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三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三次在全国
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
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
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三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
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
向党进攻的号令。”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子,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
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高级知识份子的问题。他说
,当前知识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
一为业务顾虑。是种种顾虑使得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
在“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
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出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
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子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
消除两者间的隔膜,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
罗隆基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
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热情高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
美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套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
族,带给年轻的学子。建国后,罗隆基做了官,不再当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关注
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美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
:“高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政府不应该强迫教授去学俄文。对于
院系调整许多大学教授都反对,只是没有办法才服从,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会上,曾昭抡把罗隆基的这个谈话作为他反对共产党文教政策的言论揭发出来
,并声明:“据我所知,与罗所说的相反,1952年以后,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对院
系调整是真诚拥护的。政府行政部门只是鼓励教师学俄文,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学。”
其实,民盟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出来
,说出点东西才行。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
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
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
,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
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
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
:“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300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
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部长上
班第一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
”。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
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
(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
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
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这其中所指“记性好”的人,便有罗列52条罪
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现在一些报刊发表罗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
1949年5月二人在上海的合影。他俩身着长衫,面带微笑,悠然的神态与融洽的关系,
在洋楼与松柏的映衬下,是那样地生动。罗隆基非常珍视和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记
载着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罗隆基同张澜共患难的岁月沧桑。1948年9
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请张澜和罗隆基同赴解放区的。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工作
,如接见新闻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民盟
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让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则显得很有必要。而吕光光的发言
,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
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他“作为张主
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揭发出来。”
浦熙修(10)是与罗隆基同居10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
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
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
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
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
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
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
桥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
,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
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
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
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200元钱,怀疑是王所为,王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后罗隆
基又借故说王偷看《参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事后查清,偷
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
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跟着,浦熙修
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
汗如雨整三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1949年6月罗隆基刚
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
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
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
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
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
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
,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
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
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
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
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
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
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
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
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
!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
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
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父亲读罢这篇发言,对母亲说:“无论是出于解脱自己,还是真的以为努生反动,看
来,浦熙修是下决心要和老罗分手了。”
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会,被称之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
风座谈会。会议仍由胡愈之主持,首发阵容是抱病而来的马叙伦。老头可怜,只讲了
五分钟。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
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会场。实际上,上边也不需要马叙伦多说,表个态就
行了。
相继发言的人有:高天、冯素陶、许广平等人。大轴,仍由浦熙修担纲。
8月19日民盟中央举行第八次整风座谈会。这次批斗罗隆基的会议,由史良主持。也
许是因为民盟左派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也许由于史罗之间曾有过的感情瓜葛,这一天
,罗隆基的表现尤为恶劣,不仅对别人的揭发,概不认帐;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
又全部赖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气得痛斥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拿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10日。这其间于28日下午3时,在沈钧儒家中,举行
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史良报告:(一)罗隆基交代与张东荪的关系问题的这
部分,因涉及张东荪叛国案,《人民日报》未予发表。这是中共全面考虑问题,是正
确的。(二)本周内决定连续两次批判罗隆基。(三)虽然大家要揭发彻底,但一定
要责令罗隆基自己老实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办法,在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鉴了“肃胡(风)”运动的手段,
收缴到罗隆基从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准备停当,于8月30日和31日,连续举行第9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批斗罗隆基
。会是以他的交代做开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适、同张东荪等人的关系问
题以及关于“无形组织”的问题。尽管他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以胡愈之为首的
民盟中央左派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
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于他的反共集团在1952年
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为什么统战部和民盟左派会认为罗隆基的态度恶劣?除了批判会上的态度恶劣,他私
底下的表现也恶劣。会上,罗隆基秘书邵云慈揭发他在家里不老实写交代问题,居然
