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古代人使用的动物药
我国最早的药物书《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公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各种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清·顾观光重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在唐代，“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那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2]”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3①]；另一些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3②]。
其实，世界各国都曾经使用过动物药治病，文明古国最为悠久。在古埃及的几种古写本纸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公元前1550年的古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种药方，其中包括各种动物药，如蜂蜜、胎盘、脂肪、肉、脑、肝、肺和血液以及粪尿、乳汁和胆汁皆为药材[4，5，6]。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体表用以驱魔，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便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作口服。各种动物的血液都用于医疗，如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以图预防再长。尿用来与其它药物混合灌肠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胆汁广泛作为药用；鱼胆用于明目，猪胆用作祛除眼睛里的邪气。未曾交配过的雄驴的睾丸可以治疗眼疾。动物的脂肪用于制备油膏。治疗秃头的方子很多，有狮子、河马、鳄、猫、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黑驴的睾丸泡酒，以及阴茎、雌驴的外阴和黑蜥蜴的浸液搽头[4，5]。还有用油炸老鼠搽头，防止头发变白；（注1）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 [5]。动物的鲜肉用于外敷伤口，吃肉作为药膳。古纸草医书上记有吃动物的肝脏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学史家对后一例失明是否为夜盲症意见分歧[4，5]。（注2）
美索不达米亚的药物与古埃及的十分相似，动物的脏器（特别是肝脏）、脂肪、血液、肉、尿粪和碾碎的骨屑，以及人的头发都是常用的药物[6，7①]。
印度古代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发和毛鬃等[6]。《医理精华》是七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著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养禽畜、鱼类和野生动物的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8]。
中世纪后期欧洲医生使用的天然动植物药种类繁多，流行用多味方药，一个药方常由二三十种药物组成。当时最受尊崇的一种万应解毒药（Theriaca）最为复杂，由六七十种药物加蜂蜜配制而成。这个灵药不仅包含的药物种类多，而且药物随地域和季节而异，“其中常包括一些令人发呕的动物分泌物，以及一些奇药如鹿角、龙血、青蛙精液、毒蛇胆汁及蜗牛等。”不过其最基本的成分是毒蛇的肉，意在以毒攻毒[7②]。（注3）
比《本草纲目》稍晚的《1618年伦敦药典》，也收罗了大量草药，其中动物药有胆汁、血、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发、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一类的东西[9①]。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应用黄蜂窝和苍蝇煎汤治疗妇女不孕，理由是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10①]。西伯利亚的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吞食蜘蛛和白虫（whiteworms）来治疗不育 [11]。这些做法与我国民间的活吞蝌蚪似是异曲同工。中医的兽血治病[3③] ，欧洲也曾有过。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如果身体不适，可能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以恢复体力[12]。我国还有“刺（人）血热饮”治疗“狂犬咬、寒热欲发”[3④]。人肉也是良药，治疗羸瘵[3④]，人血可以治疗男人的性无能和不治之症[13]。所以，20世纪中期仍然出现过鲁迅小说《药》中所说的人血馒头的情景。
由此可见，在古代，世界各国使用的药物与我国的本草大致类同，不同是因为就地取材，在观念上没有根本的差别，本质都是交感巫术所衍生的。其实，中国的传统医药从汉、唐开始，就已经受到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帝国医药的影响，从这些地方输入了许多医学知识、药物和医术 [2，15]。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疗所用的药材，都是当地产的动植物，和中医药也大体相似，所不同的在于地域、物产和文化的差异[14]。我国的传统医药内容庞杂，只是因为我国历史悠久积淀太多，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提倡，并附会了现代医药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影响将更为深远。
日本在6世纪传入中医，逐渐形成了汉方医。明治维新大量引进欧洲的医学，对医疗系统进行彻底改革，摈弃传统医药。现代医学已经在亚洲各国成为主流，尽管传统医疗仍有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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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对有关冬虫夏草的无知妄说大发感慨：“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注10）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医学水平远非那个时代所能比拟，但人们的思想方式真是没有多大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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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却很年轻，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病因至今不过100年多一点，特效药物的发明则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中叶以前，“医生实际上还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了行医所必须了解的基本生理学和化学现象，……所用药物的一小部分偶尔也可能有些好处。……假如我们把希波克拉底医典等极少数有见地的著作除外的话，这些（医学）理论就都是一些比神学和哲学还可悲的胡思乱想[26]。”东方的传统医药远比这种状况更糟，而且缺乏赖以发展的根基，可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极度嚣张，那时出版的《本草纲目》尚且贴上毛泽东语录的标签：“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难道今天对待古代的传统医药就不需要持批评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一切古代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当今编辑出版的《中华本草》共十大卷，集古今本草达8 980种，其中动物药1 050种，囊括所能得到的各种野生和家养的大小动物，组织脏器乃至排泄物和耳垢都是主治疑难杂症的宝贵药材。如将一种动物的入药材料分别计算则品种可翻几番，比如说猪，从毛、皮、牙齿、内脏、蹄和蹄甲连同火腿共计26种中药，牛的达38种。此书不仅未用科学的方法对古人记述的药物加以甄别，去伪存真，还增添了许多新的不实材料。如人的尿粪也能“清热降火”，治疗许多疾病；童尿是宝，不仅含在嘴里治咽痛、齿缝衄血即止，而且“治肺结核、跌打损伤、月经不调 [25②] ”。人中黄的制作，《本草纲目》上本是冬月将盛甘草末的竹筒浸于粪坑中，立春取出，悬风处阴干[ 3②] ，而《中华本草》则赋予神秘色彩：浸于人粪坑中四十九天，漂洗四十九天，日晒夜露四十九天，再从竹筒中取出日晒夜露七天成药[ 25③]。其中处理天数的约数为七，显然是附会丧俗中超度亡灵轮回转世的做法。（注11）
