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尖牙利爪的狼，总觉得绵羊猛于虎。

长期接受中共教育的中国人不太清楚共产党军队对士兵实行铁腕专政的内幕。在中共的宣传中，解放军的政委指导员仅仅做些“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还会处决士兵。当然，在和平时期这类措施很少用。但在战争或者其他“对敌斗争”时期，“执行战场纪律”、“公审”等杀人措施是共军当局约束部队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严厉的镇压措施作后盾的话，共军政治干部们那些宣传教育基本是无效的。解释代表们都是志愿军里中、高级政工干部。他们很清楚，关键时刻最有效的说服教育方法还是杀人或严惩。

朝鲜战争中，中共以极端漠视人命的铁腕将成百万的中国青少年驱赶到战场上去。志愿军部队在寒冷饥饿肮脏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撑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员悲惨死去。一上火线，当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闯火海”。整连整营的部队瞬间伤亡大半，战场上处处可见成片倒毙的中国人尸体。悲惨恐怖的环境致使大批志愿军士兵逃亡。在火线上，经历九死一生后，少数人抵达了战俘营。在本方境内，还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当逃兵。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忆录中透露说，他甚至远在中国的丹东也看到了成群结伙的逃兵。而当时能够返抵中国的逃兵仅是极少数侥幸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鲜境内逃亡。

中共军队向来以枪毙加恐吓来制止逃兵现象。已有多位志愿军战俘提起过部队里枪毙逃兵的案例。例如战俘王遵铭回忆，志愿军12军31师为了阻止士兵掉队开小差，先是警告士兵们说周围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队就会被土匪逮住杀掉。部队并且有意枪杀了两名逃兵并把他们的尸体摆在行军路线上，旁边挂一盏马灯并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以恐吓其他士兵。另一位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则叙述了两个案例。一例发生在他所在的180师。有一名士兵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以图逃避上火线。结果他被处决，该连指导员也被撤职。还一例是他听战俘营中一位姓诸的战俘所说的。诸说他们部队里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乡村去当女婿。战争消耗了大部分朝鲜的青壮男性，所以志愿军士兵很受当地妇女欢迎。志愿军各部队经常突击搜查周围地区以抓回逃兵。他们部队有一次捉获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队随即召开“公审大会”将他们当众处决。

对共产党来说，来到中立区“印度村”的这些反共战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该枪毙。他们不但投降而且还进行反共活动。依照革命老传统，对于这批人根本用不着多废话，把其中的一部分毙掉，其他人马上就愿意返回祖国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区里，这革命传统被废了。共军政工干部们既无铁腕镇压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动员回国就全看其货真价实的“说服教育”功夫了。但他们那糟糕的成绩单向各国证明：共军政工干部们最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说服人。

由于过去太过依赖专政铁腕去“说服”士兵，共军政工干部们不很在意自己话语的可信性。他们沿用着冷漠生硬、居高临下的教训式语句，他们的论据充斥着各类谎言。他们习惯于自己在台上信口雌黄而士兵在台下静静聆听的场面，从不预期听众会当场挑剔和反驳。进入中立区后，他们显然对失去专政铁腕力量后形势的严重性存在误判，因而这套党式“说服教育”的恶习基本没有得到任何调整。面对着不再畏惧的战俘们，他们竟然继续使用老一套的欺骗和恐吓手段。那些以谎言和威胁为基础的演说不但彻底地失去了说服力，更加强了听受者的鄙视与对立情绪。除了招致猛烈恶意的反击之外他们不可能获得别的结果。他们在“印度村”的惨败，其实是先天注定的。

反共战俘们的信心是逐渐加强的

反共战俘们的身份首先是逃离恶政的受害者。对恶政的恐惧感始终存留在他们的心中。因此他们在一开始和志愿军代表们遭遇时是很低调的。1953年9月11日，首批反共志愿军战俘被移交给印度监管军。这时的战俘们心中充满忧虑。他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营地离中朝军队大兵团那样贴近。不远处的山头上共军哨兵的身影清晰可见。这些景象不可避免对他们形成强大的思想压力。其次他们并不信任印度监管军。他们早已了解印度在国际场合下对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处处袒护中共得种种事例。他们把印度看作“共匪尾巴”，总觉得印度军队迟早会与共军合谋把他们劫往北方。而初抵印度村时见到的第一幕景象，更加印证了他们心中不祥的感觉：配备机关枪的印度军队戒备森严，如同押送重罪犯人。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后便被印度兵围住，然后一个一个地被带往登记处，前后两人相隔将近30米。他们来到登记桌前登记，还要按手印，再被送进铁丝网门。登记时搜查措施非常严密，刀具锐器尽被没收。收音机也不许带入。更让战俘们感到意外是的几十个穿着整齐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军官以及共方媒体记者也在现场。共军“首长”们悠然地坐在铁丝网后面，威严地扫描着每一个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战俘。共方媒体记者还前出到登记桌前去抄录战俘的资料。此情此景使战俘们心情十分沉重。大部分战俘默默地由印度兵带进了营地。但少数战俘把眼前的情景误以为营地已由印军和共军“共管”了，因此死活不肯入营。几辆卡车上下来的战俘紧紧抱在一起，说什么也不分开。幸而印军官兵态度和蔼理性，持续耐心地劝说着。战俘中年长持重者也过来帮助安慰。他们方才接受了安排。

随后几天，入营的战俘逐渐增多，人气渐旺。各分队战俘每入一处营区后立即在里面升起青天白日旗。随着旗帜成片迎风招展，营区反共的气氛亦日渐升高。后续来到的战俘们见此情景也不再像头几批人那样惶恐了。而已经入营的战俘们也以唱歌、呼口号、鼓掌等形式欢迎他们。令他们的士气振奋。一些战俘主动挑战在现场观察的共军人员。断断续续的叫骂声开始发出。原先悠然坐在铁丝网后面观察的共军“首长”们坐不住了。脸上出现了难堪与不安的表情。紧接着石块开始飞向他们，隔着单层铁丝网已经不安全了。于是印军将他们请到距离较远相隔两层铁丝网的地方继续“观察”。到了9月17日以后，现场形势完全转变为众战俘朝着共军人员“人人喊打”的局面。“杂种”！“王八蛋”！“不要脸”！“有种的给我进来” ！以及更加粗野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共军观察人员退到了更远的地方。即使这样仍然很不安全。石块如阵雨般飞向他们。狂怒的战俘们一度汇成汹涌的人潮，猛烈地压向铁丝网。大有挤破铁丝网扑向共军观察人员的势头。使得印军大为惊慌。

中央社记者林静在现场目睹这一切，发回这样一段报导：

“现在向匪徒怒骂和扔石头已成为每天匪徒到场“参观”时的必有节目，这一批家伙硬着头皮，由俄制吉普运来，一经过接近义士们营地的道路，便要挨骂挨石头下车走到指定的地方，因为距离远，而且沾联军观察员代表和记者团的光，石头是扔不到了，挨骂是仍免不了，这些厚脸皮的匪徒，也只好当作没听见，阴沉沉的坐立不安，可能失掉知觉。

等到他们坐车离营时，熟悉他们必经道路的义士们，早在靠近的铁丝网内，站好队，也准备好石头，车子过一部，石头便如雨下，于是匪徒们的车子，只好保持二三十码距离，一窠风溜走。

有一次我和合众社美联社记者共坐一部吉普。我们故意把车子停在附近路旁，看到那“溜走”吉普车队中匪徒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子，又可怜又可恨，甚至连第一辆坐着捷克波兰两中立国观察员的小轿车顶上也当当作响，我等他们走后，向同车同业说：“你们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我们把车子开得很慢，向义士们招招手，马上换来的是一片掌声，我认为我应该把这件小事告诉台湾读者，你们知道，这该是如何热烈的同胞爱。“

因为同根生，相煎特别急

共产党的“解释代表”从一开始就对战俘们不怀好意。按照停战协议，解释并不是劝说战俘接受遣返，更不是逼迫战俘们回国。解释是对那些想回国却心存疑虑的战俘阐明“不迫害归国战俘”的政策以便消除他们的疑虑。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千条万条，恰恰没有“不迫害归国战俘”这一条。他们到这里来“解释”的目的，正是要把战俘弄回国去迫害。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成了欺骗与威胁的同义语。

另一方面，毕竟是昔日“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反共战俘们对中共的意图也是明了的，对中共那一套洗脑战术也是熟知的。战俘中包括了大量志愿军干部，更使得他们容易做到“知己知彼”。他们深知中共的洗脑是严酷难缠的，绝不可掉以轻心。于是远在解释开始之前他们即开始了认认真真的准备。从济州岛到“印度村”，反共战俘营区里组织过多场模仿性的排练。以便让战俘们通过亲身参与来熟悉环境并练习如何对付解释代表。志愿军战俘中人才济济。有些人扮演“中立国”代表，有人扮演印度主席。而由原先的志愿军里干部扮演的“解释代表”，更是神形皆备惟妙惟肖。逼真程度之高，有时竟让战俘们忘记了是在练习，忍不住要上前去揪打。直到周围的人急忙高声提醒方才醒悟。

志愿军解释代表也太过轻视这些昔日战友们的智力了。战俘们离开家乡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三年。就这么短的时间，也让解释代表们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还像以前在部队里那样任意糊弄人。毫不脸红地吹嘘起“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祖国农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机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绕地球好几圈”、“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工业国”、“祖国医学发明的人造眼给你装上去，能看五十公尺远”等等。这类拙劣欺骗本来就是导致志愿军战俘厌恶中共、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到解释帐篷里来重演只能引发战俘们更多的反感。

战俘们的种种反击手段，个性鲜明变化多样。有的捂起耳朵不听。有的用唱歌去压制。有的提出针锋相对的质问与反驳。更有人用粗野的叫骂去侮辱解释代表。还有的则耐着性子耍弄解释代表，他们很有兴趣地问这问那让解释代表疲于“解释”直到口干舌燥主动叫停。

爱国主义是反共战俘们对抗中共洗脑人员的强大武器。几乎每个反共战俘都能列举中共勾结日寇、投靠苏联出卖民族利益的具体事例。而一旦诉诸民族主义，中共在这里是绝对的输家。中共那具有西洋特色的“马列主义”，“苏维埃”等等标记就是被痛骂的最方便起始点。而中共奴颜婢膝地孝敬斯大林的丑态，更是反共战俘们全力讨伐的靶子。解释帐篷里经常爆发出“汉奸！卖国贼！俄国鬼子的走狗！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龟儿子！”等尖锐的叫骂声。战俘一旦开骂，解释代表总是显得苍白无力，灰头土脸却无言以对。

大部分战俘是中国农民，堪称学识浅陋。但因为不再畏惧中共的专政强权，他们居然也拉开架势与昔日的“首长”辩论一番“主义”。解释代表很不屑地问一个满身土气的战俘说：你也晓得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你知道吗？这战俘果然答不出来。但他并不怕，因为他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藐视这位喝过墨水的前首长。他沉思片刻说：“怎么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饭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条。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这三条，你们共匪有吗？”这现场自编的“三民”主义自然是笑话，但这笑话所爆发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释代表难以应对。因为这是战俘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经历苦难的总结，是他发自内心追求。标准答案反倒不具备这等份量。

还有位战俘模仿解释代表N遍重复话语的做法，不断地用“回台湾”去干扰解释代表的讲话。叫一次就在心里数一次数。叫到第137次时，解释代表被他搅得实在讲不下去了，就赌气地用“打台湾”与战俘对攻。那战俘一听不对，立刻改口说“守台湾”。这样一来一去又顶了19次。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

昔日“同条战壕里的战友”一旦反目成仇，恶意十倍以上地强烈。不仅粗野肮脏的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凶狠的暴力攻击更在解释帐篷里天天上演。吐唾沫、扇耳光、甩石头、砸鞋底、头撞脚踢、桌子翻凳子飞、拔下帐篷支杆要捅人等等，解释帐篷丝毫不亚于角斗场。战俘坐的凳子时常被当作凶器，印军只得把它钉死在地面上。每位战俘在进入账篷前要被彻底搜身。但仍有战俘将小听罐头藏于袖口带入。解释代表，志愿军21师92团政治处干事苗福金自述被一听罐头击中手臂，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至今留有伤疤。有时印军不得不用三个甚至四个士兵控制一个有暴力行为的战俘，费很大的力气把战俘按在椅子上听取“解释”。为了能够接近解释代表以便行凶，一些战俘伪装消沉，低头不语，摇头叹气等等，故作“思想斗争很激烈”状。同时还接受解释代表扔过来的香烟等等。给解释代表“有希望”的感觉。然后趁着上前对火点烟或者其他接近解释代表的机会突然出手猛打解释代表或者把燃烧着的火柴或烟头猛推向解释代表的脸。很多解释代表从未在战场上受过伤，却在这里被昔日的“战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四溅。根据贺明的日记，仅10月17日一天，就发生了22起打伤解释代表的事件。

女同志来了

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轻女子出现在解释代表身旁，大眼深情地看着战俘。解释代表热情地向战俘“解释”道：根据祖国的新婚姻法，军人最受到优待。凡回国的志愿军战士，政府都帮助组织新家庭，让你过上美满的生活云云。怕战俘不信，他们还拿出登有归国志愿军战士接受姑娘们欢迎照片的画报给战俘看。在场的女子居然也搭话附和，甚至说出“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一类话语。遇此情景，反共战俘们反应不一。有的痛骂她们贱货不要脸，质问她们“你明天配给谁？”有的则对她们耍流氓。一个战俘边骂边当众解开裤子侮辱她们。令帐篷内各国人士大惊失色。一些尚未听取过解释的战俘们一听说解释帐篷里有姑娘就来了劲。十几个战俘主动找到印度军官要求听取“解释”。那时印度人正为动员困难而发愁，忽见有人主动申请前往，自然从善如流立刻安排成行。但这些兵痞们来到解释帐篷后完全把解释代表晾在一边。眼睛直勾勾地锁定女性“祖国亲人”。嘴里说着脏话，身体做着下流动作。有的还乱叫“蓝蘋姐姐”什么的，公然在国际场合下占毛主席的便宜。解释代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见到如此猖狂恶毒的反革命罪行，一时被气得眼前发黑浑身打颤。无奈手中没有专政工具，眼睁睁地看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侮辱毛主席却砸不下无产阶级的铁拳。生气发作都无用，最终只得英雄气短地宣布解释完毕了事。谁知这些下流胚还没有过足瘾，第二天再度申请“听解释”。因为解释规则并没有限制每个战俘只能听取一次解释，所以印度人只好再次安排。但解释代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高挂免战牌坚决不许他们再进来。

根据历史资料，中共并不轻易在公众场合下出动女色。中共的外表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形象。虽然中共内部很腐败，但其“腐败权”是高度集中的。毛泽东的糜烂生活具有唯一性。他拥有最高腐败特权，但别人不得模仿。毛泽东周围的亲信享有较大的腐败权，但必须小于毛。再往下层腐败权就收得更紧。到了党的基层，干部群众基本就是清教徒的干活了。每当有外国人在场的时候，中共领导更要表现得无欲。毛泽东周恩来都极少携夫人出访或见外宾，更不要说其他各级了。这次在解释帐篷里竟当着多国人士的面使出美人计，无疑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分析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领导风格使然。朝鲜停战谈判中朝方的总指挥是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大特务”的李克农。中共文献称他为“我党隐蔽战线上进行特殊斗争的杰出领导人”。这“美人计”，应该就是克农同志比较擅长的“特殊斗争”手段之一。二是解释营地形势使然。大批的“我军高级政治工作者”使尽浑身解数猛烈地工作却不见效。转化成功率始终低于百分之三，给党造成严重损害。克农同志心里肯定急。不设法搞出好一点的成就来怎能对得起毛主席？他一急就急出不寻常的点子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把你抓起来！”

丧失铁腕专政能力是共产党干部最大的不幸。在反共战俘充满敌意的对抗面前，解释代表们每时每刻都痛感自己的无力，每时每刻都在内心强烈呼唤专政的威权。有那么几次，极度的羞辱使得解释代表忘记了场合与身份，那几个在心中暴跳了许多次的词语终于冲口而出：“你再捣乱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可以命令印度部队逮捕你！”。 虽然还是那决断的口气，还是那首长式的咆哮。却不幸没了专政的功力。空洞的威胁，只是招来更加放肆的嘲笑和辱骂。“首长”咆哮越凶，战俘笑骂越狠。有个解释代表被搞得实在下不来台了，就缠住印度主席不放，非要主席下命令逮捕战俘。那主席被搞得一头雾水，表示爱莫能助。这可怜的解释代表显然气昏了头，忘记这里是国际性的场合而不是“我军”的大本营。印度军队虽然偏袒中共，但毕竟还做不到坚决听从“党指挥枪”的地步。印军固然有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解释代表人身安全的义务。但印度主席所见的只是双方的“言论”交锋，没有暴力伤害行为。他无法因为言论而拘押战俘。他困惑地对解释代表说：“他骂你是乌龟的儿子。这样骂人能恶到什么程度呢？还是继续你的解释吧。”（So he called you the son of a turtle. What’s so bad about that? Please get on with the explanation.）。这印度主席并不想取笑解释代表。而是作为印度人，他无法体会身为“首长”的解释代表遭到普通士兵臭骂后那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级难受。纠缠许久，主席还是不肯下逮捕令。解释代表无计可施，只好悻悻然终止解释，放那反共战俘凯旋离去。

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确无法掩饰自己的心里的高兴。而观战的台湾记者更是深受鼓舞。一位记者评论道：“一场解释下来，共匪工作人员的素质弱点全部暴露。他们没有掌握住义士们的心理。他们没有在解释词令上下过推敲琢磨的功夫。浮浅、粗暴、阴险、幼稚、无幽默感、无风度。我没有见过如此低能的人，竟被选出担负如此沉重的任务”。

对于志愿军解释代表来说，明知战俘不愿回国，就早点放人过关。于人于己都有利。何苦死缠硬磨自讨没趣？鬼才相信中共热爱这些战俘，爱到了不惜“唾面自干”也要把他们带回国好好照顾的地步。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证明中共对他们没有一丝诚意。《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人民军志愿军联合声明》等公开文件所载的 “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共产党从来就是得骗且骗，骗过手再收拾你。从这些志愿军官兵拒绝送死而选择被俘的时候起，中共当局就恨他们，一心只想着怎样控制和惩罚他们。这些解释代表们就是中共迫害归国战俘的帮凶。他们努力地纠缠每个战俘，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他们搞回国关起门来修理。

