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儿子之死

　　1961年1月21日，农历庚子年腊月初五日。科学家竺可桢的长子竺津逝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农场管教所，时年40岁。

　　竺津，又名希文，1921年出生。其父竺可桢，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1949年前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校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时年16岁的竺津迫切希望去前线杀敌，“坚欲赴中央军校”报考，竺可桢“以其眼近视，于前线带领兵士不相宜，且年过幼”，并不赞同其前往，但竺津投军心切，竺可桢只好“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

　　1938年1月，竺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陆军步兵学校，编入第四期。军校毕业后，竺津从伍任排长。当时，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西迁贵州遵义，竺可桢原计划安排竺津留在遵义，报考陆军大学，且“已与陆大教官及教育长万耀煌等说妥”，但竺津坚持“如进陆大，愿由部队保送，不愿以父亲之情托而入陆大”。

　　后竺津在前线时有战讯报告父亲，如将开往缅甸等，亦历述军中“种种弊窦”，“渠不能随波逐流，此则受家教之影响也”。

　　抗战胜利后，竺津报考留美，因沙眼落选。竺可桢疼爱竺津之情在日记中时有可见，如“见希文所着之衣甚单薄，乃将绒衫脱下交穿”等。

　　1938年竺可桢一家在贵州遵义

　　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9日，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学，奔赴上海，隐居在一个友人家中，亲睹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5月6日，蒋经国奉父命劝说竺可桢去台湾(专题)。一见竺可桢，蒋经国首先转达蒋介石的问候，然后说明来意，劝竺可桢去台湾。竺可桢说：“多谢令尊美意。在眼下，我看就不必了。”蒋经国追问原因，竺可桢坦然道出：“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而竺津则在父亲的学生、南京地下党员施雅风的帮助下，成功留在了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居住北京，竺津则在南京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1953年，竺津受命参与接管民办浦口六艺学校（后更名为南京第三初中，即今南京市第十四中学），成为政府接管六艺学校的二人之一。此后竺津担任六艺学校总务主任，兼教地理课。

　　1954年，竺津响应中共号召，主动交代1949前曾参加三青团、在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加入国军参加抗战的情况。他还主动交代了组织上并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即在战场激战时，曾按军纪处置过一个逃兵。

　　1954年夏南京暴发大洪水。为保护学校财产，竺津在地处江北岸边的学校，与洪水鏖战数日，以致染上了血吸虫病。

　　1955年，竺津与同校女教师孙祥清结婚。1958年得一女，竺可桢亲为取名“明芝”。

　　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同情打成右派的同事，再加上此前于1954年主动交代的数项内容，次年初竺津被补划为右派，并定为历史反革命。1958年7月8日，以此两项罪名，竺津被拘于南京市公安局青龙山管教所，不久转拘浦口石佛寺农场管教所，接受劳动改造。

　　从1957年到1962年，这期间竺可桢专心致志于我国的科学发展事业，他带领科学家们开展地质气象等考察工作。先是考察广东阳江、电白、信宜，经茂名、化县、湛江、海康达徐闻，渡海考察海南岛，又奔赴黑龙江考察，再将目光转向沙漠和海洋。1959年，竺可桢在中科院海洋工作会议上讲《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鼓励向海洋进军，开发海洋资源。1960年秋，年愈古稀的竺可桢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过考察，他提出了西路南水北调的方案：从雅砻江引水，穿过巴颜喀拉山口注入黄河。1962年6月4日，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事业中的奋发图强，政治上的一心一意，让这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科学家，人生之旅看似十分稳健。但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竺可桢的内心难无波澜。当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兴起之时，国内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竺可桢听到前浙大很有学问但性格耿直、好提意见的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在山东被打为右派遭到批斗，甚为担忧，想找陈毅副总理为束缓解，憾未成功。1958年7月下旬，竺可桢得到儿子竺津在南京蒙受冤屈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并因此被拘的消息，自然忧心不已，舐犊之情难抑。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强大的反右声浪中，心知儿子蒙冤，也不能伸手相助，甚至不能向儿子及家人流露内心的忧虑与伤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常给竺津写信，鼓励他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同时要他相信党，相信政府，即使受到屈辱也不能对党产生情绪。

