次我再也不这样了。”她“扑哧”一声笑了说：“真的我心里好后悔，我总是管不住自己。”我说：“管不住自己也看情况的，在国内你一定就管住自己了，现实得很。”她说：“你想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说：“你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你从来就是那样做的。不怪你只怪我自己，男人争不来那口气就该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打废了也就打废了，谁叫他自己没出息呢？”她说：“你一定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没这样想，骗你是狗。”我笑一声说：“我也不指望你承认，你心里明白。”她说：“你这次就原谅了我最后一次，你考验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过真的你太固执了，我没有办法。”我说：“没办法就用老办法，那也是办法。”她说：“那我倒不会了。不过医生说，我情绪不正常是正常的，我怀的是谁的孩子呢？我脾气不好你就体谅一点好不？”

　　也许，我是应该体谅一点，可我没这份心情。我也再懒得去装出热情的神态，我觉得自己现在有资格有理由不去尽这一份责任。于是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思文对我也不提更高的要求。我希望心中的冷淡会渐渐消失，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心中却毫无变化。我对自己感到绝望，在恐惧中等待着现实的临近，这使我对生存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体会，人必须去接受自己不愿接受的东西，无可逃脱。我咬紧牙关硬撑了去面对现实，而且，我更加执拗起来。我已经把自己的坚持当作对思文的一种考验，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能坚持的也只有这一点点了。

　　思文说：“高力伟你越来越固执了，真的叫人没有办法没有耐心。”我说：“那你把惯用的伎俩又展现出来。”她说：“你心里对我有什么就明掏出来，也用不着转了弯这样表示。”我说：“你真要我说呢还是假要我说？我真说了你别又骂我打我。”她认真严肃起来，说：“那你说，说真的。”我也认了真说：“说了也好，不说透事情也还是那么呆着。”我看她的脸色还平静，说：“我这个人呢，有些怪毛病，我自己也挺恨的可就是改不了，我拿自己也没办法。我心里吧，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精神上压倒我的女性。其实压倒我又怎么样呢，人家比你强嘛，一个人总得实事求是！可明白了还是没有办法，你说这有什么办法？要不我到医院里去动了手术把心换一个算了。”她轻轻冷笑一声说：“你以为这就是男子汉了？你有本事把一切都操心完了，我多操心一件事我还算个人！我还愿意在家里做太太呢，和赵教授太太一样，看看电视、录象，开了车去超级市场，到健身俱乐部去呆半天，回来做做饭。我不愿意吗？可是行吗？行吗？你英语又不好，我不去活动靠你你行吗？”我说：“你讲的都对，因为我无能，所以我就该挨打挨骂。”她说：“跟你讲话好难，越讲越讲不清了。我也懒得讲了。”说着扭了头过去不再理我。

　　在旁人看来，夫妻之间为了那么一点说不上口的小事发生了激烈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很可笑很难理解的，他们不了解这种冲突的心理背景。我和思文也是这样。我和她之间有着一种隐约的对立，这种对立很容易地就引发一些毫无理由的冲突，这简直成为一种惯例了。冲突有时就在我自己也难以预料的地方爆发出来，真叫人防不胜防。固执己见已经成为我一种习惯性的本能的反应，而思文，她的习惯性反应就是动手。医生的话使她放弃了任何克制情绪的努力，在这种理由下，她在事后也不再象以前那样过来请我原谅。我简直连想下台也下不去了，挨了打倒还要我去陪不是，那怎么可能？

　　有一次她问我：“要你给家里写信，寄本新英汉词典来，写了没有？”我说：“我不要，我没有写，我万一要查个什么字借你的用一下。”她说：“我的不借。”我说：“不借也可以，我就用自己的小词典。”她说：“你不写我写了。”说着提了圆珠笔就趴在桌子上写起来。我探头看她是写给我父母的，推一下说：“要写你跟你自己家里写，别跟我家里写。”想也没想到，她把圆珠笔一横就在我手背用力敲了一下。我痛得手一弹，连连甩着手说：“这圆珠笔是铁的呢，你下毒手！”她又趴在那里去写，一边说：“这还算轻的，下一次就没有这么便宜了。对你这样的人还有第二个办法我就不这样了，你愿意说我下毒手就毒手。”我手背上红红的一道，热热的痛。

　　我伸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指了说：“你看，你自己看，肿了，肿了。”她看了说：“肿了？好，好。这样印象深些。”又有一次，晚上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她扬了手作势要打我，我说：“又来了，又来了！”她把手放下来说：“跟你这样的人讲也讲不清，吵也吵不清，一件简单得要命的事就是弄不清，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背了书包下楼去了。我站在楼梯口，看见她竟开了门走到外面的风雪中去了。我追到门口，看见她往学校方向走去。我赤着脚踩在雪中追了上去，一把抓住她。她挣扎说：“让我走，让我走！”我说：“都十点了还到哪里去！这么大的风雪，不得死了吧！”她还不肯回去。我说：“我是赤了双脚踩在雪里啊！零下二十多度！”抬了沾着雪的脚给她看，她才跟了我回屋子里去。回到房里我说：“思文你原来脾气好，现在变坏了。”她说：“我只是对你脾气不好。”我说：“我又不是特别坏的人，坏蛋。”她说：“那总有原因，那怎么警察抓小偷又不抓别人呢。”我忍不住笑了说：“照你说那我是活该。”

　　还有一次，发出的豆芽还剩下几十磅怎么也推销不出去。思文说：“浪费了也是浪费了，你都送到前面那个超级市场去。便宜点。”我说：“不行，这个超级市场一个星期只能卖掉十几包，你把这几十包送去，也是卖不完，还把印象搞坏了，下次他们也不稀罕你的了。”她说：“那你说怎么办，辛辛苦苦发出来都包好了，又去丢掉？”我说：“下个星期我少发点。”她说：“送呢还是不送，你一句话！”我说：“送去也是白送，送给朋友也好。”

　　她说：“送给朋友？你等于是去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发豆芽赚钱，你不要脸了，我还要脸见人呢。睡觉的房子里摆几只垃圾桶，几好的风景！让人背地里笑得打滚！”我说：“丢掉算了。”她不再说话，把豆芽一包包放到纸箱里，吃力地想抬到单车后座上去。太重了放不上去又放下来。我说：“你怀孕了你不要忘记了，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她也不做声，把豆芽一包包拿出来放在地上，把纸箱放上去，学了我平时的样子用弹力绳扎好，再把豆芽一包包塞进去，推了车子就要出门。我抓住单车龙头说：“思文，你别感情用事，说了送去没用就没用，我送了这么久了我不知道？不信你试试！”她说：“让我试试！”我说：“试也是白试，让他们说我们的东西不值钱，以后就当我们的豆芽是草了！”

　　她说：“你松不松手？”我说：“我求你了。”她一拳就朝我抓着龙头的手打来我手一缩，她自己的手打在龙头上，痛得皱眉，却也不吭声。她推了单车就走，出门下台阶时踉跄了一下，差一点摔倒。我跑过去扶她，她已经上了马路。我追上去说：“我去送，我去送。地上这么厚的雪。”她说：“不要你去，你转个弯就丢掉了。”我拉了扎纸箱的弹力绳说：“思文告诉你送去没有用的。”她说：“松开了手！”对面有小车开过来，我们让到路边一点。我说：“告诉你……”她说：“还不松是不是？”她一只手扶稳了车，誊出一只手举上空中说：“松！”我相信她会打下来，却还是拉了绳子不动。她一拳打在我手背上，我说：“你打吧，反正你自己的是一样痛，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我还是男的，没有那么怕痛。”她说：“那是你要我打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又是几拳打下来。我松了手说：“你这个人太没有修养了。”她气汹汹说：“修养？跟你这样的人讲修养两个字，那是白讲了。修养？哈哈。我早就说了，除了打没有第二个办法。”说着推单车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她渐渐远去，来往的小车将残雪溅在我的裤腿上。

　　
二十五

　　还有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一次因为后来经常想起，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也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鬼在催似的，竟主动对思文说起思华的事，想说服她不要去借钱，等我们自己凑够了一万块钱再去办这件事。我刚说了几句，意思还没有说明白呢，她就把手中正拿的一卷透明胶带朝我脸上扔来。我没有一点防备，胶带正打在我鼻子上。我对她动手已经有点习惯，没有太强烈的反应了，可今天我本来还是想告诉她我同意这件事了呢，心里一委屈火气冲上来，骂道：“神经病，疯子！”她扑过来朝我身上乱打，口里说：“神经病就神经病，神经病打死人正好不犯法。”

　　我一边让，抓住她两只手说：“你有劲是吧？”一直推把她推到墙上。她挣扎着，用脚来踢我。我用膝盖顶住她的腿。她用力挣扎，我只是使劲按住她，也不做声。她喘着说：“好，我看你一辈子不松手。”不再用力挣扎。我说：“你太过份了，我说还没说完呢，你就动手，你打我真的打惯了，我妈妈生了我是给你打的吗？她自己还舍不得打呢。”她说：“你这样的人不打还有办法没有，你自己说！谁有那么多空闲跟你罗嗦。你这样的人又是能够说得服的人不？世界上还没有那样一张巧嘴。”僵了几分钟，我看她情绪平稳了一点，就放开了她，坐到椅子上去。她不声不响，操起一把钢丝发梳用反面照我腿上就是一下。我一跳说：“好啊，开始用东西打人了，明天还会背刀子吧！”她说：“那有这种可能！”说着又是一下。我坐着不动，骂道：“混蛋，你自己说你有多混蛋，你自己说，跟个泼妇一样！”她听见“泼妇”两个字，把发梳转过来，用装有橡皮钢针的那一面打在我腿上。

　　我痛得一弹，横了一条心嚷道：“你打，你打，你这个泼妇！”她又打我几下，嚷着：“你骂，你骂，你骂得我就打得！”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有人在问：“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又是一阵议论声，是楼上那一对小情人。思文把发梳丢在地上，两个人相视喘气。停了一会外面的人走了，我说：“你下毒手，你别怪我，离婚！”她轻蔑一笑说：“总算这句话你今天甩出来了，你憋了好久了。我怕离婚，你这样的丈夫我还舍不得，是吧？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宝贝疙瘩呢！”我说：“好，你别变口，变口你是猪！”那把扔在地毯上的发梳，我呆呆地望了半天，突然意识到那带钢针的橡皮翻出来是打我打的，眼盯了发梳“嘿嘿”笑几声，又笑几声心里一酸，失声痛哭起来。我用衣袖去抹眼泪，抹了又涌出来。我还想克制，越克制越觉得委屈泪越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张了嘴大口喘气，我一生都没有这样失态地伤心痛哭过。哭了好久，声音渐小，变成了抽泣，可眼泪还是不断。思文吓呆了，痴痴地微张了嘴望着我毫无表情。我哭得有些疲倦了也麻木了，头脑中象有许多大树木撑着，又象铺了几根笔直的轨道，就摸到床上去，倒下去昏昏欲睡。

　　不知道睡着了还是没睡着，我清醒过来时天色已晚，思文也不知哪里去了，她在我身上盖了毯子。房子里亮着灯，安静得出奇，小闹钟一声声的响听得真切。我支着身子坐起来，看着房子里的一切，都觉得很奇怪，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隐隐约约记起了下午的事情，脑袋沉沉地，又倒下昏昏睡去。迷糊中有人推我几下，我勉强睁开眼看见思文站在床前。我说：“有什么事？”她冷冷地说：“吃饭呢。”我说：“我肚子不饿。”她说：“不饿也吃一口。”我做梦似地爬起来，机械地摸到桌子边坐了，在神智不清中吃完一碗饭，又摸到水房撒了一泡尿，和衣倒在床上沉甸甸地睡去。

　　天亮时我醒来了，我马上记起了昨天的事情，又呜呜地哭起来。泪眼朦胧中看见思文和衣睡在身边。听见我的哭声，她坐了起来，靠了墙望着我，也不做声。我哭了一会，坐起来说：“思文，我们离婚可以吗？”她说：“随你，你想离我也没办法。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不是吗？今天轮到我了。”我慢慢镇静下来，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挽救，还等什么呢？要试什么都试过了。既然没有希望，早分手对两个人都好，特别是对你好。”她不做声，眼瞪瞪地望了我。我说：“你也不要怪我，我伤心是伤透了，昨天的事我很难忘记。”她说：“要离婚我也随你，我没有话说。不过昨天的事是我不对，我可以保证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说：“保证也没有用，你保证过很多次了，我没有办法相信你的保证。难道你自己还相信？”她说：“我这次保证了就一定做得到，不过你不信也有你的道理，我没有办法。”我说：“现在保证是不是晚了点，回到昨天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她说：“你已经这样说了我就没有可说的了。”

　　我说：“离了婚我想回国去算了，加拿大虽好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在这里是个窝囊废，你心里看小了我也是应该的，我不怪你。我这副嘴脸不被别人小看，那也是不合逻辑的。压力太大了你心里烦，没有耐心，这我也理解。只是我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了。这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不知是谁的错反正错是错定了。一件事弄坏了也不一定就是谁错了，就算是错事情它自己的错吧，错还是错了。我并不恨你，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会疯了去的。我今天可以坦白告诉你，我对你没有那份心思了，被你打走掉了。所以我对你就毫无意义了，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就是什么意义也没有。”我的声音非常平静，一点怒气也没有，甚至有点懒洋洋漫不经心的味道。

　　她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没有这个命我也只有认了。我实在想不起除了脾气克制不住还有什么不好，我又不是真的心里坏，毒。我怪来怪去只怪自己命不好，我不信命，但不怪命又怪谁？”她说着呜咽起来，捂了鼻子拼命想忍住哭，但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说：“你也不要哭，我也不要哭，在这个天涯海角，没有父母亲人，哭也没有人听见，哭也是白哭了。”听了我的话她倒在床上痛哭失声。我看她肩一耸一耸抖动，心软下来，又想起昨天的事，硬了心坐在那里，咬紧了牙沉默不语。

　　思文哭了一会，全身大恸几下，直起身子，理一理头发，平静地说：“你说，把要说的话这一次说完了。”我说不出话，眼睛盯了墙角不开口。她说：“你有什么话趁现在都说了，现在不说，以后没有机会说了。”我一狠心说：“别说我狠心，人的心有时走投无路了也非得狠一狠。我不想在纽芬兰呆了，我要走。我本来想回国去，但想起到北美来一趟，来回的机票钱都没赚到，几件电器也买不起，太不甘心了。钱这个东西真厉害真太厉害了，到了这里才有这样痛心的体会。”她说：“你就这样回去了，别人会笑你。”我说：“事到如今我还怕别人笑？我让他们笑去，有时候想起来死都不怕了还怕笑？笑话！”她说：“那你真要回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说：“圣约翰斯赚不到钱，我想到纽约去找胡大鹏，打黑工就打黑工，拼出命来干半年，再回国去。”她说：“美国你去不了，你签不到证。”我说：“办旅游签证试一试。”

　　一提到这些具体问题，我又灰了心，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独自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又说：“国回不了，美国去不了，纽芬兰又呆不下去，那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她说：“你实在不愿在这里你回国去，我们还有三四千块钱，你拿去，给我剩几百就够了。你买了机票还可以买几大件。”停一停她又说：“你回国去倒也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留在这里，比你要苦得多，要工作，要写论文，还要准备生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想都不敢去想。”天啊，说了这么多话，我倒把最重要的一件事给忘了，孩子！我垂了头，反复在心里问自己“怎么办”。让她一个人带了孩子在这里？还是这样维持下去？我面临的现实是多么残酷！我的心痛得都麻木了，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过一会缓过来我说：“孩子不能要，到医院去做了，他生下来没有父亲，那他太惨了，那等于是害了他。趁他现在还不是一个人，他还不是一个人。”

　　思文身子往后一缩说：“不行，我要把他生下来，我一个人在这里太孤独了，让我也有一点希望。他生下来就是加拿大公民，政府会出钱养他。反正你的儿子种还可以，不丑也不蠢。你心里再怎么恨我，有了他我将来也会在心里感谢你。”我说：“林思文，你不要感情用事，生下来他苦你更苦。以后你还要结婚的，带了孩子你怎么办？你要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留条路。你想孩子了以后还可以生。”她被我说动了心，双手捧了头不做声。过了好久抬起头说：“那就听你的，到医院去好了。”我说：“走。”她说：“走。”两个人都站起来，走到门边。她又回过头去，在地上把那把钢丝发梳捡了，扔到垃圾袋中扎了起来。我意识到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想法，都会影响我和她的一生。我心里突突地跳着，下了楼，我说：“搭单车去？”她说：“外面有雪。”我说：“拦部出租车？”她说：“只要你舍得。”我使劲地拍着头说：“这么沉，这么沉。”她说：“怎么办，你说。”我说：“让我再想想。”双手叉在颈后蹲了下去。她坐在沙发上说：“想吧想吧，你想吧。想好了不想了再把你想的告诉我。”

　　蹲在那里我心中象踏过千军万马。半天我长叹一声说：“走投无路，真的走投无路。”思文说：“高力伟你这么苦那还是去医院算了。你回国去，我一个人在这里慢慢混下去，天也不会把人的路绝了。”我说：“你也想离婚？”她说：“我倒是不想，你要我也没有办法。”我连连叹气说：“家破人亡，吃亏太大了。想起来都怪我那时候心血来潮，怎么想起就顺口溜出一句话，要你去要美元考托福。不然现在在国内过个平安的老百姓日子，又有什么不好！苦是苦点，也不至于苦成这样子，惨成这样子。想一想人又何必呢！”她说：“那不离婚可以不呢？”我说：“不离婚不知道明天你又拿什么打我，皮肉痛我没什么，心里痛得受不了！”我用一根指头戳着胸前说：“这里，这里！”她说：“我绝对错了，绝对是我错了，我心里清清楚楚是自己错了。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固执改百分之五十，我保证改百分之百。我结了婚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可就是被事情逼成这样！我能不能有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是真的最后一次了。你不信我，我写个保证放到你那里，我没做到以后你拿出来，要怎么样我不说一句多话。”

　　我说：“机会你已经有过好多次了，早跟你说再动手会出事的。到现在我怎么相信你，你自己说！老实说我心里最后一点感情被你昨天一打都打跑了。”她叹气说：“我现在也不是求你，只是心里还是舍不得你。”又低了头半天不做声，眼泪直往下滴，落在地毯上。突然她使劲把脚一跺，双手握拳用力打自己身上说：“只怪我自己，只怪我自己！”我连忙跑过去抓她的手说：“不要这样，思文，不要这样！”她发疯似地挣开我的手，往身上打得更重，哭嚷着：“打，打！都只怪我！让我打，让我打！我心里好恨我自己啊！”又抬起一只脚使劲踩另一只脚，痛得咧着嘴倒在地上，伏在肮脏的地毯上嚎啕痛哭。我一把抱住她，说：“思文，你别这样，我们不离婚好吗？以后我们不吵架，在这里苦几年回去好好过日子。”我说着也泪流出来。安妮和酒鬼在楼梯上探了头往下看，见我望着他们，马上又缩回去。我冲着他们拼命叫一声：“滚！”也嚎啕痛哭起来。两人痛哭着站起来，搀扶着上楼回到房中。

　　渐渐的两个人都哭累了，声音微弱下来，最后只剩下相呼应着的一吸一呼的声音。两人相望着，都不说话。我看她脸上点点泪痕，楚楚可怜的样子，一种突如其来的欲望涌上来，在我血管中游走，模糊的一片终于凝聚成一种明确的指令。我不好意思地推她一下，她莫名其妙地望着我，询问似地“嗯”一声，见了我的眼神，马上又明白了，脸上浮出一丝羞怯。我抚摸她的头，她象羊羔子一样软倒在我怀中。我搂了她爱抚着，有一种新奇的感受。我一只手用力掐她的胳膊，她忍着痛轻轻呻吟几声，却一点也不抗拒。这种顺从使我更加亢奋，便去解她的衣扣，她软手软脚地用细微的动作配合着我。钻到毯子底下，我问：“行吗？医生怎么说？”她说：“没关系吧。”把头靠在我的胸前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二十六

　　我心里经常疑惑着，红尘俗世中有着某种难以理解的神秘力量早已作了既定的安排，不然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从来不信上帝神仙之类的话，可有时还是忍不住这样想。有时候一念之差对一个人命运的意义，要大于他多少年改变命运的艰苦努力。那种超然的力量有时真的使人们感到了生命挣扎的徒劳无益。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清早起来去华语学校给那些小孩上课。走的时候思文还睡着。我怕浇豆芽有淋水的响声惊醒了她，就给她留了一张条子，写了“浇豆芽”三个字。上完课联谊会主席老宋开了车来接他的女儿，跟我讲起圣诞节准备组织一次活动，问我愿不愿参加筹备。我毫无兴趣，为了礼貌我跟他讨论了一个小时，最后又告诉他我想退学了。他见我不断看表，说：“你该回去了，林思文等你呢。那天一定来啊。”回到家里思文喜气洋洋地说：“豆芽已经洗了。”还表功地伸了漂得红红的手指给我看。我说：“怎么就洗了，到晚上明天早上才发好呢！”她说：“你自己留条子要我洗的！”我说：“我要你浇豆芽。”她从垃圾袋中把那张条子翻找出来，说：“哦，真的是个‘浇’字。”我说：“本来要到晚上，你提前了质量会受影响。”她不高兴说：“我刚洗的，你自己又不早点回来。我还累得腰酸背痛呢。”我说：“你现在是孕妇呢，也不小心一点。”她笑笑说：“没事，医生说了要多活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和平时一样。”既然洋医生都说了，那一定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懂。

　　第二天早上，思文一起来就说肚子痛，去了水房，回来神色大变，说：“有血。”我大吃一惊问：“多不？”她脸色苍白，说：“好多。”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过电话想打给医院，又不知道号码。我急急地翻着电话号码簿，想叫一辆出租车。思文伏在桌子上捂了肚子脸色煞白冒着汗珠说：“我来。”我在一旁说：“救护车！”这提醒了她，她指指床上的外衣，说：“号码本！”我从衣服里摸出电话号码本给她。她伏在桌子上给医生打了电话，说：“救护车就来。”我扶了她到楼下去等，心里想着：“流产了。”不敢说出来。