在整个解释期间，有近百位战俘相信了解释代表们谎言而申请回国。连同那些奉命事先潜伏待机然后表演“冲出虎口奔回祖国”闹剧的特务人员共四百四十人返回中国大陆。在他们前面回国的6千多战俘绝大多数遭到中共的惩处。而他们这批人回国后的命运更加险恶。他们实际上自归国后即渺无音讯、至今生死不明。不能排除他们已被中共秘密处决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解释代表们对这四百四十人负有不可开脱的罪责。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的贺明，当年参与了在中立区诱骗战俘回国的全过程，他非常熟悉其中的很多人，可以叫出许多人的姓名。1990年代他又专门就归国志愿军战俘遭遇进行过长达7年的调查，他理应知道这四百四十人的下落。但奇怪的是他迄今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情况。不但是贺明，众多的其他解释代表们也没有人追踪过这四百四十个人的下落。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战俘们骗回国，再以后这批战俘是死是活完全不关他们的事。如今他们写回忆文章，只是再再地大骂各种离奇的“美帝蒋匪”罪行。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自己亏欠战俘的种种罪责开脱干净似的。

“特务”是遮羞布

在中立国代表和各国媒体的亲眼见证之下，志愿军方面的“解释”成功率稳定在3%以下。这样的惨败记录，不找替罪羊是没办法搪塞的。“美蒋特务控制战俘”的谎言于是成为共方最强力使用的遮羞布。对国内人民宣传“特务控制”当然有效，因为国内人民被剥夺了知情权。但这种宣传对外却不起作用。因为谎言最怕的就是那种各方都能方便地观察的环境。而中立区为各国代表与媒体记者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有目共睹事实是：战俘是被单独被带到由印度军队把守的解释帐篷里的。这时营区反共组织远在数百米外。这“控制”力怎样传递？现场听解释的战俘只要说声“我要回国”，连营区也不必回，直接就从解释区转往志愿军。此过程全在国际媒体观察之中，谁也没有见到“特务”上前阻挡。但共方讲话不用事实，他们只是钢牙铁嘴咬定“美蒋特务严密控制”就是有。至于这“严密控制”如何跨越数百米空间起作用的呢？共方说法是，营区里的美蒋特务曾“对广大爱国战俘进行了长期的残酷迫害”，致使战俘们深陷恐惧之中。再加上解释区的联军观察员以及瑞士代表等频频用咳嗽、眨眼、翻纸、握笔、打手势等等向战俘“发信号”，战俘就不敢再爱国了。
　　
　　谎言有顾此失彼的特点。共方这套说词正好与其进行的其他宣传相矛盾。共方一直说“广大爱国战俘”在凶残迫害前始终坚毅不屈，始终“渴望回到祖国怀抱”。而现在又说这些战俘其实已经屈服。而且屈服得那样彻底，以至于来到解释帐篷里“喜见祖国亲人”也无法治愈他们心中的恐惧。显然上述两个说法其中必有一假或者两者均假。“渴望回国”好几年的战俘一见解释代表就不“渴望”了。还让人觉得这些“祖国亲人”不讨人喜欢。“扫帚星”的干活。
　　
　　至于敌人的咳嗽、眨眼等竟然能够控制住“广大不屈的爱国战俘”，并且众多的“我军首长”亲自上阵也无法将其阻止或击败，就更离奇了。反共战俘来到解释帐篷，单独面对五、六个中朝方的人员。现场“中立国”代表里还有波兰捷克等中共的同志在帮腔。而联军方面只能有一到两人出席。七、八个（有时可达十个）共产阵营同志们高昂洪亮的演讲竟然压不倒一两个敌人的咳嗽与眨眼。除了说明共产党干部的演说空洞无力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退一步讲，如果咳嗽、眨眼等果真具备强大控制力量的话，那志愿军解释代表们也有气管，也有眼皮，为什么不使用起来去压倒敌人？七八条气管一齐咳嗽，十几只眼皮一齐眨动，还怕压不住一两个敌人吗？现场的志愿军首长们有气管故意不咳出声，有眼皮故意不眨出花，眼睁睁地看着爱国战友惨遭敌人咳嗽眨眼的控制而无动于衷，是否有通敌之嫌？
　　
　　关于“我军首长”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的相关案例，白纸黑字地记录在贺明的那本“血淋淋权债”一书里。各位可以自行去阅读查证。
　　
　　据说帐篷外面的“特务”活动也很厉害。有一天，两个联军的军官站在解释营区的小山坡上聊天。其中一人双手抱在胸前，拇指卡在上臂内侧，四个指头搭在外面，讲话的时两手的四个手指不断地摆动。几十米外有座解释帐篷，里面有个垂头丧气战俘在听解释。战俘看不见这联军军官，坐在他对面的志愿军解释代表们却看见了，并立刻从中发现了敌情：敌人在打手势发信号！他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印度主席接到抗议后赶忙离开账篷来到这两个美国人面前，严肃地说：请不要发信号！那美国军官听说自己在“发信号”吃惊不小。他赶紧离开原地，并向站在附近的中遣会主席蒂玛雅等印度军官请教，他刚才的动作是什么信号？美印官员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有多种可能。一是当他两手抱胸四指向上的时候，从远处看像“V”手势，可能具有激励战俘“争取胜利”的含义。二是“四”个指头可能代表“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争自由”的意思。但最有可能的，是“四”在中国话里与“死”同音。要么含有向战俘发出“打死共产党”的指示，要么以“死”警告战俘。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谁也弄不清。也许那些在帐篷里深陷挫折看任何东西都不顺眼的“我军首长”知道。这里的奥秘不但老外弄不懂，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也搞不清。如果“四”就是“死”的话，不知道新“四”军、“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该怎么解释？

“揪特务”是革命传统

“揪特务”是共产党搞斗争的老招数。江西苏区打“AB”团，延安“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用“特务”罪名打击对手的知名案例。后来毛泽东整彭德怀遇到困难，就给彭安个“里通外国”罪名，使彭听起来像“特务”，再整就顺手多了。再后来老毛放倒刘少奇，也少不了给他贴上“内奸工贼”等准“特务”标签。
　　
　　在“我军”争取战俘归国败绩累累的情况下，让对手统统是“特务”，则“我军”便“虽败犹荣”了。“我军”政委号召战士蔑视众神独尊马列毛，当然不是“特务活动”。但一个牧师到战俘营布道，令志愿军战俘抛弃共产观念而成为基督徒。他就是“美帝特务”。这是党的宣传要诀。你若说“我军”政委号召力输给牧师，是不太好意思滴。但如果说输给了“特务”，就比较有面子了。台湾一些官员去战俘营慰问反共战俘，当然是“蒋匪特务”在活动。联合国军从台湾招募了若干国语翻译和文化教员。这些人也是“蒋匪特务”。国际红十字会视察联合国军战俘营后的报告不合中共的口味，就成了“美帝走狗”。当他们还想视察志愿军管辖的战俘营时，更具有美帝“间谍”之嫌。就算本来是同一个部队的志愿军官兵，只因被俘后反共不归，即便原先有老党员老八路的身份，也一律算成“美蒋特务”。
　　
　　特务的原本含义，应该是那些伪装身份暗底下搞阴谋活动的人。上述杯中共所指控的特务，并没有伪装身份这一条。他们干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干什么，言行一致。而志愿军战俘营里确有一批人精心伪装身份，表面说一套暗中却做另一套的人员。他们就是以反共面目潜伏在反共战俘阵营里的中共分子。“白皮红心”的干活。他们才是真正的特务。

李克农是总指挥

根据《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一书，李克农从1951年7月起就秘密进入朝鲜，在开城幕后主持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板门店谈判的中朝代表都必须听他指挥。他的人生风格从来就是典型的特务风格。他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总指挥角色一直保密到1990年代。当时哪怕在“自己人”圈子里，他和副手乔冠华都不用真名。人们只许叫“李队长”和“乔指导”。李克农出马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必然大量使用中共的特务体系。遂使遣返战俘事务与特务结下了深厚渊源。
　　
　　志愿军战俘群体形成之初，中共尚未能够在其中建立组织进行控制。大多数战俘早已厌恶中共，被俘后很快公开反叛共产党。战俘中亲共人员势单力薄，加上他们自己也背负“叛变革命”等精神包袱，也采取了随大流不作为的态度。因此，初期的中朝战俘与联合军当局关系相当融洽。那时美军觉得管理中朝战俘比他们几年前管理日本德国战俘还轻松。他们的管理方式也很放任，甚至不派一兵一卒就把整火车的志愿军战俘从前线送到后方。战俘们自己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鲜有逃跑或者抗拒行为。
　　
　　朝中共方通过派遣特务去图控制战俘营的行动是周全的。一部分特务以医务人员等身份到战俘营周围接受联军的招聘，或以劳务、经商甚至卖淫等活动常住战俘营周围。他们与战俘营内共产党组织联络并转运物资。另一部分则在火线上主动向联军投降而直接打入战俘营内。个别军官在投降时特意申明自己的高军阶，以便在战俘营中取得领导地位。依照日内瓦战俘公约，高军阶的战俘有权管理本国低军阶的战俘。为了能不断地向战俘营传递最新的指示，保持对战俘营的控制，中朝方通过火线假投降的派遣活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停火的前夕。而1953年6月后派遣的特务在出发前就能得知如何与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联络了。因为那时停战协定细节都已敲定，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已在组建中。
　　
　　共产党秘密组织在联军战俘营中活跃起来。联军战俘营的麻烦就开始了。中共组织不但成功地将数千战俘控制在自己手中，还积极地向反共志愿军战俘的阵营渗透。受命的特务人员在公开场合下总是“坚强的反共义士”模样。滴血染旗、刺字纹身等等样样不落后。他们在反共阵营内建立组织发展成员并展开秘密活动。用欺骗、恫吓、裹挟、暗杀等手段分化战俘，争夺控制权。1951年秋天起，联军战俘营中骚动、斗殴和凶杀事件剧增，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次年5月劫持战俘营司令官杜德的事件达到了高潮。

反共战俘排斥异己，联军当局坚决隔离

许多归国志愿军战俘因为各种原因不说实话。讲述了很多“美蒋特务”以毒打和残杀“强迫战俘去台湾”的故事。不排除其中个别事例的真实性，但绝大多数是谎言。因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反共战俘阵营并不像共产党组织那样硬把人扣在自己的营区搞强迫思想改造。他们的政策是“排斥异己”，即设法把亲共人员挑出来赶走。这是他们与共产阵营的最大区别。一般来说战俘只要公开平和地表达出回国的愿望，自己不走也会遭反共战俘检举而被联军当局带离。归国志愿军战俘中的某些“英雄”，包括孙振冠赵佐瑞等领导人，都是在亲共身份暴露或者在夺取营区领导权的密谋败露后被反共战俘们赶出来的。而他们后来却谎称是主动“冲出来”的。如果反共战俘真是那么残忍地搞控制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
　　
　　蓄意潜伏的共党分子不同于一般的亲共战俘。他们总是强作反共姿态，同时在暗中活动并密谋夺取营区控制权。他们搜集情报、煽动威胁战俘、暗杀反共人士等等。营区内许多打斗和凶杀事件都与共产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有关。共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对反共战俘阵营危害很大，故反共战俘对于这类“匪谍”的态度十分严厉。曾经杀害过其中一些人。反共战俘们也很注重防范共党分子的渗入，他们并不轻易接纳任何自称反共的战俘。战俘胡广田在1953年10月9日的日记里说：
　　
　　“下午突传来惊人的消息。是过去曾在七二联队的一个叛徒，已在红色联队居住一年多，今日由印军少校送到本康旁（compound，营区）。照理我们应该欢迎他的。但是我们细心研究，此人还是留不得，恐日后破坏我们全体的团结。因为他已经过赤色份子的熏陶，思想是靠不住的。他虽然告诉我们他在红色联队里的凄惨情形，但是我们全体对他发生很大的怀疑。说不定是共匪派的匪谍份子，在危急之秋，进行破坏工作。所以一致请求印军少校将此一人送回原处，本康旁坚决拒绝予以接收。这位印军少校立即采纳我们的意见，将此一人立即带走，大家才安下心来。”
　　
　　联合国军监管当局也没有“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政策。在把反共战俘移送给印度军队管辖之前，联合国军从未承诺让战俘去台湾。自从战俘营内出现反共和亲共组织间出现夺权打斗后，联合国军即实行将双方隔离关押的政策。任何时候一旦发现战俘不愿意呆在原来营区或者被查证有从事“身曹心汉”类活动时，监管当局便将有关人员带往对方阵营或者送进隔离区。联军搞甄别就是为了隔离，而不是中共造谣的“强迫战俘去台湾”。即便在甄别完成后，联军仍然保护改变态度的战俘。1952年6月后转到济州岛的反共战俘本来已经经过甄别被确定为“抗拒遣返者”了。但联合国军仍然在岛上专设隔离营区供任何改变主意想回国的“红色战俘”们居住。不管是战俘自行申请回国还是被反共战俘检举出有亲共倾向的战俘，都被收容在隔离区内。到1953年9月联合国军向印军移交时总共收容了85人。印军接收后即把他们移交给志愿军。但临到移交时其中20人又改变主意坚称反共不归，另65人则同意回国。新华社却报导这65人“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大批冒充战俘的蒋、李特务的统治，回到了祖国怀抱”。同时大肆“控诉”联合国军以及国民党的“滔天罪行”。只字不提他们早在济州岛就被联合国军送进隔离区安全居住了数月的情况。说谎毫不脸红。
　　
　　假如联合国军真的有“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政策的话，何必坚持不懈地隔离保护亲共战俘？又何必将这些人交给印度人？把“红色战俘”杀掉再称他们自杀，不是中共一再指控的“美蒋特务残忍手段”吗？联合国军为什么不用？偏要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送回中方再让他们通过中共喉舌猛烈地控诉自己？

党叫逃跑才逃跑

留在反共阵营里的中共分子，时刻听从党召唤。进了中立区后，这些特务们的任务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中共方面的宣传，表演一连串“逃出虎口”的行动，给外界造成“有大量战俘渴望回归祖国”的印象。其二就是相机制在内部造混乱。
　　
　　伪装反共的特务人员连串表演“逃出虎口”的行动对中共在国内的宣传有极大价值，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但对国际舆论来讲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说只有负面影响。原因是解释营地太透明。各国代表加上那么多的中外记者在场，李克农那点小技巧实在很容易被看穿。这些奉命为“宣传斗争”而安排的“逃出虎口”行动，无论怎样下功夫，和真正自发的行为总是不一样。一个最明显的破绽是，真正“渴望逃离者”会抓住任何到来的机会立即行动；而李克农所安排的那些表演性的逃离者却屡屡放过良好的逃离时机，专拣一些困难危险的时机出逃。让人们看出他们是在“有计划、按比例”地逃出。
　　
　　战俘到达中立区的第一天，就在印军的重兵警戒下排着队一个一个地进行登记。登记桌前每次只能有一个战俘。印度兵在身边把守，志愿军的观察人员也在附近观察。这是个逃进“祖国怀抱”的好机会。只要对印军翻译说句话，或者指指志愿军的观察人员就够了。但当天逃离者极少。点到为止。很可能是“组织上”有令，不让太早行动。
　　
　　进了营地，在安顿住宿过程中，印军官兵频繁进入营区。安排帐篷、分发物资、交接设备，登记造册等等。为了融合与战俘的关系，印军官兵还频频展开公关活动，比如赠送糖果茶点、交朋友学中国话，举行篮球排球比赛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逃离时机，但没有人利用。
　　
　　战俘入住后的头几周，印军为了熟悉人头而每天进入营区早点名，点名时仔细核对每个战俘。必要时还进入账篷逐个检查。此时要逃离极易。但没有人逃。
　　
　　印军不但日夜在营区周围站岗巡逻，在各营区内还设有一个看守办公室，日常驻有一个班左右的印军。到那里去申请遣返也很方便。但没有人利用。等等。
　　
　　多起“逃离虎口”行动的当事人偏偏选择攀爬铁丝网这种相当困难且非常危险的行动。解释营地的铁丝网并不是为了让人攀爬而设计的。它们有好几层、每层都超过三米高，顶端还向内伸展。不借助工具很难成功。且这种行动不但容易引起反共战俘们的怀疑而引发抓打，也容易引起印度哨兵误会而开枪射杀。印军多次入营房告诫战俘们说，有事直接找他们，切勿攀爬铁丝网以免遭到误杀。但这些“逃离虎口”表演者依然坚持舍易取难，不必要地搞冒险逃离。也许是从周恩来李克农们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情节比较惊险，宣传价值大一些吧。
　　
　　肯定还有些特务被指示继续潜伏最后去了台湾。23岁的江苏人王俊飞（Wong Tsun-fei）是在1953年6月底受命向联军投降而潜入反共战俘营。那时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已经组成。他有机会在出发前和某些解释代表会面商定联络事宜。王俊飞的任务代号为424。他预定在听取解释的时候设法接收武器。但他在解释开始前夕被反共战俘发觉。他交代了自己的情况，说还有另外两人与他执行同一代号的任务。联军观察人员曾看到解释代表请一个战俘抽烟时，那个战俘一把抢过解释代表的烟盒装入自己口袋。随后声称拒绝遣返并返回反共战俘营。西方国家后来知道一种烟盒状的手枪是苏联集团使用的标准暗杀武器。但此时已无从判断那个战俘抢走的是不是这种东西了。
　　
　　反共战俘营垒中有数百中共特务，这对联军监管当局来说并非意外。联军方面对中共特务的潜伏情况早已有个大致的了解，也不太担忧他们的活动。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倾巢出动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但是，第31营区的战俘代表兼翻译官王旭的出逃，却着实让联军官员们捏了一把汗。

