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回答 -happy_boy(哈哈) @SF湾区华人论坛:SF湾区枫下论坛 The Rolia Forum of San Francisco

枫下拾英 / 心灵感悟 / 从社会科学观点看信仰(转载) -cocobear(可可熊); 2004-11-7 {17779} (#1969973@0)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作者：杨小凯
　　作者杨小凯（1948－2004）是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一九八八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前任澳大利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访问教授。
　　
　　接触基督教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同房有一个基督徒，他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不害怕。被判刑前，还为我们祷告，说是上帝让他承受苦难。
　　我一九八三年去美国，读书时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就去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哎，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
　　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地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反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从美国搬到澳洲后，一九八九年我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因为我这个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在爬出来。我当时九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极大的。后来我信了耶稣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是很难找的。我们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是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哈佛大学的教授Sh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八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
　　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行为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社会仲裁（Social Sanction）的机制。
　　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厉害而研，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的，但他们为什么反对？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没有人（掌权的人）站出来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美国，澳洲，英国都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
　　我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我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复活，信主耶稣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后来，我读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大受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时，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分析可不可以承担得起？我们在国内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那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还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他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起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他喜欢讲话。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会觉得，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算计好了讲话的成本和收益，再去讲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你要认识了宗教和非理性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基督教。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但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
　　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就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你会想象不出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像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用另外的东西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现在，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
第三阶段：
　　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发现新教的游戏规则较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不服气，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深刻多了。
　　我信主（耶稣基督）的过程，与我对基督较和宪政关系的认识有关。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在一六八八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当时它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共和制度，就是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但是它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利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利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一六八八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发开。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盈利性事业。执政党从事盈利性事业，世界上是违反宪政制度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级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利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和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一八三零年后才实现的。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诫。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只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又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 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祂尊重人，让人自由选择。祂不用专政来强迫你，对别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祂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他们；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复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位神，就是一个灵，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比其他文明成功的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如意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的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但是基督教敬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耶稣，祂在天上，跟你没有利害冲突。祂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祂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顾问（Consultant），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中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总用，你如果欺压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
　　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诫）。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最佳商业行为准则（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诫。
　　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体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一夫一妻。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要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这是我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
第四阶段：
　　我的经历。
　　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在他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
　　这又回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世贸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分子的不同组合，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灵”好了（指抽象东西）！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机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的？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这是很大很大的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信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如果你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
　　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这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就是上帝的声音。
　　我去年（二零零一年）九月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是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才死，在神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
　　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了？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就会发觉，噢，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祂好了。
　　我是搞经济研究的，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时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祂不让我现在去，那祂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祂去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就轻松了，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反复不定，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么想。
　　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真是无懈可击的。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恺撒大帝所记载的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
　　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个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
　　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我的这个病，又是一个见证。按照一声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这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为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考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出完全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1/30/2003 13:20）
　　（编者按：作者于二零零四年初肿瘤复发。同年七月七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年55岁。去世时其妻和三个孩子都在身旁。）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黑色幽默 -sarskiller(萍沙秋月); 2004-11-8 (#1971133@0)

问几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erichu1970(erichu); 2004-11-8 {582} (#1971752@0)
我个人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疑问，最不喜欢的就是如果有人回答不上来，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告诉我：上帝的思维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也就是说你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和我们的教育不是一样吗？这种思维惯性却是容易导致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一定是对的。如果没有制约力量，人类的行动加上帝之名，那不是极端危险吗？

我一个信基督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白人老头说过：冲着上帝的分上，我们基督徒要对犹太人客气一点。

联系到这次美国大选，向高人请教：这里面是否有犹太人暗中操纵宗教传播的长远计划？犹太人的主要思想家们是出于自己的信仰还是为了自己族裔谋取特殊利益？犹太人群体中的思想分歧是否存在？

简单的回答 -happy_boy(哈哈); 2004-11-10 {1517} (#1974374@0)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最不喜欢的就是如果有人回答不上来，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告诉我：上帝的思维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佛教徒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碰到矛盾冲突时就会用众生障重，我执，不能理解等等来回避。

>>这种思维惯性却是容易导致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一定是对的。如果没有制约力量，人类的行动加上帝之名，那不是极端危险吗？

关键是很多时候人把人的个人行为抬高为神的行为，假上帝之名。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替天行道”。这种行为确实很危险。所以圣经中要求信徒不要盲目的相信和盲目的跟从宗教领袖，要防备假先知和披着羊皮的狼。