　　外面很快响起喇叭，一辆白色救护车停在门口。我扶着思文到门口。车上跳下几个穿白衣的人，迅速从车中拉出一副担架放在雪地上，扶着思文躺下去。担架把我吓坏了，腿子直发抖。她躺下去的时候我发现她裤子上有血浸出来。在车上我拉着她的手，冰冷冰冷的。

　　思文被推进手术室去，我在外面坐着，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我的脑海象一片辽阔苍白的天空，各种念头象一只只大翅膀的鸟飞越而过。当我想盯住一只鸟仔细观察，它却振翅遥遥远去。终于我在心中确定了流产是已经无可挽回，可不知会有什么后遗症没有？接受了这一事实之后，我想到了它的意义。把我和思文联在一起的链条，现在已经断了。这种阴暗的想法使我全身发冷，那念头却不由自主地冒出来。潜藏在心底的思想又开始活动，我竭力想避开不去细想，但越是想避开就被自我提醒着避不开。我想象着许多神色阴沉的人在微雨的街道上走着，一张张苍白潮湿的面孔高低起伏，忽隐忽现，其中一个似乎就是自己。想看清楚时忽又闪到人群中不见了。坐在我对面的两个人神色凝重，沉默不语。墙上的挂钟在他们头顶滴答响着，越过沉默的时光，那均匀的不动声色的声音应合着我心跳的节奏，把时间切成细碎的残片。我忽然想着人是一种很不安全的动物，不然自己并不是个狠心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念头。这时我对世界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觉得对世人世事要重新理解。强烈的怀疑和灰心情绪在心中弥散开来。

　　正默想着，有一个声音在我旁边说什么，我听不懂也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触我一下，我一看是个女护士，我呆望着她，她把手中一张表格放在矮桌上要我签字，并做了一个签字的手势，我才明白她是找我。我很快地在她手指着的地方签了名，她面无表情说声"Thank you"，就走了进去。我呆站着感到一阵窒息，难道问题很严重？我想追上去问一声，跨出几步，声音滚在喉咙里，又停下来，看着女护士拐了进去。

　　思文终于被推出来了，眼睛睁大着毫无表情。我跟了担架车走，一边问她“怎么样”，她眼睛眨一下算是回答了我。我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却说不出，沉默着随推车进了电梯到三楼病房。医生吩咐几句，又拿来一些药和手纸离去了。我坐在床边望了她，她也望了我，都没有话。我想着实在应该说几句什么了，却说不出，也不知说什么好。她一只手露在毯子外面，我抓住了说：“冰凉的。”她轻轻挣开缩了进去，双眼毫无表情望着我，象要把我的脸看穿似的，我没有勇气迎接她的凝视，把目光转向邻床，那个女人正在看床头小电视，对了电视自己嘻嘻的笑。思文的目光追随着我，我倒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鬼被她看透了，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不自然起来，好像都是故意做出来给她看的。我问：“还痛不痛？”她轻轻摇头。在难堪中，护士送来了三明治和牛奶，我接了盘子说：“吃点东西。”她又摇摇头。我得救似地问：“我回去给你做点中国饭菜来好不？”她点点头。我马上跑下楼，踩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往家里跑，一路上张开嘴喘着，在冷空气中吐着白气。

　　思文在医院只住了一晚就被催着出了院。我只签了个字就算结了帐。签完字我问那个人，如果要自己出钱得付多少钱，他说：“May be three thousand.”我吓了一跳。思文出院这天我给威尔逊教授打了电话，告诉他家中有了麻烦，问考试能不能推迟几天，到圣诞节前两天再考。他说圣诞节要回纽约，机票已经订好，能不能推迟到下个学期，还要请示一下逊克利尔。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经过细想，心里一冲动，就告诉教授说，我想放弃学习去找工作了。他问我是不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是的。思文在床上听了，急得直摇手掀开毯子就下床来阻止，想抢我手中的话筒。我用严厉的眼神止住了她，又匆匆和教授说了几句，道了歉也致了谢，放下话筒。

　　思文脸上阴沉沉的，我只做个不懂。她终于忍不住说：“这么哈一口气就决定了，也不商量一下！”我说：“心里早就决定了，就凭我读这个书还不是坐精神监狱？”她说：“你逃避困难，你没有勇气接受挑战。”我说：“谢谢你理解了我，好同志，能不能握一握你的手表示感谢？”说着强拉了她的手握了。她甩开说：“这样难得的机会，你就这样放弃了。国内的人都知道你读研究生了，看你回去怎么交待，我真的为你着急。”我说：“我欠了谁的，我要交待！我的面子观念可没有那些人重，为了一瞬间的光彩付出那么多，再说是不是真那么光彩还没讨论呢。”她说：“只有你对，别人都是傻瓜瓜？你不为了面子也要想想在加拿大呆下去不拿个学位怎么行？”我说：“又说到这个地方来了。我这样无能的人在加拿大呆下去？我也配吗？你乾脆拿把刀杀我一刀算了。”她说：“加拿大是地狱！打个电话救护车几分钟就来了，别的地方可能吗？人家都想移民，是有道理的。”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各人有各人的心思。我不勉强别人，别人也别勉强我。我不说别人错了，别人也别说我错了。就算错了，也就错了，我错有错的道理，世界上的事也不见得一定要对才是对的。”

　　思文回到床上躺下去，说：“固执又来了。答应改百分之五十，一点都不改。我病了，我懒得生气，我刚才怎么这么蠢。”说着自嘲地摇摇头，表示不理解自己怎么又跟我认真了。我说：“对不起了，你丈夫没法给你挣脸。退学的事，借你一句话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不要商量了。”她躺在那里撅嘴冷笑一声，说：“随你，莫把我自己气病了，我的病还没好呢。”我说：“还是要谢谢你让我过了一回留学生的瘾。”她说：“早知道呢，又何必呢。”我说：“早知道他这么没出息没志气呢，又何必嫁给他呢。”她赌了气说：“那也可以是这个意思，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没想到思文这么重视这件事。女人有虚荣心，希望丈夫强大，这不奇怪，没有才怪呢。这个我懂。可是懂也没有用，越是懂了我越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心中好像有鬼一般。

　　我在心里反复体会自己的感情，有时在寂静中闭了眼潜心去思索，觉得对思文再也难得再有那种热情，我现在是机械地扮演着丈夫的角色。我说不出更多的理由，但心中就是被什么追着缠着似的丢不开那种念头。圣诞节前最后一次去学校我收到了舒明明的回信，她的热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说自己等我到明年十月一日。我竭力回想自己给她的信并没有什么特别暗示，值得她给我这样一个承诺。我心中突突跳着，把信叠好了放在衬衣口袋里。我担心自己对思文的感觉是一种自我误导，悄悄在心里将她和舒明明作了比较。

　　有一天思文不在家，我拿信纸列了表，把两人去作对比。思文虽然更聪明更能干有更高的学历，甚至身材更好更漂亮，而舒明明唯一的好处便是性格温和，我的感情本能的倾向于这一边。连我自己也不理解，一个好处便压倒了那么多好处么？但我还是不能用思文的优势从理论上说服了自己。我疑神疑鬼地怀疑自己有点心理变态，不然怎么会呢？我记得朋友曾说过，一个男人心中有两个女人，他想念的肯定是不在眼前的那一个，恐怕这就是最后的解释。沉思之间，思文开了门进来，我竟没听到她上楼的脚步声。急切之间我把那叠信纸翻个边，在上面乱涂乱画。思文凑过来看一眼说：“写什么？”我一边画个人头像淡然说：“鬼画符呢。”显然她对我在信纸的反面画写有一点疑心，以为我是不是给家里写信说她的不是，很自然地伸手把那叠信纸翻过来，看见有两行字，却不是信，没有细看也就算了。我紧张得心直跳，幸而她并没在意。又一想自己是用Ａ和Ｂ代替的名字，她看了也看不出什么。趁她去了水房，我把那张信纸撕下来，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冷空气进来吹得信纸哗哗的响，我把信纸从缝中塞出去，看它飘啊飘，飘过屋后的小坪院，挂到街道对面冰裹着的无叶的树枝上。


二十七

　　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但前一天的事还记得很清楚。中午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在学校国际学生中心举行圣诞联欢，早上我问思文能不能去，她说：“去，怎么不能去，我还能老病着吗？”

　　联谊会通知了每家带一样菜去聚餐，我说：“搞个土豆丝炒肉可以了，你的拿手戏。”她说：“土豆丝炒肉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想省钱。要省也不省这几块钱，丢不起这个脸。我又不是赵洁，只要有利可图不要脸也可以。带去的菜要编号比赛的，你抠了，别人在心里还不嘲骂你笑你。我也不搞龙虾，不想得奖。只要别人心里不骂不笑就好。”她和我一起到超级市场买了一只宰好的大鸡，抹上酱油和盐，塞到烤箱里烤了。我说：“鸡有什么好吃，大家都吃腻了。土豆丝炒肉其实还受欢迎些。”她说：“又讲实在了！也不看场合，自己吃讲实在，这种场合讲脸面子。我跟你讲，太实在的人就实在太蠢。”她的理论我很难反驳，也很难接受。

　　国际学生中心建在一个山坡上，是一幢两层楼的白房子，我刚来的时候去过一次。那天有人指着窗外大西洋茫远处一弯小岛告诉我，那就是北美最东端。我一直想到那个小岛去玩一次，没去成。我和思文上了楼，会场已经布置好了，老宋领导似地站在门口和每个人打招呼。里面一个大厅，桌子拼成长长两条，一条放着苹果、香蕉、腰果、松子、饮料等，我们带去的鸡就放在另一条拼桌上。马上有人把编了号的条子放在那只装鸡的盘子里。老宋又跑过来跟思文说话，告诉她买水果饮料的钱是大使馆寄来的，还不够，赵教授出了两百元。我看见赵教授被一群人围着说话，容光焕发。

　　还安排了几个人讲话，说“远在它乡，怀念祖国亲人”之类，大家都不听，就吃起来。厅里挤着一百多人，热烘烘的。我把羽绒衣脱了，把菜挨个吃过去，都不好吃。有人在叫，把暖气调小点！过一会果然没那么热了，学校国际学生联谊会主席也来了，是个胖胖的加拿大姑娘。她很热情地和每一个人讲话，走到我身边时我踱开去，怕自己英语结结巴巴难堪。有人指了她的背影告诉我，她在这所大学已经读了八年，太喜欢社会活动，到现在还没有毕业。看见赵教授走过来，我迎上去说：“赵教授，今天这么丰富，要谢谢你的捐助。”他却象没听见似地跟我说起别的。我以为他没听清想再说一遍，思文站在他后面挤眼，伸了一个指头轻摇。赵教授离开我说：“又怎么啦？”她说：“说话也不看看场合，没看见他太太在旁边？”我恍然说：“又错了我又错了，拍马屁也没有拍到马屁股上，倒拍到马蹄上去了，没有被甩一蹄算是我走运。”

　　吃得差不多了，我看桌上十几只鸡都没怎么动，我们那只还是整的。思文过去撕一条腿下来，放在嘴边啃，我也撕一大块拿在手里，做着吃的样子。退到一个角落，思文把鸡腿丢到垃圾桶中，我也丢了。老宋发给每人一张纸条开始评奖。老杜的太太用红白萝卜、酱牛肉和青菜拼出一只凤凰，引人注目，大家也懒得写编号，都把纸条放在凤凰的绿尾巴上。老宋也没数纸条几张，宣布老杜获奖，奖品是一只不锈钢的平底锅。老杜说：“啊呀呀，我家都五六只了。”马上有一个人说：“我前天才来的，还没有锅呢，不要我就要了。”老杜说：“拿去拿去，谢谢了。”对那人鞠了一躬，大家都笑起来。

　　物理系的访问学者刘晓冬坐在我旁边叹气，我说：“什么事不开心，过节了还叹气。”他告诉我说，女朋友在北京，怎么也来不了。他正在联系转读博士学位，也回不去。都分手快一年了，怕会出问题。

　　我说：“老刘这你就叹气了？你把每个细胞的劲儿都使上联系你的学位，联系上了她保证不会跑，我都不要问她是谁就给你打了包票，跑了我照着赔你一个。”他说：“怕出问题。”我说：“女孩挺风流的是吧？”他直笑。我说：“她找不找个临时情人我就不敢保证了，风情女孩寂寞了免不了要动心思。周围的也一诱一诱的，诱诱就诱上了。”他说：“就是，就是！”又叹气。我故意刺他说：“你又爱个风情，有了这一壶才可你的心，又想那风情只对你一个人，对别人都横眉冷对，可能吗？这你就要想得通了，男男女女的！好在也不失去什么，拔了萝卜眼还在。”一句话他神色都变了。我连忙说：“开玩笑开玩笑，其实那女孩心里只有你。”这时有人跑来递封信给他，说是昨天从系里给他带的，兜在口袋里忘记了。他接了信马上去拆，手轻轻颤抖。我望着那人的背影说：“真的不是东西，害我们老刘多淌了一晚的泪。”他看信一拍大腿，高兴得直跳，跑到窗边对着外面曲了手臂反复抖动，嘴里压抑着兴奋喊：“嘿嘿嘿嘿！”又告诉我，信是美国一个远亲来的，愿为他女朋友来读语言学校作经济担保。他反复说了几遍，让人分享他的幸福，又对着窗外抖着手臂喊：“嘿嘿，嘿嘿！”

　　老宋宣布开始跳舞。音乐刚响起来，有人说：“先唱个歌。”跑去把音响关了。又起了个音“一条大河”，几十个声音唱起来，那个加拿大胖姑娘不会唱，嘴巴也跟着大家一张一合。刚唱完，一个女声又抢着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家又都跟了唱，记不起歌词的也跟了吼，气氛很热烈。有个人起了“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人说：“这是林彪的语录。”但没有人理，只管唱。大家唱得来劲，差不多有一个小时，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有的人喉咙都唱哑了。记得还唱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和“我爱北京天安门”，其它都记不清了。

　　唱完歌开始跳舞，音乐一起思文就被人邀去了。我拍拍肚子提醒她注意，她又伸一个指头轻轻摇一摇。我最喜欢跳舞，但只有几个漂亮点的姑娘，我也不好意思和别人抢，再说我也怕跳舞时姑娘问起“哪个系读博士”之类的话，就站在旁边看。音乐又响起来，有人邀思文，她谢绝了，过去请赵教授跳了一曲。跳完又问我怎么不跳。我说：“懒得跳。”她说：“我们跳一个。”就和她跳了一支慢四。老宋过来要我去打双百分，我说：“双百分我是专家，绝对的赢。”他马上表示和我打一对。第一轮我们很快就赢了，我洗牌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对手说：“抓到那样的牌，小学水平也会赢。”我说：“水平倒也只有小学水平，败在小学水平手下的是幼儿园的。”对手说：“笑也笑得太早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谁知对手精得很，接下来我们连输两盘。老宋抱怨我出错牌，提出要重新摸对，我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了。正好有人跑来在我肩上一拍说：“你是历史系的？”我一看是那个要了平底锅的人，便说：“我已经退学了！”他说：“我们那边去说说话。”老宋马上叫另一个过来打。我丢下牌就过去了。

　　我们在窗边坐下，看着窗外的雪景和远处的大西洋。他自我介绍说：“周毅龙、周恩来的周、陈毅的毅，贺龙的龙。”说叫周毅龙。我说：“这名字很熟。”他望了我不做声，等我回忆起来。我说：“记不清了，反正见到过这个名字。”他说：“我也是学历史的。”我一下记起来说：“前两年在《历史研究》上发了文章引起一场争论的，那个周毅龙就是你？”他点点头，对我记起来表示满意。我说：“博士毕业啦？”他说：“还差一年，急着出来就放弃了。”我说：“太可惜了。”他说：“有国出不出更可惜。”我以为他过来读博士，谁知他是探亲过来的。

　　他摸出一包中华烟弹出一支叼了，又弹一支让我拿了，又详细问我进历史系怎么申请，奖学金怎么弄。我说：“在国内你应该再坚持一年，太可惜了。”他哧地一笑说：“可什么惜，国内有什么搞头？一辈子，不说一辆车一幢房子，就是一套电器都搞不到。不出国这一辈子要穷到头了，想起心里发冷。有些东西骗别人可以，骗自己就太没意思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中国的文化人看不穿，一个虚名哄他吊着他一辈子。可怜呢。”我说：“找点心理安慰吧，出本书死了可以当枕头，在人世上过一遭也留了点东西在人间。”他喷一口烟不屑地说：“连你也这样想，中国文化真它妈厉害，说得不好听点是杀人不见血。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也写过一本书呢，送了十本给图书馆，过了一年我去书库里看，倒有九本没有人借动过。我当时中了电似的呆在那里木了，一辈子干什么，制造历史垃圾吗？到这份上自己骗自己也骗不过去了，还不觉悟再觉悟也没有意义了。这就下了决心出国来了。”我说：“你什么都看透了，钱总还没看透。”他说：“那是那是。有时我穷急了也在心里操钱它娘几句，骂一声钱是狗屎，是臭大粪，但人没有这臭大粪还真就寸步难行。狗屎臭大粪是有钱人骂的，我今天还没这个资格。想到底，人除了及时行乐还有什么，年轻人说这个话是浅薄，我说这个话是深刻。到如今三十多岁真有紧迫感了。万古千秋，倒是哄谁呢？”我抽了烟说：“老周你怎么变了，你那篇《历史精神与现代文明》可不是这个调儿。当代人们精神救赎，这可是个大题目。”他说：“等自己得了物质救赎再说吧。”

　　他又问：“来有多久了？”我说：“快半年了。”他凑近我诡秘地眨着眼说：“老实说吃过洋肉没有？”我吓一跳说：“活还这么累，还有那份心思！老周你出国动机不纯。”他淡然一笑说：“没吃过洋肉，那不白出来一趟？”我笑了说：“老周你语出惊人，不同凡响，把我都吓着了。”他说：“你这人到底没想通，中国传统好厉害啊，把外在的压力转化为内心的自律。人只能活一世，压抑自己又有什么正面的意义？”我说：“怪不得你博士都不要了跑出来。不想回去了？想移民了？”他说：“那是当然的，不然谁出来呢？你不想？”我说：“不是不想，是不敢想。你以为这地方是我们呆的吗？”他一笑，象是原谅了我的平庸，说：“那看你怎么混了。我想读个博士，在北美总会找到立足之地。”看他读个博士说得这么轻松，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特别的蠢。我说：“你倒有雄心壮志！到头来还不是苦一辈子！”他说：“那也看为什么，我可不是为了什么虚的东西，什么学问，什么推动历史。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倒推得动历史？那些人在想象中把自己看得成上帝一样！说好听点是天真，是愚蠢，说得不好听是不要脸。”

　　这里有个女人叫：“毅龙，毅龙！”我一看是赵洁。原来他是赵洁的先生，这使我对他的一点敬畏荡然无存。赵洁挽了他的胳膊催他回去，说话也嗲声嗲气，表演似地夸张着他们的亲热。老周拍拍她的手示意她不要太过份了，她却受到了鼓励似的更加嗲起来。老周挤着眼对我一笑，两人相挽着去了。

　　舞会音乐嘎然而止，天色也昏暗下来。（以下略去４００字）

　　晚上开车去了莫尔教堂，这是圣约翰斯最大的教堂。去的时候连走道里也站满了人。我们学了洋人的样子，在门口一个镶在石柱上的小池中点了圣水，在胸前划了十字，从人丛中往前面挤。我惊异着平时街上总见不着人，今天从什么地方冒了这么多人出来？我们一行人一边说："Excuse me."一边往前面挤。那些人都很客气，尽量侧了身子让我们过去。前面的圣殿跟个舞台差不多，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年轻牧师在布道，后面是耶酥受难雕像，几个牧师在一旁敲着法器。人丛中我看见周毅龙在那一边过道上，他也看见了我，互相做了个手势。几个穿红色制服的人在人丛中穿梭来往，手中持着一根杆子，前面装了个布袋，伸过来伸过去募捐。伸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假意在羽绒衣口袋里摸了一下，捏了空拳塞进去，感到里面满满的都是钞票。思文也跟着把手伸进去一下。我用眼神去问思文真放了钱进去没有，她诡笑着摇头。我凑在她耳边轻声说：“狗胆包天，上帝也叫你骗了！”两人相视一笑。

　　

二十八

　　几个月前找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新年过后，退学带来的如释重负之感一天天消逝，找工作的心理压力一天天沉重起来。在这种沉重中又反过去想，恐怕拼了命去读书还好些。反正躲过来躲过去，难堪的事躲也躲不开。这次还没开始找呢，就心虚起来。买了报纸从头看到尾，很难找到一份我能做的。报上登出来纽芬兰的失业率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三，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有份工作碰到我手里来。要去找工作了我心里跟要去讨饭做贼一样发虚，我总想象着老板会在心里笑：“凭你这样就想找工作？”我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份最下等的工作也不配。有一家清洁公司登报招聘人，我去了。几个白人青年也在那儿填表。我连表也没填一张，就掉头而去。

　　那天下着漫天的大雪，狂风把雪花卷得乱飞，已是零下二十多度。快到中午雪小了，我说要找工作去。思文说：“今天就算了。”我说：“呆在家里这么干呆着有什么意思？明天后天还是要刮风要下雪，还是这么冷。我只当是去散步、去看雪景，这么好的雪景。”思文说：“那我陪你去吧。开学之前这几天把你安顿下来我就放心了。”我穿上两块钱在ｙａｒｄｓａｌｅ买来的雪靴，开了门风直灌进来，卷进些许雪花。我俩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往靠海湾的商业区走，一路上她抵不住风，几次差点摔倒，就挽了我的胳膊。我在风雪里说：“要是个加拿大人就好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还有救济金呢。拿了救济金在家里坐得住，不至于就被逼得这么狼狈。”她说：“这你知道移民的好处了吧。”走不多远我们就停下来，把落在身上的雪花拍掉，又转了身互相拍去背上的雪花，手套拍着雨绒衣在冷空气里发出尖细的沙沙的响声。吐出的白气在唇边就被风刮跑了。