王旭事件

要理解王旭事件的潜在爆炸性，必须先了解反共战俘与印度军队的严重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是解释营区爆发严重骚乱的导火索，李克农们很希望它被点燃。
　　
　　当年的印度与中共简直是盟友。那时印度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十分高涨。印度总理尼赫鲁很想和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印度在朝鲜战争事物上处处偏袒中国。1952年2月联合国表决通过谴责中共“侵略”的决议时，有七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其中五个是苏联东欧国家，另两个就是印度和缅甸。那时说印度是中苏共的帮凶，可能过分，但也不算太冤枉。朝鲜停火协议达成后，联军立即向战俘营广播协议内容。当反共战俘们从广播里得知他们将要被送到中立区让印度军队看守四个月时，顿觉五雷轰顶万念俱灰。一些战俘失声痛哭起来，营区里一片嚎啕呜咽之声。战俘们觉得，落入印度人手中就等于落入中共手中。那个解释营地距离中朝大兵团部队只有数千米之遥。他们相信印度军队一定会在三个月解释期间的某一天与共军里应外合把他们劫往北方。后来虽经各方软硬兼施来到了中立区，但他们痛恨鄙视印度人的感情仍然很强烈。他们称呼印军为“红头阿三”、“共匪尾巴”、“布头兵”等等，很不愿意听从印军的管辖。而韩国的态度更干脆。他们明确地把印度军队定为“敌军”。韩国政府扬言射杀敢于踏上韩国领土的任何印度军人。企图以此阻止印军进入中立区。为此美军不得不使用直升机将印军从仁川港直接空运至中立区内。
　　
　　联军方面深信，如果解释营区不出现大乱，一切平稳完成的话，共产党的“解释”必然失败。因此联军的既定策略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企图破坏解释营区稳定局面的行动，不管它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会招致联军毫不迟疑的压制。即便与美军“并肩作战”多年的韩国政府也休想例外。
　　
　　印军接管后的确对反共战俘不友善。更加深了战俘与印度军的对立情绪。韩国报刊报导说，某印军军官露骨地胁迫反共战俘接受遣返。称如果大家都不遣返的话，北面的“很多大炮”会打过来。印度人还禁止战俘订阅报刊和收听广播。入营时所有收音机均遭没收。为营区提供服务的韩国医护和其他勤杂工人企图向营区偷运报纸和收音机，一旦被发觉也遭印军没收。众所周知控制新闻消息的做法只有共产国家里才有，并不符印度本国的制度。这显然是应共方的要求而采取的不光彩措施。另一方面印军却多次为中方对战俘营区进行广播开放绿灯。印军还试图用武力强迫战俘前往接受解释。这做法更不符合民主体制国家行为准则。显然也是屈从于中朝共方压力的结果。
　　
　　10月初，印军镇压了几次反共战俘的示威活动，竟开枪射杀多人。这些事件令战俘与印方对立情绪急剧增高，险情迭出。印军暴行不但激起台湾和韩国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示威，还引起韩国政府发出要出兵中立区去“保卫同胞”的誓言。韩国当局的这一姿态使联合国军大为紧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刻致信韩国总统李承晚表示“严重关切”。联军司令部更是不敢大意，迅速下令将靠近解释营地的韩国部队调开。接着，大批美军坦克出动阻断了通往解释营区的公路，黑洞洞的炮口直指汉城，警告韩国政府不要轻举妄动。
　　
　　但联军方面无法控制那两万多已在印军监管下的中朝反共战俘的情绪。如果他们情绪失控和印军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话，联军是无能为力的。暴乱一起，印军紧急开火镇压，加上有人趁机喊“共军来了”什么的，场面必定一发不可收拾。“炸营”现象一旦发生，就给了李克农们天赐良机。中朝方未必要出兵劫营，这些战俘不是他们的宝贝。与其把他们劫回国去修理，还不如就地解决更干脆些。解释营地离中朝方阵地那么近，不单是“很多大炮”，普通迫击炮都够得着。只须几十秒时间就能向战俘营区发射出超过饱和当量的炮弹和火箭弹，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讨厌的战俘难题。中共然后可以开动宣传机器控诉美军“杀人灭口的滔天罪行”，激励全中国人民“誓死向美帝讨还血债”。
　　
　　王旭出逃，就是意图触发“炸营”的结果。他的条件极好：他一贯的坚定反共姿态深得其他战俘的信任。绝没人相信他也会是“共谍”。他是联队的负责人，且因为懂英语，一直主管和印军的联络事宜。入营以来他一直忙着为弟兄们领用物资，安顿生活。他“逃离虎口”的机会最多，要逃早可以逃走。但他一直不动声色地等了许多天。直到9月24日才采取行动。那天他看似不经意地带着6名战俘（也是中共特务）去向印军领取毯子。他们像往常一样地交代一下就走了，没有任何异样。但他们7人一到印军司令部就要求遣返并且立即被送往志愿军方面。王旭们要用这样的方法造成他们7人被印军绑架的假象。而这个效果百分之百会出现。当印军通知该联队说王旭等人已经申请遣返的时候，全联队的人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相信印军的说法。大家坚信他们的领导被印军绑架了。
　　
　　愤怒、恐慌的情绪在营区里迅速蔓延升温。大家激动一夜商量着对策。第二天一早，当印军进营集合点名时候他们立刻绑架了少校格鲁瓦。然后关闭大门发出通牒，要求印军用王旭来换格鲁瓦。印军随即包围了该营区。反共战俘们守在营区内用石块攻击印军，几名印军官兵被砸得鲜血四溅。印军士兵举起了枪，只等开火的命令。形势愈演愈烈，其他营区的战俘也开始不安起来。最坏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印度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将军赶到现场。他决定亲自到营区内与反共战俘谈判。处理人质危机的重要准则之一是不能让绑架者获得更多人质，以免增加谈判难度和交换的代价。而托拉特将军现在要亲自送进最大号的人质。此决定令其部下大为惊慌，辛格准将急忙阻拦。但托拉特一把推开辛格大步进入营区。愤怒的战俘们立即把他和卫兵团团围住并以棍棒菜刀等相向。现场气氛紧张至极点。托拉特稳住卫兵并要求与营区头头见面。当战俘领导人来到时，托拉特劈头就质问道：我到这里来怎么连杯茶连根烟也没有？你们算哪路中国人？（What sort of Chinese you are?）平素以“礼仪之邦”国民傲视印军的战俘领导人意外地被“红头阿三”斥为失礼，不禁一愣。顿感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喝退左右，吩咐点烟沏茶，要先礼而后兵。愤怒火爆的情绪被成功截断，珍贵的转机出现了。托拉特胜券在握气定神闲，坐下来与战俘领导人品茶赏烟，展开推心置腹的交谈。他毫无保留地把王旭等人出逃的所有细节告诉对方，并对战俘们的不安与愤怒表示完全理解。他说明，王旭人已在志愿军那边，这里如发生流血冲突只能增加弟兄们的伤亡而不可能再把王旭要回来。他还对毯子没能及时发放让弟兄们挨了冻表示歉意，承诺马上解决。他以诚挚尊重的态度渐渐取得了战俘领导的信任，平复了情绪，恢复了理性。一个半小时后，托拉特带着格鲁瓦，在反共战俘的送行下走出营区。印方宣布危机结束。
　　
　　消息传到联军司令部，美军当局惊得目瞪口呆，继而欣喜若狂。这位东方的将军践踏了美军当局处理人质危机的重要准则。但他获得的结果偏偏是美国人不敢想像的漂亮。美国将军们除了感激与敬佩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好说。

应该说，王旭集优秀的个人魅力与高超特工技巧于一身，诚为李克农特务体系中的精品。甚至在1954年反共战俘到了台湾之后，王旭的昔日弟兄们仍在愤怒地控诉说“印度匪军绑架了”他们的“王队长”，有人还誓言要打回大陆去给王旭报仇。而李克农此计，应该说是非常精巧慎密的。如果不是碰上一位不按规则出牌的印度将军的话，他很可能成功了。大功亏于一篑，运气使然也。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多实际上是为这些反共不归的战俘们打的。由于联合国军已经明确表示无意北进，只求停火。战争遂转入对独裁政权十分有利的相持消耗战。中朝共产党有把本国人民打光的本钱，而西方国家没有。中朝方面每付出一万名军人生命的代价，毛泽东金日成的权威就增长一分；联军方面每付出一个军人生命的代价，美英等国领导人背负的政治压力就加重一分。联合国急于达成停火协议的心情是无法掩饰的。中朝方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压联合国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联合国除了坚守不能强迫遣返这条底线外，其他方面能让就让，只求早日达成协议。因此协议中有关“解释”的部分对中共明显有利。

中共一直声称志愿军战俘遭到了“美帝和蒋匪”的控制才拒绝遣返。联合国军深知共产党的指控不是事实，也深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即便脱离联军的监管也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因此联合国军一面反驳共产党的指控，一面同意将战俘的监管权移交给中立国军队。让战俘在中立国的控制下接受共产党的解释，用事实来证明战俘们的志愿。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联合国军于1952年9月正式把两万二千余名中朝战俘移交给印度监管部队。此后共方还说什么“美帝和蒋匪控制战俘”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中遣会颁布的规章和解释营地设置也对中共有利。这是志愿军方自己说的。乔冠华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显得很有信心。他说解释工作“七分靠天，三分靠人”。而“靠天”的那“七分”已经由“个别解释”实现了。解释代表们只要努力把剩下的那“三分”事情做好就可稳操胜券了。乔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靠天”的那“七分”有利条件包括：

1、中共达到了把战俘从济州岛移到中立区的目的。按照“解释”的原义，是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战俘讲明政策以打消疑虑。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把战俘弄到中立区来。诚心诚意地解释在济州岛进行照样能让战俘理解。中立国部队到济州岛接管战俘也很容易。国际媒体本来就常驻济州岛，透明监督也没有问题。中共之所以坚持要把战俘弄到自己大兵团阵地前面，无非是想借助武力后盾。以“大兵压境”的事实给战俘造成心理压力，希望他们因恐惧而归顺。

2、争取到亲中共国家（印度、捷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遣会。这是中共的大胜利。联合国军必须把战俘移交给中遣会。移交过后联合国军就失去对战俘的管辖权。而中遣会将监管这批战俘达120天之久。角色非常重要。由谁担任中遣会成员国自然很关键。说这五个国家是亲中共国家完全符合当年的世界政治格局。那时全球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不到20个，而这五个国家全在其中。1951年当联合国以44票对7票通过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时，这五个国家里有三个（捷、波、印）投反对票，瑞典投弃权票，而瑞士不是成员国。又根据李春邦的揭露，捷克波兰竟秘密参加中朝方的会议并帮助出谋划策。天下哪有这样的“中立”者？对中共来说，“中遣会”由两个“同志”国和三个“友好”国组成。一个亲美国家也没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反共战俘们完全置于同志和朋友们监管之下，中共还怎么好意思说不放心？

印度担任中遣会主席对中共更有利。主席不但主持会议，还有公断人身份。也即是说，当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国意见势均力敌无法一致时，全由印度主席公断。那时印度刚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达到巅峰状态的情况。印度亲苏联亲中共的态度是不加掩饰的。印度偏袒中共，不是会不会，而是程度有多大的问题。从贺明的书中可以看出，乔冠华们对印度监管当局至少在一开始是十分满意的。

美英等国当然知道印度亲中共的态度，也知道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浓厚。但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基于对公开透明环境的信心，他们也相信印度当局不可能做的太离谱。因此赞同印度为中遣会主席与公断人。联军还努力劝服反共战俘接受解释，告诫他们在解释营地勿抗拒印军监管或者逃亡。

3、“个别解释”使战俘脱离控制。

乔冠华高度喜爱“个别解释”。他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说：“穷凶极恶的控制一旦摆脱，战俘自然就会回来。怎么给战俘摆脱控制的条件呢？即是个别解释，速战速决，解释通了，立即在帐篷里申请遣返。一个人在帐篷里听解释，是战俘行使遣返权利的极好条件。”

乔冠华这番话，确认了“个别解释”与“摆脱控制”之间的关系。“个别解释”之所以“极好”，就在于它使战俘完全脱离战俘营中的原有组织，在中立国代表的监护下单独面对志愿军解释代表。此时“美蒋特务”鞭长莫及，现场只有“祖国代表”高昂洪亮的声音在回荡。战俘一旦“通了”，一抬脚就能迈进“祖国怀抱”。“美蒋特务”想追都追不上。

“个别解释”特别有利于共方发挥人数优势。联合国军方面只能向每个解释帐篷派出一名观察员。最多再加一名翻译。而志愿军方面至少可出五人。如果中朝方观察员由朝鲜人民军派出，还可以名正言顺再配一名“朝中翻译官”。有一回竟配了两名“朝中翻译官”。中朝战友间讲话为何需要两个翻译呢？共方是这样解释的：因为缺乏朝中翻译人员，只好派出朝英与汉英翻译各一名，共同完成朝中翻译。并肩作战好几年的中朝两国部队竟然” 缺乏朝中翻译人员”？众所周知人民军的主力曾是林彪的部下，有的是会说汉语的军官。此时竟然“缺乏朝中翻译”，以至于战友间非经过英语不能沟通。真亏他们说得出口。如此，加上波兰和捷克代表，帐篷里共产阵营人数接近十个。中方还常常在“关键”时刻向帐篷里追加一两名解释代表。十来个同志协力对付一名战俘。符合毛主席发明的以军级兵力攻击敌连营级单位的“牛皮糖”战法。而且帐篷外还有“我军大部队”在伺候：五六十辆插着红旗的苏式吉普在帐篷周围整齐摆开，构成相当规模的红色旗海。身穿苏军大衣的驾驶员、场外巡视代表、记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黑压压一大群。而联军方面不但出席代表人数少，且大部分乘大客车前往。因此场外共方各种人员数量大幅超出联合国军方面人员。从外表气氛上看，解释营地更像“红色根据地”。

乔冠华说得不错。对于任何有回国意愿的战俘，“个别解释”个方式保他们百分之百成功。问题是乔冠华没把他所想的全说出来。他的心并不在那些已有归国之意的战俘。他想的是借“个别解释”把本来不想回国的战俘也蒙回国。这个，就超出“个别解释”力所能及的范围。“个别解释”能使战俘脱离反共组织，却不能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的鄙视和仇恨。于是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解释帐篷陷入空前的混乱。反共战俘饱受折磨，解释代表们也吃尽了苦头。

为了自圆其说，中共声称接受“个别解释”的战俘仍然无法摆脱“美蒋特务”的控制。证据呢？据贺明在他的书中言之凿凿的揭发，解释营地里“特务”们是通过咳嗽，眨眼，抬头，低头，翻纸、握笔、举手投足等动作控制战俘的。这些控制手段的毒劲如此强大，致使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我军首长”群向着反共战俘发起的强大政治攻势纷纷失效。我相信很多读者是头一回听说世上还有如此厉害的咳嗽与眨眼。而众多军师团级首长们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实属解放军战史上罕见的失利。痛定思痛。建议解放军国防大学增设“敌特咳嗽眨眼打手势等手段之危害及其破解要点”等课程。以确保下一次战争降临时解放军指战员不致在敌军咳嗽眨眼面前再吃败仗。可怜的贺将军。读着他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我觉得很难把眼前的文字与精神病患的自述状区分开来。

4、印军出兵端掉“特务组织”。

至此，战俘已来到我军强大兵团的眼皮底下。美军已经交出了管辖权，战俘们全在同志加朋友们的控制下。还有了“个别解释”这样的好东西。形势本应一片大好。可是“广大爱国战俘踊跃回归祖国”的景象硬是不出现。是什么原因呢？中共咬定说，都怪战俘营区里的“特务组织”还在起作用。至于数百米外营区里的“特务组织”是怎么“遥控”了一个坐在众多“我军”代表们面前的战俘？党说不清楚。而那些愿意申请回国的战俘一进账篷就和解释代表敬礼握手说说笑笑，此时神秘的“遥控”顿时化为乌有。这是怎么发生的？党也说不清出。反正共产党就是共产党。胡咬乱攀说有就有。不要证明。然而没过多久，连这个说法也被志愿军方面自己的努力给戳破了。这就是张子龙案。

1953年10月5日，第28营区的战俘尤学和翻出铁丝网来到志愿军驻地，报告了志愿军战俘张子龙被“美方特务”杀害的案子。中共立即在国内外发起了强大的控诉宣传。

志愿军战俘营中的国共双方势力杀来杀去的案子并不少。但蓄意的凶杀总是隐蔽进行且求速决。公开发生的伤亡则在群殴或意外冲突时出现。但这个张子龙被害案完全不同。它被中共媒体描绘成凶手故意丑化自己的公开杀人表演。根据人民日报当年登载的故事，该凶杀过程持续三十余小时，动用多种凶器和工具，打断多根帐篷支竿，用掉许多汽油，一点一点地切割烧烤、变着花样把人慢慢折磨到死。接着还要炒吃被害人的内脏等。凶手不回避公众，不怕周围站岗巡逻的哨兵或者入营点名办事的印军官兵发现，公然地驱赶各队战俘前往参观。特别奇怪的是，张子龙的人身权利全遭粗暴剥夺，惟有言论权被保留至最后一息以便他能不断地喊“万岁”。让人觉得凶手们可能是在中共“烈士故事编写纲要”一类章程的指导下杀人的。我们都熟悉中共所塑造的烈士，他们多有在咽气前喊出“万岁”或者掏出一笔钱来交给党的习惯。凶手如果按照一般坏蛋的办法先塞住嘴再杀人，导致烈士就义前喊不出口号，不就“辜负党的期望”了吗？

中立区的各国人员很难相信这离奇的故事。那里的人可以见到很多令谎言难以立足的情况。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战俘营区，即会对中共故事产生极大怀疑。营区宽度不到五十米，凶杀现场离印度哨兵巡逻通道约二十米，而俯视营区的固定哨位距离凶杀现场也只有几十米。印军哨兵如同站在三米跳台上观察泳池对岸的情形。凶杀作案时间跨越两个白天一个黑夜。期间印军要换岗将近二十茬，竟无一人看到几十米距离上的“花样杀人”表演，没有听到烈士的高昂口号声，也没有察觉到各小队战俘被轮流驱赶至现场参观杀人等极不正常的活动。这些印度兵也太“兵马俑”了吧？印军每天早晨要执行一次全营场集合点名。而“花样杀人”以及炒吃内脏等活动竟没有因此而中断。更不可思议的是，“广大”同情张子龙的战俘们看到凶杀在进行却拒不向印军呼救，冷漠地看着战友被慢慢害死而不作为。一直等到匪徒们把烈士杀完，内脏吃完尸体埋好等一切都结束后才去报案。烈士的名字也很成问题。中方的报导有的称该烈士为“张子龙”，有的则称“张振龙”。而印度人查遍其名册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印人随即又与联军名单核对，发现联军的名册上也没有。只好推测该烈士可能由志愿军空投至28营区。11月3日印军带领各国记者前往证人所指的“尸体掩埋处”挖掘。记者们赫然发现：镐头挖下去的地方，乃是“冰川纪以来未经人类触动过的生土”。该烈士生得无名，死得无迹。天下第一奇案也。

