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写了篇随笔《从“太君亲自抗日”到毛星火的“付费大字报”》，发在维吉尔上了，想看的朋友请点击蓝字移步，这边发个更有营养的历史文吧：
开普勒一定同意，探究天体运行规律与之相比，实在太容易了。
我看过一本有趣的微观史书《天文学家的女巫案》，它讲了一个不想当名侦探的物理学家，不是好律师的故事。
众所周知，约翰尼斯·开普勒是德国16-17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者，在大多数人甚至是大多天文学同行都还不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时代，开普勒不仅认识到了这种学说的正确性，还通过观察和计算发现行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他甚至通过他天才的数学灵感，总结了所谓“开普勒三定律”，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2、在同样的时间里行星向径在轨道平面上所扫过的面积相等；3、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它同太阳距离的立方成正比。如果你懂一点数学知识的话，你会发现，开普勒对行星轨道的这些讨论，已经非常接近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立的微积分了。更神奇的是，开普勒在他的笔记中也认识到天空中行星轨道的椭圆和地面上炮弹划出的抛物线都是圆锥曲线的一种，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开普勒沿着他的研究方向再前进那么一小步，微积分乃至万有引力定律的桂冠，可能就会由他而不是在他去世40年后由年轻的牛顿所摘得，开普勒将不再只是“天空立法者”，而成为整个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物理学之果，在开普勒那里已经接近成熟，但最终却砸中了牛顿的脑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其人生最黄金的时代、事业正如日中天时，研究突然被一场今天看来很无厘头的风波所打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自己仰望星空的思考，用自己的智慧附身处理人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杂事，而这一被打断就是六年。六年后，当开普勒终于平息了人世间的风波重新仰望星空，再开始研究时，他已经垂垂老矣，与曾经的灵感失之交臂了。而这场无妄之灾，就是开普勒母亲卡塔琳娜·开普勒所卷入的猎巫案。公元1615年，开普勒接到了老家妹妹寄来的一封信，信很简短，就传达了一个意思：哥，妈妈快被当地法院当成女巫烧死了，无论如何，你快想个办法救救她吧！开普勒一听这个消息就头大了，虽然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御用天文学家兼占星家，专管着天天和皇上聊星座，是身份硬的能砸人的精英。但“女巫”这个指控，在当时的基督教欧洲真的是“业界百草枯”，跟现如今咱这儿“公知”“汉奸”之类的帽子有一拼，但凡你被扣上这帽子了（多说一句，扣帽子这个说法最早其实就来自于猎巫），那真是触之即死、碰之既亡，耶稣再世也难救的下来。今天的很多人可能认为，既然猎巫运动是中世纪欧洲因为宗教狂热而掀起的一种迫害活动，那么基督教会和与教会勾结的封建领主就该运动的主要推手。但正如《天》一书和很多讲述猎巫的专业史书描述的一样，事情的真相还真不完全是这样。公元787年，第一位受教皇加冕成为“罗马皇帝”的蛮族大帝查理曼，在其颁布的萨克森法典中就明确宣布：把人当做女巫来烧死，是异教徒才会做的事情，“这种野蛮行径不应该被基督徒所相信，今后帝国境内严禁此类私刑”。公元820年，里昂大主教在与教区下属牧师的通信中，又明确表示教会不承认女巫的存在，教徒不得将庄稼因恶劣天气歉收、患病等现象归罪于“女巫”。而这种说法到了11世纪已经被教会法所接受。以至于11世纪丹麦发生过一场猎巫风潮时，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还曾专门给丹麦国王写信，让他停止这种“异教徒行为”。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前中期，虽然狩猎女巫作为一种民间活动已在欧洲频繁出现了（这种民间对弱势女性自发性的迫害，非常类似中国农村曾经流行的“斗破鞋”）。而当时的教会和世俗政权，反而是起到了不少制止作用的，教会和封建贵族，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比如贞德事件当中，才会利用这种罪名和刑罚。