>>联系到这次美国大选，向高人请教：这里面是否有犹太人暗中操纵宗教传播的长远计划？犹太人的主要思想家们是出于自己的信仰还是为了自己族裔谋取特殊利益？犹太人群体中的思想分歧是否存在？

“操纵宗教传播”是指哪种宗教？基督教还是犹太教？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都无法被人为操纵。
犹太教至今为止基本上只是犹太人的宗教，所以提不上广泛传播之说。
基督教从当初罗马的殖民地犹太地区的一小部分人的信仰一跃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留传西方世界也更不是什么人操纵的结果。所以既然以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

“犹太人的主要思想家们”的代表是谁？是什么思想？
正统犹太教的思想是反耶稣基督的。在正统犹太法典《Talmud》中竭力将耶稣丑化，暗示其为私生子，其母马里亚是妓女等等。

还有一部分犹太教徒则接受了基督教的部分思想，形成了一种介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教派。这些人被称为Talmidi Jews，不被主流的犹太人接受。

当然还有一些犹太人是什么都不信的，比如像马克思这样的人就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坚定的反基督教旗手，而弗罗伊德则自成一家。
所以您说的“犹太人的主要思想家们”就不知是这上面的哪一类人了。我猜测您所指的应该是“zionist”。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sharing! -qqq333(qqq333); 2004-11-8 (#1971367@0)
Let me ZT some more-------------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 -qqq333(qqq333); 2004-11-8 {21449} (#1971381@0)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人物----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
(博讯2004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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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 (博讯 boxun.com)

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 (又名杨曦光，1948~2004 )因罹患肺癌不治，2004 年 7 月 7 日病逝澳大利亚墨尔本，终年未满 56 周岁。杨小凯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曾影响了大陆文革的一段历史。他的政治思想，启发了人们对中国前途的思考；他在国际学术界取得的成就，在华人经济学家中，被视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最近的一位，使很多华人为之骄傲。他的人生轨迹，记录了红卫兵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两段截然不同的坎坷而辉煌的历程。

从 19 岁发表石破惊天的「中国向何处去？」，到 30 岁出狱苦学成才；从现代「反革命」到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从杨曦光到回归杨小凯。监狱是他的大学，牢房是他的课堂，「牛鬼蛇神」是他的老师。

他没有念过本科，却在不惑之年拿到美国长春□名校的博士学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经济学原理及学派。这就是澳大利亚莫纳什 (Monash) 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杨小凯的过人之处。他以 56年短暂而丰富的人生，谱写了一页感人的逆境奋斗传奇史。

2004 年 7 月 7 日，被认为在华人经济学者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未满 56 周岁。他的生命正值盛年却过早结束，他不抽菸不喝酒却死於肺癌，许多人相信，这与他早年在大陆系狱十年种下的病根有关。

斯人已逝命题未破

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如今斯人已逝，命题未破，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人间，带走了独具一格的批判精神。他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他成为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之一。

如今杨小凯英年早逝，诺贝尔奖从来都是只颁给在世的人，令人惋惜华人学者又一次与诺贝尔擦身而过。从澳洲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加，中西方学术界对杨小凯的去世均表惋惜和哀悼，其中包括那些从前与他学术观点迥异的学者。一名常常与他针锋相对的知名学者表示，虽然杨小凯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却充满火花，不枉此生。

他的生前至交好友，分别在世界各地为他举办了多场追思会，缅怀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回顾他的坎坷人生和奋斗经历。他的莫逆之交、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为他在纽约举办追思会，并抱病主编纪念文集《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 (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此书汇集了多名中外学者、至亲好友对杨小凯的追忆，介绍他的学术造诣和思想求索历程，在不同侧面评述了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和透视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

杨小凯身後，大陆许多重要报刊显着报导他的生平事迹，互联网上的悼念文章和评论多不胜数。许多「吾生也晚」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文革红卫兵风云人物杨曦光的名字，对他的传奇一生、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产生浓厚兴趣。

由於大陆当局对海外新闻媒体的封锁，很多在国内的学者并不清楚杨小凯对大陆专制政权的批评和思想脉络，现在大陆媒体众口一辞，认为如果杨小凯不死，「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这种宣传大大提高了杨小凯在大陆的知名度。极具讽刺的是，在他生前，大陆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後的一个原因」。

自由撰稿人梁京指出，对杨小凯生平的报导，使大陆青年有机会看到，在杨小凯学术成就的背後，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杨小凯英年早逝，虽令人惋惜，却成就了他在中国大陆传播宪政和思想自由的圣徒地位」、「很可能让他的思想对大陆发生更重大的影响」。

