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关于《布拉格之恋》
高中时看杂书，发现很多人喜欢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莫名其妙的短语。觉得这几个字这么摆在一起，很神奇，但不明出处。大学时垂涎三尺看着中文系学兄满架满床诗书，发现了这个名字，也知道了一个叫作米兰·昆德拉的捷克人，又是写小说，又是作电影，又是玩爵士，一专多能的样子。读来真是不错，虽然那时还有些似懂非懂。就是被文字给击中了，就像读《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就无可就药痴迷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翻遍他所有能找到的文字一样。后来遍寻那个北方城市所有的书架，收集这个捷克人所有的书，还在校园小径狭路相逢一个学兄，与他辩论为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米兰·昆德拉的问题。那时还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电影。
在电影学院拉片室的幽暗里带着耳机看《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的感觉，刻在心底很深的地方。除了影像，专注的感觉与坐在电影院里的质量别无二致。没有把电影与小说作太多的比较，实际上电影无法承载那么沉重的抽象的哲学意义。就像爱森斯坦无法把《资本论》搬上银幕。 已经听很多人批判电影拍没了小说里的深刻意韵，好莱坞欲盖弥彰的痕迹太浓。亲眼看见那些玄妙拗口又才气横溢的词句变成了一个通俗的爱情肥皂剧，政治和哲学意义成为虚化的背景，有一点失望。后来慢慢喜欢这个通俗爱情故事，在东欧韵味的音乐里迷醉了。总是看戈达尔和费里尼，还是有些疲累的。电影靠什么，打动观者或高雅或低俗的心罢了。不管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对爱情、幸福这类词的渴念是一样的。托马斯与特丽莎，特丽莎与萨宾娜，托马斯与萨宾娜，萨宾娜与弗兰茨，托马斯与无数女人，特丽莎与偶遇的男子……双双对对或者孤孤单单，都挣扎在爱和情欲里。 意识在忠实与背叛，自省与惶惑中游走，轻与重的问题伴随始终。有关于时代的困惑，也有超越时代的思索。 灵魂在肉体上方默默注视，肉体却服从本体的需要。所以才有托马斯永远的不忠和特丽莎永远的苦痛。萨宾娜虽然也需要情感的归宿，却仍然选择了自由和继续背叛。当一切沉重的思考迷惘得无从着落，就变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同时仍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布拉格之恋》编剧之一让-克洛德·卡里耶从1968年就认识昆德拉，应该会从语词掩盖下摘出情节来。这个故事编得还不算糟糕。 一切遭到压抑的时候，托马斯无论是道貌岸然站在手术台边，还是被放逐擦玻璃，都寻机与各类女子寻欢作乐。此时的自制力，远不及拒写认罪书坚定。这样的坚定，让他对特丽莎的背叛看起来不那么可恶。 丹尼尔·戴·刘易斯冰蓝色几乎透明的眼睛，狡黠着放荡着忧郁着，魅力十足，四处搜寻猎物。《纯真年代》里，满脸沧桑的刘易斯孤独坐在情人窗下，任由窗帘随风飘荡，窗子由开向关，起身默默离去。另一种诠释。可惜貌美如花的伊莎贝尔·阿佳妮没有享受到忠贞一世的爱情，真实的刘易斯只是比托马斯收敛一点而已。 萨宾娜则永远戴着黑色男式礼帽，保持自由和遗世独立。清楚记得萨宾娜说：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只是反对媚俗。我们都反对媚俗，可媚俗恰恰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一个部分。没有人能逃脱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我们永远生活在悖论中，永远在探索无法解答的问题。 她在瑞士收到写有托马斯夫妇噩耗的信，泪流满面。终结了三个人暧昧不明却真实可触摸的关系。
电影名字的另一个中文译法是《沉重浮生》，这个并不高深的俗世浮生，只是因为这样的世界而沉重。 特丽莎，永远像一只乖巧纯真容易受伤的小鹿，哀伤地绝望地爱着托马斯。她说：下次你再去找那些女人，带着我去行吗？我帮你给她们脱衣服。无望至此，直教人无奈叹息。 朱丽叶特·比诺什的美丽，在这里展露无遗。《蓝色》里面的茱丽，已经被赋予太多沉重的意义，不属于俗世，只可远观。此处的特丽莎，在阳光草地上读书，在游泳池里鱼般滑行，都是属于尘世的有血有肉的纯美少女。有人说，比诺什像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她的美既是天生丽质，又像一架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的装置，钟摆在上面弧形的摆动，左侧是古典的欧洲，右侧是赤裸在深渊上的欧洲。 特丽莎对托马斯，起初只是单纯的爱和依赖。变故让她内心的力量惊醒。不顾一切对着苏军的枪口拍照时，只身离开托马斯时，她已经长大了。 好在两个人终于有过一段无欲无求的日子，桃源仙境里与宠物猪狗做伴的日子。 就像很多年前看了电视剧就把陈晓旭认作林黛玉一样，觉得特丽莎似乎就是比诺什的样子了。