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信,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解释则
说成狡辩……就是法庭被告亦应有解释权利。”又说:“上边(指中共)对我们是爱
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大冤狱的事自古皆有,岳飞不是屈死的么?”这样的话,令
领导反右的人和拥护反右的民盟左派无比愤怒。
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李文宜和萨空了,亮出罗隆基写给赵文璧、潘大逵、范朴斋等人
的“密信”,边宣读、边分析、边批判,有力地证明罗隆基反共集团所进行的阴谋活
动。可以说,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罗隆基心窝的利箭。
继而,浦熙修、赵文璧、叶笃义、曾昭抡在一条又一条的补充揭发中反戈一击、争取
立功赎罪。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吴茂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昕、黄炎培之
子黄大能、张澜之子张乔蔷,还从各自的角度相继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言行。
与民盟批斗会相穿插的,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全国政协组织的、森工部组织的、新
闻界组织的、外交界组织的批判会。罗隆基在哪里兼职,哪里就有批斗。兼职越多,
批斗也越多。于是,罗隆基活象一个赶场的名角,赶了一场又一场,回到家中,已是
疲惫不堪。每次批斗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归纳,形成新华社通稿,第二天载于《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中央报刊。民盟更是及时地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打印出
来,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每个中央委员手里。
人缘这东西,在中国厉害无比。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态度恶劣、
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雄
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
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
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
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
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于15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
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
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
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父亲对罗隆基的性格是有认识的。他常说:“努生的脾气在欧美无所谓,在中国就要
得罪人。”有一次,还举了个得罪邓初民的例子。
我问:“是不是罗伯伯做了对不起邓初民的事?”
父亲答:“不,他没有做亏心事,只是因为一句话。”
那是在1956年,为了商量《文汇报》复刊的事,罗隆基在家里请了陈叔通、郑振铎、
叶圣陶、章乃器、徐铸成等人,做个复刊筹划。邓初民、陈劭先也赶来,这两个人一
到,罗隆基的心里就不大高兴。可作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敷衍敷衍也就算了。
罗隆基偏不,把脸一拉,说:“现在有两个教条主义者在座,我不好谈话。”话一出
口,把个邓初民气得要死。
父亲说:“努生这样做,自以为占强,其实吃亏的多是自己。我主张中庸,民盟中央
开工作会议,我请地方同志吃便饭,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讲:‘把父母、兄弟、夫
妻、同事、朋友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马列主义。’这话让人家批
判我是搞两面派,政客作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认为必须这样处世。努生的性
格有可爱之处,有度量的领袖还可以容纳他,但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
他的生活作风在内,恐怕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他的活动天地。”
果然,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
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领导反右运动的人,当然也鼓励大家
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们找来一些人专门揭发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罗隆基反动罪行材
料,也不忘将这方面的事纳入其内。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于生活琐事
,很有吸引力。她说:“我在他家3年零6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
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
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
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
道在搞什么。”
罗隆基爱摆弄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弄边对王爱兰说
:“这个收音机是进口的,你知道是谁送的吗?”王自然想知道。罗隆基告诉她:“
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爱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出来,使得
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他曾叫我清点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
‘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
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
;‘拿到哪里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道吗?’我
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美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毛
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是如此惟
利是图。”
王爱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
出来,总之,一年365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
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请来的第二个做重点发言的人。
一上台,他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
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
,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
‘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些,他又骂道:‘我是病人,
你们要冻死我吗?’罗隆基还常骂警卫:‘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
的,还是监视我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
情。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同别人比住的房间,比汽车,甚至连抽中华牌香烟也要比
,看谁抽筒子烟,谁抽纸包的。1955年到赫尔辛基开和平大会。代表团第一天的深夜
抵达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劳,而住在六层的罗隆基忽然打电话给住在一层的工作人员
,问:“你们怎么分配房间的?为什么我的房间里的浴池没有水?”等翻译找到旅馆
的服务员一同爬到六楼,他又说:“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这些工作人员还说
,他每次出国对开会没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美国电影和杂志,遛大街,办货。他
借公家许多外汇买衣料、药品和香烟。不仅自己买,还给浦熙修和干女儿买。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体育馆有精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
意,就大发脾气。他曾直接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
四级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
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视察,大摆老爷架子,坚持单独坐一辆
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性表现,就象一出戏。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
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种政治
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
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强的杀伤力,不仅让爱
面子的罗隆基丢尽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恶棍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
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在丰盛胡同中直
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
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
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
,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
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
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个月反右
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
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四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
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份子的处理问
题。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子群体中搞的一系
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
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
,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
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
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西方学者的分析很精辟,但父亲和罗隆基的认罪
服输,又略有不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
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
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
)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
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7月上旬,他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
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
有做充分的估计。8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
:“人大顶多撤消我的部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
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交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器要在大会上做检讨的消息,
他急了,催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交代,要吃亏。”在对他
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
而且开始把交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