再如，《本草纲目》上只是说蚂蚁外用主治疔肿疽毒[3⑨]，《中华本草》则声称有益气力、美容和催乳的作用，以及治疗男性不育、阳痿、类风湿性和风湿性关节炎、周围神经炎、小儿疳积和和蛇咬伤，并使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转阴等重大用途[25④]。蚂蚁治病不但缺乏科学根据，而且可以引起过敏和中毒。（昆虫学家忠告——不要轻率服用蚂蚁制剂.《文汇报》1999年2月10日）
《中华本草》收录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在禁的我国一类保护动物作为药材，甚至包括豹、野马、亚洲象、白暨豚和金丝猴等濒危珍稀动物。《中国药典》2000年版从附录中剔除了豹骨，但仍保存黑熊、棕熊、穿山甲、玳瑁和麝等国家保护动物的产品，这是值得商榷的。劳动保障部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几乎将大部分动物药如狗宝、海马、猴枣、鹿茸、马宝、牛黄、麝香以及各种动物脏器和鞭、尾、筋、骨，撤出了中药报销名录。（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2日）这也说明这些药物非治病所必需。
天然药物的研究证明，药物的疗效在于其中所含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有效成分的发现和分离提取是利用天然药物的基础，迄今所有天然药物的重要发现都是从植物中来。科学家相信高等植物仍是潜在的新药来源[27，28]。哺乳动物的脏器除可含有与人相似的生理活性物质之外，几乎没有从中发现过什么有效的药物。宋代本草中记有用兔脑制备的“催生丹”，称其为“神仙方，绝验”。 （唐慎微．《证类本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459-460）今人据此作牵强附会的猜测：中国是最早使用催产素催产的。（注12）兔脑究竟含有多少催产素，经过处理能否保持活性，而且催产素口服极易分解，只能注射给药等，这本书的作者全然没有考虑。
科学是不断创新、向前发展的，如学者吴宓青年时所言：“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 愈晚出愈精妙。”（吴宓：《论新文化运动》，1920）科学是不断向前的，企图从古书中去发现新知识是徒劳的，除非是追寻精神和智慧的历史。19世纪克洛德·贝尔纳的一段话，可以加深我们现代人对常识的理解：“科学知识是逐时变异并扩充着的，……因此今天的科学必然超过昨天的科学。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古人的知识堆里去寻找对于现代科学有所增益的东西。他们的理论必然有谬误之处，……对于现实科学没有任何实用的好处。认为从前代留给我们的旧书研究中能够推进科学，这倒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试问钻研陈腐的理论或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所得的一些观察材料，我们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这只能是“浪费时间” [18②]。
世界各国的古医书中，均有动物胆汁治病的记载。在埃伯斯纸草医书中，就记有鱼胆明目。虽然唐本草中熊胆只有“疗时气热盛变为黄疸，暑月久痢”，（苏敬等撰．《新修本草》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370页）但《本草纲目》上也有熊胆具有“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去翳”的作用[3⑩]；青鱼胆主治赤目障翳，由青鱼、鲤鱼、青羊、牛和熊的胆汁组成鱼胆丸则主治“一切障翳”。甚至还用人胆治疗连年不愈的疟疾和噎食；人胆汁敷战伤金疮有极效[3②]。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对当药使用的动植物都给予确切的定义，指定其特殊的用途。例如，布利亚特人用狗鱼（pike）的胆治疗眼疾，熊胆的治疗用途则有17种。（熊的脑、脂肪、肉、血和毛皮也有多少不等的医疗用途。卡拉尔人还收集熊粪，用于治疗便秘。）这类实物的分类知识其实并不在于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求知的要求，而不是使需要得到满足”。例如雅库特人用与啄木鸟的喙接触治疗牙痛，并不在于是否确能治好牙痛，而是在于是否有可以把啄木鸟的喙与人的牙齿看成“相配”（“going together”）的观念，以及某些最初的秩序是否可以通过分门别类引入天地万物[11]。“原始人”的这种治疗上“相配”的思维方式，与我国古代用动物胆汁明目治眼疾是因为“肝开窍于目”有某种相似。
古人用胆汁治病的假定显然不是基于科学道理的。近代生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才了解胆酸具有利胆作用。1902年瑞典化学家首先从北极熊的胆汁中发现活性成分——熊去氧胆酸（UDCA），1954年实现人工合成，此后采用牛或其他动物胆汁合成UDCA作为药品。UDCA治疗无手术指征的胆固醇结石及预防复发，和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已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尽管临床效果有限[29①]。但是，熊胆汁不可能起UDCA的作用，因为“熊胆胶囊”的厂家自认“药效标志性成分”只不过是UDCA，而胆汁中含量显然与合成UDCA制剂无法相比。这些商家还鼓吹熊胆可以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动脉硬化、冠心病、痔疮和癌症等疾病，甚至从熊胆中提炼出“晶体增明活络素”，使人“心动眼亮”，这些都毫无根据或纯属捏造。最近，台湾的一家报纸刊登一则错误报道，称美国研究证明熊胆汁治疗中风有效，实际上却是一项UDCA在大鼠脑缺血模型上进行的动物实验。（注13）从医疗效果和经济的角度来说，熊胆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使用，何况养熊取胆对动物十分残酷遭到国际上的反对。
日本、韩国民间相信熊胆“治病、滋补”，导致滥猎熊和走私熊胆，其中我国产品走私出口占有一定的份额。养熊取胆起始于北朝鲜，1984年引入我国，随着熊胆致富的宣传，养熊场一哄而起。我国本草中虽有熊胆，但中医组方极少应用，实际需求量不大，市售的熊胆制剂是近些年开发的，完全是由于养熊业的推动。在国内外环保组织的压力下，日本和韩国都在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上加大力度，熊胆走私已受到很大的限制。1998年，韩国汉药公会组织药商和医生宣誓不再用濒危动植物入药。如今熊胆产品已严重过剩，于是商家通过虚假的广告宣传，在“保健品”和洗发香波等方面扩大市场。
韩国、朝鲜和我国的某些人群还迷信狗肉能滋补壮阳，猫和草药熬成的药汤能温补，治疗风湿病和关节炎。有些屠夫和食客荒谬地认为，动物痛苦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可以壮阳，因而采取残酷的做法宰杀动物，企图增加狗肉的壮阳作用。这些陋俗既野蛮又愚昧，遭到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批评。
我国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但他却不用动物药材。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
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备急千金要方》）虽然孙思邈的出发点是爱护动物，还不懂得评价这些药物的效果，但说明那时治病是可以完全不用动物药的。今天医疗上已经有了大量真正有效的药物和治疗，“代用品”也不再是问题，合成牛黄即是一例。甚至包括草药在内的各种旁道医疗（或称另类医疗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也极少有用动物药的，而推动动物药应用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集团。迷信动物药不仅造成对动物的严重伤害，导致濒危动物的灭绝，而且对疾病治疗也毫无助益，徒然浪费金钱，甚至可能导致健康的巨大损失。
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被认为有效呢?
