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祖国的大草原》的原唱(演唱者:李少婷 1973版)
《我爱祖国的大草原》的原唱(演唱者:李少婷 1973版)
1968年6月30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共接收国营农、牧、渔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3个独立团,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第五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独立三团。
一师辖七个团:
1团(北方农场,爱辉县)、2团(新华农场,爱辉县)、3团(红色边疆农场,爱辉县)、4团(库尔滨农场,逊克县)、5团(五大连池农场,德都县)、6团(二龙山农场,德都县)、7团(赵光农垦局,北安县)。
二师辖十个团:
8团(290农场,绥滨县)、9团(绥滨农场,绥滨县)、10团(江滨农场,萝北县)、11团(军川农场,萝北县)、12团(名山农场,萝北县)、13团(延兴农场,萝北县)、14团(青年农场,萝北县)、15团(宝泉岭农场,萝北县)、16团(伏尔基农场,鹤岗市)、17团(汤原农场,汤原县)。
三师辖十五个团:
18团(友谊农场,集贤)、19团(五九七农场,宝清县)、20团(八五二农场,宝清县)、21团(八五三农场,宝清县)、22团(饶河农场,饶河县)、23团(八五九农场,饶河县)、24团(胜利农场,饶河县)、25团(七星农场,富锦县)、26团(抚远渔场,抚远县)、27团(勤德利农场,同江县)、28团(二91农场,集贤县)、29团(集贤农场,双鸭山)、30团(万宝农场,桦川县)、31团(曙光农场,桦南县)、32团(北兴农场,勃力县)。
四师辖十二个团:
33团(八五四农场,虎林县)、34团(八五八农场,虎林县)、35团(和平农场,虎林县 )、36团(八五0农场,虎林县)、37团(八五六农场,虎林县)、38团(农垦部实验场,虎林、39团(云山农场,虎林县 )、40团(八五一一农场,密山县)、41团(八五五农场,密山县)、42团(八五七农场,密山县)、43团(兴凯湖农场,密山县)、44团(八五一0农场,鸡东县)。
五师辖十一个团:
45团(鹤山农场嫩江县)、46团(跃进农场,嫩江县)、47团(大西江农场,嫩江县)、48团(铁峰农场,嫩江县)、49团(尖山农场,嫩江县)、50团(前锋农场,嫩江县)、51团(荣军农场,嫩江县)、52团(旭光农场,嫩江县)、53团(红五月农场,嫩江县)、54团(克山农场,克山县)、55团(查哈阳农垦局,甘南县)。
兵团独立1团(嘉荫农场,嘉荫县)、独立2团(铁力农场,铁力县)、独立3团(红色草原农场,安达县),共三个团。
1968年8月,原北京市公安局所属音河农场为56团。原东方红团为57团,原向阳团为58团,原青龙山团为59团,原前进团为60团, 原五七团为61团,原红卫团为62团。
1969年7月15日,经沈阳军区批准,正式组建六师。 8月19日,将原属三师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团和在抚远地区新建的六个团拨归第六师建制。
1970年1月,在原宝山农场组建26团(步兵团)。
5月25日,五师55团的二、三、四营编为50团(丰收农场,甘南县), 在原汤原农场组建63团(炮兵团),由兵团直接领导指挥。 兵团决定一师独立四营改编为64团(晨清农场,孙吴县),五师55团部分编为67团(金边农场,甘南县)。
北安分局
锦河农场(1团)、红星农场(2团)、建设农场(68团)、五大连池农场(5团)、二龙山农场(6团)、赵光农场(7团)、红色边疆(64团)、格球山农场、尾山农场、引龙河农场、龙镇农场、襄河农场、龙门农场、长水河农场、逊克农场(4团)原库尔滨农场、独立3营(军马场)
宝泉岭分局
290农场(8团)、绥滨农场(9团)、江滨农场(10团)、军川农场(11团)、名山农场(12团)、延军农场(13团)、共青农场(14团)、宝泉岭农场(15团)、新华农场(16团)、普阳农场(17团)、梧桐雨农场、汤原农场、依兰农场
红兴隆分局
友谊农场(18团)、五九七农场(19团)、八五二农场(20团)、八五三农场(21团)、饶河农场(22团)、宝山农场、二九一农场(28团)、双鸭山农场(29团)、江川农场(30团)、曙光农场(31团)、北兴农场(32团)、红旗岭农场
牡丹江分局
八五四农场(33团)、八五八农场(34团)、庆丰农场(35团)、八五六农场(37团)、850农场(38团)、云山农场(39团)、8511农场(40团)、855农场(41团)、八五七农场(42团)、兴凯湖农场(43团)、8510农场(44团)、海林农场、宁安农场
九三分局
鹤山农场(45团)、跃进农场(46团)、大西江农场(47团)、尖山农场(48团)、荣军农场(51团)、红五月农场(53团)、嫩江农场(原劳改农场)、七星泡农场、建边农场、山河农场、嫩北农场、哈拉海农场
建三江分局
八五九农场(23团)、胜利农场(24团)、七星农场(25团)、勤得力农场(27团)、大兴农场(57团)、青龙山农场(59团)、前进农场(60团)、创业农场(61团)、红卫农场(62团)、洪河农场、鸭绿河农场、前哨农场、前锋农场、二道河农场、浓江农场
齐齐哈尔分局
查哈阳农场(50、55、67团)、克山农场、富裕农场、绿色草原牧场、依安农场、巨海牧场、泰来农场
绥化分局
铁力农场(独立2团)、海伦农场、和平牧场(敖包吐牧场)、红光农场、安达牧场、肇源农场、柳河农场、绥棱农场、嘉荫农场(独立1团)
哈尔滨分局
