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图(Tartu)是爱沙尼亚第二大城市，也是著名的大学城，全城人口十二万，其中大学生就超过了二万。
塔尔图大学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建立于1632年，当时名称是古斯塔夫学院。
昔日的“北方雄狮”，拿破仑最崇拜之人 - 古斯塔夫二世，如果不是37岁就英年早逝于吕岑之战，也许，现在的塔尔图还属于瑞典。
一战结束爱沙尼亚取得独立后，古斯塔夫学院改名塔尔图大学，这是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整个欧洲也享有盛誉,该校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同为科英布拉集团成员。
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简称CG）成立于1985年，是由40个欧洲大学组成的大学网络，其中不乏许多欧洲最古老及最富声望的大学，素有欧洲常春藤联盟之称。6年多前，我们第一次去葡萄牙，曾经拜访科英布拉大学，儿子至今印象深刻。
塔尔图校园里有一座图章模样的纪念碑，图章上镌刻的是古斯塔夫国王的顾问 - 约翰·斯凯特(Johan Skytte)，正是由于他的倡议，国王才决定设立这所大学，他也是塔尔图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约翰 斯凯特在政治学上的影响力大约相当于诺贝尔在科学上的影响力。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 （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被称为政治学的诺贝尔奖,该奖项开始于1995年，2023年度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授予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和玛莎·芬尼莫尔。
大约正逢暑假，塔尔图大学里很安静。
没想到，在塔尔图大学校园，竟然有一处500多年历史的废墟，这就是曾经的塔尔图大教堂遗址。
这座哥特式教堂建于13世纪上半叶，1525年这座高达66米的宏伟建筑毁于新教徒之手。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教堂也慢慢沦为废墟，如今这儿是塔尔图大学博物馆的一部分。
那天废墟区只有我们仨，废墟里架设的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模拟的昔日僧侣们窃窃私语的说话声，让我们在穿越一个个残破的拱门和立柱时，多了一份历史感。
对我来说，与其修旧如新，不如让历史就这么凝固于此。
塔尔图市政厅广场上矗立着一行大字：Tartu2024，原来塔尔图和奥地利的巴特伊舍尔(Bad Ischl)与挪威的博德(Bodø)一起被评为2024年的欧洲文化之都。
正在维修的塔尔图市政厅建于1789年，采用早期古典主义风格建造，是当地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这组塔尔图艺术博物馆前的双人雕塑“乡村妇女”(‘Countrywomen’),由雕塑家Mare Mikofi完成于1974年。
雕塑“父与子”("Father and Son")，是塔尔图街头最著名的一组雕塑，是雕塑家 Ülo Õun以他和他当时不满2岁的儿子为模特儿创作的。
父亲陪着儿子一起长大，但儿子逐渐长大的同时，父亲却慢慢老了。
这座纪念碑是苏俄留在塔尔图的很少的遗迹之一，纪念碑立于1849年，以纪念俄罗斯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和统帅巴克莱(Mikhail Bogdanovich Barclay de Tolly)。世人都知道1812年拿破仑率军攻入俄罗斯后，领导俄军坚壁清野，把法军赶出俄罗斯的是库图佐夫，但其实库图佐夫当时的战术，却来自巴克莱的构思。
1813年4月，库图佐夫病逝，接任俄国和普鲁士联军总司令的也是这位巴克莱。他先后指挥了库尔姆之战和莱比锡之战，连续挫败法军。1814年3月，巴克莱指挥俄军进入巴黎，被沙皇晋升为陆军元帅。
