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962年9月，中共举行8届10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
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
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
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
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
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
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
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
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
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
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
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们的
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
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
举动。”
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态。什么叫‘有机会想出去
’？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
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父亲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
察觉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
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
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
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
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
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
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
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
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
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
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
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
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
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
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1957年5月在
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
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
，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
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
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
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
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
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
。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
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
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1963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9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
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
，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7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
，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
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
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3份。4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
“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
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
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
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
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
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
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
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
情况，却只字不提。
1964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
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1965年12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
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
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1966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80
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
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
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
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
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
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
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
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所幸仪凤未嫁
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乃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
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
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
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
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
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
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
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
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
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
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
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
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流氓
”，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
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
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
送他的600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
，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1983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
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18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
门收藏齐白石），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
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3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1985年，是父亲诞辰90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
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
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1986年10月14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
家罗隆基诞辰90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
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
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
，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1978年平反出狱（我于1968年以现
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
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2001年11月完稿、2003年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1）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
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
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
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
，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
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
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
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
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
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
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
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
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
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2）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
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
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
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
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
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
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
。终年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3）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
，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4）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1916年毕业
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于川军，历任连、营长，刘文辉川军总司令部参谋，后
又兼任兵工厂总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四川日报》《新川报》。大革
命失败后和陈静珊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又在家乡办敬亭小学和中学。1932年脱离川
军出蜀。1934年出国考察，并到苏联参观，回国后曾去两广鼓动李宗仁等抗日。1936
年在上海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革新号。同年底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
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复党籍，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与陈静珊等合办
《新民报》、主编副刊《政经周刊》，应王陵基相邀，经党同意，任30集团军副团长
及总司令部参谋长，赴武宁抗日。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
身），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支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西南高级军政人员统战工作
。1942年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引与周恩来见面，后促成刘部起义。1945年在成都
出资开办健诚实业公司和临邛茶厂，掩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1949年后，当选为第2
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岁。1979年
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5）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
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20年代初开始创办妇女刊物，
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传富民强国，要求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
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生育，开展妇女职
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
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业社等。抗战前，在上
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
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一定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抗战期间，又在四川叙府
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后者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
她还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员、难民和天津流亡学生，并负责
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了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
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
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
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建国
后，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
，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
题获得改正。
（6）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
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敦大学
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
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
校长。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
秘书长。建国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
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7）叶笃义（1912～）：安徽安庆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
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委员、
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获
得改正。后任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中央副主席兼秘书
长。
（8）罗德先：生平不详。
（9）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
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
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
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
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
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
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
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
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
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
、《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10）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
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考入北
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
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发行广告，后升任记
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
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
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
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
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
纪行》等。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11）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
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
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
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
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
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
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
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
级学生，应该在1921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
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
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12）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
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
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
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
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1975年被监禁
。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
系从保持了28年（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
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总
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13）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
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
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
，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
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
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附：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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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
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
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
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
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
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
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
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
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
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
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们的
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
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
举动。”
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态。什么叫‘有机会想出去
’？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
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父亲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
察觉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
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
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
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
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
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
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
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
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
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
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
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
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
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
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1957年5月在
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
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
，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
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
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
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
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
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
。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
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
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1963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9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
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
，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7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
，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
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
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3份。4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
“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
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
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
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
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
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
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
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
情况，却只字不提。
1964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
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1965年12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
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
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1966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80
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
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
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
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
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
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
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
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所幸仪凤未嫁
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乃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
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
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
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
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
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
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
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
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
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
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
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
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流氓
”，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
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
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
送他的600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
，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1983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
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18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
门收藏齐白石），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
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3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1985年，是父亲诞辰90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
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
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1986年10月14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
家罗隆基诞辰90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
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
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
，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1978年平反出狱（我于1968年以现
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
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2001年11月完稿、2003年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1）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
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
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
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
，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
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
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
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
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
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
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
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
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
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2）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
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
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
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
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
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
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
。终年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3）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
，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4）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1916年毕业
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于川军，历任连、营长，刘文辉川军总司令部参谋，后
又兼任兵工厂总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四川日报》《新川报》。大革
命失败后和陈静珊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又在家乡办敬亭小学和中学。1932年脱离川
军出蜀。1934年出国考察，并到苏联参观，回国后曾去两广鼓动李宗仁等抗日。1936
年在上海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革新号。同年底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
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复党籍，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与陈静珊等合办
《新民报》、主编副刊《政经周刊》，应王陵基相邀，经党同意，任30集团军副团长
及总司令部参谋长，赴武宁抗日。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
身），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支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西南高级军政人员统战工作
。1942年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引与周恩来见面，后促成刘部起义。1945年在成都
出资开办健诚实业公司和临邛茶厂，掩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1949年后，当选为第2
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岁。1979年
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5）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
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20年代初开始创办妇女刊物，
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传富民强国，要求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
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生育，开展妇女职
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
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业社等。抗战前，在上
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
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一定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抗战期间，又在四川叙府
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后者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
她还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员、难民和天津流亡学生，并负责
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了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
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
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
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建国
后，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
，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
题获得改正。
（6）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
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敦大学
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
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
校长。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
秘书长。建国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
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7）叶笃义（1912～）：安徽安庆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
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委员、
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获
得改正。后任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中央副主席兼秘书
长。
（8）罗德先：生平不详。
（9）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
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
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
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
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
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
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
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
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
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
、《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10）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
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考入北
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
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发行广告，后升任记
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
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
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
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
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
纪行》等。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11）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
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
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
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
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
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
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
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
级学生，应该在1921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
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
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12）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
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
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
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
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1975年被监禁
。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
系从保持了28年（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
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总
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13）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
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
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
，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
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
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附：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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