恢复乳名告别革命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曦光之名与中国文革史紧密相连，折射了红卫兵思想家历尽灾劫磨难的前半生；小凯的名字与国际学术成就互相辉映，代表经济学家奋发进取的辉煌人生。而他恢复乳名之日，正是他「告别革命」之时。

杨小凯生平富传奇色彩。大凡经历过大陆文革、关心国事的人，即使不熟悉杨曦光的名字，也会记得《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他的後半生也一样名扬天下，不同的是无关政治，而是他对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

陈一谘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界中，像杨小凯这样作出世界性贡献的人寥若晨星，能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成长结合研究，并发表一系列真知灼见的人，更屈指可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在狱中度过，35 岁被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破格录取，不到五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後四年就升为教授，一年後当选澳洲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一生充满挑战，他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毅力，以及对於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令人打心眼里敬佩。牢狱之灾没有打倒他，反而造就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癌症病魔的折磨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即使在他生命末期，他仍建树良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杨小凯是在 2001 年被诊断患肺癌晚期，在历时叁年与癌魔的抗争中，他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催生了一本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先後多次前往美国、澳洲、中国大陆和台湾讲课，包括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讲学，并完成两本经济学教材等。

从天上跌落人间

杨小凯祖籍湖南湘潭，1948 年 10 月 6 日生於东北吉林，长於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文革前的杨曦光是天之骄子，他就读的湖南省长沙市一中，省市军区干部子弟云集，他不但是高材生，还是共青团支部书记，属於所谓「又红又尖」的培养对象。1966 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杨曦光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从天上跌落人间，变成「黑五类」子女和「狗崽子」。

1967 年，湖南省军区部队奉中共中央文革委员会指示，大举镇压湖南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杨曦光当时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虽然他所在的组织不是军队镇压的对象，但基於对被捕人士的同情，他与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针锋相对成立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组织，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此第一次□到铁窗风味，被关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囚禁两个多月。

这次的羁押，不但没有挫掉杨曦光的锐气，反而加深他对政治的认识，他的触角开始超越一般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他自述，坐牢後，他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那时，他追求理想主义，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时他已经没有理想主义了，他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

恢复自由後，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探讨文革本质、剖析中共组织结构及质疑中国前途与发展方向的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当时的文革红人江青、康生等人勃然大怒，杨曦光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的名字也与文革一起载入历史。

1968 年 1 月 24 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康生等，在北京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当时权倾一时的康生，谈话中几次点到「长沙一中的杨曦光」及「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他甚至断言，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江青更直截了当说：「那个什麽『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

几天之後，杨曦光作为重要「钦犯」，二度系狱。他後来撰文回忆说：「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

1969 年 10 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岳阳洞庭湖畔的建新劳改农场服刑。由於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不仅使杨曦光身陷囹圄，也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徵「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後，不堪迫害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

艰难困苦玉汝於成

十年的狱中生活，没有摧毁杨曦光的求知欲和意志力。在那黑暗无边的岁月，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悲观失望，他比同代人更早意识到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文革时代的监狱，充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因政治问题系狱的「牛鬼蛇神」。在繁重的劳动之馀，杨曦光虚心向同牢房的英文教师学英文，向电机工程师学电机，还找了个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为日後攀登学术高峰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某种机遇可以改变一个人未来人生道路选择的话，杨曦光在狱中误打误撞熟读《资本论》，则萌生後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愿望。同牢难友有位陈姓老师，每天都在钻研他的老本行数学，并且每天用英文朗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还有叁卷厚厚的《资本论》。

渴望知识的杨曦光，向陈老师借阅《资本论》。他後来回忆：「看完《资本论》，不知为什麽，我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由此他产生叁个念头：一是弄清楚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叁是将价值理论数学化。他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他蹲监狱的日子，真正成熟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时候。

他在长沙一中的同学陈益南，是他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陈益南在 2001 年 7 月发表《艰难困苦，玉汝於成──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一文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

陈益南说：「我们经常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倒霉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将自己想像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己的那点困难 (连上「苦」字的档次都不够 )，实在不过是人生常有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像杨小凯那样，赶紧去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己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狱中十年，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他在莫纳什大学最後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为杨小凯做了一些录音整理工作，因此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他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1978 年 4 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在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他「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不由得想起他的难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暗暗发誓：「不管将来发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的挚友李少民回忆，有次他当面称赞小凯聪明过人时，小凯却说，他不过是二流的，在监狱□他遇到许多一流的人才，「但是共产党对这些人才非常害怕，把他们都杀了。小凯当时十分弱小，才得以逃生。」