　　到了商业区走到一家餐馆门口，我从窗外看见里面清清冷冷，（以下略去３３０字……）．出了门我懒得说话，用硬头雪靴狠命地把那些冰块踢到马路上去。思文说：“还是有收获。”我说：“屁个收获，收获个屁。”她说：“过几天开学了那个人回学校去，位子就出来了。”我说：“四块二毛五一小时，还要讨饭样的去讨，它娘娘的！”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难，匆匆忙忙把学退了！”我连连哀声叹气，思文说：“在这个世界里，叹气有什么用？哭也没有用。唯一的路就是牙咬紧了，对自己残酷一些往前走。”我说：“残酷些是该残酷些，你对自己不残酷生活就对你残酷。老是在心里同情自己，这个人就完蛋了。可是自己也是个人呀！风里雪里这么绝望地跑，别人这样我还同情呢，就是自己不能同情！”思文说：“文人的毛病你都兼备了，这怎么得了！想那么多干嘛呢？你去问问别人刚来的时候！赵教授刚从台湾来还洗盘子呢！”我说：“对，想那么多干嘛呢，脸皮厚点！可也得有盘子给我洗！谁给我洗呢，谁？”她说：“咬紧了牙自己去找啊，谁会送工作给你呢？”我说：“咬紧了牙，意志坚强！偏我这人心又是肉长的，不是铁淬出来的。”她说：“你还承认自己有问题，这可是第一次，听着就有新鲜感。”

　　左边走过去，右边走过来，在风里雪里走了一中午，几条街都走遍了，问了十几家餐馆，还有加油站，一无所获，靴子里已经进了水，湿湿的，脚趾一动更觉着粘乎乎的。一只靴子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打脚，走一步都痛。我说：“怪不得这么大一双靴子只要两块钱，我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呢。”到了下午两个人又饿又累，也舍不得买点东西吃。思文说：“今天天气不好，老板生意清淡，找不到是自然的。”我说：“要等它天气好了还有几个月呢。纽芬兰冬天又这么长，越过越长！”问到最后几家我已经不抱一星点希望，也进去问一下，也算尽了对自己的责任。只好往回走。思文说：“高力伟你别灰心，总会有个结果。”我说不出话，鼻子一酸泪就要涌出来。我“嗯嗯”地应着，装着咳嗽，把脸侧过一边，拼命忍了泪。我觉得心里好委屈，可谁也没让我委屈！思文说：“明天我们到那边商业区去找，那边还繁华些。”我说：“以后也懒得填表了，填表都是没有用的。加拿大老板讲商业艺术，拒绝你也拒得软和。”我缩了脖子在大风里走，想起那些老板抬眼打量我时的心理，恐怕和以前自己打量敲门讨钱的叫花子差不多罢？我把这感想对思文说了。她说：“神经过敏！西方人才不是这样看人。”我说：“管它西方人东方人，都是狗眼睛。真的，都是狗眼睛。”说了后面半句时，我发现自己模模糊糊有一半是说给她听的，生怕她意识到，偷眼去看她，也并没有什么反应。

　　风刮得更大，雪飞得更紧，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思文挽了我的胳膊才能行走，两人几乎要被吹倒。我们弯了腰半蹲着走。躲在雪影中我有一种安全感，没人能看清我。于是我开始骂“这王八蛋的风”，骂了几句觉得畅快，乾脆扯了喉咙昂了头对着天骂：“这挨刀子杀的风！”思文拉我的胳膊说：“别人以为你有神经，别丢我的脸。”我说：“谁看见你了？他也听不懂！”又大吼一声：“这狗大粪的风！”思文猛地拉我一下说：“别人看你呢！”我四顾茫然说：“哪里有人，这天除了要捞口食的人还有谁会走在街上。”她指了路边一幢房子说：“刚才一个人掀开窗帘看，是个老太婆。”我一看，果然玻璃后的窗帘还在微微摆动。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娘娘的奶奶的！反正我不认识她。”她说：“你骂也白骂了，都吹到大西洋去了。”我说：“我不骂也白不骂。风从大西洋吹过来的，城那边的人都听见了。”她说：“你别做这下作的派头。”我哼地一笑说：“那你还以为我是什么雅人呢，在国内没看穿被蒙蔽了，在这里总看穿了。”两人躲到一个屋檐下互相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相视着就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带了一点哭声。那家门开了，一个中年的白人男子探了头惊异地看我们，又要我们进屋暖和一下，我们谢了他，又走到风雪中去。我说：“我脸冻麻木了，会不会出事呢？别冻出一张花脸子！”她说：“我都快冻僵了。”

　　翻过一个山坡风更大起来，人冻得已经不太灵活，行动迟顿，两人挽紧了还是走不稳。思文说：“退着走吧，去年我走不动了就退着走。”于是转了身相挽着退着走，果然走得稳些。我们一边退着走，一边拍打对方身上的雪。看着到家了，我说：“趁机再吼几声。”又对天怪吼了几句；”哈哈哈，哈哈哈哈！”眼中潮起来。思文说：“好怕人的，我毫毛子都竖起来了。”到了家我把湿透的雪靴踢下来，脚趾都泡白了，一只脚背上打破了皮，青肿一块。我咬牙说：“今天是气爆了，真的恨不得到哪里找个人来杀一杀！”手中象虚执了一把刀，向前捅几下，“杀──一──杀。”

　　到晚上风雪停了，我对思文说出去走一走。思文说：“外面乾冷乾冷的，去什么！”我说：“在屋子里憋了难受。”她说：“我跟你去吧？”我说：“你有事做你的事，我没事去玩玩。”我说“玩玩”她倒吓着了，说：“你要想得通啊！”我笑了说：“说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想到那里去，你倒是来提醒我！”她还要跟我去，我一定不肯，她只好算了。出了门我拣静僻的地方走，走到大一片草坪边，微光中一片白雪，没有足迹。我踩了很深的雪走进去，那儿有几张椅子。我用手套把椅子上的雪拂去，就在那里坐了。天色昏暗，寂静无人。坐在那里我心中自由地和天地对话，想着这样坐到明天早上就冻得僵硬了，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我对自己笑一声，在心里说：“至于吗？”忽然地体会到了死神的拥抱也有一种温暖，一种柔情。想到那些轻生的人，也并不是不可理解，他们的选择有自己的道理，他们在追求一种理想，一种解脱，一种温暖和柔情。又在心里想，如果现在表决是不是把地球炸掉算了，自己会投赞成票呢还是反对票？

　　那边树林子边上一个黑影在雪地上一闪，倏而消失，不知是狗是猫。我望了望天，天边有几颗冷冷的星。我想象着自己是一只饥饿的狼，在一个无月的星夜，在树林子里踩着雪轻捷地走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脚掌的肉蹼感到了雪地的凉意。不时地停下来，把身子在粗糙的树皮上蹭着，感到痒痒的快意。鼻子贴了雪地嗅着，嗅着，寻找着可能出现的一点食物。忽然停下来，用爪子在雪地里挖掘，紧张地听听四周动静，又掘又掘，雪下的腐叶发出一种腥味。终于失望了，昂了头对着天边的冷星，发出一声残忍的长啸。这样想着我似乎就听见了那一声长啸，心中一冷，本能地站起来，毛骨悚然。我缩紧了身子，快步往回走。


二十九

　　越是觉得自己在北美不能久呆，赶快赚点钱的愿望越是强烈。我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总不能白来一趟，总不能白来一趟。”这样想着心里越发焦急，我觉得自己差不多都快要疯狂了。

　　接下来几天我骑了车满城跑，只要是挨点边的地方我就过去问一声。（以下略去１８００字）

　　一旦对自己作出了找工作绝无希望的结论，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些。思文开学了，我整天闲在家没事，就好好伺弄那点豆芽。除了星期天教课能赚二十块钱，我就指望这两桶豆芽了。我瞧着每一根豆芽，都觉得那么珍贵。我想把销路再扩大一点，但总是不行。思文已经宣布不再帮我的忙，她说到做到。一星期几次，我在大风大雪中骑了车到各处去送豆芽。外面是零下二十度，我怕豆芽在路上冻坏了，把豆芽装在纸箱中，再用布盖好，一出了门就拼命骑，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那些小车在我后面超过我的时候，都小心地放慢了车速，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笑也非常痛快。有一天我顶风冒雪去送豆芽，大风吹过来我拼命地踩，不时誊一只手把落在眼镜上的雪花抹去。正在抹的那一刹那，我连人带车被风吹倒，往马路中间摔下。后面一辆红色的轿车紧急刹车，发出“吱吱”的尖叫，在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停住了。我对司机抱歉地一笑，他惊恐地睁大眼睛，摇摇头，把车往后退一点，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拍去膝上的雪，扶起单车，把装豆芽的盒子重新捆扎好，骑上又走。这时想起刚才的事，身子软了一下，后怕起来。撞着了也就撞着了，完了也就完了，真的就是这么脆弱，这么轻易。生是很偶然的，死也是很偶然的，生死之间只隔了一层纸。想到这里我在心里问自己：“命都看小了，还笑呢，到底为了什么呢？我就只能有这样的命运吗？”我感到一阵委屈，一滴泪沁出来，冰冷的眼睑感到了一点温热，流到了唇边已经是凉凉的一星点，停在那里。我用舌子舔了，咸咸的带点涩。在寂静的天地之间，我放纵自己轻轻地哭了几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三十

　　那天上午正在房子里枯坐，思文从学校里打电话回来说：“赶快来，有希望了，赶快来。”我看她兴奋得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莫名其妙，问：“什么事有希望了，说清楚点。”她连声说：“工作工作，工作。学校里刚出了一张招人的广告，是一家有名的餐馆，ｐａｒｔ　ｔｉｍｅ和ｆｕｌｌ　ｔｉｍｅ的都要。”我一听就冷了半截说：“很有名的餐馆怎么会要我？”她放低声音说：“刚才我看见没有人，把广告撕下来了。”我骑了车到学校，她已经站在教学大楼门口等我。她说：“我陪你去。”我说：“地址给我，我自己去，你去了别人以为我这么没有用，反而对我没了兴趣。”她说：“总有几句话你会听不明白，我站在旁边不做声，这可以吧？”我要她搭在单车后面，她说：“一地的雪，危险吧？”我说：“你的命那么要紧，要死也有人陪着你。”她说：“有雪轿车煞不住，一下就撞到你身上来了。”我说：“不怕。我不怕车，车怕我。”她同意了说：“那命就交给你处理了。”

　　这次的顺利大出我的意外。和老板威廉谈了几句，填张表，马上就决定了。这是遍布北美的一家很有名的快餐联琐店Ｗｅｎｄｙ’ｓ的一家分店，起薪每个钟点四块二毛五，全职，第二天就上班，工作证以后再去移民局补办。老板放了操作程序的录象给我们几个人看，我听不太明白也大致看懂了，不难。出来了思文在餐厅坐着，我告诉她明天上班。她说：“好，这下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的工作很简单，（以下略去１４００字……）。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支票发下来只有二百七十多块钱，算下来每天只有二十七块钱，比奖学金多不了多少！我在心里算了，每天七个小时，再扣了税，倒也没少我的。好不容易谋来一份工作，累得跟牛一样喘，就这点钱！我开始怀疑“外国老板宽厚些”这种说法。中国老板再厉害，还能厉害到什么地方去！我把这种想法跟思文说了。她说：“你要想办法偷懒，老板管你死活呢。”我说：“你比资本家还聪明些，偷懒？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吧。”她说：“你不怕，下次葛老板来拿豆芽，我问他一声。”葛老板是新发展的豆芽顾主，在郊区开了一家餐馆。没有办法，郊区我也得去了。

　　这个星期威廉安排我做早班，六点半上班。早班只有一个人做，在九点钟其它人来上班之前要做完十七件事，这些事都按顺序写在一张纸条上在墙上贴着。威廉指了那纸条问我看不看得懂，我说看得懂，心里想着明天早上带本词典来。我很高兴，不必在别人的目光下工作，这使我有一种自由的兴奋。威廉把钥匙交给我，我捏了钥匙想，这老头倒挺相信人，这么大个餐馆他也放心。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我被闹钟闹醒，挣扎了爬起来，迷迷糊糊煮一杯牛奶冲蛋喝了，推着单车出了门。风象刀子一样刮过来，渗到衣服里面去，把身上的热气都卷走。熹微的星光下伸展着一条白色的路，在一片寂静中单车擦着雪地发出均匀的沙沙轻响。骑到半路我的手冻僵了，握不稳龙头也捏不紧刹机。我怕迟到想坚持一下，遇到一个下坡直冲下去，手想捏刹机怎么也捏不拢去。越冲越快，风在耳边嗡嗡地鸣响。我想今天要摔个大跟头了，心里有一种想跳车的冲动。快到坡底我看见路边有个大雪堆，就对着雪堆冲去。单车插进雪堆，我往前一冲，身子从龙头前飞出去，扑在雪堆上，头埋在雪堆中。我一滚，滚下雪堆，伸伸胳膊跺跺脚还没有摔断，我放了心。脸上湿湿的有什么流下来，我脸已经冻麻木了感觉不出什么，以为是血，脱了手套在脸上抚一把，只是一些雪水。我把另一只手套也脱下来，都扔在雪地上，撮了两只手在嘴边哈气，气在冷空气中泛着白色。还是不行，我解开羽绒衣，把双手交叉了从腰部贴了肉插到腋下，冷得身子一抖一抖的。我夹紧了双手，蹲下来缩成一团。风从衣服的缝隙中灌进来，我又蹲着转过去背对了风，把身子缩得更紧。一辆小车开到我前面不远的地方猛地刹车，后车门打开，一个年轻女人抱了一条狗下来，生着气往回走，一个男人从前门下来，追上那个女人想拖她回车上去。俩人推搡着，大声争吵。男人把女人摔到地上，女人还是抱紧了那条狗。我蹲在那里喊：“You can't treat her like that!”男人四下张望，看不出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又喊了一句，他才发现雪堆边那儿原来蹲着一个人。他对着这边叫道：“None of your business!”把女人拖上车开走了。

　　我心里估计着时间已经来不及，怕威廉第一天会来检查，又想起他也不用来，只看我打的卡就知道我迟到了没有。把贴肉的手指活动一下，能够弯曲了，抽出来，把羽绒衣拉上，套上手套，把单车从雪里拔出，心想，这堆雪今天救我命了，对着那堆雪把头点了几点，骑上又走。到了餐馆威廉并没有来，我把灯开了，打开冷藏室的门把生菜西红柿搬出来。忽然想到老板剥削我太厉害了，捞回一点也是应该的，就摸了一个大西红柿吃了，想着现在西红柿三块钱一磅，这一下吃掉老板一块多钱。又把纸盒装的小盒牛奶喝了一盒，把盒子丢到垃圾桶里用菜叶盖了。两样东西吃下去，肚子里冰冷冰冷的。我按了规定的程序尽快地做事，用机器切了两箱西红柿，又配了三十多份生菜……等我把事情做完，上班的人就来了。

　　这天思文告诉我，葛老板今天又来拿的豆芽，我的事也讲了，他还有兴趣。思文说：“他问我你能不能做，我说豆芽都是你发的。约好明天接你去看看。”我说：“钱怎么付？”她说：“跟他讲好了付现钱，还是四块二毛五一小时。”我说：“好，想提醒你又忘记了，亏你还想到了这一点。”第二天葛老板开车来了，他四十来岁，瘦瘦小小。我心想：“开餐馆的人还营养不良吗？”想到自己要去他手下讨生活，有点别扭。很奇怪去威廉那儿做事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想每天骑车回来呢，看来不可能了。在车上葛老板告诉我，他来十多年了，刚开始也打工，也发过豆芽，后来自己租一家餐馆做了，生意很好却太辛苦，又把餐馆生意卖了去做灯具生意，一年亏了十几万，还是回过头来搞老本行，上个月才开张的，餐馆取了个名叫龙─８８。又说，要找加拿大人做工两百个都有，但他们不会用中国的刀和菜勺。

　　到餐馆看了，我说：“我明天来。”葛老板告诉我在哪里搭车，又告诉我在这里吃住全包，就住在楼上一人一间，人工每星期付一次。回来后我按思文的主意给威廉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要搭朋友的便车去多伦多玩几天，请一星期的假。他问我回来还去不去上班，我说还去，只请几天假。他说等我的电话。不知道葛老板那儿会怎样，我不能不留条后路。


三十一

　　葛老板的餐馆在一个叫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的小镇，小镇有几千人，就这一家中国餐馆，斜对面是一家肯塔基炸鸡店。这儿是一个海湾，海湾的浅水中泊了许多私人游艇，冬天都湾在那里。沿着公路两侧各有一线房子，这就是镇了。镇上除了葛老板，还有一家中国人是医生。葛老板和镇上的人没有什么来往，没事了就开车去城里找人打麻将，赌钱。他说：“做个人吃了睡，睡了做，做了吃，有什么意思？”原来做个人的意思就在打麻将、赌钱。

　　老板娘叫丽莎。葛老板给我介绍的时候丽莎正在油炉边炸鸡球。她用英语告诉我，她只能说粤语，不会说国语。丽莎这个名字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那个穿着长裙、沉静轻盈的俄罗斯少女和这个矮瘦的形像怎么也联系不起来。餐馆只有几个人，有个应侍小姐是从澳门来的，葛老板叫她珍妮，她瞟我一眼我就看出了眼神中的轻蔑，想着这也是个势利鬼，后来果然就是那样。一个烤ｐｉｚｚａ的叫丹尼，是希腊人，四十来岁。还有一个收钱的白人妇女叫安吉拉，胖得象只桶，她在这个小镇上出生，快四十岁了居然从来没离开过纽芬兰，叫人难以相信。

　　我的工作是洗碗、剖鸡、包蛋卷、切菜。每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甚至更晚。中间吃两餐饭，也不扣除时间。我算着收入比在Ｗｅｎｄｙ’ｓ多一倍了，这真使我暗自兴奋。葛老板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精细到一分一毫、一箱苹果一箱桔子，就搁在那里，谁想吃了自己拿。每天晚上收了工，自己就把工作时间写在电话机边一个小本子上，他也不检查。

（以下略去７００字……）。

　　第一个星期被老板训了两次。有一次是晚上收工，我把洗碗机的水放了，却忘了关机器。我拖着地板，葛老板发现了问题，把我叫过去看。我探头一看，里面的电阻丝都烧红了。葛老板说：“告诉你要先关机器后放水，你又不记得。烧坏了叫你赔，你赔得起？七千块钱，你赔得起？”我缩了脖子耸着肩陪着笑脸，很老实似的听着，一声不吭。珍妮在外面餐厅里搞卫生，听见葛老板训我，拖着吸尘器站在门口看，脸上挂着笑。我挨了骂心中难受，倒不恨老板，换了自己当老板也要训人的。珍妮的笑却使我恨之入骨，心里骂着：“长又长得不漂亮，这副嘴脸我瞧也没有瞧一眼的兴趣，倒轮到你来幸灾乐祸了！”又想，天下人都这么势利，人类真的没什么希望。乾脆地球爆炸了算了，那样大家都公平了。

（以下略去１５００字……）。


三十二

　　我每个星期回城一次，在家里呆两晚一天。每星期天晚上从老板手里接了钱，搭丹尼的车回城去。第二天早早地到银行把钱存了，然后坐在一边，看存折上计算机打出来的数字，心里计算着这个月又能存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存到一万块。把存折看上半天也是很大的快慰，看完了小心收好，还暗暗在心里嘲笑自己一番，没料到在加拿大自己变成了个钱迷。到葛老板那儿工作以后，积蓄的速度大大加快，每个月能存一千多。每次这个存折上满了一千，我就把这一千转到另外一个户头上去，在那儿凑成一个大数。看着那大数一级一级跳上去，我就在心里对自己扮了鬼脸儿偷偷地笑。

（以下略去４００字……）。

　　和思文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又写了一封信给舒明明。不敢说吵架的事，只说自己处境不好，心情也不好。她回了信到历史系，要我不要去赚那些“要命的钱”，尽快回去，还有一些疯疯颠颠的话。我看过以后舍不得撕掉，藏到哪里也不安全，就放在衬衣口袋里。这个星期一思文叫我去学校游泳，脱衣的时候我想起那封信，一摸竟不见了，翻遍了口袋也没有，我想可能是掉在餐馆的楼上了。到了游泳池边我还在想，思文穿了游泳衣过来问我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怕她再问，抓了她的肩往水里一推。那天思文态度特别好，缠缠绵绵又有点恋爱时的意味了，这使我心中都有点不知所措。游泳回来我把挂在壁橱里的衣服都摸了一遍，又在床上翻找了，都没有。我确信那信是掉在餐馆了，就不再去想这件事。

　　中午我在楼下厨房里淘了米准备煮饭，思文站在楼梯上喊我：“高力伟来，有一封信。”一边向我招手，脸上神神秘秘地笑。我心一沉，马上想到了那封信，但看她的神态又不象。我放下锅跑上楼去，一看她手上捏的那信的纸样，就明白糟了。思文说：“有一封信，在椅子底下捡到的，可能是老宋的女朋友写给他的，他昨天到这里来过。这上面写的是宋志，老宋又是叫宋志明。”宋志是我给自己起的化名，舒明明来找我，就在门外叫“宋志”，我去找她，就在她家楼下叫“范娟娟”。我连忙说：“那肯定是的。别人的信你不要看，宋太太知道了就不得了。我下午正好去找老宋一下，带了给他不让他太太知道。”思文把信递给我，递了一半又往回一缩，我伸手一把抓没有抓到。我的动作引起了她的怀疑，她说：“那不，我还看一下。我还只看了开头几句。”我说：“要不得，别人的私信你看什么？”她说：“又不是我拆他的信，他自己掉到这里的。你知道我是最好奇的。”她把信打开，我突然伸了手去抢，她有准备，一让我没有抓到。她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把信折了放到口袋里，说：“你先出去，我自己先看。”我说：“一起来看一起来看。别人的私信你最好不要看。”她说：“别人是谁？我看这个别人就不是别的人。”说着使劲把我往门外推。我知道没办法了，被推到门外说：“你看吧，你看吧。”门砰地关了，我反而平静了下来，下了楼去煮饭，心想，你总不会忘了打我把钢丝发梳的橡皮都打得翻出来的事吧！我甚至感到了一种压抑的轻松，一种带恶意的快感，一种把一切都豁出去的力量。

