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的今天，宋彬彬一举成名，至今备受争议。我和宋彬彬不算熟悉，只有一面之缘，但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先从卞仲耘事件说起。文革前，她任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招生时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女生倾斜，使她们在1965年进入了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学。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这样一些高一女生，将她群殴致死，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中最早的文革受难者之一。造成悲剧有多层次原因。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内部传达以后，5月下旬，北京先后出现了学部吴传启、教育部卢正义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选择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大字报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纷纷陷入没顶之灾。

当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接管了各所学校的权力。卞仲耘在工作组进校不久就被当作四类干部。从1966年6月中旬起，已经遭到多次批斗。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下令撤销了派驻学校的工作组。学校在8月初进入失控状态。当时舆论强调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中央文革小组在讨论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副组长刘志坚曾建议删掉这几句，免得人们用湖南农民运动的办法斗干部，未被接受。当时也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暴力伤害相当普遍。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同为批斗对象的副校长胡志涛到西城区委求救，遭到冷遇。8月5日发生的群殴五位校领导的暴力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三学生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学生里仅有的数名中共党员之一。在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刘进、宋彬彬等三名学生党员也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跟上形势。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很快得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的支持。工作组撤走以后，她作为师生代表会负责人，权威已经受到质疑。当时她不怀疑校领导是运动的对象，但不赞成武斗，对同学打人的行为有所劝阻，没有收效。卞仲耘处于垂危状态，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被院方拒绝，她参与了交涉，并和在场的教师共同签名作证，让医院施救，但已经不能挽回卞仲耘的生命。

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非事前布置，而是即兴之举。学生派代表上天安门，也是大会临时决定。因为谢富治认识宋彬彬，便允许她来到毛泽东身边。同时还有张爱萍的女儿，她给毛泽东戴了红领巾。

她出名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应湖北省委的邀请去保驾。从1966年秋到1967年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党政领导机构先后受到冲击。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趋利避害，设法利用红卫兵保自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想利用宋彬彬的名声，保湖北省委。宋彬彬回忆：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

这类情况当时不是一个。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民法室工作的吴崇其，曾在1967年任安徽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1985年整党，查“文革”中的问题。高层的意思是，“凡是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能用。”查到他头上。他自己解释：“我是听从省委书记李葆华指示组织的红卫兵，怎么说我‘造反’呢？在当时的气氛下，百辩难明。于是派高锴找李葆华调查。

李葆华说刚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他说：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不久后，我还是被“打倒”了，被迫游街，这天才见到吴崇其，他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时还上了手铐，而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只是戴上“走资派”帽子，没有戴手铐，当时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年轻人，委曲了他。“文革”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

有了李葆华的证明，吴崇其的问题就解决了。1980年代，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也都官复原职，掌握了话语权。李葆华并不因重新登上高位就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而是坦承自己受到冲击后的应对之策，如实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不止是帮助吴崇其解脱了困境，也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不久，宋彬彬便淡出运动，其父宋任穷被打倒，她也饱尝世态炎凉。文革后期，她成为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以后，考上研究生，又在1980年代到美国留学，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她退休回国后，本想回避舆论的关注，但2007年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活动，又把她推上风口浪尖。当时校方有两个举措，引起舆论大哗：一是把宋彬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一起列入90位知名校友名单，二是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制成一米多高的展版放到人民大会堂炫耀，并和卞仲耘的遗像印在纪念画册相邻的位置上。这就牵动了如何评价文革的大是大非。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即公开提出抗议。其实，宋彬彬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却陷入尴尬的境地。

一些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校友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决心调查当年的历史真相。她们搜集了当年的日记、笔记等档案资料，陆续对上百位当事人、知情人进行了口述采访，互相比对，基本上弄清了当年的情况。她们发动募捐，请雕塑家为卞仲耘塑像。但是否公开提及8月5日施暴者的姓名，她们却十分踌躇。她们希望由施暴者自己站出来反思、忏悔，并无回应。

她们建议宋彬彬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

宋彬彬本是一个顾虑重重的人，犹豫再三，最后决定面对媒体发声，回到学校公开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参与写大字报冲击学校秩序，二是检讨自己对校领导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但她道歉后引起各种猜疑，使她十分纠结。有人怀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与真相南辕北辙。据我所知，官方没有介入这次道歉活动。首先报道道歉活动的《新京报》反而承受了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从未得到任何部门的鼓励。

 一些参加过文革的学生希望通过反思、道歉，与当时受到伤害的老师达成和解。他们觉得，自己已年过花甲，甚至年逾古稀，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然而，周遭还没有形成真相与和解的大环境。目前只能在个体心灵和道德的层次上寻求救赎。我的看法是，宋彬彬能够迈出这一步已经不易，不宜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