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他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离大南门约五六华里，当年是个城郊村。1945年10月间，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这个老毛子兵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保护妻子，这个老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把老头打死，继而侮辱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村里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无法回天。
下坎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户人家。苏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们村也不能幸免。王××（真名王达安，因其后代仍在原地居住，顾及子女的颜面，隐其真名）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十二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
（一）
1956年10月下旬，领导派我和另一名同志下基层检查工作。当时我从军队转业地方已经二年，工作单位在湖北省江陵县。
和我同行的名叫吴克武，比我大几岁，约二十七八。湖北当地人。
我们去的单位在长江南岸的弥市镇，小镇坐落在长江支流虎渡河畔。
一天晚饭后，我二人到河边散步，信步走在河滩的细沙上，头顶秋日晴空、望着渐下的艳红夕阳，两岸恬静的田园农舍，呼吸着暑气已退的清新空气，真是心旷神怡，边走边唠，天南地北。
解放初期的湖北农村，比较闭塞。当地人对我这个外来的东北汉一切都好奇，有些人时常问我：东北人是不是一生只洗三次澡？那里的人们传说东北人一生只有出生、结婚、死亡各洗一次澡。还问我：腊月小年是阴历二十三还是二十四？湖北当地小年是在阴历二十四，东北是二十三日。等等，问个没了。
唠着唠着，吴克武忽然问：“听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有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行为，是真的吗？”我脱口而出：“有啊！”
1945年我十四岁，当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沈阳。我家住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大南街中段药王庙附近，距张作霖大帅府二里多地。沿大南街有许多商铺，日本投降后，这里一时涌出很多游商摊贩。大约8月末、9月初，我们这里出现了许多苏联红军。
一天，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上我目睹一个苏联红军抢冥币。当时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兰盆节”，民间叫“鬼节”。这天佛庙要举行仪式，焚香礼拜，超度众生；民间百姓也家家烧冥币遥祭亡灵。接下来１０月１日是农历中秋节，也有祭祀先人的。所以这期间满街到处有售卖冥品冥币的。
这天，从大南门方向走来一个苏联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个售卖冥品的小摊前，看见花花绿绿的冥币，以为是能流通的货币，上前抢了一捆就走，来到另一个售卖食品的小摊前拿了食品扔下几张冥币就要走。小贩不干，比比划划拒收。这个苏联兵眼睛一瞪，抡起转盘枪逼着小贩，吓得小贩再不敢吱声。许多中国老百姓背后咒骂、当笑话。
有的还从仓库里偷盗出各种物资叫卖，或跟中国老百姓换物。
一个苏联兵弄来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门附近要跟中国人交换贵重物品。有一个吸毒老头，拿了一块银壳怀表去换。那个苏联兵接过怀表揣起来，却不肯给海洛因。这老头不干，他就端起转盘枪，吓得老头只得认倒霉。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强奸妇女。一天，咱院大人们传说大东门附近一女子被从电车上拽走，又某处妇女被强奸，等等。我虽然没亲见，但满城惊慌，我们大院的各家妇女都不敢出门，互相转告往脸上抹锅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单独或结伙施暴，当时苏军还有组织地拆卸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我们沈阳东关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铁西区的重工业厂等等，日以继夜地把机器拆下来，装火车运往苏联国去。这些事，我们沈阳的老百姓都气愤，说：“老毛子简直就是红胡子。”
后来，苏联部队上级开始管束，单独士兵的暴行才逐渐稳定。不过拆运机器设备的活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这些事，经吴克武一问，我就回想起来，大概地对他讲了。讲过之后我也就把此事抛在脑后。
谁知第二年兴起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列出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六条写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那位吴克武为了表现积极，写大字报揭发我那次对他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这就成为我右派罪状之一。其他还有“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丑化老干部”两条。
说我“诬蔑苏联红军”，我总也想不通。一是二人闲聊，而且是他发问，而非我主动散布，二是我所说都是事实，而非捏造。坏事不许说，说了事实就算诬蔑，是何道理？
（二）
二十二年后，我右派改正、走出监狱、回归社会、接触了一些朋友，才发现：为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暴行这件事，还有很多蒙冤者。
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
一位陈树祥，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2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陈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他对笔者说： 1945年他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离大南门约五六华里，当年是个城郊村。1945年10月间，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这个老毛子兵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保护妻子，这个老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把老头打死，继而侮辱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村里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无法回天。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陈 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就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新政权。1952年搞三反运动，有人检举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兵这档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当地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都不会答应。陈强调，那位同志说的是事实，不该说是右派。