　　我把饭煮上，刚准备切菜，楼梯“咚咚”一阵响。思文站在楼梯上，把信捏成一团向我扔来，“老宋的信，你自己看去吧！”说完又“咚咚”上楼去了。我把信塞到口袋里，继续切菜，体会着这风暴到来之前的平静。初春的阳光从窗外射到脸上，有一种柔和的温热，鸟儿在树枝上欢唱，我切着菜，刀在塑料砧板上发出空洞的声音。我想着思文也许在等着我去给她一个出乎意料的说明，使这一切都得到虽然奇怪却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偏不去。过了一会楼梯上又一阵响声，思文走下来问：“信呢？”我很平静地说：“你不是看过了吗？”她提高声音说：“信呢？”我说：“你自己丢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她转了身子在地上看了一圈，突然向我扑过来，伸手去搜我的口袋。我用力挣开，她又扑上来说：“信呢？你不给我，我今天就要你拿出来。”她以拼命的姿态抱了我的腰，我挣了几下没挣开，只好说：“你拿去，你拿去，跟个恶婆娘一样。”她搜我的裤口袋，摸出一张纸说：“不是的。”正想塞回去，又看一眼说：“咦，这又是一封。”这话提醒了我，可糟透了！这是我写给舒明明的回信，写了一半塞在口袋里，我都忘了这件事了。思文拿了这封信，那封也不要了，又“咚咚”跑上楼去。楼上传来门砰地一响。我也没心思做饭，关了电炉，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发呆。不一会听见房门一声轻响，思文慢慢走下楼，平静地走到我面前，把信递给我说：“收好了，你去寄给那个女人吧！”我接了信，慢慢折好塞到口袋里，也不做声。

　　思文站在那里说：“怪不得，怪不得。”停一会她说：“怎么不做饭，肚子饿了。”我说：“我懒得吃呢。”她说：“你不吃我还要吃，气得饭都不吃，我没那样蠢，伤了身体是自己的。”说着就去做饭，做好了端到客厅说：“吃饭。”我端了碗闷闷地吃完，说：“瞌睡了。”就上楼去。她跟了上来关了房门说：“高力伟我跟你谈谈。”我说：“谈什么谈，我要睡午觉了，累了一个星期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一次午觉。”她说：“好骄傲！搞半天是我没道理。”我说：“道理从来都在你手里。”她说：“怪不得你对我这样铁冷冰冷的，原来你在国内还有个情人。”我说：“什么情人，情人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可以说的，我跟别人怎么样了吗？是朋友，朋友！”她不容反驳地说：“情人，就是情人！”我说：“你要说是情人我也没有办法。”她轻笑一声说：“我心里想的是你，做梦也梦见了你，这是写给朋友的话吗？”我说：“我不想骗她，也不想骗你，我就是这样的心情。我原来没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心情我就不会出国了。但到了这里我心情变化了，你自己知道是为什么。”她说：“我昨天还在想，这样下去我们的关系很危险，今天还叫你去游泳，看起来我是自作多情白费心思了。”我说：“既然话挑明了，我就说几句。游泳什么的，不能解决我心里的问题，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能接受一个压倒我的女性。这一点我想骗自己也骗不过去。你说这是封建思想也可以，批判了也不能解决我心里的问题。没有了感觉你有什么办法，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思文激动得有些结巴起来。“好，好，高力伟，好。你倒还嫌我太能干了，我……难道……我懒得讲。”我说：“那我可就睡了。”说着躺了下去。她说：“你坐起来。”我故意想转移话题，说：“我这么歪着听也是一样的。”她就让我那么躺了，说：“难道我愿意这样？我是被逼出来的，逼出来的！我还想做个贤妻良母呢，什么事你都包圆做了，我正好难得劳神，在家里坐享其成，别操心把自己操心老了。”我说：“那好，你真的就不劳神了，倒是你我的福气了，只怕你舍不得放权。第一件事我就说思华不要来了，来了没有意义，你愿意不？”她说：“你又逼我！”我说：“说了你做不到，还要说自己不想操心，想做贤妻良母。”她说：“形势逼得人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我就是想不通自己哪里错了！”她伏在桌上哭起来，“我好不甘心啊，心里好委屈好委屈啊！妈妈，妈妈！你女儿心里好苦命好苦啊！”她哭着肩一起一伏，象有一只无形的手压下去，放松，再压下去。我坐起来，观察她究竟是撕心裂肺的痛哭呢，还是感情的夸张放纵。过一会我叹口气，心中那柔软的部份又占了上风。我躲避着这种柔情，在心里对自己说：“人啊，有时候得狠心一点，没有办法！被那同情的感情支配了，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她！她都设计好了，去游泳制造浪漫气氛，然后，把头无力地靠在你胸前，然后……但是，有了那样许多以后，这可能吗？我应该有勇气告诉她，我已经不爱她了，自从那次挨了打以后，那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就再也没有办法恢复了，那是一个临界点。人不应该回避心灵的真实，尽管这种真实那样残酷。”这样想着我几乎有了勇气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我意识到了这也是一个机会，既然揭开了伤口，就不能再回避，要痛就做一次痛了。

　　我站了起来，在那一瞬间似乎更有了勇气。我深深吸一口气给自己一种鼓励，说：“思文，你听我说。”她抬起头，一声不吭望着我，目光透出一丝哀怜。我害怕这样的目光，面对这样的目光我没有勇气说出那种残酷的真实。在那种狂暴的对抗面前我有力量坚持到底，但在这样的神情面前，我坚持的勇气在迅速的瓦解。站在那里我感到了内心力量的消逝。思文见我不说话，平静地催促我：“你说，你想说什么你就都说出来，我听着呢。”我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要回避现实，今天回避了明天还是回避不了，说出残酷的真象不是卑鄙，不诚实那才是卑鄙呢。”我感到生命那沉重的帷幕又一次在拉动，展示真象的时机到了。我又深吸一口气，象是要吸入一种勇气，说：“思文，你听我说。”她显然注意到了我神态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睁大了眼紧张地望着我的脸，象准备接受某种的宣判。我的勇气一下子又消失了，说：“思文，你听我说。”

　　我延宕着想重新鼓起勇气，深吸一口气，却看见她眼睫毛一眨一眨地，就机械地说下去：“你听我说，这件事是我的不对。”鬼使神差，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心中感到一种隐痛，但还是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是我不对，我前一阵子心里太苦恼，没有人说，就写了一封信，心里有苦恼总想找个人说。”她紧张的神情松驰了，平静地说：“按你说你倒是对的，不对的是我。心里有苦恼，想找个人说说，谁又能说这不对呢？说起来倒不是你错了，是我错了。”我说：“我又没有说是你不对。除了动手打我，别的我都可以理解你。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自己不能干又怎么办，有谁会来可怜你帮助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但是理解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你说是不？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让我把自己闷在心里闷死？”她说：“高力伟你别把话说偏了去，你跟那个范娟娟有不正常关系在前，我动手打你在后，是不是事实？”我急了说：“什么不正常关系，你没有根据不要乱猜。”她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找根据，隔了千山万水还有一个太平洋，谁知你们两个一年都干了什么！信上写的就够了，等你一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你再看我一年会回去不？会回去就是真的，反正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她说：“那还可以又写信说等两年呢。”我见她步步紧逼，心中的反抗情绪又开始涌动，就想着是不是乾脆倔一下转个弯，把对话拉回到感情已经破裂的话题上去。正想着思文说：“以前的事我也不计较了，哪怕你跟这个范娟娟有过什么……”我连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她不听我的解释，说下去：“哪怕你跟这个范娟娟有过──什么事，我也算了。你自己说，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写封信给她，说清楚我们远隔万里，前途未卜，有太多的想法也不现实，就此不要再来往，这可以吗？”她说：“可以，但是……”我打断她说：“好，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写封信你去发，这总可以。还要怎么样你也说出来，总不至于逼我写信骂她。说起来都是我不好，她小孩子不懂事，也挺可怜的。”思文说：“小孩子不懂事？别让我笑了。别的也许真的不懂，挖墙脚她可懂。”我说：“不说了，不说。”她说：“那你写。”我说：“今天来不及了，下个星期写。”她说：“随你，你不写也随你。”

　　一直到晚上思文再不提这件事，我也没料到这么轻易风暴就平息了下去。我猜想她是算计好了放我一马，这样就平衡了自己对我动手的事。吃过晚饭我说：“外面天气好，我出去走走。”她说：“我也去，在家里都憋一天了。”我说：“监视我吧，我在这里找谁去！”她说：“在这里我倒放心，你找不了谁。”我说：“那你也别小瞧了我，下次放颗卫星给你看看，还不惊得你蹦跳。”她笑着直摇头。

　　我们信步走到一片草坪，在长凳上坐了。春风带着潮湿的暖意在人的周身温和地抚慰，天穹发着淡白的微光。在夜色朦胧中，有人在低语，却看不见人影。花儿在某个隐秘的角落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树梢上泛着银光。沉寂中有一种隐约的浠浠之声，象微雨飘洒在草地上，又象无数小虫在草丛中跳跃穿行。沉默中我感到了一种压力，于是说：“到了春天纽芬兰还是很舒服的，冬天真的太漫长太可怕了。”她说：“到明年买一辆车，冬天就没有那么怕人了。”我掐下一根多汁而肥大的草茎，用手揉碎了，把那汁挤下去，又把手凑到鼻子前去闻那草茎的清香。思文大概也感到了沉默的压力，说：“我有点冷了，回去吧。”我说：“走。”在路上我信口提到葛老板说：“要我象葛老板那样过一辈子，我也不愿意，有钱也没意思。”她说：“不知道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好像有什么大事等着你去做。一个人能那样也就可以了，还要怎么样呢。”我说：“没有意思。”她说：“没有能耐做到那一步倒是真的，自己做不到也不要说别人没有意思。”我说：“又嫌我无能了。”她说：“你这么多心叫我怎么说话？到处是地雷，走一步就踩着了，轰的一声爆了。也许我和你只能说与你和我都无关的话。”我心想，怎么回事，随便说句话就对上了，这怎么得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思文说：“想起那年刚结婚，胡大鹏的妻子对我说，高力伟长那么嫩相不好呢。要我有机会了寻事跟你吵，把你磨老了才能够放心。我当时还奇怪她怎么会这样想，谁愿自己的丈夫老呢？结果真的出问题了。想起来她倒是对的。”我说：“这半年多我起码老了三年。”她说：“可惜还是不见怎么老。”我伸了胳膊去搂她，她一甩让开了。我说：“你不喜欢老子老子自己喜欢自己。”她说：“你讲错了，我不喜欢你还会有别的人喜欢你。”又说：“有件事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你。”我说：“又要问那件事了，终于忍不住了。”她笑一笑说：“就让我好奇一下可以不？你老实告诉我，那个范娟娟到底是什么人呢，长得特别漂亮还是怎么的？我就不相信她能够比我强到哪里去了，还能强到哪里去呢？”我几乎想说：“就是比你弱到哪里去了才有了味道呢，还敢比你强？”怕又会引起不高兴，忍了没说。她催促我：“你说真的！我不会怎么样！”我想，你不会怎么样？你真的是不吃醋的人！我可没那么傻！我说：“那些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吧！”她说：“哼，我不知道？那些故事还不都在你心里。”


三十三

　　思文说得不错，那些故事都在我心里。

　　跟舒明明认识，是我自己也没料到的。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三十三

　　思文说得不错，那些故事都在我心里。

　　跟舒明明认识，是我自己也没料到的。那时思文刚刚出国，我们欠下了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朋友介绍了一个晚上教自考学生的机会，我就答应了。授课的时候，我发现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姑娘总注视着我，我敏感地觉得这种注视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姑娘一停止笔记，目光就停在我身上。有一次我把目光转向别处，然后突然朝那边望过去，她就很羞涩地低了头去记笔记。这种羞涩使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着课不时将目光扫过去并停留一下，她竟不敢再抬起头来。她的长相并没有激起我心里的某种特殊体验，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好玩。下课的时候她站起来，我甚至有点失望，她身材矮小。另外两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含蓄的媚人微笑对我点头，从讲台边经过，她们神态沉着，举止从容大方而有分寸，显然相当老练，对自己的风采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收拾了教案准备走，一个男学生拦了我问一些问题，那姑娘也站在几个人中间听着，闪避的目光中含着几分稚气的崇拜。不久好像是突然发现讲台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我正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便羞红了脸悄然离去。讲了几次课以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舒明明的女孩写来的。她将自己描绘了一番，我就知道是她了。她的信中流露着自卑，希望得到我的特别帮助，并请求我借几本书给她。我猜想着这中间也许有着别的意味，一种好奇心顿然产生。把信收了起来也没有再去多想。

　　谁知有一天中午，我刚准备睡午觉，有人敲门。开了门一看是舒明明，吃了一惊，她见我有些惊讶，马上申明说自己是来借书的，又问我肯不肯。我总觉得借书是一个借口，但还是借给了她，心里笑着：“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一点。”她拿了书停了一停，见我不说什么，就说要走。等她站起来准备走，我忍不住好奇心，问她现在做什么，家住在哪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好奇心中也潜藏着不自觉的动机。她告诉我，她前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痛哭一场之后决心用三年时间通过自学考试。已经考过了几门，我教的这门课她感到最没有把握。她现在在一个公司当出纳。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调平静又略带着点羞怯和哀愁。我想着她的胆子真是很大，居然敢找上门来。但她的神态又是这样淳朴，毫无矫饰，也不掺揉半点媚惑。我说话时望着她，她又微微红了脸，低了头不敢迎了我的目光。这种神态大大地激发了我心中的某种情绪，深心不由地一动。我问她对我讲课的意见，她用了尽可能好却不太精当的评语，其中包含着掩饰不住的热情。我笑了笑，出乎自己意料地大胆说了一句：“我哪讲得这么好，你的评价带了点感情色彩吧。”这种大胆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她马上绯红了脸，低了头瞧着地上，鞋尖在地上前后摩擦。我沉默着，使气氛变得沉闷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温和的窘境中，我感到了一种快乐。她终于抬起头来说：“高老师，我走了。”我觉得有必要消除了那种压力，又把话题转向她的生活种种。原来她是工程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她自从高考失败以后，就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之中。她的话激起了我的爱怜，却没意识到这种爱怜已经悄然地和不自觉的情欲纠缠到了一起。她出门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说：“是的，现在是一个人。”一种诚实的愿望促使我想告诉她，我妻子出国去了。但一种专横的内心力量阻挡了自己说出这句话来。

　　下一次去讲课的时候，我一进教室就看见舒明明坐在中间第一排，我猜想她是早早到来占了那个位置。讲课中我偶然望她一眼，她就会意地微笑。她不再低了头回避我的目光，显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下了课我擦乾净黑板，转身看时学生都走光了，舒明明也不见了。我若有所失地停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失望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开来。这样的姑娘我不知接触过多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她们都不能和思文相比。但今天是怎么了？我明显地感到了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寂寞中的幻觉罢了，过几个月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样想了，那若有所失的感觉仍没有消除。我推着单车出了那所中学的校门，正准备骑上去，黑暗中一个拘谨的声音在叫：“高老师。”随着声音，舒明明从黑暗中闪了出来。我说：“你躲在这里！”她说：“高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又怕别人笑我，这等在这里了。”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边走。我说：“舒明明，你的胆子很大。”她吃惊说：“大家都说我胆子小。”我说：“这么晚了你不怕我？”她说：“你是老师，我怎么会怕你？”我说：“你别以为你老师前老师后，我们就只是学生和老师了。”她说：“反正你我是不怕的。你我就是不怕。”她问我几个问题，也没怎么问到点子上，我回答了她。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说：“我要从这边去了。”却站着不动。我说：“你走回去，不搭车？”她说：“都走有一半了，走回去算了。”我说：“送送你吧。”我上了车要她跳到后座上去，她说不敢跳。我又停下来让她扶了我的肩在后面坐稳，骑了起来。我提醒她坐稳，她两只手怯生生地抓住我的衣服。到了她家楼下，她说：“高老师，到我家去吗？”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怎么不行，我爸爸妈妈都很好的。”我想告诉她思文的事，又觉得太突兀，说：“今天晚了，下次去吧。”她指了楼上的阳台给我看，告诉我她家在四楼，又说：“没事来玩吧。”我说：“星期六请你跳舞去，去不去？”她不做声。我说：“不想去就算了。想去就说去。”她说：“去。”我说：“我怎么叫你？她说：“我在家等你。”我说：“我怕你爸爸妈妈。”她吃惊说：“那怕什么，他们真的很和气的。”我说：“你爸爸知道你跟别人去跳舞，会打你的。”她说：“那你在楼下叫我。”我说：“叫你你妈妈还不跑到阳台上来看。我叫范娟娟，你就下来，好不？”她答应了。化名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显然使她感到兴奋，她默默地念了几遍“范娟娟”，说：“那就这样，你自己别忘记了。”她口中轻轻念叨着那个名字上楼去了。

　　这种带有秘密性的约会使我有着特殊的感受，我想舒明明更会有这样的感觉。星期六傍晚，我在楼下叫一声“范娟娟”，她马上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挥一挥手，两分钟后就下来了。我注意到她今天化了妆，比平时漂亮一些，走过来时也显得特别轻捷。她走过来要搭我的车，我用手势阻止了她，要她跟在我后面走。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扶着她坐上去。她问：“怎么要到这里才搭我？”我说：“那边有你的熟人，看见了不好，天还亮着。”她说：“那怕什么，又没做坏事。”我说：“别人要说闲话的，明天又会告诉你妈妈。”她说：“想告诉我让他告诉去，又没做坏事。”

　　她不太会跳舞，但身子轻盈，很容易带起来。跳了几曲，在闪闪烁烁的灯光的刺激下，那些歪七歪八的念头在我心中闪闪烁烁。跳完一曲，我拉着她的手回到座位上去，她顺从地跟着我。她坐下来，我说：“舒明明，给你说一件事，听不听？”她说：“是不是好事，好事我就听。”我说：“不是好事呢？”她说：“那我也听。”她把脸转向我，神色紧张又充满期待。我说：“我们算不算朋友？”她说：“你是老师。”我说：“这里谁跟你说老师学生那一套，问你算不算朋友？”她说：“当然。”我说：“算什么朋友呢？”她说：“好朋友。”我被她逗笑了，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又跳了一曲回来，我把心一狠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走远了才让你搭车，这中间有个原因。”她疑惑着望了我。我说：“你是小孩子，很多事不明白。对不明白的小孩子说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太心狠了点。”我把思文的事简单地跟她说了。还没说完，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这时一曲完了，对面几个人回到座位上来，我捏捏她的手说：“别哭，他们过来了。”她止了哭，脸转过去对了墙壁抽泣。我想，怎么回事，至于吗？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又拉她去跳舞，她转过脸来，可怜地望着我说：“等会再跳好吗？”我说：“别跳了，我们走吧。”她轻轻抓住我的衣袖跟我出去。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说：“明明，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对不对？”她不做声点点头。我说：“你上去吧。”她说：“你先走。”我说：“我看了你上去。”她说：“我看你先去。”我说：“那我走了。”骑了车头也不回走了。骑了很远看见她站到了路中间，在幽微的路灯下看着这边。我在心里叹一口气，又往前骑，心里觉得失去了什么，又觉得一种轻松。

　　我再去上课，舒明明坐到后面去了，下了课也就走了。每次出门我在校门口停几秒钟，似乎等待什么，又希望那个声音出现，又怕那个声音出现。过了几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这件事也就这么完了。谁知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了，一进门就说：“高老师，还书给你。”我想，怪了，还书怎么不带到上课那里去呢？我接了书说：“还有一本。”她说还要看看，下次再还。她还了书并不走，坐在那里不做声。我说：“最近还好？”她点点头。我说：“上班忙不？”她摇摇头。我说：“不说话，舌子被猫叼走了。”她一笑说：“没有叼走。”她说着站起来，悄悄向我靠近一点，委委屈屈地低了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我的衣角。我心里冲动着，手抖了几抖想把她拉拢过来。我终于忍不住抓了她的手说：“我看看你几个斗几个箕。”看完我说：“再看看那只手。”她又把另一只手伸给我。我说：“你是两个斗八个箕。”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算命的人有个说法，我也不清楚。”说着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她双手紧紧抓住我一只胳膊，我搂了她的肩，又在她额头上抚摸了一下。她突然一把抱住我的腰说：“高老师，我来晚了是不是，我是迟到的第三者是不是？你为什么结婚结那么早？”说着哭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偷偷摸摸的交往。她来得太频繁，简直一点也克制不住。我怕邻居说闲话，要她在窗外喊“宋志”，开了门她一闪就进来了。我进一步，她就退一步，从来不反抗。这种信任反而使我觉得不能做得太过份，那太对不起她了。她什么都不懂，把我当作能够解答一切完成一切的人物。渐渐的我对这种柔顺着了迷，几天不见她，心里就悬悬着怪想的。我告诫自己不要越陷越深，不久以后就要去加拿大了。我也告诉了她，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出国，暗示她对这件事的前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说：“高力伟，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愿意等。我还不老，是不是？”我不敢给她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含糊其辞的应允也会被她当作郑重其事的承诺，那样就把她害了。而且，我在心中暗暗将她与思文比较时，感情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思文那一方面。我说：“明明，我可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好，你还以为我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也没那么大的勇气去离婚，那伤害她太多了点是不是？出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她说：“那你不爱我？你从来没说过你爱我。”我对她从不敢说爱，我觉得这个字份量太重了，那不只是一种感情的趋向，而且是一种承诺一份责任。我说：“我喜欢你，我心里喜欢你我又怕，这对你不公平。”她没察觉我的回避，说：“真的不公平，但我也没有办法，是我自己来晚了。”又说：“我还有点希望没有？那我就没一点希望了是不是？”我含糊地说：“慢慢看吧。”