共方故事显然侮辱人类智力，在中立区传播实际上降低了中共的可信度。但志愿军方面并不在乎。因为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想查清案情真相。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此案去清除战俘营中的反共组织。中方渲染故事给印军施加压力，要他们“逮捕凶手”。印度军队终于采取了行动。11月3日，印军荷枪实弹进入28营区挖掘尸体并指认逮捕凶手。尸体没有挖到，却当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反共战俘。然后印军把全营区战俘集合排队，按照尤学和的指认抓人。结果把几乎所有小队以上的负责人全当做“凶手”和“见证者”抓走了。一口气逮走27人。这一来，等于把志愿军所称的“特务组织”给连锅端了。志愿军方面的目的实现了。28营区一举成了“解放区”，形势一片大好。乔冠华们所渴望的“广大战俘踊跃投向祖国怀抱”的喜人景象眼看就要出现了。

万事具备，中方雷厉风行，立刻通知中遣会，他们要对28营区战俘进行“解释”。印军毫不怠慢，遂安排于隔日（11月4日）进行。印军按时调出了战俘。志愿军各组解释代表痛下决心一定要创造出优秀成绩。他们使劲浑身解数向战俘发起强大心理攻势。特别地借着昨天发生的事件向战俘们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我们要抓谁就能抓谁。你们营区的所有头头都被抓了，剩下的人应该知道谁在这里说了算。想去台湾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赶快申请遣返才有前途等等。这一天的平均“解释”时间超长，每个战俘都被仔仔细细来来回回地搓揉多遍。创下平均单人解释时间一小时五十三分钟的最高记录。“解释”力度更是超强，凶猛的“解释”言词致使犯规次数剧增。多名解释代表被中遣会罚出帐篷。鏖战一天，战果如下：经解释163名，两名战俘愿意遣返，占1.2％。各国人民都笑了。

被敌人“单只手放倒”

棋艺不佳的人要求对方先让一两子；功夫差的人要求对方先捆住一条臂。这种形式的较量，通常为君子所不齿。但却是共产党的最爱。对方只能出单手，而我党自己四肢齐上，赢的概率肯定大。但这种较量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一旦输了，那就比最难看还要更难看，比最不中用还要更不中用。中共争夺志愿军战俘的失败，恰恰是这种类型的失败。它败在手无寸铁的战俘面前，败在曾有“最可爱的人”称号的“自己人”手里，败在“兄弟党”同志们的见证之前，败在国际舆论的睽睽众目之下。最不堪启齿的是：它被对方“单只手”扒拉在地上，结结实实地败在了自己争来有利条件之下。

不但败给敌人，还失去了友人。到解散期的后期时，印度军队与反共战俘关系有些改善。这应该归功于中共的蛮横和反共战俘的理性。印方先前受中共影响，很相信中共的说法。但随着他们和反共战俘交往的增加，渐渐看见了真相。共方种种蛮横无理的行径也从反面教育了印度人。中共无节制的编造战俘营地里“美蒋特务残酷控制杀害战俘的罪行”，往往超越常识而令印军难以接受。他们日夜站岗放哨成天和战俘打交道都没有看见那些罪行，远在军事分界线那一边的中共倒比他们的哨兵还更清楚。并且不由分说就压印军抓这个逮那个，多少也引起印军的反感。当中朝战俘拒不出营听解释的时候，中共总是毫不掩饰地要求印军动武。有一次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遇到中共的蛮横无理，也帮助印度人理解并同情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誓死不归的意志。因此他们对战俘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一些。

1953年10月底，贺龙等率领庞大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他们慷公家之慨带去大量物资。还特意给中立区的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地送来大量的慰问品。企图收买人心。慰问品中居然还有一群生猪。由于反共战俘们抵制这些慰问品。印军只好代为接受。但其他东西好保管，生猪却成了印军的心病。于是，借着反共战俘要庆祝蒋介石生日的机会，印军故意启发反共战俘：你们整天喊的那个口号“Shah Chu Ba Mao（杀朱拔毛）”，是什么意思呀？反共战俘向他解释一番。印军又说：是吗？但光喊不练，也不太好吧？正好我们有些猪。何不练一练，让我们看看怎么杀，怎么拔，好吗？战俘领悟。于是磨刀煮水大开杀戒；添肉加菜，饱餐一顿。

1953年圣诞节前夕，三个月的解释期限届满。联合国拒绝中方延长解释期的要求。解释营地的解释活动终止，进入最后30天的观察期。中方故作姿态地抗议了一阵以后，知趣地默认了。次年1月20日，观察期也届满。印度监管军正式释放所有抗拒遣返的志愿军战俘。那一天，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凌晨三点起床，将营区内外打扫干净。整装待发。七点二十分，印度军队打开营区大门。反共志愿军战俘排成六路纵队，高举中华民国国旗，唱着嘹亮的歌曲，步伐整齐地迈出了印度村。长达一整天的时间里，一万四千三百余名历经九死一生千辛万苦的反共战俘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他们的前方，是联合国军为他们搭建的自由之门。美军军乐队高奏凯歌欢迎他们返回自由世界。热情的欢迎人群向他们致敬。战俘们要从这里登车前往仁川港，然后乘船前往台湾。在他们的后方，仍旧在不停地传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广播声：“回来吧！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请转向北方，奔向自由吧！”这高音量的广播声从昨天夜里就开始了。同样的语句、用样的音调，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如解释帐篷里最常见的解释词。反共战俘们早已知道，自由并不在那个方向。他们义无反顾地向着南方行进，把这喋喋不休的呼叫声远远地抛在中立区寒冷的旷野之中。

志愿军战俘事件自始至终处在国际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它的每一步进展情况，都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心。当自由世界对共产专制的重大胜利终于到来时，各国媒体均以最快速度加以详细报导。《纽约时报》当日用头版以及三版，配以多幅照片详细报导了反共战俘们步出中立区的“印度村”后受到联合国军官兵、韩国政府、专程前往迎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媒体记者欢迎的热烈场面。报导说，喜气洋洋的反共战俘们队列整齐地进入联军防区。联合军主管此次战俘遣返转运的布赖恩将军在拱形的自由门前亲自与战俘热情握手庆贺。战俘们开怀地欢笑歌唱着，这个交接转运区无疑成为最具有喜庆气氛的地区。几个月前这一地区也举行过战俘交接仪式，但那时的气氛还带有几分肃穆。而今天这里人人看上去都欢乐开心。最为兴奋的莫过于台湾来的媒体记者们，他们争相与战俘握手庆贺，激动地交谈欢笑，以至于忘记了采访。笔记本和铅笔掉落得到处都是。当战俘们登上卡车即将驶出“自由村”时，周围的联合国军官兵以及各界人士齐向他们敬礼欢呼。兴奋不已的战俘们不顾严冬气候，将卡车上用于遮挡风寒的篷布扯开，探出身子向沿途欢迎的军民高声致谢。

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回忆：

“当车队离开中立区时，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非常壮观！主要路口都派有美韩宪兵指挥交通，直升机更不时在低空巡逻。这一天，人人在为中韩反共义士服务。路经城镇时，韩国人民扶老携幼，列队路的两旁，对着车队欢呼，“党心，巧斯米达！”（韩语是你们最好的意思）。美军官兵们也来到路旁，高举双臂，大喊“Hello, Hello!”。欢呼之声，此起彼落；一路之上，不绝于耳。韩国老百姓有不少身着传统华服，像庆祝佳节和外出赴筵一般，无不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小朋友们向着大家不停的挥帽致敬，老人家则行膝手礼，民众如潮水似的汇集成盛大的欢迎场面。他们不畏寒风，不怕冰霜，以列身欢迎人群之中为荣。代表们在弟兄们未到之前，遍发中美韩小国旗。因此，由汉城至仁川途中、路旁、人群里、公共汽车上，到处都是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华侨们的高跷、台阁等民间艺术，全出现在街头。不仅醒目引人入胜，且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乍看之下有置身于国内之感。在仁川码头，约有两千多位侨胞，更是敲锣打鼓欢呼不停。联军军乐队阵容强大，演奏名曲，好似欢送伙伴远征一样，以壮行色。悠扬乐声，非常悦耳。斯情斯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有的侨胞热情洋溢，根本不理用线索圈成的警戒线，奔向最接近我们弟兄的地方，拉大嗓门高喊“老乡！你们辛苦了！”。他们虽去国多年，然仍能操着山东口音，教人听了，真是亲切！他们送走了一批，接着再欢送新的一批。他们为了表示同胞爱，对支持工作出钱出力，元月二十日这一天，他们更是从早到晚，伫立在冷风中、大街上、码头旁，为了欢呼致意，喉咙都喊哑了。他们更忘却了自己的饥渴，这种忘我、奉献、爱心、助人的精神，实在教人深铭肺腑，感激涕零! ”

“联军总部为了使一万四千人平安到达目的地台湾，特成立了一支特遣舰队。根据报导，美军慎防出事、发生偷袭，除十五艘运兵的登陆艇外，还派了满载百架战斗机的航空母舰一艘，潜水艇两艘，另有补给舰及油轮，共计二十艘兵船。加上美国为了坚持“志愿遣俘”原则，又多打了一年的韩战，复赔上了数以万计的宝贵生命，如说他们不是为了理想而战，便没有理性了！所以说他们充分发挥了“铁血担道义，路打抱不平”的精神！ ”

中共为了掩饰自己的惨败，却向国内人民宣传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被美蒋押往台湾”。中共的某些宣传物竟无中生有地编造他们怎样被“押送”的细节。例如解放军“作家”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里是这样写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许多还在等待通过朝中代表解释，以便返回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顿时哭号声、怒骂声响成一片。美军和国民党特务、败类里应外合，把×万×千多名志愿军战俘武装劫上驶往台湾基隆的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绳索，撞在卫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的大海……”

想来该作者不是处在梦中，就是处在高浓度酒精的作用之下。否则不可能写下这些连当年在中立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看了也会脸红的字句。这是多么卑琐可怜的心态。而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编造故事来自慰，也可见共产党内心的创痛有多深。

中国人经过朝鲜战争后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联合国军司令官约翰‧赫尔于1954年1月23发表声明说：

“今天，这两万二千余人，自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役凯旋归来，重新获得平民身份和自由。他们从停战协议签订之后，奋斗了六个月之久。这六个月中，他们历经磨难，包括被遣回旧日阵营，失去联合国的友善保护，韩国冬天的酷寒，共党的“解释”和广播，以及渗入他们行列中的共党特务的诱骗，他们屹立不动，成为活生生的典范，为千百万仍在共党迫害下的人们，提供自由的希望。”

“这一天，是自由世界决心从事抵抗共党侵害自由人民生命、土地的新时代的开始。今天，联合国所久经奋斗的不得强迫遣俘的原则，巳经巩固确立。从这一天起，每支共党军队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确实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可以向自由世界寻求并得到庇护。”

“对于这些如此勇敢地反抗共党诱骗和威胁的人们，自由世界不仅要提供庇护，还要欢迎他们。他们的榜样，很可以成为一个灯塔，以引导现在共党暴政下受迫害的其它人们，到达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圣地。”

赫尔说对了。一万四千多名不屈的反共志愿军战俘的确是遭受共产政权奴役人民的榜样。实事求是说，中国人经过朝鲜战争后，的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而这尊敬，不是别人，正是这一万四千多决死抗拒西洋马列邪教政权的普通中国人挣来的。

自由的代价极其高昂

但是也必须指出，自由世界各国并非自开始就愿意出手援助这些反共战俘们。联合国军方面一开始并不重视反共战俘们的要求。当时联军决策机构更关心落在对方手里的本方战俘，希望能够早日把他们换回来。联军战俘监管当局有意压制反共战俘的要求。他们用苛刻的条件去甄别战俘，试图把尽可能多的志愿军战俘逼回中国，以便让中共少失面子从而容易达成停火协议。他们迟迟不答应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去台湾的要求；也不承诺让他们长期留在韩国或到别的国家去。

联合国军还阻挠当年代表全中国的合法中国政府介入此事。当时各国记者可以经常在战俘营区采访；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进入营区检查生活和卫生状况；西方各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也得以进入营区从事访谈调查、搞课题研究。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却被刻意排除在外。联军需要汉语北方话服务人员，必须先在美籍华人、香港、新加坡等地招募，不足时才从台湾招募。中华民国政府无法向反共战俘营运送慰问品。直到停止协定签字后，联军才允许这种慰问活动。但台湾来的慰问官员仍有一度被禁止入营区，只能隔着铁丝网“宣慰”。为了防止亲共战俘们升五星红旗闹事，联合国军监管当局甚至曾禁止反共战俘升起青天白日旗，尽管那时这面旗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楼前飘扬。种种出卖性的措施非但没有能够换得共方的理性回应，反而助长了共产党变本加厉地索要所有战俘的气焰。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更加紧威胁欺骗志愿军战俘。联军监管当局的冷漠态度正好帮助共产党组织控制了一部分战俘。回国的那6千多志愿军战俘很多人真正是遭到裹挟的受害人。回国战俘中之所以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遭到中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迫害，就是因为中共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不愿回国，只是战俘营中的共产党组织威胁欺骗成功地控制了他们。他们回了国，厄运从此临头。

中华民国政府对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声援，当然算得上“最多最强”，也算得上“最早”，但却算不上“及时”。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习惯地把志愿军战俘看成“共匪”的一部分，以“共俘”、“匪俘”等字样相称。直到1952年初，台湾报纸上还有“巨济岛上匪俘自相残杀”标题。多少还带有旁观者意识。

面临外部世界的冷漠迟缓，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共毫无人性的残忍统治，对这个洋教邪党的本性十分清楚。他们彻底打消了任何幻想，抱定必死的信念去拚搏，当然希望外部世界及时帮助他们。当外部世界为了种种不同利益争执不休，忽视他们的境遇时，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他们只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坚持下来。他们不给自己留退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申明：宁可自杀也不返回共产政权的魔掌之中。要么获救，要么赴死，不含糊。正是这种“鱼死网破”抗争到底的精神震撼了外部世界，唤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各国人民清楚看到，“自由”这个在多数自由世界人民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竟是如此珍贵难得，以至于成千上的万的中国人宁死也不舍弃自由。各国舆论和民间团体纷纷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自由、人权、尊严等等在共产国家里最无价值的东西，始终是非奴性社会成员们准备认真捍卫的目标。即便像《纽约时报》这种具有深厚反战传统的美国媒体，也发表评论和读者来信敦促联合国军不要在战俘问题上向共产党妥协。各国各界人士对反共战俘们的强烈的同情态度给联合国当局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于是联合国军方面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到1952年5月，联军当局终于向共方摊开了自己的底牌：其他问题或许可以再妥协，但“志愿遣返战俘”这个原则问题上决无再退让的余地。贵军要打，就继续吧。

共产党白纸黑字地签字画押，接受了“志愿遣返”原则

认真说，“志愿遣返战俘”能否确立，对双方都有“性命交关”的影响。任何可能与共产军队交战的国家都不能不考虑：一旦共军官兵知道当俘虏后早晚还要被强制遣返的话，那么以后谁还敢投降？而共产党要考虑的则是，如果接受了“志愿遣返”的先例，那么今后发生战争时还能指望有多少人不会趁机逃走？双方顶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谁也不打算退让。所以战争只好打下去。

毛泽东打的算盘是聪明的。他看准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下人民普遍厌恶战争的天然态度，相信联合国军不可能为了区区几万战俘而长久地消耗本国青年的生命。毛泽东的优势就是能够敞开消耗人民。哪怕打掉一亿中国人也不会妨碍他的统治地位。拖下去耗下去，不愁西方国家不让步。但后来事实却证明毛泽东的算盘打错了。他低估了西方国家的人民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根本信念面临挑战时起而奋战的决心；同时也高估了其苏联主子对侵略战争的支撑能力。结果，联合国军咬紧牙关坚持打了下来，而苏联却在斯大林死后改变了主意，不愿意继续支撑这场耗费巨大且声名狼藉的不义战争了。苏联的撒手，使得毛泽东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到谈判桌前。在这份依照“志愿遣返”原则而制定的协议上签了字。

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历经生死搏斗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件事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几万人免遭迫害的本身。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世界从此确立了“战俘依照志愿遣返”的原则。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拒绝之后，中共最后不得不签下这份停战协定，公开地承认了“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这是自由世界的一大胜利。正如赫尔指出的那样：“今天，联合国所久经奋斗的不得强迫遣俘的原则，巳经巩固确立。从这一天起，每支共党军队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确实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可以向自由世界寻求并得到庇护。”也就是说，下一次再与共产党军队交战时，美国军队就可以明确地告诉共军官兵说：投降吧！投降后再也不用担心被送回共产党那里去了。这样的信息对于仰赖欺骗和强迫而维持士气共产党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自由世界的人民为争取这一天的到来，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总数大约5万的“敌军”人员，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近两年，付出了十几万官兵伤亡的代价。从军事角度看，这是非常不合算的。但事件过去几十年了，我们并没有见到当年参战的联合国官兵们对此有过什么后悔。诚然，西方国家的人民对战争的态度是冷峻的。他们在战争过去几十年后仍然在批评战争对平民造成的重大伤害，仍然认真地追查本国军队在战争中的丑闻事件，仍然声讨本国军队滥杀平民的行为，等等。但是迄今未见到他们批评联合国军为中朝反共战俘的权利而战的决策。实际上，联合国军以十几万官兵伤亡的代价保卫几万中朝战俘权利的事迹，一直在西方国家里被引为骄傲。这主要地应该归功于反共志愿军战俘。他们决死抗拒共产奴役的精神，感动了自由世界的人民，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尊敬。通过这一万四千多反共不归的志愿军战俘，世界人民看到了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历经生死搏斗抵达台湾。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不但说他们“被押送”到台湾，还说他们在台湾遭受了“迫害”。但去台的反共志愿军战俘们不像归国战俘那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们一直活跃在台湾社会并保持着与国内外友人的联系。他们此后的生活道路也基本透明可寻。歪曲造谣的东西最怕的就是透明公开，从联合国军到台湾当局，都是以其透明公开的运作，使得中共的谣言难以立足。

