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横日本
八九六四，他从北京抢回了上千条人命
纵横日本(专题)注：以下精选翻译NHK报道《“为了救人，打破了绝对不能违背的规则”——记者十多年前听到的这句话，真相究竟是？》；该文作者是NHK记者渡边信。
尽量忠实原文，日文水平有限 ，请多指正。
译文如下：
“为了救人，我违背了规则”。
听他在仙台说这句话时，是我刚当上记者四年半的时候。一位为了守护天空安全，付出不比任何人少的男人这样对我说。但是，像“其实我已经打算把这些故事带进坟墓了”这样的话，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就没能写下来。
从那时起，已经11年多过去了。 如今当我成为外交部主管记者后，看到在被解除“绝密”公开了的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外交文件时，感到非常惊讶。
这不就是那时，他和我说过的话吗？
我决定去看看他，尽管他已经退休了。
从海底到天涯
赤木先生生于1946年，即二战结束后的一年。
他高考落榜，正过着浪人的生活，却被自卫队征召入伍。他被要求在做潜水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做出选择。赤木选择了空管，他说：“比起海底更想看天空”。
虽然管制官的工作很紧张，但是很开心。
但是当时，管制官一天的工作时间只有4个小时。他觉得到自己每天剩下的20个小时太浪费了，于是辞去自卫队的工作，于1969年进入全日空公司。计算乘客的人数、货物的量以及搭载的燃料重量等，成为了制作飞行计划的航运管理者。
调查飞行路线上的天气，并向出发前的飞行员们说明。那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在全日空退休后，赤木于“AIR DO”航空公司再次就职。
他在机场相关人员中很有人气，在公司以外的机场职员中也很受欢迎。有他在的酒会上，人们总是笑个不停。
“带去墓地的故事”
2009年6月11日。在仙台机场附近河边的小酒馆里，我和他一起喝啤酒。
雨季的湿润之风刮进了餐厅。 空调还没开，所以屋里很暖和，啤酒自然灌进了肚里。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似乎比平时更醉了。
“其实这些原本是必须要带到墓地的话。”
就这样，他突然开口了。
“你知道，‘天安门事件’吗？”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从喝酒时算起正好是20年前，89年时我14岁，当然记得。
据说他那时在北京。作为全日空的航运管理者，负责让在留日本人回到日本避难的临时航班的航行。
“我们称之为‘逃命航班’。那个时候，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我打破了应该严格处理的航运规程。”
我被这番话震惊了。违反与航运有关规则的行为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何况是航运管理者本人……我想这也是他打算 "带进坟墓 "的原因。我已经感觉不到酒的味道了。
作为一名记者，我想我必须写出我所听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请求他让我写，他会接受吗？ 也许他会说那只是个“酒后笑话”。 这的确是一个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如何写的故事。
于是，随后的我依然忙来忙去，但也无法向办公室报道这件事情，只能记在心里。
他为什么做“举报人”
一年后，关于那晚的“故事”，已经渐渐淡出了记忆。
我突然又收到他关于机场安全的“内部告密”。
2010年2月，智利发生了巨大地震。
这时，与智利隔着太平洋的宫城县海岸发出了重大海啸警报。 在内陆一公里左右的仙台机场出现了问题。
负责管理控制塔的国土交通省判断，海啸没有造成洪水的危险，并允许抵达的飞机降落。
然而另一方面，在地面上负责飞机的引导和行李的取放等业务的全日空，考虑到机场海拔和海啸的高度，却让全体工作人员都避难了。
结果，一架从台湾(专题)起飞的长荣航空客机在大海啸预警中滞留停机坪近半小时，降落后无法卸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政府与仙台机场相关航空公司之间缺乏沟通。 如果海啸到达那里，必将是一场灾难。
当时，他说：“我们来次采访吧。“虽然他是现任的航空公司管理层，但他还是用自己的名字，为自己目睹的问题进行了作证。
以此消息为契机，国土交通省仙台机场事务所于5月26日召开了对策会议。从各航空公司到机场内的商店，还有派出所，所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决定了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包括建立信息共享的通信网络。