　　那天她走的时候有点不高兴，以后好几个星期没有来。这时课上完了，我也没去找她，心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理智毕竟在她心中占了上风。几次想去找她，我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警告自己：“慎勿造因！这样完了也好，再往下就真会有一场伤心了。”可我心里又总是期待她来，每次出去都觉得她在窗外叫我，匆匆赶回去，怕错过了。到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惘然若失。有天晚上，她在门外叫“宋志”，我开了门，看她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怪可怜的。我见上下没人，示意她进来，她一闪就进来了，说：“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呆了很久，我们和平时一样用很低的声音说话，笑了两个人就都捂了嘴。我床头有一张画，是个执网球拍的少女，她指了那张画羞羞怯怯地说：“拿下来好不？”我说：“怎么呢？”她不好意思地笑，又指指那张画说：“换一张。”我明白了，笑得喘气说：“画片上的人又不是人，怎么就碍着你！”她说：“就是！”外面有人敲门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和她坐着不动，不做声。外面的人说：“有灯怎么没人。”又敲几下去了。我和她相视一笑。快十一点钟我说：“你该回去了，再晚妈妈会骂你。”她说：“好，你送我。”我打开门又关上说：“今晚不回去了好不？”她点点头。我说：“开你的玩笑呢！那你爸爸妈妈还不会骂死你！”（以下略去１３０字……）我站在门边犹豫一会，说：“还是走吧。”探头看看上下无人，示意她出去，骑了车送她回家。

　　以后舒明明几乎每次见了我都说：“给我一点希望。”我理解她心中那种没归宿的漂泊感，不安全感，但又哪敢承诺什么？躲躲闪闪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在一次分手之后，她没有任何暗示就突然不来了。我开始还想着，再有半年就出国了，不来也就算了。渐渐的心中变得焦躁不安，不能静下心来做一点事。终于我忍不住，骑了车到她家楼下去叫“范娟娟”，也没人应，去了十几次也是这样。我作了种种猜测，又都推翻了。有几次我在楼下徘徊很久，希望能够偶然遇见她，但总是失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躁，想见她一见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这时知道自己是动了真感情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屋子里枯坐，一个声音在门外叫“宋志”，我激动着去开门，却不见人影，脚下放着几本书，是我借给她的。我用脚把书往屋子里一扫，关了门就追下楼去。只见舒明明在前面走得飞快。她没回头就察觉我在后面，就小跑起来，跑到汽车站那里站住了。很多人在那里等车，我不敢走上去，跑回去骑了车赶来，人已经不见了。我一直追下去，快到她家了，看见她在前面走。我骑上去把龙头一拐，拦住了她，喘气说：“怎么就不理我？”她不吭声，绕过我一直往前走。我又拦了她问：“天天在楼下喊你，听见没有？”她说：“都听见了。”我说：“好狠心啊，你！”她说：“是谁狠心？”我怔了说：“你这样对我！”她说：“你已经够了吧！”说着瞪我一眼。我惊呆了，发怔之间，她已经走了。

　　我也只好算了。春节那几天我心里很压抑，骑了车到江边去迎着北风吼几声。初四晚上，我鬼使神差又骑车去了。黑暗中我在楼下徘徊，也没有叫她，叫她也没有用，我只觉得这样离她近一点。我在冷风中瑟缩着，看见她家阳台上几个人出来放焰火。看不见人影，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范娟娟”，有人伸了头出来看一下，等一会仍不见人下来。一会放焰火的人都进去了，我失望着昂了头呆望着上面，用口哨哆嗦地吹出费翔的“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我看见又有人在阳台上探了一下头，我把那首歌反复地吹下去。最后我失望了，推了单车想走，浓黑中一条人影闪过来叫道：“高力伟。”我说：“明明，你到底还是下来了。”她说：“看你挺可怜的。”我说：“你倒是来可怜我了。”她不做声。我说：“我也不怪你，只想看看你就够了。你知道跟我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是不？”她说：“嗯。”我说：“你是对的，谁再痴心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不是？”她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上去吧，我看看你就够了，我走了。”冷不防她一把抱了我的腰说：“你别走。”哭了起来。我摸她脸上湿湿的一片。我扶她站好说：“明明，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理我，我又想你，你理我，我又好怕，我怕自己会害了你。我不想骗你，要跟林思文分手，我也没有勇气。”她说：“我知道，这我早就知道了。”我说：“那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真正的朋友。”她笑了说：“不可能！”我说：“以后叫我高老师，别叫高力伟。”她说：“让我试一试吧。”

　　以后她就叫我“高老师”，我心里觉得可笑，太可笑了。但我又不敢笑出来，一笑就失去了必要的距离感。她眼中总是游动着一丝幽怨，使我不敢正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从北京签证回来，她晚上来看我，进了门问：“签到了没有？”我点点头。她说：“要到西方去了？”我说：“是。”她说：“好幸福啊，你，就要看到你的那个了，祝贺你啊，高力伟。”说话声音也变了，一手捂了眼睛，开了门就往外面跑。我在一条小路的树丛下追上她，抓住她的肩膀，她就蹲下来呜呜的哭。我蹲在她前面，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反复说：“明明，别哭好吗，咱们别哭好吗？”她呜咽着：“我还想着你会签不到呢。”我说：“别哭，怎么就哭了呢，我们不是说好是朋友吗？”她说；“那是骗自己的。”（以下略去５０字……）我们在树影下蹲下好久，最后她站起来一擦眼晴说：“高老师，我去了。”我说：“今天别叫我高老师。”她说：“就是，你就是。高老师，我这就说最后一声再见了。”我说：“我送你。”她说：“不要，我还是认得路的。”突然用力把我一推，朝大路上跑去。我看着她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渐渐消失，一拍脑袋想，这一次可真的完了。谁知在我离家的前夜，她又来了，进门说：“作为一个朋友，我想我还是该来送送你。”可说着就哭了。


三十四

　　思文要我写信给舒明明，我并不着急。当然我不能伤害了舒明明，我有我的办法。星期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思文说：“刚才威尔逊教授打了电话来，说历史系有你两封信。肯定是那个范娟娟写来的。”我说：“肯定是我家里写来的。范娟娟刚写了，怎么会又写？”她说：“你家里写信怎么不寄到这里？”我说：“那也可能我家里对我进行个别教育，你最好别看。”她说：“就算是你家里写的，明天我反正要到学校去，顺便去历史系帮你拿了好吧？”我说：“可以呀。”她说：“如果是那个范娟娟写来的，我可以拆开看吗？”我说：“那你要拆我有什么办法，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我说不就不啦？”她说：“那你答应了，别说我私拆你的信。”我想那两封信可能有一封是舒明明写来的，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秘密，她实在要看也只好让她看。我说：“最好你别拆我的信。”她说：“是你家里来的我就不拆。”我说：“都不应该拆。”她说：“你刚才答应了我，怎么又打反口。”我说：“你要拆我也没办法，我说最好是别拆。”她说：“反正你已经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她去学校，出门时说：“给那个人的信你写了没有？”我说：“我这就写，我上午就写，你中午回来检查。”她骑车去了。我想，那两封信还是别叫她看了为好。也骑了车往学校去。到历史系门口，我看见她的单车停在那里，心想，动作好快，我还以为她做了别的事才来拿呢。我把单车藏过一边，进了门从另一条过道包过去，看见她在往回走，一边在看信。我只好摇摇头，等她走了，骑车回家。

　　中午她从学校回来，问我：“给那个人的信写完了没有？”我说：“刚写了几句，下午再写。”她说：“好难写呀！”我说：“也容易呢。你上午去历史系拿信没有？忘记了就害得我下午又要去跑一趟。”她掏出两封信一扔说：“都是那个人写来的，热情很高啊。”我说：“那证明你丈夫还不是一堆狗屎。”我拿过那两封信说：“瞎想那么多，有什么秘密？”我把信抽出来，匆匆看一遍，内容和上次一样，口气却更急切，还说有别人在追求她了。我在电炉上把信连信封点火烧了说：“说了没什么就没什么。”她说：“她还在等你呢，等到十月份。”我说：“过几个月就回去，不可能吧，想那么多！”思文说：“打算怎么办？”我说：“写封信给她吧，要她等不是害了她？”她说：“这倒是句人话。你对那个人也要讲点良心。”吃了饭我从书本中翻了没写完的信给她看，她说：“把名字改了吧，范娟娟，哄谁呢。”我说：“改，改。其实我写信给她是用这个名字。”说着我把“范娟娟”几个字划掉，写上舒明明。又觉得不好，扯了一张纸重写。思文说：“来来去去用的都是化名，跟地下工作一样，搞的什么花样，捏白捣鬼！无赖！”我说：“总共三封信你都看到了，还有什么呢？别瞎猜猜，猜过来猜过去把没有的事无中生有都猜出来了，还以为我们怎么的呢。讨嫌！”她说：“别人讨你的爱，我讨你的嫌。其实你们怎么的，我也懒得猜，值得吗？你们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我说：“人嘴它妈的要那么厉害干什么？”她说：“你少骂人。”我说：“你天天骂我无赖骂了多少。”她说：“那是骂你吗？那你的意思是自己还不是无赖。”我点头说：“是无赖，是无赖。”我很快写一封信给她说：“你看可以不？”她看了说：“可以。”我说：“我没骂她你没意见吧？”她说：“好像我叫你骂人了？”我说：“你去发了吧。”她说：“你写信封。”我把信封写好了给她。她说：“就是这样？”我说：“是这样。”她说：“再检查一下看写错了没有？”我说：“不会错的。”她说：“检查一下地址什么的。”我心虚起来，硬了头皮说：“不会错的，我记得。”她把信往地毯上一丢说：“五号楼，哄谁去呢，你？”舒明明家是住三号楼，我故意写成了五号楼。我说：“记不清了，记得大概就是五号楼吧。”她说：“这么好记心的人，刻骨铭心的事都不记得？高力伟你太会装了！”她说着从书包里拿出几张复印纸说：“不骗你，今天连信带信封我都复印在这里，就是看你诚实不诚实！”

　　我站在那里呆了，她这一手我万没料到。我恼羞成怒说：“林思文，你好厉害！你以为厉害了对自己有好处！实话跟你说了，这样的信我不会写，你说怎么办呢，就怎么办！”她说：“倒是你不写呢，我也就算了，可你写了，你来这一套，我更怀疑你们了。”我说：“我写信给她本来只想说说自己的不愉快，也没想到她说等我一年。你看我这样一事无成，到十月份回去可能吗？到时候不就自然了结了，还要逼我写信，你知道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逼我做什么事。还把信复印了，好聪明个人！你越聪明就是越糊涂，越是被聪明给误了。”她说：“那我就该装个傻瓜，让你哄过来哄过去的！天下也有你这样的人，让我开了眼界！”我说：“那你是嫁给坏人了！”她说：“不能骗自己嫁了个好人。以前是听故事，现在是现实。”我说：“没有事的事都被你挑大了，屎不臭挑起臭！到时候就这样过去了不好些！”她说：“我倒是相信你十月份不会回去，那你更是害了那个人。过去的事也就算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到头来道理都还是你揽着！”我倒在床上不做声，她又说：“我自己在这里呆一年，心里好寂寞，这里男的多女的少，多少机会，我做过这样的事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还是个女人呢。我总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人，我妈妈和你，把我放到心上。靠了这一点自我安慰，再寂寞再痛苦也熬过来了，好容易盼了你来，带给我的都是痛苦。早知道，你留在国内和那个人去扯我还好些。”她说着又带着哭声了。我心里内疚着，赌气不做声。她说：“我相信西方的原罪说，一个人不犯罪是没有犯罪的机会。街上的叫花子总不会犯这个错误。男人成功了就有了机会，怎么压也是压不住的，可怕。你还谈不上多么成功呢，也这样了。”我说：“原罪说只是针对男人的吗？”她说：“你嫌我能干，也亏了我还不那么傻。女人不能干点，自己挺不起来，只会被男人欺负。世界上的男人，有几个好的！”我说：“谢谢你还没把我排到倒数第一，除了那几个好的都是我的同志，我也不孤独了。”她说：“别跟我逗，你以为逗逗又含含糊糊拖过去了？”我说：“含糊什么！十月份我回不去，这肯定吧？回不去跟她就不可能有什么，这也肯定吧，这不就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呢，你！”她说：“随你，你要跟那个人去结婚也随你去，对你，我也没那么多想法了。”又说：“碰了你这个鬼我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我马上接口说：“第一，自杀；第二，──”她忍不住一笑，马上又沉了脸说：“谁跟你打哈哈！第一，无所谓；第二，自己也这样。”我说：“你绝对不会，林思文绝对不会的。”她“嘿”地笑一声。

　　对舒明明我真的没有承诺什么。到了加拿大我特别想念她，她的来信也使我感到惭愧感到不安。但我也并没有决心就收拾了东西回去。至少，我得到多伦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来一趟北美不容易，这我明白。回到龙－８８，我给舒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很快就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发信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这样拖泥带水的，也不是个办法。把信放进邮筒，又抽了出来，反复三次，把信搁在邮筒口，站在那里把牙齿磨得霍霍的响，最后抱着试一试她的决心的想法，一跺脚把信扔了进去。


三十五

　　这天中午我正在开鸡，葛老板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人，背了一袋菜。看那袋子我知道是老板从超级市场买来的处理芽白。那人放下袋子，露出了脸，竟是周毅龙。他朝我点头，我说：“来上班啊？”他说：“是你啊，我猜是谁呢。”葛老板早就说还要请个人，他自己做腻了不想做了，没料到来人竟是周毅龙。

　　葛老板带他里外看了一圈，他跟在后面，挺谦卑的样子。我心里暗笑，这么狂的人，也被治住了。他的到来使我有了一种竞争意识，老板不想上锅炒菜了，那个位子还不知归谁呢。看了以后，老板又载他回了圣约翰斯。第二天上午，周毅龙自己来了，和我一样系上围裙，戴了白色纸帽。葛老板叫他去洗碗，洗了碗又要我教他包蛋卷，说：“以后有什么事你招呼他做一下，你熟悉些。”我说：“老板，还是要你自己安排。”他说：“没关系啦。”我有意更麻利地包得飞快，他“哦哦”地叹着，笨拙地跟了我包。晚上我们睡一间房，他打鼾我睡不着，就拼命咳嗽弄醒他。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星期六晚他搭丹尼的车回圣约翰斯去了。葛老板说：“明天中午到老周家去做客。”我一听急了，好快的动作，一来就盯上炒菜的位子了！想起这赵洁真是了不得。我说：“老板娘也去？”他说：“去就是全家去。”我一急就把赵洁偷东西上法庭冒名顶替的事都说了，葛老板听了直笑，又说：“没关系啦，她上她的法庭，只要他做事好就可以。”回去我把这件事跟思文说了，她先说我把赵洁的事揭出来是对的，又说：“赵洁在圣约翰斯就没几个人是她的对手，她的心思可以拐九十九道弯，你小心点。”

　　下一个星期葛老板说：“今天你们做吃的，一个做中午，一个做晚上。除了虾，什么东西你们找着做。”挑战来了！周毅龙也意识到了这点，说：“你先来，你做中午，你做中午。”我说：“你别客气，你先做。”他说：“你先来先做。”我想了想，就用出餐的料做了一个宫保鸡丁，一个马碲牛肉片。做好了，每个人盛了饭，夹了菜到餐厅去吃。葛老板用广东话问丽莎：“怎么样？”丽莎说：“ＩｔｓＯＫ。”

　　周毅龙吃着，拿一张餐巾纸垫在餐桌上，把一些鸡肉牛肉挑出来放在上面，用筷子敲得“答答”的响。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阴险的提示，心里骂着：“操你妈的，什么东西！怪不得跟赵洁能缩到一个被窝筒里，原来一窑货！”我满腔愤怒仍不动声色，斜眼去看老板的神色，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我自己又把菜细细品尝了，还过得去。

　　晚饭是等餐期过了，到九点多钟才做。周毅龙转来转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个遍，说：“今晚就在鸡皮里打滚了。”我听了好笑，平时鸡皮都扔掉，他今天要用来做菜。他自作聪明，想出奇制胜，一鸣惊人。我也不理他，心里等着看他的笑话。葛老板看他在切鸡皮，也不吭声。周毅龙做了个鸡皮咖喱土豆，一个鸡皮炒三丝。珍妮吃了一口就皱了眉说：“太油了。”拿了两个鸡蛋自己去炒。丽莎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出点酱菜来吃。我在心里暗喜，几乎就要笑到脸上来。鸡皮我一块也吃不下，本想学了他夹出来，把筷子在桌上高敲得“答答”响，想看戏剧性效果已经够了，又何必落井下石。吃完饭葛老板对他说：“鸡皮以后还是不要吃它，这里的人从小营养就好，怕油，这里不是你们国内。”周毅龙尴尬地陪着笑。我在一旁几乎想说，他们上海我不知道，我们那里也没有兴专吃鸡皮的。还是忍住了走到一边去。

　　晚上两个人继续在灯下开鸡，周毅龙有点神不守舍，恍惚之间切着了左手食指。他捏着手指站在那里，血直往下滴，脸色苍白，眼睛直勾勾的呆了一般。我问：“深不深？”他直点头。我赶快找了创可贴给他止血，里面白白的骨头都看见了。葛老板走来说：“要不要载你去看医生？”语气之间有点不耐烦。周毅龙嗫嚅着说：“不要，不要。”嘴唇直哆嗦。葛老板要他先上楼去休息，他就上去了。

　　十二点多钟我搞完了卫生上楼去，周毅龙还坐在床上发呆。我说：“切总是要切几刀的，我都切过十几刀了。”他说：“挨了一刀在手上，就戳了一刀在心里，这个社会真它妈的残酷。”我说：“你骂它你还扔了博士学位跑过来。”他说：“真的是残酷。”我说：“你有钱了它就仁慈了。老周，过几年你就会发了，发了叫别人给你赚钱，你做场外指导，不用动手。”他说：“怎么就说我过几年会发？”我说：“你和赵洁配合起来，不发还有天理！这圣约翰斯也没人能发了。”他望着我，惦量着我这话的真假。我不理他，上了床去睡。他说：“这个社会真它妈的荒谬，谁都是你的领导，黄黄脸的文盲也是你领导，你得甜甜地笑着给他看。”我说：“谁叫我们自己想出国，本事又没有，跟个文盲也差不多，凭一把子力气生存。这里的文盲说话还滴溜溜的呢，哪像我这样结结巴巴大舌头？”他说：“荒诞感到这里算领会透了。”我说：“我来久了，也习惯了，还能在心里把自己当个人物？谁管你是干什么的，博士也好，天士也好，没人理这套。”他说：“赚点钱还是要去读个学位，这样会有出头之日？”

（以下略去５００字）

　　葛老板开始要我上灶，先学炒大锅饭。有时生意忙起来，就叫我炒饭出餐，偶尔也要我炒菜，他在一边指点，又要我把菜谱都背熟。周毅龙在后面洗碗，脸色总不好看，把我当成了对头。

　　餐期过了我到后面去做事，他嘴巴独自嘀嘀咕咕含糊着也不知说些什么。我心理上有了优势，就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沉默。他做事不很利索，经常出错，挨老板骂比我刚来时还多。老板走了他就跟我说：“这世界真荒诞。”我也不搭腔，把话岔开去。有天我们两个包蛋卷，拿去炸裂了好几个，葛老板用一个碟子装了，摆到案板上说：“你们看你们自己看。是怎么做功夫的？生的也是双手呢！”我心里明白老板在转了弯骂他，因为我从那次以后再也没出过错。周毅龙拿了一个仔细去看，似乎在辩认是不是自己包的。我看他又来这一套，正想申明几句，老板对他说：“看也没用，就是你包的。”他又去翻看另外几个，口里说：“是吗，是吗？都是我？都是我！”老板去了，他四面瞧瞧，突然摸了菜刀往案板上一砍说：“我把你这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东西！”刀的一角砍入塑料案板，微微抖动。我往旁边一闪说：“老周，你别吓我！”他马上又转了笑脸说：“你不会去汇报吧？”我说：“你说了什么呢，我没听清，要不你再说一遍。”又想起他骂得怪，请老板吃了餐饭都没抬举他，原来这就是忘恩负义了。

　　又有一次葛老板在楼上没下来，珍妮送单来了，我就去炒菜。老周在旁边看了单，就去炒饭，看来他平时还是留心了的。我说：“小心老板会骂人的。”他说：“骂什么，炒个饭谁不会炒，神秘兮兮的！”我只好由他去。这时老板从楼上下来，说：“老周，你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他打下火头的手柄，悻悻地走了。我做完就到后面去，他慢悠悠地翻了一个白眼看着我，我只作不懂。他含含糊糊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跟着老板转啊转，狗一样的转啊转。”我把手中的刀往案板上一拍说：“老周你放什么阴屁！”他说：“我骂谁，我跟我自己说话。”我说：“跟自己说话到厕所关了门说，在我面前苍蝇哼什么哼的！我不跟老板转，倒跟你转？你又不ｐａｙ我！什么时候你把本事拿出来能ｐａｙ我了，我跟你转。你有了那天，也别在心里骂我势利眼。”他吓着了，低头切菜，不再做声。看他那么老实的样子，我心里又不忍，觉得自己太过份了。过了一会他又若无其事地和我讲话，我想：“皮倒是厚，要我怎么做得出来。”

（以下略去６００字）

　　有天晚上老板煎牛排做晚餐，我看着牛排在平炉上煎得吱吱响，算一算人数少一块牛排，想着该是我和老周两个吃一块了，心里就紧张起来，不是滋味。盛了饭我想赶快走开，葛老板把一块牛排切开，拨动一边，说：“这是你的。”我马上说：“叫老周帮我吃了，我不喜欢吃。”端了饭碗赶快到餐厅去。