庆阳农场、岔林河农场、四方山农场、沙河农场、红旗农场、青年农场、阎家岗农场、香坊农场
一男一女,讲他们事迹的书俺都买过。张勇的事还被人写出了曾经很有名并热唱的知青歌《我爱祖国的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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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祖国的大草原》的原唱(演唱者:李少婷 1973版)
那个难忘的知青年代:她的生命19岁
天津姑娘张勇被追封为“烈士”是1970年;那年她才19岁,是为了救公社落水的羊只。
1968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各大城市连夜组织上街游行,热烈拥护最新指示,全国几百万青年应声而动,争相涌向乡下、涌向“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张勇也是这百万青年中的一员。
1969年,刚从初中毕业的张勇,看到“上山下乡”的号召,她在日记中写到:“我要到风口浪尖去锻炼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她毅然放弃了留城的机会,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涯。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张勇被分配到蒙古包放羊。初到少数民族地区,张勇和其他知青一样,面临着许多考验,她不仅很快适应了草原的生活,还努力学习语言,主动和草原人们打成一片,据一名和她一起下乡的知青回忆,张勇“很能吃苦,贫下中牧对她评价很高,很好。”
1970年6月3日,张勇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到克尔伦河岸放羊,6月份的克尔伦河正值汛期,水流湍急、青草茂密。
生产队分配给张勇放牧的是一群一千五六百只的二岁子羊,羊群在草地散开后,便蔓延成很大一片。放牧过程中,张勇还遇到了同来放羊的知青周萍、以及前来替换周萍的知青刘桂珍,并和刘桂珍促膝长谈。午后,周萍回来,刘桂珍骑马去西庙买糖,张勇便和周萍告别,两人一南一北各自把羊赶到更远的地方去放牧。
到了晚上6点收羊的时候,平时都很准时赶羊回圈的张勇却没有出现,同住一个蒙古包的牧民意识到情况不对,赶紧出去找,却在克尔伦河岸边找到她脱下摆放好的衣物……
没有目击证人,但根据现场的一系列迹象,大伙分析张勇是在挽裤腿不便的情况下脱了外裤而趟水行动的。这件事报到了生产队。生产队带领一批人沿着河寻找了一夜,却并没有找到她的身影。
汛期的克尔伦河水流十分湍急,如果遇到急流是凶多吉少,新右旗政府觉得事态严重,连忙给张勇的家乡天津市河西区政府发去了电报。
张勇的弟弟张健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河西区政府的人来到家里对张勇妈妈说:“您闺女出了点事”。老太太马上就问:“给没给我丢脸?”来人回答“没有”,老太太松口气,却又自顾自说道:“好,我姑娘没了。”
出事后的第七天,张勇的家人赶到了呼伦贝尔盟;也正是这一天,张勇的尸体在事发地点几十华里外的东庙,接近湖口处的河湾沙滩上被发现了。尸体打捞上来以后,在场的牧民、知青都哭了。
根据当时有关部门及法医鉴定,张勇是为保护集体财产救羊而牺牲。
张勇的事迹和遗留日记的内容迅速引起普遍反响,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张勇为革命烈士,并作出《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
呼盟革委会动用5辆大卡车把刻有“张勇烈士之墓”的大墓碑和石基运抵公社,并派专业施工队修建陵墓。烈士墓落成典礼于1970年12月10日上午隆重举行。新华社将张勇烈士的事迹发了通稿,在全国各大报纸刊出,使张勇成为继上海知青金训华之后又一个全国知识青年的典型。
张勇烈士的墓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岁月
“宝贵青春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张勇的豪迈誓言,激励了一代青年,就连周恩来也曾多次表示赞扬、并动员青年人向她学习——71年“乒乓外交”,周恩来要求出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要认真学习张勇的事迹;当知道侄女周秉德被批准应征入伍时,周恩来又马上让邓颖超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有关张勇事迹的文章《壮丽青春献人民》寄给秉德,要她向张勇学习。
青年们上山下乡的激情再次被调动起来,甚至还有青年专门插队到张勇战斗过的地方,去近距离学习“张勇精神”。据张勇的弟弟张健回忆“76年是最后一批下乡,那个年代完全可以不下乡了。就说是受张勇事迹感染,最后一批下乡,走十几个人,十六七个孩子们,又去。”
也有质疑的声音:“为了羊而丢掉性命究竟值不值得”?和张勇同一批去新右旗的知青王振鸿回忆:事情发生后,就有一些人私下议论“羊和人究竟哪个重要”这样的话题,但都不敢公开议论。
随着文革结束,青年学习张勇的热情逐渐变淡、直至消失;集体经济瓦解后,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个人价值的建设,质疑的声音再一次响起——为救一只羊,搭上一条人命,值得吗?
