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以后,张导说准备出发。我把行李搬上车,见丫头坐在餐帐门口,和一个波波尔小伙子聊得起劲。开车以后,丫头告诉我,那个小伙子是这个营地的经营者。他从来没有离开本地,但他能说七八国的语言,这个营地是他带领那几个小伙子一起建设的,他要带他们致富。我心中有了感动,老余从边上对这些作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解释,我认为很深刻。
虽然离开了大漠,但是大漠依然是个含义无尽的话题。老余又打开话匣子,聊起了三毛,带花的女人坐在后排,显然听得很仔细。我插一嘴:“多少人都是因为三毛而奔赴大沙漠,摩洛哥为什么不把三毛的遗迹好好发扬一下,可以引来更多的游人?譬如我们浙江,西施浣纱蹲过的石板都找到了好几块。”梁导笑了,“三毛住过的沙漠在南面很远的地方,不方便的。”由此说开去,原来梁导来摩洛哥,三毛也脱不得干系。
梁丹从大海边上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然后硕士然后记者然后机关干部,忽然辞了职,跑到了摩洛哥。我不知道是不是三毛的指点,我只是猜,一个充满奇想的文学女青年,心中会没有一个三毛么?梁丹到了摩洛哥,就无条件的爱上这个地方。她为自己找了一份导游的工作,正是为了跑遍这个国家。因为她对这块土地,对在这块土地上旅行有如此的深情,她把她的感情投射到她的游客身上,努力地照顾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陪她旅行的同伴。可惜,后来世纪大瘟疫降临,她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丫头至今保持收到她的信息——而回国。无奈归途受阻,她转道尼泊尔,依旧不能如愿。稍作停留,她又转去土耳其,徘徊至今。这是一粒自由的灵魂,我们祝福她,祝愿她平安,也一切顺利。
正说着三毛,忽见车前方左侧的农田里,一群村人挥舞农具棍棒正在械斗,前后两边都有大批人群朝这个方向增援。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忘了刚才的话题。老武说,他们老家的农人就经常为了土地或者水源打架,有时候是村级规模还有乡级规模的,没想到摩洛哥人也这样。
傍晚抵达瓦尔扎扎特,这是个红色的城市,红土红砖红墙红色的地面,和蓝城舍夫沙万白城卡萨布兰卡形成鲜明对照。酒店里红色的墙面到处都是大幅的壁画,设施虽然略旧,但非常干净。中庭是深浅两个游泳池,一边是餐厅一边是壁画。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阳光充沛,整个酒店区域里红光辉映,和昨晚上到达时看见的又自不同。早饭自助餐,我们喜欢屋外的环境,都端着盘到游泳池边桌子上坐下。武夫人来得迟了,也端了盘子来坐到我们一起。吃饭间,武夫人说,早晨起来散步,看见一件事儿。那七口之家的一个男人在大门口给司机塞了一百美元小费,司机就打开车门让男人把一些外衣杂物放在车前几排座位上。怪不得他们永远能抢到前排坐位。大家听了笑笑,老余想了想,问:“他们真的听不懂普通话?”一程下来,大家和他们的关系永远都停留在“狭路相逢点点头”的水平上。我说:“我们都是胡子老头,又不是白雪公主。”老余寻思了一会儿,笑了,点点我的鼻子,“你,坏啊”。
老余就忽然想起个事,问老武,“你有没有发现,摩洛哥厕所里的小便池,特别高,至少一米。”其实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以我一米七七腿长腰短的个子,刚刚能够着。见老武不解,老余看看远处坐的七口之家,朝我眨眨眼,狡猾的笑着。我也点点他的鼻子,相视一笑。早饭以后出发,等候上车的时候我又目测了一下,那一家子,平均最多一米五。
从瓦尔扎扎特出发,经过阿特拉斯影城,就到了埃本哈杜,一座原居民波波尔人的村落,被一条干涸的河道环绕,用泥土堆砌而成。自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87年确认此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声名远播,许多电影都跑到这里取外景。按政府规定,车只能停在河道外侧,游客可以从桥上过去,也可以从河道抄近路。不过,村里的小孩没准会收每个人10个迪拉姆。
小城街道狭小,阶梯陡峭,盘折上到顶部,大约四五十米高。原住民基本都已经搬到河对面的新区,这里纯粹供游人观赏。坡脚处的街道上,排满了各类小摊,售卖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奇怪的是,这里并不出产皮货,但皮具摊依旧是最多的。老武沿街一家一家查看,间或停下闲聊几句。参观时间不需要太长,但是由于天气太热,这小小山包竟成了火焰山。大家汗流浃背,女人们早早就跑去村头桥边的饮料店避阳坐地。等到人凑齐了,跟着导游一起过桥回车上去。老武看着我笑笑,我也笑笑。那座干涸河道上的石桥,长可七八十米,在烈日下过桥,老头们觉得晒得头皮生疼。看看过了桥,郭老师忽然站下不走,原地转两个圈,说,“我的眼镜不见了。”丫头说,“刚才在店里坐的时候,你不是还带着吗?”“是啊”郭老师赶紧往回走。一会儿转回来,笑着道:“还在桌子上放着。”
下了桥头,老武又朝老余笑笑,老余觉得古怪,问:“你笑什么?”老武亮出手上拿着的两条皮腰带说,“真便宜,一条八块,两条十块。你看这皮,质量多好,真牛皮,这么厚。”老余不屑一顾:“没什么意思。”老武也不理会,笑眯眯地把两条新皮带都仔细地扎在腰上,连同原来那一条,一共是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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