三十六

　　这天早上，葛老板睡眼惺忪地上到三楼，叫醒了周毅龙，不高兴地说：“你太太叫你接电话。”说完又下去了。老周披上衣服说：“干什么呢，赵洁！是个死脑子吗？就不想想把老板也吵醒了。”他到二楼接了电话回来对我说：“老板起来了，帮我请天假，我要回圣约翰斯一趟。”我说：“干什么呢？”他吱吱唔唔不做声，匆匆走了。下午他从城里赶回来，喜气洋洋的。 （以下略去２３０字……）

　　第二天早上，葛老板惺忪着眼又上楼来把我叫醒了说：“你太太的电话。”一脸的不高兴下楼去了。我想，这么奇怪！到二楼接了电话，思文在那边激动地说；“移民开放了，人人都在申请，现在可能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她要我马上回去，我说：“没兴趣呢。”她焦急说：“还不抢时间，说关就关掉了。”我说：“星期天回来再说。”她说：“固执啊，蠢啊，你！”我说：“星期天回来再说。”她急得冲着我嚷：“固执啊，蠢啊。”我把电话筒放了，又上楼去睡。这天思文又来了两次电话，我说：“星期天回去再说。”

　　星期天回去了，思文说：“啊呀呀，少赚一天的钱就割了你心头一块肉吧！人人都申请了，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我说：“移民有什么了不起，请我移我还不移，别人申请别人的，别心里酸溜溜的，只有那么大的便宜。”她说：“几个人又像你？”我说：“一百个人里面总有两三个吧，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她说：“那你说的比例还是太大了。”我笑了说：“那我就是百里挑一。”

　　思文说：“其它九十九个人都是傻子，只有一个聪明人，那就是你。”我说：“你不必再讲了，你再讲我也是甲耳朵进乙耳朵出。要申请你自己申请，我是不申的。”她说：“怎么便宜总被别人占去了，谁都知道这是有便宜的地方，谁不想呆下去。”我说：“中国又不是没有饭吃，我做个加拿大人活得太苦太累也太窝囊太没有信心了，我学文的一双空手凭什么活得象个人？”她说：“你真的吃口饭就够了呢，我倒又服了你的气，钱啊什么东西你心里又痒抓抓想要。你是怕苦怕累怕难，你的自尊心有西瓜那么大地球那么大，跟个亿万富翁差不多大，又比玻璃还脆，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我说：“你了解我还劝我，你不是想坑害我？”她说：“高力伟你这么固执，你不是个人。”我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改变。”她说：“那你没有办法变成人。”我笑一声说：“如今我还象个人吗？你还当我是个人吗？我差不多都不看自己是个人了。”她说：“固执的人啊，我就恨不得咬你一口呢。这么蠢这么固执的人，打着灯笼满世界找也找不到几个！不骗你，你真的就是那个四七二十四。”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说：“我睡着了没有想，要不你再宽胡一年让我好好想想。”她说：“你就听我这一次，以后都听你的。”我说：“你自己表了态的，什么事懒得操心，都由我去办。思华的事是最后一次，听了你的，没办成不怪我吧？这又是最后一次了，你的最后一次无穷无尽，你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其实我的发言权只能决定今天中午吃萝卜还是吃白菜。”她说：“你是想回去跟那个人怎么样吧，如果这样想的，你就说出来，我也好早打主意！”我沉了脸说：“你是开玩笑呢还是说真的？”她马上笑了说：“我不劝你了，本来可以办的事我一说一劝反而就蔫了，你就是这样个人。我请了老宋来劝你。”说了就去打电话给老宋。

　　上午老宋来了，进门就说：“林思文打电话要我来劝你，我想这样的事老高不会还要人劝吧。不可能的！” （以下略去３６０字）

　　思文说：“别劝他了，他是爱国主义者，回去肯定配了相片登在报纸上。”我说：“拿我开心！不过是在中国活了几十年，习惯些倒是真的。想着自己忽然又成了个加拿大人，好别扭的。”思文说：“加拿大人，好像加拿大人还委屈了他！”老宋说：“多少人命也不要也要漂海过来，多少人申请多少年也得不着绿卡，送给你倒不要，不合逻辑吧。”我说：“谁也比我有气魄有能力。”思文说：“这有可能是真的。”老宋说：（……以下略去４３０字）思文来拖我说：“懒得跟你罗嗦，跟我走。今天申请了还要一年二年才拿绿卡，三年四年才拿护照。到时候你想走，加拿大警察也不会扣了你不放。”我笑了说：“老宋你看她真的生我的气了。”她说：“生你的气也是没有用的，就象傻瓜你恨他怎么不聪明。跟我走！”我说：“跟你去了，跟你去了！老宋你看我太太好厉害。到时候我不想移民，你证明我没有答应她。”老宋开了车把我们送到移民局，办了申请手续，又送了我们回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三十七

　　思文的论文竟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这是想也没想到的。

　　七月初思文几乎同时收到了三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和奖学金。赵教授说：“还是在本校读好，老板也不用换，轻车熟路，毕业也快些。”我点头说：“是的是的。”回到家我对思文说：“别听他的！你留在这里他多一个朋友。”思文说：“那当然，有多伦多去还不去留在纽芬兰，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不过渥太华大学呢？”我说：“也不考虑。”她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于是老是催她快点完成论文。她说：“马上就写完了。”又担心自己参考别人的太多。我说：“又不是博士论文，也不要答辩，认什么真呢。天下文章一大抄，文科论文，不抄一点那怎么可能。”她说：“那归你负责，谁叫你天天催我。”我说：“归我负责，怕真的会出鬼呢。”

　　一切顺利。老板通过了，寄给温哥华一个教授审阅也通过了，只要凯塞琳写了评语就完了。思文这时放了心，开始和我商量走的事情。这个星期天回到圣约翰斯，我对思文说：“你跟凯塞琳那么好的关系，催她快点。这地方我实在也难熬下去了。”她说：“这几天凯塞琳老躲着我，催她她又吱吱唔唔的，表情很奇怪，万一通不过怎么得了。”我说：“两个正教授都通过了，她还是个助理教授，会有什么问题呢？不说关系，她还敢打那两个教授的脸吗？”

　　第二天下午她从学校回来说：“完了，出事了！”我说：“又怎么呢？”她说：“凯塞琳把我的论文打下来了！”我说：“怎么可能，她跟你是朋友！再说这不是往两个教授面子上抹黑？狗胆包天！”

　　她说：“想也想不到凯塞琳对我会来这一手！她和我老板有很大的矛盾，借这件事攻我老板，证明他指导不得力。她把我抄的地方都圈出来了，还注明了出处，其实我还改写了一下。她下了好大功夫呢，起码都翻了一个星期的书，我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她一一都圈出来了。另外有人在后面支持她。”我说：“那么毒辣！平时看她笑咪咪的善解人意，没料到关键时刻下刀子。”她说：“我今天碰了她，她还跟我解释，说不是针对我的。就是你天天死催死催，拍了胸膛归我负责。我看你负责去！学位拿不到，多伦多也不会接受我，哪里也不会接受我。”我说：“还有办法挽救没有？两个教授都通过了！”她告诉我说，研究生院看了投票结果，提出三种选择。第一，全部重写；第二，在系里公开答辩；第三，寄到外面给一个教授看，他说可以就通过，不可以学位就完了，重写都不行。我说：“你老板怎么说的？”她说：“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里面名堂不知道。”说着忽然一拍手说：“得把他也拉到水里来，我也对不起讲不得仁义了。”我说：“三十六计还有条离间计呢，凯塞琳不照顾你死活，你管她的！”

　　思文马上给老板打了电话，把凯塞琳对自己的解释绘声绘色添油加醋讲了，又提醒他仔细看论文的旁批。不到一小时她老板打电话回来，我凑了耳朵到话筒边去听。他第一句话就是："I'm angry, very angry."听了这句话思文就抿了嘴笑，又把我推开。电话打了十多分钟，我在一旁干着急。放下电话筒思文说：“达到目的了，老板气得要死，把凯塞琳痛骂一顿。上午我肠子都急断了，他还没一点事，这下他站到我一条战线上了，不把他捆到这一起他不着急。”

　　我说：“他说怎么办？”她说：“我故意说打算重写，他坚决不同意，要我到系里公开答辩。他仗着自己是权威不怕，可是我怕。我就说会伤了老师之间的和气。”我说“那就寄出去。”她说：“高力伟，你好好想想！你一心只想快点离开，就感情用事。万一万一打回来，这两年书就白读了，我就彻底完了。”我说：“你老板他找的人，又何至于！”她说：“外国人讲起原则来，他不管你是谁。”我说：“讲原则倒不怕，只怕他到处翻书查对。不可能吧！”她说：“你好好想想！什么事都怕万一，凯塞琳那里万一都没有，结果还是万一了。”我说：“死就死，活就活，赌这一宝了，得有点冒险精神！”她说：“别人的事你胆子倒大。万一万一打回来了，归你负责！”我笑了说：“你倒会找替死鬼。”她说：“那我重写。”我连忙一拍胸脯说：“负责就负责，这点责也负不起还能叫男子汉！”她笑了说：“别在这里充，真叫你负你也负不起。”我说：“冒险了，冒险了，就冒了这个险了！”她一跺脚说：“冒了！”又怕自己动摇，马上给老板打电话说话了自己的决定。打完电话她额头上汗都出来了，说：“这一下真的豁出去了，死活也是这一锤！”

　　这天睡到半夜醒了，听见思文鼻子一抽一抽在哭。我说：“女同志呀，心里芝麻大的事也装不下，怕什么呢，红军万水千山也过来了，有万水千山让你过吗？”她抽泣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被人追啊追的，跑也跑不动，腿一软摔在地上就醒来了。我想这兆头不好，论文会出问题的。”我说：“不会，不会。”她说：“你空口打哇哇，谁听你的！”她裹了毯子坐起来，窗外微光照见一尊黑影印在墙上，虚虚实实不甚分明。我也起来抱了腿坐着。两个人在黑暗中说话，声音空空洞洞的。

　　她说：“想起心里好委屈，命运对我这么不公平。我也没做那么多坏事，怎么就坏事全轮上了，真的怀疑上帝设计好了要害我呢，不然怎么这样。”我说：“天下有几个人说命运对自己很公平呢，也没看见大家都自杀去。你文凭要到手了，博士奖学金又抓捏在手里，国内谁不羡慕你，倒委屈了你！人总得有点什么不自在的地方，不然怎么叫人呢。不自在了就想想更不自在的那些人，心里就舒服了。人不做个阿Ｑ，谁活得下去。”她裹了毯子不做声，似乎被我说动了，又似乎无动于衷。我也裹紧了毯子沉默着。月亮低下来，映在窗上象玻璃框上的一张剪贴，看久了又有些毛茸茸的潮湿。几颗疏星在天边若隐若现，象上帝的眼淡漠地窥视人间。风吹动窗帘，在窗影中微微飘动，帘上的坠环碰着金属窗框偶尔地发出一点清脆的细响，在黑暗中徐徐漾开。寂静中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呼吸声，我感到了周身的血在涌流，只要划破皮肤就可以听到那隆隆的闷响。我知道自己在时间里沉默，它正迅速离我而去。不知过了多久，窗外泛出一点白色。我醒悟似地说：“睡吧，总会有办法。”思文木然地毫无反应。我推她一下，她木偶似地倒下去，裹紧了毯子睡去。

　　回到龙－８８我天天打电话给思文，问她论文寄出去没有。她说：“还没呢，我天天催老板，他要想好找谁，比我还谨慎。”我说：“差一个月多伦多大学就要注册了。”她说：“我比你还急些！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没睡过一次好觉，又不敢告诉别人。每天就是一把尖刀在自己心头割。”

　　论文终于寄到渥太华去了。思文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不能安宁。她明显地憔悴了。

三十八

　　舒明明寄信到龙－８８，要我跟她打个长途电话。信上说：“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联系就断了，如果你舍不得那点要命的钱，我可以给你出。”这个电话我不能在家里打，帐单一来，思文就会明白一切。我跟葛老板说用他的电话往家里打个国际长途，帐单来了就从周薪里扣除。我算好星期天凌晨是国内的周末下午，星期六收工以后就没有睡，靠着床头等着。这件事怎么办，我没有最后的主意。就这样潦倒地一事无成回国去，我不甘心。在最后的关头，现实的考虑终究战胜了浪漫的怀想。从凌晨两点到四点，我拨了二十多次，才接通到她家里。我跟她通话有十几分钟，放下电话我竟想不起这十几分钟都讲了些什么。十多天后又收到她的来信说，一个人不可能作这样希望渺茫的等待，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我不能给她希望，就不要再去打扰她的平静。捏着信站在窗前，似乎失去了什么，似乎松了一口气，似乎又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沉重。我想明白这种沉重的确定意义却又枉然，人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感到陌生。我慢慢把信撕碎摊在手心，从窗户里伸出去，看着那碎纸一片片随风飘逝，明白了这是一段生之经历的最后结局。

　　在那几个星期思文的眼睛失神地深陷下去，脸色蜡黄没有了光泽。有时她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面容长久地默然无语，显出一种哲人似的深沉悲悯的思索。嘴唇间或沉默地蠕动，象在细细咀嚼着生命的感受。这让人想到敏感的灵魂总是被痛苦永恒地覆盖，在苦难的炼狱中挣扎不起，至死方休。我在一旁看了心惊胆颤，故意弄出一些大的响动，想使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我说：“思文，你这个聪明人，怎么犯了傻，折磨自己！过几天论文就寄回来了。”她转脸望了我目光呆滞毫无表情。我说：“睁了眼做梦呀！”她嘴角微微扯动，露出一丝笑意。这天电话铃响了，我等她去接，她木然不动。我接了电话，听了几句把话筒替给她说：“你老板打来的，他说和渥太华通了电话──”她惊恐地睁大眼睛，嘴巴张开，手伸伸缩缩迟疑着不敢接话筒。我说：“通过了！”她一下软倒在地毯上，挣扎着抓爬过来，伸手接了电话筒。她一只手撑在地毯上打完电话，把手伸给我说：“扯我起来。”我拉了她起来，她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我怕她过份激动出了毛病，凑在她耳边问：“一加一等于几呢？”她说：“我休息几分钟。”这样躺了几分钟她突然一跃而起，满脸兴奋地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买机票去，走！”

　　到自动提款机前按了个人密码，取了五百块钱。两人揣了钱跑了一下午，比较几家航空公司买了最便宜的机票。思文反复说：“我太高兴了，我心情很好。”我说：“你都说有几百遍了，要不要通知全城人都知道？”她说：“人家高兴就让她说一下嘛，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我主要是太高兴了，我心情真的很好。”

　　我向葛老板辞工。他说：“是在这里做得不高兴了？”我说：“下星期要去多伦多。”（以下略去１７０字……）他说：“在别的地方做得不高兴了，随时回来。”我说：“那时候又有别人了。”他说：“你来你的位子总有的。”我说：“谢谢老板。我去了让老周来学炒锅吧，他等了也快半年了。”他说：“老周他不行，不利索，太肉了。”

　　最后一晚我对葛老板说：“明天早上我就去了，你们还没起来，门怎么关？”他说：“你从后门走，把门带上。”说着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你这个星期的人工。”又把一个印着财神的小红包塞到我口袋里说：“一点意思。”我说：“谢谢老板，真的不好意思。”他说：“你也别嫌少。明天早上就不送你了。”

　　上楼去水房洗澡，打开红包一看，是两张一百块的票子。我一喜，赤了脚跳起来向空中抓了一把。洗了澡非常兴奋，毫无睡意。回到房中看见周毅龙甩了拖鞋正准备睡。我说：“老周，明天就剩你在这里了，要老板让你上灶。”他马上说：“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我干几天也不干了，干一辈子这也是干不来出息的。”我说：“这事不能久干，站了这几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我小腿上都静脉曲张了。”说着指了腿上鼓起的青筋让他看，“钱是什么，是血汗，是自尊，是这条命。以前是看不起钱，现在可不敢小看了钱。”又说：“我去海边走走，在这里做了半年多，还是刚来的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我也去看看。你还看了一圈，我看都没看过。”几个月来我们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敌意，忽然在这一瞬间消除了。我觉得有些意外。

　　出了门两个人在夜里游走，拐上一条狭窄的公路向海边走去。道路在星空下泛着白光，蜿蜒到溶溶夜色中去。风挟着海潮声吹过来，衬衣在风中呼呼作响。狗儿在吠，不知名的鸟正啭啼着最初的夜歌。路边零散的房子一幢幢在沉沉的夜中显出隐约的轮廓。几个月来的敌意忽然消失，反而不知怎么说话才好，似乎都有着点羞怯，等着对方先开口。夜色中一只狗沿着路边走过来，周毅龙吹着口哨去招呼那狗，忽然抬起脚猛地一踢，狗在地上打个滚，尖叫着从我们脚边窜了过去，毛茸茸擦着我的小腿。我吓得往边上一跳，周毅龙笑了说：“狗你也怕。”我说：“咬一口就不得了。”他说：“这里的狗和中国不同，一只只都挺忸怩的。”我说：“这里打狗是犯法的，狗受法律保护。上次报上登出来，两个柬埔寨人打狗吃了，还被拘留了。”他说：“我就是要踹它一脚，让狗主人心疼一下。”这时我感到打破羞怯的默契已经达成。

　　快到海边我说：“这么好的景色都被浪费了，每天做了就睡，从不出来看看。”他说：“空气也好，这样鲜的空气上海绝对没有。”我说：“老周，你爱上纽芬兰了，为了呼吸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空气，你在圣约翰斯呆一辈子算了。”他说：“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去了，这个破地方。你倒是好了，去多伦多。我还不知要折磨到几时，赵洁她还想在这里读博士呢。”我说：“原来她是博士家属，现在要轮到你了。”他说：“不是什么好事，女人玩起来了，发了，威胁太大，男人做人就难了。尤其像我们，签证都附在她们的学生签证上，志气两个字讲不出口。”我说：“女人都说男人玩起来了发了不是好事，要作怪的。”他说：“那倒也是，女人男人都是人，是人就要打个问号。”

　　看见海了，波涛一波一波涌上海滩又退下去。我们在海滩上坐了，我又跑下几步，趁波涛涌上来用手指点几滴放到口中噙了，坐回来说：“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看看大西洋了，以后要到电影里去看。”

　　他说：“老高，你真的想回国去？”我说：“谁知道以后，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他说：“有移民机会把它放弃了，恐怕全加拿大只有几个。”我说：“谁不知道加拿大好地方？可我活着痛苦！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人，现在呢，除了我自己把自己当个人就没人把我当个人，人整个地被阉了似的。”他说：“半路回去太吃亏了，这边的没得到，那边的失去了。苦也吃了，脸色也看了，刚有点出头的影子又要回去了，舍不得。不怕你笑我，原来想着人生许多许多，狗屁！现在只想发点财。人长到三十多岁，才明白了这点道理。世界也变得简单了，就剩了眼前自己抓得到的那点点东西，别玩虚的！虚的许多许多都是虚的，活得了一千年吗？我学历史都学到博士了，什么事没想过？想多了倒捆了自己的手脚展不开，想着想着老了，两手还是空空荡荡。想得越多越深越糊涂越痛苦越犹豫越没有行动能力，自己看自己，清高呢，深沉呢，别人看去还不在心里笑傻瓜。人一辈子都过了一半了，一年一年这么闪过去，好恐惧啊！过了一半还犹犹豫豫糊糊涂涂不知道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怎么得了！”

　　我说：“知道了烦恼越多，山沟里农民伯伯烦恼还没你多呢。”他说：“不怕你笑，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想发点财，不发点财回去，不怕别人笑你！活到三十多岁，忽然就发现时间变短了，事情变简单了。搞几年能变成葛老板，我就安心了，对自己有个交待。”我说：“老周你是博士，你的文章我也看过，不是吹捧你，有真货。你应该坚持下去。”他“哼”地笑一声说：“古人从尧舜孔夫子到曹雪芹孙中山，都被搞学问的存在银行里，一代一代永远提取利息，这么回事吧。学问我也迷了几年，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心也跳了几跳，出版了又有点沮丧。图书馆书多得跟草一样，你的书就塞在那个角落没人理，也好比一滴水滴到大西洋去了，干什么呢，一辈子的？世界还是世界，与你无关。读书多了最强烈的幻觉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自己写的东西看得很神圣，哄自己呢？做一辈子历史无用功还觉得自己了不起，伟大，给世界留了点什么。这么想我想了很多年，忽然发现错了。”

　　我说：“老周你想得太多了，人间的事还经得起你这一细想！三国打了几十年，死人无数，刘关张英雄一世，气吞山河，到头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世事不可看得太清想得太透，不然这活着就没味道了。活着就是活着。”他说：“死了没办法就算了，活着不能太委屈。对不对？”我说：“对绝对是对，可是你现在委屈不委屈？”他说：“我是一步步往好地方走，可怎么走来走去倒不如不走！出了国这不是好事吗？找到工作这不是好事吗？可就变成了瘪三一个！心里不服气吧，那还不行，得忍着。晚上躺在床上想着，睡不着，人不能往深处想，想来想去万念俱灰，还是庄子对。”我说：“又哄你自己了，你那个庄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得通的，你学得到？”他说：“老高，你倒是个谈话的对手，看不出。”我说：“你还当我脖子上是结了个南瓜吧。”

　　我们站起来沿着海滩走。星光下我发现一些小鱼被波涛推上来，在海滩上跳，蹲下去瞧了又发现很多已经枯死。遍地都是。趁着波浪推上来，我把一条留在海滩上跳着的鱼踢到水中去，说：“救它一条命。”他说：“枯死在海滩上是它的命，是命就无可抗拒，下一波它还要被推上来，救不了的。”两个人站在那里，迎着海风。他说：“人呢，其实就象大西洋上偶然吹过的一阵风，刮过去就过去了，谁能告诉我这阵风有什么深远的意义？承认自己的渺小没有意义也要有一点勇气，人在心里总逃避这个，我想逃避又逃避不了，人总不能对自己也连哄带骗。”我说：“老周你太现实了点，这样活了也没有味道。”他说：“我是一个俗人，我只能去抓自己抓得到的东西，自己鼻子尖尖前的那一点点。”他说着身子往前一倾，双手飞快地向前一抓又收回，做了一个捕攫的动作，“终极关怀的问题折磨了我好多年，人类精神命运问题也考虑了好多年，突然明白了最需要关怀的是自己的命运。文盲也懂的道理，我到三十多岁忽然才懂了。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俗人。”我说：“又哄你自己了，今天你不得不俗了，得找点什么安慰自己。人最喜欢哄骗的正是自己，聪明人也逃不脱。”他笑了说：“那也是，那也是。”

