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穿插了一位老囚犯布魯克斯的故事。布魯克斯在獄中被關押了五十年，監獄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就是他的整個世界。當他知道自己要被釋放的時候，便對外面世界產生了恐懼，甚至想要主動製造過失來讓自己繼續留在獄中。當他終於出獄之後，他由於不能夠適應監獄外的生活，最終選擇了自殺。

電影借布魯克斯的故事，引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思考領域：體制。體制是人類利用文化、信仰、宗教、政治或法律等構建的有特定功能的系統或體系；在這個系統中，權威得以建立，並對個體有控制權。這樣的體制一旦建構完成，就像一個生命體一樣有它自己的任務、目標與功能。現代的社會中，幾乎每個人一出生，就開始融入或進入各種體制當中，比如民族、國家、黨派、政府及其他各種組織等等，並在這些組織中發揮自己的功用，好比生物組織的細胞一樣。

這部電影中，監獄就是一個體制 。每個獄警與囚犯都是這個體制的一份子。對於囚犯來說，在這個體制中，他們沒有自由，只有服從。本來監獄是個懲罰的場所，並不具備與滿足人類健全生活的條件，但當一個囚犯在這裡生活足夠長的時間後，就會適應它，並最終依賴於它。就像電影中瑞德所說的：『剛開始你恨它，然後習慣它，更久後，你不能沒有它。』

布魯克斯的故事會引發人們對體制的思考：為什麼一個剝奪了囚犯自由的監獄會讓囚犯們產生依賴性？而體制，到底有什麼樣的危害性？

如前面所說的，每個人一出生，就開始進入各種有形或無形的體制當中，並且在這些體制中成長。（無疑，體制是現代人類社會很難以避免的社會現象。）誠然，體制的形成，有它的作用與利益，但也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副作用與危害。因為作為一個體制，要樹立自己的制度與權威。而制度與權威的建立，一方面是以犧牲個體的自由與權利為代價的，而另一方面，往往要背離基本的人性，因為體制的建立不需要情感，因而也就不需要慈悲、愛等這些積極的、寶貴的、生命中的要素。沒有善的情感，建立的體制就會冷酷無情。這種冷酷無情會顯著地體現在當它被用來對付、懲罰甚至消滅它的目標對象的時候，甚至於當它被用來對付本身體制內的個體的時候。

體制，因為它所聚集的權利而受到世人的追隨。而掌握權力的人又往往因為道德的缺失而會濫用體制所擁有的權力。因而體制常常是危險的而邪惡的，它是人類眾多災難的幕後黑手。人類幾乎所有大的戰爭，都由體制所發動，並冠以正義的名義，比如愛國、愛黨、聖戰等等。由此，在一些國家，暴君會因為他的武力征服而受到擁戴與紀念，儘管那成功是以眾多死去的人們為代價；國家政權被高高捧起，被奉為百姓的衣食父母，儘管事實恰恰相反；當然，國家政權也會樹立所謂的英雄形象，儘管這些英雄只善於暴力而無憐憫之心；甚至於連自詡宣揚善與愛的宗教，一旦建立了強大的體制，也會假借上帝或真主的名義發動所謂的聖戰，或者以捍衛真理的名義去迫害異教徒。

體制的冷酷無情是有它難以克服的原因的。不同於家庭，體制的建立是不需要感情的。因為它不需要感情，因此也很少會去鼓勵人們去培育或開發人性中的善的情感。甚至於它會通過各種手段來限制、扼殺或者欺騙人類的情感。比如說要求對權威的無條件服從，或者通過對人類感情（比如愛）的盜用。對權威的無條件服從就是剝奪人作為個體對是非的判斷權利與能力，這一方面使得個體成為體制這個大機器中的一個順從的機械零件，另一方面又讓他們在對付與自己同樣是的人類的同胞時，可以做到冷血而沒有同情心。盜用感情，就是把人類本能對父母、子女的愛嫁接到對體制、組織或領袖的身上，儘管這個體制或組織是處於無形之中，而所膜拜的領袖可能永遠無法親近。