我们身后的这座雕像是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y Ivanovich Pirogov)，他是俄罗斯著名的医生，战地外科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位在战场手术中使用麻醉的外科医生，曾经就读并授课于塔尔图大学。
告别塔尔图之际，儿子执意去这儿的麦当劳买了汉堡，要看看这儿的麦当劳和北美的有何不同。
爱沙利亚的首都是塔林，但这个国家的建国之地却是在海边的这座美丽的小城帕尔努(Pärnu)，它是爱沙尼亚第四大城，是著名的度假胜地，也被称为爱沙尼亚的“夏都”。
建于15世纪的红塔(Red Tower)，是帕尔努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也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外表看起来很小的红塔曾经是帕尔努要塞的一部分，历史上这儿也曾做过当地的监狱。
红塔内可看的东西并不多，倒是阁楼上播放的360度球幕电影，让我对爱沙利亚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部电影介绍了从冰河期当地土著人的生活，以及13世纪宝剑骑士团进入以后，当地人如何慢慢被欧化的进程。
帕尔努建于1251年，先后被德国，瑞典，立陶宛，波兰占领, 1918年爱沙尼亚爆发独立战争，当年的2月23日爱沙尼亚独立宣言在匆忙之中，由Hugo Kuusner在帕尔努的恩德勒剧场(Endla Theater)阳台宣读。
剧院1944年遭遇大火，因为它是爱沙尼亚人追求独立的标志，苏俄统治时期，当局坚决不准修复剧院，并于1961年把剧院的残部彻底炸掉。
如今我们眼前的剧院，是后来异地重建的。
红塔旁边就是400米长的Rüütl步行街，它是帕尔努的主要街道。
街道两侧遍布酒店，咖啡馆和各式商店，这是体验帕尔努人日常生活的最佳地点。
步行街的尽头，有一座雕像，是爱沙尼亚诗人和记者Johann Voldemar Jannsen，他写的诗《Mu isamaa, mu õnn ja rõõm》(我的土地，我的欢愉)，后来成为爱沙尼亚的国歌。
帕尔努城市不大，教堂也不多，但这座有着针尖似塔顶的教堂却特别引入注目。
从远处看，我根本想不到这居然是一座东正教教堂。1764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来帕尔努访问，其后出资建造了这座冠以了她的名字的东正教教堂 - St. Catherine's Church(圣凯瑟琳教堂)。
这座教堂建于1768年，比当地大多数东正教教堂的建造要早了一个世纪，所以它的外表并不是典型的洋葱头形状。
进入教堂，我们下意识地按照在塔林的规矩，老老实实地放下相机，结果教堂管事的用很不流利的英文对我们说，你只要捐款，我就允许你们拍照。
东正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的最大区别，除了前者满壁的圣像，就是气味，弥漫在整座教堂里的浓郁的有点类似于檀香又不同于檀香的熏香。
东正教的大部分礼仪都包括焚香，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是旧约圣殿礼仪的延续；
第二象征信徒的祷告如袅袅上扬的香烟，会直达上帝；
第三代表信徒对上帝和圣徒们的敬意。
帕尔努人口不到四万，是我们经过的爱沙尼亚三座城市里最安静的一座。
这是塔林门，因为门前的那条大道直通塔林而得名，它是波罗的海唯一仅存的17世纪城门。
风景如画的帕尔努河(Parnu River)。
告别了帕尔努，一路南下，我们也就此告别了爱沙尼亚。
不知不觉，我们再次进入拉脱维亚。
矮矮的木屋，高高的树林，清新的空气，安静的小路，欧洲之肺 - 我们又回来了。
在机场顺利的还了车，8天，12座大城小镇，2400公里的行程，至此告一段落，LG的成就感有点小爆棚。
还完车，我们准备叫Uber去预定的酒店，才发觉拉脱维亚没有Uber运营，机场接客处提供服务的只有出租车，15分钟的里程居然要60欧。
儿子认为当地虽然没有Uber,但一定会提供类似的网约车服务。
离开机场，一边走，儿子一边上网搜寻，到了一个路口，儿子不仅下载了Bolt - 拉脱维亚版本的Uber,而且预约好了司机，10分钟后，对方准时来到，送我们抵达当晚的酒店，收费仅仅8欧。
那个曾经哭着在雨中攀爬五渔村潮湿，陡峭的山坡；那个在克鲁姆洛夫的夜晚，生怕迷路，紧紧牵着我的手；那个在埃武拉的人骨教堂吓得浑身发抖 - 的儿子，不动声色间，长大了。
前面，是我们此次波罗的海旅程的最后一站 -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