我们对参加了会议的他，再次进行了采访，他回答说："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能够为建立一个信息紧密沟通、统一决策的制度奠定基础。
我很担心他如此勇敢的指责，但似乎事情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幸运的是，海啸没有袭击机场。的确，海啸如果真要涌到距离海岸一公里的仙台机场，需要一场非常大的地震。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看到这样噩梦般的一幕。
然而，第二年，这个 "噩梦 "却以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形式成为现实。
2011年3月11日
那天，我在东京。 前年7月，我已从仙台调到政治部。
东京也发生了大地震。 在电视上，我看到了熟悉的仙台平原被海啸吞噬的场景。
第二天下午，我总算进入了仙台电视台，傍晚接到了一个电话。显示的是札幌市外局号“011”开始的号码。为什么，这个时候从札幌来？
接电话的时候，听到了男性的声音。札幌的AIR DO总公司打来了电话。
“这是我们仙台机场所长赤木给您的留言。”
我一边听故事，一边在记事本上速写。
“仙台机场有1300人。毛毯不够。毛毯现在只有200人份。冷。还需要1100人份的毛毯。”
当我向上司汇报时，他说：”马上写下来！“并受命写了一篇稿子。
当时，关于同样的困境，有大量的信息陆续发出，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如何发出的，是否有用。
后来听说，仙台机场AIR DO公司通过相关人员向札幌的总公司报告了机场的情况。那个时候，赤木说“请告诉NHK的渡边记者”，发送了毛毯不足的信息。所以札幌的总公司给我留了言。
赤木与在仙台机场工作的人很熟，他不断鼓励留守人员说：“一定有人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
“当时只有广播是情报源。因此，当NHK播报仙台机场遗留人员的情况时，人们欢声四起。我当时明白，这样就没问题了。”
后来他这样说道。
在那之后，他在受灾的仙台机场，为了恢复航行而努力。随后第二年便正式退休了。
一直致力于公众安全的他，甚至预见到了海啸的可能性。
他过去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
在外交文件中复活的【天安门事件】
到去年年底，距那次酒后故事就已经过去11年了。
每年年底，日本外交部都会公开30年前被解除机密指定的外交文件。
从文书中找到所谓的“报道素材”，也是外交部负责记者的一种传统。对过去外交史有很大兴趣的我来说，这是期待已久的采访之一。
这次公开的文件中包含了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记录。共有一万多页。
天安门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镇压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公民，造成大量伤亡。 包括当地商人和留学生(专题)在内的日本国民被迫撤离回日本。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准备的一份外交文件中，有当时保护日本国民的细节。 事发后5天内，他们共开行公交车105次，将约1500名当地日本居民疏散到酒店和机场。
从这位负责保护日本人的外交官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现场的气氛。 6月13日，也就是事发后10天左右，他写下了以下内容。
“军队活动频繁，市内道路在各地都被阻断，交通极为困难。每辆巴士上均有一名以上的使馆成员同行，来回数处，每到一处都要接几人到几十人。“
”当把这些使馆工作人员送上挂着太阳旗的巴士，前往大学等地进行救援时，感觉就像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一样，我不禁祈祷他们能平安完成任务，平安回家。“
记录了”临时航班“的文件
外交文件上写着，天安门事件后的3天内，约3500名在留日本人通过“临时航班”，紧急回国。
临时航班吗…那个时候，10多年前的“酒后故事”和模模糊糊地封印着的心情苏醒了。
“赤木先生所说的‘逃命航班’，不就是指这个吗？”
文件上说，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进行了“通过外交途径支援着陆许可”，3天内总计10次航班飞到了日本。外务省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日航和全日空的合作，就无法进行本国公民的避难工作。”