古代医生不仅对疾病无知，对评价治疗效果也缺乏自知之明。17世纪欧洲的天然药物和疗法种类繁多，也大都是无效的。那时“很少有人区别某种治疗之后的康复，由于治疗而康复和无关于治疗而康复这三种情形[9①]”（着重号是原有的），即对疾病的痊愈与治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治疗效果仍然主要由专家权威根据疾病的发病机制和药理作用以及经验来推断，其缺点是“想当然”的成分很大，实践证明并不可靠。临床试验才是现代医药疗效的评价方法 [29③，30，31①]。为什么会把无效的药物当成有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缺乏严格规范的临床试验。
1．缺乏诊断和疗效标准
临床试验评价疗效，病例必须有确实的诊断，效果须有严格的定义。疾病的诊断标准不同，疗效当然大不一样，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在声称治疗各种难治之症的药物和疗法，真是多如牛毛，翻开现在的传统医药书刊似乎什么疑难杂症都有灵丹妙药可治，但公认有效的却如凤毛麟角，甚或阙如。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粗糙、对照和效果观察主观随意，不少观察疗效的报告自称也有对照，有些甚至是蓄意造假。笔者见过一些因治疗“难治之症”出名的基层中医，当邀请他或她为确诊的病人进行治疗时，常遭到种种借口的拒绝；还有些人声称其药物或疗法“有效”，但总是寻找理由不愿由他人进行临床试验。其原因是缺乏信心和虚假，所谓“治好的”的病人未必真是那种病，或者并非真实有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和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内科专家们说：他们在门诊见到的长期按冠心病治疗的病人中，至少一半是诊断错误，主要因为一些医生仅凭心电图ST-T变化下诊断。（冠心病：一半诊断错误．《健康报》2002年2月25日）国内那么多治疗冠心病的“灵丹妙药”，不知是否认真做过临床试验？病人是否符合诊断标准？
许多疾病的诊断要求有病理组织检查的支持。北京一位病理学家认为：我国的病理科医生中，中等水平的误诊率约5%–15%；他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设备精良，常规活检中尚有5%–10%属疑难病例，其中1/3–1/2在几种实验技术辅助下仍无法确诊。他还举了10个病理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恶性肿瘤的实例。误诊不仅给病人带来严重后果，而且造成对肿瘤治疗认识上的混乱，“出现某某癌被治愈、某某癌存活多少年的错误报道”。（纪小龙．病理医生与诊断失误．www. Pathology.net.cn；《健康报》2000年5月10日）下面一个例子耐人寻味：一位在医院被诊断为“肝癌”的病人，使用各种草药产生了“效果”，活了10多年，76岁时去世。死前他献出“验方”，但病理解剖发现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这个病例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讨论会上讨论后不久，中山医院又遇到相似的病例。（最后的奉献.《文汇报》1996年7月13日）可见疾病确诊的重要。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疗效判断标准，凡治疗后瘤体缩小50％以上，持续至少4周，无新病灶出现者，才判定为有效。而“中医药的标准明显低于此标准”，其实应属于无效范围。有些专治“癌症”的江湖骗子，谎称或轻率地说病人是“癌症”，然后把“痊愈”、“奇迹”归于自己的草药、秘方或其它疗法的效果，或者症状稍有短暂的变化就声称有效。例如一位晚期胃癌的病人，选择一家声称治“不好不收钱”的民间疗法诊所就医。服了3服药粉，呕吐有所缓解，医生就认为治疗“已经起效”，理所当然地收取了600元药费。病人后来又去多次治疗，但仍于3个月后死亡。（杨刚．如何评价民间医疗对晚期癌症的治疗．《健康报》1998年3月4日）实际上这类例子极其常见。
疾病的症状改善一般不能作为判断效果的根据，而且病人有取悦医生、“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所以现代临床试验要求有明确的客观指标，并用双盲法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
传统中医的诊断基本上是症状或综合征，缺乏疾病实体的概念，“诊断主要是凭宏观的观察作出粗略的估计，……导致中医诊断带有明显的意向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32]。”由此得来的经验是无法重复的。如《本草纲目》上称犀角、羚羊角、虎鼻、虎睛、麝香、牛黄和牡鼠可以治疗小儿惊痫，而“惊痫”是一症状或综合征，泛指各种惊厥、抽动和癫痫发作，病因各不相同，严重程度悬殊。癫痫发作虽然严重，但一般持续短暂，任何药物都易于立即“见效”。
此外，由于抽样误差，血压、血糖和血胆固醇等测量值时常有波动，健康人的真值是一
段时间测量值的均数，一次的量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正常。在进行筛检时，总会发现一些人的量值异常，但再次测量时有些人又趋于正常，即向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31②，33]。例如：在一个冠心病多危险因素干预试验项目中进行血压筛检，第1次发现的高血压组的舒张压是99.2±7.7 mmHg（均数±标准差），在干预前每隔12个月随访血压一次，二次的舒张压逐步接近正常，分别是91.2±9.6 和90.7±9.8mmHg[34]，这说明这类高血压不给任何治疗亦会下降。由于随机变异，二次测量的相关系数r总是<1，所以，高血压组第二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大致等于r乘以高血压组第一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如果初次检出高血压即给予治疗，人们会把血压下降归功于治疗效果，因此向均数回归常使疗效夸大[31①，35]。
2．疾病的自限性与自发缓解
疾病有其固有的自然史，多数疾病可不治自愈，即具有自限性（self-limiting），上呼吸道感染、感染性腹泻和甲型肝炎都是典型的例子。乙型肝炎虽有慢性倾向，但初发感染至少70%在短期内自愈，部分出现一过性表面抗原（HBsAg）血症，任何无效的“转阴药”对这种情况都能“奏效”。在抗生素问世前，传染病缺乏有效的治疗，其病死率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多数病人靠自身的免疫力得以康复。
尽管某些癌症的自发性缓解(spontaneous remission)十分罕见，但在医学期刊上仍有病例报告。例如，少数在手术探查发现整个腹腔和肝脏都有转移，已经不可能治愈，只好回家等死的晚期癌症病人，却在10年后重新出现在医生面前，健康良好，癌症已经消退。这种病人在世界医学文献上已有好几百例记录，诊断是确凿无疑的，但很难解释[36，37]。Boyd以及Everson和Cole等将自发性缓解或消退的癌症病例报告总结成书，前者给缓解的定义是，疾病暂时的改善，随后发生恶化。癌症的缓解是指迅速生长的肿瘤减缓或者似乎停止生长。自发性消退（spontaneous regression）则是指肿瘤的消失，病人恢复健康[转引自37]。但Everson和Cole给癌症自发性消退的定义是在全然没有治疗或在无意义的治疗下，恶性肿瘤部分或完全的消失，自发性消退无需肿瘤完全消失，也不是治愈的同义词[38]。非何杰金淋巴瘤未经有效治疗出现自发消退是较为常见的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征得83例晚期非何杰金淋巴瘤病人的同意，不给予任何治疗，5年和10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2%和73%。19例（23%）自发消退，其中30%为结节型差分化淋巴细胞淋巴瘤[39]。
