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以资遣灾民”（带着资金去赈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自泰州归来，途中听到一个消息，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正在山东赈济灾民。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焦虑心情：

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但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受。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写信，尝试鼓动他们站出来，与洋人的赈灾行动进行对抗。

谢在信里说，洋人们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干着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必成中国之大患。谢建议筹集巨款，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赋诗一首：

除了“跟踪济赈”，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与传教士展开竞争。

在给好友李金镛的信中，谢家福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难童从洋人的手里抢过来，“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正所谓“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因为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最容易被异族蛊惑。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3]

这些倡议，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认同。苏州士绅袁子鹏给谢家福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多收养一名，就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4]。另一位苏州士绅尤春畦则说：

有了士绅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友人高龚甫致信谢，鼓励他努力去做“不可存推诿之心”，谢家福在回信中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6]意思是此行目的乃是抵抗夷人，而非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抗夷”的旗帜赢得了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上海士绅王赓保来信说，谢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实在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这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说，自己很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7]

“抗夷”的旗帜给谢家福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让他拥有了强大精神力量，来克服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苦难：“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8]捐款者当中，偶有人提出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不必过于仇视。谢家福有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回击：

谢家福并不在乎天主教、耶稣教的分别，只在意“中外之界限”，也就是不能让山东的难童接受洋人的赈济，不能让他们“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

受这样一种“抗夷优先”理念的支配，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谢拒绝，理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救济儿童，以免其失节于洋人。谢在日记中说，自己对这个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10]

谢家福所谓的“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并非虚言。1877年的山东，就有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的事情发生[11]。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灾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社会上还出现了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以致于有参与赈灾的洋人无奈给《申报》投书说：

不要洋人赈灾的银子，害怕被洋人骗了去剜眼挖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此类谣言已在大清国读书人圈子和底层社会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利玛窦来华的时代）。但有人模仿《铁泪图》将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将剜眼挖心之类的场景用宣传品具象化，这显然并非灾民所为之事，他们忧死不暇，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就是说，河南有一批类似谢家福这样的士绅，怀揣着“灭夷之志”在努力保卫“中外之界限”。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参与赈灾。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若洋人不离开河南，官府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当传教士花国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城内已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书院也罢课称“要与西人打仗”，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天[13]。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

据前往河南赈灾的苏州士绅孙传鸬《游汴见闻实录》里的描述，彼时的河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则小孩已在锅中矣”、“遥见一人持一（人）腿随食随走”、“人肉煮好者每块八文”……的人间惨剧。[14]

当然了，本文绝非是要将谢家福这样一位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重要人物，赋予一种简单的负面形象。谢一生从事赈灾活动，“先后通解赈银二百五十二万三千两有奇，活人无算”，这里面还不包括赈济山东灾民（难童）不足一年即筹集到的四十三万余两白银。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救灾之中——至少送到了灾区地方官府手中[15]。

事实上，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才是支持北中国艰难熬过“丁戊奇荒”的核心力量。以山西为例。按《清实录》的记载，清廷中央所拨赈灾款，总数不过数百万两，赈米也不超过100万石，而《清史稿·曾国荃传》里的数据是“先后散发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救活饥民六百万人”。也就是说，山西绝大部分的赈款和赈米都来自民间，包括中国士绅，也包括外国人士，其中又以中国士绅为最有力者。这也是《清史稿·食货志》仅笼统地说：“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币截漕均巨，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官史不将官赈数字单独提出的缘故，是“因为其份额远远小于义赈及捐输”[16]。

时代是多面相的，具体的历史人物也是，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朝廷失职，谢家福们成了天愁地惨时代里的中流砥柱。可惜的是，这些中流砥柱仍困在陈旧的“夷夏之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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