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参加俄国这一行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英国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

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要标志。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拒绝警告，不惜一战；（二）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三）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1895年4月24日，御前会议赞成第二项行动方案，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反对，因为他耽心西方列强可能乘开会之机改动和约的其他条款。最后，日本政府决定由中国付银五千万两赎回辽东。列强将赎款减为三千万两，于是李鸿章便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董于1895年11月4日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第一年借银一亿两给中国偿付对日赔款，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激。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八千九百万两，在此情况下它几乎不能偿付这样一笔巨额赔款。1895年，北京向俄-法银行财团借款四亿法郎，利息为四厘。随后于1896和1898年，又向德-英银行总会借款两次，每次一千六百万英镑，利息分别为五厘和四厘五。

中俄秘密结盟

由于俄国表现的友谊给人留下了好感，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赞成联俄，以保证将来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74年的争论和1878—1881年的伊犁危机中已表现出亲俄倾向的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没有帮助中国颇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联俄看成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结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联俄方针。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饯，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满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路；如满八十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至少第一笔报酬似已付清。维特否认有此事，不过即使此事属实，这笔贿赂在李鸿章思想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到俄国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缔结一项密约。李鸿章热衷于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使中国二十年无事。但是，和平维持不到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1897年11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这时俄国人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三千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

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九十九年；还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本身是一个大题目，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导致美国宣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先在1898年，然后又在1899年，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是，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到兴趣。当时，中国海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其内容有如下述：

（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它国家的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1900年7月3日发送了第二次照会，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这完全是一项表态的声明，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响应。

“门户开放”只是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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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起义

(此处略去两页内容）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在1900年12月24日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照会在1901年1月16日被清廷勉强接受下来......这些内容具载于十二款的《辛丑各国和约》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鸿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年9月7日签署。联军部队于9月17日撤出北京，但清廷直到1902年1月7日才还都北京。

俄国在满洲

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序的借口下，二十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 1900年7月23日占瑷珲，8月30日占齐齐哈尔，10月1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辽东半岛的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权。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持曾祺无签约权。后来双方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并于1901年2月16日，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协定，它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满洲合法化了。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满洲运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和赔偿中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俄国占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英国和德国告诫清廷，要求它在与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洲。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维谷。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对缔约的劝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在满洲采取行动）之后，清廷终于在3月23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面临国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立即这样做。李鸿章仍然主张，通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在遭到这样的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1901年11月7日死去，终年78岁。

李鸿章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接办。由于国际局势不利于俄国，它终于在1902年4月4日与中国签约，答允分三个阶段（每阶段相隔六个月）从满洲撤军。至于中国方面，它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第一批撤军按期执行，但到1903年4月该撤第二批俄军时，俄国人又玩弄花招，把军队伪装成“保路兵”而没有撤离。此外，他们还要求取得一些新的垄断权，并重新占领了已撤出的城市沈阳和牛庄，这便为对日战争播下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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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

联盟的起源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者。最初它选了德国。伦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绪。

1901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俄国。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

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敌，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方有行动的自由。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年12月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谓保护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可是，他们又告诫说：“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必取偿于我。”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问。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

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

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还有一种日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张之洞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

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日本政府相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讨了东亚的政策。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俄国”，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的一切权利。

1903年4月18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关各外国。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国军队根据1902年4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条件。俄国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贸易和作居留地。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领了沈阳。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

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1）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均等；（3）彼此承认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既存的合法权利，彼此承认有派遣军队保护这些利益和对付满洲和朝鲜内部骚乱的权利；（4）承认日本在建议和帮助朝鲜实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独占的权利。显然，此时日本已对满洲摆出了一副干预者的架势了。

1903年7月28日俄国政府同意进行讨论，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议。在俄国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国人坚持满洲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至于朝鲜，虽然俄国承认日本在该地有最高利益，但他们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北纬39度北设中立区；不在南部海岸设防。简言之，俄国不承认日本有干涉满洲的权利，同时不给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鲜的权利。虽然俄国后来放弃了中立区的要求，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无法调和。日本人已断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战争

经过对两国的幅员、军事准备和财力资源作了认真的估计之后，东京作出了战争的决定。人们认为，日本将赢得头几个战役，在取得实力地位之后再着手和平解决。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向天皇奏报说：“这是一次日本在战场上将十战六胜的良机。果真如此，我们就能指望某个国家会为和平谈判而出面帮忙。”这个国家是指美国，罗斯福总统很同情日本，因为它在与俄国交战时打头阵和在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方面都起了作用，而这些中国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国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不愿去做的。为了充分利用总统的好意，日本特派总统的前哈佛同学金子坚太郎去华盛顿。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断了与俄国的谈判，隔了一天便开始敌对行动。2月10日，俄国和日本互相宣战。

战争是在满洲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使清廷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在出现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凯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劝告说：“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04年1月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他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凯再次向清廷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中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但是这个意见显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在这个时候清廷才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位。中国舆论切齿痛恨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建议罗斯福总统，由美国建议各大国通力合作维持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中立。罗斯福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提议会使俄国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动；另外，派遣国际军队去保卫华北，还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敌意。但是华盛顿当局还是给各国发出了照会，要求它们敦促日俄两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统一”。中立各国以及日本和俄国都同意这个意见，不过却认为满洲不在此限。

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和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结束。

1905年9月5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