没错，让赤木“违反规则”的肯定是这趟航班的航行。
赤木，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面对了。 作为一个记者，我应该做出决定。
我决定再去看看他。
再会
1月6日，新的一年迎来了曙光。 我给赤木先生打了电话。
已经退休的他，现在已经74岁了，但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想象的要更有活力。 他现在住在成田机场附近的千叶县。 当我告诉他我想去看他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赤木先生既没有逃避，也没有气馁，还邀请了当时在北京一起工作的维修员的同事“唤醒记忆”。那位原维修员，当时有详细的笔记。
赤木先生一边追溯着当时的记忆，一边开始淡淡地讲述。
中国职员的眼泪
1989年2月21日，赤木作为全日空的航运管理者赴任于北京。
同时，他也是一名进修人员，在作为航运管理者的工作间隙，还在当地的大学学习了中文。
他还与中共派遣的当地工作人员一起工作，那些中方工作人员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赤木被派到北京四个月后。
这是由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4月15日去世引发的，胡耀邦曾因受到保守派的批评而失势。以此为契机，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纪念集会，要求恢复前总书记的荣誉，但他们的要求逐渐转变为要求民主化。
在赤木就读的大学里，学生们也举行了集会，通过口口相传和墙报，各种信息开始流传。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
那一瞬间，就如同在沸腾的水从锅里溢出来之前，被泼了冷水一样。6月4日，人民解放军终于向本国人民开枪了。
赤木先生也听到了子弹飞来飞去的声音。 他很清楚，他们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与他共事的一位目睹此事的中国员工的眼泪。
虽然是知心的同事，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外国人而被派来的女性工作人员。她们红着眼睛哭着说：”这样的话，中国将落后世界50年了。”
虽处在事件之中，却反而没有任何消息源。
赤木先生至今还记得从香港来的航班到达时的情景。在北京机场工作的中国人，从飞机上拿出供乘客读的香港发行的中文报纸，贪婪地读着。即使在严格的信息管制下，人们也会在“漏洞”中寻求真相。
被枪指着头，却忍不住说“谢谢”
北京确实是一个 "战场"。
在对外公布的外交文件中，记录了子弹飞入几名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中，一名日本摄影师被子弹打伤。
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也对准了赤木先生。
那是发生天安门事件4天后的6月8日深夜的事。赤木刚刚送完避难航班，准备回到自己在北京的家中。
在天安门广场东北约七公里处的一个叫三元桥的地方。他乘坐同事驾驶的面包车时，突然被几十名武装士兵挡住去路。
被自动步枪的枪口指着，他们被命令从面包车上下来，会说中文的维修员同事说明了情况。距离赤木鼻尖30厘米左右的面前，就是枪口，而端着枪的，是一名脸上还残留着稚气的士兵。
赤木一下子脱口而出：“谢谢，谢谢！”
他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态。 年轻士兵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士兵们还严厉询问了他堆放在车里的专业无线电设备和飞机维修工具。 在宣布戒严，军方以武力镇压平民的时候，对这些物品产生怀疑是很正常的。
一边被枪指着，一边被检查护照，时间似乎停止了……
最后，一个貌似上级军官的士兵说：“走吧！”
终于，被释放了。
之后，赤木等人的面包车又被检查站拦了一次，才得以回家。 这次是个警察，他用手枪指着赤木等人。奇怪的是，在面对大型自动步枪后，他们对小型手枪毫无畏惧之感。
和他在一起的一位同事后来说。
“喂，赤木。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谢谢’”。
“没办法，这就是我对中文的了解程度。但你想想看。中文的‘谢谢’如果用汉字写，就是日语“道歉”的意思。”（注，日语的道歉是“谢る”）
“我其实想说：‘对不起，我没有做错什么。’”
后来，这成了他在朋友间的笑谈。