某些慢性病人中出现的治疗“奇迹”，也可能是自发性缓解产生的巧合。在免疫抑制剂问世前，系统性红斑狼疮几乎是不治之症，但也有病人在经历严重病情10年以后，出现长期的自发性缓解[31①]。这类幸运事件的发生率极低，难以预料，这说明有些疾病的自然史是很复杂的。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说：“许多疾病还是本能地自愈”，“患者自身同疾病斗争即是一种治疗，病因会因此清除。”又说：“由于富人的病痛自动缓解了，庸医以双倍的好运气赢得声誉。[40]”我国的民间说法“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与此不谋而合。17世纪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T. Sydenham）被誉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他对当时的医生大量使用草药和传统药方持批判态度。他说“医生所能做的最好事情是，……给人体以每一个能够发挥其自愈力的机会[9②]。”贝尔纳认为：“病能自己痊愈，而且证据比比皆是；没有艺术家(指医生——本文作者注)干预的情况下，病能很好地自愈[18③]。”（注14）其实我国古代学者也懂得病人可以不治自愈。《周礼》记载考核医生的办法是：“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 十失四为下。”郑玄注曰：“以失四为下者，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郑玄注．周礼注疏．册二，《四部备要》经部，阮刻本校刊）现代学识丰富的医生对疾病的自愈倾向和医疗的限度，都有深刻的认识。（注15）
3．安慰效应
安慰效应是指由于药物、手术或其他医疗措施所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的良性反应，主要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医生的语言和态度以及医院环境，都可有这种效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生理盐水和乳糖可能产生明显的镇痛、安眠等效果，其模式与有效药物相似。
安慰剂的用途主要作为临床试验的对照，亦曾用作暗示治疗。大约35%的躯体疾患和40%以上的精神疾患，安慰剂可能产生效果，但不稳定，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有不同，最终归于失效。安慰效应存在个体差异，性格外向、无主见、缺少自信和容易受暗示的人，安慰剂容易起作用。少数人还出现安慰剂的不良反应 [29④] 。
保健品、补药或强壮剂（tonics）其实都是安慰剂。我国的传统补药人参、鹿茸、阿胶、虎骨、燕窝等家喻户晓，被认为是珍贵药材，但都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或者不能证明有效。当前“珍贵药材”赝品泛滥，名不副实，但销售势头不衰，显然是由于安慰作用。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药店里查出很多假药，牛、羊角冒充羚羊角犀角，蚌壳粉充当珍珠粉普遍存在。周作人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奸商的欺诈和贪图暴利，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应重新估价这些药是否真的灵验，动物的角本是差不多的东西，病人和医生无须再看重那些昂贵的罕物了。（注16）
由此可见，评价疗效决非易事，有许多陷阱导致错误判断，常识是不可靠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价医疗效果被认为是上个千年最重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对现代医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41]。我国的传统医药疗效不被现代医学界承认，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进行合格的临床试验，或者试验经不起重复。所以，现代医生处理病人用药，要求对现有的不同临床试验进行批判性分析，鉴别效果的证据，择优而用。这就是当今提倡的循证医学的基本原则。（笔者曾把evidence-based medicine译作“持据医学”，即采取任何医疗处理或防治措施都必须持之以据。）
有人认为，中医和西医分属不同的医疗体系，治病原则大不相同，中医药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辨证论治，不适合进行临床试验。试问如果不用公认的科学标准加以考验，怎么证明治疗有效，又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对待医药效果的基本原则应是“无效推定”：凡是未经规范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者，应被视为无效。许多人对中医药难出国门感到困惑，症结正在这里。现在人们讨论中医药现代化，说的多是中药生产现代化，如中药做成什么制剂，生产达到什么标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还缺少前提。用科学界接受的规则证明疗效，并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加以验证并得到公认，才是关键的必备条件，否则永远是自说自话。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国最早的药物书《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公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各种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清·顾观光重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在唐代，“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那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2]”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3①]；另一些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3②]。
其实，世界各国都曾经使用过动物药治病，文明古国最为悠久。在古埃及的几种古写本纸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公元前1550年的古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种药方，其中包括各种动物药，如蜂蜜、胎盘、脂肪、肉、脑、肝、肺和血液以及粪尿、乳汁和胆汁皆为药材[4，5，6]。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体表用以驱魔，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便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作口服。各种动物的血液都用于医疗，如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以图预防再长。尿用来与其它药物混合灌肠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胆汁广泛作为药用；鱼胆用于明目，猪胆用作祛除眼睛里的邪气。未曾交配过的雄驴的睾丸可以治疗眼疾。动物的脂肪用于制备油膏。治疗秃头的方子很多，有狮子、河马、鳄、猫、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黑驴的睾丸泡酒，以及阴茎、雌驴的外阴和黑蜥蜴的浸液搽头[4，5]。还有用油炸老鼠搽头，防止头发变白；（注1）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 [5]。动物的鲜肉用于外敷伤口，吃肉作为药膳。古纸草医书上记有吃动物的肝脏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学史家对后一例失明是否为夜盲症意见分歧[4，5]。（注2）
