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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人误国,相信各位都听过这种说法,正所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长期以来把“闲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为座右铭,挂在嘴边。但无论是读书人本身,亦或其他群体,都对这句话有所怀疑。毕竟心性好谈,让人去死实在是强人所难。
更何况,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长期以来并不招人待见。往往对他们加以嘲讽,放到今天,就变成了读书人只会耍嘴皮子,敲键盘,理论一套一套,叫他们治国准拉胯。甚至演变成“文科生误国,理科生是中流砥柱”的荒谬论调。
◇ 前两年很热的一个新闻
当然这种论调算是一种悠久传统,一说到“文人误国”,被扣上“薄情文人,腐儒误国”东林党便会拉出来鞭尸。
“党”这个词在古代算个贬义词(自秦后的君主没有人喜欢底下的人结党)。从“党争”,“朋党”,“党同伐异”这类词中,也能看出一二。东林党自然不会自己称呼自己为“党”,这些文人最早集会于东林书院,因此得名。东林党是他们的政敌“阉党”对他们的蔑称。
◇ 今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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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的起家,要从明朝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说起。国本之争这件事儿,之前笔者已经详细写过,今天不在赘述(详见:国本之争:万历朝推到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 循迹晓讲)。简单来说,东林党人通过一封封上书,一次次挨板子,万历帝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到后来的明末三大案,东林党人都有参与,尤其是在“移宫案”中,东林党难得地“动了手”,无诏冲入后宫(乾清宫),砸开宫门,把天启小皇帝抱出来。但除了能抱皇帝,这群文人似乎缺乏一双知人之明的“慧眼”。和即将崛起的魏忠贤结仇。
东林党人不仅没和魏忠贤结盟,反而处处与他为敌。东林笔杆子杨涟,上书天启皇帝魏忠贤数条大罪,从而激怒魏忠贤。加上东林党内部也有分歧,出了“叛徒”阮大铖。(详见笔者的知识专辑《奸臣传》)才遭致灭门大祸。不得不说,从另一侧面看出,东林党人的政治手腕确实不算高明,但不能说他们“误国”。
◇ 黄宗羲画像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大明乃是朱皇帝的私人财产,你家破产倒闭,却把锅推给东林文人,东林党表示:不背。
最近,笔者读了一些晚清史料。突然发现,假如说“大明王朝亡于党争”,那么大清党争比大明尤烈。简单说,自1861年开始到1894年,这33年中,大清王朝一度出现“中兴”之照(详见:为啥说“同光中兴”在中国历史上含金量比较高?| 循迹晓讲)。但自1883年年底,到1895年甲午战败,大清党争更加激烈。
之前中法战争文章里,我写到清流派是如何与洋务派争夺话语权(详见:中法战争:大清明知打不赢,为啥还要打? | 循迹晓讲)。虽然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张佩纶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被罢官,清流派的势头有所下降。但站在清流的视角,也很容易看到这么一个场景:军机处怎么样?恭亲王奕䜣又怎么样?还不是我们上折子就换了?张佩纶打仗不行,换你李鸿章、左宗棠、奕䜣上了就行么?这不是我们清流的问题,是敌人太狡诈。也难怪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对李鸿章处处掣肘,对丁汝昌“风闻言事”。
◇ 晚年的李鸿章
在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内部的党争达到一个高潮。先是李鸿章上折子请罪,并对战败申辩,户部拖欠军费。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同样上折子,申斥李鸿章:你如果真缺钱,为什么只写一封奏折要军饷,应该多写几封!在之前翁同龢面对日本人,还有更可笑的言论。当年南洋水师曾派三艘船“广甲、乙、丙”出战,最后仅剩一艘丙。翁同龢问日本人,能否将此船还给南洋水师,毕竟日本人打的是李鸿章,打的是北洋水师,跟南洋没啥关系。日本人听说后,表情就像您手机中第三个表情包,不信您留言打出来看看。
那么,这就可以说“文人误国”“党争亡国”吗?显然不是。举个我生活中的例子,在一次直播中,笔者连线中国棒球解说员陈辉老师。与陈老师谈到中国棒球何时才能职业化这个话题。陈老师回答:首先需要更多人了解棒球。笔者有些无礼地打断陈老师说:了解还不够,职业球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青少年训练体系,联赛质量等问题,都是影响因素。
陈老师回答:中国棒球最大的问题在于,没人知道什么是棒球。
◇ 游戏《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16》画面
笔者恍然大悟。笔者想的,都是棒球拥有庞大市场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前提的庞大市场,如今还远未实现。何谈之后的问题?那这跟“文人误国”有什么关系么?当然有。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大问题并不在于知识分子本身,而是知识分子数量太少。有个理论叫:观点的自由市场。由约翰·弥尔顿最早提出,托马斯·杰斐逊后加改进。简单说,言论/观点就好比商品,想要获得质量更高,价格更便宜的商品,最基础的条件就是拥有广阔的自由市场。人们在自由的市场下,才能比较和鉴别商品。如果商品数量过少,或者没有自由的市场,就没有质量保障。言论/观点也是如此。
当社会发声的人太少,或者不能自由发声,人们自然没有充足的言论/观点相比较。此后,言论/观点也很难升级完善,就会导致知识分子们的观点越来越不靠谱,越来越跑偏。从而让人们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假象。
但让言论/观点能自由的竞争,这本身又会严重威胁到秦制帝王的统治,因此,既想掌握无限权力,出了问题又不负责的朱皇帝,爱新觉罗皇帝,一旦面临公司破产的危机时,文人自然成了背锅主体。
当然,这种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每过几百年就会毫无新意的重复一遍。不过背锅主体也有变化,女人,宦官,武将,外戚等等,总有一个可以给秦制帝王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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