张勇的弟弟张健说,他也曾耳闻过许多质疑的评论,甚至有人当面向他提出疑问;他的回答是:那是一个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在当时,任何人在面临这样的状况,都会有“一种很朴素的想法——这个东西不是我的私有财产,私人财产我可能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去寻找,因为它终归是我私人的东西。但这个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集体的东西,这个利益高于一切,甚至是生命。”
曾和张勇一起下乡的王振鸿也认为:那是一个信仰的年代,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价值认知,才会在那个时代涌现出那么多英雄人物。坚定一个信念听党的话,就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是当时印在每一个中国人脑子里的话。不光是张勇一个人,而是全国几千万的知青都是这样,她是当时女性、当时知青的一个典型代表。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39年了,而“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如海绿浪无边。红太阳光辉照亮牧区,我催马儿飞向前……”,这改编自张勇日记《我爱祖国的大草原》的熟悉曲调,却依然漂荡在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它似乎在告诉大家:草原和人民从未淡忘张勇的名字,就像他们不曾忘记那段充满激情和信仰的历史。
天津市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综述——根据天津日报资料整理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起始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年,因停课闹革命而滞留在各个中学的六届待分配毕业生(俗称老三届)仅天津市就有四十万人,这些人不走,小学毕业生就无法入学。因此,如何使这些人尽快离校,就被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现实工作中如此大量的中学毕业生不可能一下子分配,只能先解决六六届,然后六七届,最后六八届。
据1968年7月5日天津日报报道,1968年6月26日天津市革委会召开欢送大会,欢送首批前往内蒙古插队的两千多人,(1968年6月29日出版的《中学红卫兵报》刊登了2553人的名单),其中首批赴内蒙古哲里木盟安家落户的天津知识青年九百四十余人已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抵达通辽,受到当地党政军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这批人可以说是文革期间天津市下乡有史可查的第一批人。以后又有多批去内蒙插队的毕业生,据天津日报报道,到九月十一日,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前往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又据天津日报报道,1968年9月16日,本市首批九百多名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省,参加军垦生产。这是我市第一批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学毕业生。到十月份,又有两千多人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市下乡人数已达八万余人,其中以六六届中学毕业生为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随着毛泽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发表,六七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拉开了大幕,与六六届不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有百分之十的留城名额,以补充天津市各企业劳动力的不足;二是上山下乡由面向边疆为主转为面向河北省农村。如河西区对口河北省的邢台和邯郸地区,和平区对口承德和张家口地区等。据天津日报报道,这批人中最早的一批是在1968年12月23日,南海路中学的160多名初中毕业生奔赴沧州地区黄骅县插队落户。仅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季度就有五万多人下乡,其中包括去哈尔滨郊区的一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到河北省各地区农村插队的共有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六七届中学毕业生。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六八届中学毕业生开始大批离校,他们的去向主要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有一小部分去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8月26日的天津日报报道,八月份以来,南开区、河西区、红桥区又有三千多名革命小将奔赴黑龙江军垦农场。1969年10月19日的天津日报报道,九月份以来,我市又有近万名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省。据1969年12月22日的天津日报报道,一年来,全市已有二十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下乡知青总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历史证明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至此,文革期间在校老三届已经基本走完。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开始对六九届中学毕业生进行分配。由于文革期间高中停止招生,六九届毕业生中没有高中生,文革开始时他们还是小学六年级,一九六八年进入中学后,没怎么正经上课,不到两年就开始分配工作了。幸运的是他们中的一半,近百分之五十留在了天津,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其他人或去兵团,或插队落户。这一时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上山下乡小分队。这实际上是相对于前一时期大规模集体组织上山下乡而言的,说明这一时期上山下乡的规模比前一时期要小得多,人员往往是由一个学校中的几十人组成,前往外省区插队。当年见于报端的一篇有关报道是1970年4月25日的天津日报:“河西区各中学数百名毕业生纷纷成立赴山西插队落户小分队,昨日一万五千多人在人民公园集会欢送。南开区二十所中学的69届毕业生掀起上山下乡热潮。”整个河西区加在一起只有数百人。1970年5月15日的天津日报还有一条短消息称:“本市有一万五千多名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分赴内蒙古、黑龙江、山西、河北农村安家落户。”这是1970年唯一的两条有关上山下乡的消息,可见当年上山下乡的规模比前两年要小得多。