美索不达米亚的药物与古埃及的十分相似，动物的脏器（特别是肝脏）、脂肪、血液、肉、尿粪和碾碎的骨屑，以及人的头发都是常用的药物[6，7①]。
印度古代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发和毛鬃等[6]。《医理精华》是七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著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养禽畜、鱼类和野生动物的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8]。
中世纪后期欧洲医生使用的天然动植物药种类繁多，流行用多味方药，一个药方常由二三十种药物组成。当时最受尊崇的一种万应解毒药（Theriaca）最为复杂，由六七十种药物加蜂蜜配制而成。这个灵药不仅包含的药物种类多，而且药物随地域和季节而异，“其中常包括一些令人发呕的动物分泌物，以及一些奇药如鹿角、龙血、青蛙精液、毒蛇胆汁及蜗牛等。”不过其最基本的成分是毒蛇的肉，意在以毒攻毒[7②]。（注3）
比《本草纲目》稍晚的《1618年伦敦药典》，也收罗了大量草药，其中动物药有胆汁、血、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发、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一类的东西[9①]。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应用黄蜂窝和苍蝇煎汤治疗妇女不孕，理由是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10①]。西伯利亚的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吞食蜘蛛和白虫（whiteworms）来治疗不育 [11]。这些做法与我国民间的活吞蝌蚪似是异曲同工。中医的兽血治病[3③] ，欧洲也曾有过。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如果身体不适，可能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以恢复体力[12]。我国还有“刺（人）血热饮”治疗“狂犬咬、寒热欲发”[3④]。人肉也是良药，治疗羸瘵[3④]，人血可以治疗男人的性无能和不治之症[13]。所以，20世纪中期仍然出现过鲁迅小说《药》中所说的人血馒头的情景。
由此可见，在古代，世界各国使用的药物与我国的本草大致类同，不同是因为就地取材，在观念上没有根本的差别，本质都是交感巫术所衍生的。其实，中国的传统医药从汉、唐开始，就已经受到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帝国医药的影响，从这些地方输入了许多医学知识、药物和医术 [2，15]。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疗所用的药材，都是当地产的动植物，和中医药也大体相似，所不同的在于地域、物产和文化的差异[14]。我国的传统医药内容庞杂，只是因为我国历史悠久积淀太多，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提倡，并附会了现代医药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影响将更为深远。
日本在6世纪传入中医，逐渐形成了汉方医。明治维新大量引进欧洲的医学，对医疗系统进行彻底改革，摈弃传统医药。现代医学已经在亚洲各国成为主流，尽管传统医疗仍有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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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对有关冬虫夏草的无知妄说大发感慨：“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注10）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医学水平远非那个时代所能比拟，但人们的思想方式真是没有多大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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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却很年轻，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病因至今不过100年多一点，特效药物的发明则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中叶以前，“医生实际上还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了行医所必须了解的基本生理学和化学现象，……所用药物的一小部分偶尔也可能有些好处。……假如我们把希波克拉底医典等极少数有见地的著作除外的话，这些（医学）理论就都是一些比神学和哲学还可悲的胡思乱想[26]。”东方的传统医药远比这种状况更糟，而且缺乏赖以发展的根基，可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极度嚣张，那时出版的《本草纲目》尚且贴上毛泽东语录的标签：“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难道今天对待古代的传统医药就不需要持批评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一切古代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当今编辑出版的《中华本草》共十大卷，集古今本草达8 980种，其中动物药1 050种，囊括所能得到的各种野生和家养的大小动物，组织脏器乃至排泄物和耳垢都是主治疑难杂症的宝贵药材。如将一种动物的入药材料分别计算则品种可翻几番，比如说猪，从毛、皮、牙齿、内脏、蹄和蹄甲连同火腿共计26种中药，牛的达38种。此书不仅未用科学的方法对古人记述的药物加以甄别，去伪存真，还增添了许多新的不实材料。如人的尿粪也能“清热降火”，治疗许多疾病；童尿是宝，不仅含在嘴里治咽痛、齿缝衄血即止，而且“治肺结核、跌打损伤、月经不调 [25②] ”。人中黄的制作，《本草纲目》上本是冬月将盛甘草末的竹筒浸于粪坑中，立春取出，悬风处阴干[ 3②] ，而《中华本草》则赋予神秘色彩：浸于人粪坑中四十九天，漂洗四十九天，日晒夜露四十九天，再从竹筒中取出日晒夜露七天成药[ 25③]。其中处理天数的约数为七，显然是附会丧俗中超度亡灵轮回转世的做法。（注11）
再如，《本草纲目》上只是说蚂蚁外用主治疔肿疽毒[3⑨]，《中华本草》则声称有益气力、美容和催乳的作用，以及治疗男性不育、阳痿、类风湿性和风湿性关节炎、周围神经炎、小儿疳积和和蛇咬伤，并使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转阴等重大用途[25④]。蚂蚁治病不但缺乏科学根据，而且可以引起过敏和中毒。（昆虫学家忠告——不要轻率服用蚂蚁制剂.《文汇报》1999年2月10日）