杨小凯的学生、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博士厉放也指出，在杨小凯所有的「政治语录」中，给她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流的政治家拉出去枪毙了，二流的政治家关在监狱里，叁流的政治家活跃在舞台上。」

杨小凯後来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 )，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北京之春》主笔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着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着作之一」。

出狱後杨曦光在家赋闲了一年，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个「劳改释放犯」。他决定将自己「埋葬」，同时也是为了「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改名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在那里，他遇到他的终身伴侣吴小娟。

糟糠之妻不下堂

杨小凯与吴小娟的婚姻，用中国传统观念来看，是所谓「门不当户不对」那种，最初并不为人看好。一来吴小娟学历不高，高中还未毕业。二来杨小凯出身高干家庭，吴小娟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劳改犯，母亲有精神病。叁来杨小凯大吴小娟十来岁。

杨小凯的父亲最初一度担心吴小娟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下一代，但杨小凯不为所动。他借调去北京工作後，很多人认为他会抛弃吴小娟，要她作好思想准备。吴小娟从来就觉得自己长得一般，杨小凯却把她当心目中的「西施」打扮，每次从北京回湖南，都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後来杨小凯因没有北京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有人好心给他介绍家在北京的研究生女朋友，他反而告诉对方他与小娟的爱情故事。

为了跟吴小娟团聚，1982 年杨小凯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宁愿与小娟一起调到武汉。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不久，就设法将妻子与女儿接到美国陪读。即使名成利就後，他对妻子的爱始终如一，真正做到「糟糠之妻不下堂」。

吴小娟贤淑能干，厨艺出众，在友侪辈中有口皆碑。杨小凯在写博士论文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不分日夜待在学校，根本顾不上妻小。吴小娟当时怀了第二个孩子，既要读书，又要每周打工 25 小时，以维持家庭经济需要。老大在幼稚园还要接接送送，怀孕七、八个月没有看过医生。辛苦可想而知，但仍一肩挑起生活重担，让丈夫专心致志完成博士论文。

在杨小凯叁年的抗癌过程中，吴小娟照顾丈夫无微不至。丈夫离世後，吴小娟就像掉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麽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吴小娟与杨小凯伉俪情深，可见一斑。

生命中的两个伯乐

1979 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於考场门外。翌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於获得考试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取社科院数学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过人的才华，但由於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 1982 年，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任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着作，获得当时从美国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

邹至庄後来回忆，1982 年，他在大陆访问了五所大学，对培养大陆学生念经济非常感兴趣。「可是，在中国念经济的学生，很少有人在数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可以适应美国经济院系。而到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读经济，小凯是第一个。因为他给我的书是关於线性规划的，我知道他至少在数理方面有基本准备。」

1983 年，邹至庄帮助杨小凯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学位，并联系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他的人生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如果说于光远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伯乐，邹至庄则是他的另一个伯乐。

在崇尚学术自由的普林斯顿，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 (Dixit) 和格罗斯曼 (Grossman)，如鱼得水。在几乎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在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杨小凯成功的背後，是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就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他们初到异国，除了满怀对未来的希冀，几乎一无所有。杨小凯启程赴美时，身上只有 30 美元。手头拮据，读书也读得很苦，他後来告诉妻子：「这几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他都认真对待。

不耻下问，好学不倦，是杨小凯学问突飞猛进的原因之一，李少民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和小凯相处，十分有趣。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他和小凯在电脑房写论文。遇到英文文法问题，小凯就立刻抓住身边的美国学生请教。李少民奇而问之：「你不认识人家，怎麽上来就问？」杨小凯说：「你要是也坐过十年共产党的监狱，也会和我一样，没有甚麽值得在乎的事情。」

普林斯顿「叁剑客」

李少民与杨小凯、于大海当时在普林斯顿有「叁剑客」之称。1987年，北京当局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留学生给北京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杨小凯是发起人之一，很快有一千多名留学生响应签名。

这是海外民主运动史上大陆留学生第一次联署公开信抗议中共政治迫害，造成的影响非常大，被称为「新公车上书」。国际媒体纷纷要求采访发起公开信的留学生，但多数人顾忌中共迫害，不愿公开露面。只有杨小凯、于大海和李少民愿意接受采访，当纽约时报登出他们叁人的照片後，「普林斯顿叁剑客」之名不胫而走。

随後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展开人生另一页传奇。他解释之所以没有选择美国一流大学的原因，「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完全正确，到了莫纳什大学未及一年，他即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接着再升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并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令他受到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是他与黄有光教授合作的「超边际分析方法」 (infra-marginal analysis)， 1993 年，他俩再合作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着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以亚当．史密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衡量与边际量，杨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并从中推导出经济发展和增长原动力的见解，为建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