但到了中世纪晚期，乃至文艺复兴时代，这种野蛮的刑罚突然获得教会和世俗政权的联合背书。1484年，教宗英诺森八世颁布了《猎巫敕令》，宣布“（女巫们）绝不可被饶恕，她们十恶不赦、荒淫无耻。”该敕令授权并要求欧洲各国的神职人员在世俗政权的配合下，对女巫展开甄别和狩猎。1486年，出身神学院的两位正经教士亨利希和耶科布，还专门印刷出版了《女巫之槌》一书，第一次把15世纪流行的关于魔鬼和巫术的知识概括起来，甚至提供了诸如如何识别女巫、如何检举她们等各种详尽的办法，为欧洲人民群众“科学猎巫”、“依法猎巫”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什么欧洲的猎巫狂潮，不是在“黑暗的中世纪”的盛期爆发，而是在人类已经看到一丝理性曙光的近代出现呢？有一个要素，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因为“信息革命”。以古登堡印刷革命为标志，欧洲自13世纪中期开始活字印刷术逐渐开始普及，欧洲人开始能读得起书了，《圣经》等大量出版物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意味着《圣经》的解释权被下放了，教会的神权垄断被打破了。理应是大好事一件啊！在中世纪的欧洲，神权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被质疑的政治正确，当它被罗马教廷所垄断的时候，虽然普通人处于这个话语权的底层，却有一点好处——普通老百姓离这个触之即死的“大杀器”很远，而教会和贵族自身为了维持其平稳统治，不会拿着神权当大棒胡乱去打普通人。这就构成了一种平衡，让大多数人能正常生活，彼此安之若素。神权随着《圣经》的普及，一起“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人也有了阅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权力。于是就涌现了大量自认为比教会更懂圣经的“民间神学家”和坚持要按自己“懂”圣经的方式来维护神权的“自带干粮的十字军”们。而这些“民神”和“自干十”的过度狂热让教会也很头痛——你说这帮人手拿着圣经，说自己的邻居是女巫或者异教徒，非要烧死而后快，教会到底是支持他们还是不支持他们呢？教会只要敢不支持，他们一定会高声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教会，也背叛上帝了！”然后立刻投入当时已经星火燎原的新教的怀抱，加剧教会权威的堕落。所以罗马教廷为了维持已经岌岌可危的宗教权威，反而必须被这帮狂信徒所绑架，摆出一副“你虔诚，但我比你更虔诚，所以你还是要接受我的领导”的态度，以宗教狂热收买这些狂热者的支持。同时，通过《猎巫敕令》、《女巫之锤》这样文件，也试图将已经无法遏制的民间猎巫行动进行收权和规范——至少烧谁不烧谁，让教宗说了算，总好过民间乱烧吧？这就是教会对猎巫态度逆转的真正原因——最可怕的不是正经教会，而是那场信息革命释放出的狂热的“自干十”们，是他们拉着那个时代的欧洲一起走向了一个蒙昧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的狂热深渊。他现在，发现自己母亲面临的绝境，比天空行星的轨迹更难解：教会有明文法律规定，授权可以烧女巫，而民间又有相当狂热的猎巫热情——同一年开普勒老家已经烧了五个女巫了。他家乡的地方法庭现在有十几个乡亲邻里愿意出来作证，众口一词说开妈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巫婆——我们某年某月某日喝了她递过来的酒水，回家以后就腿瘸了、头疼了、不孕了、甚至死翘翘了，这人肯定是女巫没跑！不烧不足以平民愤啊！而如果开普勒为母亲辩护失败，宗教法庭能不能这位可怜的女性以最终的司法救济手段呢？给啊，毕竟《女巫之锤》这种书里写了甄别方法，要“科学猎巫”“依法猎巫”么。但随便列一些当时最流行的判别女巫手段你感受一下——把涉嫌女巫的人绑上石块，沉到水里，如果沉底淹死了，那就是正常人，咱冤枉她了。如果她居然浮上来，那肯定受了魔鬼的庇佑！赶紧捞出来烧死！或者让涉嫌女巫的人穿上“火鞋”（烧红的烙铁做成的鞋子）。如果她被烫的生不如死、还死不承认自己是女巫，那估计就是清白的，脚废了，命可以留下……或许吧。如果居然这女巫毫发无损，那不用说，还是魔鬼给她加的抗火buff，，烧死她！反正都是这么些武大郎喝药，喝是死不喝也是死的鬼主意。写《女巫之锤》的那两位修士，估计是潘金莲附体。开普勒了解这些之后，意识到他必须成为母亲最后的守卫者，不然母亲即便不被烧死，也会受尽折磨，死在狱中。于是开普勒放下了自己热爱的天文学研究，投身到了对母亲的“绝地拯救”行动当中。好在他是皇帝的密友，有天大的后台，他先利用自己庞大的人脉，向当地法庭施压，暂缓了对母亲的审判。