《中华本草》收录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在禁的我国一类保护动物作为药材，甚至包括豹、野马、亚洲象、白暨豚和金丝猴等濒危珍稀动物。《中国药典》2000年版从附录中剔除了豹骨，但仍保存黑熊、棕熊、穿山甲、玳瑁和麝等国家保护动物的产品，这是值得商榷的。劳动保障部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几乎将大部分动物药如狗宝、海马、猴枣、鹿茸、马宝、牛黄、麝香以及各种动物脏器和鞭、尾、筋、骨，撤出了中药报销名录。（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2日）这也说明这些药物非治病所必需。
天然药物的研究证明，药物的疗效在于其中所含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有效成分的发现和分离提取是利用天然药物的基础，迄今所有天然药物的重要发现都是从植物中来。科学家相信高等植物仍是潜在的新药来源[27，28]。哺乳动物的脏器除可含有与人相似的生理活性物质之外，几乎没有从中发现过什么有效的药物。宋代本草中记有用兔脑制备的“催生丹”，称其为“神仙方，绝验”。 （唐慎微．《证类本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459-460）今人据此作牵强附会的猜测：中国是最早使用催产素催产的。（注12）兔脑究竟含有多少催产素，经过处理能否保持活性，而且催产素口服极易分解，只能注射给药等，这本书的作者全然没有考虑。
科学是不断创新、向前发展的，如学者吴宓青年时所言：“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 愈晚出愈精妙。”（吴宓：《论新文化运动》，1920）科学是不断向前的，企图从古书中去发现新知识是徒劳的，除非是追寻精神和智慧的历史。19世纪克洛德·贝尔纳的一段话，可以加深我们现代人对常识的理解：“科学知识是逐时变异并扩充着的，……因此今天的科学必然超过昨天的科学。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古人的知识堆里去寻找对于现代科学有所增益的东西。他们的理论必然有谬误之处，……对于现实科学没有任何实用的好处。认为从前代留给我们的旧书研究中能够推进科学，这倒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试问钻研陈腐的理论或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所得的一些观察材料，我们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这只能是“浪费时间” [18②]。
世界各国的古医书中，均有动物胆汁治病的记载。在埃伯斯纸草医书中，就记有鱼胆明目。虽然唐本草中熊胆只有“疗时气热盛变为黄疸，暑月久痢”，（苏敬等撰．《新修本草》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370页）但《本草纲目》上也有熊胆具有“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去翳”的作用[3⑩]；青鱼胆主治赤目障翳，由青鱼、鲤鱼、青羊、牛和熊的胆汁组成鱼胆丸则主治“一切障翳”。甚至还用人胆治疗连年不愈的疟疾和噎食；人胆汁敷战伤金疮有极效[3②]。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对当药使用的动植物都给予确切的定义，指定其特殊的用途。例如，布利亚特人用狗鱼（pike）的胆治疗眼疾，熊胆的治疗用途则有17种。（熊的脑、脂肪、肉、血和毛皮也有多少不等的医疗用途。卡拉尔人还收集熊粪，用于治疗便秘。）这类实物的分类知识其实并不在于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求知的要求，而不是使需要得到满足”。例如雅库特人用与啄木鸟的喙接触治疗牙痛，并不在于是否确能治好牙痛，而是在于是否有可以把啄木鸟的喙与人的牙齿看成“相配”（“going together”）的观念，以及某些最初的秩序是否可以通过分门别类引入天地万物[11]。“原始人”的这种治疗上“相配”的思维方式，与我国古代用动物胆汁明目治眼疾是因为“肝开窍于目”有某种相似。
古人用胆汁治病的假定显然不是基于科学道理的。近代生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才了解胆酸具有利胆作用。1902年瑞典化学家首先从北极熊的胆汁中发现活性成分——熊去氧胆酸（UDCA），1954年实现人工合成，此后采用牛或其他动物胆汁合成UDCA作为药品。UDCA治疗无手术指征的胆固醇结石及预防复发，和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已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尽管临床效果有限[29①]。但是，熊胆汁不可能起UDCA的作用，因为“熊胆胶囊”的厂家自认“药效标志性成分”只不过是UDCA，而胆汁中含量显然与合成UDCA制剂无法相比。这些商家还鼓吹熊胆可以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动脉硬化、冠心病、痔疮和癌症等疾病，甚至从熊胆中提炼出“晶体增明活络素”，使人“心动眼亮”，这些都毫无根据或纯属捏造。最近，台湾的一家报纸刊登一则错误报道，称美国研究证明熊胆汁治疗中风有效，实际上却是一项UDCA在大鼠脑缺血模型上进行的动物实验。（注13）从医疗效果和经济的角度来说，熊胆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使用，何况养熊取胆对动物十分残酷遭到国际上的反对。
日本、韩国民间相信熊胆“治病、滋补”，导致滥猎熊和走私熊胆，其中我国产品走私出口占有一定的份额。养熊取胆起始于北朝鲜，1984年引入我国，随着熊胆致富的宣传，养熊场一哄而起。我国本草中虽有熊胆，但中医组方极少应用，实际需求量不大，市售的熊胆制剂是近些年开发的，完全是由于养熊业的推动。在国内外环保组织的压力下，日本和韩国都在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上加大力度，熊胆走私已受到很大的限制。1998年，韩国汉药公会组织药商和医生宣誓不再用濒危动植物入药。如今熊胆产品已严重过剩，于是商家通过虚假的广告宣传，在“保健品”和洗发香波等方面扩大市场。
韩国、朝鲜和我国的某些人群还迷信狗肉能滋补壮阳，猫和草药熬成的药汤能温补，治疗风湿病和关节炎。有些屠夫和食客荒谬地认为，动物痛苦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可以壮阳，因而采取残酷的做法宰杀动物，企图增加狗肉的壮阳作用。这些陋俗既野蛮又愚昧，遭到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批评。
我国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但他却不用动物药材。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
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备急千金要方》）虽然孙思邈的出发点是爱护动物，还不懂得评价这些药物的效果，但说明那时治病是可以完全不用动物药的。今天医疗上已经有了大量真正有效的药物和治疗，“代用品”也不再是问题，合成牛黄即是一例。甚至包括草药在内的各种旁道医疗（或称另类医疗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也极少有用动物药的，而推动动物药应用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集团。迷信动物药不仅造成对动物的严重伤害，导致濒危动物的灭绝，而且对疾病治疗也毫无助益，徒然浪费金钱，甚至可能导致健康的巨大损失。
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被认为有效呢?