“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
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
,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性格:身
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双双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们去参加26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
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7次(扩大)会议
。父亲请了假,让母亲去,说:“有一双耳朵听,就够了。”
会议开到6点多,肚子空空而并不感到饿、满身凉气却不觉得冷的母亲走在归途,已
是华灯初上。门铃声一响,久等在家的父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并叫我:“小愚(
我的小名),快去接我们的妈妈。”
母亲懂得父亲欲知详情的急切,洗了把脸,接过热茶,便细述会议的情况。她说:“
老罗(隆基)去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马哲民、费孝通、黄
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
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别说左派不理
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紧张的不止是被宣布处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
罗隆基不服处理,所以在头天(25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
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
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
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
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
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
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
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
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
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
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
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
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
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
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
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
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
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
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
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
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
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
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
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
。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
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
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
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
了些好处呀!’”
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
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50元的保
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
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
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
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
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
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
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
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
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
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
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
,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
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高兴,知道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声说:“小愚,出来看看罗伯伯
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
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点没有变,风度依旧,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今天来你家,
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咐洪秘书到传达室,叫政协的司机把车开回去,对罗隆基说:“等你
走的时候,用我的车。”他听了,很满意。
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
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
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
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
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
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
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
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
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
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
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
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
,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
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
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
,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
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
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
跟他同代知识份子很不一样的认识份子。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
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
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
决──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
地坚持了。
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
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
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
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
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
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
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
,做做样子。”
关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亲和罗隆基谈论的另一个话题。
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
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收获是,
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份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
国知识份子的独立自主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了
。”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部提拔重用,
并坐上我们腾出的位子。”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三
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
务委员。而杀回马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子。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是一项最重要的内
容。一切正如他俩的测算:史良、高崇民、马叙伦保留了原有职位,胡愈之、邓初民
、吴晗、杨明轩,全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说打手都上了台,故又
增加了陈望道及楚图南。这样,民盟中央副主席从原来的5人增加至9人。千家驹、沈
兹九等人,进入了常委的行列。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
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
为民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而这恰恰是罗隆基最反感的,尽管在民盟中央举行的
一次批判会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坚决相信我一定能够
改造自己。”其实,他的内心,从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改造
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
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
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
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
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
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20
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
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
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
,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我告诉罗隆基:“我们中学生也在写个人思想改造计划,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还按期
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呢。我也按要求给班主任写了一份,说‘共产主义虽好,可谁也
没见过,自己不大相信这种虚幻之物。’没想到这份思想汇报被油印出来,发给每个
同学,作为批判材料。”
他听了颇为诧异,跑回客厅,对着父亲惊呼:“你这个当父亲的知道吗?小愚也和我
俩一样,写汇报,受批判。思想改造怎么从中学生就开始了?”