电影曾经引起恶评如潮。很多批评家对公开出现在小说里的叙述者的'缺失'感到遗憾，还探讨昆德拉小说的'不可改编性'，探讨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是否有同一性。记得一次bbs上的讨论，多数人都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嗤之以鼻，认为它难以传达出小说的神貌。 看施隆多夫的《锡鼓》时，只有看见君特·格拉斯小说《铁皮鼓》中奥斯卡的惊喜，没有太多不适。既然是改编，又何必一定沿着一条老路走到黑呢。 后来恰好看见一个叫作帕·卡特里斯的美国人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从不同视角看电影改编》。帕·卡特里斯提到了小说与电影中'跨距离'的概念，即叙事意义上焦距层次上的转换。而另一概念'零度焦距'，指不定焦于某一具体人物。这与热奈特的距离概念有关，指故事与读者（观者）之间的喻意距离，叙事者存在越明显，读者/观者与故事间的距离也就越大。二者相比，小说中体现的距离比电影中大得多。因为电影中叙事者是缺失的。而小说中时时跳出来夹叙夹议的叙事者起了很大的间离作用。 其实这篇文章里，印象最深的是他讨论影片的音乐，捷克作曲家利奥什·雅那切克的《童话：第三乐章》里的小提琴协奏曲。 一直钟情捷克的音乐，因为昆德拉小说里描述的捷克民族的载歌载舞，歌舞中的突发爱情（小说《玩笑》里），更重要因为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骤然一听，惊艳的感觉一直难忘，于是开始了四处搜寻的历程并幸运得逞。有些音乐会忽然间在人生的某个瞬间打动你，就像你不知道自己听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会忽然落泪。就像遭遇米兰·昆德拉故弄玄虚说的'利多斯特（litost）'：一个人突然洞察自身的悲惨而产生的一种极度痛苦。 看了文章的第二天，就在学校门口的路上买到了雅那切克弦乐四重奏的cd，觉得很奇妙。后来看见李皖写的'向雅那切克致敬'的文章。音乐披上世俗外衣，表述方式开始平俗，这，似乎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时代使然。
影片使用了捷克导演詹·尼梅克的资料镜头，就是苏军坦克（1968年8月20日和21日）入城那段，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当时尼梅克正与约瑟夫·斯克沃莱吉拍摄的一部关于布拉格的纪录片，名为《布拉格清唱剧》（1968年）。影片还使用了曼·雷和比尔·布兰蒂的摄影素材。 捷克新浪潮电影导演贾洛米尔·吉里斯1968年曾经改编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可惜没有机会见到。
人们想成为未来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要命的是这个人太聪明而且很刻薄，象巫师一样，总是一刀正中要害。电视里channel[v]台循环播放王菲有一搭没一搭的《笑忘书》，一看即知作词者大约某天看到了《笑忘录》的封面。几乎是个完全小资手册。10年前出现的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是'庸俗化了'的先声而已。也许此时，已经没有人愿意把它拍成一个哪怕更庸俗的东西，因为关注这种小说的人并不多了。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我们写书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们根本就不屑一顾。我们转向一个匿名的世界，是因为我们向自己妻子谈话的时候他们充耳不闻。' 那年我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拿《生活在别处》与人互换，结果各自都痛心不已。后来，书的前主人刻了一个小石头给我，作为永久纪念。将它别在一件红色外衣上画的嘴斜眼歪的韩国逃学顽童旁边。总是有人问我：那上面写的什么？仔细看，然后哈哈大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搞笑了吧？ 然后我也笑。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觉得这个小石头和这个小孩和这件衣服很协调。