“理工男”开普勒逻辑缜密、智慧超群，他知道直接为母亲辩驳，说是什么“压根没有女巫”“圣经也不支持你们烧女巫”在那个鬼年头是根本行不通的，辩驳到最后唯一效果就是越描越黑，妈没救出来，自己却被这帮SB庸众当女巫同情者给烧死了。于是他另辟蹊径，决定查清这个谣言到底是咋来的，造谣者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非要至自己母亲于死地。开普勒母亲的身世，其实是非常悲惨的，开普勒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从军战死了，留下了一堆孩子给开妈抚养。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寡妇，拉扯一堆孩子在经常闹饥荒、黑死病的中世纪欧洲生存会是多么的艰难。为了把孩子们养大、保卫自己丈夫留下的越来越少的一点家产，开妈不得不从年轻时代那个优雅端庄的“小资女青年”，逐步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凡事都要和邻里争一争的“男人婆”和“悍妇”。这样的女性得罪人肯定是非常多的。但万没想到的是，最先向她射来报复之箭的是她的小儿子海因里希。可能是因为穷苦人家里老幺最受溺爱的缘故，开普勒这个小弟弟从小就很不成器，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开普勒成名后，通过私人关系给他介绍了几份工作他都干不成。就那么在家里闲废着，靠母亲和兄姊供养。有一年闹饥荒，小海因里希居然问开妈要肉吃。母亲非常气愤的拒绝了他，说没有。愿望没有满足的海因里希就对母亲产生了怨毒之心，跑到街上大声咒骂他的母亲是个“女巫”、是“妖婆”、要毒害他。而巧合的是，在这场争吵后不久，海因里希居然真的就害病死了（饥荒之后有大疫，这在当时也常见）。于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邻里当中，就有一双怨毒的眼睛真的盯上了开妈，决定拿此做做文章。这个人名叫厄休拉，是开妈的女邻居，开妈有一次在邻里争吵中指责她有通奸行为，闹得厄休拉没法做人。于是厄休拉就一直对开妈怀恨在心，一定要一报还一报。而小海因里希骂母亲“女巫”这件事，终于让厄休拉抓住了机会。她立刻开始在邻里之间串联，说：大家看，这事儿肯定没跑了！她最宠的小儿子都说她是女巫，而且不久之后就死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再说上次城里聚会我喝了一杯她递过来的酒，回家第二天腿就瘸了。这么多年也没再怀上孩子，都是她害的！她背叛了上帝，烧死这个女巫！厄休拉在邻里间的不懈串联，终于启发了大家的联想，于是这个屠夫站出来说：没错！我上次去她家做客以后也腿疼了好几天。那个商人又说：没错！上次一只黑猫让我生意遭了瘟，那只黑猫一定也是她变的！就这样三人成虎、百人成群，对开妈的指责终于在小城里变得声势浩大。而这个厄休拉还有个身份，那就是她哥哥是该城里的公职人员——简单的说，就是“上头有人”。于是当1615年前后，抓女巫风潮再度在德意志诸邦兴起时，开妈立刻就在城内民意和当地官府的合力助推下上了被控告的黑名单。多说一句，案发的1615年在欧洲历史上也是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因为再过三年以后，撕裂整个德国乃至世界的“三十年战争”就要开打了。战争的血肉磨坊之中，人死的跟苍蝇一样随意，有谁还会在乎一个已经被积毁销骨的老妇人的死活呢？于是在耗费数年才查清真相之后，开普勒亲自开始了为母亲的辩护——他收集大量证据，写了长篇的陈情信。向法庭证明谣言最初的源头是来自他弟弟的，而案件中的每一个主要证人——尤其是最为积极的厄休拉——都与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有过节，存在污蔑构陷她的动机。他搬出当时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指出厄休拉等很多指控者的病症是过量服用水银造成的——中世纪的欧洲一度认为水银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但开普勒请来他的帝国御医朋友作证，说过量服用水银是可能造成不孕、神经性疾病等多种病症的，这些病症都跟厄休拉等人的症状符合。而她们又确有服用水银的经历，所以怨不得自己的母亲。更有甚者，开普勒还把他母亲对厄休拉通奸的指控给坐实了！他经过调查发现，厄休拉确实有一位制砖匠的老相好！而这个老相好，恰恰又是在该案中，唯一直接指认开妈就是女巫的男性证人！……不想当名侦探的物理学家不是好律师，开普勒，你莫不是17世纪德国版的汤川学……在完成了这么多“名侦探”式的任务之后，开普勒又给法官普起了法，他搬出帝国一百年前颁布的一部《加洛林刑法典》，指出如果要给某人定死罪，必须“找到两个以上用心纯正、信誉可靠的证人”。