1997 年底，杨小凯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两年，期间完成两本经济学英文着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杨小凯的新框架得到多名着名经济学者的肯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於 2002年和 2003 年间，连续提名杨小凯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想到杨小凯猝逝，「令经济学界丧失了现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大陆《南方周末》发表驻京记者赵凌《逝者杨小凯》一文指出，「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9 年「六四」事件前後，杨小凯常常昼夜难眠，忧心中国大陆改革前途。「六四」前一夜，他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醒来心里十分难过，打开电视机一看，发现北京当局正在镇压无辜学生，他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吴小娟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手头不宽裕，却带头捐款给死难者家属。

灾难厄运如影随形

灾难和厄运似乎一直如影随形跟随着杨小凯不放。好日子没过上几天，1999 年 11 月，杨小凯 16 岁的大女儿杨小溪被诊断罹患脑瘤，当时他正从美国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教书的途中。医院安排小溪 12月 20 日做手术，杨小凯闻讯从北京赶回墨尔本，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杨小凯，他被升为讲座教授。

他放下电话，对这个好消息毫无喜悦之情，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幸好，小溪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尽管术後一度不能走路，後来却康复得非常快。

正当全家为此庆幸、杨小凯也步入佳境、处於事业颠峰时，命运再一次捉弄他。早年的炼狱生活及重获自由後废寝忘食的玩命工作，病魔乘虚而入。

2001 年 8 月，杨小凯身体明显不行了。经诊治证实是肺癌晚期，整个右肺已全部是肿瘤，还扩散到脖子。医师说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科学也救不了他」。

他开始决定信奉上帝，每天读圣经，希望神饶恕他。2002 年 2 月，杨小凯夫妇同时受洗。皈依耶稣基督两年多，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圣经说：「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果杨小凯泉下有知，应该觉得安慰的是，女儿杨小溪继承了他那感人的演讲能力和写作天分及自信，还有丰富的同情心。她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致词时，悲痛中不失幽默感。她回忆小时候，经常要父亲背她，或玩骑马的游戏，杨小凯就是她临时的「马」，放下身段趴在地上就让她骑，不时还会把她掀下马来逗弄。

杨小溪在悼词中幽了自己一默：「我个人最喜欢在他腿上翻跟斗，幸运的是，我现在长得太大了，无法表演给你们看。」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做妻子难，做一个名人的妻子更难。」没有人比杨小凯更了解和感激吴小娟 25 年来的牺牲和奉献。当杨小凯意识到这个曾经完美的家，在失去他这个重要经济支柱後，他的积蓄不足以维持妻子和叁个孩子的生活。他可以用平静的心情对待死亡，但非常担心妻小以後的生活，尤其他锺爱的女儿仍然要跟脑瘤手术的後遗症抗争，两个男孩还很小，而他了解吴小娟的性格，从不会主动寻求经济上的援助。这个责任无可避免落在他身上。

他的老朋友刘鹰谈到了「小凯的遗愿」，那是他们最後一次的通话，「那时，他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但他还是挣扎着用喉咙里的气流告诉我：『刘鹰，我需要你的帮助！』」在他给她的电子邮件中，他直言：「如果有什麽意外发生的话，小娟将会处於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无论是精神上、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请你能够为小娟筹钱以帮助她度过难关。麻烦你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考虑到小娟的处境，我又不得不这麽做。」由此可见，坚强如杨小凯，也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思之令人恻然。

杨小凯走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过去在学术观点上与他剑拔弩张的人，都希望他一路走好！

他的湖南同乡何频指出，思想者的生命是思想。检验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往往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後。真正有思想的人是永生的。杨小凯骤然去了天堂，但他的思想却留在人间，而且更显光彩和锋芒，他的品质将激励後来者继续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

(原载《世界周刊》14-11-04)

《人物》杨小凯传奇一生

1948年：10 月 6 日在中国辽宁省吉林出生，出生不久随父母回湖南老家。

1966年：就读湖南长沙一中高中一年级。

1967 年：成立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被抓进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两个多月。

1968年：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再度被关。

1969 年：10 月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11 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湖南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1978 年：刑满释放，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校对工人。

1979 年：由於没有单位敢聘用他这个劳改释放犯，在家待了一年，通过关系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同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研究生，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

1980 年：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帮助下，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 年：与吴小娟在春节结婚；同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其後在该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近两年，期间系统学了新古典经济学。

1982 年：被武汉大学管理系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出版《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书。