这些反共志愿军战俘被称为“反共义士”。他们在台湾受到英雄凯旋式的盛大欢迎。然后又得到台湾社会各界的多方热情帮助。他们刚到台湾那一段，有的报纸还免费为他他们刊登寻亲启事，帮助他们在台湾恢复和亲友的联系等等。他们所住的“义士村”是完全开放的。台湾社会各界人士、各国记者、海外华侨等等时常前往探访并展开各种活动。台湾媒体也对他们赴台后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情况长期加以跟踪报导。台湾当局还把一月二十三日定为“自由日”，每年都要举行庆祝。必须指出，由于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中还有中共的潜伏特务。国民党当局侦讯关押或者杀死一这些这类人员并不出人意料。但是这些特务人员并不影响其他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在台湾正常生活发展。大部分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去台后加入了国军。若干年后又经退伍转业就学等渠道等渐渐地融入了台湾社会。从整个群体来看，他们没有在台湾土地上飞黄腾达。但他们的的确确逃过了迫害，过上了与周围人一样的正常生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他们当初作了正确的选择。

从台湾媒体对他们情况的报导来看，诀别亲人过着流离他乡的生活，的确造成反共志愿军们人生的巨大创伤。越到老年时，怀念亲人的感情对他们折磨越严重。他们日思夜想盼望返大陆与亲人团聚。1990年代后两岸关系缓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急不可耐地赴大陆探亲访友、投资、经商等等。有的人竟还找到了留在大陆的结发妻子。台湾报纸报导说，去台志愿军战俘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员身上有各种刺青。由于这些刺青可能在他们回大陆探亲时惹麻烦。国民党当局为此从国外进口激光手术设备，免费为这些人消除刺青。

而归国志愿军战俘呢？他们也曾被共产党宣传成英雄。但他们回国后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先是完全销声匿迹几十年。中国媒体最后一次报导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消息是在1953年8月19日。新华社说：被遣返的一部分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于在八月十六日从朝鲜回国。他们“在通往东北某地”的途中受到欢迎。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他们去了哪个“某地”？去干什么？在那里呆了多久？最后结局怎样？等等一概无可奉告。中国人民想慰问他们，请问找得到门吗？战俘们的亲人想打听他们的情况，请问有报纸给刊登寻人启事吗？就算有报纸敢登这种启事，身处“某地”的战俘读到后能够回应吗？他们家中的亲人能上那个“某地”去探望吗？不用多说，这些在台湾社会看来十分正常的要求在中国大陆统统是梦想。这就是高调宣称“热爱关心”战俘的共产党给归国战俘们的第一个颜色。

过了三十年后，中国才有人小心翼翼地披露出部分归国志愿军战俘们的悲惨遭遇。仅仅这些已经披露的悲惨事实，便足够让世人看到了共产政权无信无义、冷漠残忍的本性。共产党对待战俘们道义上的恶劣行径，甚至令当年极力帮助中共诱骗战俘回国的贺明等人也感到不安，不得不出面为他们鸣冤叫屈。他在他的书中提问：金日成彭德怀以及志愿军总部的声明等文件中的庄严承诺为什么没有兑现？他是参与诱骗和迫害的当事人之一，应当早已知道了上述问题答案，但我想他不具备将答案说出来的勇气。

中共经常教育人民的一句话叫做“新旧社会两重天”。以台海两岸志愿军战俘截然不同的命运来验证，确实有道理。归国志愿军战俘的遭遇活生生地警告一切有心投奔自由的人们：如果你打算反叛共产党，那就得背水而战一反到底。绝不能考虑回头。绝不能对共产党再存一丝幻想。共产邪教政权没有一丝信义，没有一丝宽容。任何寄希望于中共良心发现的妥协迁就行为都只能招致更加惨烈的伤害和更加深重的屈辱。

“共军比三爷更恨当过俘虏的人”

多数志愿军战俘忍受难以置信的艰苦、九死一生地为共产党卖过命。共产党曾给他们贴上“最可爱的人”标签。共产党军队的那些酒肉将军们最拿手的指挥手段就是驱赶士兵“以人海闯火海”。一支支部队被硬硬赶进对方优势的空炮交织火网中，转眼之间死伤大半。侥幸存活者不想作无谓的牺牲而选择了被俘。他们立刻成了共产党“最可恨的人”。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台词：“三爷最恨让共军逮住过的人”。然而比较一下各国各军的被俘人员的待遇就可知道，其实中共最恨自己的士兵当战俘。

共产党对被俘者的深度痛恨是出于害怕。他们害怕战俘会把变节投降的意识传染给他们那支依赖炮灰精神保持战斗力的军队。这种意识的是瓦解一支黑幕型军队的致命剂。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黑幕最重，包装最厚的军队。这支军队从不接受各国媒体的自由采访，从不允许国内媒体公开报导和讨论她内部的腐败丑闻，她在战时从不及时发布战损伤亡数字，和平时期也从不公布军人犯罪统计资料和侵民扰民案件的案情。相反，她用尽一切最漂亮的言词去包装粉饰自己。特别是编造大量“宁死不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去蒙骗士兵，刻意培养士兵战死一批再上一批的炮灰精神。这种用虚假故事蒙人而成的士气无疑极为脆弱。很难经得起战场残酷无情的形势的考验。

解放军官兵的实际士气和中共所宣传的的英勇事迹相差极大。比如，解放军空军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在其作战飞机上安装了防逃装置的军队。1989年蒋文浩叛逃时通过在金门着陆而规避了防逃装置。他下飞机后愤愤地对国军人员说：这种飞行员有什么好当的！如果不是解放军官兵的逃亡倾向很严重的话，当局何必在飞机上安装这种令飞行员深感侮辱的装置？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多反共志愿军战俘中，有四千二百多人是中共党员或者团员。一般说来，只有中共一些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坚强集体”才有如此高的党团员比例。谁能料到他们竟是最坚强的反共集体？
　　从一些历史事实看，解放军还可能是世界上士兵逃亡率最高的军队之一。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共产党宣传他们连着“大捷”了好几次。但汪东兴的日记中却提到他在后方看到很多被打散后无人照顾的伤兵和脱队人员。1951年当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导朝鲜战场胜利喜讯的时候，彭德怀却向毛泽东报告说三兵团溃不成军，需要派督战队去拦挡。志愿军政委杜平也提到远在中国境内的丹东市里也有成群结伙到处流浪的志愿军逃兵。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是1949年金门古宁头一役。是役解放军有9千余人登岛，最后却有6千多人当了俘虏。占参战部队的三分之二。俘虏中包括了绝大部分的营团级指挥员。1949本是解放军士气达到巅峰状态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里一旦遭遇失利时仍有三分之二的投降被俘率，可见这支部队的士气相当的脆弱不稳。平日受党的虚假教育而形成的炮灰精神很难在战场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持。

志愿军战俘们没有像蝼蚁般地贱卖自己的生命，即已构成对炮灰精神的背叛。共产党若不对他们进行惩处，无疑向现役的指战员传递一个“捡条命回来比当炮灰更划算”的信息。这种信息对共产党军队战斗力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中共不能容忍战俘“逍遥法外”。归国志愿军战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和迫害。中共当局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战俘的失望，会遭战俘们指责“背信弃义”等等。但中共要考虑的是大局。不能为这几千人而影响全军士气。他们一定要通过“打击一小撮”去“教育大多数”。

一千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至今下落不明

简单核对一下有关的数字，还难以回避一个严重的疑问：除了遭到党纪军纪处分、劳教、关押以及被批斗等等迫害之外，归国志愿军战俘中有没有人被秘密处决？从现有各方面的资料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以及他们是怎样被处决的。

现有的资料表明，联合国军和印度监管军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志愿军战俘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甄别时就选择归国的，共计6670人。第二类是在甄别时选择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区后“经解释”或自行“冲出虎口”而归国者，计有440人。两类合计7110人。而根据贺明所着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由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正式处理结论的志愿军战俘总共只有6064人。那么，剩下还有1046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归国后被关押在何处？经历了什么过程？最终命运是什么？国内出版物迄今未对这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的下落有个确实明了的交代。他们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十分可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从中立区解释营地归国的那440人。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贺明回避了这440名战俘的下落问题。这批人并没有被送到昌图的“归管处”去和先期归国的战俘汇合。他们显然被关押于另处。中共为什么要另外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何种处置？贺明先在1990年出书介绍了当年如何在中立区争取战俘回归的事迹。然后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去调查“归来人员的经历”并成书出版。按理，他经手接回的那批“归来人员”应该是他在调查中的重点或者特别有兴趣的对象。但他最后出的书中却没有提及这批人。对于不是他经手接回的人员，他还能够掌握许多资料并整理出书；而对他自己亲手接回的人员，倒一个也没有调查到。这可能吗？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但不能说？

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处决，应当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而其中由中立区返国的那440名志愿战俘更多了一条极为不利的“罪过”，就是知道得太多。举例来说，如果战俘怀着和解释帐篷里某女同志“组成家庭”的愿望而同意遣返后，中共会让该同志活很久吗？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党组织指示先伪装反共潜伏在反共战俘营区。来到中立区后又奉命表演“逃离虎口投向祖国怀抱”等闹剧。尤学和、黄立超等人参与了各种“惨案”的编造过程。王旭等人则涉及策动营区暴乱的计划等。他们是李克农特务体系一连串不光彩活动的见证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被灭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陆被共产党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本来是六点起床，改在七点半才拉铃，干部问我们早上看见什么情况没有？大家都说睡得好香呀，什么也没看见。”

这位“立山”的说法仍待进一步资料的核实。但他提供的情况显然值得高度重视。

一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绝不止三、五个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证据。此事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希望国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关注这件事，一起努力把它查个水落石出。

附录：部分参考资料

《一笔血淋淋的的权债—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 贺明 1990年9月

《一万四千个证人》 [台] 江海东编 1955年8月

《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张泽石等 1998年9月

《韩战忆往 浴血余生话人权》[美] 高文俊 着 2000年7月

《死亡录》立山 载 1992年11月21日台湾《联合报》

《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贺明 1998年10月

《志愿军战俘纪事》靳大鹰 1998年

《战俘手记》张泽石 1994年

《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方可，单木 1996年10月

《张子龙被美方特务谋杀的经过》195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美] Kenneth K. Hansen 1957年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 [美] William C . Bradbury， 1968年

《The Captivites of Korea》[美] William Lindsay 1957

【大纪元2月11日讯】前言 最简单的事实遭到最严密的封锁

志愿军战俘甄别过程很简单。就是问战俘一到七个有关遣返的问题，根据战俘的回答把他们分开关押。

但中共把这个最简单事实封锁了50多年。中共的宣传刻意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甄别之前发生的暴力事件。力图误导民众将甄别前的发生暴力事件当作甄别本身。以至于一提起“志愿军战俘甄别”，多数中国人只有恐怖的印象：严刑拷打、强迫刺字、零刀碎剐、破腹挖心等等。真正的甄别过程，倒没有人知道。

这张当年在甄别现场拍下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被中共封锁了几十年的真相。甄别就是如此简单：询问棚搭建在营区的空地上，战俘们排好队一个一个上前接受询问。后面的战俘可以看见询问棚里面问答的情形，但听不到谈话声。完成一个战俘的甄别仅用几秒到几十秒。联合国军曾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和若干中立国代表到现场观察。也曾提议由国际红十字会主持甄别。无论是频繁巡视战俘营区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还是常年在釜山、巨济岛战俘营区采访的各国记者，均未报告过甄别过程中的任何暴力事件。

中共为什么要封锁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不封锁的话中共强烈的“反甄别”态度就显得无理了。要“反甄别”就必须让人民相信甄别“血腥、恐怖”。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不能让中国人民看到现场真相。否则国人一看现场情景，一点恐怖迹象也没有。自然会质疑共产党“反甄别”：不就是问几句话么？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反对它？党究竟怕什么？

封锁真相的行为即已说明了共产党心中有鬼。鬼在哪里？在于他们害怕战俘有了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机会，害怕手中的战俘“失控”逃掉。他们费了很大功夫把几千志愿军战俘控制在自己地盘里了。他们清楚其中很多战俘并不情愿被控制，时刻想着逃跑。而甄别无疑提供了让他们逃走的最佳机会。为了不让这些“动摇分子”逃走，就不能让本营区接受甄别，不给战俘可能逃离的机会。

共党领导人总是对联军说：我们这个营区的战俘百分之百要回祖国，不需要甄别！联军说：你不能代表别人。我们要进去问问每个人，让他们自己表明态度。共党领导人就说：你强行进来我们就抵抗。暴力冲突往往这样发生。一旦发生冲突伤亡，共产党就大叫说联军搞“强迫甄别”和“血腥甄别”。倒果为因，这就是共产党的鬼把戏。如果共党顺顺当当地让大家去回答问题，想走的走想留的留，哪会有暴力呢？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确有个别共产党控制的营区没有抗拒甄别。例如门培英高攀等控制的70号志愿军战俘营区。从他们的回忆来看，他们营区战俘确实有较高的回国意愿。他们比较有信心，就放战俘去接受甄别。结果该营区近1500名战俘只用两个小时就完成甄别。1200多人表示愿意回国或者至少不想拚死反对回国，他们都留下来。而大约200人表示强烈抗拒遣返回国，他们去了反共阵营。就这样，整个营区顺利实现了战俘分离。其间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但战俘营里大多数共产党控制的营区不愿意这样顺利完成甄别。他们用强硬态度抗拒甄别，同时用血腥恐怖手段对内部进行严厉控制，导致了大量伤亡。共产党组织这些行径充分说明他们对自己所标榜的“众志成城”的“红色堡垒”或“小延安”等并没有自信。他们不能信赖被控制的战俘。就如同中共政权决不能信赖中国人民一样。

对比起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比共党分子们潇洒得多。所有反共战俘控制的营区全都毫无困难地接受甄别。许多反共营区还不止一次地接受甄别。从1951年秋天起到停战协定签字，有的反共战俘营前后经过四到五次的甄别。反共战俘营领导人们的自信程度显然使共产党领导们望尘莫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并不担心自己营内的亲共战俘们跑掉。实际上，他们更希望亲共战俘早点离去。他们甚至采取多种努力去发现潜伏的亲共战俘，把他们挑出来赶走。

被中共封锁了几十年的有关于志愿军战俘甄别的重要事实有：

1、甄别是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朝方同意进行的。实际上是中方代表柴成文提议暂停原则讨论而先进行“校正名单”。美方接受提议后开始甄别。中朝方专门为甄别准备了文件（即“四六声明”），供联军在甄别前宣传。由于共产党不得人心，在甄别中表示不惜以死抗拒遣返的战俘人数大幅超出中朝共方的预期（也超出联军的预期）。共方恼羞成怒，于是翻脸大骂甄别，继而编造谎言以掩盖自己的失败。

2、甄别的目的是隔离亲共与反共战俘。而不是什么“逼迫战俘去台湾”。如果硬要说甄别有“逼迫”成分的话，那就是联军当局想把志愿军战俘逼回中国而不是去台湾。联合国的文件表明联合国军在甄别中明确鼓励战俘回归中朝共方，却以冷峻苛刻的态度刁难想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联军甄别的筛选标准竟把很多不愿意遣返但态度不够坚决的战俘一律当作“愿意接受遣返”来处理。这项出卖性的政策使得数千名有心逃离中共的志愿军战俘最终被共产党裹挟回国而遭受迫害。

3、所谓“大批志愿军战俘被强迫刺字”的说法是谎言。事实是，大批志愿军战俘主动参加刺字，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分子在内。但这些共产党分子的动机是伪装反共以便留在反共营区里。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发现亲共战俘也参加刺字后即针对性地采取了防伪打假措施。战俘营中“国共”双方的斗殴与仇杀情形十分严重。在同亲共战俘争斗过程中，反共战俘们的确毒打和杀害过共产党潜伏分子。但共产党组织私设“人民法庭”，进行“惩叛”等酷刑凶杀活动杀害的志愿军战俘更多。

4、共产党组织控制的战俘营实行残忍血腥的“反甄别”。共产党组织始终用恐怖暴力手段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折磨和追杀每一个企图逃离的战俘。由于甄别程序给受控制受迫害的战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逃离机会，于是共产党组织强硬地抗拒甄别。当联军以武力强行进入时，共产党骨干们就抢先将“动摇分子”或“叛徒”们杀死。

这些事实当年被各国媒体公开报导，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并非秘密。而中国人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中共在志愿军战俘甄别一事上成功地蒙骗几亿中国人民达几十年。从技术上讲，在亿人规模上蒙人并不难。无非是卡死真相，同时动用国家资源大力宣传假象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物质技术，仅在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卑鄙的意志。统治者越卑鄙，越是强力封锁真相，越是敢动用国家资源去造假行骗，蒙骗人民的效果越辉煌。

但是纸终归包不住火。信息革命时代也是谎言破灭的时代。中共维持了几十年的关于志愿军战俘的种种谎言，也到了曝光的时候了。

第一章 甄别是经过中朝方同意的

板门店谈判中，联军方面根据战俘营中大批战俘抗拒遣返的现实情况，提出必须根据战俘的意愿决定是否遣返。但共产党不同意。在共产党眼里，党的军队里所有官兵都是党的“螺丝钉”或者枪子儿。党的志愿就是全体官兵的志愿。志愿军战俘们没有为党战斗到死而被俘，即构成对党的严重不忠。党要把他们弄回去关起门来处理，该罚的罚该毙的毙。因此中朝共方拒不承认战俘的志愿。谈判双方遂在此议题上陷入僵局。

联合国军受到各国舆论的压力必须坚守“不强迫遣返（即志/自愿遣返）”的底线。但也为了争取中朝方在遣俘事务上的配合而努力地去照顾共方的利益。当时联军虽然知道很多战俘抗拒遣返，却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一些被共产党组织控制的营区完全禁止联军人员入内。共产党组织一旦掌握一个营区的控制权，立刻把它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他们在里面修工事、挖地道、打造囤积武器并禁止监管当局入营检查。一段时期里，巨济岛上出现了联军战俘营监管人员只能向这些战俘营区提供食品和生活学习物资，却无法进入点名检查的怪事。联军若以武力强行进入，即导致流血伤亡事件。因此联军一直未能进行全面了解战俘们对遣返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军只能粗略估计（实际上是猜测）死硬抗拒遣返者的人数。不幸的是联军方面严重低估了拚死抗拒遣返者的人数。他们虽然知道大多数战俘厌恶共产党。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战俘的家毕竟在本国，对家庭亲人的强烈思念将使大批战俘不顾政治上的麻烦而选择回归。他们估计拚死抗拒遣返者不会超过四分之一，算起来该有十一万左右的战俘愿意被遣返。他们觉得这数字足够保全共方的面子，有望获得共方的配合。