人類個體在面對龐大體制時會顯得十分的弱小，幾乎沒有勝算的機會。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獎的獲獎感言中，把體制比喻成一道堅硬的高牆，而把每個個體的人比喻成一棵蛋。這個比喻似乎讓人覺得，個人是幾乎沒有能力去對抗鐵壁般的體制的。然而，作為作家，村上春樹又說，『在一道堅硬的高牆，和一顆撞牆即破的蛋之間，我會一直站在蛋的那一邊。』。原因是，『我們每個人都差不多是那顆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可取代的靈魂，被包覆在一層脆弱的蛋殼裡。這是真實的我，諸君亦是。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面對著一堵堅硬的高牆。這堵高牆有個名字，叫做【體制】』。

誠如村上春樹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差不多是那顆蛋，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可取代的靈魂。而這個靈魂，不同於機器，它需要愛與自由。而一旦我們失去了愛與自由，甚至於失去了對愛與自由的了解與渴望，那麼我們就會陷入體制的泥沼中，最終被體制所消耗或吞噬。影片中的布魯克斯就代表了這類人。他由於在監獄中待得太久，已經忘掉了什麼是自由，或者說自由對他來說，並不比服從更有意義。甚至於，一旦沒有了命令與約束，他便無所適從。

體制其實並不如它外表所顯現的那麼強大，因為它的功能需要體制中的個體來實現。而個體的需求並不總與體制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對體制來說，怎樣應對個體對愛與自由的追求就成了一件挑戰。極權國家的體制常常試圖把人們對父母的愛轉化成對『偉大的』領袖的愛，或者是對『偉大的』政黨的愛，或者是對『偉大的』祖國的愛。而把自由解釋為生存權，或者是服從權。總而言之，把體制的權威凌駕於一切個體的權利與情感之上。所幸的是，這樣的伎倆總是被人類的聖賢所識破。

中國的孟子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則對自然法和自然權利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洛克認為，所有人在自然狀態下都是自由平等的，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為了保護這些權利，人們通過社會契約建立政府。如果政府未能保護這些基本權利，民眾則有權更換政府。這一理念後來影響了美國憲法的制定。美國憲法通過建立法律和政府架構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規定了政府的權力範圍，以防止對人民權利的侵犯。

而宗教則是從精神和靈性的角度來探索和尋求自由。比如佛教強調通過修行、觀照和理解事物的真實本質（即諸法無我、無常和苦的特質），從而實現內心的平靜和自由。基督教強調透過耶穌基督的救贖，信徒獲得了靈魂的自由。儘管不同宗教從不同層面或角度上探索自由與解脫，這些尋求都是與體制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因為支撐體制的是權力的運作，它所需要的是服從與紀律。而任何對精神或自由的探索，如果不在體制的控制之下，都會傷害到體制的權威與效率。這也反證了自由、獨立的宗教，當它未被體制所操縱時，可以成為人類緩解或消弱體制危害的解毒藥。而一旦宗教失去了自由與獨立而被體制所控制，也就意味著它也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宗教也會被用來變成迫害異教徒的工具，或者作為腐壞及摧毀真正信仰的工具。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體制所做的不善與罪惡就是所有體制中成員的共業。

布魯克斯出獄後的自殺，很值得我們深入的思考：我們自己又處在什麼樣的體制中？這個或這些體制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利益，又會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約束與共業？如果我們沒有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意志，也沒有自己對是非善惡的判斷能力與權力，那麼很大可能，我們會跟隨所屬的體制一起作惡、造罪而難有救贖與解脫。如果我們生在古希臘，我們可能是決定處死蘇格拉底的陪審團的一員。如果我們生在古羅馬，我們可能成為釘死基督的劊子手。如果我們生於二十世紀的德國，我們可能是處死猶太人的納粹士兵。如果我們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可能是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衛兵。

那麼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們擺脫體制的危害，引導我們擺脫罪業，進入精神解脫或靈魂自由的境界？

那麼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們擺脫體制的危害，引導我們擺脫罪業，進入精神解脫或靈魂自由的境界？主人公安迪的事蹟給我們提供了啟示。