1983 年：在邹至庄教授帮助下，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1985年：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7 年：通过「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博士论文答辩，之後去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一年博士後；87 年 1 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与于大海、李少民等人发起大陆留学生千人签名反对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8年：获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

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

1990 年：应邀到香港大学任教；并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升为正教授；出版英文专着《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 年：当选澳洲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半年。

1994 年：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 年：出版《牛鬼蛇神录》；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赴英国伦敦讲学。

1998 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同年出版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1999 年：出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赴德国波恩讲学。

2000 年：升任讲座教授；担任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2001 年：上半年先後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及上海等地讲课，接着回莫纳什大学主持网络经济研讨会；同年 8 月发现罹患肺癌晚期。

200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2003年：前往湖南大学和台北讲学。

2004年：3 月 16 日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一项新型治癌药物临床试验未果，4 月 13 日飞返墨尔本；7 月 7 日在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身後遗下一女两子。

（曾慧燕辑） (博讯 boxun.com)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看这个文章觉得很亲切，后来发现茅于轼先生比较推崇杨 -erichu1970(erichu); 2004-11-8 {1182} (#1971448@0)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这才赶到杨和茅的文章有相似的地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比较复杂的问题。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不是基督徒，相反是极其推崇佛教哲学，这不妨碍我花点时间来看圣经。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文人们太多，其中一些家伙的主要贡献就是把所有有意义的东西全都弄得不伦不类。比如董仲舒，朱熹等狗东西们毁了儒家，砸了其他家，宗教里面本来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被很多人弄成了精神麻醉剂，弄成了失败者的避难所，弄成了求签，祁福，弄成了很多人以为的虚无主义的东西。我曾经听一个中国人给外国人起劲地讲解佛教就是讲空，什么都是空，空到极点才能开悟之类。完全不知道佛教讲的真空与妙有。

在乐山大佛，看到导游向游客说你拜了不少佛，为什么没有升官没有发财呢？那是因为你拜的佛不对，或者时辰不对，或者次数不对之类。可悲的是那个导游就在乐山佛教协会所在的寺庙发这个厥词。

我们从来没有信仰的教育，杨晓凯先生对于历史唯物论的质疑有价值。

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我深深希望，少一些误导，少一些无行文人的狗皮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宗教智慧的灌溉。无论你最终是否信仰一个宗教，听到不同的声音必然有助于你的智慧，你离真理也许近一些。我到现在依然怀疑，是否存在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真理，也许所有真理都是一定前提下才成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弄明白更多的事情。

愿我们的宗教走向人间，指导我们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一些死后的事情。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转贴一个刚看到的文章 -erichu1970(erichu); 2004-11-8 {6991} (#1971715@0)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新神权？或新民主？
──美国大选的政治学意义

最混乱、分裂、但同时也最花钱的美国大选业已落幕。这次大选在政治与宗教、政治与媒体、政治与民主行为上，已彻底改变了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民主模式，它不但对美国及世界影响至巨，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挑战也极具警示作用。在选后的此刻，已值得探讨与注意。

美与民主政权距离拉远

对于这次美国大选，由于布希的所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他连任，选前的国际卅五国民调，有卅国强烈支持凯瑞，只有菲律宾、奈及利亚和波兰支持布希。卅五国平均，布希的支持度只有百分之二十。此外，在美国本地，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行政官僚体系精英，都几乎一致的反对布希，而报纸反布希的多达一二五家，而且多属为世所重的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挺布希的则只有九十六家。此外，三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布希也都挫败。在国际反对、国内菁英阶层也反对，自己也输掉电视辩论，加上布希任内，人民就业机会大量流失，财政赤字累增，贫富差距则扩大，美国的穷人比率已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达三千六百万人。一个不可能当选的候选人及他的政党，反而能够获胜，不但赢得大选，也赢得参众两院的部分改选。这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解释。而唯一的答案，即是美国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由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崛起和增强，当今的美国已和「民主政权」（Democracy）的距离拉远，而和「神权政权」（Theocracy）则趋接近。