“伯钧,我又来‘联盟’了。”这是他一脚踏进我家二门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话传
进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着客厅走。
父亲和罗隆基聊天是休闲,也是一种继续思考,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不仅跟读书听
课有着同等价值,而且是享受,仿佛有一种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闪过。父亲有时训我:
“小孩子不要听大人谈话!”于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后面偷听。
一次,被罗隆基发现了,他格外高兴。说:“小愚,到客厅来哇,罗伯伯给你讲一个
家乡的故事──有个女婿在新婚大喜后,陪着媳妇回娘家。丈母娘给他吃点心,一个
碗里打了四个糖鸡蛋。小舅子见了很想吃,母亲告诉儿子,新姑爷不会都吃掉,剩下
的归你。这个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门帘后面偷看、等着。姑爷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
再吃一个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但心想,还剩有一个呢。可他看见姐夫的那双筷子去
夹第四个糖蛋了,便放声大哭,走了出来,说:‘妈,你骗我,四个蛋他都吃了。’
小愚,你就坐在这里,罗伯伯一个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谈政治,恐怕就象不让人呼吸一样地感到憋懑。这两个因言论而获罪人
,还是恶习不改。见面聊的,不外乎国内要闻,国际形势。他俩的议论有时一致,有
时看法各异。比如:罗隆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打起来;父亲始终认为打不
起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拿来吓唬人的。罗隆基认为美苏对立、两大阵营的冷战
是世界最棘手的问题;父亲却说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是中东,中东问题最难办……可
惜,他们吉光片羽式的对话,不是我听不大懂,就是听后忘记了。
议论中,罗隆基爱联系自己。刚果的卢蒙巴被暗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父亲和他
对这个事件议论了好一阵。我做完功课,母亲让我端一盘烤面包到客厅去。罗隆基见
到我,便说:“小愚,我和你父亲正在谈论卢蒙巴呢。我很遗憾活到今天,如果1933
年被老蒋派的特务一枪打死。你的罗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卢蒙巴一样。”父亲坐
在一侧,只是笑。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
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
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
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
华,三赶校长’(11)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
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
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
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那你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我又问。
大概是看我对大人之间的事兴趣甚浓,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细说起来:“我和努生
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因为个人私事,大多出于见地不同和民盟的具体事务。加上他争
强好胜,度量狭小,讲话有时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俩一见面就吵
。但是长期以来,我容忍了他,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觉得中共比较信任我,有了这
个前提,我应该团结他。二是老罗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如曾昭抡,潘光旦,你说他们
是英美派也好,讲他们搞小集团也罢,但有一条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他们是中国为数
不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努生对你说‘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
中国搞建设,民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批人。我通过努生能联络他们。三平心而言,
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
辩之风。连沈衡老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
象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
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
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
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有了这么三条原因,我和老罗尽管摩擦不断,但还
能共处。特别是任命他为森工部长后,我觉得中共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对他的态
度也就主动缓和了……”听了父亲这番话,我对罗隆基的好感有增无减。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
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
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三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
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
向党进攻的号令。”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子,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
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高级知识份子的问题。他说
,当前知识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
一为业务顾虑。是种种顾虑使得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
在“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
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出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
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子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
消除两者间的隔膜,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
罗隆基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
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热情高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
美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套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
族,带给年轻的学子。建国后,罗隆基做了官,不再当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关注
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美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
:“高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政府不应该强迫教授去学俄文。对于
院系调整许多大学教授都反对,只是没有办法才服从,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会上,曾昭抡把罗隆基的这个谈话作为他反对共产党文教政策的言论揭发出来
,并声明:“据我所知,与罗所说的相反,1952年以后,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对院
系调整是真诚拥护的。政府行政部门只是鼓励教师学俄文,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学。”
其实,民盟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出来
,说出点东西才行。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
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
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
,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
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
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
:“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300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
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部长上
班第一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
”。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
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
(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
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
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这其中所指“记性好”的人,便有罗列52条罪
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现在一些报刊发表罗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
1949年5月二人在上海的合影。他俩身着长衫,面带微笑,悠然的神态与融洽的关系,
在洋楼与松柏的映衬下,是那样地生动。罗隆基非常珍视和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记