1952年4月1日联军代表希克曼向中方代表柴成文表示，联军一直不愿意进行全面调查，无法取得正确数字。但估计起来应该有十一万六千多战俘愿意被遣返。这个估计数字果然令中朝方满意。柴成文于4月2日提议“双方立即展开核查名单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前暂停原则性辩论”。“核查”或者“校正”名单，其实就是甄别。不管当时柴成文用了什么词汇，他就是要求联军把愿意遣返者的人数查清楚。而联军不询问战俘就无法知道战俘的态度。中朝方对此当然清楚。4月4日希克曼回复柴成文表示联军同意他的提议，将进行甄别。希克曼并问柴成文，共产党方面能否先发表一篇声明，赦免那些曾经刺字写血书抗拒遣返的战俘？联军提出这个建议的用意是帮助共方争取战俘人心。柴成文当时严词回绝了。但这样的声明显然能够帮助共方在甄别时劝说（其实是蒙骗）更多的战俘回国。因此中朝方后来很快改变态度，于4月6日赶在甄别开始前向联军提供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即“四六声明”），全文如下：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积极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双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联军于4月7、8两日在巨济岛战俘营区把这个声明反复广播了两天。

这份声明的确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令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异常兴奋。平日百般阻挠联军人员进入自己营区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次竟主动要求美军广播车开进营区进行广播。以下是归国志愿军战俘门培英、张光普的回忆：

“8日上午，美军开来一辆广播车，在“70”联队门外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遣返问题发表的声明（即四六声明）。张光普对门卫美军士兵边讲英语边打手势，让广播车开进营场内，使全体被俘人员都能听清广播的内容。”（《 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第146页）

如果美军真想“强迫战俘去台湾”的话，何必主动帮助中朝共方出主意？又何必将这份有利于共方的声明反复广播达两天之久？

但甄别的结果完全超出各方预料，受甄别的战俘们压倒性的表示了抗拒遣返的意愿。联军不得不于4月23日将已获得的甄别结果告诉中朝方：只有七万多愿意接受遣返。这还是联军硬把那些虽然不愿意回国但也不想拚死抗拒遣返的战俘都算成“愿意遣返”的结果。根据日本陆战争史研究普及会所编写的《朝鲜战争（下册） 》一书描述，当时中朝方代表听到此一数字后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然后匆忙离开。此后中朝方即对甄别展开了空前猛烈的讨伐。

中方并矢口否认柴成文所提“校正名单”与甄别有任何联系。硬说美方捏造谎言。但中方中方提议“校正名单”时，难道不清楚要对方做什么吗？不询问战俘怎么能知道战俘的态度？而不知道战俘的态度又怎能“校正名单”？中方有没有不经询问战俘就把他们归入愿意/不愿意回国的名单里去的好办法？是不是要求联军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把名单划来划去才叫做“校正名单”？中方也避而不谈联军于4月4日事先告知中朝方即将开始甄别，并提议共方发表赦免声明一节。如果共方果真“坚决反对”甄别的话，为何不在4月4日当面反对？又为何要根据美方的提议提供文件以配合甄别？

联军谈判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共方耍赖的真正原因：共方反对的不是甄别而是甄别的结果。当初共方听说可能有多达十一万多战俘愿意回国时就兴奋起来，还明确地希望最后的数字在十一万到十三万之间。可见他们在乎的是数字而不是什么“原则”。如果甄别结果有十万以上战俘接受遣返的话，共方就不会反对了。

中方还强调说他们坚决反对“志愿遣返战俘（即不强迫遣返）”的原则，一贯主张“全部遣返”，所以不会同意美方搞什么甄别。一年多后的事实表明他们的这个立场并不坚硬。当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名的时候，共方当着全世界接受了这个原则。此后中共对战俘进行“解释”就是对“志愿遣返战俘”原则的具体实施。如果中共“坚决反对”这个原则的话，就不会派代表去搞什么“解释”了。横竖遣返不必考虑战俘的意愿，那又何必费口舌去“解释”？

联合国军后来觉得4月1日希克曼告诉柴成文估计有十一万六千多战俘愿意被遣返这件事是个错误。他们自己过高地估计（其实是草率猜测）了希望遣返的战俘的数字，并把这个数字告诉中朝共方。致使共方以为真的会有那么多的战俘会被遣返，因此对甄别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甄别结果大出各方预料后，也难免使得共方感觉受了骗。

而联军草率猜测愿意遣返者的数字，也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联军很早就开始甄别，希望把不同政治态度的战俘分开关押，以避免流血冲突。如果营区中的共产党组织不加以阻挠的话，甄别很早就可以完成，联军自然不必再猜测数字。而在猜测数字时，联军对战俘们厌恶共产党的程度也估计不足。虽然他们知道很多战俘强烈反共，但仍免不了以西方政治思维来看待中国的政治斗争。在西方，政治派别的分歧很少导致个人遭迫害。从没有听说美国人对执政党的“反党”态度会致使他不敢回美国。拥护不同政党的风险那样低，和家庭亲情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西方人也决不会想到自己对执政党的“反党”态度还会导致家庭“受牵连”。“反党”与否，决不会妨碍也决不应该妨碍美国人回家与亲人团聚。因此联军多少有些想当然地以为志愿军战俘们也很难过“家庭关”。他们觉得，别看战俘们整天喊着死不回国的口号，一旦把“永远见不到亲人”这样后果认真提出来考虑的话，将会有很多战俘发生动摇。他们不很了解志愿军战俘们一旦归国不但不能给家庭带来喜悦，反而可能造成家庭长久受牵连遭迫害的后果。因此也难以理解战俘们那种宁可“永远见不到亲人”也不想再受共产党统治的心情。

联军还注意到共方一方面提供文件给联军在甄别前宣读，一方面又指示战俘营中的共党组织继续抗拒甄别的做法。这显示共产党还想利用甄别来达到自己的要求。朝中共方当时觉得他们有可能借助甄别达到回国人数“只增不减”的效果。因为联军如果不能进入共党组织控制的营区甄别的话，最终就不得不要把该营区的全体战俘都被当作“愿意回国者”遣返。而反共战俘营中的战俘经过甄别总会有一些人转入共党控制的营区。这样看来，甄别对共方的确有可利用的一面。所以共方能够一度“乐观其成”。但共方没有想到（联军也没有想到），即便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愿意归国的人数依然那样少。中共当然会觉得非常难堪非常愤恨了。

作者关于志愿军战俘系列文章的简短说明：本人这个系列按照主题而没有按照年代序列组织。这可能给不熟悉志愿军战俘事务演变过程的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志愿军战俘演变过程（已经了解这个过程的读者请忽略这一段）：朝鲜战争时期中朝战俘总数约十七万人，其中志愿军战俘约两万一千人。开始时战俘都被关押在釜山和巨济岛。亲共与反共战俘混合关押在一起。由于两派间的争斗导致伤亡，联军即开始进行甄别并隔离两派战俘。到1952年夏天甄别与隔离管理基本完成。此后志愿军战俘被移送到济州岛，两派战俘分开关押。1953年4月起志愿军战俘中的亲共（回大陆）派人员开始被遣回共方，到1953年9月共有6670人被遣返。而反共（去台湾）派14700余人则于1953年9月被移入中立区接受志愿军代表的解释。在120天的解释与观察期间，有440名志愿军战俘要求返回大陆。余下14300余人于1954年1月被释放去了台湾。本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红色滑铁卢）以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从1953年9月至次年1月在中立区接受“解释”的各种事件为主题。第二部分（甄别与反甄别）所叙述的事件比较早些。是1951年秋至1952年夏围绕战俘甄别而发生的各种事件。这时志愿军战俘被关押在巨济岛与釜山等地，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尚未被完全隔离开。

第二章 联合国军的甄别政策高度照顾共产党

甄别开始前夕的4月7、8两日，联军监管当局反复向战俘营广播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给了战俘营中的共产党组织很大的支持。也给了抗拒遣返的反共战俘一个不小的打击。但事情远不止如此。联军当局在同时还广播了另一个令反共战俘心寒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展开甄别的通知》，全文如下：

“战俘们：

　　今后的几天里，所有战俘都将接受单独的甄别询问。通过询问来查明哪些战俘愿意被送回朝鲜人民军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哪些战俘强烈拒绝遣返。这项工作将加快换俘遣返的步伐。

　　此时此刻，我要告诫你们：你们将要做的决定是极端重要的，这可能是你们一生中最要紧的决定。你们必须最仔细地从各个方面来考虑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单独地作决定。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在接受甄别询问之前切勿和其他人讨论，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决定，哪怕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于无意以暴烈方式抗拒遣返的人员，联合国军司令部保证在交换战俘时把你们送回给你方当局。你们自己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但对于那些抗拒遣返的人员，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担保他们的最终命运。

　　如果你们有谁觉得非要暴烈地抗拒遣返不可的话，一定要在做出决断之前想想此事会对你们的家人造成什么后果。你们的名册已经被通报给你们那一方的当局了，他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活的好好的。你们如果不回家，共产党毫无疑问会猜嫌你们的家人。你们可能从此再也见不到家里的亲人了。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地从各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的最终还是决定要暴烈地抗拒遣返的话，则你们无疑还要被留在巨济岛上过很多个月。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可能一直为你们提供食宿。联合国军司令部也不能担保你们的将来。特别是不能也不愿意担保送你们到某个地方去。这一点你们要考虑再三。

　　甄别询问将在各个营区进行以便分类编制遣返战俘的名册。各个分队人员的名单和次序已经排定。

　　今后几天里，会在各营区出口处一边设立甄别询问站。各分队须按照排定的名单次序整队集合。非武装的访谈人员和美国宪兵将进入营区以展开询问。被点到名的战俘必须进入询问站回答询问。个人的行李必须随身携带。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决定，有的人要留在当前的营区，有的则要立即离开。

　　询问结束后，愿意遣返和抗拒遣返的战俘将分别住在不同的营区。

　　在询问进行的过程中，你们必须保持安静和良好的秩序。”

任何人听到这份通知，都能感觉出联合国军鼓励战俘回国，同时设置障碍刁难反共不归者的用意。一个战俘，只要“无意以暴烈方式抗拒遣返”就算愿意回国，联军就“保证”把他送回去。而对于下决心“暴烈抗拒遣返”的战俘，联军丝毫没有欢迎或者协助的意思。不但不欢迎，甚至不情愿给予长期收留。通知有意让反共战俘们感到反共不归之路充满变数，前途十分渺茫。谁想走这条路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一份是中朝共方“宽大为怀”的声明，一份是联合国方面冷漠无情的通知。两份文件同时在营区反复广播，必然对战俘们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撼。亲共阵营大受鼓舞，反共阵营则垂头丧气。反共阵营领导人尤其不好向其他“同学们”交代（那时反共志愿战俘们互称“同学”）。他们曾一再鼓励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说，反共争自由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自由世界的声援。一定会得到联军的帮助等等。但联军的通告却给他们当头浇下一盆冷水。联军并没有把反共战俘当英雄来拥抱。那份通知反倒尖刻地指出反共战俘的行为对家庭不利。只差没有说出“你对不起家人”而已。联军对反共战俘们将来命运更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不仅不答应送他们去台湾，甚至还不准备让他们继续留在战俘营里。这个通知蓄意将反共战俘“逼上绝路”：除了“死路一条”是敞开的以外，别的出路都有困难，都不确定。就算你死命抗拒，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还是要把你硬送回去。这一来死亡可能就是你唯一的结局。这就是现实政策。如果没有一死了之的决心的话你还是回家去吧。这两份文件在营区广播后立即引发了反共战俘营区的强烈抗议声浪。反共战俘们愤怒叫骂和敲盆打碗的吵闹声响成一片。既发泄出不满，也表达出烦躁不安。

这两份文件的广播，对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共党组织领导人很清楚，战俘中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喜欢共产党。能够说服志愿军战俘们回国的过硬道理，不是共产党怎样好祖国怎样美等等，而是“横竖你跑不出共产党的手心”这一条。当时志愿军战俘们把它简称为“哪里来哪里去”。共产党组织一直努力让战俘相信：日内瓦战俘公约已经规定战俘必须回到原来的那一方。谁也不能违反，美军也一样。因此无论现在怎样折腾，最终还是要把你送回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命就是被遣送回国。去台湾或者去别的哪里都不现实也不可能成功。既然横竖你都得回去，迟表态不如早表态。早表态能争个好表现以便日后得到祖国的原谅。越晚表态越被动，抗拒遣返者到头来要被强行押送回国，落到这一步结局就惨了。

联军当局反复广播上述两份文件，在相当大程度上帮助证实了“哪里来哪里去”的说法。单单是在战俘营里重复广播共产党的声明本身，就已经使战俘产生联军已经与共产党妥协勾结的印象。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通知更给反共战俘一个不详预感，即看来联军无法留住任何人，迟早要把大家都送回去。反共战俘们不免有被联合国出卖的感觉。而许多本来态度不很坚决，多少处于“脚踩两只船”状态的战俘更是惶恐。他们只能赶快打消去台湾的想法，一心考虑怎样表现以便让党宽恕自己。此时除了积极做出“爱国”姿态外，他们别无出路。

甄别问卷

到了甄别现场，联军更是从严把关，进一步把战俘向回国方向赶。甄别过程所使用的问卷以及筛选标准，一边倒地帮助“回国派”。想回国的战俘只要答一个字就能回国。而抗拒遣返的战俘则必须历遍所有七个问题并要表现出“宁可死”的决心才能避免被送去“回国派”营区。许多抗拒遣返态度不坚决的志愿军战俘就被这份问卷毫不留情刷下来，送进了所谓的“小延安”。问卷的全文如下：

1.你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希望回朝鲜（或者中国）去的吗？

2.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回国去吗?

3.你充分地考虑过要是不回去会给家人带来不安和打击的这个问题吗？

4.你是否了解在希望回国的人们回国之后你可能要长期被扣留在这里呢?

5.你知道联合国军不能答应把你送到你希望去的地方去吗？

6.这样你还是不愿意回去吗？还是要暴烈地反对遣返回国吗？

7.你虽然是这样说了，假如要强制你回国，你打算怎么办呢？

对于想回国的战俘来说，只要在第一个问题上答“是”就行了。联军立即将该战俘归入“回国派”阵营。一个字也不会再多问。而对于意图抗拒遣返的战俘来说，就必须接着往下回答所有七个问题。其中第三、五、七个问题对反共战俘的考验都十分严峻。没有做好拚死一搏打算的人很难通过询问。询问中只要战俘在回答某题时出现犹豫动摇或者尚未考虑成熟等态度，询问立即停止。该战俘即被当作“回国派”处理。比如，如果对第三个问题回答说“没有细想过”，即算抗拒遣返的意志不坚定，询问到此结束。该战俘列入“回国派”。

第五个问题实际上并非故意“考验”战俘，而是那时联军真的无法承诺送战俘去台湾。日内瓦战俘公约并没有现成条文支持“不强迫/志愿遣返原则”。联合国军正和共方艰难地谈判。需要先和共方签订协议确认该原则，然后才能考虑把战俘送到其他地方去。

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18条规定交战结束后战俘就必须遣返，并没有规定战俘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被遣返。共方坚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这条办。联合国军方面既不想搞强迫遣返，就得下功夫从公约中找到依据。幸好公约第6条能帮上忙。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其认为需另作规定之一切事项得订立特别协定。是项特别协定不得对本公约关于战俘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得限制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联合国军方面争辩说，公约允许各国在维护战俘权利的前提下制定特别协定，而不强迫遣返战俘就是维护战俘权利，那就让我们来搞个特别协定吧。

而要让共方同意又谈何容易？共方早就恨死了那些让自己丢脸的“战俘权利”。哪里会愿意为了保障战俘们“叛党叛国”的权利而去和联军达成特别协定？因此当时联军对于能否达成这样的协定根本没有把握。当然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送反共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只能把实话告诉战俘。

即便战俘一路硬邦邦地表示抗拒遣返，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他仍然必须回答说“自杀”、“拚命”、“逃跑”之类的话，才能算有“暴烈抗拒遣返”的决心。他才能留下来。如果战俘听到最后一个问题时说“真到了那份上也只好认了”，就会被当成“愿意遣返者”而送进共产党控制的营区。

毫无疑问，这一套甄别程序把数以千计有心逃离中共统治但不很坚决的志愿军战俘逼回了虎口。联合国军如此出卖性地设计甄别程序，一是出于尽早达成协议的愿望。希望通过推动更多的战俘回国以保护中朝共方的面子，从而换取共方的配合。二是深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放松指控联军“胁迫战俘去台湾”的宣传，所以也想把任何稍微不坚定的战俘排除出去，只让真正有“毋宁死”决心者留下来。这些人日后经得起检验，让共方无隙可钻。联军的想法固然可以理解。但该项政策逼人太甚，确实把数千名不满中共的志愿军战俘逼回国去受迫害。害惨了几千人，仍然属于应当谴责的不义之举。

反共志愿军战俘不敢信任联军当局

根据志愿军战俘们的回忆，联合国军对待他们反共志愿军战俘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暧昧低调。大部分志愿军战俘们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表示出反共态度。其中许多人还积极要求参加联军部队：给我们枪让我们打回老家去！但他们的热情往往遭遇联军的冷漠回应。尤其是联军在一些事务上对待他们和对待亲共战俘没有区别，使得反共战俘们感到不平和心寒。高文俊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联军战俘营司令官“无视‘一样米养百种人’的哲理。漠视我们反共产爱中华的共同心声！无论从情和理论方面，实在没有‘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必要！我们万难苟同，真正无法继续忍耐！”。

联军当局始终不答应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去台湾的要求。一直到停战协议达成，反共战俘被移交给印度军队的时候都没有明确答应将他们送往台湾。而在甄别过程中对他们又特别苛刻，以至于反共战俘们长期处前途渺茫的不安状态中。随时会被出卖的感觉始终紧紧相随。因此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对联军监管当局并不信任。他们更信任的，是长期和他们平等交往、友善真诚相待的美军牧师伍柏里以及那些曾在营区当教员的中国人。