近代民主政治在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与宗教的分立，早已成了基本的前提，这是「属世」和「属灵」的区隔。但这种区隔只在阿拉伯世界及美国纠缠难分，因而也只有它们才会出现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在基督教这个部分，乃是他们相信《圣经》的一切乃是上帝的话语，那是不会错的。于是，两千多年前的行为与价值准则，遂成了今天的圭臬。他们尤其着重《新约．启示录》有关世界末日和基督复临的记载，认为那是上帝的命令。美国人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只占百分之廿八。相信上帝创造论的则占百分之四十八，相信魔鬼撒旦真的存在的，更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相信末日审判的则达百分之八十，认为在自己活着时会见到世界末日的则为百分之十七。因此，「九一一」遂被认为是「世界末日大战」的开始，而伊斯兰则无疑的是撒旦的化身。「九一一」后，五角大厦情报高官波亦金少将（William Boykin）即宣称：「好在有布希，他领导上帝的军队，对抗那个叫作撒旦的偶像。」「我们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而你们的只不过是个偶像。」类似的说法，乃是美国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和布希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大战」业已开始，他们已必须为耶稣复临做好准备。英国国师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即说过：「基本教义派在纯化的传统中──尤其是常在暴力中寻得庇护。」

美国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广义而言，可追溯到南北内战之前，而狭义的则始于二十世纪初。在一九二○年代它曾企图禁酒和反对达尔文的演化论而受挫，一度开始从政治上撤退。但因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初美国新左翼崛起，于是一九七○年代中期开始，针对性的新右派也告兴起，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可以说即是新右派在精神与信仰里的支柱。

「基督徒右派」扩张成功

美国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间的雷根时代里达到第一次政治上的高峰。「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是神学上的命名，当它转化成政治力量，即成了「基督徒右派」。所谓的「基督徒右派」，广义上包括了福音基督教派、反堕胎的天主教、正统犹太教、摩门教、以及其他新兴小宗派如统一教等。它在开始时，乃是新右派里的一部分，但在一九九六年柯林顿连任之后，这些基督徒右派开始向下扎根，首先取得德州、维吉尼亚州、俄勒冈州、爱荷华州、华盛顿州、南卡罗莱纳州等六州共和党主席之权，接着又向其他州扩张。到了如今，它早已不再是新右派的一支，而是新右派成了基督徒右派的属下，这是共和党的基本教义化。基督徒右派在美国人口里的比率，也由一九八○年代的四分之一，爆增至二○○○年代的三分之一。而基督徒右派之扩张成功，主因有二：

其一、乃是它拥有全美最大的媒体力量。迄至一九八○年代末，它在全美各地即拥有至少一千五百家广播电台，和控制两百多家电视台的ＰＴＬ与ＣＢＮ两大广播电视网，如果再加上其他报纸、电子网路，以及商业性的保守媒体，在全美三大电视网的收视率已由全盛时期的九成跌至目前的四成左右之际，它们已等于拥有了最大的媒体力量。

其二，根据《经济学人》记者麦克列威特（John Micklethwait）及其同僚的新着《右派国家：美国的保守力量》，美国的零售和保险等重要通路厂商，多半出自南方，基督徒右派也因而在通路上取得极大优势。举例而言，我们都以为《哈利波特》系列魔法小说为近年来最畅销的作品，其实却非如此，近年来由基督徒基本教义派作家拉哈叶（Tim Lahaye）所写的「遗忘系列小说」（Left Behind Books），它写美国世界末日大战，而后大家上天堂的小说，卖了五千五百万册，才是第一畅销，它的主要通路乃是「沃尔玛」百货。

由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转化成政治上的基督徒右派，已对共和党取得了主导权，而布希本人乃是「再生基督徒」，在教会关系上属卫理公会，在信仰关系上则属基本教义派，因此，整个二○○四年大选，本质上乃是一次宗教主导的选举。

例如，共和党阵营，锁定一千四百万户基本教义派的极右家庭为「基本盘」。从竞选活动一开始，即由基本教义派杂志《旅人》（Sojourners），串连几乎所有宗教领袖，发起「基督徒应投票给布希运动」。他们从九月分开始主打的，也是「凯瑞不是好天主教徒」这个议题，并专设了一个Kerry Wrong For Catholic.com网站，作为攻击的发起点。到了选战最后，他们出了一张光碟片「白宫的信心」。在画面处理上将布希、美国国旗、耶稣像等并置，并藉着南方浸信会主席拉德（Richard Lard）的口替布希代言说是「上帝叫他当美国总统」。难怪美国主要评论家之一的法兰克．瑞奇（Frank Rich）也要说，一个基督教的神权王国已告诞生了。

政治左右选择已告消失

因此，这次美国大选，乃是历史上首次神权操作下的选举。共和党阵营的主要操盘手，乃是白宫亲信卡尔．诺夫（Karl Rove）；基督教福音派前布道家比利．格拉汉（Billy Graham）之子法兰克林．格拉汉（Franklin Graham），「基督徒联盟」执行长拉夫．瑞德（Ralph Reed）；犹太基本教义派大老艾文．克里斯朵（Irving Kristol）之子威廉．克里斯朵（Walliam Kristol）；天主教全国协会主席哈嘉德（Ted Haggard）等人。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已被全部动员。