作者：黄小邪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高中时看杂书，发现很多人喜欢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莫名其妙的短语。觉得这几个字这么摆在一起，很神奇，但不明出处。大学时垂涎三尺看着中文系学兄满架满床诗书，发现了这个名字，也知道了一个叫作米兰·昆德拉的捷克人，又是写小说，又是作电影，又是玩爵士，一专多能的样子。读来真是不错，虽然那时还有些似懂非懂。就是被文字给击中了，就像读《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就无可就药痴迷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翻遍他所有能找到的文字一样。后来遍寻那个北方城市所有的书架，收集这个捷克人所有的书，还在校园小径狭路相逢一个学兄，与他辩论为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米兰·昆德拉的问题。那时还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电影。
在电影学院拉片室的幽暗里带着耳机看《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的感觉，刻在心底很深的地方。除了影像，专注的感觉与坐在电影院里的质量别无二致。没有把电影与小说作太多的比较，实际上电影无法承载那么沉重的抽象的哲学意义。就像爱森斯坦无法把《资本论》搬上银幕。 已经听很多人批判电影拍没了小说里的深刻意韵，好莱坞欲盖弥彰的痕迹太浓。亲眼看见那些玄妙拗口又才气横溢的词句变成了一个通俗的爱情肥皂剧，政治和哲学意义成为虚化的背景，有一点失望。后来慢慢喜欢这个通俗爱情故事，在东欧韵味的音乐里迷醉了。总是看戈达尔和费里尼，还是有些疲累的。电影靠什么，打动观者或高雅或低俗的心罢了。不管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对爱情、幸福这类词的渴念是一样的。托马斯与特丽莎，特丽莎与萨宾娜，托马斯与萨宾娜，萨宾娜与弗兰茨，托马斯与无数女人，特丽莎与偶遇的男子……双双对对或者孤孤单单，都挣扎在爱和情欲里。 意识在忠实与背叛，自省与惶惑中游走，轻与重的问题伴随始终。有关于时代的困惑，也有超越时代的思索。 灵魂在肉体上方默默注视，肉体却服从本体的需要。所以才有托马斯永远的不忠和特丽莎永远的苦痛。萨宾娜虽然也需要情感的归宿，却仍然选择了自由和继续背叛。当一切沉重的思考迷惘得无从着落，就变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同时仍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布拉格之恋》编剧之一让-克洛德·卡里耶从1968年就认识昆德拉，应该会从语词掩盖下摘出情节来。这个故事编得还不算糟糕。 一切遭到压抑的时候，托马斯无论是道貌岸然站在手术台边，还是被放逐擦玻璃，都寻机与各类女子寻欢作乐。此时的自制力，远不及拒写认罪书坚定。这样的坚定，让他对特丽莎的背叛看起来不那么可恶。 丹尼尔·戴·刘易斯冰蓝色几乎透明的眼睛，狡黠着放荡着忧郁着，魅力十足，四处搜寻猎物。《纯真年代》里，满脸沧桑的刘易斯孤独坐在情人窗下，任由窗帘随风飘荡，窗子由开向关，起身默默离去。另一种诠释。可惜貌美如花的伊莎贝尔·阿佳妮没有享受到忠贞一世的爱情，真实的刘易斯只是比托马斯收敛一点而已。 萨宾娜则永远戴着黑色男式礼帽，保持自由和遗世独立。清楚记得萨宾娜说：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只是反对媚俗。我们都反对媚俗，可媚俗恰恰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一个部分。没有人能逃脱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我们永远生活在悖论中，永远在探索无法解答的问题。 她在瑞士收到写有托马斯夫妇噩耗的信，泪流满面。终结了三个人暧昧不明却真实可触摸的关系。
电影名字的另一个中文译法是《沉重浮生》，这个并不高深的俗世浮生，只是因为这样的世界而沉重。 特丽莎，永远像一只乖巧纯真容易受伤的小鹿，哀伤地绝望地爱着托马斯。她说：下次你再去找那些女人，带着我去行吗？我帮你给她们脱衣服。无望至此，直教人无奈叹息。 朱丽叶特·比诺什的美丽，在这里展露无遗。《蓝色》里面的茱丽，已经被赋予太多沉重的意义，不属于俗世，只可远观。此处的特丽莎，在阳光草地上读书，在游泳池里鱼般滑行，都是属于尘世的有血有肉的纯美少女。有人说，比诺什像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她的美既是天生丽质，又像一架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的装置，钟摆在上面弧形的摆动，左侧是古典的欧洲，右侧是赤裸在深渊上的欧洲。 特丽莎对托马斯，起初只是单纯的爱和依赖。变故让她内心的力量惊醒。不顾一切对着苏军的枪口拍照时，只身离开托马斯时，她已经长大了。 好在两个人终于有过一段无欲无求的日子，桃源仙境里与宠物猪狗做伴的日子。 就像很多年前看了电视剧就把陈晓旭认作林黛玉一样，觉得特丽莎似乎就是比诺什的样子了。