联军在甄别过程中对反共战俘严厉苛刻的态度在反共战俘们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甄别过后他们时刻在揣摩联军的态度，担心他们最害怕的结局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1952年夏，联军要把志愿军战俘从巨济岛移往济州岛。联军当局只是冷冷地通知战俘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既不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不说要去做什么。这种冷漠神秘的态度致使反共战俘们觉得联军可能要把他们偷偷地运去交给共产党。于是他们发起了绝食抗议。他们表示不能服从转移的命令，也不能信任联军监管当局。他们要求见伍牧师或者中国教员们。除非见到这几个人，否则情愿死在这里。绝食到第三天中午，联军果真把伍柏里接来。他进营区劝慰战俘们放心，保证联军不会做违背大家意愿的事。为了解除战俘们的疑虑，他还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走，战俘们到哪里他也到哪里。这位牧师说话比联军俘虏营司令官的命令管用得多。反共战俘们停止了绝食，表示服从调动。到了这一步，尽管有伍牧师随同，很多战俘心中仍然不踏实。大家上了美军登陆艇后一直在判断方向猜测目的地。发觉船向西行，有人就嘀咕会不会是“开往青岛”。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到了济州岛，大家方才定下心来。在战俘营中布道的牧师和任教的中国教员，本来都是些很普通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平等真诚对待战俘因此深受反共战俘的信任，中共就对他们恨之入骨，用尽狠毒的字眼无中生有地把他们一个个都涂抹成凶残的“特务”。

照顾共产党的政策很愚蠢

实事求是说，联军能下决心为保卫抗拒遣返的中朝战俘而战，已经是很仗义了。对他们不能指责过多。且作为联合国的部队，他们也必须搞些平衡，以避免共产党的指责和国际舆论的批评。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有些地方做得实在过了些，特别是处心积虑照顾共产党面子的政策实在是多余且愚蠢。这种政策对联军，对志愿军战俘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现在看来，当年联合国军的最佳策略应该是把中朝反共战俘们吸收编入联合国军直接与中朝军队作战。只要联军真的这样做了，中朝共产党们最服气，最少抱怨声。停战协议也最容易达成。停战协议早日达成，将大幅减少中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各方的军队人民的伤亡损失。联合国军要这样做根本不缺理由。首先，就日内瓦战俘公约而言，该公约禁止监管方强迫战俘参军作战，并没有禁止战俘自愿参加监管方的军队。其次，把俘虏编入本军作战的做法，正是是中朝共军最熟悉也最容易理解的做法。众所周知“改造俘虏”乃是这两支军队自我夸耀的“优良传统”。联合国军学习一下对方这种优良传统有何不可？况且中朝共军总是强迫俘虏参军打仗，联军只不过接受战俘的主动要求而已。理直且气壮，何乐而不为？

实际上，联军当时已经在中朝战俘中招募了一些人到前线或敌后充当侦察和游击队员。只是顾虑各方影响不能放开手脚大批招募。其实联军完全可以扩大招募战俘并组成战斗部队。大量的朝中战俘在投降后主动要求参加联军。如果接收他们入伍，就等于解除了他们的战俘身份。日后也就不再有“遣返”的问题。联军只要声明：凡是愿意加入联军的人员即自动失去战俘身份限制并享受联军官兵待遇，战争结束后不必被遣返。如此一来会有大批中朝战俘自愿申请参加联军。这一来不但补充了联军的兵员不足，更给共军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对志愿军的影响尤其重大。当年志愿军战俘明显少于人民军战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志愿军官兵与联军方面的沟通有较大的障碍。有很多志愿军官兵因为相信中共干部所说的“被俘后会被杀掉”的宣传而不敢投降。而在当时这种说法确有几分真实性。各国军队都有杀俘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就当年的志愿军而言，他们特别害怕被韩军俘虏。因为韩军官兵对“中共侵略军”的仇恨很深，甚至比对日本人的仇恨还深。他们亲眼看着中共军队入侵他们的祖国，毁坏了他们的家园，杀害了他们的家人乡亲和战友，还使韩国人统一祖国的梦想成为泡影。桩桩暴行累累血债，深深刺痛了韩军官兵的民族自尊心。促成韩军官兵频繁报复杀害志愿军战俘的现象。如果联军中有了中国军队，则局面必定大为改观。志愿军官兵阵前逃亡投降的顾虑就会大大减轻，投奔联军的志愿军官兵人数肯定会成倍地增长。

联军只要简简单单地这样去做了，战场形势会对共方不利得多。可以预期共方的反应会低调得多，与联军方面的配合会顺利得多。但联军当局显然在做梦，企图以照顾共方面子的努力去取得共方的善意配合。他们根本不理解共产党那种无止境的侵犯精神。中朝共方的想法恰恰是：他们让了一寸？那就再进一尺吧。联军不鼓励战俘去台湾并有意排斥中华民国政府介入的做法，不但没有换来中共的合作，倒助长了中共声讨“美蒋特务”的力度。他们干脆把所有与中华民国政府有点关系的安排统统说成“非法”。于是，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介入联合国军战俘事务成为“非法”。而不是成员国并与联合国打仗的敌人反倒取得了押回所有战俘的“合法”权。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与中共这种欺软怕硬集团打交道，最忌讳的策略就是善意相待。谁用善意对待中共，谁就必定要被中共撕咬得皮开肉绽狼狈不堪。对于联合国军方面的善意，共产党不但从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地抹黑联军。共产党一方面通过特务组织在战俘营中大搞残忍血腥的“反甄别”；一方面将所有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猛烈控诉联军“强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原本指望以不鼓励战俘去台湾的政策来换取共方配合的联合国军当局，反倒在五十多年里牢牢地背负着“强迫战俘去台湾”的罪名。认真说起来，这“自讨没趣”其实不能怪共产党。共产党天生就是这德性。要怪就该怪联合国军当局特别是美国英国当局不长眼。明明在与恶棍打交道，却抛不开希望恶棍发善心的梦想。

联军当局愚蠢的亲共甄别政策的最大恶果，是使得数千志愿军战俘被共产党裹挟回国成了长期受害者。这类受害者具体究竟有多少，的确很难说清楚。但说“数千”还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中共当局当年的“组织处理”标准。归国志愿军战俘基本上都受到了处罚。少数人遭受的处罚较轻。但其余人中有五千以上受到了“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开除军籍”或者更严厉惩罚。对照贺明《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中所提供的当年“组织处理”的标准，可知受到这类处罚的人属于“二类”或者更糟的类别。按照当年“组织上”的定义，“二类”人员犯有“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的罪过。什么叫“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呢？无非就是迟迟不表明归国的态度、长时间“脚踩两只船”或者曾经表示要去台湾后在甄别时又选择回国者。而这些人的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与联军长期的暧昧态度有关。他们一方面希望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另方面却因为联军方面的冷漠而顾虑一旦逃不成后果会更惨。而他们又不想一死了之，始终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共党组织正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心态，用“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主动表态回国者还能得到祖国原谅。”等说法制服了他们。假如联合国军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招募他们加入联军的话，这几千人中的多数就吃了定心丸，从而会坚定拒绝回国。联军长期的暧昧加上上述偏向性极重的甄别政策，促使这些战俘们于无奈之中选择了归国的“保险”方案，结果自投罗网。

群众性撒谎现象

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联军努力照顾共产党面子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照理说，中共即使不感谢也不应该再指责。而中共不但继续强烈指责，竟还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进行造谣欺骗。中共无中生有地宣传“美军强迫战俘去台湾”达几十年。为了欺骗中国人民，他们先严密地封锁了真相。只要真相对他们的造假不利，中共绝对要封锁。单此一件事，就可见这个党的不良内心。

当年国际红十字会得到联合国许可，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访问联合国军的战俘营。国际红十字把各次访问的结果整理成报告，这些报告分别寄给联合国当局以及中国和苏联。按理说这些报告决无保密价值，而且战俘的国内亲属非常想了解战俘们的情况，中共当局应当及时对国内公布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但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一份也没有公布。个中缘由是很明显的。中共已经对志愿军战俘事务编造了大量谎言，这些谎言与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很不相符。一旦把报告公布出来，他们的谎言还怎么维持？

对于甄别来说，本来任何关于甄别的文章都应该介绍联合国军当年使用的主要文件以及甄别的实施方法。但中共恰恰要封锁这些基本的事实。个中缘由也同样明显，如果让中国人民读到上述基本文件，看到甄别现场的照片或者其过程的真实描述，谁还能够相信“美军强迫战俘去台湾”的谎言？

中国有一个靠欺骗维持权威的党当道，广大干部群众别无选择只好积极投入到党的欺骗事业中去。归国志愿军战俘们也是这样。他们既是共产党的欺骗事业的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当他们所知的事实真相与党的宣传需要不一致时，他们往往放弃前者而服从后者。归国志愿军战俘们在回忆录中对甄别过程中的重要事实进行歪曲编造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张泽石，硬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甄别通告加上了“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和“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等凭空捏造的字句。连联合国存档的文件他都敢凭空编造改写，这种人所写回忆还有几分可信性？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志愿军战俘的作品基本是在服从党的宣传需要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与“亩产万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广大工农兵以切身体验证明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害死人”等说法有何差异？

张泽石们知情而有意撒谎，似乎事前没有想到这样做还有风险。他们大概以为共产党能够永世遮蔽真相，全中国无人能知道他在撒谎。他们忽略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中国古训。别看张泽石本人在书里把自己写得英勇，从他的归国后所遭受的惩罚类别（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来看，他也属于“二类人员”，即“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的那一群。加以他不诚实的品质，难保他当年没有患得患失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党在战俘营里的耳目本来就不少。加上回国后战俘们为了保护自己又展开积极告密互相揭发活动。每个人在战俘营中的行为都不可能瞒过“组织上”。这种人回国后挨整，多半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就像张泽石所编造的那样，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甄别的通知里真有“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样一句的话，选择归国的志愿军战俘就不会是六千多，有可能只剩几百人。在这种情况下，“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的张泽石们还会坚定地留在这几百人里面吗？

第三章 “强迫刺字”的真相

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等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这样的大型谎言，本来是很难使1960-70年代的中国人相信的。但是这个罪名经过那时的全国媒体宣传了没几天，中国人民就深信不疑了。那以后的10年里，如果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反而会被认为是“造谣”。现代谎言的成功并未脱离古老的“三人成市虎”原理。却因为借助成千上万的报纸、电台、书籍教材等现代化传播方式，其效果就成千上万倍地显着。关于“大批志愿军战俘被强迫刺字”的谎言，也是这样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当然，无论古今，任何谎言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不知情。一旦民众有机会恢复知情权时，谎言的基础就要动摇。关于志愿军战俘的种种谎言也是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被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

一、刺字的起始

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刺字，始于1951年秋。是战俘们在发觉自己面临被强行遣返命运时采取的自救措施。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投降或者被俘的动机，主要的是逃亡，还有的就是想投靠联军。中国历代军队相当依赖“招降纳叛”来扩充自己。因此传统的中国军人习惯了倒戈易帜，视反水换山头为“兵家常事”。中共的开国将领中，朱德彭德怀贺龙等都有易帜两次以上的记录。如朱德的履历，始自清军，继易帜于军阀之间，后转战于国共两边，经Ｎ次变换后才落户于共军。朝鲜战场上大批志愿军官兵本身就有从国民党军被“改造”为解放军的经历。很多志愿军战俘们想当然地以为联军也喜欢招降纳叛。他们满怀“投诚”、“起义”一类的信念来到联军一方。完全没有料到联军居然不收编他们。不仅如此，还打算把他们遣返回去。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不安。

板门店谈判事关战俘们的命运，营区的战俘们很认真地从广播里听取每一点滴的有关消息。共方谈判代表多次声明断然拒绝自愿遣返原则。营区的共产党组织密切配合宣传“归根到底，战俘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的决然论点。而联军方面的举棋不定态度则加重了反共战俘的失望与恐慌。被强迫遣返的前景笼罩着他们，他们急于想办法自救。而借助国际舆论传达自己心声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措施。釜山、巨济岛等地的战俘营是相当开放的。各国记者、国际组织、还有些学术机构等经常访问战俘营。两派战俘都利用这种开放性伸张自己的主张。反共志愿军战俘们也想借刺字这种活动发出比较强烈的信号去唤起各国的关注。战俘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顿时发现没有回台的绝对把握！这是实情，但也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官阶较高的国军军官，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他们确实起了骨干和决定性的作用，确信化被动为主动，必须积极争取，一切“操之在我”。与此同时，深怕日久生变，对我们更为不利。为了说服联军坚持“志愿遣俘原则”的立场，我们须有突破性的作法，和缔造新形势的野心。故须鼓动风潮，造成声势，已是全体弟兄奋斗的不二法门。

于是乃有效法岳飞刺字之议，自从聂安云、吴建生等五人开始刺字以后，大家便不约而同的急起直追，瞬间风行起来！所谓“刺字”（又名刺青），即是在手臂、胸前或后背，先用墨水画成图画或书写中英文后，然后用普通“针”，按照字迹或图形，用力把针扎进肉里去。既无消毒，亦末注射麻醉药物，就不用说有多疼了！除少数人有免疫功能外，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要承受红肿和发炎的后遗症。还有少数人在刺字处不但发了炎，同时化了脓。所幸战俘营医药设备不错，全没有造成大碍。”

这就是刺字的起始。它是处在前途渺茫且十分无助境况下的战俘们自发的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美军的命令”，“台湾的指示”等等。当然，中共若承认这个事实的话就等于承认它自己不得人心。所以他们一定要用别的说法来解释。共产党总是把背弃自己的人说成“极少数”。如果整个事情暴露在国际场合下，没有办法说成“极少数”时，就改说当事人都是“被迫的”。实事求是说，甄别前战俘营区情况比较混乱。七、八千人关在一起，两派人员混杂争斗。这些争斗有时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酷刑折磨与凶杀的事件并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个别强迫刺字的案例是可能的。但声称“大批”或者“很多人”遭到强迫刺字，则明显违背了事实。只要对营区的基本情况知道略多些，所谓“很多志愿军战俘遭到强迫刺字”的谣言就会不攻而破。

二、拒绝刺字并无困难。

一个使得“强迫战俘刺字”难以成立的事实就是亲共的红色战俘们很容易脱离反共营区。我们知道，搞任何强迫性活动，首先必须能将被强迫的对象牢牢控制住，强迫才有可能实现。假设中国的劳改犯们一不高兴就能卷起铺盖回家去，请问共产党还怎么对犯人进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当年战俘营里红色战俘们可以随时抬脚走人，直奔“小延安”里去。请问反共组织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搞“强迫刺字”？实际上当年战俘营区里恰恰就是这种情况。联军的管理措施很有利于红色战俘离开反共营区，却不利于反共战俘离开共产党控制的营区。这些事实不但被各国记者报导过，被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观察过，也得到归国志愿军战俘们间接证实。

当年在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处采访的记者报导过，联军对亲共和反共战俘营的警戒措施是很不同的。由于亲共战俘营区战俘逃跑或者制造骚乱事件的倾向性较大。所以联军对亲共战俘营区的防范也十分严密。亲共营区不但有多层高大铁丝网，周围的沙包堡垒岗楼等工事也特别多。而反共战俘营区的警戒措施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52年5月16日，合众社记者报导了釜山附近一个关押着一万多名反共战俘的营区的情况。他发现营区周围竟没有联军的岗哨。而营区的铁丝网只有一层，两英尺多（不到一米）高。战俘们穿的都是美军的战斗皮鞋。任何人可以轻易地踩着铁丝网跨出去。该记者问营区司令官说“如果战俘要逃跑你怎么办？”那司令官爽快地回答说：我就站在这里分发糖果给他们送行，祝他们好运。联军知道反共战俘们无意逃跑或搞营区暴动。因此懒得花功夫去看管他们。试问在这样的营区里生活的红色战俘，要离开它能有多大困难？只要本人当面向联军监管当局说明愿意回国的意向，当即就会被转去红色阵营。

当然，并非每个反共战俘营都放任到这种程度。然而联军监管当局对反共战俘营区的开放性是处处可见的。红色战俘仍有很多机会可轻松离开反共营区。比如，反共志愿军战俘在营区周围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养牛放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联军并不禁止，也不担心他们逃走。还有外出劳务时机会也很好。战俘营关押着十几万人，相当于小县的人口。每天都有大量的生活物资需要搬运仓储分发；营区及其周围的房屋、道路、供水供电和其他设备也需要建设和维修。各营区战俘几乎天天都要外出干劳务。联军对外出劳务战俘的监管很松。而对反共战俘们更是放任。往往不派卫兵跟随。战俘们在外自由活动的空间相当大，有些战俘趁机东遛西逛干自己的事，甚至去嫖妓。

这是真情。拥有十几万青壮男性的战俘营区一度成为韩国最热络的卖淫市场之一。别看战俘们是囚徒，他们手头拥有的“嫖资”还是很可观的。联军基本上比照美军士兵的标准给战俘们发放食品、服装和日用品。比如香烟，每人每天十支，跟美军士兵一样。而香烟、罐头、衣服、鞋帽、洗漱剃须用具等等是战争时期十分紧缺的物资，用作嫖资很合适。有些战俘还用自己收成的庄稼以及牲畜家禽等向当地民众换取了现金。战俘们可观的消费能力吸引了大批妓女来到战俘营周围安营扎寨。韩国警方1952年5月的一次扫荡行动就从巨济岛战俘营周围移走700余名妓女。如果战俘营像中共报纸描绘的那般森严的话，这种“娼盛”现象根本无法出现。

联军当局对两派战俘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战俘难以逃出共产党控制区，却很容易从反共阵营转往共产党阵营。就如同大陆人很难逃往香港，而港人很容易“逃”入大陆一样。联军当局一直致力于隔离两派战俘。因为营区两派战俘混居频频造成冲突伤亡事件，给共产党提供了抹黑联军的宣传借口。联军当局巴不得尽快将两派战俘彻底分离开。任何红色战俘，只要本人向联军当局说明自己的意愿，都会被尽快地送往亲共营区。身处反共战俘营区的红色志愿军战俘想转往“小延安”并没有什么障碍，只看自己有没有意愿而已。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红色战俘们被“强行”扣押在反共营区遭受“强迫刺字”，而是许多红色战俘们故意不离开，坚持要留在“敌占区”。