载着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罗隆基同张澜共患难的岁月沧桑。1948年9
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请张澜和罗隆基同赴解放区的。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工作
,如接见新闻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民盟
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让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则显得很有必要。而吕光光的发言
,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
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他“作为张主
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揭发出来。”
浦熙修(10)是与罗隆基同居10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
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
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
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
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
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
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
桥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
,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
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
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
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200元钱,怀疑是王所为,王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后罗隆
基又借故说王偷看《参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事后查清,偷
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
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跟着,浦熙修
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
汗如雨整三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1949年6月罗隆基刚
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
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
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
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
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
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
,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
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
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
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
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
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
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
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
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
!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
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
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父亲读罢这篇发言,对母亲说:“无论是出于解脱自己,还是真的以为努生反动,看
来,浦熙修是下决心要和老罗分手了。”
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会,被称之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
风座谈会。会议仍由胡愈之主持,首发阵容是抱病而来的马叙伦。老头可怜,只讲了
五分钟。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
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会场。实际上,上边也不需要马叙伦多说,表个态就
行了。
相继发言的人有:高天、冯素陶、许广平等人。大轴,仍由浦熙修担纲。
8月19日民盟中央举行第八次整风座谈会。这次批斗罗隆基的会议,由史良主持。也
许是因为民盟左派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也许由于史罗之间曾有过的感情瓜葛,这一天
,罗隆基的表现尤为恶劣,不仅对别人的揭发,概不认帐;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
又全部赖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气得痛斥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拿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10日。这其间于28日下午3时,在沈钧儒家中,举行
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史良报告:(一)罗隆基交代与张东荪的关系问题的这
部分,因涉及张东荪叛国案,《人民日报》未予发表。这是中共全面考虑问题,是正
确的。(二)本周内决定连续两次批判罗隆基。(三)虽然大家要揭发彻底,但一定
要责令罗隆基自己老实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办法,在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鉴了“肃胡(风)”运动的手段,
收缴到罗隆基从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准备停当,于8月30日和31日,连续举行第9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批斗罗隆基
。会是以他的交代做开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适、同张东荪等人的关系问
题以及关于“无形组织”的问题。尽管他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以胡愈之为首的
民盟中央左派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
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于他的反共集团在1952年
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为什么统战部和民盟左派会认为罗隆基的态度恶劣?除了批判会上的态度恶劣,他私
底下的表现也恶劣。会上,罗隆基秘书邵云慈揭发他在家里不老实写交代问题,居然
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信,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解释则
说成狡辩……就是法庭被告亦应有解释权利。”又说:“上边(指中共)对我们是爱
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大冤狱的事自古皆有,岳飞不是屈死的么?”这样的话,令
领导反右的人和拥护反右的民盟左派无比愤怒。
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李文宜和萨空了,亮出罗隆基写给赵文璧、潘大逵、范朴斋等人
的“密信”,边宣读、边分析、边批判,有力地证明罗隆基反共集团所进行的阴谋活
动。可以说,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罗隆基心窝的利箭。
继而,浦熙修、赵文璧、叶笃义、曾昭抡在一条又一条的补充揭发中反戈一击、争取
立功赎罪。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吴茂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昕、黄炎培之
子黄大能、张澜之子张乔蔷,还从各自的角度相继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言行。
与民盟批斗会相穿插的,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全国政协组织的、森工部组织的、新
闻界组织的、外交界组织的批判会。罗隆基在哪里兼职,哪里就有批斗。兼职越多,
批斗也越多。于是,罗隆基活象一个赶场的名角,赶了一场又一场,回到家中,已是
疲惫不堪。每次批斗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归纳,形成新华社通稿,第二天载于《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中央报刊。民盟更是及时地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打印出
来,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每个中央委员手里。
人缘这东西,在中国厉害无比。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态度恶劣、
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雄
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
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
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
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
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于15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
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
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
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父亲对罗隆基的性格是有认识的。他常说:“努生的脾气在欧美无所谓,在中国就要
得罪人。”有一次,还举了个得罪邓初民的例子。
我问:“是不是罗伯伯做了对不起邓初民的事?”