电影曾经引起恶评如潮。很多批评家对公开出现在小说里的叙述者的'缺失'感到遗憾，还探讨昆德拉小说的'不可改编性'，探讨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是否有同一性。记得一次bbs上的讨论，多数人都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嗤之以鼻，认为它难以传达出小说的神貌。 看施隆多夫的《锡鼓》时，只有看见君特·格拉斯小说《铁皮鼓》中奥斯卡的惊喜，没有太多不适。既然是改编，又何必一定沿着一条老路走到黑呢。 后来恰好看见一个叫作帕·卡特里斯的美国人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从不同视角看电影改编》。帕·卡特里斯提到了小说与电影中'跨距离'的概念，即叙事意义上焦距层次上的转换。而另一概念'零度焦距'，指不定焦于某一具体人物。这与热奈特的距离概念有关，指故事与读者（观者）之间的喻意距离，叙事者存在越明显，读者/观者与故事间的距离也就越大。二者相比，小说中体现的距离比电影中大得多。因为电影中叙事者是缺失的。而小说中时时跳出来夹叙夹议的叙事者起了很大的间离作用。 其实这篇文章里，印象最深的是他讨论影片的音乐，捷克作曲家利奥什·雅那切克的《童话：第三乐章》里的小提琴协奏曲。 一直钟情捷克的音乐，因为昆德拉小说里描述的捷克民族的载歌载舞，歌舞中的突发爱情（小说《玩笑》里），更重要因为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骤然一听，惊艳的感觉一直难忘，于是开始了四处搜寻的历程并幸运得逞。有些音乐会忽然间在人生的某个瞬间打动你，就像你不知道自己听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会忽然落泪。就像遭遇米兰·昆德拉故弄玄虚说的'利多斯特（litost）'：一个人突然洞察自身的悲惨而产生的一种极度痛苦。 看了文章的第二天，就在学校门口的路上买到了雅那切克弦乐四重奏的cd，觉得很奇妙。后来看见李皖写的'向雅那切克致敬'的文章。音乐披上世俗外衣，表述方式开始平俗，这，似乎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时代使然。
影片使用了捷克导演詹·尼梅克的资料镜头，就是苏军坦克（1968年8月20日和21日）入城那段，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当时尼梅克正与约瑟夫·斯克沃莱吉拍摄的一部关于布拉格的纪录片，名为《布拉格清唱剧》（1968年）。影片还使用了曼·雷和比尔·布兰蒂的摄影素材。 捷克新浪潮电影导演贾洛米尔·吉里斯1968年曾经改编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可惜没有机会见到。
人们想成为未来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要命的是这个人太聪明而且很刻薄，象巫师一样，总是一刀正中要害。电视里channel[v]台循环播放王菲有一搭没一搭的《笑忘书》，一看即知作词者大约某天看到了《笑忘录》的封面。几乎是个完全小资手册。10年前出现的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是'庸俗化了'的先声而已。也许此时，已经没有人愿意把它拍成一个哪怕更庸俗的东西，因为关注这种小说的人并不多了。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我们写书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们根本就不屑一顾。我们转向一个匿名的世界，是因为我们向自己妻子谈话的时候他们充耳不闻。' 那年我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拿《生活在别处》与人互换，结果各自都痛心不已。后来，书的前主人刻了一个小石头给我，作为永久纪念。将它别在一件红色外衣上画的嘴斜眼歪的韩国逃学顽童旁边。总是有人问我：那上面写的什么？仔细看，然后哈哈大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搞笑了吧？ 然后我也笑。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觉得这个小石头和这个小孩和这件衣服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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