他这一番发言，反右领导小组就说他帮助右派分子，帮助右派分子的人也就是右派，于是，一顶右派鉄帽也扣到他头上。
另一位，艾新山，沈阳西北郊区下坎子村人，今年78岁。1952年进入沈阳某厂当工人。因讲了对苏联红军暴行，表示不满，而被判徒刑。
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他在下坎子村所见。他说：
下坎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户人家。苏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们村也不能幸免。王××（真名王达安，因其后代仍在原地居住，顾及子女的颜面，隐其真名）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十二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
距离下坎子村几里地外，在沈阳西北郊有一个日本军用仓库叫“581仓库”，日本投降，社会秩序大乱，有些人从581仓库抢军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资扛回来卖，有时苏军也开汽车拉些军用物资来卖。我们村的徐树吉住在村东头，一天早晨，他怀揣着钱想买点便宜货，他来到村西头两棵柳树下守候。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兵，见着徐树吉就搜身，把他怀里揣的钱翻着了，徐树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夺，但钱还是被抢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树下生闷气。不多时，那个苏联兵又找来一个苏联兵，先前那个兵用手指徐树吉，意思说就是他往回夺钱，不老实顺从。两个苏联兵走上前，抡起枪托搂头盖顶就砸徐树吉，把徐树吉打得惨叫声整个村子都听到。那年我十岁，那恐怖的哀嚎声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全村子没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连他家人也不敢。大约过了半小时渐渐没有声音了，村里人才敢出来，见两个大鼻子兵已扬长而去，围过去再看徐树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阳北郊有一条从东向西横穿的运河，现在沈阳市的人管它叫北运河，那时都管它叫二道沟，我们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面结冰，人车为了抄近都从冰上走。1945年冬，远屯有一辆胶皮轱轳大车路过我们村附近的二道沟，老汉赶车，车上坐着老汉的姑娘。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军官，把姑娘强奸了，完事还要扒大车的胶车轮胎。赶车的老汉连哭带诉：“给我们的姑娘给糟蹋了，还扒车轮胎，这车还能走吗？怎么回家啊？我们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气，这又受老毛子的，连强奸姑娘带扒车带，……”。正好有两个中国警察路过，本来也不敢管，但听老汉的一番哭诉，其中一个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义愤，就豁出去了，照那苏联军官腿就打了一枪。这个苏联军官挨了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嚣张气焰立刻没了，坐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不住的拍巴掌。另一个警察张玉清说：“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说着又给补了一枪，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后1952年，把徐敬一、张玉清二人揪出来，五花大绑，拉到我们村外的大台上，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斗争，这两人以后再也没回来。
现居住沈阳的董洪志先生，1930年生，1945年他居住在当时的北陵区保合堡，小地名叫“五十一间房”的一间（今沈阳市皇姑区长江南街1号一带）。这是土房贫民聚居区。8月底苏联红军进入沈阳，他亲眼目睹两名（约二十五六岁）苏联红军强奸一位中国妇女。他们捉住这名妇女拖入一间土房，一人持轮盘枪把门，另一人实施强奸。先是听着那妇女尖声号叫，渐渐就没声了。过一阵，屋内的兵出来，再换守门的兵进去。他说，当时到处妇女都吓得用锅底灰抹黑脸。他家的土房正对着从沈阳开往北去的铁路，目睹每天有火车载运拆下来的机器设备，由苏军士兵押解，经过他家开往北方。
另一位历史见证人，某先生（应本人要求隐其名），今年80岁，上世纪50年代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做过共青团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夫人是同校同学，也是共产党员。1957年因他讲了1945年苏军的暴行，被开除党籍，他的夫人也受到牵连。这位先生的老伴至今心有余悸，一经提起这段遭冤屈的历史，就坚决不准老先生再公开说，怕因自己重提这段犯忌讳的历史事实而给儿女带来麻烦，因为其子女都是国家公务员、共产党员。
最典型、知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先生。龙云先生因为质疑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向我国催逼军火款项等不义行为，就被加上‘反苏’罪名，扣上右派帽子。死不瞑目。
当年反右派运动中有许多因说了苏军的暴行而被陷入“阳谋”之网。只是因为后来销毁档案，我们已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蒙冤。
（三）
面对整个民族一代人目睹、亲历的事实，却不准人说，说了就严厉镇压，封杀历史见证人的嘴巴，企图使曾给整个民族造成耻辱和伤痛的事实随着历史见证人的消亡而抹杀，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伤天害理的暴行。这是对整个民族实行强迫失忆。然而，企图用暴虐手段强迫民众失忆是徒劳的，其结果，随着压力增大而相应刺激记忆力增强。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甚至文化大革命动员了上千万的红卫兵红小兵来消灭民族的记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人类具有任何暴力不能压服、任何金钱和物欲也不能腐蚀移异的人性良知。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原第四野战军《后勤》报见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