古代医生不仅对疾病无知，对评价治疗效果也缺乏自知之明。17世纪欧洲的天然药物和疗法种类繁多，也大都是无效的。那时“很少有人区别某种治疗之后的康复，由于治疗而康复和无关于治疗而康复这三种情形[9①]”（着重号是原有的），即对疾病的痊愈与治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治疗效果仍然主要由专家权威根据疾病的发病机制和药理作用以及经验来推断，其缺点是“想当然”的成分很大，实践证明并不可靠。临床试验才是现代医药疗效的评价方法 [29③，30，31①]。为什么会把无效的药物当成有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缺乏严格规范的临床试验。
1．缺乏诊断和疗效标准
临床试验评价疗效，病例必须有确实的诊断，效果须有严格的定义。疾病的诊断标准不同，疗效当然大不一样，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在声称治疗各种难治之症的药物和疗法，真是多如牛毛，翻开现在的传统医药书刊似乎什么疑难杂症都有灵丹妙药可治，但公认有效的却如凤毛麟角，甚或阙如。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粗糙、对照和效果观察主观随意，不少观察疗效的报告自称也有对照，有些甚至是蓄意造假。笔者见过一些因治疗“难治之症”出名的基层中医，当邀请他或她为确诊的病人进行治疗时，常遭到种种借口的拒绝；还有些人声称其药物或疗法“有效”，但总是寻找理由不愿由他人进行临床试验。其原因是缺乏信心和虚假，所谓“治好的”的病人未必真是那种病，或者并非真实有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和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内科专家们说：他们在门诊见到的长期按冠心病治疗的病人中，至少一半是诊断错误，主要因为一些医生仅凭心电图ST-T变化下诊断。（冠心病：一半诊断错误．《健康报》2002年2月25日）国内那么多治疗冠心病的“灵丹妙药”，不知是否认真做过临床试验？病人是否符合诊断标准？
许多疾病的诊断要求有病理组织检查的支持。北京一位病理学家认为：我国的病理科医生中，中等水平的误诊率约5%–15%；他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设备精良，常规活检中尚有5%–10%属疑难病例，其中1/3–1/2在几种实验技术辅助下仍无法确诊。他还举了10个病理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恶性肿瘤的实例。误诊不仅给病人带来严重后果，而且造成对肿瘤治疗认识上的混乱，“出现某某癌被治愈、某某癌存活多少年的错误报道”。（纪小龙．病理医生与诊断失误．www. Pathology.net.cn；《健康报》2000年5月10日）下面一个例子耐人寻味：一位在医院被诊断为“肝癌”的病人，使用各种草药产生了“效果”，活了10多年，76岁时去世。死前他献出“验方”，但病理解剖发现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这个病例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讨论会上讨论后不久，中山医院又遇到相似的病例。（最后的奉献.《文汇报》1996年7月13日）可见疾病确诊的重要。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疗效判断标准，凡治疗后瘤体缩小50％以上，持续至少4周，无新病灶出现者，才判定为有效。而“中医药的标准明显低于此标准”，其实应属于无效范围。有些专治“癌症”的江湖骗子，谎称或轻率地说病人是“癌症”，然后把“痊愈”、“奇迹”归于自己的草药、秘方或其它疗法的效果，或者症状稍有短暂的变化就声称有效。例如一位晚期胃癌的病人，选择一家声称治“不好不收钱”的民间疗法诊所就医。服了3服药粉，呕吐有所缓解，医生就认为治疗“已经起效”，理所当然地收取了600元药费。病人后来又去多次治疗，但仍于3个月后死亡。（杨刚．如何评价民间医疗对晚期癌症的治疗．《健康报》1998年3月4日）实际上这类例子极其常见。
疾病的症状改善一般不能作为判断效果的根据，而且病人有取悦医生、“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所以现代临床试验要求有明确的客观指标，并用双盲法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
传统中医的诊断基本上是症状或综合征，缺乏疾病实体的概念，“诊断主要是凭宏观的观察作出粗略的估计，……导致中医诊断带有明显的意向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32]。”由此得来的经验是无法重复的。如《本草纲目》上称犀角、羚羊角、虎鼻、虎睛、麝香、牛黄和牡鼠可以治疗小儿惊痫，而“惊痫”是一症状或综合征，泛指各种惊厥、抽动和癫痫发作，病因各不相同，严重程度悬殊。癫痫发作虽然严重，但一般持续短暂，任何药物都易于立即“见效”。
此外，由于抽样误差，血压、血糖和血胆固醇等测量值时常有波动，健康人的真值是一
段时间测量值的均数，一次的量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正常。在进行筛检时，总会发现一些人的量值异常，但再次测量时有些人又趋于正常，即向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31②，33]。例如：在一个冠心病多危险因素干预试验项目中进行血压筛检，第1次发现的高血压组的舒张压是99.2±7.7 mmHg（均数±标准差），在干预前每隔12个月随访血压一次，二次的舒张压逐步接近正常，分别是91.2±9.6 和90.7±9.8mmHg[34]，这说明这类高血压不给任何治疗亦会下降。由于随机变异，二次测量的相关系数r总是<1，所以，高血压组第二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大致等于r乘以高血压组第一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如果初次检出高血压即给予治疗，人们会把血压下降归功于治疗效果，因此向均数回归常使疗效夸大[31①，35]。
2．疾病的自限性与自发缓解
疾病有其固有的自然史，多数疾病可不治自愈，即具有自限性（self-limiting），上呼吸道感染、感染性腹泻和甲型肝炎都是典型的例子。乙型肝炎虽有慢性倾向，但初发感染至少70%在短期内自愈，部分出现一过性表面抗原（HBsAg）血症，任何无效的“转阴药”对这种情况都能“奏效”。在抗生素问世前，传染病缺乏有效的治疗，其病死率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多数病人靠自身的免疫力得以康复。