父亲答:“不,他没有做亏心事,只是因为一句话。”
那是在1956年,为了商量《文汇报》复刊的事,罗隆基在家里请了陈叔通、郑振铎、
叶圣陶、章乃器、徐铸成等人,做个复刊筹划。邓初民、陈劭先也赶来,这两个人一
到,罗隆基的心里就不大高兴。可作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敷衍敷衍也就算了。
罗隆基偏不,把脸一拉,说:“现在有两个教条主义者在座,我不好谈话。”话一出
口,把个邓初民气得要死。
父亲说:“努生这样做,自以为占强,其实吃亏的多是自己。我主张中庸,民盟中央
开工作会议,我请地方同志吃便饭,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讲:‘把父母、兄弟、夫
妻、同事、朋友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马列主义。’这话让人家批
判我是搞两面派,政客作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认为必须这样处世。努生的性
格有可爱之处,有度量的领袖还可以容纳他,但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
他的生活作风在内,恐怕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他的活动天地。”
果然,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
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领导反右运动的人,当然也鼓励大家
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们找来一些人专门揭发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罗隆基反动罪行材
料,也不忘将这方面的事纳入其内。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于生活琐事
,很有吸引力。她说:“我在他家3年零6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
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
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
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
道在搞什么。”
罗隆基爱摆弄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弄边对王爱兰说
:“这个收音机是进口的,你知道是谁送的吗?”王自然想知道。罗隆基告诉她:“
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爱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出来,使得
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他曾叫我清点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
‘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
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
;‘拿到哪里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道吗?’我
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美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毛
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是如此惟
利是图。”
王爱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
出来,总之,一年365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
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请来的第二个做重点发言的人。
一上台,他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
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
,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
‘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些,他又骂道:‘我是病人,
你们要冻死我吗?’罗隆基还常骂警卫:‘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
的,还是监视我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
情。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同别人比住的房间,比汽车,甚至连抽中华牌香烟也要比
,看谁抽筒子烟,谁抽纸包的。1955年到赫尔辛基开和平大会。代表团第一天的深夜
抵达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劳,而住在六层的罗隆基忽然打电话给住在一层的工作人员
,问:“你们怎么分配房间的?为什么我的房间里的浴池没有水?”等翻译找到旅馆
的服务员一同爬到六楼,他又说:“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这些工作人员还说
,他每次出国对开会没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美国电影和杂志,遛大街,办货。他
借公家许多外汇买衣料、药品和香烟。不仅自己买,还给浦熙修和干女儿买。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体育馆有精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
意,就大发脾气。他曾直接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
四级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
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视察,大摆老爷架子,坚持单独坐一辆
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性表现,就象一出戏。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
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种政治
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
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强的杀伤力,不仅让爱
面子的罗隆基丢尽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恶棍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
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在丰盛胡同中直
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
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
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
,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
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
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个月反右
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
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四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
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份子的处理问
题。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子群体中搞的一系
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
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
,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
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
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西方学者的分析很精辟,但父亲和罗隆基的认罪
服输,又略有不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
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
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
)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
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7月上旬,他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
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
有做充分的估计。8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
:“人大顶多撤消我的部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
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交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器要在大会上做检讨的消息,
他急了,催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交代,要吃亏。”在对他
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
而且开始把交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
“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
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
,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性格:身
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双双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们去参加26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
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7次(扩大)会议
。父亲请了假,让母亲去,说:“有一双耳朵听,就够了。”
会议开到6点多,肚子空空而并不感到饿、满身凉气却不觉得冷的母亲走在归途,已
是华灯初上。门铃声一响,久等在家的父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并叫我:“小愚(
我的小名),快去接我们的妈妈。”
母亲懂得父亲欲知详情的急切,洗了把脸,接过热茶,便细述会议的情况。她说:“
老罗(隆基)去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马哲民、费孝通、黄
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
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别说左派不理
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紧张的不止是被宣布处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
罗隆基不服处理,所以在头天(25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
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
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
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
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
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
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
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
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
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
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
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
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
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
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
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
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
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
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
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
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
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
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
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
。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
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
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
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
了些好处呀!’”