是规则，还是……
赤木所说的“破坏规则”事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全日空为撤离北京的日本国民，加飞了一架波音747，也就是巨型机。 （以下简称B747）
根据一位机务同行的记录，共加开了5次航班，使用了两种B747：SR用于国内航班，LR用于国际航班。
赤木就是在其中一次指挥SR时“违规”的。
作为临时航班的航行管理者，赤木在计算了乘客、货物以及燃料等重量后，发现飞机重量比最大起飞重量限制超过了2、3万英镑（约9～14吨）。
依据航空法的航行规程很严格，这样是根本无法起飞的。
赤木困扰了。是让乘客下飞机，还是丢下行李？
那时，北京机场全日空的事务所前的走廊的景象浮现在他眼前。枪弹飞来飞去的时候，在大使馆的巴士上，好不容易才避难的在留日侨们排成了长队。大家都想尽快离开北京。赤木想，就这样飞吧。
不过虽然违反了规定，但他相信不会有问题。 原因是B747的性能与法规之间存在的差距。
在国内航线用机体B747SR的航行规程中，载有乘客、货物以及燃料等的最大起飞重量约为58万英镑、263吨。但实际上，以B747的动力超过70万英镑也没关系。国内航线飞行距离短，燃料消耗少，着陆时过重的话，接地跑道时轮胎有可能损坏。因此，在规定中故意抑制最大起飞重量。
像这次这样作为国际航线使用的话，即使超过了国内航线规定的58万英镑，也应该没问题。赤木知道这一切。
在出发前的碰头会上，他坦率地告诉了机长。
“超重了。尽管如此还是想放飞。”
不知道什么时候机场会关闭，和时间战斗吧。
机长会怎么判断呢？
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知道了。赤木先生，请给我两张负载平衡表。”
负载平衡表是指乘客、货物、燃料和其他物品的总重量，以及机上这些物品的重心位置的数据，由航运管理者在起飞前提供给飞行员。 根据这些数据，飞行员决定飞机起飞时的速度。
这是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赤木马上做了两份文件。
一张是“官方”的，上面写的是起飞重量在规定范围内。
换句话说，这份文件所述并非事实。
另一份文件是根据实际起飞重量制定的“非官方”文件。
这份文件是为了让机长确认真实的重量。
这是深知B747性能的赤木先生和机长的”秘技"。
明明是违反航行规程的行为，为什么赤木先生现在要告诉我们呢。
“我觉得时效已经过去了，我想我们的选择也并没有错。当时的判断的确在巨型客机的性能范围内。大家齐心协力，一心想让更多的人避难，那时的机长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正好赶上！
临时航班的航行是在定期航班的间隙进行的。
当时北京机场的运行时间是到凌晨0点，所以必须在运行时间内将乘客和货物送上从东京到达的临时航班，并起飞。
无论如何，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把飞机送走。
赤木双手捧着作为救援物资从日本运来的杯装泡面，赠送给了平时关系很好的北京机场操作室工作人员，“请吃夜宵”。
此举让中方职员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赤木送面是为了方便全日空的临时航班，尽量靠近离跑道近的停机坪。这就可以尽可能地节省地面上的时间，尽快让飞机离开地面。他决心尽其所能，帮助尽可能多的人。
赤木说“在机场全日空的事务所前的走廊里等着的在留日侨们面前，抱着事先准备用的杯面过去的时候很痛苦，听到他们说‘那些面，不是给我们的吗？’时，我满怀歉意。“
外交文件中记载了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在混乱中采取了破例的应对措施。
“有不少日本国民，尤其是留学生中，有很多人将护照放在学校或工作单位，去安全地区避难，因为有危险而无法取回。为此，在协商的基础上，我们为近50人破例发放了通行证。”
事件发生两周后，在国会的演讲中，当时的三冢外务大臣这样总结道。
“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两名日本公民受伤外，我们得以将近4000名日本公民安全带回国内。”
……
”我本来打算把这个故事带进坟墓。“
我当时和现在都在想，是不是应该写一写，但这次我决定在得到赤木的同意后写出来，以表达一个专业人士在突发事件和悲剧中应该是怎样的，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生命的选择是什么。
谢谢你，赤木先生。
我觉得11年前酒吧里啤酒的味道终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本文作者：NHK记者 渡边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