一九七一年当年的天津日报上几乎找不到有关上山下乡的消息,只是在1971年12月21日的报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三年来,我市已有二十四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在一九六九年一年就有二十多万人上山下乡,由此可见,一九七一年上山下乡的数字微乎其微。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七一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1972年9月17日的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召开1971届中学毕业生分配动员大会,提出要坚持“四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指出文革以来我市共有四十三万名中学毕业生,其中二十四万人上山下乡,十七万多人充实到我市的工业财贸等各条战线。文中第一次提到留津工作的中学毕业生的具体数字,显然这十七万多人中大部分是六九届、七零届的。七一届的上山下乡仍然采取小分队的形式,以插队落户为主,天津日报在十一月和十二月两个月期间连续多次报道了有关的情况,内容如下:11月24日 本报讯:湾兜中学上山下乡第二长征小分队11月12日出发,前往山西平陆毛家山,近十万人热烈欢送。12月4日 本报讯:延安中学“三七”小分队、二十九中劲松小分队于前天出发分赴河北省宝坻县和成安县插队落户。12月20日 本报讯:河西区海河中学、42中、41中、平山道中学、佟楼中学、灰堆中学、谦德庄中学、南楼中学、杨庄子中学组成上山下乡小分队于十日分赴河北省的邯郸、柏乡、永清三县插队落户。12月22日 本报讯:12月21日我市红桥、河东、南开、河西四区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到河北省邯郸地区插队落户。此前红桥区和和平区已有两批到河北省天津地区插队。报道中只说明了去向,而没有具体的数字,估计人数不会很多。
一九七三年的上半年,天津日报连续多次报道了七一届毕业生到郊区和河北省农村插队的情况。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六月十日,中央发出21号文件(李庆霖告御状);七月,河北省的五个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八月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10月27日的天津日报报道:河西区近九百名应届(七三届)毕业生组成七十二个小分队于前天奔赴蓟县、宝坻农村插队。31日又报道:河北区、红桥区一千八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分别于27日和29日奔赴静海县、武清县插队落户。11月14日再次报道:我市河东、河北、和平、南开、塘沽五区五千二百多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于本月三日、十日、十二日分别奔赴宁河、静海、蓟县、宝坻、塘沽插队落户。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从10月26日到11月12日,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就有八千余名毕业生到五县插队落户,说明插队的主要方向已经改为四郊五县;二是第一次提出“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即七三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当然这七三届中有一部分是由七二届改为七三届的,这样就可以做到,当年毕业,当年分配,不再像以前几届那样,总要拖后一年。
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的四年间,天津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仍然是以四郊五县为主,每年还有少部分的毕业生组成上山下乡小分队,前往外省区插队落户。建设兵团自一九七一年以后就没有再从本市招兵。随着我市高中教育的普及,一九七五年以后上山下乡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不再有初中毕业生。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天津日报报道了我市最后一批知青下乡的情况:“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本市红桥区、河东区五千四百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奔赴武清县插队落户。”自此以后,天津日报再也没有成批中学毕业生下乡的报道,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到此结束。
1962-1972年天津市赴外地知青人数(国务院知青办1973年统计):
外地插队: 河北:112,700
内蒙古: 19,800
黑龙江: 16,200 (包括呼盟)
吉林: 10,000 (包括哲盟)
山西: 6,400
辽宁: 2,500 (包括昭盟)
宁夏: 300
合计:167,900
兵团或农场: 黑龙江: 50,800
内蒙古: 14,900
甘肃: 11,600
新疆: 9,000
河北: 6,000
宁夏: 1,700
合计: 94,000
赴外地知青总数:26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