　　竺津被拘后，在农场备受政治歧视，又进行强体力劳动，且生活艰苦，致使血吸虫病复发，转至肝硬化，不能参加强体力劳动。竺可桢在闻知竺津的身体状况后，曾于1959年初春来宁探视，“见场长，不能见到，既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觅医”。竺可桢返京后向科学院党委领导郁文等陈情，郁文以科学院名义致函江苏省政府，说明竺津身患血吸虫病，需要治疗，希望能准予保外就医。

　　在此情况下，1959年5月竺津得以保出，回到鼓楼区珞珈路48号家中养息。在妻子的陪伴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竺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为了早日实现“不摘掉右派帽子不见父亲”的誓愿，竺津在保外治疗期间，念念不忘好好改造，他一边治病，一边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扫盲和爱国卫生等活动。有一次，他去医院拔牙，临晚归家时嘴里还含着药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主动去街道拖垃圾，直至深夜才回家。

　　洛珈路48号，地处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中居住区域，又临近省委省政府大院。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以影响政治安全为由，竺津被强令返回石佛寺管教所，继续接受劳动改造。转年就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石佛寺管教所缺医少食，竺津旧病复发。

　　不久，孙祥清去石佛寺探视竺津，竺津弱声对孙祥清说：我对不起你，最近又犯了错误。孙祥清安慰道：犯了错，改掉就是了。竺津告知：饥饿难忍，偷吃鸭饲料，受到上面批评……孙祥清闻此，内心直打寒颤，凄苦的眼泪潸然而下。

　　再次前去探视，已是1960年冬季。孙祥清见管教所里几个人围坐着掰玉米棒，却不见竺津。孙问道：请问竺津在哪里？座中有人指道：这不是嘛……面前的竺津面貌难辨——他已瘦得脱了形。孙将带去的干净衬衣让竺津换上，竺津竟无力自行解衣扣和扣衣扣。这时竺津或已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她叮嘱妻子下回再来探视，能带女儿明芝来让他看看。不幸这成为竺津留给妻子与女儿的遗言。

　　1961年1月21日，孙祥清得到石佛寺管教所电话：竺津病危！孙祥清急忙赶赴，但这时竺津已与之生死两隔！

　　早在1938年，在带领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时期，因疾患失医，竺可桢痛失爱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于江西泰和；而竺可桢的长女竺梅，于1946年随恋人奔赴山东解放区后，不幸染病在大连去世。当此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际，竺可桢将一家之难一己之痛皆转为国之忧情。

　　而如今长子竺津又被错划为右派，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屈死在中共的管教所，这对已入老境的慈父竺可桢，不啻是心头着刀。但终生勤于日记的慈父，在爱子冤死前后的日子里，其心伤却在日记中鲜有反映，甚至连竺津的死讯都未记入，可见竺可桢在政治上的小心——他把再次失子之痛沉铭心底。

　　沉铭心底的痛，终化成竺可桢笔下一律，这让我们看到竺津之死给竺可桢带来的巨大伤悲。

　　七律·哭希文

　　忆汝十六气峥嵘，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读书不遂负生平。

　　失言自知咎应得，却毒无方腹疾婴。

　　痛尔壮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泪盈盈。

　　明知长子蒙冤，然而在国政恶恶之际，竺可桢也只能违心自责：“失言自知咎应得”，其心中巨大伤悲也只有付与“垂老泪盈盈”。

　　50年代竺可桢全家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孙祥清携幼女竺明芝前往北京谒见竺可桢，竺可桢以其亲书《哭希文》赠之。回南京后，孙将竺可桢的亲笔题诗与竺津的灵盒一并供奉家中。

　　1966年5月，“文革(专题)”爆发，时在南京三十三中学工作的孙祥清，遭到批判。一位区领导斥责孙祥请说：你为死去的右派丈夫戴孝，家里的骨灰盒前还供奉鲜花，你作为一个教师的立场哪里去了？在万分恐惧之下，孙祥清焚烧了竺可桢的诗稿，并将竺津的灵盒移存雨花台区花神庙。后来花神庙地区进行建设，竺津的灵盒不知所终，其冤魂也漂泊四涯无归处。