因此，二○○四年大选，可以说已改变了全球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

其一、乃是政治的左右选择已告消失，而代之以「神权」与「民权」的对立。在「神权」笼罩下，任何国际社会的批评，都反而更强化了它自以为是上帝代言人的执念。「世界末日大战」、「撒旦」、「反基督」等概念主导了这次大选，它使得一切讨论都再也找不到着力点。

其二、则是此次大选，由于神权当道，加上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拥有最大的媒体力量，因而事实与虚构的分野已变得不再重要，例如，美国的「九一一」调查委员会在调查结论中已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伊拉克与凯达组织挂钩，而所有的报告也都显示出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英国首相布莱尔并为此公开道歉。但在美国，纵使到了选前，仍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民众相信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挂钩，也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显示出，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所拥有的全美最大媒体网，已确实发挥了以假乱真的功能。在自己媒体力量的支持下，一厢情愿的封闭虚构政治，已首次在地球上出现。

其三、则是当真实和虚构已趋模糊，手段的适宜或不适宜，也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基础，公然的说谎与造谣也就变得理所当然。这次选举里，由卡尔．诺夫操盘下所推出的「快艇老兵查真相」，找了一群反对凯瑞的退役官兵。而后将他们的「反对」转化成「假记忆」，一笔摧毁了他「越战英雄」的形象。这就是最新型的说谎政治。

美成为五十对五十国家

而这种政治，对民主政治的最大摧毁，乃是它创造出了一种两极化，并相互憎恨的政治，在神权的自我合理下，民主的宽容已告消失。「宽容」是一种「我们多数人不这样，但同意你这样」，「宽容」不是「支持」，而是一个更高的价值，宽容同性恋合法化即是这样的价值。当宽容消失，而只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那就是让今天重新回到二千多年前。美国成为「五十对五十的国家」（ 50─50 Nation）即因此而形成。所谓「五十对五十」，乃是取消掉政治边缘化的三分之一人口，任何政党只要在某种神权基本教义支持下，掌握了三分之一人口，即可万年执政下去。政治的错误不再可能被及时扭转，错会变成大错。这或许才是最可怕的考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有点意思, 但不完全同意. 宗教的意义不在于教人智慧(尽管得到者往往是大智者), 而更在于授人以道德. 中国数千年来没有什么统一的宗教信仰, 但也没有人敢说中国人全无道德, 可见还有宗教以外的东西在起作用. -tap-tap(开闸灌水); 2004-11-8 {62} (#1971761@0)
至于你称董仲舒/朱熹等是"狗东西们"毁了儒家, 在此就不做评价了.

我是从来不骂人，也不怕人骂。讨论中才能出思想。 -erichu1970(erichu); 2004-11-9 {660} (#1973478@0)
中国的道德，因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不明白“统一”的宗教信仰才能与中国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关联？不同宗教中的共同点相当多。

不过说老实话，中国的一些书里面往往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同一本书里面既要教人大公无私，翻过若干页就是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我自己在内也往往在很多似是而非中挣扎，这才有了自我的反省，以及对别人的棒喝的欢迎。

我对朱熹，董仲舒之流比较痛恨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应该是国家的良心，国家的脊梁，可是他们更多是内心的卑鄙。不过我的痛恨不等于说人家就是没有才华的，只不过才华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辉煌，只是造成了充满了奴性的一群人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却拼命地活着。

对我的看法如果有不同意见，务请指教。即使我不同意，也可能发现了我的错误开启了我的智慧

noted; and thx. -tap-tap(开闸灌水); 2004-11-9 {641} (#1973530@0)
指教的不敢. 才疏学浅, 全凭有感而发, 有荒谬之处还望见谅:个愚以为宗教发展到今天它的主要功用（没办法, 工科出身, 实用主义之信徒)主要蜕变为约束人的道德伦理行为. 这是维持社会公正和谐的(重要的)补充手段. 例如, 对圣经没有接触, 但也知道其中有:"爱你的邻居"的说法.

从微观上讲(好玄, 还"微观" - 其实就是说社会个体), 要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总免不了要解决一个"道德"和"幸福"的平衡问题. 有人有福无德, 有人有德无福, 都不能不予以平衡 - 法律公正之外, 道德约束和道德谴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宗教在这里自然有他重要的意义 - "下地狱" "上天堂"还是颇能吸引眼球的. 所以我说宗教德意义不在给人知识智慧.

tired in typing. pause for new. to be continued...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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