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
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50元的保
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
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
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
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
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
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
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
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
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
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
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
,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
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高兴,知道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声说:“小愚,出来看看罗伯伯
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
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点没有变,风度依旧,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今天来你家,
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咐洪秘书到传达室,叫政协的司机把车开回去,对罗隆基说:“等你
走的时候,用我的车。”他听了,很满意。
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
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
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
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
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
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
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
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
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
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
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
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
,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
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
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
,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
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
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
跟他同代知识份子很不一样的认识份子。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
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
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
决──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
地坚持了。
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
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
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
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
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
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
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
,做做样子。”
关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亲和罗隆基谈论的另一个话题。
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
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收获是,
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份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
国知识份子的独立自主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了
。”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部提拔重用,
并坐上我们腾出的位子。”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三
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
务委员。而杀回马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子。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是一项最重要的内
容。一切正如他俩的测算:史良、高崇民、马叙伦保留了原有职位,胡愈之、邓初民
、吴晗、杨明轩,全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说打手都上了台,故又
增加了陈望道及楚图南。这样,民盟中央副主席从原来的5人增加至9人。千家驹、沈
兹九等人,进入了常委的行列。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
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
为民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而这恰恰是罗隆基最反感的,尽管在民盟中央举行的
一次批判会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坚决相信我一定能够
改造自己。”其实,他的内心,从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改造
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
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
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
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
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
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20
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
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
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
,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我告诉罗隆基:“我们中学生也在写个人思想改造计划,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还按期
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呢。我也按要求给班主任写了一份,说‘共产主义虽好,可谁也
没见过,自己不大相信这种虚幻之物。’没想到这份思想汇报被油印出来,发给每个
同学,作为批判材料。”
他听了颇为诧异,跑回客厅,对着父亲惊呼:“你这个当父亲的知道吗?小愚也和我
俩一样,写汇报,受批判。思想改造怎么从中学生就开始了?”
“伯钧,我又来‘联盟’了。”这是他一脚踏进我家二门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话传
进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着客厅走。
父亲和罗隆基聊天是休闲,也是一种继续思考,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不仅跟读书听
课有着同等价值,而且是享受,仿佛有一种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闪过。父亲有时训我:
“小孩子不要听大人谈话!”于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后面偷听。
一次,被罗隆基发现了,他格外高兴。说:“小愚,到客厅来哇,罗伯伯给你讲一个
家乡的故事──有个女婿在新婚大喜后,陪着媳妇回娘家。丈母娘给他吃点心,一个
碗里打了四个糖鸡蛋。小舅子见了很想吃,母亲告诉儿子,新姑爷不会都吃掉,剩下
的归你。这个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门帘后面偷看、等着。姑爷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
再吃一个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但心想,还剩有一个呢。可他看见姐夫的那双筷子去
夹第四个糖蛋了,便放声大哭,走了出来,说:‘妈,你骗我,四个蛋他都吃了。’
小愚,你就坐在这里,罗伯伯一个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谈政治,恐怕就象不让人呼吸一样地感到憋懑。这两个因言论而获罪人
,还是恶习不改。见面聊的,不外乎国内要闻,国际形势。他俩的议论有时一致,有
时看法各异。比如:罗隆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打起来;父亲始终认为打不
起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拿来吓唬人的。罗隆基认为美苏对立、两大阵营的冷战
是世界最棘手的问题;父亲却说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是中东,中东问题最难办……可
惜,他们吉光片羽式的对话,不是我听不大懂,就是听后忘记了。
议论中,罗隆基爱联系自己。刚果的卢蒙巴被暗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父亲和他
对这个事件议论了好一阵。我做完功课,母亲让我端一盘烤面包到客厅去。罗隆基见
到我,便说:“小愚,我和你父亲正在谈论卢蒙巴呢。我很遗憾活到今天,如果1933
年被老蒋派的特务一枪打死。你的罗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卢蒙巴一样。”父亲坐
在一侧,只是笑。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
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
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
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
华,三赶校长’(11)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
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
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
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那你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我又问。
大概是看我对大人之间的事兴趣甚浓,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细说起来:“我和努生
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因为个人私事,大多出于见地不同和民盟的具体事务。加上他争
强好胜,度量狭小,讲话有时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俩一见面就吵
。但是长期以来,我容忍了他,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觉得中共比较信任我,有了这
个前提,我应该团结他。二是老罗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如曾昭抡,潘光旦,你说他们
是英美派也好,讲他们搞小集团也罢,但有一条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他们是中国为数
不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努生对你说‘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
中国搞建设,民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批人。我通过努生能联络他们。三平心而言,
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
辩之风。连沈衡老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
象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
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
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
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有了这么三条原因,我和老罗尽管摩擦不断,但还
能共处。特别是任命他为森工部长后,我觉得中共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对他的态
度也就主动缓和了……”听了父亲这番话,我对罗隆基的好感有增无减。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