尽管某些癌症的自发性缓解(spontaneous remission)十分罕见，但在医学期刊上仍有病例报告。例如，少数在手术探查发现整个腹腔和肝脏都有转移，已经不可能治愈，只好回家等死的晚期癌症病人，却在10年后重新出现在医生面前，健康良好，癌症已经消退。这种病人在世界医学文献上已有好几百例记录，诊断是确凿无疑的，但很难解释[36，37]。Boyd以及Everson和Cole等将自发性缓解或消退的癌症病例报告总结成书，前者给缓解的定义是，疾病暂时的改善，随后发生恶化。癌症的缓解是指迅速生长的肿瘤减缓或者似乎停止生长。自发性消退（spontaneous regression）则是指肿瘤的消失，病人恢复健康[转引自37]。但Everson和Cole给癌症自发性消退的定义是在全然没有治疗或在无意义的治疗下，恶性肿瘤部分或完全的消失，自发性消退无需肿瘤完全消失，也不是治愈的同义词[38]。非何杰金淋巴瘤未经有效治疗出现自发消退是较为常见的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征得83例晚期非何杰金淋巴瘤病人的同意，不给予任何治疗，5年和10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2%和73%。19例（23%）自发消退，其中30%为结节型差分化淋巴细胞淋巴瘤[39]。
某些慢性病人中出现的治疗“奇迹”，也可能是自发性缓解产生的巧合。在免疫抑制剂问世前，系统性红斑狼疮几乎是不治之症，但也有病人在经历严重病情10年以后，出现长期的自发性缓解[31①]。这类幸运事件的发生率极低，难以预料，这说明有些疾病的自然史是很复杂的。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说：“许多疾病还是本能地自愈”，“患者自身同疾病斗争即是一种治疗，病因会因此清除。”又说：“由于富人的病痛自动缓解了，庸医以双倍的好运气赢得声誉。[40]”我国的民间说法“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与此不谋而合。17世纪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T. Sydenham）被誉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他对当时的医生大量使用草药和传统药方持批判态度。他说“医生所能做的最好事情是，……给人体以每一个能够发挥其自愈力的机会[9②]。”贝尔纳认为：“病能自己痊愈，而且证据比比皆是；没有艺术家(指医生——本文作者注)干预的情况下，病能很好地自愈[18③]。”（注14）其实我国古代学者也懂得病人可以不治自愈。《周礼》记载考核医生的办法是：“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 十失四为下。”郑玄注曰：“以失四为下者，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郑玄注．周礼注疏．册二，《四部备要》经部，阮刻本校刊）现代学识丰富的医生对疾病的自愈倾向和医疗的限度，都有深刻的认识。（注15）
3．安慰效应
安慰效应是指由于药物、手术或其他医疗措施所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的良性反应，主要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医生的语言和态度以及医院环境，都可有这种效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生理盐水和乳糖可能产生明显的镇痛、安眠等效果，其模式与有效药物相似。
安慰剂的用途主要作为临床试验的对照，亦曾用作暗示治疗。大约35%的躯体疾患和40%以上的精神疾患，安慰剂可能产生效果，但不稳定，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有不同，最终归于失效。安慰效应存在个体差异，性格外向、无主见、缺少自信和容易受暗示的人，安慰剂容易起作用。少数人还出现安慰剂的不良反应 [29④] 。
保健品、补药或强壮剂（tonics）其实都是安慰剂。我国的传统补药人参、鹿茸、阿胶、虎骨、燕窝等家喻户晓，被认为是珍贵药材，但都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或者不能证明有效。当前“珍贵药材”赝品泛滥，名不副实，但销售势头不衰，显然是由于安慰作用。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药店里查出很多假药，牛、羊角冒充羚羊角犀角，蚌壳粉充当珍珠粉普遍存在。周作人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奸商的欺诈和贪图暴利，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应重新估价这些药是否真的灵验，动物的角本是差不多的东西，病人和医生无须再看重那些昂贵的罕物了。（注16）
由此可见，评价疗效决非易事，有许多陷阱导致错误判断，常识是不可靠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价医疗效果被认为是上个千年最重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对现代医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41]。我国的传统医药疗效不被现代医学界承认，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进行合格的临床试验，或者试验经不起重复。所以，现代医生处理病人用药，要求对现有的不同临床试验进行批判性分析，鉴别效果的证据，择优而用。这就是当今提倡的循证医学的基本原则。（笔者曾把evidence-based medicine译作“持据医学”，即采取任何医疗处理或防治措施都必须持之以据。）
有人认为，中医和西医分属不同的医疗体系，治病原则大不相同，中医药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辨证论治，不适合进行临床试验。试问如果不用公认的科学标准加以考验，怎么证明治疗有效，又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对待医药效果的基本原则应是“无效推定”：凡是未经规范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者，应被视为无效。许多人对中医药难出国门感到困惑，症结正在这里。现在人们讨论中医药现代化，说的多是中药生产现代化，如中药做成什么制剂，生产达到什么标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还缺少前提。用科学界接受的规则证明疗效，并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加以验证并得到公认，才是关键的必备条件，否则永远是自说自话。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