三、人民日报瞎编战俘营的情况

中共曾经下功夫去编造战俘营的阴森可怖景象。现在这些粗糙离奇的瞎编已成了关于“强迫志愿军战俘刺字”谎言的有力佐证。人们可以拿着这些文章问中共，如果当初你们不打算蒙人的话，为什么要瞎编这些东西？请看人民日报1953年10月6日一篇文章对巨济岛战俘营区的描绘：

“这些集中营都设置在空旷地上，周围有六道通有电流的高大铁丝网，铁丝网内外碉堡林立，四周站满了持枪实弹的美国兵，并经常有坦克、装甲车往返巡逻，戒备极其森严。入夜，敌人巨大的探照灯在我方被俘人员住的帐篷上来回照射，血红的曳光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军用狼犬发出骇人的嚎叫。在铁丝网内还密布着许多敌人的警备队员，我方被俘人员不得随便走动一步。到处都可以听到酷刑下的惨叫和呻吟，每个被俘人员随时都可以被拉出去秘密讯问。恐怖笼罩着这个小岛。”

这位人民日报记者很可能连战俘营的照片也没有见过。所以才能这样地纯靠想像力去编造。反正党重视的是宣传效果，并不在乎事实。该记者白纸黑字写下的这些东西，不但与当年各国记者的采访报导以及照片资料严重不符，也与从战俘营归来的志愿军战俘们的回忆相矛盾。

现在国内关于战俘营情况最详尽的回忆资料集就是《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书。该书由数十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参加撰写，可能征询汇集了数百战俘的回忆。该书编委会在书的第3页上这样形容战俘营：“战俘营场是用双层带刺铁丝网围成，四周设有岗楼，配以电话、机枪及探照灯，由美国士兵或南朝鲜军人担任固定岗哨或日夜巡逻。”

志愿军战俘见到的是“双层带刺铁丝网”，而人民日报记者给写成了“六道”。且不知该记者从何处得知铁丝网“通有电流”。许多在营区拍摄的照片显示那些铁丝网并非电网。战俘们经常在铁丝网旁边活动，还在上面悬挂各种标语和图片等。归国志愿军战俘提到他们曾利用铁丝网上搞画展。孙振冠的回忆中提到一些战俘“扑在铁丝网上，含泪眼看着我们”。还有归国志愿军战俘回忆起“叛徒”或者自己人翻爬铁丝，或逃跑或送信的事。如果铁丝网“通有电流”的话，谁敢这样做？当人民日报发表这篇东西的时候，张泽石孙振冠们已经回到共方了。记者恐怕没有和当事人交谈过就下笔写文章。可见那时中共的造假活动怎样地忽略“质量把关”。

还有“军用狼犬”。如此“骇人的嚎叫”，在《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书中，竟无一人提起过。不知道人民日报记者是从哪里听来的？说起“犬”来，当年战俘营区里还真有不少“犬”。可那是战俘们自己养的“爱犬”。在长期关押的日子里，很多志愿军战俘们闲不住就在营区周围开荒种地，还养起了牲畜家禽和宠物。包括牛、羊、鸡、猪、兔、猫、狗等等。1953年9月战俘们移往中立区时，联军当局允许他们带走所有由他们自己饲养的动物。较大的动物因为顾虑中立区无法放养而没有带去。一些小动物，如鸡、猫、狗等却带去了。志愿军139师政委贺明，作为志愿军观察员在中立区现场观察战俘入营登记。他看到了许多战俘抱着鸡揣着猫牵着狗的情形。但他后来写书时只写狗，还拐弯抹角地把它们说成“通信狗”。以便给反共战俘们添一点“特务”色彩。而这位人民日报记者的想像力更丰富。他居然看到了战俘们没见到的“军用狼犬”，还身临其境地听到了“骇人的嚎叫”。

至于入夜以后“血红的曳光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更属创造性的想像。相信没有吃错药的人都会问：美军干什么每天晚上要浪费那么多弹药？

四、反共组织曾鼓励战俘们刺字，并不强迫刺字，更防止假刺字

首先，刺字不是反共战俘营区内的硬性规定或者统一的要求。反共组织曾经鼓励战俘们参加刺字。但战俘们仍然能按照自己想法决定要不要参与刺字的活动。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余反共志愿军战俘，参加刺字者还不到一半。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980年代两岸开放探亲。很多赴台志愿军战俘急于回国探亲，却又顾忌身上的反共刺字会惹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当局进口激光手术设备为他们免费消除刺字。当年负责进行这项手术的台北荣民总院皮肤科负责人向报界说，有资格免费接受这项手术治疗的老兵约七千人。其中包括去台志愿军战俘，也包括1950至60年代驻守金门马祖等外岛的一些国军老兵。扣除后一部分老兵，则赴台的反共志愿军战俘中身有刺字者就少于七千人了。可见当年即便在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区，没有刺字的战俘仍然占多数.。他们选择不参加刺字，并没有什么不利后果。如果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存在每个战俘都要刺字的硬性规定。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当年国际媒体从营区发出的报导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都表明，刺字是基于自愿的活动。

其次，刺字也不是反共组织制服或者逼迫亲共战俘放弃回国志愿的措施。中共宣传当局有一种说法，声称美军当局和反共组织使用暴力在“爱国战俘”们身上刺上反共口号，造成既成事实使得他们不敢回国，从而不得不去台湾云云。这种说法得到一些身上带有刺字的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支持。他们归国后都一口咬定自己身上那些字是被强行刺上去的。不少人还声称曾有被“打昏过去”等情节。但我们都清楚，志愿军战俘们回到共产党统治下后，除了这一套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即便他们敢说出和党的要求不一致的事来，党也不会让他公开发表出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为党而作的表态从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一夜之间“认清”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真面目”，一夜之间“看透”前苏联老大哥“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政治表态中看出相似性来。不必我多说。

前面已经指出，红色战俘要从反共阵营里逃出去是很容易的。这个情况使得“强迫刺字”难以成功。此外我们还有另一个更直接有力，连中共自己也难以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所有从反共战俘营区出来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都没有被刺字。比如赵佐瑞（王芳）、孙振冠、魏林、杜岗、李喜尔等等，都没有被刺字。他们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们通常在被俘后不久就被认出军官身份。如果反共组织真想利用刺字来迫使亲共人员放弃回国意愿的话，这些共军头头必定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被强迫刺字的受害者。“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当然也懂。这些共党领导人都在反共战俘营区呆了很长时间，还曾经因为带头闹事或者秘密串连企图夺权等活动被联军当局隔离关押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反共战俘营区。他们的亲共领导者身份在营区是人人皆知的。按理说这些人属于反共组织的“严打重点”。反共组织哪怕先不“强迫”他人，也一定要“强迫”这几个头头就范。把他们都刺成“没脸回国”的样子，树立起“榜样”来“教育”其他的亲共战俘，不就方便多了吗？这些共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幸免于所谓的“强迫刺字”的事实令人生疑。为什么反共战俘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这些最需要被“强迫刺字”的对象？难道是反共组织有意照顾“我党”领导，规定了“领导同志免刺”的政策？这当然是开玩笑。真有如此照顾共党领导人的“美蒋特务”话，还不如叫做“共党特务”更合适些。

五、刺字是可信标志和荣誉象征，需要事先得到批准。

共产党领导人在反共战俘营这个“敌占区”里活动了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而没有遭到“强迫刺字”。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美蒋特务”的照顾，恰恰是因为他们遭到反共组织的鄙视。是这些共党骨干们在政治上不合格，所以反共战俘组织不允许他们参加刺字。这个事实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它是真的。

是的。刺字是可靠成员的标志，也是一种荣誉象征。“反共抗俄”这几个字，并不是谁想刺就能刺上的。反共战俘组织知道共产党千方百计进行渗透和破坏，故很重视阵营内部的纯洁性和一致性。在刺字兴起之初，反共组织曾经鼓励对战俘们积极参加刺字活动。但是很快就发现有些共党分子也跟着掺和，想利用刺字伪装成反共斗士进行渗透。于是他们采取了防伪打假措施。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不过，最初对剌字之人，偏重了量，并未注意到质的问题。因旨在让大家表态，所以成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以致有少数人真的是“戴孝帽子哭丈人，装模做样”！其后发现中共渗透份子刘林、宋明、王丑则、张历全等人，亦以刺了字后而混入营区。于是改采“担保—审批”方式进行。即在刺字前须经二人担保，再经反共组织认可，否则不准私自进行。有了这一措施，果然使原本忠贞之人而愈加坚定。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终能凝聚万众一心，打出表里一致的反共招牌。”

其他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高先生的回忆。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当年在战俘营从事组织行为方面课题研究。他们访谈了很多战俘。其中包括反共志愿军战俘组织的领导人。有一位领导人向访谈人员介绍了刺字的审核批准程序。他说他们的组织（反共抗俄同盟，ACFR）在营中分三级：中心总部，支部和小组。一个战俘要加入该组织，须由一人介绍，三人担保形式提出申请。经过小组成员讨论后交由支部审核，然后再上报营区的中心总部。经总部审核批准后，该战俘就成为正式盟员。到了这时才许可他在臂上刺“反共抗俄”的文字。（A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had to have a party member introduce him and three party members to guarantee him. The application first went to the cell, where, if approved, it was forwarded to the branch. Finally, it was sent to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ACFR. If a man was approved, he was permitted to tattoo the words “anti-Communist fight Russia” on his arm.）

刺字的战俘们以“铁血盟誓”的观念看待刺字。那几个字或者图案不仅标志了一个可靠的组织成员，也意图激发成员们的团队归属精神（esprit de corps）。成员们心中既有舍命奋斗的荣耀，也有不离不弃的信义。由于这样的荣誉感，反共战俘们痛恨一些亲共人员伪装反共姿态，借刺字骗取信任的行径，也痛恨一些宣誓反共参加刺字而后又背弃誓约的人员（他们未必是共党特务，可能因为想家或被共党特务说服而改变主意）。一经发现刺过字的人员背弃承诺，反共战俘们即对他们采取严厉态度。1952年4月8日，反共战俘们对这类亲共人员采取了很不人道的报复措施。

六、亲共人员被强迫刮除刺字

1952年4月8日联军进行甄别前夕，72营区有48位刺过字的战俘公开宣布改变态度要求遣返。顿时激起反共战俘们的愤慨，并导致了强迫他们刮除刺字的报复活动。

那天反共志愿军战俘的行为的确缺乏理智。大家都清楚共产党不会容忍那些刺字。这48个人自己不刮除的话，共产党饶不了他们。反共战俘们没有必要在刺字上和他们过不去。之所以如此激愤，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刺字来之不易，这些人曾经因为刺字宣誓等获取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们背叛誓言的行动就令其他战俘感到侮辱。于是情绪冲动起来要求他们“把刺字留下”。二是这两天联军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展开甄别的通知》，使得反共战俘们的心情相沉重。而这48位偏在这个时刻公开背叛而去，就像在反共战俘的伤口上撒盐。

其三，更令反共战俘们难以容忍的是这些人无必要地激惹众人。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保，而是挑衅。假如他们想自保想回国，最好的方法是不动声色地等待十几小时。届时即可经由甄别程序自然转入红色阵营。反共阵营历来不禁止甄别，因此这些人百分之百能成功离开。这样离开是最安全最简便的方法，不吭声什么也不要说就行了。他们本来就善于忍耐隐瞒自己身份。多数人已经乔装反共姿态好多个月甚至快一年了，何差再保持十几个钟头？况且联军通知也明确劝告战俘不要将自己的选择公开说出来。但他们却故意出头搞煽动号召。这种挑衅对其他战俘的刺激尤其强烈。

他们这样冒风险，很反常也很不必要。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决定。显然是共产党组织强要他们这样做。这样干容易引发冲突伤亡。假如这些战俘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绝不可能这样去自找麻烦。但从开城的李克农或者北京的周恩来角度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干对党的利益极大。因为反共战俘们的情绪刚刚受到联军反复广播两份通知效果的沉重打击。中共特务人员趁机出头宣传“哪里来哪里去”，能够进一步打击反共战俘们的信心，从而促成更多战俘回归。至于引发冲突伤亡，也正是共方欢迎的。冲突伤亡正好帮助共方指控“美李蒋法西斯罪行”，也帮助共方从“最可爱的人们众叛亲离”的难堪局面中挽回一点面子。北京与开城一直高度渴望战俘营中伤亡事件的发生。中央的利益当然压倒战俘营内的战俘身家性命的“局部利益”。营区中共产党除了努力贯彻中央的精神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他们积极促进冲突和伤亡。4月8日晚，当72营区50名亲共志愿军战俘公开表明不去台湾的意向时，反共战俘立刻群情激愤，严令其中48名已经刺字的战俘们自行刮去刺字，否则强迫执行。结果这48人的刺字全部被刮除。

七、吃人肉事件

第二天，72战俘营区进一步出现了“吃人肉”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72营区的军官大队的大队长谭新东。他搜集了8日晚从亲共战俘身上刮除的表皮，约有一洋瓷饭碗。然后混合了两只牛肉罐头，做了一大碗肉汤，约董仲谦同吃，吃完后才让董知道。

人吃人肉。无疑是恐怖野蛮的行为。但那时谭新东并不这样看。他认为“食其肉寝其皮”反映出他与“共匪”的深仇大恨。不如此无以表达他对“共匪”的义愤。他到台湾后还把此事当作英雄举动主动向报界披露。值得指出的是，当年的反共战俘们为了表达“与共匪不共戴天”的意志时并不避讳使用“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一类言词。在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公开呼吁书中也包含这类言论。在50多年前，这些言行不仅易被意识形态上的敌我仇恨的美化，还能得到中国传统的“忠即是良”的理念的支持。当年战俘营的刺字活动被当作效法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义举。而岳飞关于“渴饮匈奴血，饥餐胡虏肉”的著名诗句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模标准”。人类文明始终在不停进步的。以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在评论岳飞的《满江红》时已经无法继续正面地称赞其饮人血，餐人肉的气概了。当然也不会肯定谭新东的“食其肉寝其皮”的“义举”。

谭新东的“食其肉寝其皮”，却让中共宣传当局如获至宝。“敌人的残忍就证明我们的正义”。所以中共要把敌人描绘得越残忍越好。几十年来中共宣传机构不惜笔墨对这个事件进行改编膨胀，使这个事件面目皆非，变成了一桩“极其残忍”的“破腹挖心”的滔天大罪恶。

首先，中共宣传机构把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换掉。因为谭新东出身新四军，是中共老党员。“吃人”者具有这个身份显然对中共形象不利。一定不能提。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部分宣传材料要么称凶手是李大安，要么说是王顺清。反正一样，这两人都不是中共党员出身，给他们加任何罪行都很放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去台湾志愿军战俘的所回忆的情况判断，1952年时李大安已经不在72营区了。另一些资料显示，李大安有可能早在1951年8月就被共产党组织暗杀了。中共宣传机构把大量罪恶加在这个人身上，似乎有种“死无对证”的放心。

其次，把刮去刺字夸大成“连刺几十刀”，割下“大块”肉、直至“破腹挖心”等等，吃人皮肉也改成“用人心包饺子”甚至炒肝烹肾等多种花样。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里这样描写：“旁边放着七个大盆，里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两个盆里放着林学甫阳文华的两颗鲜红的心脏”等等，足够把胆小的读者吓晕过去。人民日报上还曾白纸黑字地报导了许多奇异可怕的酷刑：“人类所难于想像的酷刑，像倒悬、串指、火油灌口活活烧死，用蒸笼活活蒸死，沸水煮死等等美国的‘文明’刑法，全部用到那些坚决要求回祖国的人身上了”。真是骇人听闻。

但“爱国”的志愿军战俘们却不能证实人民日报的发明创造。广大受害的亲共战俘在“受害期间”从未向国际组织和媒体揭露以上罪行。都是回到祖国以后才回忆起很多遇难经历的。他们在战俘营里并不是不敢说话。亲共战俘曾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反应过鞋不够穿，要求多发；他们也曾向该组织控诉过美军对营区断水断粮的“罪行”等。他们还会直接向各国记者传达信息。比如营区有人死了，他们通常用英文在铁丝网上悬挂大标语说：我们的人被美军如何如何虐待屠杀致死，我们要求保障生命安全等等。郭兆林、张合顺等人领导“抗美援朝同盟会”曾将死者的遗体连同大幅抗议标语置于门口的铁丝网边吸引国际媒体记者观看拍照。602亲共战俘营的战俘们制作丑化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漫画，有意外挂在铁丝网上让各国记者来拍照。孙振冠、魏林等与美联社常驻巨济岛战俘营记者混得很熟，多次委托他向外界披露消息、向监管当局反映情况等等。有这么多机会这么多渠道，他们就是不肯揭露上述“人类所难于想像的酷刑”，拒不带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和各国记者去看看蒸人的蒸笼和煮人的锅。不知人民日报怎么解释这些？

中共宣传机构还对事件中受难伤亡情况加以任意编造。其夸张能力实在惊人。1953年10月6日人民日报报导，仅“甄别大屠杀”这一次事件，“据被俘人员所亲眼看到的统计（当然极不完全）这次惨遭杀死的有九十七人；被割肉的有三百余人；被打成重伤的有三百四十余人；轻伤在千人以上”。人民日报这篇报导发表后仅两个月，归国志愿军战俘们在昌图归管处举行追悼会。会上追悼的所有烈士中，死于“四八甄别”的仅有四人：林学普、阳文华、戚中堂和张振潼。97变4,这是多大的水分？而且还“当然极不完全”！我不知道追悼会上有没有人拿着两个月前的人民日报问说，党报明明报导那天牺牲97个人，怎么你们今天才追悼4个。剩下那93个烈士被你们弄到哪里去了？

中共编造和指控敌人的残忍，并非要杜绝残忍事件的再发生。相反，党的意图是捍卫本党的独家残忍权。谭新东吃人肉时所持的理念在共产党的体系中不但不陌生，恰恰是中共思想体系中备受推崇的部分。这理念就是对政敌要恨要狠，恨到不共戴天，狠到无视道义底线。文革时期中国的广西等地发生了大规模吃人事件。事件的参与者就是在高度仇恨、高度狠毒的革命精神驱使下去吃人的。社员群众以革命的名义吃掉地富反坏，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名义吃掉走资派，学生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吃掉反动校长等等。虽然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尚不能肯定，但我猜测中国大陆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发生群众性吃人事件的地区。身为华人，要为自己的民族到这么晚还这样大规模地吃人感到耻辱。更要认真反省那一门西洋邪教几十年来对中华文明的深度破坏以及未来对我们民族子孙后代所形成的严重后遗性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