　　再往前走看见一大片游艇湾在那里，有一座小木桥架在浅海中通到游艇上去。我们顺着木桥走过去，两边系着的游艇在海水中起伏，灯光点点，又有断续的人声在夜里回荡。走到木桥尽头，我们伏在栏杆上看着海的深处，前面有一点一点灯在闪，是夜航的游艇。我说：“夜里冷了。”老周说：“哪里就会吹病去了。书上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你闻到了没有。”我说：“怕是谁想出来的吧，水是咸的，鱼是腥的，风里哪又闻得到。”他说：“再过几个月我也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谁知道，天下总有个地方容得下我。”我又问他这几个月托福可有了进展，他说：“进展个屁。”我说：“那么多次你都捧了书睡着了。”他说：“那又是骗自己的，好像捧了书对自己就有交待了。赵洁都抱怨了，回去一次抱怨一次，我没跟她挣脸！”

　　我试探着说：“到这里女人都变了。”他说：“是呀，是呀！”我说：“也怨不得她们。女人谁不爱面子，谁又是超人呢。看了我们窝囊的样子，心里有了想法也是自然的。”他说：“我会服这个气？当年她追求我，哭了多少次我一狠心才应了，现在在我面前跟个皇後似的。”我说：“你靠她才来的，凭这一点也把你的威风灭了。”他说：“一个国家活在世界上靠实力，谁跟你讲平等！人也这样，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维护，靠自己的实力去争，谁跟你讲公平！感情可以有，要有东西做后盾，谁凭白就爱了你！天下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还是毛主席讲得透。细想之下，现实总是冷漠的，它逼得你不断地接受你不愿接受的东西。痛苦吗，痛苦！痛苦完了你还得接受。你得把自己的心锻炼得跟铁一样才行，铁还不行，还要淬火。好多事就象铁锤一样打在我心上，把柔软的那一部份都锤硬了。”我说：“老周，不要说得那么恐怖，说得一股血轰隆隆冲到我头上来了。”沉默了几分钟我说：“走吧，看着别人玩游艇有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时候活到这个份上，也象个人了。有钱了，没处花了，买游艇！钱就那么有着也没有意思。不过我到今天也没信心做这个梦了。”

　　我们又往回走。快拐上那条路的时候，我说：“这就告别大西洋了，我给它敬个礼吧。”说着弯了腰鞠了一躬。他说：“海给人的感受很难表达，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些事情。”我说：“它启发人想到自己的渺小短暂。哪一天我们的骨头成了化石，它还是这个样子。”他说：“是，是，还有几十年，要抓紧活。没有谁赋予了我什么使命，我的唯一使命就是对自己负责，要抓紧活！要有生命的紧迫感。可现在又是这个样子，挣扎不起！”我说：“咬了牙关挺几年，总会好些。”他说：“陷在这里进退两难了，看不到好起来的迹象。心焦啊，无可奈何！”我说：“老周你就这样悲观了，还有大半辈子呢。”他说：“细想起来心里真是好委屈。”我说：“到这里我也没觉得自己有权力要求什么，也就不委屈了。加拿大也没欠谁的，委屈了谁也可以回去，又舍不得。”

　　回到龙－８８，他躺下去说：“困了，明天做事会打瞌睡，肚子也饿起来了。”我说：“老周，你今晚的话就数这句最深刻。”他叹气说：“是的，到这份年龄，还说这些那些干什么，说什么也多余了。”我熄了灯说：“明天早上我就不叫醒你了。”我想着过几天就到了多伦多，兴奋得睡不着，又想跟他说几句话，他却已经鼾声如雷。

三十九

　　机票买得便宜，时间不好，到多伦多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三十九

　　机票买得便宜，时间不好，到多伦多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飞临多伦多的时候，从空中往下看，远远的是一片模糊的光，渐渐明亮起来，一片灯海望不到边。然后，一条条街道，汽车的红色尾灯一行行缓缓移动，都看清了。思文指着下面说：“多伦多，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还是被我想到了。”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这一年多伦多是我心中的圣地。”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看她的眼睛，她转了脸望着外面，说：“一年了。”我说：“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出息不了的人到哪里也出息不了。”她说：“那你还逃难似的逃离纽芬兰？”我说：“多伦多不图它别的，图它有两张中文报纸看。在圣约翰斯再呆两年，我都会变成真的文盲了。”

　　两部小手拖车拖了皮箱旅行袋，我和思文站在出口处等车。不断有出租车开过来，问我们进不进城。在纽芬兰有人告诉我们，出租车到城里很贵。我随口问了一个黑人司机，到唐人街多少钱，他说："Maybe fifty dollars." 我吓一跳，还是等着，专线客车只要八块钱一个人呢。在纽芬兰这一年多里我们存了差不多两万块钱，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但能省还是要省，钱来得太可怜了点。思文抱怨说：“来了一年多还用国内的概念来算钱的，大概也只有你了。”我说：“那大概也只有我准备回去。”

　　机场到市中心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上巨大的广告牌在夜中闪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车总站下了车，我说：“先找多大的学生联谊会。”思文说：“都十点了，到哪里去找。就是你要买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边有出租车停了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连忙摆手。

　　把行李托到候车室，思文说：“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机票钱，去了多的。这就是你高力伟做的事。”我说：“我还有那么大的派头住店，那不杀你几十块钱一晚。实在没办法先在这里蹲一夜，还有靠背椅呢。”思文说：“我去打电话。”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了一些电话号码，别人给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们把两毛五一个的硬币都收拢来，有七八个，她拿了去打电话。过一会她回来说：“只通了两个，听口气不肯来帮忙。”我说：“我一点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币到自动售货机里，按了选择键，掉下两筒可口可乐。又把晚餐没咬完的面包翻出来说：“凑合一餐。”思文接了面包，半天吃一口。我口里苦涩苦涩的，勉强塞进口里，用饮料咽了。思文说：“今晚怎么办？”我说：“在这里混一夜也好，挺剌激的，这么多空位子，随你坐。”她说：“错了就错了，还要找道理。你就没做几件漂亮的事让人佩服佩服，跟了你总是受刺激，还说刺激好呢。”她眼眯了一会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你看看行李，我出去看看。”

　　从飞机上看，多伦多象一座玻璃城，现在看去却平平淡淡。我朝着灯亮的那边走，怕走远了找不着回来的路，转一个弯就停下来记住街角建筑物的标志。在一家小店里我买了一张城市地图，对着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离著名的央街已经很近。我便横过去，央街果然热闹得多，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来来往往，是国际大都会风貌。灯光下各种各样的面孔闪烁起伏，如纸糊的脸飘浮在梦中一般。看着这无数的脸在眼前晃动，我觉得很陌生，又觉得很理解他们。

（以下略去３８０字……）

　　回到候车室，思文说：“啊呀，你回来了。刚才两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说：“还有这么多人啊，怕什么！”又告诉她刚才遇见妓女的事。她说：“第一天来就走桃花运了，以后日子还长呢，这么浪漫的城市。”我说：“一开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坛子。”她说：“我醋坛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我倒希望自己有这种情绪。”我说：“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惭愧。我真是不要脸，我太不要脸了，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又虚张声势打自己的脸说：“看你还不要脸！打这张不要脸的脸！”她笑一声，不说话。我想：“现在有机会就来两下子，看起来离婚真的是无所谓了。”

　　思文侧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脚边并排放了，腿分开用脚尖夹了，闭了眼想瞌睡一下，但总是刚一迷糊了又惊醒过来。过一会就有夜行客车进站出站，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我无聊地盯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揣想他们在这半夜行车是怎么回事。思文不时地醒来换一种姿式，又后悔没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一夜。她说：“也就是跟了你，受这样的罪，一错再错。”

　　我笑着说：“跟个有钱的这些错都没有了。”她气了说；“你想这样说，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不再说什么，闭了眼假装打瞌睡。一个老年的黑人妇女来讨钱，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总没人理她。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ＳＵＮ（太阳报）拿过来看，找到Ｒｅｎｔ那一栏，看到一间房都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吓得心惊肉跳。挣扎着熬到天亮，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两人吃了。思文说：“这些东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过来了。”我说：“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她说：“你天天吃餐馆。”我一笑说：“倒也是的。”又说：“我查地图了，这里离多大不远，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近了拖车过去，远了叫部车。”她说：“慢点，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昨天没打通。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回来说：“到门口去等，马上来了。”我说：“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他太太坐在车里。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车开动后，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思文马上说：“刚才到的。”牧师说：“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他太太回过头来问：“你们加入教会没有？”我说：“没有，中国教会少，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思文马上说：“有兴趣。”彭牧师说：“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思文很高兴地说：“那好，我正想去。”车转来转去，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离多大很远，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我马上拦了他，千谢万谢说：“耽误您太多了。”他递了名片给我说：“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上了楼我对思文说：“你要说有兴趣，又多出来一件事。”她说：“没兴趣你去说去，你坐在人家车上呢。”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过客，一人一天十块钱。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便到外面买了《星岛日报》找房子。两天以后，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住进二楼一间房中。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同样一间房，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也没能少一个钱。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电视机也送了人，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正遇上美国国庆，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耽误两天。赶到多伦多，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羡慕得不得了。太太说：“你们幸福了，你们幸福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说：“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要是能够换名字，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不想移民？说笑话吧！两千块，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存去。”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吓一跳说：“这么多！”她说：“一个学期的，一年就发三张。”我说：“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说：“先别高兴太早，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你自己开。”她扯了一张填了，说：“收进来就高兴，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我说：“学费割一刀，房租割一刀，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星岛日报》来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我心里就很放心，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好在我在龙──８８了学了一点手艺，这使我有一点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作了标记，然后一处处打电话。不敢要求太高，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到了多伦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星岛日报》发行量大，却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广东话，不敢问津。《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语言上没有问题。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世界日报》，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几十元一幅的。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画家的脸色阴沉，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画多么抢手。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

　　听他们说了一阵，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您的国画还是走张大千的路子。”画家看我一眼说：“你懂画？”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都忘记了。他说：“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我大了胆子说：“这些画用笔很工细，意境却平庸，也不说平庸，是没有创意。”他说：“听起来你是个内行。”我说：“内行不敢说，看过几本书。”他说：“不过既然是国画，你总不能画成油画。”我说：“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几百年不变，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开，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说：“你倒说到点子上来了，照你说又怎么个变化？”我说：“我没专门研究过，也说不上来。”老板说：“依你看怎么叫人舍得往外掏钱来买？”我说：“我是外行，抓瞎说你们别笑。这种山水意境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缺少有机的对应性，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情趣、节奏和韵律。他们喜欢有力度的东西。”画家不高兴说：“去年我在纽约就卖得很好。”

　　我说：“你的画我提点小意见。”三个人起身去看画。我指了一幅画说：“这幅画你标题是《夏》，改成《圆荷凝露》意味就深远些。这幅《冬》，改成《独钓寒江》，意境更出来了。”跟他说了七八个可改的标题，他只否认了两个。最后我说：“如果有地方发表的话，我写篇评论文章，效果比广告要好些。”老板说：“写得好，发表的事归我，两家报纸的编辑都是熟人。”画家说：“你打算怎么写？”我说：“那当然是唱赞歌，这你只管放宽了心。老实说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你跟别人讲色彩透视比例他也不懂。我想谈一谈你这画的意义，让谁也能理解。”画家“嗯，嗯”着点头。我说：“要说这些画的内涵，你作者是最清楚，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这很重要。”老板说：“那当然，当然。”画家说：“你说，你说。”我说：“我就用《疲惫心灵的停泊地》这个题目，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意思是，现代人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太疲倦了，心灵在持续压力下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你的画提供了一个暂时放松一下的机会，传统艺术的现代意义就出来了。当然这了有点胡说八道，但别人不会想这么多。你愿意讲讲你这些画的个性特点，那就更好。”

　　画家迟疑一下说：“按你的意思写。什么时候写好？明天总可以了吧。我给你送到报纸去，我认识他们。”我说：“明天给你了后天登出来？”老板说：“没有问题，要他们留了版面。要写得好，两千字。”我留下电话号码要走，老板给我名片说：“效果好了我们订个长期协议，发表不是问题。”我看了名片说：“老板您姓孙。”他说：“姓孙，孙子的孙。”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说：“孙子可真的是古代一位大军事家，了不得哦。保不定那孙子就是您远祖。”他说：“听说是有这么个人。”我说：“此孙子可不是彼孙子。”画家送我到门口轻声说：“写好点。”

　　我到唐人街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国画技法》，想熟悉一下术语，我需要术语作个筏子。晚饭后我对思文说：“到多大图书馆看书去了。”思文觉得奇怪，猜疑地望着我，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表情，说：“你今天忽然想起要看书了。”我拍拍那本书说：“别那样望我，不是去给谁写信，那件事早就完了。”

　　一年多来我没有正经写过东西，好像有什么油腻的东西堵塞了思维的通道。前面一段反复涂改，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了几句。写了第一段，笔下顺了起来，很快写完了草稿。我把稿子看一遍，虚是虚了点，但给真正的内行看了我也不怕，还混得过去。想马上誊抄了，又记起要用繁体字，没带字典了写不出。旁边那些外国人还在看书写作业，我双手抱了后脑勺，慢悠悠地去打量他们。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孟浪。文章登出来，我买了份报纸回家给思文看，漫不经心懒洋洋地指了那篇文章告诉思文是我写的。她说：“这样一篇文章多少稿费？”我说：“四、五十块吧。”她说：“我要是你每天写一篇，也不去打工了。”我说：“我有那么大能耐！整个北美靠写东西赚饭吃的华人都没有几个。”她说：“怎么就起个笔名叫孟浪，证明你是个浪漫的人。”我说：“说得上吗，你想象力太丰富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她说：“你没想到你的潜意识想到了。”我笑了说：“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她说：“何必辛苦又起个笔名，乾脆就用宋志就好了。”我说：“我想骂你吐酸水呢，我自己又太多情了，不骂你呢，又一股子醋气直往外冒。”

　　文章登出来我高兴了一天，又有点紧张，怕没有一点效果，老板下次就不找我了。也有点得意，多伦多刚来不几天，就有了点小进展，忽然又觉自己还不必那样自我轻贱。

　　过了几天画家打电话来，说自己明天要回美国，请我去翠园酒家喝茶。（以下略去１２００字……）


四十一

　　到多伦多十天多才在一家西餐馆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多伦多的工作也这么难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对多伦多抱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份洗碗的工作，还是我花了十天时间，打了几十个电话，约见了十多次才找到的。西餐馆叫做红蕃茄，在安大略湖边的皇後大街上。（以下略去６００字……）

　　出了餐厅我把渍着油汗的脸贴在门前的不锈钢的柱子上，里面幻出我变得狭长的头影，在街对面霓红灯的闪烁中一明一暗。

　　一辆小车开过来，在头影上碾过，那强烈的光一晃就消逝了。又一辆小车开过去，尾灯在头影上映出两个小红点，渐渐远去。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两个小红点灼灼地注视着我，终于消失。柱子那种坚硬而冰凉的感觉给了我一种提醒，我想到生存的现实对我，也许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坚硬而冰凉，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你无法回避也无法突破。那些闪着诱惑光彩的温情怀想，无论自己多么执着，也只能放弃。那种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力量总是在迫使人们就范。我记起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发表了好几首爱情诗，谈恋爱的时候以谦虚的炫耀拿给思文看过，她看了对我崇拜得跟个神仙似的。那时我太幼稚她也太幼稚了。我忽然觉得很多著名的情诗都写得太虚飘太夸张了，让那些诗人们天天来洗碗试试！那种脉脉温情还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又想到自己也是这不动声色的力量的一种，思文那么多的期盼都被粉碎了。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抱怨思文，对人我不能作超出人性的要求。现在我知道成熟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就是有勇气正视生存现实沉默的冷漠和无法如自己希望的那般完美，就是有力量拒绝真诚的善意的温柔的自我欺骗。

　　这天深夜下了班我骑车回家，开了楼下的门，房东已经睡了，楼道的灯不知怎么也熄了，眼前黑乎乎一片。我摸到楼梯，几乎没有力气上楼，就坐在楼梯上喘气，黑暗中我怜惜地摸摸自己的脸，又捏一捏酸痛的胳膊，记着很多年前，在大学参加运动会后，胳膊也有这样酸痛的感觉。楼上也没有灯光，一种轻微的声音传来，知道思文还没有睡。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楼梯上坐了喘口气，是怕思文看到自己这副疲倦潦倒的模样，我在心里害怕着女人的怜悯同情。到了门口我舒展一下筋骨，推了门进去，步子里带着一点矫健的弹性。思文坐在床上看书，说：“今天回来晚些。”我说：“今天事多点。你明天要上课，熄了灯睡就是，我可以摸黑。”她说：“今天累不累？”我说：“西方社会总不会把人累死的，以前十几个小时做也做了。”洗了澡我熄灯睡下，她说“外面贴了一张条子，不知道谁贴的，也不知道是说谁，有点象说我们。”我翻身起来说：“我去看看。”她说：“明天早上看也不迟。”我说：“不看我睡不着。”我开了楼道的灯，看见一张条子贴在楼梯口墙上，写着：中国人人穷志不穷。我们到西方已经几年，从来没丢过东西，这是第一次。东西虽然不值钱，是个道德问题。请不要再拿别人的东西。

　　没有署名。我看了血往脑袋上涌，回屋对思文说：“那错不了是隔壁那对狗男女贴的，在说我们呢，王八蛋！”思文说：“他又没有点名，再说我们又没拿他的东西。”我说：“简体字肯定是大陆来的人写的，也是写给大陆人看的。这一幢除了我们就是他们。道德问题！听这语气也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你错拿了他们的东西没呢？”思文说：“绝对没有。”我说：“冰箱里的菜拿错过没有？”她说：“上面两格是他们的，下面两格是我们的，怎么会错。”我说：“这几天你买了什么菜，吃了什么菜，仔细想想！”她说：“绝对没有。”我要拖她起来去厨房看清楚，她把手缩进毯子裹紧了身子说：“我再糊涂也不至于拿了别人的菜吃！”我躺下说：“好，明天找狗男女算帐。逼急了我，不是只狗我也会跳起来咬人一口！”

　　那天晚上我气得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外面的动静。那女的到水房走了几个来回我没理她，丈夫先生出来了，我在楼道堵住他，说：“这东西糊在这里是给谁看的呢？”他吓得一退说：“咦，我又没写名字，谁拿别人的东西谁就看，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我说：“我心里倒还没数，向你请教！”他说：“谁会贪那点点小小便宜呢，总不是楼上的香港人吧。”

　　我说：“话挑明了好，痛快！你彻头彻尾吐出来，我们拿了你什么东西？”我说着逼近一步，拳头一捏一捏的。他又吓得一退说：“我没说你们的名字，我是写给拿东西的人看的。”我指了那张纸说；“你自己去撕下来。”边说边把拳头提到胸前一捏一捏的。他说：“别搞错了，这是法治社会。”他说着想闪过去。我用身子挡了他说：“很好，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不能打人但可以污蔑人，是不？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都是香港人台湾人，你脸丢给谁看？”他说：“别以为这是中国，有力气就行。这是加拿大！都是自由的人，谁还怕着谁，谁还管得着谁！”我推他一把说：“老子今天就犯法了，管你娘的加拿大不加拿大！”他叫嚷起来：“你打人，你先动手！”他太太听到声音，系着裤腰带从水房跑出来，隔在我们中间问：“什么事，什么事，不要打人！”思文从房里跑出来拉着我，把我往房里推，说：“有多大的事情呢。”我说：“推我干什么，我又没要打架。看了那洋奴才狗嘴脸，拳头就不能不发痒。拿加拿大吓我！”他从他太太肩上伸了手指着我说：“你不是洋奴才你跑过来赖在这里！”

　　思文把我倒扣在房里，从门缝中说：“你静着，我去看看。”丈夫先生还在门口跳脚嚷什么，被他太太推回去了。过几分钟思文回来说：“误会了，误会了。房东老太太把他们的牙膏牙刷肥皂杯子收到水龙头底下的柜子里，他们以为谁拿了。他太太已经扯了那张纸，说了对不起。”我好气又好笑说：“偷他的牙膏肥皂，他想得出，我还以为掉了银子钱。他也想得出，他一分钱有天那么大。不是我骂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事给别人那是做不出来的。”思文说：“他们心眼是小了点，你就气量大点，好好说。”我说：“好好说！屎他都喷到你脸上来了。”她说：“高力伟你怎么说话，到了这边也该学学这边的人，文文雅雅的。”我笑一声说：“对，文文雅雅，好有风度！”我模拟着文雅的口气说：“丈夫先生，你条子贴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误会？──好含蓄好温和，我有耐心？！”她说“这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我说：“修养！这字眼不错，你好意思跟我讲修养这两个字！屎不臭就别挑起它臭了！”她头摆到一边去说：“懒得跟你吵。”

　　过几天隔壁这对夫妻家遭了贼，夜里他们睡着了，贼从窗口把他们的挎包衣服钩出去，把钱和存折拿了，把护照挎包丢在窗下。早上起来他们在楼道里跟房东讲这事，我在房里听了抿了嘴笑。过几天丈夫先生在厨房里做饭，我从冰箱里拿菜出来。思文进来了，我说：“林思文，讲起来也可笑，前几天你还在海吹自己到西方几年了没丢过东西，昨天东西就被偷了。这不是说嘴打嘴，现世现报，现活宝现在别人眼里了！”思文对我眨眼要我别说，丈夫先生回了头呆望着我，我也望了他眯眯的笑。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四十二

