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我而言，读书，是时间上的旅行；而旅行，又是空间上的读书。每一次出门，我总希望除了风景，还能看到一些别样的东西。
半年前的中东之行，我们曾经凌晨动身，穿越沙漠，晨曦中，攀爬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马萨达。
考纳斯郊区，也有一处立陶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第九要塞（Ninth Fort）。
19世纪考纳斯周围曾经分布着八座要塞，1902年第九座要塞开始修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要塞建成。上世纪20年代，这儿是考纳斯市立监狱。四十年代苏俄占领期间，这儿被用作劳改营和向西伯利亚遣送政治犯的中转站。
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后面，当时不知道有多少渴望自由的眼睛在饥渴地向远方张望。
纳粹占领期间，这儿是戕害犹太人的“屠宰场”，这是曾经枪杀和掩埋犹太人的断垣残壁。
屠杀现场遗留的子弹壳。
1984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在这儿兴建了规模宏大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念碑，用以悼念犹太人亡灵和在二战中阵亡的红军官兵。
走在高达三十多米的雕塑脚下，那嶙峋的怪石、利剑般的残垣和扭曲撕裂的面庞，让人不由地默然肃立。
要塞比我想象的要小。
要塞的院墙上还留有枪弹的痕迹。
要塞从外表看起来，更接近监狱。
只有在室内的展览中，还能一窥要塞曾经的历史。
防卫要塞的大炮和炮弹。
二战后，立陶宛成为苏联的一部分，苏联当局在要塞建立了劳改营，用于关押政治犯、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他们认为不忠于共产主义理念的人。
劳改营的囚犯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许多人因极端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的环境而丧命。
立陶宛独立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拆除了所有的前苏联时期的雕塑，但独独留下了这座纪念碑，原因很简单，立陶宛人心虚。
要塞纪念馆把苏联和德国在考纳斯和这个要塞的历史并列呈现给观众，将二者一并称作外来侵略者对立陶宛人民的奴役和殖民，以此冲淡立陶宛人历史上的罪责。
馆里陈列的图片，大部分都是关于曾经在这儿关押的几千立陶宛政治犯的介绍，而曾经在这儿被屠杀的五万多犹太人呢？只占非常小的篇幅。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已经是世界公认的罪行，但是二战中被杀的600万犹太人，却并不都是完全出自纳粹之手。
当时立陶宛的犹太人因为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大清洗，从心理上偏向德国的对立面 - 苏俄，而立陶宛人心里怨恨苏俄对他们国土的吞并，就把怒火转嫁到了犹太人身上。
1941年6月25日，德军在立陶宛开始执行最终解决方案，首选地点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纳斯。纳粹党卫队呼吁立陶宛人屠杀犹太人，许多立陶宛人应声响应。
大屠杀中，有一位立陶宛暴徒的表现尤为突出。他并没有留下姓名，在前线采访的德国记者拍下了他手持铁棍的照片。他被称为“死亡贩子”，在大屠杀中，他最残暴的表现就是将抓到的犹太人用铁棍活活敲死。
这场屠杀持续了四天，考纳斯及其周边城镇一共有5000名犹太人被杀。
二战期间有21万犹太人在立陶宛被屠杀，占当地犹太人总数的95%。在其他地区，投靠纳粹的当地人一般充当帮凶的角色，而考纳斯的犹太人屠杀活动，则是以立陶宛本地人作为“主力军”，这也让考纳斯大屠杀成为立陶宛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
而在第九要塞，共有5万多犹太人被杀，但如今空荡荡的草地上，除了几块无声的大理石纪念碑，再无人知道，在这儿参与屠杀的立陶宛人到底有多少。
百年被侵略和奴役的历史，让立陶宛人对那个强邻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强烈到扭曲了对于他们历史的解读和是非的判断。
乔纳斯·诺里卡(Jonas Noreika)，被立陶宛人视为民族英雄，他曾经是立陶宛陆军上尉，化名“风暴将军”，1947年因策划反抗苏联的占领而被处决。1997年，他被立陶宛政府追授维蒂斯十字勋章(Cross of the Vytis)，以表彰“英勇捍卫立陶宛的自由和独立”。但他在二战中，却是一位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在他作为希奥利艾(Siauliai)地区长官时，曾经签署命令围捕并杀害2000名犹太人。
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成为了立陶宛国家历史上永难抹去的污点，也直接影响到地理上相隔千山万水的以色列和立陶宛的两国政府关系。前者一直要求后者为参与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反省和道歉，而后者却始终不情不愿。
隔着牢房的铁栏，看着外面阴森的走廊，虽然明知道那个警卫只是一个人偶，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从脚底感到阵阵凉意。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关押在这儿的人早已尸骨无存，当时那些哭泣，那些呐喊无人聆听，但毕竟今天我们来了，默然伫立，也算是我们对他们的魂灵的一番慰藉。
离开要塞的时候，儿子问我，妈妈，立陶宛人是不是很坏？我告诉他，每一个国家都有好人和坏人。
立陶宛人在二战期间虽然做了很多很坏的事情，但也正是立陶宛作家鲁塔·瓦纳盖特（Ruta Vanagaite）撰写了（我们的人民：探究立陶宛隐藏的大屠杀）《Our People: Discovering Lithuania's Hidden Holocaust》，揭露了立陶宛人在二战期间如何反犹，如何协助纳粹屠杀当地犹太人的确凿事实，这种勇气是值得我们为立陶宛人称赞的。