首先，對體制的不認同。也許是因為因冤入獄，也是因為心地善良，亦或是因為對自由的渴望，安迪自始至終沒有認同他所身處的體制：監獄。儘管他可以憑藉自己的財務技能在監獄中獲得了幾乎是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待遇，但他並沒有接受這種歸宿。影片沒有透露安迪的宗教信仰，但他對自由的渴望是深入內心的。靈魂需要自由，沒有自由的生命如同行屍走肉，連野生動物都不如。而讽刺的是，自古以來剝奪人們自由的，恰恰是人類自己建立的各種體制（這是外在的方面，內在的方面是人類所構造的各種概念與觀念）。而體制一經建立，就會本能地追求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就會盡可能地剝奪生命個體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越是大的國家，自由度越少的原因（美國是個例外，因為美國的憲法限定了政府的權力以及保障了個人的權利）。而越沒有自由的國家，就越要宣傳愛國主義。英國學者及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後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可能更流通的翻譯是『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他的本意大概是指責那些利用愛國主義來攻擊別人道德的假衛道士。如果是這樣，我覺得他說得還不夠深入。因為從自由的角度來說，愛國主義就如同一件漂亮的囚服，只要穿上了它，你就很難走出那個監獄。從精神層面上講，如果認同了國家政權這個體制，就相當於給自己套上了一副精神的枷鎖。

那麼宗教是怎麼來處理這個對體制的認同問題的呢？

佛教并没有单独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回答。而是從執著的角度來處理所有类似的問題。在人類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承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而對這些角色的認同既會給我帶來煩惱，也會讓我們造業。歸根結底，其原因是因為我們對凡相的執著。比如说执着于我是某国人（当然，在佛陀时代还没有这个问题），执着于我是寿者、我是阿罗汉，甚至于执着于我的存在，都是不对的，或者说是凡夫俗见，是障礙人們覺悟和解脫的原因。佛在《金刚经》中说，『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说，『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根本方法是断除我执。断除我执才能斩断一切烦恼；断除妄相，才能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见到了心的本性，也就得到了解脫。

而基督教是从对上帝或基督的信仰來弱化體制的重要性。而這種信仰越直接，越能避开体制的束缚。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的時代，梵蒂冈天主教會擁有廣泛的權力和影響力，可以说是宗教被体制所利用的典型例子。当时天主教會声称自己就是上帝的代言人，理所当然拥有对《圣经》的绝对解释权。然而，許多人對教會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滿，特別是對於贖罪券（indulgences）的銷售。贖罪券被教會用來宣稱能減輕人們的罪行，甚至能保證死後靈魂能進入天堂，而這一做法為教會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1517年，路德公開反對教會銷售贖罪券的做法，發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這份文件挑戰了教會的權威和一些教義。路德認為救贖不能通過金錢交易獲得，只能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獲得。他還強調了《聖經》的重要性，主張信徒應該直接研讀《聖經》，而不僅僅依賴教會的解釋。

路德的行動引發了廣泛的爭論和支持，也導致了與羅馬天主教會的決裂。他被教會列為異端並召喚到沃爾姆斯的帝國議會（Diet of Worms）上受審，最終被逐出教會。不過，路德的思想迅速傳播開來，得到了許多德意志諸侯的支持。當然，這些諸侯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支持路德來增加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宗教改革導致了歐洲基督教會的分裂，形成了天主教和新教兩大陣營。這一分裂也促成了一系列宗教戰爭和政治衝突，並影響了歐洲的歷史發展軌跡。

路德對新教神學的貢獻，尤其是他對《聖經》的翻譯和對信仰的強調，為後來的宗教改革者奠定了基礎，並深遠地影響了西方文化和社會。众所周知，后来的美国就是由新教徒所建立的。而新教徒们由于在欧洲所遭受的宗教迫害，以及英國王室對美國殖民地人民的壓迫，而深刻地意识到了体制的危害。這最終導致了美國的獨立戰爭與建國。後來美國國父們在制定宪法时，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利，并在随后的权力法案中，明确地规定了個人所擁有的自由和權利，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保留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等等。美國國父們基於他們的信仰，認為這些權利來自造物主與自然法則，也就是所謂天賦人權，不可剝奪。美國的憲法為美國的自由與繁榮奠定了基礎。後來美國憲法的精神被更多的國家所學習與接納。可以說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民主與自由，並不是平白無故地產生的，而是有它源遠流長的因緣，尤其是與基督教信仰的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