然后开普勒对法官说：您看，现在指正我母亲有罪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用心纯正、动机清白的，难道就为了这么一帮构陷者，您就要把我母亲烧死么？这符合上帝他老人家的意志么？在同期受控的那么多“女巫”中，开妈是唯一脱罪的人。《天文学家的女巫案》一书的作者，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尤卡林·罗布莱克。罗布莱克将这本书写的非常妙趣横生，富于思辨。让人读完以后知道原来在“黑暗的中世纪”，对“女巫”这样扯淡的指控，也是可以讲法律、讲道理的。原来开普勒不仅物理是一把好手，搞侦探、做刑辩也是真实版汤川学的级别。但整本书读完之后，你还是能感到一种彻骨的无力与悲凉。首先，这个故事里构陷者与辩白者之间的博弈实在是太不平等了。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厄休拉和其他邻里对开普勒母亲那日积月累的耳语谣啄，最终居然要用大学者开普勒耗费整整六年人生，动用无数人脉才最终惊险的帮母亲洗清。更可悲的是，即便自卫能够成功，其伤害也很难愈合，开普勒的那个案子里，开妈虽然最终被宣判无罪，但无罪判决下达前，她其实已经死在了监狱里。可以想见，即便她能活到被释放，“女巫嫌疑犯”的名声只要被安上，就无法被洗清，喜欢相信的邻里最终还会相信。其次，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假如这个故事中，辩护者不是开普勒，而换了别人，结果又会怎样？身为顶级科学家，开普勒有最聪明的头脑，最强的知识储备；身为母亲的儿子，开普勒对当事人有最深的同情，愿意做最顽强的洗冤。这三个条件，但凡缺少了一个，他母亲铁定就要上火刑架了。而开普勒把母亲救下来，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他祭献了自己那颗最聪明的大脑和最宝贵的时间。为了救母亲的命，他不得不在距离更高真理大门还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反身去做这次搭救。而他自己和他的民族也永远的和那顶桂冠擦肩而过了。所以不得不感叹，万有引力的桂冠，最终被英国人、被牛顿“摘了桃子”，不是没有理由的——哪个国家能少折腾些这种劳什子，干正事儿的人自然就多了。我也不想把精力花在这种辩白上，但那些构陷和攻击，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不逼着你花时间做这样的回应。从本质上讲，再又一场信息革命来临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与开普勒一样的困境，我们真的想干正经事儿，但谣诼的构陷，人心的险恶，有时就是还会无端而至。而你经常不得不去浪费精力去应对这些无妄之灾——即便能侥幸得胜，你的生命也随着这些无益之事一并浪费了。而当我们跳出故事本身，从更高的角度去追问：到底是什么让开普勒和他的母亲陷入如此的“攻守不平衡”和如此的无妄之灾呢？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话语权下放的同时，某些宗教信条、政治正确又依然是不可动摇的。这就造成了一种邪恶的机会。让太多别有用心者能够更轻易地举起原本高高在上的政治正确大棒，去公报私仇、去胡乱怀疑、构陷乃至迫害他人。去冠冕堂皇的释放他们对别人心中的恶意。而当时的欧洲政治博弈，也让教会和国王们有意不去管这种恶意的横行。最终那个世界变为了所有人可以轻易构陷、毁灭和迫害所有人、但拯救起来却万分困难的地狱。我记得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核裂变反应的条件不那么苛刻，假如原始人就掌握了原子弹，那还能有现代文明吗？人类会不会因为过早掌握了过于厉害的“大杀器”而“德不配器”，早早的互相毁灭呢？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在真实历史上已经一再上演过了，你看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有一种不可触碰的绝对正确，也并不可怕，只要它能高高在上，谨慎被界定和使用，就不会造成灾难。真正可怕的，是一场信息革命的狂潮过后，这种绝对政治正确的解释权被极度的下放、被私自滥用，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把它拿来，当做“私人核武器”，随意的去毁灭他人，那才是真正乱源。这样的混乱，无端的浪费了开普勒那颗聪明的大脑，也曾蹉跎过无数人宝贵的青春，而我们希望，它不会再重演了。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愿对您有启发，喜欢请关注本号勿走散，并三连支持一下，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