颂扬自己的民族的伟大，早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揭露自己民族的阴暗面是需要良知支撑的，不知道瓦纳盖特有没有被自己的同胞痛斥为“立奸”。
雨中，我们离开考纳斯。
德鲁斯基宁凯(Druskininkai)是立陶宛南部一个约一万两千人的小镇，靠近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德镇就是苏联著名的温泉疗养地,但对于外国游客而言，这儿一直籍籍无名，我们驾车来此，只为了德镇郊外的一个隐秘之处 - 格鲁托公园(Gruto Parkas)。
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后，开始陆续移除全国各地的苏联时期雕塑、标语和装饰物，蘑菇商人Viliumas Malinauskas通过与政府协商，取得了这些历史遗存物的所有权，他在德鲁斯基宁凯的一处湿地区域，建立了这座私人博物馆。
儿子说，我在学校学过这段历史，但我对它不感兴趣。于是大雨中，“生在红旗下”的我俩走进了这座红色公园。
大门口矗立着熟悉的列宁同志的雕像。
路边的告示牌，粘贴着昔日的苏俄时期的报纸。
这位蘑菇大亨是个有心人，公园内部的陈设刻意模仿苏俄古拉格，岗亭，铁丝网和木质小道，还有一座挂着列宁肖像的小小主席台。
大雨中，一辆老式机车湿漉漉地停在路边，据说Viliumas曾经有一个设想：游客到达公园大门以后，直接乘坐这辆古拉格风格的火车驶向公园深处，游客可以借此体会一下当初那些被遣送者悲苦，绝望的心情，但也许是立陶宛政府担心过分触怒俄罗斯，这个设想没有被允许。
以前我一直以为古拉格是某个苏联集中营的名字，后来开始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古拉格是苏联”老大劳改营总管理局“的简称。
格鲁托园里呈环形陈列着86座，由40多位艺术家在前苏联时期创作的雕塑。
这几座陌生的面容，大约是立陶宛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这些是曾经从德国纳粹占领下解放立陶宛的红军战士，但立陶宛人似乎并不感激苏联人对他们的这种解放。苏联时期，立陶宛虽然是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他们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属于苏联那个大家庭，历史上，立陶宛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多次的独立，被吞并，再独立，再被吞并......直到最后彻底独立的过程。
彼得大帝时期（1672年—1725年），俄罗斯经过西化改革而走向强大，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和北欧霸权，与瑞典爆发了长达二十年的北方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从瑞典手中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就是现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其纳为自己的领土，统治了200多年。
沙俄被推翻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尽快脱离一战的泥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割让给德国。
一战结束，战败的德国被英法肢解，而苏俄“赠送”的波罗的海地区，在英法的支持下纷纷独立，形成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四国。
1939年8月，二战爆发前夕，德国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德瓜分波兰后，又签订了《苏德友好边界条约》，将立陶宛划入苏联势力范围。
1940年苏联人在立陶宛制造了“苏军士兵失踪事件”，指责立陶宛政府没有忠实执行与苏联的条约，致使国家处在危险的边缘，在苏联的“淫威”下，立陶宛政府被迫解散，改由苏联支持的立陶宛共产党执政，组建亲苏的新政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同样没能幸免。在波罗的海三国亲苏政府的运作下，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成为苏联第十三、十四、十五个加盟共和国。
此后的几十年，立陶宛人要求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最终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成为前苏联最先独立的加盟共和国。
淅沥沥的雨还在不停地下，雨中伫立的马恩列斯默默注视着雨中缓步的我俩。
历史的对错不由我们来判断，但曾经激情万丈的他们，如果看到今日他们理想的灰飞烟灭，他们的眼泪是不是也会如眼前的这场大雨似的倾盆而下？
公园里还有一座小小的展览馆和一个小小的礼堂。简陋的办公桌上打开的笔记本，椅背上搭着的外衣，似乎告诉我们，那些曾经在这儿上班的“同志们”只是刚刚离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公园里冷冷清清，据说，现在公园的经营情况很不好，立陶宛版权局也一直要求园方向那些雕塑的创作者支付版权费，也许不远的将来，格鲁托公园不得不从公众的眼前消失。
但格鲁托雨中行，让我对立陶宛的历史和立陶宛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从沉重的历史中抬起身来，我们还是继续看风景吧。
今天我们入住的是密林深处的一座二层木屋。
窗外，加瓦尔湖(Lake Galve)中心有一座小岛，小岛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堡。
如果说维陶塔斯大桥是考纳斯的名片，那么我们木屋外的这个地方 - 特拉凯(Trakai)就是立陶宛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