　　珞珈璐48号，1949年前为珞珈路22号。这是一所二层八间的西式楼房，总建筑面积244.88平方，连同约两百平方的院落，是竺可桢上世纪30年代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用薪金和分期付款方式所置私人房地产。竺可桢在此居住到1936年受命赴任浙江大学校长止。建国后，竺津与妹妹竺宁等在此居住；竺津婚后，这里是他与妻子孙祥清的家。

　　1962年入党的竺可桢，觉得自己已是无产者，名下不应有私产，原有私人住房理应交给国家。1965年7月，竺可桢致函南京市政府，自愿将南京市洛珈路48号房舍与院落捐出。(不久，竺可桢还将北京家里一架钢琴送给了幼儿园，自己的专用汽车上交。文革开始后，他还自觉降低生活水准，辞退保姆，并自动减薪1/3。)私宅捐出后，竺可桢函嘱居住其间的儿媳孙祥清逐月缴纳房租。

　　1969年，孙祥清下放南京远郊江宁县铜山公社（时孙再嫁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职工郭先生），留下了读初中的女儿竺明芝随外祖父等居住洛珈路旧寓的二楼。此前，已先后有市领导张启龙和省京剧院某演员入住。在孙与郭下放江宁后，当地房管部门托词将竺明芝等强行迁出，小姑娘只得在洛珈路48号院落西北角那间10平米的简易平房落脚栖身。以后又有省科委主任、老干部石坚入住楼下三间，直至2011年石坚去世。而小明芝居住的简易平房隔壁是厨房的火炉，夏天热烤难忍，雨季来临，在夜雨滂沱雷声惊心时，那间简易平房屋漏湿床。每当此时，小姑娘竺明芝惶惶无助，冲出漏屋，向天哭唤：“爷爷你在哪里，你怎不来救我，你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住……”此情景令邻人闻之心伤。

　　1974年竺可桢逝世，这令竺明芝的心理依靠彻底丧失。同年夏竺明芝高中毕业，分配到一个大集体工厂做工人。但因家庭出身及父亲的影响，竺明芝长期遭到歧视，没有人肯与她交朋友，共青团组织的大门始终对她紧闭，就连参加职工大学学习也成奢望。竺明芝满怀愤懑无处申吐，身心长期受到戕害。

　　粉碎“四人帮”后，竺明芝曾向政府部门写信并去有关部门，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得到的回答是：谁叫你的爷爷把房子送给国家的，你问他去要吧！这种失却人情的回答，在竺明芝的心伤中又添了一层戕害。难以摆脱的重重打击，终使看不到前途的竺明芝在1977年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不能继续正常工作和生活，以致至今仍孑然一人，无以成家。

　　当年，孙祥清得知女儿患病，想调回南京照顾女儿。经竺老夫人陈汲老太太亲自写信向市政府请求，孙祥清夫妇才回到原单位。但当时她们已无住房，只能在竺明芝的简易房中栖身。后在这间简易平房南侧又延伸了14平米简易房得以安身。

　　竺可桢1965年7月捐出的私家小楼，今天来看，显是强政时代所造成的误会。孙祥清夫妇及竺明芝为此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向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多方申诉，希望政府能从竺家后人居住艰难考虑，重新给予补偿，哪怕容于旧院空处拓建一二平房，以解逼仄之困亦可。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还就此作过批示。但一去20年，终无结果。这成了孙祥清和她的老伴垂暮之年的心中块垒！

　　上世纪80年代末，竺津得到平反，竺明芝获得赔偿金人民币(专题)320元。直至1996年，在省政协一项提案推动下，南京市房产局才给予小居室一套以示补偿，而竺明芝因不能独自生活，这套位于南京建邺区二道埂子的小居室反成了孙祥清和竺明芝的难题。至今竺明芝与年迈的母亲及其家人始终居于原址的简易房中。

　　说起上述种种，孙祥清和她的老伴，这一对耄耋老人，唯能老泪双流；而同样已老迈的竺明芝，却把曾经的无限伤痛化作永远憨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