　　多伦多有三个唐人街，我们住在大唐人街附近，在东边和北边还有两个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和登打士街交叉的地方是大唐人街的中心，这是多伦多也许还是整个加拿大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远远近近的华人都到这里来买东西，天天是人潮涌动。在这街上挤着我不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也很难想象加拿大居然有这样拥挤的地方。街角有三方是几家著名银行占了，还有一方是华人的购物中心龙城。这天我和思文上街买菜，买了菜在人丛中挤着。在街角皇家银行门口，看见有人摆了摊子在卖手表，用广东话大声吆喝。我说：“你是不是也买块表，你那块表没有修头了。”思文说：“走，走，这些广佬最会骗人了。”那个卖表的人忽然说：“哪个是广佬，哪个是广佬，不认得啦？”我看那人面熟，正想着是谁呢，思文先叫起来：“赵文斌！”他是另一所学院的老师，思文办出国时他也在办，经常交流经验。

　　我说：“你在散得贝，到多伦多来了！”他说：“来有半年了，手上生个瘤子，开了刀做不了事，就卖这个。”又问我们做什么，思文说：“我在多大读书，他在一个地方做事。”我说：“她在多大读博士，我在湖边上西餐厅做洗碗工。”赵文斌说：“收入怎么样？”我说：“每个星期发工资那天过一次穷人节。”他笑了说：“想办法找好点的事做。”我说：“哪个不想做好点的事，哪里有！洗碗还是找了十多天找到的。”他说：“你也来做点小生意。”我说：“你卖表，我不抢你的生意。还有什么事做得的？”他说：“你来卖小菜，也要以赚几十百把块钱一天。”我说：“那好，反正我上午到下午四点没事。”他告诉我早上在这里等，自然会有农场的车送菜来。我说：“明天早上你来不来？你来我就来试一试。”思文说：“高力伟你小心。”我对赵文斌说：“她怕我碰见熟人。”赵文斌说：“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怕什么！警察赶你走，你就走。”思文说：“还有警察！”赵文斌说：“说你妨碍了交通。”我说：“不抓人吧？”他说“没有那么吓人，不然我早就坐牢去了。”

（以下略去５００字……）

　　走远了思文说：“高力伟你明天真的来卖菜？跟个小贩样的在街上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好意思。”我说：“思文你把我看成谁了，什么叫跟个小贩样的，本来就是那一流人物。我还跟个洗碗工样的呢。”她说：“会碰见熟人的。”我说：“多伦多熟人只有两个，赵文斌和你。要怕就是怕碰见你，赵文斌跟我是一窑货。”她说：“随你，反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本来可以不那样，我一讲你就偏要那样了。”我说：“这你还是讲出了部份的真理。”女人更爱面子，没有这一点理解我算不得一个男人。如果我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我对思文会有一种发自理解的宽容，服从了她。这种宽容恰恰表现了精神上的优越，妥协的胸怀是男人应该有的大度。但现在我偏不这样。说真的，象赵文斌那样在人丛中吆喝，我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我跟他说这种事的时候，还没细想这一点。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做，不能因为思文一句话就往后退。而且，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感到挑战带来的痛苦的快意，我克服了点什么。

　　我装着想买菜的样子，蹲在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跟前，拿了西红柿在手里看质量。她用硬纸板做成小纸篮，卖的几种菜都是一块钱一篮，从篮子里倒进塑料袋让顾客提走。看了一会我看出了点名堂，那小纸篮底部是夹层的，外面看不出。菜堆上来看着不少，其实要少些。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很高兴，回到家也做了两个这样的篮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吹着口哨似乎想安慰自己，这也算不得卑鄙。做好了我又觉得很正常，不这样做那才奇怪呢。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了觉得可笑可恨，有一天轮到自己也不得不做了，才明白那可笑可恨的事原来如此自然如此容易理解。

　　第二天清早我去街口，赵文斌还没有来。我用单车占了一个位子。（以下略去１５００字……）

　　思文从多大下课回来，远远地看了我，笑着。我向她招手大声喊道：“过来呀！”她慢慢溜过来，我说：“脚上又没长鸡眼，走快点不行！”她走到我面前弯了腰去看那些菜，轻声问：“赚了吧？”我说：“赚了。”又高声说：“西红柿你老摸它干什么，你又不是买菜的。”她站起来轻声问：“要送饭吗？”我说：“今天不要你送，带了牛奶面包，水果是现成的。”摸了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咬一口。又拿一个大的递过去说：“你也吃一个。”她说：“现在不想吃。”却也接在手里。我装一袋西红柿给她说：“拿回去吃。”她接了，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快去，等下会有熟人来了。”她去了我冲着她的背影高声喊：“西红柿回去就吃了它！”她没听见似的一直去了。

　　快到三点半，西红柿还剩了半筐。我对赵文斌说：“今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赚了十几块钱，还有这点西红柿。明天懒得来了。你帮个忙，带点回去吃。”我说着装一袋给他。他要给我钱，我说：“干什么呢，嫌不好你就丢了。能吃你别丢，也是劳动人民种出来的。”我把筐放到单车后面，手扶了推着回去。到家里思文说：“赚了多少？”我说：“有四十几块钱吧，还没清。”又指了西红柿说：“你大量吃，营养好。”她拿起一个洗了吃，说：“还赚了吃，好吃。”那几天我总催她吃，最后她发脾气说：“还叫我吃，还叫我吃！我都吃得拉肚子了。今天上午课上到一半就跑去厕所，好难堪，我还没怪你呢。”其实这几天我自己吃得想吐，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塑料袋装了几袋，丢到垃圾桶里，心想：“一辈子看到西红柿都怕了。”


四十三

　　思文说想买一条金项链，已经和别人在街上看好了式样，一百八十块钱，约好了明天一起去买。还没等我说话她又说：“知道你会不同意，反正我决定好了要买，不用你的钱。”我说：“下次托人到香港去买，纯金的，还不要交税。葛老板的太太都是到香港去买的项链手链。”她说：“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一人一根。这次不问你要钱，纽芬兰大学退了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寄给我，我用那点钱买。”第二天她戴了金项链回来，我在她脖子上看了说：“一根这样的东西，还不是纯金的，去了两百多块钱，天下偏有这么傻的人，怪不得有人成了百万富翁。你用钱真的是乱用一气！”她说：“钱反正是给人用的。”我说：“我们的钱来得容易？血汗还不说，一副脸也搭进去了。赵教授叫你ｗｏｒｋｈａｒｄ，你搞到半夜不敢睡觉，我在雪里骑车送豆芽，你都不记得了！为这点钱没少苦，没少哭，没少闹。你这样急得我心都扯扯的痛。”她生气起来说：“高力伟，你管钱我太不自由了，用一分钱你也要吵要心痛，谁杀你一刀！以后还是各管各的钱，你又不肯。”我说：“你是想分家了，那也可以，你自己去立个户头。”她说：“把钱分出来，你会舍得！”我说：“舍不得？你这样乱用一气，我还难得着急。”

　　把存折拿出来，算好了，二万一千块钱，也不管谁挣得多挣得少，一人一半。我说：“你开了户，把钱转到你帐上去。这条金项链我不同意你还是买了，算你的钱。”她说：“别人就算离了婚，买条金项链给他太太也不算什么，你分得好清。我说：“我有言在先你还要买，那我就要这样，我是有言在先的。我的话你当它是个屁！屁还听到一声响呢。”分了钱又说好房租食物每人一月轮流负担。

　　这样不自觉地我们向分手的方向跨了实质性一步。思文很快察觉了这一点，说：“看样子我们分手是分定了的。”我说：“你这么想了！”她说：“做都做了，还用想？”

　　思文在多大读了两个月，有天突然说：“高力伟，这个博士我不想读了，我想退学。”我说：“别人会说你是疯子呢，送奖学金给你读博士，世界上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事，也就是加拿大啦。”她说：“我也不跟你吵，你自己去想，博士要读四五年，读出来还找不到工作，谁会要我这个黄种人的文科博士？学这门的白人博士失业的都一串，白白耽误了几年时间。”

　　我觉得她说得也有理，但还是说：“抓摸到了个博士在手里又退掉，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可以移民了，不读书也可以留在这里，放弃博士的好多个。”我说：“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这件事就不要再讨论了，我已经都决定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不会后悔。”我说：“你又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撇了嘴学她的声音说：“这件事就不要讨论了。”她说：“你这样固执我没有办法，答应了改百分之五十，连百分之一都没改，我只有来乾脆的，节省口水。”我说：“乾脆也好，要乾脆就再乾脆点，这样要乾脆又不乾脆的，太不乾脆了，乾脆！”她说：“乾脆就乾脆，你吓谁呢，当我那么怕乾脆！你以为自己是个宝吧，别人捡了不舍得放手。”我说：“乾脆就乾脆乾脆了，拖泥带水，一点也不乾脆！”她说：“好，你这样说了，我会放你一条生路，成全了你和那个人。”

　　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已经办了退学手续，告诉我那二千九百块钱奖学金要退回去。我还没想到这件事，急了说：“这学期都过了一半多了，再坚持一个月，到了圣诞节，就不用退了。”

　　她说：“学都退了，我开始也没想到。”我说：“已经过了一半，只退一半行不？”

　　她说：“这我还没想到要去问？问了不行。”我说：“人民币就是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块是多少你跳回到国内想一想！”她说：“十万块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说：“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说给就给了。”她说：“你以为这里也可以找熟人想办法？人家按规定办事。”我说：“那五百块钱学费呢，那应该退给你。”她说：“那没有退，学是你自己要退的。”我说：“太惨了太惨了！”第二天她催我开张一千四佰伍拾块的支票给她，她再开张支票给学校去。我说：“乾脆不给他们钱，再拼命赚几个月，回去算了。他们又到哪里去抓你！”她轻笑一声说：“人家是法治社会，那一套嘻皮笑脸的不灵。我还得在这里往下混呢。”我说：“那也不能说退就退了！”她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这样的人，只能引起别人的三种感情。”我马上说：“第一是喜欢，第二是不喜欢，第三是半喜欢半不喜欢。”她说：“第一是烦躁，第二是愤怒，第三是绝望。”我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引起别人三种感情，我没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伟大。”

　　这个周末思文在《太阳报》上查到有个地方拍卖有桌子买，要我去运桌子回来。两人骑车去了。骑到半路，我又提起奖学金的事来，说：“你再到研究生院去问问，学期过了一多半了，钱应该只退一半，万一可以只退一半呢？”她说：“你别提这件事了好吗？”我说：“支票开出去就收不回了，你再去问一次，找院长，寻官不到秀才在，又不掉你什么。”她说：“我脸皮没那么厚呢，问过了又问，再问一百次，还是要退。”我说：“再试一次……”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还说，你还说，畜生，王八，贼！”我大吃一惊说：“你是骂我？！”她说：“那还骂谁！别人响鼓不用重敲。这么难说话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太好了！骂了帮我下决心。我们俩没希望了，早就要下决心了。离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婚。”她说：“离就离，怕你吧！”我说：“说了不要反口。”她说：“反口就不是人，跟你这样固执的人在一起短阳寿。”我掉转单车龙头说：“懒得去了，买什么桌子！”骑车回去了。

　　过一会她回来了，带了张折叠式的小桌子，砰砰地提上楼来。我躺在床上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到厨房里去做饭。做好了她端进来说：“饭熟了啊。”我还是不动。她自己吃起来说：“想离婚就离，吃了饭再离还不迟，吃饭前要离也来不及了。”

　　对于思文，我已经没有那份感情。我尽责任维持着现在的局面。如果说舒明明在我们之间起了什么作用，那更多地是给了我一种启发，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象思文这样的女性，是不适合我的。在国内的我还没有太多感觉，但到了这边，我痛切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也特别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难以掩盖。她并没有错，环境也不允许她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也不以为自己错了，我不能去强迫自己的心灵感受。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矛盾就更难调和。我已经在心中将思文和舒明明反复作了比较，我可以说出思文的更多优越之处，但感情还是倾向另一方。人没有办法在感受上强迫自己欺骗自己，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虽然我和舒明明之间已经了结，但那种形像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我心中遥遥召唤，这种召唤使我对思文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但要我把“离婚”这两个字说出口又是那样困难。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在这里毫无自信，却知道回国了自信能够恢复。我担心的是思文，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遥远的地方，我心中不忍，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搞得不好就误她一辈子。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对这种差异洞若观火的理解，使我怀着不忍的心情等待着，希望思文理解到暂时的优越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直到现在事情并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她今天这样骂我，使我良心上解脱了，有力量推动婚姻解体的进程。我在内心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既然她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我那种恻隐之心也就再没有必要那么强烈。提到离婚的时候她那么自信，我在心里还感到了一种轻松，也许，她完全有把握面对以后的生活，而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以后几天很平静，事情好像是在口里那么说说就过去了。思文每天跑出去找工作，先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做了几天说：“不行，不是学金融的在银行会站一辈子台子，学专业的都提不上去，哪里会轮到我。”我说：“那么多白人小姐，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一个个，站也站了，你的心性比她们还高些。”她说：“那样我还不如回国去。”又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招聘广告，去约见了回来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一行了。”过几天又说：“不行，那些做了几年的经纪人几个月还做不成一笔生意，我吃什么？”我说：“才搞几天又放弃了。房地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她说：“我没那么好的耐心。”接着又到化妆品公司、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都只搞了几天就没有做下去，回来总结说：“拿佣金的事做不得，哪里推销得动。”我说：“条条蛇都咬人！加拿大会有好机会轮到你？它自己的人又不傻！”她说：“看起来还是要读书，不读书到处只有壁碰。”这一次她打算重读研究生，学应用型的专业。她四处打听好找工作的专业，考虑了护士、会计、统计、档案几个专业，最后决定申请多大档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Ｓｏｒｒｙ”，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像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６００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四十五

　　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像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深夜我干活回来，她已经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间，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的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彻底遗忘，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对男女会怎样在心里窃笑，关了门乐得在床上打滚，在楼道里碰了面把那种幸灾乐祸的微笑传递过来。熄了灯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个家就散掉了，这样轻易这样平静，使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我有点怅然，却并不悲伤，也没有那种曾在心中期盼过的解脱的兴奋。苦涩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开，我必须咬紧了牙坚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一瞬间这个目标成为了神圣的召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沮丧，退一步我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力量以父母的慈爱关注着你，悲哀和眼泪都毫无意义。

　　这样想着，眼眶中就有泪水涌了出来。我在黑暗中睁圆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让流下来。僵持了几秒钟，一行泪从面颊上流过，接着又是一行。我大声对自己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几十岁了。”说着抽出枕头，双手抓着从额头往下一抹，“嘿嘿”地乾笑两声，骂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似乎想也没想，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这种寂静，感到寂静中有一种力量从四方沉沉地压下来。我对着黑暗吹了一声极长的口哨，“嘘”的声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气，尽可能更长地不停顿地吹着，那一丝声音带着悦耳的尖锐。莫名其妙地，顺着口哨的声调，我在一口气就快吹完的时候，吹起了那首歌，“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后面的词记不起来，把曲调一直吹下去。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听见，明天会到房东那里去诉苦，于是用毯子蒙了头，在毯子里使劲地吹，终于，吹得口干了，嘎然而止，头颓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两点。计算着明天上午十点出去工作，还有时间，就爬了起来，摸了衣服穿上，到厨房冰箱里提了壶喝几口冷牛奶，摸黑下楼开了门，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积水的地方刚刚结了冰，踩上去发出断裂的轻响。上弦月象被冻住了一样弯在无云的天幕，星星隐隐约约地闪闪烁烁。一阵寒风吹来，几片落叶擦着我的脸掉下去，带来一点微痛的感觉。唐人街上霓虹灯的招牌和广告还亮着。街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两家小酒家还在营业，里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绰绰的。又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粤语的骂人声。永远游荡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动着身影，他们无家可归也不想归家。我从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银行橱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没有向社会证明什么的冲动，钱是我与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连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遗弃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见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车的玻璃亭中避风，又有几个穿着长袜毛大衣在冷风中徘徊，向偶尔驶过的小车招手。我忽然觉得对她们不能骂一句“卑鄙”就总结了一切，她们也挺可怜的。我怕惹麻烦不敢走过去，就往回走。看见银行区一幢幢一百多层高的大楼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楼的老板，每天进出大楼时，白人小姐毕恭毕敬地拉开大门，我也不望她们一眼，在内心高傲地一笑。到了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请示，我以一种优雅的从容一个个打发走了。又掏出烟来，秘书小姐马上给我点着了。我吐着烟雾，靠在安乐椅上，思考着怎么到中国去投资，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正想着眼前一个人影一晃，我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来是个露宿街头的讨乞者，是个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块钱硬币塞给他，匆匆走开，在心里抱怨他打断了自己的好梦，再往下想也没有情绪了。又想起自己在这么冷的天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地铁去上班，骑车跑那么远，于是在冷风中给了自己一个嘲笑。从明天起我不能省这点钱了，我自己也是个人，对人我不能那么刻薄。在深夜里我游荡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里。

　　第二天去一号店上班，总厨说：“调你去五号店，今天就去。”我说：“是做炒锅吧？”他说：“去就知道了。到那里找阿来，他是头厨，看他怎么安排你。”我又转了地铁到五号店去，找了阿来，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问我：“你会炒菜？”我说：“我都做了好几年了，王先生说调我到这里当炒锅。”他问：“过来几年了？”我说：“三年，在纽芬兰我当了两年多厨师。”他说：“You are lucky, 来三年就当了两年厨师，当年我从香港过这边来，餐馆里做了三年还没摸到锅边呢。”又说：“今天我看你做大厨，楼下换衣服。”我在计时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换了衣服，又掏出菜单飞快地溜了一遍，幸而这几天每天看了几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动作，手动了几下。两个多月没做，手明显有点生了。到了五点钟，订单从传真机中不断出来，生意比一号店要繁忙得多。阿来在后面配菜，我和叫阿长的厨师在前面炒。头几份菜阿来看了一下，下面就让我去了。

　　这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不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下略去１０００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馆的韩国老板娘的勤奋令我吃惊。她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工作，天天如此。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开这家小店九年来，没有出去玩过，有很多年都没去过湖边了。还是在七年前她因为办移民的事情离开多伦多到渥太华去过一天。她跟我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经习惯了。又说："To make money, no choice." 我本来还闪闪烁烁地想过，有机会了是不是自己办一家小餐馆，听了这话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认了自己不是吃这棵菜的虫。有一次她应付一百零五块钱给我，却付了一百五十块，我想她算帐可能会算出来，把多的钱退给她。她收了钱，从裤口袋中掏出一沓钱夹到一起，又夸我说："You are honest"。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钱不退也可以，在心里后了悔，暗暗跺脚骂了自己几句。

　　这天我从小餐馆干活回来，到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准备另找房子。我不能一个人住四百块钱一间的房子，再过几天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钱。我必须尽快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间小房子，二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我交了二十块钱的押金，说好三天后搬来。房东给了我一张收据。现在每个星期我只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在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休息的那两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这两个半天对我显得珍贵，我可以喘口气，心中早早就计划着这时间能干点什么，好几次我想放弃了小餐馆的工作，又想起挣钱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每天上午九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心中好像赴刑场似的，向往着晚上快点到来，一直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紧张有个附生的好处，可以让人没有精力去想那么多。晚上回来经常是澡也没有气力去洗，身体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睁开眼睛又得动身了。想起韩国女人来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头也是这样生活，我心里又有了一点勇气。

　　钱是这种可怕生活的唯一补偿。劳累是可怕的，但没有钱的可怕比劳累的可怕还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还得迎着那可怕走过去，不能怕那个可怕，你觉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这里有钱的人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是，对这种现实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无法去讲道理，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国之前，我没想过钱这东西还能够这样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时从心底我还有点看不起钱呢，觉得俗气，但眼下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想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颤，全身马上泛出鸡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这种日子无穷无尽地过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变成了追求数字的游戏。心中还有这么一点反抗意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还不象那老板娘从人格上已经完全被钱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订的五万加元的目标太高，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还要差不多两年，想到这点我感到绝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里跟自己抗争，想推翻这个目标都没有成功，才知道人原来最容易被自己禁锢。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馆干活，经理说有电话的我。这太奇怪了，在这个城市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五号店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呢。我拿起电话说一声“哈罗”，那边传来思文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回过这边来好吗？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运过来了。”她说着轻轻笑一声：“没跟你商量，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说：“又不早说，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马上说：“那我叫部出租车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说：“那算了，你告诉我住在几号。”

　　接了这个电话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铁站下了车，心想，这个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转车。我没有开楼下门的钥匙，进不去那玻璃大门。在通话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乱按了一个按纽，（以下略去２２０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没有回应。我想：“反正我没事，对不起我就这么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该，谁叫你骂人。”正一下一下按得来劲，电梯响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来骂人了，赶忙坐到一边假装打瞌睡，想着他要是问我，我就说刚才有个人在按那些按纽，又走了。正低了头笑呢，有个声音叫“高力伟”。是思文。我说：“我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她说：“等了多久？”我说：“反正这段时间如果在赚钱够买一袋米了。”又问通话器上为什么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我是顶别人的名字住进来的，你忘啦？”在电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楼进了屋子，我说：“你好好过啊，一个人住这一套！”这房子的确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个平方。她说：“所以我把你喊来。”我说：“至少每个月可以省几百块钱房租。”她说：“我没有这样想。”我说：“你是想起我一个人太可怜了。”她说：“你知道就好。”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没有料到自己这样一个人还值得别人记起。”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住到了一起，关系却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争吵，也没有那份情绪。要是自己是一个挺拔的形像，我就会有那一份宽容一份大度，而不会这么狭隘这么固执。我落到靠偏执来维护内心那一份骄傲的地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等待着思文彻底妥协。

　　思文没有收入，我主动提出房租伙食全都归我承担。她说：“那就先欠了你的，记下每个月多少。”我说：“我高力伟再没有志气再舍不得钱，也不至于就要跟你来算这个细帐，男子汉气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于那么小人呢。”


四十七

　　圣诞节快到了，街上渐渐有了节日的气象。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